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庭纠纷　升级谋反

高阳公主的如意算盘是否会奏效，现在已经不由她做主了。长孙无忌主办案件，所以由长孙无忌说了算。

那么，案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这个家庭纠纷案件，要说审判，其实也不复杂。公主说非礼，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人？公主肯定拿出了一大堆证据，说不定还有侍女等证人。再问房遗直，房遗直不服，但是没有证据，那好，把房遗直一刀砍了，案件结束。或者房遗直自我辩护有力，也有自己的人证。结果，临时法庭无法判断，最后可以来一个证据不足，原案驳回。这也是一个结局。最多，公主诬告，接受一点形式主义的惩罚，如罚铜多少斤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管如何，都不复杂。

但是，长孙无忌调查这个案件，可不是这个思路。长孙无忌很快就发现是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虽然说这个事情可能只涉及两个人，但是要求证真伪也不难。高阳诬告既然是事实，案件等于已经告破，事情应该结束了吧。公主诬告，也治不了什么罪，警告一下完事。

然而，长孙无忌没有停下调查的脚步。案件于是迅速向前发展。

高阳公主和房遗爱本来是原告一方，但是，案情的发展表明，他们正在成为被告。长孙无忌现在围绕当事人进行了十分彻底的调查，包括都跟什么人来往，都可能说了什么话，做了哪些事情。长孙无忌大刀阔斧，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所谓流氓案的性质捆住手脚。他的调查更不愿意停留在所谓的流氓案件上。厉害的政治家，通常都有别人意料不到的眼光和思维。于是，自鸣得意的高阳公主，就这样把自己送上了砧板，让人随意宰割。

事情就是这样，不查都没有事，一查准有事。把各种可能有的矛盾都调动出来，加上威逼利诱。从当事人身边的人开始调查，把那些整天围着公主转的人抓起来严加审问，所有的问题都会跳出来。

高阳公主的那些新情人，都应该是这个时候被调查出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阳公主有自己的一个情人班底。但是，这是生活作风问题，对于家庭名誉有影响，不能上升到政治案件上去，所以油水不大。长孙无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那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公主最严重的罪行。《资治通鉴》概括为：“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祥。”《新唐书·公主传》还加了一句“步星次”。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罪行呢？

掖庭令是掖庭局的长官，属于宦官组织的内侍省，专门执掌“宫禁女工之事”。因为身在内廷，所以容易了解宫廷内部的事态，于是成了高阳公主的侦察员，经常了解宫廷内部的情况。这个记录，意思是侦察宫廷内的动静，察看天象变化。他们可不是天文爱好者。他们是希望通过天象变化，发现国家政治的重大动向。在唐代，不是专业人员不准许察看天象。没事傍晚饭后约了朋友，到香山顶上看着星相，指手画脚。这在今天，是很有专业性的业余爱好，但在唐代，这个行动一定会被告发。只有有野心的人，才会私窥天象。

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要想对这样的一个案件有所理解，还真得费一番力气。大约是这样，没有政治图谋的人，对于政治动向当然没有兴趣，对于暴露政治动向的天象也不会产生兴趣。这是重要的逻辑前提。其实，关心政治动向的人应该很多，因为任何政治变动都可能与自己的利益产生关联。但是，这里所说的政治动向，可不是一般的宰相人事变动之类的行政消息，一般是指跟皇帝有关的动向。这样一来就容易明白了，关心皇帝变化的一定就是对皇帝不满的人，而谁也说明不了对皇帝不满与谋反到底有什么不同。

高阳公主告发房遗直非礼自己，这跟掖庭令有什么关系啊。可见，长孙无忌的侦察范围很广，并不是就事论事，他的调查显然要彻底得多。公主身边的人事关系网络，显然都在长孙无忌的调查范围之内。于是高阳公主有谋反企图被证实。当然，这是当时的逻辑和调查，逻辑我们且不再说，就调查而言，审判者的主观倾向是十分重要的。到这个时候，你才能明白，一品太尉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接手一个流氓案件。因为通过这个案件，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公主私窥天象，是明显的政治犯罪，是有谋反企图的证明，案情便如此确定了。

公主的谋反被证明了，那么房遗爱呢？也没有好结果。

跟房遗爱关系好的人，其实是一个小圈子，主要是一个驸马小圈子。平时大约就来往多，感情比较好，所以成为调查的主要对象。这些人物，有如下诸位。

第一位，将军薛万彻。

他是丹阳公主的驸马，是当朝名列前茅的将军。他是幽州出身，父亲、兄弟都是名将。原来在罗艺手下，后来归唐成为太子李建成的手下。玄武门事变中，带兵攻打玄武门，表现得很忠诚。李世民胜利以后，实行天下和解政策，表扬了他的忠诚，没有追究，让他继续担任将官。后来，为了他们夫妻和睦，李世民还专门请客做工作。薛万彻没有辜负唐太宗的期望，在贞观四年（630）平定漠北、贞观九年（635）平定吐谷浑、贞观十九年（645）平定薛延陀等重大战役中，都建立了功勋。这些战事，几乎都是薛万彻为先锋，冲锋在前。

贞观十八年（644）三月，唐太宗曾经对人有这么一个评价：“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认为，现在的名将只有李世、李道宗和薛万彻三人，李世、李道宗两人的特点是用兵谨慎，不能大胜，但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是大刀阔斧，非大胜则大败。三个名将的用兵之法我们不去分析了，但是在唐太宗的心目中，这三位将军是当时最重要的将军。

薛万彻作为一名将军，在战场上大刀阔斧是自己的风格，那也就罢了。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如此，就不免危险。贞观后期，在太子之争的时候，薛万彻应该就与房遗爱一样，是拥护魏王李泰的。后来失败了，背后也不免有些牢骚。他跟现在这个政府有矛盾，溢于言表。

原来的反对派，这时候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即使不被对手跟踪，官场小吏也会察言观色，贡献出别人，成全自己的仕途。这是官场的老传统。薛万彻果然被人找了毛病，贬官为宁州刺史（今甘肃东部宁县）。他也明白遭人算计了，心中自然怒火满腔。后来他因病回到长安休养，跟房遗爱在一起，对朝廷满嘴怨言。他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现在虽然得了脚疾，但是就这样端坐在京师，鼠辈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他说的“鼠辈”是谁呢？史书没有具体交代，其实就是执政者。他是长孙无忌要收拾的人，而且已经在接受修理，他的这番话针对的应该就是长孙无忌。如此说来，长孙无忌盯上房家，绝对是有理由的。

唐太宗曾经正面评价过薛万彻，与此同时也是贞观十八年（644），是在八月，唐太宗对长孙无忌有过这样的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说长孙无忌善于回避嫌疑，做事反应敏捷，处理事情，就是古人也比不了。最后这句很重要，说长孙无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薛万彻是被唐太宗表扬过的，长孙无忌没有军事才干也是太宗评价的。所以，我估计，薛万彻自以为是，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高看，所以瞧不起不会打仗的长孙无忌。加上政治上的矛盾，所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如果薛万彻仅仅瞧不起执政者，问题也不大。但是，他的另外一番话就实在太危险。他对房遗爱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荆王元景是谁呢？这是房家核心圈子里的另一位大人物。

荆王李元景，是唐高祖的第六个儿子，是唐太宗的弟弟。在永徽的时候，是那一代人中最年长的，所以从贞观时代起，就很受优待，官为司徒，加封也最厚。他与房家是亲戚关系，李元景的女儿嫁给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两家既然是亲戚，所以经常有来往。当薛万彻与房遗爱说要拥戴荆王李元景的时候，李元景是否参与了阴谋呢？现在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或者知情，或者并不知情。对此，《旧唐书》他的传记里说，“坐与房遗爱谋反”，看来是知情的。但是《新唐书》他的传记里说：“房遗爱谋反，坐子则与往还系狱。”意思是说受到他的女婿房遗则的牵连。不过，《资治通鉴》里还记载一件事，说李元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梦手把日月”。他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手里抓着日月。这个梦相，很容易让人联想，因为那是获得最高地位的象征。所以，这也可以算作罪证了。

李元景是皇室成员，他如今也成了房遗爱小集团里的一个成员。

在这个小圈子里，还有一位驸马都尉柴令武。他是柴绍的儿子，是高宗李治的姨母平阳昭公主的儿子。他也是驸马，与巴陵公主。唐太宗一共生了21位公主，巴陵公主是第七位。看来这个柴令武也是朝廷不喜欢的人，任命他为卫州刺史（今河南新乡就属于当时的河北卫州），他就赖着不赴任，说公主有病需要照看，死活不到卫州去。然后，大约就跟房遗爱搞到了一起。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不喜欢现在这个朝廷，也部分地遭到了执政者的排斥，背地里说一些话，自己出气。到头来，因为要由对方判断对错，有罪还是无罪。于是，麻烦来了。说起来，这麻烦有一部分是自己惹出来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很险恶的。不同政见本来属于正常问题，但是一旦有了派系区别，问题就会严重起来。官场利益的分配，地位名声的获得，都会与派系问题联系起来，如果仅仅是利益获得较少还可以理解，一旦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动用法律的力量来解决分歧，那么悲剧的诞生就不可避免。古代中国的法律，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法律是掌权者手中的利器，他们负责解释法律、侦破案件、负责犯罪事实评判，法律这个时候就会成为被打击者的一场噩梦。

相对而言，一旦成为掌权者打击的对象，任何保护都会丧失，朋友会背叛，亲人会检举，赤裸裸地站在被告席上，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可能。所以，古人在政治上发现处于不利局面时，立刻变得小心谨慎，言谈举止，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入对手手中。认真提防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最亲近的人。与薛万彻等人同样处于不利位置的李，就是一个成功实现自我保护的人。他低调，努力辞去所有的官职，封住嘴巴，什么话也不说。他就看到薛万彻的问题，曾用很愤怒的方式指责薛万彻说话不注意。那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提醒呢？反正薛万彻没有发现，依然故我，旁若无人。或者说，原本意义上是朋友间的发泄不满，但是最后都成了谋反的证据。这在唐朝的历史上，并非空前绝后。

谋反案件，就这样被审出来了。

但是，认真追究起来，他们确实有一个谋反计划吗？他们是否已经把谋反计划制订出来，是否已经把谋反的队伍集合起来，是否已经把谋反的时间确定下来，等等，有很多问题可以提出。包括，他们真的准备为谋反不成而杀身成仁吗？一切问号的后面，跟随的都是不确定的回答。

那么，案情最后能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