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未来哲学的个体性前提：个体之思与言
与未来哲学的“大地—世界性”不无关联，个体性是未来哲学的第二个特性。未来哲学首先是个体哲学，也即实存哲学。个体之思是西方哲学史的一大难题。中古欧洲有言：“个体不可言说。”个体之所以难思难言，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个体总是变动不居，游移不定，总是在发生、生成和运动之中，你是一个个体，但当我说你是什么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你都已经不再是你了；二是因为当我们言说个体时，我们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和手段，只好动用普遍—共有的概念（康德所谓的“知性范畴”），这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知识—科学的途径去言说个体和个体存在。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也还忙于论证一点：“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语言总是公共的；尤其是，不可能有个体私人地遵守的规则，因为遵守规则意味着做相同的事情。而什么是相同的事情呢？只有不止一个人参加的实践（语言游戏）才能确定。
在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恐怕是一个典型，他的哲思起于“个体”（tode ti）之“在场”（ousia），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头一个“实存哲学家”，但最后，他却创设了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范畴理论——第一个“范畴表”（所谓“十范畴”），并且开启了只探讨“完满的形式”的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意义首先在于，他通过范畴理论，首先建立了存在形式与思维形式（语言形式）的同一性（即通常所谓的“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从而使得关于个体存在的普遍化述说成为可能。也正因此，我们经常说他的哲学是一种摇摆的哲学，以前的哲学教科书甚至说他摇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17
在现代实存哲学/实存主义兴起之前，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所谓“柏拉图主义”）是哲学的主流，而个体之思一直隐而未发，未能成其气候。亚里士多德之后，个体实存之思时隐时显，但也未曾完全绝迹。我们且不说原始基督教的实存经验以及奥古斯丁神学的实存主义倾向，即便在近代科学乐观主义的氛围中，也仍旧有诸如神秘主义的实存思索，也仍旧有18世纪维柯的新科学和哈曼的哲学等等。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性积累，加上时代处境的诱发和激发，才有了在19世纪中期以后日益凸显出来的实存哲学/实存主义思潮。
所谓“本质主义”既是一种普遍化的知识—科学方式，又是一种同一性的制度设计和模式。而现代实存哲学/实存主义的个体之思本身就是要反抗“本质主义”的普遍化知识和同一性制度，这就是对哲学主流传统的批判性解构。这项工作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本质主义”的知识和制度体系通过现代科学和技术工业获得了不断强化和固化。现代实存哲学/实存主义这方面的努力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海德格尔等哲人的努力，它突然咸鱼翻身，浮现为欧洲哲学中至少可以与“本质主义”传统并举和对抗的主流之一；而在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它甚至成了欧洲学生运动以及其他社会抵抗活动的哲学基础。盛极而衰，随着欧洲学生运动的落幕，实存哲学/实存主义也渐渐消隐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哲学思潮变得完全无效、不起作用了。
除了对“本质—实存”的立场性颠倒，现代实存哲学不断地尝试以非本质主义方式形成对个体此在的思考和言说。经由基尔凯郭尔、尼采等实存哲学家的准备，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达到了一个顶峰，形成了被称为“基础存在学/实存论存在学”或“此在的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体系。
如今我们来回顾，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从哲学批判意义上还是在对个体实存结构的揭示意义上，实存哲学/实在主义的个体之思和言都属于20世纪欧洲哲学的最大成就。而且在我看来，这一成就是具有未来性的，即是说，它将在未来的哲思中保留下来，成为未来哲学的一个本质要素和基本前提。
未来哲学是个体哲学。在今天和未来高度技术化的时代，这一命题尤其具有了现实迫切感。如果说传统以本质主义为主导的哲学主流和制度形式构成对个体的宰治，那么，在今天我们遭受了，而且正在遭受加速进展的现代技术对个体的强力剥夺。制度性宰治和技术剥夺相互叠加，个体此在已经被数码化和均质化了，进入艺术家安瑟姆·基弗（Anselm Kiefer）所谓的“数码集中营”之中了。这时候，保护个体和个体自由变成当务之急。
令人惊奇的是，尼采对于这样一种处境和哲学的使命早就有了天才般的预感，他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这样写道：“必须证明的必然性：一种对人和人类的越来越经济的消耗、一种关于利益和功效的越来越坚固的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机构’，包含着一种对立运动。我把这种对立运动称为对人类的一种奢侈和过剩的离析（Ausscheidung）：在其中应当出现一个更强大的种类，一个更高级的类型，后者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形成条件和保持条件。众所周知，对于这个类型，我的概念、我的比喻就是‘超人’（Übermensch）一词。”18尼采这里的说法虽然还不免含混，但其思想的基本定向是相当清晰的，而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他所谓“超人”的意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