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黎—卢特提亚（最早的时代—约1000）
公元358年和360—361年的冬天逗留于卢特提亚的罗马皇帝尤利安曾经这样写道：
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对这座后来被叫作巴黎的城市历史最早、最长的文字描写。这种描写成为巴黎历史写作的一种方式：情感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掌权者。
显然，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巴黎叫作卢特提亚。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将其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恺撒也成为第一个把巴黎命名为卢特提亚的人（其他人称其为卢卡特西亚），以此来指称“巴黎（Parisii）部落的城市”。[24]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编年史学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探索卢特提亚这个概念的来源。富有幻想色彩的是，有人把它与希腊语中的白色（leucos）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面部白净，或者是因为那里的房屋外部是用白石灰粉刷的”，17世纪古文物学家安托万·德·蒙罗亚尔学究式地解释道。也可能像拉伯雷那更具有恶作剧色彩的想法，这是对“那座城市里妇女白净的腿”[25]的致敬。还有人将这个名字追溯到《荷马史诗》，据说当地的人都崇拜水手和水路的保护女神，她叫琉科忒亚。不那么神秘的是，有的学者将这个概念与凯尔特语中的luco或lugo联系在一起，意即“沼泽”；还有学者将其与拉丁语中的lutum联系在一起，意即“湿地”。我想，把卢特提亚与湿地联系在一起可能是最合适的。
从词源学来看，“湿地”突出了巴黎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形容了巴黎早年的地理特征。尽管罗马皇帝尤利安对巴黎的描写是田园风格的，但是塞纳河在巴黎的地理位置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今塞纳河最宽的地方大约200米，而在当时塞纳河某些河段的宽度超过500米。冬季恶劣的气候使当地并不像尤利安所说的那样温和，寒冷的冬季经常使河流结冰，使桥梁面临被毁坏的危险，由此带来的食品供应的匮乏使巴黎面临饥饿的威胁。塞纳河不是很深，在它的两岸有广阔的沼泽地和湿地。河的左岸有一条叫海狸河的支流进入塞纳河，位置可能在今天巴黎第五区的奥斯特里茨火车站附近。在遥远的过去，塞纳河的右岸有一段较低洼的地带使塞纳河水向北流向山丘地区的梅尼蒙当、贝尔维尔、蒙马特和沙约。但在公元前30000年左右那里就已经干枯了，塞纳河的河道改为现今的模样。但是，那里成为后来河水泛滥成灾的地方。在最好的情况下，塞纳河右岸的沼泽地带成为巴黎自卫的防范手段；在最坏的情况下，暴雨可以使已经不存在的河道重新激流滚滚。编年史学家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回忆公元582年发生的洪水中在今巴黎第十区圣洛朗教堂附近一艘船失事的历史。旧河道在1910年大洪水期间也曾经恢复过，当时的音乐爱好者甚至可以划着船去歌剧院。
卢特提亚，或高卢人统治下的巴黎。1705年地图，根据尤利乌斯·恺撒和斯特拉波的描述绘制
因此，土地、水和泥沼与巴黎城市历史的关联比起现代来说更具戏剧性。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的礼物。”如果说这句话有其道理，那只能说塞纳河给巴黎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麻烦，这条河必须得到控制和掌握。这一点很明显，例如，西岱岛就是一个证据。它是塞纳河上的主要岛屿。恺撒曾经认为，西岱岛就是当地部落群体居住的主要地区。巴黎的地貌和历史都是围绕它展开的。该岛曾比现在低大约6米，所以洪水也频繁发生。事实上，该岛是塞纳河上众多岛屿中最重要的一个，面积曾经只有7至8公顷，而现在则有17公顷。在该岛的西边有三个小岛，位置就在今天的新桥后边。在中世纪，那里的河道淤塞，形成了岛的顶端。在该岛的东边有四个小岛，其中之一成为西岱岛的组成部分，两个在17世纪的时候被改造成后来的圣路易岛，剩余的那个叫作卢维耶的岛将会与右岸连接在一起，最迟在1843年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四区的莫兰大道。这样复杂的地貌定会导致在塞纳河上航行的困难，因此才有必要使用浅水拖船。
巴黎城所在的巴黎盆地的基本特征在上一个冰河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当时，犀牛在市政厅广场坐落的那个地方漫步，猛犸在贝尔维尔的大百货商店附近吃草。这个宽广地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形成了许多可以航行的、流动缓慢的水系，包括马恩河、埃松河、卢万河、约讷河和奥布河，这些河流都成为塞纳河的支流，塞纳河则越过今天的鲁昂西部流入遥远的大海。这样，塞纳河流域就沟通了从西部英吉利海峡到东部阿尔萨斯、德国和瑞士的广大区域，把法国北部、东部和中心地区都联系在一起了。
在大巴黎地区出现的最早人类可以追溯到大约70万年前。但是这个地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人类遗迹是1991年至1992年在今巴黎第十二区的贝尔西发掘中发现的一些人工制品。贝尔西在西岱岛上游约12公里处，在这里发现文物有力地证明了当时水对该城市是多么重要。幸运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发现物被巴黎湿地保存了几千多年。贝尔西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大约公元前5000年石器时代晚期的历史，而且证明了河流在早期社会和后来者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几艘独木舟是很值得骄傲的。这些独木舟长度超过5米，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制造的。独木舟表明，这里的早期社会是以狩猎—采集为导向的，他们依靠猎取鹿、野猪、野牛和熊等陆上动物和鱼、海狸、水鸟、龟等水里动物过活。尽管当时这些居民已经定居，但还保持着捕猎的生活习俗。他们更愿意放牧而不是耕种，把生产谷物、饲养猪牛结合起来，并继续追求狩猎活动。甚至到了恺撒进入该地区的时候，这里的许多群体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依然十分茂密的森林中，不断在空地之间迁徙。
从青铜器时代（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750年）开始，巴黎便成为当地陆路交通的中心，同时还是主要水系的核心地带。这个时期比较宽阔的塞纳河成为巴黎人生活中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西岱岛周围岛屿群的存在使这里具有长距离贸易和交换的物流价值，也使这里的人们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容易跨越塞纳河。我们不能屈服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因为来自英吉利海峡、佛兰德和比利时的那些以陆地贸易为主的商人如果愿意绕过巴黎到它的北部去，或者跨越马恩河逆流去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都是可能的。当时的南北贸易通道就在现今塞纳河左岸的圣雅克街（今巴黎第五区至第十四区）和右岸的圣马丁街（今第三区至第四区）。这足以证明巴黎在当时长距离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南部和西南部更是如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来自英国（尤其是来自康沃尔）的锡在贸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南部和东部处在青铜器时代的社会都特别需要用锡来加工铜产品和维持铜储备。城市中心的地位和在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各地的人都到巴黎来，结果带来了文化和种族的混合，这也是巴黎的一个长期历史特征：在罗马征服以前，巴黎已经是一个大熔炉了。
在青铜器时代之后的铁器时代，可能有大群的新来者在这里定居，他们被欧洲中部和东部发生的广泛而无序的人口迁徙冲刷到这里，他们是凯尔特人或高卢人的祖先，后来被恺撒打败并征服。这些部落群体中有一支叫作“巴黎”（Parisii或Quarisii）的人群，在定居前曾远航至约克郡，但是该群体的大部分都定居在巴黎周边地区及塞纳河与马恩河的交汇处。凯尔特人的铁制武器表明他们是好战民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往往是容易防守的要塞，常常利用河流或其他天然屏障进行自卫。例如，马恩河河谷的圣莫代福塞就非常隐蔽地坐落于马恩河的一个弯道里。西岱岛，我们可以说，那就是恺撒描绘的巴黎人的城堡。[26]
恺撒对巴黎的兴趣远不止于它的地形。这个时期的罗马共和国正在对外扩张，现代法国的全境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一个当时被叫作纳尔邦高卢的地方连接着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在公元前121年也归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恺撒在公元前58年至51年进行的高卢战争既是为了保护罗马在这个南部省份的影响，也是为了扩大罗马的主权，以对抗凯尔特高卢人及其骚动的日耳曼邻居。被恺撒称为“长发高卢”的地方从今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他把这里与据信更加稳定、文明和罗马化的纳尔邦高卢进行了对比。
公元前50年代，罗马军队的突击目标实际上针对的不是巴黎人，而是其他更强悍的部落，如居住在中央高原的阿维尔尼人，还有巴黎人的邻居、奥尔良周围的卡努特人和以桑斯为中心的塞农人。最初，巴黎人试图不卷入冲突。公元前53年，恺撒召集卢特提亚地区所有部落参加高卢大会，他们曾经给予充分的合作。但是到了下一年，巴黎人改变了立场。于是，恺撒派他的得力助手拉贝努斯率领军队去进攻巴黎人。拉贝努斯略施小计，包括在夜间派废弃的小船运送军队渡过塞纳河，迫使巴黎人在他们的指挥官卡穆罗格努斯带领下要么从格勒纳勒（今巴黎第十五区），要么从奥特尤尔（今巴黎第十六区）逃到西岱岛的西部，并将他们彻底击溃。逃过这一劫难的巴黎人来到南方，加入了由阿维尔尼人维钦托利率领的抵抗队伍。根据恺撒的记载，大约八千名巴黎人参加了公元前52年的阿莱西亚战役。在那场战斗中，高卢指挥官维钦打得托利被迫投降，他手下的军队又被落花流水。
后来，卢特提亚从这个时期罗马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最初被卡穆罗格努斯破坏的西岱岛也得到新生。战争灾难过后，“长发高卢”地区被分为三个省，以里昂为首府。坐落在北部省份比利时高卢内的卢特提亚由于罗马帝国的建立而受到影响。在卢特提亚被征服前的几十年间，巴黎人曾经铸造过一种很好的金币，这说明当时那里的商业和贸易很繁荣。罗马的征服使当地货币的价值明显下降，这也标志着那里经济的衰退。
考古发现表明，在城市建设上，真正按照罗马模式建立起来的城市出现得非常缓慢。卢特提亚很可能曾经有一个罗马人喜爱的古典格调的网格状街道规划，中轴线，即南北向的中央大道的地位，被赋予了当时已有的、如今在圣雅克街一线的公路。然而，要在这个框架内填充建筑物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虽然现今巴黎第四区的市政厅广场那里本可以建一个港口，但是右岸那里的住宅很少。西岱岛上的主要建筑是4世纪建造的尤利安皇帝住过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塞纳河左岸，即现在巴黎第五区，几乎就是整个罗马卢特提亚，人们的居住地区东起现代巴黎的穆夫塔街，西至今第六区的沃吉拉尔街，从塞纳河岸边沼泽地带的圣日耳曼大道一直到圣热纳维耶芙山的边缘。在现今先贤祠附近有一个柱廊式建筑，兼有举行公共集会和宗教仪式的双重功能。那里还有两个剧场，其中一个就是19世纪晚期重新发现的巨大的圆形露天竞技场。还有三个公共浴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今的圣米歇尔大道上依然可见的那些废墟。在巴黎城市边缘地带有三个墓地，其中一个在通往西南现在的沃吉拉尔街的路上；另一个在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雅克街通往田野圣母院的方向；第三个更晚一些，在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戈布兰交叉路口的东南方向。从兰吉地区到城南与海狸河相连的水渠用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给人以深刻印象。拿破仑三世在第二帝国时期的供水系统也是按照同一路线建立的。尤利安皇帝曾经盛赞这里的水质。当时，这座城市的水都是用管道直接供应到居民住宅的，当时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居民住宅区都有一种独特的中央供暖系统。
一、罗马竞技场
尽管罗马人在巴黎留下了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来得很慢，直到尤利安短暂地将它纳入罗马帝国统治下以前，卢特提亚在整个罗马统治时期从来都只是一个二流城市。罗马人允许现有的部落体制在整个高卢继续存在，但是巴黎人的六十多个部落群体从来没有形成由“长发高卢”组成的城邦。卢特提亚仅仅是广阔的比利时高卢省中的一座首府城市。巴黎当时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例如，巴黎距离罗马帝国的长城很远，该长城是用来防御来自日耳曼部落跨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侵犯、保卫罗马帝国的西北边疆的。甚至到了4世纪，当高卢的三个部分由一个更小的组织所取代的时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上，卢特提亚也没有取得核心的地位，而附近的桑斯却成为第四里昂区的首府。
作为一座城市，卢特提亚的功能主要是行政的，而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当时，该城市的居民人数最多不超过8000人，与当时纳尔邦高卢的纳尔邦和尼姆以及里昂、欧坦、兰斯、特里尔相比，人数还是很少，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在2万至3万之间，而当时的罗马已经拥有75万人口。卢特提亚的面积也只有50多公顷，而兰斯为600公顷，特里尔为285公顷，欧坦也有200公顷，甚至前罗马时代高卢的阿莱西亚城堡也有97公顷的面积。卢特提亚钱币的命运以及建筑环境的罗马化进展缓慢的事实，表明城市经济从被征服的创伤中恢复得十分缓慢。在北部高卢，卢特提亚是少有的几个可以用当地的石头来兴建的罗马城市之一。西岱岛方圆五公里内蕴藏的石灰岩（用作石料）和石膏（用作灰泥）一直到现代都在为建筑提供原材料（最后一个石灰岩采石场在1939年关闭），十几个世纪以来留下了许多巨大的地下洞穴。卢特提亚的绝大多数建筑物是在2世纪甚至3世纪建立的，石头、石膏和瓦块逐渐取代了抹灰篱笆墙和茅草，但是后者从未完全消失。虽然在卢特提亚的黄金时代既有建筑业，也有陶器生产和金属加工，并导致郊区出现了制造业，但是卢特提亚没有真正成为生产中心，而是专门从事起运输业。罗马帝国修建连接首府里昂与英格兰的道路的决定也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影响，这条路经过桑斯、桑利斯和博韦，却将巴黎完全排除在外。
巴黎的罗马竞技场
1711年在巴黎圣母院周围出土的“船工石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考古学发现。该石柱是2世纪初建造的。这根石柱的存在说明，尽管存在上述那么多问题，但是巴黎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了。这根石柱大约有5米高，收藏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克吕尼博物馆，那里还有罗马浴池的遗迹。石柱上表现了罗马诸神，包括玛尔斯、维纳斯、墨丘利、福尔图娜、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伏尔甘，他们愉快地与高卢诸神待在一起。石柱上用相当糟糕的拉丁文描述：“在提比略·恺撒·奥古斯都的统治下，船工们集体出资竖立了这座纪念碑，献给最伟大、最仁慈的朱庇特神。”这根石柱表明了高卢—罗马宗教的融合，但也说明了船工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在罗马人到来之前，船工组织便已存在，似乎也推动了2世纪初的经济发展。
当地的产品被运往远方。在城市周边的三个墓地外发现了大块的罗马式农田，这些农田由奴隶耕种，使卢特提亚犹如一座花园城市。例如，在沙约和蒙马特也有大规模的农田，还有供奉从玛尔斯到墨丘利等诸神的庙宇。在今天巴黎的环城大道之外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居民区，包括克利希、让蒂伊、博比尼、伊夫里和圣德尼。卢特提亚的农村特征在3至4世纪得到扩大，随着罗马统治的动摇而走向衰落并最后消失。从2世纪晚期开始，来自罗马帝国长城之外的蛮族入侵使高卢各地面临危险，最早在162年和174年，这里已经有了被袭击的危险，但真正的危险在3世纪晚期才开始成为全境的问题。日耳曼的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在275年的袭击给60座高卢城市造成了损失，卢特提亚也包括在内。公元300年稍晚一些时候，巴黎西岱岛和公共集会场地周边的防御成为问题，人们开始从那些难以防守的建筑物上取石头来加固这些区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埋藏钱币和其他贵重物品，这表明蛮族威胁带来的心理冲击很大。
二、一个巴黎儿童
尽管有那么多对外来入侵的担忧，但是比起法国北部的其他城市来说，那些入侵对巴黎的影响似乎相对较小，因此，问题还没有严重到使巴黎人不敢在防御地区之外建造房屋的程度。尽管规模不大，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黎，城市网络还是基本上保持完整，遭到的侵犯可能仅仅来自杂草和荨麻。此外，卢特提亚也逐渐发展出了后世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罗马防御长城无懈可击的时候，罗马军队能够在靠近日耳曼的特里尔等城市戍守边疆，但是一旦长城防守失败，驻守在卢特提亚等城市的罗马军队就会因为距离太远而不会成为入侵者的首要打击目标，而罗马的军队则可以利用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系统快速运动到任何事发地区。同时，还可以通过康布雷、博斯和普瓦图为罗马军队运送粮草。据尤利安皇帝记载，很可能在普罗布斯皇帝（276—282年在位）下令取消在意大利以外任何罗马统治区栽种葡萄的古老禁令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自己的葡萄酒产品。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座卢特提亚兵营，地处通往意大利的道路东南。城市里还驻有一支舰队，可以运送军队到塞纳河沿岸的所有地区，以便平息那里发生的混乱。这座城市由此发展成为一座卫戍城，也因此为巴黎人的船工提供了良机，那里的航运业自然持续繁荣。
儿童面部石膏模型
上述情况证明，在3世纪50年代晚期，罗马将军尤利安被派到高卢去抵御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正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他在西岱岛建立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在这个时期更显得重要，因为该城的港口就在西岱岛上。360年，发生了一件卢特提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罗马军队拥戴尤利安为皇帝。当时，罗马军队面临着被派到东部前线与伊利里亚人作战的威胁，如果被派去作战，他们将不得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地与家人分离。[27]于是军队发生了反叛。叛军在欢呼声中将并不情愿的尤利安举到一面步兵盾牌上，举行了一个既像日耳曼风格，又像罗马传统的仪式，但是没有皇冠，戴在尤利安头上的只有一个旗手标志。三年以后尤利安皇帝就去世了，但是在365年至366年间，他的继承者之一瓦仑提尼安一世也是在这里领导了反对蛮族的战斗，从而使卢特提亚的帝国风貌更加浓厚。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座城市叫作巴黎了？人们以自己部落的名称命名自己最初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到4世纪早期，这座“巴黎人的城市”就已经被叫作巴黎了，到4世纪末期，名称的变化彻底完成。在罗马统治时期，卢特提亚一直不失其铁器时代晚期的高卢特色。如同在高卢其他地方一样，罗马人很大程度上允许巴黎人实行自己过去的政治形式，当地的贵族阶级也基本上没有变化，航运业几乎可以肯定也是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巴黎—卢特提亚一直是坐落在荒野中的一个前哨阵地。尤利安皇帝自己的家庭来自一个遥远的多瑙河部落，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个“粗俗的、丑陋的、在其决定中毫无可取的长远打算的群体”。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与巴黎地区的凯尔特人有相似之处，将自己在巴黎人及其同类中的角色描绘为“就像是与野兽打交道并被纠缠住的猎手”。[28]虽然罗马人认为他们使这座微不足道的（但也是可爱的，一如尤利安所说）半野蛮城市文明化了，卢特提亚还是不能放弃自己在前罗马时代形成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点在4世纪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突出。
4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尤利安皇帝和瓦仑提尼安皇帝都成功地将日耳曼部落——主要是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阻挡在罗马长城之外。4世纪末，军事指挥权从巴黎转移至特里尔，这表明长城地区的安全性提高了。但是，“罗马盛世”的残影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5世纪，罗马的权力便完全崩溃了。建立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基础之上的双重帝国在其西部没有能够重整军事力量。410年，罗马人受到西哥特人的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分裂明确载入史册。甚至早在406年，罗马西北部前线的防御就已经像气球一样被刺破了，大批日耳曼入侵者从罗马长城蜂拥而入，结束了整个高卢地区的罗马行省体系。勃艮第人定居在法国东部，阿拉曼人定居在阿尔萨斯，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定居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则跨过意大利进入法国南部，在图卢兹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416年，罗马当局被迫承认了这个王国。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法兰克人具有统治地位。
在松散的法兰克人部落联盟中，有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最为突出。他们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墨洛温，据说墨洛温是一个信仰异教的海怪的儿子。这支法兰克人将罗马帝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代表，军事指挥官埃提乌斯（425—454年在位）、埃伊杜斯（454—464年在位）和西阿卢斯（464—486年在位）团团包围。在463年至464年间，这支法兰克人围攻巴黎并杀死了埃伊杜斯。在5世纪80年代晚期，他们又在苏瓦松杀死了西阿卢斯。西阿卢斯的死亡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去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西方的终结。在本身失去了罗马卢特提亚的古老价值以后，巴黎得到了新的身份，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基督教已经传入巴黎，并从此长期铭刻在这座城市的外表上。根据后来的教会传统，巴黎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区是由圣德尼建立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新约》中提到的圣保罗的门徒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这一传统基于对二者的混淆。巴黎的圣德尼很可能是3世纪末期被派往该地区的一个传教士，但他只能暗中偷偷地传教，因为当时的罗马政权认为，基督教的一神论主张是对罗马宗教的威胁。例如，罗马皇帝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和瓦勒良（253—260年在位）都曾经发布迫害基督教徒的敕令。德尼可能是在272年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神奇故事成为他被封圣的依据。据说，德尼在蒙马特的山坡上被斩首后，自己拾起自己的头颅，带着它来到埋葬他的墓地，后来这里修建起圣德尼修道院。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从此基督教徒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迫害基督教徒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卢特提亚的尤利安皇帝就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军事首领，但到5世纪初期，基督教就安全了。从此以后，异教徒和异端才是被迫害的对象。
在5世纪，一个叫热纳维耶芙的年轻女基督徒成为巴黎抵抗蛮族侵扰的象征，她几乎立刻就被封为圣热纳维耶芙。根据《热纳维耶芙圣徒传》的作者回忆，在451年，当巴黎受到阿提拉和匈人威胁的时候，当巴黎的长者们建议巴黎人全体大逃亡的时候，热纳维耶芙组织人们进行了抵抗。她的名声成为基督徒在面临蛮族异教徒威胁时的精神依托。结果，阿提拉的军队从巴黎附近撤退，既而在特鲁瓦和沙隆附近被埃提乌斯击溃。后来，热纳维耶芙在463年至464年间与由希尔德里克率领的法兰克军队进行了谈判，在5世纪70年代法兰克人围困巴黎的时候，她还把粮食从特鲁瓦运送到巴黎，从而缓解了巴黎发生的饥荒。后来，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打败了罗马军队，西阿卢斯战死以后，抵抗难以为继。克洛维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法兰克帝国，征服了曾经被称为“长发高卢”的多数地方。
三、圣热纳维耶芙
热纳维耶芙很可能在墨洛温王朝基督教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异教徒希尔德贝特曾十分畏惧她的神圣，因为很可能正是她的影响使克洛维于498年率3000名法兰克士兵皈依了基督教。克洛维王朝从481年一直持续到511年。克洛维和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开创了对热纳维耶芙的崇拜，建立了圣徒大教堂（这对夫妇后来就葬在这座教堂）。从9世纪开始，这座教堂变成了圣热纳维耶芙山上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克洛维皈依了基督教，这使他能够以信仰捍卫者的身份对抗同时期已信仰了雅利安异教的西哥特人，并在507年的武耶战役中击败了他们。克洛维也因此宣称自己是罗马皇权的继承者。508年，在图尔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克洛维接受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赐予他的执政官头衔。通过罗马皇帝尤利安和瓦仑提尼安，卢特提亚成为一座帝国之城；又经过热纳维耶芙，巴黎成为一座基督教信仰之城。这正是克洛维希望通过努力获得罗马的合法性所得到的结局。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这样描述道：“他穿上紫色长袍，披上象征军事权威的披风，将王冠戴在头上。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是罗马的执政官，或者叫奥古斯都，然后，他启程向他选定的首都巴黎进发。”[29]
尽管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但是法兰克人能同时接受罗马人的披风和基督教的光环并无令人吃惊之处，因为他们早已经接受了罗马帝国晚期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克洛维之前很久，法兰克人就不断地越过罗马长城进入罗马境内，可见这道长城远比罗马人自己说的更容易越过。从2世纪开始，罗马军队大量征募那些归顺的日耳曼人入伍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在巴黎成为一座有驻军的城市之后。例如，在巴黎城东南的高卢罗马人墓地里有一块墓碑，属于一个名叫乌萨纽斯的来自日耳曼麦纳皮部族的罗马军团士兵，这个部落就生活在莱茵河的河口，这个人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兰克人曾多次作为罗马人的契约盟友戍守边疆，将其他蛮族人挡在疆土之外，例如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就曾在451年与埃提乌斯一起对抗阿提拉。他临终之前还坚持要用法兰克的一把飞斧和罗马将军的一枚徽章作为陪葬品一起下葬。这一时期的巴黎可能如同早期一样拥有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性，这种混合也包括日尔曼的元素。360年，罗马军团曾用盾牌抬起尤利安以示对皇帝的欢迎，这种日耳曼人的仪式在罗马却鲜为人知。甚至热纳维耶芙，这个用来捍卫罗马精神的基督徒的偶像，身体里也可能流淌着日耳曼人的血液。
1725年的圣热纳维耶芙圣体游行
墨洛温法兰克人，这些昔日的蛮族入侵者，已经成为帝国和基督教的守护者，他们是我们了解到的最罗马化的所谓蛮族人。6世纪希腊编年史家米里纳的阿加修斯这样评述道：
融合之所以这么容易，是因为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正是他们构成了克洛维新王朝的统治阶层，但是考古研究发现，他们并未显著地改变巴黎城及周边地区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他们更多地居住在东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巴黎地区并未有日耳曼地名流传下来，有的只是拉丁语和高卢语地名。
可能经过通婚和与高卢罗马的精英们政治结盟，法兰克人才毫无痛楚地与当地人交融起来，皈依基督教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地位（从313年开始，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信仰），但这也是对从3世纪晚期开始基督教化的当地土著民族的一种安慰。此外，法兰克人还全盘接受了既有的教区框架和教会等级制度，保留了罗马税收制度，接受先前存在的法律条文，作为罗马人和教士们的语言的拉丁语也变成了墨洛温王朝的官方语言，包括法兰克习惯法在内的所有官方文件均以拉丁文书写。法兰克人与教会修好。兰斯主教雷米在克洛维掌权伊始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应当服从你的主教，遵从他们的劝导，如果你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你的王权就会稳如磐石。”[31]克洛维及其继任者多半都很谨慎地遵循这一教导。
克洛维将巴黎选作首都算是一条妙计，他要调和现有的权力结构，也要摄取罗马精神和基督教教义的全部内涵。如果没有一座罗马式城池的存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以罗马承袭者的形象称王。巴黎可以作为首都的首要因素是尤利安皇帝曾经在那里加冕为帝，同时它还处处留有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痕迹。克洛维及其后嗣均蓄长发，这可能是一种魔力的象征，他们都将基督教上帝选民的光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以及墨洛温王朝传统的神圣地位结合在一起，作为从墨洛温伊始世代继往开来的结果。在蓄长发的国王们铸造的硬币上，有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形象，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墨洛温诸王曾经派外交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建筑上都坚持科林斯柱式建筑风格。希尔德里克（561—584年在位）用拉丁语六韵步诗行创作诗歌，据说577年还在巴黎的老竞技场组织了罗马竞技活动。
作为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捍卫者，墨洛温王朝的地位通过权力政治的复杂性、混乱性和血腥性展现出来。图尔的格列高利在《法兰克史》一书中对此向读者进行了描述。一方面，法兰克王国靠军事征服从6世纪初壮大起来：先是征服了阿基坦的西哥特人，然后使普罗旺斯王国的东哥特人处在墨洛温王朝的控制之下，接着是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在日耳曼和意大利也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另一方面，每位国王死后，王朝的土地会被再次划分。例如，511年克洛维去世时，他的四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他的领土，希尔德贝特（511—558年在位）成为“巴黎之王”，而他的三个兄弟则分别拥有了以奥尔良、兰斯和苏瓦松为中心的各自的王国。血腥谋杀和暗害是维护墨洛温王朝政治文化在晚期得以继续的两个支柱，死亡和缺少子嗣也可以防止权力的继续分裂。即便如此，从克洛维时期到8世纪中期，墨洛温家族的王权每四年中只有一年没有更换统治者。巴黎独特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未遭到统治者们的瓜分，它始终拥有法兰克各领地首府之地位，是一个可以商讨解决各种共同事务的地点。但是，在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政治中，巴黎已成为一个很有用的谈判筹码，从6世纪晚期开始，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越来越多地仅仅巡回于自己的领地上，但是很少住在首府。
可能由于它作为首府的象征性地位，巴黎逐渐发展成召开教务会议的地点，其中包括360年在此召开的一次声讨阿里乌斯派异端的大会。但是到了后来，宗教会议开始在这里定期举行，如552年、561年、573年、577年和614年的会议。同时，巴黎这座城市也是墨洛温王朝君主选择的入葬地。例如，克洛维和克洛蒂尔德就都葬在了巴黎圣热纳维耶芙教堂的圣祠里。另外，在543年，克洛维的儿子希尔德贝特将圣樊尚的遗体从萨拉戈萨带回巴黎，安放在左岸的一个圣祠里，这里后来发展为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希尔德贝特在558年去世后也被葬于此，在629年以前，他的所有继任者也都埋葬在这里。在圣德尼修道院里，也修建了一块王家墓地。该修道院因圣德尼的坟墓而得名。5世纪50年代，圣热纳维耶芙曾经在此地修建过一所圣祠。许多墨洛温王朝的达官要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这里的墓地。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单独统治墨洛温领土的国王中，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8年在位）也做出了同样选择，这标志着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王家葬礼传统从此开始了。
在6世纪，君主和贵族阶级都大兴土木，建造宗教设施，因此，教会兴盛起来，教堂的分布也随之发生变化。385年，图尔的圣马丁在去城北的途中救治了一名麻风病人，因此，人们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即塞纳河右岸居民区的北侧建起了田野圣马丁教堂。而圣马塞尔则与巴黎东南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传说他曾在某块墓地的边缘打败了一条龙。后来他自己就被葬在这里，也就使得今天的戈布兰十字路口附近原来用于埋葬士兵的地方变成了基督徒墓地。墨洛温王朝资助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天主教堂，用来纪念圣埃蒂安，该教堂被建在西岱岛上，距离12世纪兴建巴黎圣母院的地方不远。到8世纪，墨洛温王朝在西岱岛又建造了六座教堂，在左岸地区也建造了十几座教堂。这些教堂被建在离主要道路很近的地方，例如，圣塞味利教堂和田野圣母院在圣雅克街附近，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圣梅达尔教堂和圣马塞尔教堂则位于通向意大利的公路旁。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塞纳河右岸重要居民区的出现。它们围绕山丘建成，由于19世纪奥斯曼男爵曾平整那里的土地，现在山丘已不复存在了。[32]这一时期许多教堂在此兴起，如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第四区的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另外还有六座教堂在这里兴建，包括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屠宰场圣雅克教堂等，都在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个港口附近。湿气弥漫的右岸沼泽地后面还有现在巴黎第十区的田野圣马丁和圣洛朗教堂，再往北去，就在殉难山上原来作为异教神庙宇的地方，那里是圣德尼殉难之处，现在建起了一座教堂，墨丘利山也因此更名为蒙马特山（意即“殉难”山）。总之，对于巴黎这样一座人口并不比罗马时代多的城市来说，这可谓一个了不起的教堂阵容。
在巴黎的政治经济作用日渐萎缩的同时，教会机构却在逐渐膨胀。尽管到6世纪叙利亚和犹太商人仍在巴黎出没，足以证明历史悠久的贸易模式仍在延续，但是赠品、贡品和战利品逐渐成为更具有地方特征的经济形式，它统治了法兰克领土及周边地区。城镇已经不再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是贸易与交换的中枢，城市文明逐渐被一种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所取代。法兰克人的政治力量也在逐渐衰败，后来的多数统治者已经不再重视向南征服，而将他们的权力集中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这个地区，出现了活跃的两极：一个是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即从默兹河到莱茵河的法国东部和德国西部；另一个是纽斯特里亚地区，即从默兹河到卢瓦尔河的法国中西部地区，包括巴黎在内。
纽斯特里亚地区的国王们越来越喜爱巡游生活的方式。尽管他们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巴黎，但他们更愿意住在克利希的王宫而不是城里，除希尔佩里克二世717年在巴黎短暂停留外，没有记载证明8世纪上半叶有哪位国王去过巴黎。此外，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正在由于自己身边崛起的一种新生力量，即所谓“宫相”的冲击而变得孱弱。编年史家艾因哈德后来描述了财富和权力如何慢慢落入这些宫相的手中，他们负责保障王权过渡时期国家的安全及王朝日常账目，他们行使最高当局的权力，俨然一副统治者的权威形象。而国王除了享有头衔，满足地蓄着长发，手捻胡须地坐在王位上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33]
679年，居住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出生在埃斯塔勒的阿努夫家族，即后来的加洛林家族的丕平二世结束了墨洛温王朝对法兰克王国在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687年，他迫使纽斯特里亚人接受他及他的子嗣做该地区的宫相。此后，他和他的后任继续把权力中心置于奥斯特拉西亚，这就使巴黎更加远离了这些真正当权者的居所。所以，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们虽然仍享有名义上的神圣地位，但只是王朝的门面而已，早已经没有实权。最后，奥斯特拉西亚的矮子丕平三世觉得，继续保留那些国王带来的麻烦远远超出他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在751年废黜了他们。
754年，教皇在圣德尼为丕平加冕，丕平遂成为法兰克国王。768年他死后就葬在了圣德尼。但是，巴黎从这个时候开始似乎正淡出王朝的政治生活。丕平的儿子查理曼漠然对待将政府建在巴黎的想法，而是在亚琛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此地更靠近他建立的宏伟帝国的中心，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波罗的海，从大西洋沿岸到意大利的大部分疆土，再到匈牙利平原，均属于当时查理曼帝国的领土。加洛林王朝与墨洛温王朝一样寻求建立神圣的权力根基，但是没有想到把统治中心建在巴黎。他们继承了先辈铁锤查理的精神，732年，铁锤查理曾在普瓦捷战役中击败阿拉伯军队，所以他们也开始为信仰而积极以武力传教，特别是在日耳曼地区。教皇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他们的这种精神，所以在800年圣诞节那天，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封他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巴黎并未得到许可来分享这一新荣耀，由于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机器主要设在亚琛，皇帝主要从奥斯特拉西亚的家族而不是纽斯特里亚的家族中选取官员，尽管825年、829年、846年、849年和853年的宗教大会在巴黎召开，由加洛林王朝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将巴黎略过了。与此相关的文化宗教活动，如古代拉丁文手稿的收集和誊写，音乐谱号的改进，法律条例的编辑成典，艺术领域的成就，都是以亚琛为中心进行的。在那场复兴运动中，科尔比、拉昂、梅斯和兰斯的修道院也异常活跃，但是除了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外，巴黎地区并没有参与进来。
巴黎似乎远离加洛林王权的中心区域。这种边缘地位被城市面对新一轮蛮族侵犯时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所证实。这次来犯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也被称为维京人。8世纪晚期，这些异教徒海盗已在英格兰南部和法兰西大西洋沿岸进行了大面积劫掠和侵袭。但从9世纪40年代开始，他们不断地沿塞纳河向上航行围攻巴黎。从9世纪50年代起，他们甚至在法兰西过冬以扩大他们的进攻范围。
在此期间，加洛林帝国经历了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就存在的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根据843年的《凡尔登协约》，虔诚者路易皇帝的儿子们瓜分了法兰克领土。帝号留给了洛泰尔一世，同时他领有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洛泰林加地区）；日耳曼人路易取得了东法兰克的日耳曼王国；秃头查理（838—877年在位）统治西法兰克，一直到9世纪70年代。在这一事件中，后者开始显现出对巴黎宝贵的些许兴趣，他在领地内不断迁移自己的王宫，并意欲定居于贡比涅。他对付北欧海盗的计谋——确切地说是无谋——就是用赔款达成停战协议，后来逐渐发展为不断交纳的保护费体制。9世纪60年代，查理下令沿河设置障碍以阻挡海盗的袭击。870年，西法兰克的所有城市都修复了护城体系。这一时期，巴黎在845年、856年至857年、861年、865年至866年和869年被多次洗劫过，左岸所有教堂均被烧毁。大多数居民蜂拥逃至西岱岛，期望利用河水的保护存活下来。4世纪末建立的用以抵御法兰克人的城墙经历了五百年后已难以抵挡任何外敌。从9世纪80年代起，西岱岛上依据巴黎伯爵厄德（882—898年在位）的命令建起了新的防御体系。
885年至886年，巴黎的敌人再次来犯，编年史家阿博是那年冬天北欧海盗围攻巴黎的目击者。他们乘坐的“七百艘大船及众多的小船”密密麻麻地在河口排开，使得两里格以内都看不见河水。[34]巴黎人拒绝交付保护费，这使暂时在城西被毁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的残垣断壁间宿营的海盗暴怒不已。巴黎人坚信右岸距今沙特莱广场很近的大桥的屏障作用，认为船只无法通过此桥继续向下流挺进。接下来的战斗多半是在此桥及连接左岸的小桥附近展开的，小桥的塌陷使一部分海盗逆流而上，继续劫掠，另一部分人则留下来继续围攻。酣战之际，厄德带兵前来增援：当巴黎人望到落日的余晖中蒙马特山上“士兵们的头盔和盾牌熠熠的光芒时”，士气顿增百倍。[35]西法兰克王胖子查理（884—887年在位）到来后与海盗缔结了撤兵协约。此后海盗又分别于887年和889年两次来犯，但是西岱岛加固的防御城墙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劫掠及继续向上游的挺进。厄德也组织巴黎人给了侵略者们一记漂亮的回击。
后人认为阿博的编年史有些浮夸，带有一点过度的宗教热情。他强调了巴黎的戈兹兰主教在885年至886年保卫城市过程中组织民众的热情以及圣热纳维耶芙圣体的保护魔力。他也大肆夸耀了厄德在抗击异教徒海盗战斗中的作用，甚至故意将他与圣热纳维耶芙在抵御异教蛮族入侵时的旗帜性作用相提并论。
巴黎人的确将他们的安危更多地寄托在他们的伯爵而非当时的国王或罗马人的皇帝身上，这一事实显现出当时西欧政治变革的特征。加洛林王朝的所有领土正在经历着权力的分裂。王朝希望通过授权来控制帝国的离心趋势，但在现任者死后帝国可以收回职务。到9世纪晚期，情况有所变化，各领主开始承袭自己的职位，这样一来便使各领地完全独立了。他们制定法律，征收税款，征召兵员，提供军事保护，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戴。有些地方领主开始自称公爵，甚至称王。例如，从910年开始，普罗旺斯的路易就自封为王，并开始建立宫廷，组织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而皇帝只能无助旁观。
在巴黎地区，拥有这种“次王朝”霸权地位的是罗贝尔家族，这个家族后来建立了卡佩王朝。强者罗贝尔是纽斯特里亚侯爵，亦即巴黎在885年遭到围困时期的英雄厄德的父亲，在9世纪早期撕毁了与西法兰克王室订立的权力协定，在法兰西北部建立起自己的权力集团。巴黎解围之后，已承袭了巴黎伯爵爵位的罗贝尔的儿子厄德声誉鹊起。892年，胖子查理去世，阿博记述道：“令非常爱戴厄德的法兰克人欢呼雀跃的是，厄德获得了国王头衔及王国的权力，他接过了节杖，戴上了王冠。”[36]这位新国王精力充沛，刻苦勤勉，他将巴黎伯爵爵位传给他的弟弟，使自己得以全身心治理王国。898年，厄德在病榻上敦促几位领主接受纯朴的查理做西法兰克及加洛林王朝的新国王。这种做法表明了王朝权力在分裂，国王已经感知了他的家族对巴黎爵位的兴趣超过对西法兰克王位的兴趣。
然而巴黎本身——阿博称它为“诸城中的女王”[37]——在10世纪时却破烂不堪。阿博写道，由于北欧海盗的多年劫掠，“葡萄园主和农夫们像葡萄和土地那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38]不断的侵袭摧毁了大量的城市建筑，特别是在左岸地区，那个地方后来只得转为农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右岸地区遭到的破坏程度较轻，可能因为围绕屠宰场圣雅克教堂、圣梅里教堂和圣热尔韦教堂而建的防御城墙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城市的早期发展史主要与左岸地区有关，但在北欧海盗入侵以后的岁月里，右岸地区的发展超过了左岸地区，这一点从第二章可见一斑。仍然生活在心悸之中的巴黎人更乐于将坚固的西岱岛看成城市的心脏，但居民的数量有所减少且趋于贫困。
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除了作为罗贝尔（卡佩）家族名义上的首府以外，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922年至923年，厄德的兄弟罗贝尔被拥立为王，他还未有任何建树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伟大的于格在936年王位空缺的情况下，负责将“海外归来者”路易从英格兰接回来继承王位。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罗贝尔家族的实力日渐强大。943年，路易任命于格为“法兰西公爵”。后者拥有法兰西岛和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包括安茹、曼恩、奥尔良和图尔在内的大部分领土。王朝权力不断受到领地内横行不羁的小贵族的冲击，同时还要设法对付那些在城市周围拥有大量地产、权力不断膨胀的巴黎主教和宗教界要人。在这场政治争斗中，巴黎城本身好像一个不相关的局外人。伯爵们靠合纵连横而不是与某个单一地方的力量联系起来稳固自己的势力，这期间加洛林王朝则将拉昂作为他们的首都。
978年，巴黎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一年奥托二世皇帝组织了一次对巴黎的惩罚性攻击。他站在蒙马特山的高地上轻蔑地眺望全城，但就在他准备实行全面围攻的时候，帝国的政治需求却将他召回东部，好像再次证明了巴黎的象征作用，它仿佛有上帝的庇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451年的热纳维耶芙和885年的厄德。987年，西法兰克的诸侯拥立强者罗贝尔的曾孙于格·卡佩为王，人们并不指望他能有多大的权力，也不指望这能带来巴黎命运的改变。
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罗贝尔/卡佩王朝的权力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究竟预示着什么。卢特提亚以及它的墨洛温—加洛林王朝的继任者们对巴黎贡献甚少。巴黎从12世纪开始的非凡命运将使它这段卑微的开端变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12世纪起，有关巴黎起源的神话开始传扬开来：巴黎是特洛伊被劫掠时一些幸存者的安身之所。鉴于卢特提亚的三等行省地位，拥有与特洛伊的渊源比拥有与罗马的渊源更为可取。幸存的早期的大规模建筑——今圣米歇尔大道旁的浴场——被认为是尤利乌斯·恺撒或皇帝尤利安的王宫，却落入破败、被人遗忘的境地。巴黎人仍不知晓他们自己的早期历史，古罗马广场、竞技场以及公墓被拆毁，用作以后建筑的石料，或者被瓦砾盖住，它们确实幸存了下来，但直到19和20世纪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到了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当谈到巴黎历史时，巴黎人更乐于寻找与神话而非记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