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撰写历史总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即使人们带着最大的诚意，也有陷入不诚实的危险。实际上，不管是谁来撰写历史，他都会强调一些事，而讳言一些事。

歌德：《颜色论》，导言

十年前，当我暂停对于现象学运动史的希望渺茫的介绍工作时，我意识到它最大的缺点在于：它没有阐释现象学对哲学以外领域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阐释，有抱负的运动以及现象学的影响就不能得到充分评价。然而，要对受现象学影响的所有领域做出有意义的调查，在目前来讲，不是一个人的时间以及背景知识所能承担的。幸运的是，这项浩大的工程还不是非常紧迫。然而，我开始意识到：我工作的不完整性在一个领域中表现得特别严重，即心理学领域，以及它的相邻领域——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因此，我对之前著作的序言进行了补充：“在这个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坦率地承认这个缺点，并期待有人，如果不是我本人，能够填补这个鸿沟。”然而，据我所知，尚未有人接受这项挑战。我也无权指望某人会这么做，尤其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实际上，索尼曼（Ulrich Sonnemann）和泰米涅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的两本书分别讨论了这个领域，并且有较短的章节和独立的文章。但是，这两本书的广度和质量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1因此，我越来越明白，我必须接受我自己的挑战。这种意识，帮助我克服了我最初的不情愿，而接受了另一项其范围不能明显预见的宏大历史工作。

首先，我希望这项任务中的一部分是由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历史学者来承担的。但是他们的大多数论述不能让我满意。例如，默菲的《现代心理学导言》（Gardner Murphy,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syc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1929.）甚至没有提到现象学。弗鲁格尔的《心理学百年》（J. C. Flugel,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logy: 1833—1933,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只提到“胡塞尔现象学”是格式塔心理学的背景；皮尔斯伯里的《心理学史》（W. B. Pillsbury,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29.）只谈到了布伦塔诺心理学对“胡塞尔的哲学学派”的影响。济尔布格的《医学心理学史》（Gregory Zilboorg, A History of Med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41.）没有谈及现象学精神病学。

最近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中引起我注意的是米西亚克和塞克斯顿的《心理学史：概观》（Henryk Misiak and Virginia Stout Sexton,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 Overview, New York: Grunne ＆ Stratton, 1966.）。这部著作包含两个篇幅较长的章节：“现象学心理学”（《心理学史：概观》，第27页）以及“实存主义与心理学”（同上书，第28页）。这种对大量材料的有益收集和编排，曾经节省了我很多的精力，但进一步的审查表明：这种教材带有一些必要和非必要的局限性，因此还有更多的第一手研究工作要做。将现象学与实存主义区分开来的尝试是不切实际的，并且经常是误导性的。另外，按照他们的计划，作者略过了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

幸运的是，波林名不副实的经典《实验心理学史》（Edwin G. Boring, 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d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29.），从现象学（他认为现象学是德国科学的特点）与客观及行为心理学相较量的角度，介绍了现代心理学的历史。然而，这种解释表明，波林对现象学的理解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宽泛，因为他说：即使是如穆勒（Johannes Müller）和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这样的生理学家也是现象学家。实际上，波林仅仅是把现象学定义为“以尽可能少的科学偏见，对直接体验的描述”（《实验心理学史》，第18页），并且认为，布伦塔诺和斯图普夫没有资格列入现象学家。然而，在波林的这种意义上，现象学运动也不能列入现象学的目录；波林把现象学运动放在了有关格式塔理论的章节中心，并将现象学运动视为格式塔理论的“鼻祖”。胡塞尔只在斯图普夫的部分被提及（同上书，第367页及以下）。因此，尽管波林的谨慎并且总是可靠的陈述为本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背景，但它至少有三个缺点：

1.它有意回避讨论哲学背景以及心理学发展的哲学源头；

2.在它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内，它只在格式塔心理学中讨论现象学心理学：实际上，它过度估计了格式塔心理学与现象学心理学的联系；

3.它以早期胡塞尔结尾，而忽视了现象学精神病学的整个发展。

因此，我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回到最初的源头去。当然，我一开始就明白，这项跨学科工作的要求是艰巨的，并且我对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还不够精通。为了不做成半拉子工程，我需要准备、帮助和时间。我特别需要的是源文献，尤其是活的源头；幸运的是，本书涉及的很多人仍然在世。我于1961—1962年在慕尼黑大学担任富布莱特学者期间，得到了收集这些资料的机会；这使得我可以去访问最早将现象学引入精神病学的一些关键见证者；我深深地感激这些人。因此，我刚回到美国时，就拥有了绝大多数资料。然而，我也意识到我的这项新任务规模庞大，尽管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摆脱它。我得到了新的资料，并且这些资料所提供的展望和洞见，需要得到记录和交流。我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的帮助，使我必须去维护他们对我的信任。

然而，在回到之前在美国劳伦斯学院的教职之后，我无法摒弃这种信任。在调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之后，我至少有了更好的图书馆条件。但直到得到来自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的资助以后，我才有了一年中的半个学期，加上两个学期的全时休假，来开始本书的实际写作。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这本书是无法写成的。

在这些条件下，我还是要提一下有关原始文献的来源，因为它们是通过非常规形式获得的。比较明智的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以对个体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的研究开始，而这是将我自己沉浸到最有挑战性的资料（把这些资料当作是决定最恰当的进路以及发展合理假设的检验案例）中的最好方式。第一步的研究涉及如雅斯贝尔斯和宾斯旺格这样的关键人物，而后来在探寻现象学的指导性影响时，又涉及了更年轻的人物。在呈现这些“临床”案例时，我使用了我早期著作中发展出来的模式：我总是从确定正在研究的思想家在现象学运动中的地位开始；然后，我讨论了他们的基本关注点和现象学概念；最后，我增加了他们的思想在具体问题中的应用案例。然而，在当前这本书中，我没有尝试对思想家们（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贡献）进行结论性的评价。我尝试呈现的是：冷静地估计现象学哲学在他们事业中的地位。我主要的工作是去理解、促进理解和尽可能地唤醒理解。

接下来，我要转向第一部分中更为包罗广泛的任务。在这部分中，我想要全面地展示现象学对于普通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以及对于两个学科更专业领域的贡献。我首要的期望是：探索研究的传统分支，并标记它们受现象学影响的每一个点。但这还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因为在整理和评价主要的贡献者和团体的发现之前，我还需要有关他们的更可靠的信息。因此，我决定主要围绕个体以及学派来编排资料。我还认为，尤其是对于我过去著作没有特别兴趣的人，我应该首先概述一下主要现象学家本身在心理学中所做的工作。承接这些导论部分的是第一部分的主体：陈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用现象学所做的工作，依据他们的主要领域来进行编排，但主要强调的是每个研究者或研究团体的解释和应用。

只有在完成这些具体研究之后，我才觉得要尝试对我的发现做一个更广泛的解释，并撰写一个系统的导论。我不希望带着任何前理解模式或假设进入一个对我来说如此之新的领域。我希望我的这些想法能在与资料的交互中具体化。我只从问题出发。在至少有一些答案之后，我有信心提出站得住脚的解释。这些解释会体现在以下导论中。现在只有在我有了明确的聚焦点和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后，我才开始修订和重写这本书的主体。

如果我的进路是合理的，那么我希望我的努力可以作为类似事业的模板，而且进一步的研究会表明：现象学的影响超出了哲学和心理学（从数学到宗教研究）。我会驱除任何对于这个事实的怀疑，即我不能完成我的进路。在从事元现象学（历史的和方法论的）15年之后，我想把这件工作交给其他在专业领域中更有资质的人。我自己未来的打算是：更加直接地做现象学。

最后，我要重复我在过去只有部分成功的著作序言中曾说过的话：这本书的宗旨不是撰写历史，更不要说是清晰的历史。我是一个历史怀疑主义者，所以我不相信我们能写出清晰的历史，尤其是有关刚刚过去时间的历史。但是，这种信念不妨碍我们努力去获得一种进入历史而非封锁历史的视角。我想要提供一个导论，实际上是现象学的导论（在它应当只通过表象将历史给予我们的意义上，而这或多或少是充足的）。我认为，最高的历史德性是自我批判式的谦逊。不存在众所周知的历史可以有一天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真正发生的并且它的成就或过错是什么。因此，我们最好摒弃所有这样的最终性借口——它仅仅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即我们不必害怕那些被坟墓所平息的抗议。

在这方面，为鲜活的过去撰写历史的努力更公平，尽管也更有风险。但是它也包括这个问题：当历史学家得到可靠的信息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迫迁就那些还活着的人的情感？这些历史伦理带来的问题困扰着我。为了活着的见证者，我可以让一些表达变得温和一些。但是，我至少确信：我没有搁置根本的证据。然而，我估计有一天，由于出现了新的证据，我的一些评价可能而且应该得到修正。我希望我的证据至少是相关的。

我还要感谢我在写作本书时得到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巨大的帮助和鼓励，我就不能完成本书。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受到的最具体支持来自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而它拨给华盛顿大学三笔资助（MH 7788）使我有一年时间不用上课。我还要感谢富布莱特委员会，因为它资助我在1961—1962年为本书收集了主要的新资料。

接下来，我还要感谢个人的支持，尤其是本书第二部分中提供信息的人们。这项工程最大的回报就是他们个人的接受和信任。

把最终文本组合起来的直接支持来自我的同事：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罗森茨威格（Saul Rosenzweig）和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的帕斯塔斯（George Psathas）。我要感谢他们对于本书第一部分的批判性阅读以及详细的建设性建议。

菲尔德斯坦（Janice Feldstein）女士远远超出了文字编辑的常规职责，是她帮助我使手稿（尤其是参考文献）得以成形。华盛顿大学的菲利普·波斯特（Philip Bossert）和简·波斯特（Jane Bossert）帮助我进行了有效的校正。

最后，这本书的序言要公开它的奉献者。埃尔多拉·哈斯克尔·斯皮格尔伯格（Eldora Haskell Spiegelberg）是一位主要信奉罗杰斯心理疗法的校园心理学家，而不只是她丈夫愚行的通常婚姻受害者。她使我保持了与行动中心理学的联系。向她这样同情现象学的人提供一部明晰且内容翔实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她在相关主题和文字方面都是我忠实的顾问。最后，她是这本书终稿的第一个批判者。如果这本书对于他人是有帮助的，那么他们也应该感谢那些在行动领域中主要致力于和平及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