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3世纪初的蒙古人及其征服事业

13世纪初，亚洲腹地上出现了一个在大部分人类的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事件，这个事件在历史文献上称作蒙古人或鞑靼人的入侵。东南欧也被卷入了这一事件；早在13世纪30年代，鞑靼人就已在东南欧成为钦察草原的全权主宰者，为一个疆域广阔的强大国家奠定了基础。这个国家在东方文献中称作术赤兀鲁思，或称青帐汗国，而在俄罗斯文献中则称为金帐汗国。

在一百五十多年里，鞑靼蒙古人在罗斯历史上对罗斯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恐怕如今很难找到一个俄罗斯史学家在编写13—15世纪封建社会的罗斯历史时，不为鞑靼人专辟一章。虽说大家公认必须尽可能地大量利用有关13—15世纪鞑靼人的生活和他们对封建的罗斯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的史实，俄罗斯史学（А.Н.纳索诺夫的《蒙古人与罗斯》一书除外）[56]却很少利用俄国及西欧东方学文献中蒙古史研究方面的成果。19世纪时，有关蒙古史的论文、著作已经相当多了。东方学者有关蒙古史的著作虽有很大优点，但对于蒙古社会本身（指其内部结构）——无论在蒙古或在新建的蒙古诸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伊朗的旭烈兀汗国及东南欧的金帐汗国——却直到最近仍研究得很少。

已故院士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于1934年出版的著作弥补了这个巨大的缺陷，该书为一切关心蒙古人内部历史问题的人们提供了叙述精妙的极为丰富的实际材料。此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史》，副标题是《蒙古游牧封建社会》。由于弗拉基米尔佐夫独到的学识（但我们还不能全部同意他的理论，作者的某些论点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学的与俄罗斯的历史编纂学终于有可能填满不只一处重要的空白点。无论如何，研究13—15世纪罗斯封建社会史因而关心金帐汗国史的学者必能从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的著作中有所获益，从中汲取重要史实及引人入胜的思想；虽然已故的作者没有为金帐汗国或蒙古本土外任何蒙古汗国写出专章。蒙古社会的贵族上层分子曾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征服和统治了当时大部分文明人类，弗拉基米尔佐夫此书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对当时蒙古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作出了可靠的合乎科学的回答。

弗拉基米尔佐夫的基本论点是：在成吉思汗帝国建立的前夕，蒙古人已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早期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

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可以假定，草原贵族的形成，受他们推戴、拥护的领袖——大汗的产生以及部落联盟的建立，都是以由古列延游牧方式向阿寅勒游牧方式的过渡以及与此有联系的围猎组织方法的改变为其基础的。确实，拉施特描写蒙古古列延时指出，这是‘古时候’的游牧方式。可以引出好几段原文来说明，在成吉思汗的青年与中年时代，人们已经用阿寅勒方式游牧了”。[57]从这段话就可明白，“古列延”与“阿寅勒”在蒙古人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前者是原始游牧公社经济的基础，而后者是游牧封建社会家庭个体经济的基础。到12世纪末时古列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仅存于军事组织中的残余形式，可从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的波斯大史学家拉施特哀丁的话中看出，拉施特的珍贵的资料乃是弗拉基米尔佐夫著作的基本史料之一。拉施特这样说：“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古时候，某个部落结成环形驻营于某地，其首领居于圈子的中心，这就称作古列延。现在，当敌军逼近时，就按这种形式布阵，不让异己分子与敌人冲进中心来。”[58]

可见，古列延在远古时代是原始游牧公社的结构形式。但到了12世纪，蒙古畜牧社会已达到了野蛮期高级阶段，这时蒙古人采取阿寅勒的方式，即单个家庭的方式从事游牧。富有的家庭在游牧时还带上一些依附于它的人。自然，从古列延向阿寅勒，向个体经济过渡，也即向形成有阶级的封建社会过渡，是通过富裕游牧民首先从古列延中分离出来而发生的。到13世纪时，已经看不到古列延游牧方式了。氏族在征服时代蒙古人的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绝大多数论及蒙古人的学者都认为，在帝国建立前后，蒙古人过着氏族制度生活。这里有明显的误解。氏族机构只不过是旧的外壳，新的封建的阶级关系已在旧的外壳下起着作用。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游牧封建社会产生时代的蒙古氏族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蒙古氏族——斡孛黑——是相当典型的以父系制[59]及族外婚姻制为基础的血缘亲族集团；是只带着一些以前母权制残余的父权制集团；是经营个体经济，但有共同牧地的集团；是在承认长子一定权利的条件下赋予幼子特权，靠复仇制与特殊祭祀结合在一起的集团。”[60]

上面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了在共有牧地的条件下经营的个体经济。在13世纪（蒙古帝国形成时期），氏族进一步解体，不仅其社会本质发生变化，连外壳也发生变化。氏族分裂为在地域上互相分开的几部分；甚至一个牧场上出现了某个那颜统辖下的不同氏族所组成的“集团”。

旧氏族的瓦解不仅通过富裕阿寅勒从古列延中分离出来的方式，即通过内部过程而发生，也通过直接吞并的方式发生。拉施特写道：“当成吉思汗完全征服了泰赤乌部和兀鲁部，而忙兀部遭到损失、力量削弱后也被征服时，他下令将他们大部杀死，其余全给者台那颜做奴隶……虽然他们是他的亲族，但按照他的命令却做了奴隶，直到如今，兀鲁与忙兀部的军队仍是者台那颜氏族的奴隶。”[61]

弗拉基米尔佐夫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不少与此相类似的事实，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原始公社制度完全崩溃的过程中，一方面游牧贵族（那颜）怎样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蒙古语中称作兀纳罕·孛斡勒的人，又怎样在数量上日渐增长。弗拉基米尔佐夫正确地反对把“兀纳罕·孛斡勒”这个名词译作“奴隶”。按照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见解，兀纳罕·孛斡勒乃是不同于合剌出（хагаu，平民）的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11、12世纪时，蒙古一些氏族部落领袖（拔都儿、篾儿干、薛禅等）反对另一些氏族、部落领袖的斗争几乎不断地发生着。斗争的目的是掠夺战利品、俘虏，同时也为了加强战胜者的权力。在这一斗争的基础上，出现了被征服氏族整个隶属于战胜者氏族的情形。

一氏族对另一氏族的这种特殊隶属关系，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须知，被征服氏族本身内部原是分为不同阶层的。难道他们被征服以后，就落到了同一地位上了吗？弗拉基米尔佐夫指出并证明了，实际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兀纳罕·孛斡勒并非同等地位的一群人。一部分兀纳罕·孛斡勒，由氏族上层分子组成；另一部分，由该氏族的合剌出组成。对于前一种人来说是履行所谓“高尚”差使的从属关系，对于后者，则是履行直接生产者的一般赋役。与此相应，产生了两种人不同的“命运”。在氏族外壳下遭受剥削从事游牧经济的基本劳动群众，称作合剌出。弗拉基米尔佐夫提出了一个问题：合剌出，即平民，是否占有作为游牧经济的基础的牲畜呢？据拉施特说：“平民若贪图喝酒，就会丧失马、畜群及自己的全部财产，沦为乞丐。”合剌出占有牲畜、劳动工具，以阿寅勒方式生活、经营经济；但因为使用牧场而完全听命于氏族范围内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拔都儿、薛禅、篾儿干以及一般而言——那颜）。合剌出必须对他们纳贡，在游牧社会，按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说法，他们所应缴的贡品如下：“提供小牲口拿去屠宰，在一定的时期把一定数量的乳畜、主要是母马送到封建主的帐幕里去，让他们享用乳类。”弗拉基米尔佐夫倾向于认为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国家建立之前，蒙古社会中封建关系已完全形成。但是，这种封建关系当时还仅只开始形成，只是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当具有发达的封建社会关系的被征服国并入帝国版图内时，这种封建关系才得到充分发展。

从蒙古本土或从蒙古境外在战争中俘获来的奴隶，在蒙古社会中占据着不小的地位。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可以这样说，后者（奴隶——雅库博夫斯基注）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马上，那么就在若干年代后，譬如说在第二代，转变为家臣、孛斡勒、兀纳罕·孛斡勒，而与平民、合剌出没有区别了，有时他们的地位还会升得更高。”[62]不可将兀纳罕·孛斡勒与蒙古语中所谓的那可惕（nököd；单数作那可儿，nökör）混为一谈；那可惕或那可儿可译作朋友、伴当。那可儿、那可惕完全相当于亲兵，与古日耳曼或古罗斯的亲兵相类。

那可儿们出自哪个阶级？他们怎样为自己的主人效劳？他们的地位怎样？最后，他们在蒙古封建社会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中找到了十分透彻的回答。基本骨干那可儿首先是从统治阶级出身的，但那可儿中也有平民出身的人。那可儿大部分自己选择那颜，经口头约定后为他们效劳。约定之时必须起誓，与臣属宣誓礼相似。有时父母在孩子幼年就决定让他当某个游牧那颜的那可儿。《蒙古秘史》是13世纪一部光辉的古典作品，它以“叙事诗”的体裁与笔调记载了成吉思汗国家形成的主要事件。《秘史》饶有兴味地描写了父母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做那可儿的实际情形：“帖木真从那里回到不儿吉河岸时，兀良合惕部的札儿赤兀歹老人，从不儿罕山背着打铁的风匣，带着名叫者勒篾的儿子来了，他说：‘你当初降生在斡难河畔迭里温孛勒答合山时，我给过一个裹小孩的貂鼠襁褓，我当时也曾想把我的儿子者勒篾留下给你们，由于他还幼小，我带回去了。如今我将者勒篾留下给你备鞍子、开门使唤。”[63]

那可儿、那可惕——蒙古那颜的亲兵——为主人履行着光荣的职责。那可儿同主人一起去狩猎，狩猎在蒙古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帮主人在蒙古本土及与定居国家交界处经常发生的袭击中厮杀；充当主人的警卫；参加筵宴；参加作出重要决定的会议等等。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出，对成吉思汗来说，那可儿、那可惕就是他建立帝国时从中提拔全部军事与民政机构长官的那批骨干。《蒙古秘史》描绘了那可儿、那可惕的鲜明形象。有人问札木合（成吉思汗的主要对头）：“那些如狼赶逐群羊，一直赶到家门口般地追赶来的，是些什么人？”札木合答道：“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喂养、用铁索拴着的四条狗。那些狗有铜的额头，凿子般的嘴，锥子般的舌，铁一般的心，用环刀做马鞭，饮食朝露，乘着疾风，厮杀时，吃人肉，每天以人肉当食粮。如今摆脱铁索，无所拘束，还会不高兴地垂涎着吗？这四条狗是什么人呢？这二个是者别（哲别）、忽必来，那二个是者勒篾、速别额台（速不台），共为四人。”[64]

四人中第一个与最末一个是伊朗、高加索与东南欧的居民所熟悉的。哲别与速不台就是1223年于阿里吉河战役中击溃罗斯人与波罗维赤人的军队的统率者。

据弗拉基米尔佐夫说：“那可儿作为经常的战友与自己的领袖同处，是军队与护卫军的雏形，每一个那可儿都是未来的官员与军官。因此，古蒙古领袖们的亲兵就是特种形式的军事学校。”[65]领袖的力量与威望就由那可儿的数量与质量决定；领袖们一般称作那颜（noyan），但他们也可拥有其他称号：拔都儿——勇士，篾儿干——神箭手，别勒格——智者等。在草原上，各领袖相互间不断为夺取好牧场、牲畜，夺取对相邻部落的支配权，夺取大量兀纳罕·孛斡勒而进行着斗争。总之，组成亲兵的那可儿成为在蒙古驻牧地的特殊条件下造成封建剥削的超经济强制的源泉与工具。

在铁木真（成吉思汗）所统治的大国形成的“时刻”，蒙古地区爆发了残酷的斗争；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在这残酷斗争中产生的。关于这一国家之形成及与此相伴的斗争，在俄罗斯东方学文献中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的代表是B.B.巴托尔德。据他说：“在关于成吉思汗帝国形成的蒙古传说中确凿不移地谈到了草原贵族与人民群众的斗争……没有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一因素，即使在游牧生活条件下也没有形成强大政权的基础。”[66]

这个观点贯穿在巴托尔德有关蒙古帝国形成问题的一系列著作中。在他看来，成吉思汗是草原畜牧贵族的领袖，而他的对手札木合是游牧草原上民主集团的代表者。

弗拉基米尔佐夫曾长期同意巴托尔德的观点，但在最后的著作中他作了另一种论断。他写道：“现在，我必须大大地改变我的观点。分析在11—12世纪的蒙古人那里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使我不得不认为，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氏族制度下[67]草原贵族阶级的形成及下层阶级从属于它的过程是在12世纪末，复杂的氏族细胞形成的时候完成的。那时，草原贵族阶级是一个强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至于说某种具有鲜明民主性质的运动，我们的史料一点也没有直接谈到过。”[68]可想而知，弗拉基米尔佐夫并没有驳倒巴托尔德的论点。13世纪初蒙古境内的规模宏大的斗争，无论如何不能只看成是草原畜牧贵族（那颜）阶级内部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佐夫提出的全部丰富的资料表明：为封建关系的胜利而进行的主要斗争正是在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展开的。巴托尔德在其早期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写成于1896年）中，从蒙古内部斗争的角度出发，巧妙地解释了《蒙古秘史》中饶有兴味的一处。据《秘史》说，札木合还在青年时有一次对成吉思汗说了这么几句仿佛有预见性的话：“如果咱们靠着山麓住下，牧马的人将得到帐篷住。如果咱们在涧边住，牧羊和放牧羊羔儿的人将得到食物。”[69]巴托尔德认为《秘史》的编写者在这几句话中表达了十分确定的社会意义。即“牧马人就是草原贵族；牧羊和放牧羊羔儿的只想到食物，就是平民；札木合与铁木真相对立，就站到了平民一边。”[70]弗拉基米尔佐夫认为，足以证明札木合具有民主[71]“纲领”的事实不多。关于这点，只能这样来回答：需要寻找事实；况且几乎也没有什么反面的事实。像蒙古这样的大国，在封建社会早期，在游牧草原的条件下，仅能形成于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从这个观点看来，不得不认为弗拉基米尔佐夫关于蒙古内部斗争的阶级内容的新观点是倒退了一步（虽然弗拉基米尔佐夫这部关于蒙古封建社会史的著作具有很多优点）。

蒙古国家从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在不小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创建人与领导者铁木真——成吉思汗个人。铁木真诞生于1155年[72]，他的父亲是也速该拔都儿。他十岁时成了孤儿，这时，他与他的兄弟们从有钱有势的家庭环境几乎落到了困苦不堪的境地，因为他的母亲自从一家之主去世后，不仅失掉了生活资料，也失掉了离弃她的那可儿们的必需的帮助。不管“命运”中有多少困难与灾祸，铁木真凭着个人的才干和有利于他的情况，很快地不仅恢复了失掉的财产（畜群），并且召回了构成游牧那颜主要力量的那可儿们。通过一系列的袭击，每当成功幸运地与灵活的政治手腕相结合的时候，铁木真就在自己周围团结了能在全蒙古为他们自己和主人挣得荣誉的亲兵。铁木真击溃了许多与自己地位相仿的领袖之后，先对克烈部的汪罕，继而对自己主要的最强大的敌人乃蛮人与札木合进行了胜利的斗争。

1206年，蒙古游牧贵族最有声望的代表在斡难河上召集了忽里勒台（大聚会），宣布铁木真为全蒙古的汗，并上尊号为成吉思汗。从这时起，可以认为蒙古国家正式成立了。按照蒙古游牧社会的体系，这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如下。全体“住在毛毡覆盖的帐幕里的儿孙们”也即蒙古民族，以成吉思汗的氏族为首。所有的蒙古部落与氏族是这个氏族的兀鲁思[73]，而他们所居住的全部领土是这个氏族的禹儿惕（юрт）。

国家的各部分分封给这个氏族的成员。在每块分地上的那颜及其那可儿们以及处于封建依附地位的阿寅勒与奴隶都隶属于他们。整个社会同时又是军事组织，它被划分为土绵（万户）、千户、百户及十户。当然，这些数字不一定与部队的实际人数相符，而主要表示蒙古军队的军事区划。这样的区划以阿寅勒为基础。阿寅勒不仅要向自己的主人（那颜）履行经济性质的封建义务，其中包括参加围猎，而且还须服军役。阿寅勒必须为“十户”“百户”“千户”等提供人员。大的区划单位（千户、万户）的首领是游牧贵族的代表，当诸王（成吉思汗氏族的成员）或成吉思汗本人一发出征召令，他们就率领民兵到来。位于庞大的蒙古民兵部队之上的是成吉思汗有名的护卫军，他那怯薛（keshig，“番直亲卫军”）。弗拉基米尔佐夫从《蒙古秘史》上引用过很突出的一段话，我在这里重复引用一下。“成吉思汗降圣旨说：‘以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卫，七十人做护卫、散班。如今在长生天佑护下，天地增添我的力量，所有的百姓都属我管辖，如今我的护卫、散班，可于各万户、千户、百户内挑选出一万人充当。为我服务的人，可从各万户、千户、百户长官和百丁的儿子中，挑选有技能、身材好的人充当，在我身边出力。若是千户的儿子，每人带弟弟一人，带伴当十人；百户的儿子，每人带弟弟一人，伴当五人……’”[74]

如果说成吉思汗的军队是掠夺与征服性远征的工具，那么怯薛便是维持国内秩序的工具。怯薛只是在成吉思汗亲征时才出动。这种护卫军的地位是特别优异的。护卫军的普通军士按其地位来说，据《秘史》称，高于军队的指挥官。成吉思汗下令：“我的护卫、散班，高于外边的千户长之上……”[75]

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家是靠着那颜及其那可儿的力量建立的，它代表统治阶级——那颜的利益。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那颜阶级是正在形成中的封建主阶级，因为蒙古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游牧民基本群众在13世纪初还没有被奴役；他们之受奴役是在蒙古帝国的兴盛时期，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位时期（1227—1259年）。当然，上述蒙古国家的全部组织系统并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在大规模的征服性远征之前一切都已定型，但国家的基本结构早在出征中原时，即1211年以前已经初具规模了。

凭着这样的军队和铁的护卫军，成吉思汗得以实现大规模的军事掠夺，这些掠夺常常不是预先经过考虑，而是在当时所进行的斗争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游牧贵族及成吉思汗本人想从文明国家获得战利品与贡物，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要动机之一。从蒙古征服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中原王朝及中亚各国的某些文化成就（主要在军事技术装备方面）相似的社会。

还在成吉思汗之前，中国商人与穆斯林商人就已来蒙古贸易。与商队同来蒙古的还有各种行业的工匠，他们居住在大的蒙古部落领袖（汗、那颜、拔都儿等）的营地附近，把与一定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军事手工业生产）紧密联系的知识、技能与需求传给游牧社会上层分子。在成吉思汗崛起的年代里，中亚商人的影响特别加强。他从穆斯林商人那里通过间谍情报得到不少有关中亚及近东国家与地区的消息，他在同蒙古本土外的敌人进行斗争时也从他们那儿得到不少帮助。

按照本书的编写计划，我们甚至不能大略地叙述一下成吉思汗征服中原及中亚细亚这一过程的本身。毫无疑问，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不能仅以蒙古军队的质量及成吉思汗个人的才干来解释。

下列特别重要的事实也无助于解释这种成功，即蒙古人靠着从东方文明国家源源不绝地前来的工匠，拥有攻取大城所必需的攻城器械。中亚的征服（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花剌子模沙的国家[76]虽然军队众多、国库充实、宫廷辉煌、城市文明、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规模巨大，但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充满着矛盾，因而难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花剌子模沙马哈麻（1200—1220年）由于害怕自己的统将，不敢把大量兵力集中在一处；他有充分理由想到，统将们可能会倒戈反对他。因此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投入大量军队与成吉思汗主力部队进行总决战。这样，成吉思汗就能在各个时期在他认为最有利的地点集中兵力对敌人实行各个击破。实际上，中亚的征服全都是这样进行的。双方未曾决战。不花剌、撒麻耳干、马鲁、玉龙杰赤以及其他中亚较小的城市，都在保卫战组织得很坏的情况下逐一被攻占。几乎到处都一样，只有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地起来保卫自己的村庄、城市，至于统治阶级上层（官员、商人、伊斯兰教上层分子），则力求很快地归顺征服者政权，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

征服中亚所用的时间不到三年（1219—1221年）。巴托尔德的巨著《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详尽地叙述了征服中亚的事件。

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蒙古人的征略像飓风一样袭击了中亚细亚，它在卷走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卷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中亚被征服后的最初几年中，城市、村庄是一片废墟、瓦砾；新政权建立后过了好几年才开始重行建设。在某些地区，例如马鲁城与马鲁绿洲，花剌子模以及咱剌扶伤河流域的某些地方，几乎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都没有恢复文明生活。

1220年，成吉思汗派遣哲别与速不台率领一支蒙古部队去追击从中亚逃出的花剌子模沙马哈麻[77]，这支部队用火和剑扫荡了伊朗北部的几乎全部地区，从这里向高加索进军，占领了许多大城，摧毁了格鲁吉亚的军事力量，带着大量战利品通过设里汪峡谷进入北高加索，进入阿兰人与钦察人的领土。鞑靼人用各种诺言，使钦察人放弃了同阿兰人订立的军事联盟，先击破了阿兰人，然后又背信弃义地向钦察人进攻。被击溃的钦察人离开了自己的驻牧地向东南欧移动，来到游牧于伏尔加、第聂伯二河之间的钦察人那里，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鞑靼人接踵追至克里木，占领了速答黑城。

伊宾·阿昔儿写到了占领速答黑城后的结果，作为当时的人他对这方面是很熟悉的：“鞑靼人到了速答黑城，占领了它，城中居民四散奔逃，有些人带着全家与财产躲入山中，有些人渡海逃到乞里只阿儿思兰族的穆斯林掌权的鲁迷国（Рум）。[78]”[79]鞑靼人占领速答黑城后，除掠得一些财产外，什么也没得到；他们还必须与波罗维赤人及罗斯人的联合军事力量作战，但罗斯人甚至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仍不能把封建内讧忘掉。

C.索洛维耶夫的《俄罗斯全史》一书以其外交史料之丰富可靠享有应得的盛名，但恰恰就在鞑靼人第一次入侵和阿里吉河（Калка）战役问题上犯了大的错误。索洛维耶夫这么说：“1224年成吉思汗的二位统将哲别和速不台从通常作为游牧民门户的里海与乌拉尔山脉之间通过，俘虏了阿速人与斡别思人（Обезы），进入了波罗维赤人的国土。波罗维赤人在强大的汗玉里吉（犹里·康恰科维奇）统率下迎击他们，但被击败，被迫向罗斯境内即第聂伯河逃去。”[80]但从前面所述我们知道，鞑靼人完全不是经由索洛维耶夫所指出的路线——“从里海与乌拉尔山脉之间”——通过，却是从相反的一面，从伊朗北部经整个高加索过来的。进军的年代也错了一年：鞑靼人进入钦察草原不是在1224年，而是1223年。所有的东方史料，首先是伊宾·阿昔儿的著作[81]，都说是在回历620年，即公历1223年2月4日到1224年1月23日。

伊宾·阿昔儿对这一点的熟悉，是无须争论的，他的记载同与他无关的其他东方史料完全一致。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一年，哲别与速不台的远征引起了有名的阿里吉河之战，把罗斯人及波罗维赤人完全击溃。但阿里吉河之战并未造成鞑靼人对东南欧的统治；因为鞑靼人在进一步向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口的不里阿耳城进军时，他们即便不是全军覆没，也是大败而归的。被不里阿耳部在不里阿耳城击溃后，他们沿伏尔加河下溯到撒哈辛城及里海北岸的草原。鞑靼人虽未成为整个钦察草原的主宰者，却暂时地不仅严重打击了波罗维赤人的驻牧地，也使东南欧畅行无阻的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

伊宾·阿昔儿关于哲别、速不台进军的后果写道：“自从鞑靼人入侵后，通往那里（钦察草原——作者注）的（交通）道路被切断了，不能从他们（钦察人）那里得到不儿塔思毛皮、灰鼠皮、海獭皮和从这个国家运来的其他（一切）了；他们（鞑靼人）一退出那里，回到本国去时，道路恢复了，货物又（像过去那样地）运来了。”[82]

1219—1221年蒙古人征服中亚，以及哲别、速不台远征伊朗北部、高加索和东南欧（1222—1224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13世纪20—30年代在中亚、北非与欧洲的所有国家中，人们谈到蒙古鞑靼人的入侵时，都把它看作是当时世界上遭受的最大的灾难。在这方面，与成吉思汗及其远征同时代的13世纪初的阿拉伯大史学家伊宾·阿昔儿（他生于1160年，卒于1233年）的下面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他写道，蒙古人的入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巨大灾难，它降临到每一个造物的头上，特别是穆斯林头上；若有人说自从万能的至高无上的安拉创造了人类后，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遭遇过（任何）类似的灾难，那他是正确的，因为的确史册中没有什么（或多或少）与此类似或相仿的事件。在他们所描写的事件中，最可怖的是纳胡豁朵那锁儿屠杀以色列人并毁灭了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与被这些万恶之徒所蹂躏的那些国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那里的每个城市都比耶路撒冷大一倍。以色列人与那里被杀害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需知（每）一个城市里被屠杀的居民，就比（全部）以色列人还要多……（鞑靼人）对谁也不怜悯，他们屠杀男子、妇女、幼儿，剖孕妇之腹，戕杀胎儿。”接着，伊宾·阿昔儿话题一转，叙述了成吉思汗对中亚的征服，他写道：“这个事变的火花四溅，祸及一切人；它像乌云被狂风吹卷，布满四处。”[83]

被征服之后的最初几年中，中亚细亚的整个生活景象是令人感到可怖的。由于无数次掠夺和大火焚烧的结果，许多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冒着白烟。有工作能力的城市居民一部分被杀死，一部分（尤其是工匠）被胜利者带走，送到七河流域、畏吾儿与蒙古去了。大批男性农村居民被驱入蒙古现役部队充当辅助军。起初，蒙古人对具有复杂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国，如从前的花剌子模王国和哈剌汗国，不能进行管理。不能管理的原因首先就在于他们没有相当的经验。

察合台兀鲁思，咱剌扶伤河与可失哈儿河流域的文明地区形式上也包括在内，起初却只是伊犁河河谷中的一些驻牧地。察合台及其家族最初实际上没有管辖河中（突厥斯坦）。河中直接由大汗管辖，大汗将赋税收入的一部分分给察合台汗室。大汗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委任大商人与高利贷者马合木·牙剌瓦赤为河中长官，他以忽毡城为首府，从那里管理交给他的国土。马合木·牙剌瓦赤掌握着蒙古军队，统军的是达鲁花赤与八思哈；他们一身兼任军事长官与向城乡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征收全部赋税的监税人。军队驻扎在城市及近郊地区；八思哈被派到归他检查的地方官员处，监督他们，以使全部赋税毫无拖延与隐瞒地送入大汗的国库。

中亚各个城市的生活渐渐地恢复正常了，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在被破坏的城市的旧址上或其附近又出现了新建的城市。撒麻耳干、不花剌复兴了，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原貌，甚至玉龙杰赤也复兴了，唯有马鲁城是例外，它仍是废墟一片，直到1409年沙哈鲁时代（1404—1447年）才尝试加以恢复。毁坏的道路修复了；建造或修复了桥梁。追迹成吉思汗，即恰好在一年后行经整个中亚的中国旅行家长春真人[84]叙述道，他过垂河时走木桥，行经答剌速河时过石桥。[85]总之，渐渐地，河中与花剌子模部分地恢复了蒙古征服以前那种活跃的经济生活。

在七河流域见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景象：在这里，察合台及其军队的驻牧使农业一蹶不振至少继续了四个世纪之久。但中亚细亚的安宁也只是表面的。生活的“复兴”只为社会上层，即大地主、商人、伊斯兰教上层分子所享受。跟以往时期一样，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与征服者统治集团的共同语言。不到几十年，征服者已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全都是忠于汗廷的了。

据拉施特（他的记载特别可信）说，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1229—1241年）及贵由汗（1246—1248年）时代，蒙古诸王与王妃把特种文书（诏敕、牌子）分发给左右的土地所有者、官员与商人，使他们有权命居民执行各项杂役、官差，这些杂役、官差成了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沉重负担。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境况一年年恶化。除了从耕地上征收一般的税，即哈剌只［蒙语称作калан（合兰）］外，农民必须负担多种多样的杂役、官差。过路的官员、额勒赤（使者）、富商、伊斯兰教上层、汗室后裔（甚至非直系的汗室后裔）等，取出诏敕或牌子就可索取住所、粮食、饲料、下一段路程所需的马匹等等。在城市也是如此。那时到处驻扎有军队。军队需要吃、喝、穿。与供养官员和宫廷一样，供养大量军队需要大批物资。除粮食外，还需要许多手工业产品。大汗的官员几乎对每种手工业都进行登记，限期向国库及宫廷缴纳一定数量的手工产品作为赋税。那时，像武器、制革、纺织等行业的手工业者境况特别困难。除此而外，再加还有贪赃舞弊。史料中满是关于贪赃舞弊的叙述。有时，非法的勒索甚至比法定税额还多。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逃亡事件，因为缴纳了政府所索取的全部赋税后，生产者就一无所有，无法生活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1238年爆发了不花剌及其所辖地区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起义，历史上称为塔剌必起义。

这是真正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对蒙古政权、包税人与地方封建主（其中包括不花剌伊斯兰教上层）。以制筛匠马合木·塔剌必为首的运动，最初有所进展，但后来被蒙古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