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布衣状元骆成骧
骆成骧是清朝唯一一位四川籍状元。他清廉自守，刚直不阿，爱国爱乡，毕生钟情于教书育人，为近现代四川的人才培养倾尽心血，不愧为一代社会良知。2015年是清末状元骆成骧诞辰150周年暨中状元120周年，在此之际回顾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015年6月开始，四川不少地区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骆成骧的外侄孙、书法家周嗣铨编辑出版了《骆状元诗文楹联书法选》，本书不但收录了所能找到的骆状元的诗、文、楹联以及书法作品，周嗣铨还根据骆状元诗文的书法，邀请了当代一些有实力的书法家写骆状元的作品，这是一件传承文化历史、弘扬书法艺术的好事。
四川与科举
科举从隋朝开始，到清朝末年废止，一共经历了约1300年的时间，产生的状元有多少呢？学者周腊生考证历代有名有姓的有671人，仅知其姓的有3人，可见在古代要考个状元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完全是靠实力和运气相结合。做一个读书人，走到状元这一步，就像在游戏里打怪物一样，打不过就一直困在这一关，而打过了接下来还有更变态的关卡。反正一个读书人县里考、府里考、省里考、京城考，最后要考到金銮殿之上，第一名才是状元。
四川产生状元的黄金时代是在唐、宋，尤其在宋代达到巅峰，有统计四川在两宋时期共出了13位状元。比如中学课本里欧阳修《卖油翁》中写的那位：“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学生一开始读课文的时候，以为陈尧咨不过是一个喜欢射箭的武人，岂知此人可是宋咸平三年（1000年）的状元。他还有一个哥哥陈尧叟，在宋端拱二年（989年）也是状元。陈尧咨还有个哥哥陈尧佐，虽然不是状元，但也是进士，加上他们老爹、同样是进士的陈省华，这陈姓一家堪称当时四川一地无出其右的学霸家族。
除陈尧咨兄弟外，四川在宋代还出了苏易简、马涓、何㮚、赵逵、许奕等状元。其实宋代的四川，真是人才济济，宋仁宗时期，苏洵带儿子苏轼、苏辙到京城考试，都中了进士。本来苏轼是可以中状元的，当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震动了阅卷考官，然后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看，恰好当年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考试，欧阳修觉得这文章可能是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不敢给第一，于是给了个第二，苏轼也就与状元擦肩而过了。
在宋末元初的战争中，四川大量的精英、文人遭遇灭顶之灾，盆地的这种地理特点，又使得四川的恢复非常艰难。结果，等到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文允中中状元，已经是元朝末年了。四川文人刚刚缓了一口气，就又迎来了改朝换代的战争，文允中也死于兵荒马乱之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到明朝杨慎在明正德六年（1511年）中状元，中间又间隔了一百多年。杨慎实至名归，不但当时淘汰众多同辈，也是少有几位至今仍常被提起的状元。至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对四川伤害就更大了，所以这一次拿状元等的时间又更长了，经过了三百多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才由骆成骧中了状元，而这时清朝已在内忧外患的狂风暴雨里摇摇欲坠……
光绪皇帝青睐骆成骧
在网络上看到，关于骆状元的身世与出生地，就有好几个说法。
必须纠正一个以讹传讹的错误。说骆状元出生地不是资中县舒家沟，他也不姓骆，本姓李，生于云南会泽。这些人说，骆状元因而是云南的骆状元。这是完全错误的。骆家由浙江迁至湖北，再迁至贵州，三迁至四川资中舒家桥七里沟（现资中县双龙镇状元村）。迁到资中的祖先名叫骆万钟，从骆万钟到骆成骧，共计14世。
骆成骧，字公骕，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内江资中县舒家桥七里沟人，他幼年就在资中读书，有很多传说，当然不乏附会成分。比如他上京赴考前，他妹妹叫他采撷“状元红”戴在身上，因而灵验，等等。
流传甚远的是，他父亲上山砍柴，看到几只猴子抬着一个死猴，后面跟着一群小猴，显出很悲痛的样子。前面有一只老猴东张西望，终于在一个山坳上选了一个地方，指手画脚，指挥猴儿们刨了个土坑，将死猴埋了，而尾巴露在外面。猴儿们的举动被骆万钟看得一清二楚，他后来请了阴阳先生前去一探究竟。阴阳说那是死的猴王，而老猴子有一种天生的堪舆本领，它选的这个地方是弯弯屋基嘴嘴坟，如果人埋在这里，后世儿孙必出状元无疑。骆万钟回家便告诉儿子，他今后死了就葬在那里，后来果然应验，其后裔骆成骧中了状元。
有人说光绪梦见“二马奔槽”，意为“骆成骧”三字中的两个马旁，“槽”也就是“朝”，此乃贤臣奔赴朝廷效劳之意。而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对骆成骧中状元的事颇感兴趣，他曾绘了一组《资州八胜图》，在第六幅《三峰毓瑞》的跋语中写道：“三峰在珠江南岸，青乌家言：‘当建三塔象笔架，必出状元。’塔成明年，骆公骕大魁天下。”无论是名家还是百姓所乐道的这些怪谈，自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这未尝不是骆成骧为民所敬的绝好佐证。
骆成骧9岁时，随父亲来到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骆成骧很快显露出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才华。五年之后，14岁的骆成骧应州试，考为第一，成为“县案首”，被入主尊经书院的名儒王闿运所看重。当时王闿运担任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并拜王闿运为师。
骆成骧家境贫寒，他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省吃俭用，每月还存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县，贫困状况与骆成骧差不多，两人惺惺相惜，非常投缘。一次，谢泰来与骆成骧对对联，他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讨口”是四川方言，就是当叫花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由此可见那时莘莘学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豪情。这一对联在书院传为美谈。
谢泰来于光绪乡试后去北京参加会试，落第，担任八旗官学教习。后来应举人大挑，分发陕西做知县，民国建立后才回四川。其人物传略收入《射洪县志》。
谢泰来之子，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学家的谢兴尧先生。谢兴尧，笔名五知、老长毛、尧公等，四川省射洪县人。幼读私塾，受教于状元骆成骧，民国十五年（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于2006年6月23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堪隐斋杂著》里收有一篇《我的状元师傅骆成骧》，说民国后骆在成都讲学，青年学生很八卦，问他：“状元公是不是要打马游街（当然要了！），若然，是何情形？”又问他为何不被招去做驸马？成骧一听，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堪隐斋杂著》，山西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4页）
这种表现，印证了我的一个感觉：状元大都死板，没有幽默感。恰如王闿运常对之表示轻蔑的“状元宰相一路人”（他也是亲眼见过状元的）。
不过，清朝的末代状元——这四个字本应属于刘春霖，可常被破折号后面那位占用，几乎约定俗成了——张謇则似是状元中的另类。不要说他做生意赚那么多钱，只说他给人题字，就知道他心思玲珑、长袖善舞超乎侪辈。据杨绛回忆，张謇曾给钱锺书父亲钱基博题字，曰“江南才子”。钱先生兴奋了好久。后来才知道，张謇给江浙一带读书人题字，差不多都是这四个字。
从尊经书院肄业后，骆成骧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会试，成为乙未科的进士，随后参加了殿试。殿试当天，光绪皇帝亲自策问。深受变法图强思想影响的光绪，自然不喜欢冬烘先生，强调学以致用。他当时出了四道有关军事、民生、道德和水利农业的考题，骆成骧一气呵成，很快写成文章，这篇应试之文虽然只有1700余字，但却直指时弊，批评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贪污成风，应当整顿朝政、厉行节俭、发展水利和农业。此外，骆成骧还提出皇帝必须亲政，只有拥有权力，才能“转祸为福，转败为功”，这立即应和了光绪不愿意当傀儡，要变法图强的心意。骆成骧的文章被光绪皇帝看中，钦点为状元。
我们知道，四川文脉最盛的地方是阆中，唐宋时期出了4位状元；其次就数资中，宋清时期出了赵逵和骆成骧两位状元。骆状元与明代四川状元杨慎一样，都是独撑一省一朝的文脉。
骆成骧中了状元，据说当时有人就不服气。说他殿试对策，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语，恰好说到了光绪心坎上，才被钦点。清朝前中期，状元几乎被沿海江浙人包办。贵州光绪十二年（1886年）终于出了状元赵以炯，到光绪十二年（1895年）四川也出了状元，读书人高兴，老百姓高兴，还能增强政府的凝聚力，可谓一举多得。
刚直不阿，顺应时代潮流
骆成骧中了状元，对四川的读书人和社会风气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读书人扬眉吐气，发奋努力，辛亥革命前后四川就涌现出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仁人志士。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们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聂帅在这里记忆有误）。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3页）
骆状元参与、见证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骆成骧中了状元按惯例授翰林院编修，但他从不抱残守缺。戊戌变法前，他与维新志士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磋商变法，与杨锐、刘光第等四川籍京官组织“蜀学会”，以“讲西学，开风气”为宗旨。讲习新学，宣传维新思想。骆成骧由此成为维新派，也是“帝党”成员之一。骆成骧认为：士人不习西书，不讲西政，“则风气无由而开”，为此他又与杨锐、王乃征等创设“蜀学堂”，并屈状元之尊报名入堂学习西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骆成骧被授以“稽查功课提调”之职，骆成骧后来还担任“藏书楼提调”（京师大学堂第一任图书馆馆长）。“任事皆殚精力为之”，极力倡导西学、新学。正当骆成骧在筹建事务中忙碌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被幽禁，支持维新的官员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杀，戊戌维新彻底失败。骆成骧属于光绪青睐的维新派，慈禧再也不加重用。老乡兼师友杨锐的被害，让骆成骧悲痛不已。后来他在绵竹杨公祠题了一联：“大节壮人寰，谁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两行垂老泪，我伤梁木其坏，泰山其颓。”他的政治主张较为平和，主张“缓变”，不似康、梁那样激进，因此戊戌政变后，他虽未再得到清廷重用，但也未遭受革职之厄。在这前后三年里，他没有写一首诗。
但是，他绝非“好好先生”。资中同乡、同盟会员杨禹昌为建立共和，在京刺杀袁世凯失败被杀，被曝尸荒野，无人敢去收尸。骆成骧挺身而出，为其收尸，掩埋于北京四川义地。骆成骧返回四川时，还将烈士的遗孀罗夫人及孤儿和烈士的血衣带回资中，愤然命笔作《杨烈士节略》，表达了自己的悼念之情。他还为刺杀袁世凯的烈士魏云泉收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将“仿行宪政”，骆成骧遂以官费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考察民主制度。在此期间，他与学友共同翻译了世界各国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以为中国仿行宪政之借鉴蓝本。两年后他回国主持桂林政法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国画大师晏济元曾说，自己东渡日本求学，也是受了骆状元感召。
宣统二年（1910年），他出任山西提学使，发生了一次奇怪的自杀事件。不久武昌起义成功，他深感光绪知遇之恩，“痛苦不欲生，奔投井，家人环阻不克殉”。事后又含泪赋诗：“纵是瀛台亲笔点，皇清添个送丧臣。”这是他忠直为人的正常表现，不应非议，因为他的思想并不顽固，在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下，很快就转化过来，毅然提笔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的表章上签上他的大名，隆裕太后看到他的名字，哭着说：“骆某亦谓当如是耶？”
清朝被推翻之后，袁世凯准备复辟当皇帝，他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袁世凯派成都知县找到骆成骧，苦劝他出山，担任川、滇、黔筹安会的会长。素来平和的骆成骧闻之大怒，拍案而起……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的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率领护国军北上，与四川督军陈宧的北洋军队交火。陈宧是骆成骧的学生，就找老师商量。陈宧说：“现在时局紧迫，我虽然受到袁氏重用，但对他称帝也很反感。我如果依从他，将受到天下人唾骂；如果反对他，我身边几乎全是袁世凯派来的人，随时都有生命之忧，请问老师如何是好？”
骆成骧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
骆成骧就像诸葛亮作“隆中对”那样，为陈宧设计了“联蔡、推冯、反袁”的六字方针，他解释道：“此未可明拒也。方今情势，成都南京并重，而南京冯国璋久于袁，可以资王推让之。蔡锷方自云南率护国军起义讨袁，宜暗与联名函冯，许以袁败后推彼为大总统，则袁笼络之术穷，失恃而败矣。”
他让陈宧联合蔡锷，给在南京的冯国璋发密电，说如果袁世凯败了，就推冯国璋当大总统。本就有野心的冯国璋接到密电后，暗自高兴，他果然按兵不动。骆成骧为陈宦代拟了3封讨伐袁世凯的电稿。电报在民国五年（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较温和，劝袁世凯退位。但第三道电报宣布：“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至于地方秩序，宧守土有责，谨当为国家尽力维持。新任大总统选出，即奉土地以听命。”袁世凯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宧都会反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不久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退位，随即一命归西，正应了骆成骧事前“要气死国贼”的话。骆成骧知道后题了一首《咏剑诗》，其中有这样的妙句：“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
骆成骧对讨伐袁世凯的蔡锷是相当尊敬的。蔡锷到上海治病，骆成骧很是担忧，写诗道：“乾坤惨未清，忍泪送公行……”而当他得知蔡锷在日本去世的消息后，更是悲痛不已，写出《祭蔡松坡督军文》，其文情深意切，当骆成骧在蔡锷的追悼会上读起篇悼文，更是一边读，一边流泪，感人至深。
“穷状元”与“强国强种”
在成都尊经书院苦读期间，骆成骧除了带点米去煮饭，吃的不是饭馆里不要钱的“随菜”，就是免费的泡菜……这些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他后来流传的名言是，“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勉励一代代后生。
他高中状元后，登门报喜的鞭炮、锣鼓声响彻山野，他的母亲正在山上捞柴火。他的妹妹对我父亲讲过，自己到18岁了也没有使用过一床蚊帐。“布衣状元”之称的骆成骧清廉自守，不求高官厚禄，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他的两件事：一件是中举之后，有人建议在他老家修建一座“状元府”，被他婉言谢绝；另一件是骆成骧曾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读，他用餐仅有二菜一汤，这让前来拜谒他的地方官员吃惊不小：“状元何清苦至此？”骆成骧答：“门生有此足矣！”其洁身自爱，甘于淡泊，不取不义之财，节操高雅非常人能及。
他建议在四川高等学校的基础上改立四川大学，还发动大批名流联名上书四川省长公署，呼吁“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陈宧离开四川的时候，送了4000大洋给他，他全部转赠给四川高等学校。在四川大学的校史上，他是第一个捐赠巨款的兴学助教之士。与此同时，骆成骧还在四川法政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上了老师。一年之后，骆成骧到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任校长，并开始筹办成都大学，张澜就是因为他的推荐，才当上了成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骆成骧德高望重，人们尊他为成都“五老七贤”之首。骆成骧似乎并不在乎，他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
“五老七贤”维持社会公平，但也有些守旧。
自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历任都督、督军、省长都聘请一些前清遗老、社会名流做顾问，社会上统称这些人为“五老七贤”。杨森在成都搞市政建设，有修马路、退街房、毁城墙等之举。这批名流曾联袂为街道“请命”，哪知杨森并不买他们的账。此时刘湘与杨森为争四川治权明争暗斗，杨森下台，刘湘接任川康边务督办一职。徐子休、曾奂如、陈孟孚、文海云等名流再次联名上书，说，公共汽车其状巍巍，其声隆隆，“形如市虎，谈虎变色”，坐车的也多是游手好闲之徒，易引起事端，更不用说汽车出个事故就会死人。总之要求禁止汽车在城内行驶。刘湘立即同意，下令禁止公共汽车运行。
何嘉谟等人买这批汽车和开公司运营，投资达十余万元。运行不久就被叫停，如何肯甘心从命？他们遂加以变通，在成都花会期间在春熙路往南门一线开通班车，生意也还不错。“五老七贤”者流又向刘湘反映，甚至要求武装禁止。至此，华达公司陷入“有车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向马路局缴纳通行捐，改为在成都至新津一段跑短途客运。不久这家公共汽车公司就因亏损巨大而倒闭了。
尽管有此波折，该来的终究要来。十几年后，到抗战期间的1942年底，又一家由官商合办的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在成都成立，公司购进12辆木炭车，重新开通公交线路。
清代的状元，大多不受重用，所以有大作为、为后世所熟知的并不多。骆成骧当状元之后，干的工作主要都是与教育有关，多为虚职，考卷上展示的报国梦想无从实现。
1920年，骆成骧之子骆凤麟从德国留学回来，谈到德国有人专门研习东方柔术。骆成骧深受启发，他想到世界列强纷纷入侵，恣意瓜分中国，要保家卫国，“监阵肉搏之术，不得不讲”，于是有意倡导武术。
他自己作为一介书生，目睹甲午海战、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军阀混战之后，由尚文转向尚武，自己在成都家中苦练南北两派的武术，并尤其喜欢射箭，据说，他在自家后院房廊下竖起红心箭靶，每天清晨活动拳脚后，便拿起弓箭全神贯注“嗖嗖嗖”地练射。他提倡“武德”，将家中箭道房廊题名为“德华馆”。他与清末翰林颜楷、方鹤斋、刘豫波等一起组织了一个“射德会”。
对此，有人这样对骆成骧说：“你是个文人，是以文章大魁天下而名显于世的，为啥要弃文从武了呢？”
他说：“我不是弃文从武，而是强调文武皆备。孔子就说过‘有文事者必武备’，孔子就是一个文武皆备的圣人。他周游列国，腰间佩了一柄长剑，说明他精于剑术。《论衡·效力篇》还说孔子能举北关之门，不以力自张，可见孔子的力气之大。《礼记》也说孔子‘弋不射宿’，他的箭连静止的动物都不射，只射飞鸟，可见他的箭法之高。《礼记·射礼》又说‘孔子射于矍阳之国，观者如堵墙焉’。由于孔子能文能武，他那三千弟子、72贤人也全是文武之才，其中子路就勇武而精于剑术，连孔子都自愧不如，道是‘由子勇，贤于丘也’。孔子的另外两个弟子冉有和樊迟还当过鲁国的左军统领和右军先锋，屡立战功，其文韬武略都是从孔子那儿学到的。”
骆成骧引经据典，将文武之道的辩证关系说得精辟入微。他还将武术提升到了强国、强种的高度：“如今国贫民弱，倘不思尚武自强，强国强种，则华夏危殆甚矣！”他根据自身的体质，选择射箭一道，说这是“射以观德，岂止于御敌强身哉！”所以他倡导成立了射德会，并题了一副对联：“勉诸君体育、德育、智育；期万世国强、家强、身强。”他还为资中武庙题写了一副对联：“孔夫子、关夫子，两个夫子；著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再次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文武同源。
骆成骧还为推动四川武术活动出面奔走。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凭借自己的声望筹集资金并得到四川军政要人赞助，在少城公园旁的半边桥修建“四川省武术馆”，武术界公推骆成骧任会长、刘崇俊任副会长。蜀中文魁竟然成了武林盟主，一时传为佳话。
骆成骧酷爱武术，身体力行，倡导“强国强种”，身为“武士会”会长，他为别人撰写碑文得到的数千元酬金，全部都捐给了“武士会”。他一再强调：“射以观德，不仅止于御敌强身也。”
“射德会”的消亡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清代成都，在中国是除北京外最著名的制弓名城。
清代成都制弓业中，以成都西大街武氏“长新弓铺”最有名，与北京“聚元号”齐名，创始人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正福。武正福原是农民，后来拜师于提督衙门外的“骆大兴”弓箭铺门下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创建弓箭铺。武举时代，“长新弓铺”生意火爆。
各弓箭作坊在光绪末年武举停考，骤然衰落。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立射德会后，“长新弓铺”在成都西大街复业，年造弓百张，每张弓大洋10元。此外还有老皇城西边金家坝街的“旷复兴弓铺”。
安维胜老师在1986年时采访过时已90余岁的武树森。据老人回忆：他爷爷、父亲都是造弓能手，他本人还参加了射德会的比武，并获得2枚金章及1枚特章。其女武泳华也参加过比赛。武树森当年还常与骆状元等人，在周日到邓锡侯的庆云庵公馆去射箭。
武树森老人还讲：比赛射距男子为28弓（即28个弓身之长，一个弓身长为3尺7寸）；女子为24弓，射“特章”为32弓。弓多用楠竹、核桃木和牛角制成。箭为桦木制成，重一两或一两二钱的用来射远；重一两六钱者，用以射准。其长度分别为3尺、2.8尺、2.6尺、2.4尺。弓采用传统制造法，要经374道工序历时3年才能完成，弓分为8力、10力、12力和14力等级，一个力合9.4斤。
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的学者，曾对东北、西南、台湾等地的民间艺术、手工业进行调查研究。历史学者谭旦冏1942年到成都，在论文中写道：“近年来，全中国制造弓箭的地方，是仅有北平和成都，然而也只是奄奄一息地很难维持下去。有的有人才而无工作，有的有工作而无销路。全消灭或失传是在不久的将来。成都是一个较为古老的城市，那里聚集了不少的手艺人，它处在新旧技术都能吸引仿效，而且是一个相当能保守的地方……”
谭旦冏先生这里说的“保守”，是赞扬成都能保留传统。但谭旦冏离开不久，成都最后的弓箭铺已近倒闭。“长兴弓箭铺”武树森的后代项婷婷，曾听其外婆说：1942年后，日本飞机疯狂空袭，久享盛誉的武氏“长新弓铺”歇业了……
射德会因资金缺乏又遭乱世，临解放前几年即停止每年比赛，但月课照常。少城公园内仍有射箭摊，供游人一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射德会活动渐少，但会中高手曾加入四川射箭队。如武树森曾任教练，其女武泳华在1957年全国锦标赛中获女子第三名。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射德会也从此解散。
岁月如水，1990年后有日本人专程来成都寻觅中华射箭、制箭的根源。
1999年，“亚洲传统弓箭射艺研究网络”的主持人、中国香港特区知识产权署署长、英国人肃素方慕名到“长兴弓铺”武氏后人家里专访，参观了一张珍藏已140年的宝弓。此弓长约1米，弓身用牛骨、桦树皮、竹皮、蛇皮等好几种材料黏合而成……
外国友人深为成都曾有如此精湛制弓工艺而叹服，希望出价2万元将这张老弓买下带回英国收藏。“长兴弓铺”的第四代传人武泳华说：“你出再高的价我也不卖。它不仅是武家的传家宝，更是中国南弓的盖世宝，我们要把它留在中国！”
这篇报道还说：武家后人“希望能够将家中的那把传家老弓送到北京，让它在2008奥运会的射箭赛场上亮亮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弓箭这种有着几千年传承的工具和了解成都制造弓箭的悠久历史”。因为“它可是现在国际弓箭的老祖宗呢！”“如果可能，也愿意将它留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据我所知，起源于中华的东西，如今很多“墙内开花墙外香”，已成了其他国家的国粹。如茶道、柔道，日本人将中国的“禅”和“射礼”，结合成一种特殊的“术”——“弓道”，奉为自己传统遗产，已成为日本一项国技，早已远播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