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菲尔德·撒耶尔论乔伊斯的作品

1918年

摘自《詹姆斯·乔伊斯》，载于《日晷》杂志第65卷第773期（1918年9月19日），第201—203页。

本文概论了《青年艺术家画像》、《都柏林人》、《流亡者》和《室内乐》。

斯蒂芬·迪达勒斯，《青年艺术家画像》的主人公，一心想试验所有可能的表达方式。且不论这个人格有点分裂的主人公是不是一个完全符合父亲心意的孩子，至少乔伊斯先生自己是在公开尝试他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伊丽莎白式的抒情诗和易卜生式的戏剧方面的胆略。在我国他新近出版了《流亡者》，一个三幕非韵文剧。该剧似乎意欲描述一个问题并使它明朗化；这个问题确实太复杂，至少我实在不能领会剧中人的台词，更不能深究作者自己的意图或结论。该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的婚姻和自由，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结局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结局等都不甚明了，没法从那些情绪激动的场景和主人公最后的崩溃中得出结论。在舞台上，由于剧情的发展不会因为观众而稍作停顿，该剧肯定会是个捉摸不透的谜，即使人们聚精会神地阅读剧本，作出的解释仍旧相互矛盾，令人绝望。下一次乔伊斯先生若以他的这个剧本为对象尝试一下评注工作，肯定也会做得相当不错。

《室内乐》是——除了最后那一首杰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之外——对17世纪早期诗歌佳作的卓越而完美的仿效。这些短诗亲切、迷人，除了某个中学校长，谁都不会因为它们反复吟唱同一个曲调，即那文质彬彬的世俗爱情，而吹毛求疵。

我只能表达和坦言

对你柔情的怨恨

仅仅这两行诗便可以消除某些认为作者误入歧途、拾人牙慧的苛评。事实上，就这些抒情诗而言，它们所勾起的我们对早年笛声的怀念，只会使我们感到更愉快：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作为《都柏林人》的创作者，其头脑中塞满了现代城市生活的不如意，竟然能写得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优雅，而这种优雅只属于那个缺陷较少的时代。

以《都柏林人》为标题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当然是乔伊斯先生的最佳之作；实际上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寻觅比它们更好的作品。标题很合适，因为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对事件的叙述，不如说是对人物性格的展示。诚然，乔伊斯笔下的这些人物并没有被描绘成一成不变的，以便我们仔细推敲他们复杂的特征；打个譬喻：他们是在飞行当中被截获的，正因为如此，人物描写才更加成功。在他们不断改向的飞行时光和影的不断更替中，我们方能相当彻底地察看他们，而乔伊斯先生保证使人们在恰当的时间注意恰当的地方。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评判，这些故事模糊的情节如此不匀称，以至于都成了畸形：它们是小说世界里的驼背。不过，组成这些故事为数不多的插曲只是在它们的互相关系上以及与附带的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关系上才如此随意；假如把它们看成是原貌，看成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媒介，那么它们便具有不可思议的象征性，甚至推理性。

因此，几乎不存在任何情节张力；而且，无论我们会多么同情某些人物，我们对他们的困境的结局却一点都不好奇。仿佛置身于梦中一般，我们自己不仅仅难以理喻地超然于所叙述的事件之外，也超然于任何一种现实的利益之外。我们以一种受到催眠后产生的注意力来察觉人物的演化，而且我们整个的意志也非常神奇地全神贯注于他们的意图，假如不如此专心一意，我们既不会猜测也不想知道他们的意图。

一经乔伊斯先生的天才驾驭摆弄，短篇小说便成了一种不亚于音乐的纯粹的艺术：我们不再关注作品会如何结束，更不要求它有一个好结局；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想像被如此壮丽地激发起来，仅仅这一点就令我们心满意足。

乔伊斯笔下的人物中的大多数其随意性不亚于他们在其中出演角色的故事。他们甚至比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更加显而易见地流离失所，如同漂浮于水面的船只残骸，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急流的潮起潮落几乎感到舒适、自在。最后我们想起他们不是鱼：我们还闻得到他们的体味。

自相矛盾的是，《青年艺术家画像》比起《都柏林人》里的这些故事，倒不那么像一幅肖像。表面上它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记载了一个具有敏感的想像力的青年专心致志于文学这一困难重重的职业，然而它主要还是当代爱尔兰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剖面。当男孩还在家里时，这个家庭是不可抗拒的爱尔兰式的，在尽情欣赏如此壮观的凯尔特人的家庭生活时，我们几乎忘掉了家庭和男孩这两者的存在。当命运把可怜的斯蒂芬关到寄宿学校这平静却又不尽人意的机构之中后，这个苍白的男孩在色彩斑斓的耶稣会背景之下很容易被读者忽略。即使在小说的后半部，醒目的性需求取代对家庭和学校的兴趣之时，我们仍专心致志于青春期这一毁灭性的疾病，而几乎忘却了那个病人。因为这个大智大慧的爱尔兰人行文风格最奇特而又恰当地体现在对话中，不过他那明晰、简练的语言在下面所引章节中同样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至少在这一段里迪达勒斯当然可以被视为作者的代言人，他在反省自己所坚持使用的我们的英语语言：

［引第5章的内容。］（略）

《青年艺术家画像》的最后几页以日记形式写成，其风格犹如草草的记录，时断时续。这种风格至少令人联想到一点画家的绘画，实在是那个病孩的心境的完美表现。但是，以这种佶屈聱牙的方式写成的小说读来未免令人疲惫不堪，如今连载于《小评论》上的乔伊斯先生的《尤利西斯》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它与为数不少的莎士比亚的散文篇章有共通之处。不过莎翁倾向于运用这种不连贯的话语只是想要在流畅的诗行之间点缀上这些简短的间歇，而现在乔伊斯把这当作一种叙事风格。当然，这并不违反常规。因为莎翁笔下的人物当然都在很自然地大声说话，而且除了疯子和开小旅店的女人这些特例之外，说话都很连贯；而乔伊斯的小说其实是一篇被杂乱的闲聊打断的长长的内心独白。那个伟大的法国人（福楼拜）尽其所能描述自己眼中的事物，而这便是“印象派艺术家”这个词到目前为止在文学上的全部涵义。从更微妙的意义上来说，乔伊斯也成了印象派艺术家。他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尤其在《尤利西斯》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连串互相之间经常只是在潜意识误解中性质类同的印象——只有我们那昙花一现的真正意志和欲望方能理出头绪的一条模糊、湿热的意识河流。乔伊斯此举相当成功，令人叹服。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它的佶屈聱牙，尤其不适合诠解我们那些宁静的、互相之间如此无声无息地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之流。我们中有些人看到那个能够写出短篇故事《死者》那曲折得出奇的最后几页的乔伊斯，现在竟然采用了如此迥然不同的方式，着实觉得遗憾。不过，凡事都有其合理性。

《都柏林人》里的爱尔兰与传说和诗歌里的爱尔兰相去甚远；因为除了在诗中，乔伊斯一直念念不忘我们在此生确实获取过的这些肮脏的狂喜。他的作品于粗俗中见高贵，人物的举手投足也并非低贱不堪。这个世界里充斥着内陷的圆顶礼帽和糜烂的灵魂，在那里倘若还有骑士豪侠的话，他们也只是些守候在地下室前的空地上等待多情女佣垂青的无聊之辈。对于人类的美好天性竟然习惯于而不是屈从于我们那利欲熏心的工业文明，乔伊斯先生很是愤世嫉俗。而且他所描绘的图景虽然过于尖刻，却并非不能令我们相信其真实性。最后，我们极不自在地几近觉得人类生活本身可能就是不可救药了。

（周　汶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