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盗窃犯定罪后须将赃物交还失主，不像通常在别处须送给国王。他们认为，国王和盗窃犯都没有取得该物的权利。如原物已失，则按价从盗窃犯的财产中取偿，多余的钱全部还与犯人的妻子儿女。犯人本身则被罚令服苦役。如罪行不严重，犯人不至于坐监牢，也免于上脚镣，在身体自由的情况下派去为公众服劳役。拒绝劳动或劳动态度差的犯人不但被加上锁链，而且受到鞭笞，进行强迫劳动。他们若是做工勤快，绝不会受到侮辱和伤害。只是每夜他们经过点名后，被锁禁在睡觉的处所。
“‘除去经常做工外，犯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苦可吃。例如，他们的伙食很好，由公库开支，因为他们是替公家做工——关于这方面的办法各地不一样。在某些地区，用于他们身上的开支来自筹集救济金。这个办法虽不稳定，然而波利来赖塔人存心非常慈善，所以其他任何办法所得都不比这个办法更能供应充裕，满足需要。在另一些地区，拨出固定的公共税收以支付此项费用。其余地区则按人口抽特定的税充当这笔经费。还有若干地区的犯人无须为公众服劳役，任何公民需要帮工，可到市场雇用他们，按日发给固定的工资，略低于雇用自由的公民。并且，受雇的犯人如工作不力，雇主可施行鞭打。因此，犯人不愁无工可做，不但赚钱养活自己，还每天为国库增加收入。
“‘他们穿的衣服颜色全一样。他们不剃头，把两耳上面的发剪短，并削去一个耳垂 [32] 。他们可以接受朋友赠送的饮食以及符合规定颜色的衣服。金钱赠予，对送者及收者都是死罪。任何自由公民，不问理由如何，若是接受犯人的钱，以及奴隶（定罪犯人的通称）若是接触武器，都冒被处死刑的危险。每一地区的奴隶带有特殊标志，以资识别；当他从本区外出，或和另一地区奴隶交谈时，扔掉这个标志构成死罪。此外，凡密谋逃亡与实际逃亡是同样的险事。对逃亡有默许行为的，若是奴隶，处以死刑；若是自由公民，罚令充当奴隶。相反，对告发者规定了奖赏，自由公民得现钱，奴隶恢复自由，对以上两种人都免予追究其同谋的罪行。其用意是，作恶到头的人绝不能比及早回头的人占更安全的便宜。
“‘这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和步骤，我已经对你描述过了。你会很容易看出，这是多么合乎人道，多么有益处。公众所表示的愤怒，其目的无非是根除罪恶，挽救犯罪的人，处理他们时使他们一定要改过迁善，以后一辈子将功赎罪。
“‘而且，也无须担心这样的人旧病重犯。甚至旅客出行，认为用这类奴隶做向导是十分安全的，每当进入一个新地区，就更换奴隶。奴隶没有可用于抢劫的工具。他们不携带武器，如发现有钱适足以证明有罪。这种人一经被捕，就受到惩处，想逍遥法外是绝不可能的。他的衣服和通常人的衣服绝无相同之处，除非赤裸裸上路，怎能够悄悄逃去不给发现呢？即使赤裸裸上路，他的耳朵也会在逃亡中使人识破他。
“‘不过当然啦，会不会竟有奴隶共同阴谋叛国之虞呢？那就好像任何一个地区的奴隶在这方面可望成功，而无须先对其他许多地区的奴隶群进行试探和煽动了！他们是不可能共同密谋的，甚至不能见面交谈或互相招呼。他们更不可能胆敢将阴谋向自己的伙伴泄露，因为他们深知，隐瞒阴谋者是处于危险之中的，而告发阴谋者是得到好处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而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的处罚，有从此改过自新的表现，他是有希望终有一天获得自由的。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这样的人由于服从管教而被给予自由。’
“我说过这段话后，接着又说，我看不出这个方法何以在英国不能采用，何以比起和我辩论的这位法律家所夸不绝口的司法措施不更行之有利。那位法律家回答说，“把这套制度在英国定下来一定弄得全国不得安宁。’他边说边摇头努嘴，然后沉默下去。在场的人都认为他的话有道理。
“接着红衣主教发言说，‘要猜测这个制度行之有利或有害是一件难事，因为完全没有实施过。如果，宣判死刑后，英王下令暂缓执行；并经过对庇护权 [33] 的限制，我们试行这个制度，那时实践有效的话，把这个制度当成法律就是正当的。倘若行之不利，然后将已判处死刑的人立即执行，比起现在就执行，会一样有利于公众，而且一样公正。同时，这种试行并不带来危险。而且，我相信，对于游民可用同样办法处理 [34] ，因为，尽管屡次制定法令制裁这批人，我们成绩毫无。’
“红衣主教话才说完，大家争先恐后称赞不已；可是这些意见刚才从我口里提出，他们都瞧不起。关于讲话中涉及游民的部分，大家尤其恭维，因为这是红衣主教的补充意见。
“我感到为难，是否把接着发生的事略去不讲还好些，因为那是很可笑的。不过我还是得讲，它本身无害，而且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
“那就是当时恰巧有个清客在一旁，他想给人扮演滑稽家的印象，可是他的扮演逼真，使他显得确是滑稽。他的不合时宜的打趣的话本是用来引人发笑的，可是更引人发笑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笑话。但他有时说的话不失为中肯，这就证明这句谚语的真实性：一个人常掷骰子，他迟早总要中一次彩。有个客人碰巧说：
“‘拉斐尔的建议是对付盗窃犯的良好措施。红衣主教也采取了预防游民的好办法。现在剩下的只是，为那些由于老病而陷于贫困又无从工作谋生的人制定社会方案。’
“‘如果我获得允许，’那个清客自告奋勇说，‘我会设法把这种情况治好。我最巴不得将这样的人从我面前打发走。他们老是纠缠住我讨钱，发出凄凉的呼号声。可是随他们叫出什么调子，我是分文不给。往往发生的不外乎两者之一，我不愿意给钱，或是我手头空空，无钱可给。现在他们聪明起来了。他们看见我走过时，一言不发，再不想白费气力。他们再也不想从我得到什么了，真的，仿佛我是教区外的僧侣一样，从他捞不到东西。至于我，我要制定一条法令，把全部乞丐分配到各个班尼提克特 [35] 寺院去，男的当勤杂道人，女的做尼姑。”
“红衣主教微笑，把这些话当成说着玩的，可是其余的人却很当真。其中有一个神学家，是一个托钵僧 [36] ，他对于取笑教区外的僧侣和取笑和尚，颇感兴趣，因此他自己也来开心一番，虽然他平常是严肃的，达到阴郁的程度。
“‘不，’他说，“即使情况是这样，你也不能使乞丐绝迹，除非对我们托钵僧有所照顾。’
“‘可是这已经有照顾了，’那清客报复说。“红衣主教决定把游民管禁起来，让他们做工，这就很好地照顾了你们，因为你们是第一号游民。’
“当时大家注视红衣主教，见他对这个笑话未感到生气，如同对上面的笑话未生气一样，大家也就觉得听来高兴，只有托钵僧是例外。那是不足为怪的，他在这番讽刺的冲击下，怒不可言，止不住辱骂那个开玩笑的人。他骂对方是坏蛋、诽谤者、该死的家伙，同时从《圣经》上引用厉害的谴责词句。这个嘲笑者开始认真嘲笑起来，很得意自如：
“‘不要生气，好托钵僧。圣书上写道：“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