第1章 自序 历史的帷幕，在庙堂与江湖徐徐拉开

武丁，左史与右史

炎、黄、尧、舜、禹、汤毕竟是古书中影影绰绰的人物。考古是我们认识远古最直接也是最准确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随着考古的发现和证实，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期，算得上是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一直在不断的迁移中流浪。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以后三百年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盘庚迁殷（今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才第一次确立了长期固定的王都。

到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史称“武丁中兴”。

据说公元前1247年，商王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任命他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励精图治，遂使商王朝得以大治。

内政巩固之后，武丁便开始了大规模征战。先是迫使周边时叛时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着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小邦甫、衔、让等。至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西起今甘肃一带，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华夏大体的疆域。

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武丁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此举开了分封制的先河。而后来将分封制发扬光大的周王朝，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后接受了商的封号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此际，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已经定型；活人祭祀开始流行，一次祭祀仪式上百人做牺牲的记载就有多次；对卜辞的迷信发展到了极致。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其子祖庚继位。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汉书·艺文志》告诉我们，“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乃中国古代朝廷很早就立下的规矩。“左史”、“右史”乃上古实有的史官设置，最早就是出现于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记言”、“记事”历时三个阶段，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的起居注之类。

《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与于“记事”。

“左史”、“右史”最早出现于武丁时期，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后母戊鼎，一直是主角

1939年3月，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带领四十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一个铜锈斑斑的马槽式的庞然大物被掘了出来。随后，被藏在村民吴培文的院中。

这个庞然大物便是后母戊鼎。

这个消息被当时盘踞在安阳的日寇获悉。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来到吴培文家，未果。十分紧张的村民们打算迅速卖掉这尊大鼎，以消灾避祸，他们秘密找来北平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很有眼光的肖寅卿一看也被惊呆了，果断出价二十万大洋。

二十万大洋对那时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不但是天文数字，也是天大的诱惑。

因为大鼎体积实在太大，买家要求村民们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以便装箱运输。资料记载，村民们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或许因为大鼎太过结实，久砸不坏；或许因为是陈年神物，心存敬畏的村民心“虚”了，他们越砸越觉得作孽，对祖先的敬畏战胜了二十万大洋的诱惑。后母戊鼎方完整保留下来——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

不死心的日本人又来了。一百多个日本兵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终无功而返。之后，日本人又派来三辆大卡车，架起机关枪进村，挖地三尺，却也未能找到大鼎。吴培文在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之后，想出一个妙计，他花二十个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第三次进村的日本兵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

但日本人怀疑有诈，仍紧盯吴培文的行踪。为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自己出走他乡，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7月，一条消息登上报端：“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文中“古炉”即后母戊鼎。原来，时任安阳县县长的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

这尊旷世奇宝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处于那个时代众多青铜器的巅峰。这些传世的青铜器，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它们代表着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编注：此处“封建”指封邦建国。本书采纳了“封建”的两种含义：一是指商周时期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二是指自秦至清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了便于读者区分，本书在出现第二种含义时加编注）。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

“中国”的概念，是从周公时代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制定这个样本的，就是周公。周公眼里，秩序贯穿于整个邦国，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秩序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周王朝定下的这些“规”和“矩”，其后中国封建（编注：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王朝历代的君王们沿袭使用了几千年。

本书收集的四十余篇历史散文随笔，把重点放在先秦，因为先秦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充满无限激情和无穷魅力……无论从哪个方向去看，先秦都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值得书写的时代。

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此间有名的士，比如荆轲、比如苏秦、比如张仪、比如范雎、比如甘罗、比如邹忌、比如冯谖、比如商鞅、比如孟子、比如孙膑、比如田忌……都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与佳话。

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

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把公元前6世纪前后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不可一世的士。

整整一部《左传》，士可杀不可辱的记载不绝于书，这便是士之风骨所在。

“先秦”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秦帝国很值得研究。

战国时期的较量绝不只在战场上。秦始皇能统一天下，或许可以从某些细节管中窥豹。当六国都在各自打着小算盘，用百姓的生命以邻为壑的时候，秦始皇却宣告“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

开工于嬴政元年（前246年）的郑国渠乃韩国走投无路之下的“疲秦之计”，虽然它可谓嬴政“一号工程”，但真实意图在于耗竭秦国实力，以拖延战术求生存之道。

一水灌溉关中，“疲秦之计”最终变成“强秦之策”。郑国渠建成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国统一中原的战车正式驶向战场，战车所向披靡，最先被压得粉身碎骨的，却是苦心孤诣的韩国。

公元前221年，当齐国的战旗最后倒下的时候，坐在高高战车上的嬴政大笑不止，秦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了。

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征调帝国各地民工大修阿房宫。

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被派上了徭役，为期一年。咸阳之行，大开了刘邦的眼界。沛县东去咸阳二千余里，走三川东海大道，出泗水入砀郡，横穿三川郡，由函谷关进入关中。以战国旧国论，由楚国出发，经过魏国、韩国到秦国，堪称一次“国际大旅行”。这让小民刘邦耳目一新。

其间，刘邦遭遇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目睹了秦始皇的风采——未来的汉高祖遇见在位的秦始皇。

对于咸阳徭夫、沛县乡佬的泗水亭长刘邦来说，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阳，他久久迈不动脚步，感慨至于极点，不停念：“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一句感慨，概括了刘邦一生的政治走向，他要像秦始皇一样君临天下，在万人观瞻的车马出行中体验人生的满足。

“先秦”乃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也正是因为有了刘邦，“先秦”的历史得以告终，秦汉的历史帷幕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