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王殿下的几件事
出生
李治出生那天，皇帝很高兴，宴请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对大家进行了赏赐。天下同日出生的孩子，也就借了李治的光，皇帝有命令，同日出生的孩子，都由国家发放补贴，不是铜钱而是粮食。（“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数量多少没有记录，但是不管多少大家都是高兴的。这有一点普天同庆的味道。
这是历史关于李治的第一笔记载。李治出生了。
李治抓周
李治出生一年后，过周岁生日，搞了一个“抓周”活动。唐朝的时候，也有抓周的风俗，通过小孩子的动作，观察他的喜好，从而预测他的未来。很多有象征性的小东西放在李治面前。只见李治抓起一支笔，有人又在他前面放上纸张，李治抓笔乱画。只是乱画，奇迹出现了，在纸角的地方，竟然出现一个草书“敕”字。
唐朝的制度规定，上报皇帝请示工作的报告要经过皇帝审批，或者皇帝要发布什么命令让有关部门（中书省）起草，皇帝在审阅之后要签发，不要写很多字，只写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敕”字。这就叫“署敕”。要知道写“敕”字是只有皇帝才能做的特有行为。
唐太宗看见李治竟然画出一个“敕”字，立刻严肃起来。这不正好预示着他未来将继承皇位吗？这难道是天命的预兆？这可是个麻烦事，因为当时太子已经确定。唐太宗随即发出两个命令。第一，这张纸立刻烧掉。第二，此事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许再说起，否则重处。唐太宗为什么当场命令封杀这件事呢？就是怕传出去，猜疑、议论等会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酉阳杂俎》前集一）
今天，对我们信奉科学的人来说，人的一生有因果问题，但是没有命运问题。现代人也有抓周的习惯，但早已成为游戏性质。少数人还相信命运，所以街头上、寺院里，那些算命先生还真是生意兴隆。
唐朝的时候，人们是相信天命的。当时人以为，天人感应，人间的重大机密可以通过天象观察到，天机总是要泄漏的。所以朝廷颁发的法律中，有许多这方面的限制，比如天象的知识是封锁的。不是有关部门，其他人擅自观察天象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既然唐太宗已经命令封杀这件事，为什么还是留下了这个记载呢？很有可能，这是后人牵强附会的文字，所以对于这个记载，我们应该抱着存疑的态度，不能完全相信。对于所有的文字记载，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对比研究，就像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们就得有这种不能尽信的基本态度。
李治学《孝经》
关于李治早年的记载，第三件事是学习《孝经》。
《孝经》是儒家经典，其内容一种说法是孔子所叙述的，一种说法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所叙述的。秦汉以前，儒家经典有“六经”之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到西汉的时候，因为《乐经》遗失，只剩下“五经”。东汉时，增加《论语》和《孝经》，是为“七经”。到唐朝开元时期，在“五经”基础上，礼变为三家（《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变为三家，于是成为“九经”。唐后期，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南宋时增加《孟子》，成为儒家“十三经”。《孝经》虽然篇幅最短，但是因为历代皇帝都重视“以孝治天下”，所以《孝经》很早就成为必读之书。
李治学习《孝经》是几岁开始的，历史没有记载。教他的老师叫萧德言，是一位饱学之士，《唐书》有传。李治既然学习《孝经》，学得怎么样呢？有一次唐太宗问李治，这本书中什么话是最重要的？李治回答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唐太宗“大悦”，说道：“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
李治的回答，正是以孝治天下的本意，体现了他抓住要害的能力。这要害就是要区别。区别什么呢？区别出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孝道，是可以成长为忠孝的，从侍奉双亲转变为侍奉君主。为什么最终的意义是立身呢？这就跟李治的具体身份相关。只要心中有孝有忠，那就是一个孝子忠臣，而立身也就完成了。唐太宗为什么会对李治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当时的形势下，唐太宗对李治没有其他要求，他给李治的定位和李治的实际位置，就是“臣子”。“为臣子”，具体来说就是“事父兄”。现在侍奉父亲，将来侍奉哥哥，而自己的角色就是臣子。看到李治对自己的定位认识得很清晰，没有非分之想，也没有糊涂观念，所以唐太宗很满意。
《旧唐书·高宗本纪》说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这是说他从小就聪慧宽厚，简单地说就是聪明善良。你看他对《孝经》的理解，就是要本分地当好臣子，学得好，这是聪明。没有野心，这是善良。
丧母之痛
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去世。李治“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对于母亲的去世，9岁的李治十分哀痛，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懂事有孝心，让左右的人都很感动。看到李治如此的伤心，唐太宗多次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史书中这样记载，我觉得是一种暗示写法，是为李治后来当太子作铺垫的。）唐太宗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亲自抚养长孙氏留下来的最小的两个孩子：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帝诸子，唯晋王及主最少，故亲畜之。”（《旧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
是因为李治在母亲去世的时候表现良好，皇帝才决定亲自抚养吗？应该不是。李治年幼，才应该是皇帝决定亲自抚养他的原因。谁也不会想到，皇帝的这个在大家看来合情合理的决定，最后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性格养成
唐太宗确实说过，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像自己。有人认为，李治的性格更像他的母亲。长孙皇后宽以待人，是大家公认的。李治也为人宽厚。所以认为李治的性格像母亲，大概是不错的。在长孙氏去世以后，唐太宗亲自抚养这两个孩子，这个过程对李治的性格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长孙皇后跟李世民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公主。晋阳公主是较小的一个，公主字明达，小名兕子。晋阳公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女孩。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她只有两三岁的样子，“时，主始孩，不之识”，还不能了解母亲去世的含义。到5岁的时候，懂点事了，凡是能够感受到母亲的时候，就会哀痛起来。晋阳公主也是聪明伶俐的。公主有一个特长，擅长书法，“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临写唐太宗的字，别人都辨认不出来。晋阳公主体弱多病，12岁左右就去世了。（《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
多愁善感、聪明伶俐而又体弱多病，这样的一个小公主，最是招人怜爱了。李治虽然也是个孩子，只有9岁，但是毕竟比公主大六七岁，在这个只能让人爱怜的小公主身边，他必须要当好大哥哥，义不容辞地照顾好小妹妹。
兄妹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书法。李治的书法，后来有人评价是“兼绝二王”，说他的书法不仅继承了王献之或者王羲之，而且是得到了两位书法大家的真传。（唐代韦述《唐朝叙书录》载许圉师语）唐太宗上朝办公，小兄妹两人在宫殿中有什么事情好做呢？应该也不多。所以他们就在一起研习书法，以至于晋阳公主小小的年龄就可以很好地模仿父亲的笔迹了。
兄妹两人相处，整整七年。公主对晋王哥哥十分依赖，而晋王对晋阳公主也备加怜爱。兄妹两人感情甚好，每次李治有事要离开的时候，公主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口，流泪分别。后来，晋王长大，要“王胜衣，班于朝”，就是要去朝廷，跟大臣们一样排队拜舞进行礼仪活动，公主就会哭着跟晋王说：“哥哥今天跟群臣同列，不能在内宫里了！”晋王要公干，只好把妹妹一个人留在宫里，怪可怜的，兄妹二人不免洒泪相别。举行完仪式，晋王就会回来。就是分别这么短的时间，两人也不愿意。
这段时期对于李治一些兄长式性格的养成，很是关键。所谓兄长式的性格，大约有这么一些特征：宽厚容忍，考虑全面，有责任有担当。当然，这只是性格问题，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比如，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由价值观决定。至于怎样做，由性格决定。在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注意性格因素，但是也不能过分强调性格作用。一方面性格在为人处世的时候，自然会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给予注意。另一方面，性格有多重性，更有变异性，所以不能唯性格论。历史不是文学，多重因素同时作用，某人的性格在重大历史变故面前，其影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唯性格论。
也许有人会说，李治是弟弟，他的亲哥哥就有两个，他怎么会养成长兄性格呢？这就需要了解皇宫里皇子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小王子封王开府，日常生活是由奶娘照料的。其他兄弟也一样。因为并不跟兄弟们住在一起，没有平常人家的那种同一屋檐下的生活，所以很难养成手足之情。王子的培养方式，缺乏基本的生活基础，淡化了彼此的感情纽带，观念上的手足当然敌不过现实利益的计较。这也是帝王之家常有的问题。王子之间，是同胞手足，实际上不在一起生活，根本无从养成心气相通、彼此关照的关系。一旦发生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厮杀起来，毫不手软。德国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生活风格即性格类型决定于家族情境和家庭气氛，如出生顺序、有无父母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和性质等。很明显，这种理论产生于核心家庭占据社会主流的时代，也适合分析核心家庭子女的性格，但是并不适合帝王之家。
李治4岁时被册封为晋王。从此以后，开设王府，拥有了自己的属官和衙门。至少从当上晋王开始，李治单独居住直到9岁。9岁开始是跟父皇、妹妹住在一起，这对李治的性格有什么影响呢？跟晋阳公主的关系如上文所述，那么跟唐太宗的关系呢？跟唐太宗在一起的岁月，对于李治有什么影响呢？对此，历史文献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但是凭经验我们还是可以有所推测的。在一个权威的父皇身边，李治生活上一方面一定很小心谨慎，这对他养成缜密的思维大有帮助。另一方面，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父皇，对于父皇的喜怒哀乐有具体了解，有了解才会有把握。这对于李治按照父皇的需要和要求去行动大有益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治对父亲的了解，远远超过父亲对他的了解。
李治的早年生活中，还有一位女性，她就是薛婕妤。婕妤是皇帝众多夫人之一，这位薛婕妤属于唐高祖，是隋朝名臣薛道衡的女儿。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的记载，薛婕妤“父既学业见称，女亦不亏家训。妙通经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傅旧恩，封河东郡夫人，礼敬甚重”。显庆元年（656）二月，这位薛夫人出家为尼，法号宝乘。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亲自为她剃度，高宗专门在大内为她修建一座寺院名叫“鹤林寺”。关于唐高宗的性格，有一种观点是他有恋母情结，薛婕妤也被拉来佐证。从以上的文字看，更像是在表彰高宗尊师重道，看不出来是依恋母亲。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专门在宫中为薛师傅建立寺院啊，那不是皇帝离不开她的证明吗？如果继续看这段文字，还有下面的情节，玄奘法师为薛师傅剃度完毕，立刻到德业寺，而“鹤林寺侧先有德业寺”，说明德业寺早就存在。那里有上百名女尼，其中有佛学修为已经很高的人，由玄奘法师去给她们授菩萨戒，相当于授予佛学的“博士文凭”。皇帝的女人们出家，多在宫中修建尼寺。这是当时的惯例，有现成的传统依据，并不是什么皇帝性格的体现。
总之，这就是早年李治的基本状况。每天的工作是读书、写字，照顾妹妹。照顾妹妹的时候是一个好哥哥，跟别人学习的时候是位好学生。而照顾妹妹的生活，对于李治的性格影响应该更大。总体上说生活风平浪静，太平无事。只是每到母亲忌辰的时候，不免哀痛。这是李治早期的生活状态。没有想到，贞观十七年（643），在李治16岁的时候，唐朝的政治忽然风起云涌，李治也被深深卷入。于是，李治告别了风平浪静的生活，转入人生的第二阶段——大唐的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