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邵荃麟

我这次到乡间来，没有任何一次顺利，原因是摸不住工作规律。人民公社，按性质说来，优越性很多，但在初建时期，主要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而搭起公社架子之后，高级社所有的规章制度，借用得上的不多，新的都还在创制中，起草、研究、和群众讨论都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生产必须按时前进，不能等一切都弄好了再生产。目前的生产虽然也按时进行着，但因为新的制度、新的办法不够健全，干部和群众对它也不够熟悉，所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县地两级正在忙于积极想办法，预料需要几个月工夫，才能把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事安排得更稳妥一些。

我自离京之后，经由山西省晋东南专区，到达阳城县委会，前后参加了县委召开的队支书记会议、乡干（即公社干部）和扩干会议、地委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到公社住了一个礼拜。到家乡住了一个礼拜。现仍在阳城县委会，一两日可能要到一个公社去。现在，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你做个简单的汇报。

一、群众对一九五八年的丰产甚为满意。尽管在大搞钢铁时候安排劳力欠仔细，影响了一些农业生产。但除此以外，农村所得到的收获量还是大大超过一九五七年，在工业方面，除了大搞钢铁时间，因技术赶不上出了一些废品已由国家照顾补贴外，其他方面也都丰产。阳城向来有煤、铁、硫三大工业产品，铁在去年虽然有点亏本，可是总产量仍超过以前若干倍，而煤因炼铁的需要也大大增了产；硫黄也因国家的定购而增产一倍。硫是值钱东西（三百七十元一吨，本年产三万多吨），硫的增产是本县一大财源。

二、此地公社化，是由吃大灶化起的。大灶化以后，大大解放了妇女劳力。去年搞钢铁正是收秋时期，如没有这一措施，收秋就会成大问题；大灶化了，秋粮大部分是解放了的妇女收的。

三、由于公社供给伙食，使一部分人口多的农户应头入灶，可以安心生产。

四、公社虽然还是集体所有制，但集体的范围扩大了。斤斤计较私人小利的人，在这样大的趋势下，也都闲得多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一毛不拔的人，现在也再不像从前那样和社顶牛了。

五、一连好几年不得痛快解决的喊叫的缺粮现象，一经大灶化，好像变戏法的人揭去了被单，谁也再找不着叫的理由了。

以上都是以前没有的好现象。

随着公社化而来的新问题也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挂帅还有点强调得不够，特别表现在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方面。在此地，一般行的是伙食供给制。此地每一个人口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元。而伙食费用都平均在四十元以上（不符合中央所规定的工资部分大于供给部分），因此一般农民对争取多劳多得的方面积极性不大。在评级的时候，一般人不争取高级，以为级低了可以少受一点累，级高了也不多得几个钱（由一级到六级，工资是由每月一元到两元）。

二、社干多为以前的乡干，这一级干部，在过去好像是代表国家方面的多，直接经手搞生产的少，所谓领导生产，大体上只是搜集、汇报数字，真正经营者是队干（即以前的高级社管委会），现在由原来的乡干直接经营生产，他们还用的是过去那种工作办法，召集会议做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总以为下边是照他们的布置执行的，而实际上距离事实颇远。例如历年来布置积肥，省、专、县都要求的是每亩二三百担，乡催促各高级社逐日汇报积肥数字，完不成就一直催，直催到报够了为止，结果是都报够了，而实际上每亩则只有二十至五十担（表面上自然是二三百担）。肥料数字容易虚报，到秋后的实产粮便虚不过去——因为粮库购粮和群众留粮都需要实数，所以每到秋季，核产就成了问题。每亩施二三百担肥，只产二三百斤粮食，谁也知道不像话（真正施到二百担肥，产量都要在一千斤以上），可是年年这样报，也过得去，因为真正负群众生活责任的是高级社，今年再由这办法直接经营生产，是有危险性的，但这些同志们只习惯于这样做，马上变不来另一套。

三、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和筑路吸收了一大批强劳力，因而农业上的劳力减少，工具改革马上补不起这个空子来，妇女虽然比过去出勤多了，但要求她们完全能抵住男青壮年还不可能，再加上今年要求的生产指标比一九五八年的实产加了一倍，看来是有困难的。

四、一九五八年的粮总产量虽然有增加，但还没有赶上非农业人口增加的需要——粮食数字一加大，有好多队留粮都比去年减少。

现在我所能想到的对策和县地两级所想的办法基本上一致，但在具体做法上还有些出入（自然都是以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县委书记愿意让我在一个管理区试作。我想即使在一个管理区试一下也好，否则无法下手。不过我所谈的办法，不在一个公社试行，是不能全部试出来的（有一位县委书记已同意我的做法）。

我的具体做法：

一、验收所有大队长或村支部为公社社员代表（即管委会委员），选出其中优秀的作为常委（即公社正副主任、各部长），规定这一部分常委不得少于全体常委人数三分之一，而且一定要有人做副主任。现有的公社干部（即原来的乡干）将一部分下放到队，以腾出位置接受由队调上来的人。确定每年改选，使队干部有当常委的机会，而且使已选出之常委不至于把现在的当选认为升官（认为如无错误，升得降不得），这样做，才能免除公社与队的隔膜，才能免除只看报表数字而不了解真实情况之弊。

二、农业方面，公社与队按劳动量计算分配的差别，将队中所有的生产、服务项目都算出每一个劳动日应做的定额，然后把全年的劳动日以队为单位合计总数，把全年的产值按人民币计算分为公积和服务部分，集体分给各队。各队如何分配，可以自由一点，这种劳动量（即劳动日）可以与出勤率不一致，以鼓励巧干和队的计划性。劳动量是因分工的不同，产值（合人民币）可能也不同，但按劳动的需要讲，大体上是一致的。社发给队的产值，包括供给部分在内；队自用粮食、蔬菜、肉类、油类等都从应得的产值中扣除，把其余部分作为工资给队员。这样做，队和队员的积极性都可以发挥出来——即能意识到增了产使他们有些什么直接影响，这一条，用文字说，很麻烦，而且不易说明白，等我回去再做口头说明。

三、粮食问题，主要把希望寄托在今年麦子丰产上。今年的麦田措施用的功夫较多，雪也下得多，再加上去年的水利基础，如无不可抗拒的灾害，是可以丰产的（约可等于去年两倍）。其次是以一部分非基本农田种植青饲料，以代替今所留的饲料粮，群众因为伙食供应关系，对留粮多少不太计较——他们以为总不叫自己饿肚子。但越是这样，社和队就越不能不注意节约用粮。

此外，像以改良工具解决劳力不足问题，重点利用各种条件解决增产问题，我没有意见，县、专两级已有布置。

及时把这些情况反映于文艺作品中我以为还不是时候，因为公社的主要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作品无非反映人和事，而这两方面现在都没有新的发现。所以我打算再参加一段工作再说。

暂且反映这些吧！其他容后再报！

敬礼

赵树理
一九五九年

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一下。

[1] 本书据《文集》。邵荃麟（1906—1971），浙江慈溪人。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