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看管理(套装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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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发掘运动的真相

每当斯塔福德·默里(Stafford Murray)去参加青少年壁球巡回赛,他的父亲马尔科姆·默里都会从窗口向外张望。母亲林达·默里经常会紧张到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只敢偶尔在比赛间隙露面,询问比分,然后又赶忙回到自己的安全区。当然,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儿子。

不过,父亲的支持却是有条件的。假如默里输了比赛,父亲肯定会大发脾气。有一次,在参加英国壁球公开赛时,他刚从球场上下来就听到父亲冲母亲大嚷:“斯塔福德打得太差了。”母亲却说:“怎么了?这重要吗?他不过就是太累了。”这一幕令他难以忘怀。“我坐在原地号啕大哭,”默里回忆道,“输球就是罪过。没得第一,就等于得了倒数第一。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没有任何余地。对于年仅11岁的小男孩来说,父亲可能有些过于严厉了。”

默里从6岁起就在父亲的带领下接触了壁球。在20世纪80年代,壁球运动深受英国大众喜爱,身为水管维修工的马尔科姆·默里也爱打着玩。当时,默里一家人都住在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塔灵顿村。村政府驻地是一栋用瓦楞状铁皮搭成的建筑,带有一块小型的壁球场地。球场顶棚很低(“稍微抛个高球就会打到灯”),正面那道墙的中间还开了道门(“打球的时候如果有人进门,那个人很可能会被打到头”)。每天晚上,默里就是在这样的球场里连续训练几小时,全年无休,哪怕到了冬天,冰雪的融水顺着木质的围墙缓缓流下的时候也要坚持练球。马尔科姆·默里总是要求儿子在一节训练课的末尾进行冲刺折返跑。然后,他会从清洁橱柜中拿出一个水桶放在左后方的角落里。默里需要对着墙壁练球,并尽量让球反弹到桶里,重复10次。只有在完成了所有的训练后,默里才能回家。

在父亲“惩罚”式的训练下,小默里的壁球越打越好。周一到周五随机挑选三天,再加上周末两天,他都会跑上两个小时,向自己的偶像——世界壁球之王乔纳·巴林顿(Jonah Barrington)致敬。巴林顿身强体壮,球风凌厉,曾经六次夺得英国壁球公开赛的冠军。“当时的我以为长跑是一种良好的锻炼方式,实则不然,长跑使我的后背劳损过度,”默里说,“不过,也确实让我的意志更加坚强了。”相较于在雪地里跑上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壁球训练就显得没有那么难熬了。

到了12岁的时候,默里几乎每晚都在参加比赛,包括周末。他还入选了国家队10岁以下组。后来,默里成了国家队12岁以下组的头号种子运动员。13岁的时候,他赢得了赫里福德郡高年级组的冠军。据默里说,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年级组壁球冠军。

然而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成绩却很惨淡,还会时不时地给他留下些阴影。“数学简直让我痛不欲生,”默里回忆道,“时至今日,我还会经常梦到自己被迫回到学校参加数学补考,而且一丝不挂。”有两次,他因调皮捣蛋而被学校给予了停课处罚:一次是违反校规剃了光头,还有一次是在校长的椅子下面放臭气弹。“当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还没有被大众接受。如果那时候有这个说法,那我肯定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默里说。

后来,默里开始涉足音乐,跟随哥哥沃里克·默里(Warwick Murray)的乐队进行全国巡演,并担任乐队管理员。他发现自己在演奏吉他方面颇具天赋,没过多久就会弹奏史蒂维·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查克·贝里(Chuck Berr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滚石乐队的代表作了。后来,他和哥哥组成了自己的乐队,起名默里兄弟。他们将首秀放在了本地的酒吧。吞云吐雾的烟民把酒吧弄得乌烟瘴气,从舞台上望下去,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后来,不知为何,突然有人打了起来。默里兄弟在离开酒吧时甚至还欠了酒吧12英镑,因为同行的伙伴喝了不少酒,不仅花光了他们整晚的佣金,还欠了账。

当时的默里眼中只有壁球和吉他,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1990年,他成为英国国内青少年组的头号种子运动员,赢得了许多著名的巡回赛的冠军,例如英国青少年壁球赛,法国名将蒂埃里·林库(Thierry Lincou)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然而,10年后,蒂埃里·林库成了全球最佳壁球运动员,而默里的命运则一波三折。1991年前后,16岁的默里成了一名职业壁球运动员。他的第一个赞助商是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二手车经销商“大道汽车”。大道汽车赞助了他一辆蓝色的福特福睿斯,上面印着“国际壁球明星斯塔福德·默里”。

“妈妈开着这辆车送我去学校。”默里说。虽然有点难为情,但他觉得无伤大雅。

默里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壁球运动员。然而造化弄人,天不遂人愿。职业生涯刚开启几个月之后,默里就患上了一种怪病,他总是感到异常疲惫。

起初,他以为是自己训练过度。“当时,大家的观念还比较落后,觉得身体应付不了就应该加大训练量,瓶颈期过去之后也不能松懈,还要更加刻苦才行。”默里说。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在比赛中频繁失利,一些本该稳赢的比赛也都没能拿下来。咬牙坚持了好几个月之后,默里才被诊断出患上了腺热(1)。然而,他早已被疲惫击垮,再加上自我怀疑,他开始思考,除了困在世界各地的壁球场里比赛,生活中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

令他吃惊的是,父亲对他的遭遇表现得十分冷静,并为他提供了三个选择:第一,加强训练;第二,申请念大学;第三,退役,去上班,或者干脆一起修水管。

一开始,默里选择了去上班。为了工作,他每天早上6点就得准时开工,在冰冷的建筑工地上连挖12小时厕所。半年之后,他又觉得去大学里念个学位好像也不赖。

他听说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开设了一门有关体育和人类运动研究的新课程,便着手申请。鉴于默里在壁球界的特殊背景,学校录取了他。1994年9月,招生办在其入学的第一天就安排他与一位名叫迈克·休斯(Mike Hughes)的讲师会面。

迈克·休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体育运动科学家。他拥有航空工程的博士学位,在当地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而且工作待遇优渥。休斯年轻时十分热爱运动,喜欢踢足球、打橄榄球,直到后来在一次自行车事故中伤了左臂。自那之后,他开始练习壁球,独臂战斗。

休斯还担任了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女子壁球19岁以下组的教练。在被朋友介绍给了一栋维多利亚别墅的主人后,他便和大家一起在别墅所配备的壁球场里训练。“别墅主人十分亲切,”休斯回忆道,“他说,球场后面有个冰箱,里面的东西可以随便吃。”除了电话沟通之外,休斯从未见过别墅主人。

一天,介绍休斯认识别墅主人的朋友说,利物浦理工学院体育运动科学学院需要一名统计学讲师。出于礼貌,休斯表示自己有点兴趣。结果,当天晚些时候他就接到了系主任的电话。令他惊讶的是,系主任竟然就是别墅主人。就这样,休斯见到了沃恩·兰开斯特-托马斯本人。

1981年,在休斯加入利物浦理工学院体育运动科学学院时,全院总共只有一名生物力学家、一名营养学家、一名生理学家和一名社会学家。兰开斯特-托马斯跟休斯说不要心急,先观察半年,参与一些课程,然后再决定如何为学院做贡献。

没过多久,休斯就发现生理学家弗兰克·桑德森也十分钟爱壁球,于是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跟兰开斯特-托马斯一样,休斯也算得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壁球场上,他活力十足,充满冒险精神。据桑德森回忆:“有一次,他竟然当着学生的面叫我滚蛋,当时我都蒙了,毕竟我还算是他的上司。”

一天,桑德森向休斯提出一个疑问,是否会有学生愿意花上一年时间,跟着他观察壁球比赛。桑德森创立了一套描述壁球比赛中球员的动作及场上其他情况的速记方法。这套速记方法包含17个不同的击球动作符号:抽击(|)、短球(.)、侧墙球(,)、截击球(V)、高吊球(L)和发球(S)等。桑德森在一张A4纸上画出了壁球场的示意图,并在相应位置上标注符号。标记分析师站在壁球场后面的高台上,在透明的图纸上详细地记录下球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即每个球员做出的每个动作,以及动作位置。通常来说,每场比赛大约会包含1000次击球,分析师使用的图纸将超过50张,后期的数据处理则需要近40小时。

桑德森的速记体系首次为大家揭示了壁球运动的规律。研究表明,球员偏爱反手抽击球,而短球是最不稳定的。球员在打球时都有自己的固定套路,无论输赢,几乎都不会偏离习惯。“据他总结,球员无法改变自己打球的习惯,”休斯说,“作为一名教练,我知道要改变球员的打球方式是十分困难的。实际上,针对大部分球员,我都不愿意去尝试。”

一天晚上,几瓶红酒下肚,休斯打了一场壁球比赛,然后就对桑德森的学生说,应当将分析过程电脑化。作为一位数学家,休斯在攻读博士期间就使用过复杂的大型电脑,因此他对桑德森这种原始的人工计算方法甚为不满。第二天早上,宿醉的休斯踉踉跄跄地走进办公室,结果却发现桑德森正和学生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等候。这是因为,在所有的教职员工当中,只有休斯会将工作“电脑化”。

1982年,利物浦理工学院终于购入了第一台电脑。那是一台IBM大型电脑,只能通过穿孔卡片逐行录入数据。休斯写的第一个程序将桑德森的人工数据分析转化成了自动化数据分析。“电脑的运行速度特别慢,一天以后我们才能拿到打印出来的结果。”休斯回忆道。在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横空出世后,系里又买了一台带16k内存的康懋达个人电子事务机。休斯又写了个程序,这样大家就可以在球场边上输入和输出比赛实时进程的数据。

当时,桑德森身兼多项行政管理职能,在得知休斯全心全意地接手了自己的项目后,简直喜出望外。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休斯拖着那台康懋达走遍了英国。他在壁球场后面架好设备,插上电源,录入数据。“经常有人在我工作的时候凑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我躲都躲不掉,”休斯说,“想要毫无遗漏地获取比赛的所有数据真的令人备感压力,甚至比打球出的汗都多。”最终,休斯决定在旁边立个牌子,写上“本人正在录入数据,闲人勿近,生人勿扰”。由于在比赛过程中实时存储数据会大幅降低电脑的运行速度,因此休斯就将数据都暂时存储在随机存储器中,但这样一来,如果电脑电源被切断,数据便会丢失,无法找回。此时,康懋达电脑所配置的软盘就显得很不可靠了。于是,在每场比赛过后,休斯都会花20分钟时间将新数据下载下来,储存到盒式卡带中。休斯还记得,有一次自己利用符号注释的方法记录英国两位排名十分靠前的运动员的比赛,“对打回合很多,速度也很快,”休斯说,“我很紧张,也很疲惫,汗水湿透了衣服。数据录入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后,突然有个人从旁边经过,把插在墙上的电源插头踢掉了。电脑屏幕立刻变黑。那时候的便携式电脑还没有配置电池,于是整场比赛的数据都丢了。那时,离比赛结束仅剩3个回合。”

1983年,休斯报名参加了利物浦的体育运动科学会议,汇报了自己利用微型电脑所做的研究。起初,他还有些不情愿,“是赖利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了汇报现场”。后来他才想到,自己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利用电脑进行实时符号分析的人。“我心想,行吧,既然别人都不会利用电脑,那就等着看我的吧!我要让这些科学家都开开眼界!整个会场都会为之沸腾的!”然而,他的报告被安排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伊恩·弗兰克斯(Ian Franks)之后。看到弗兰克斯的报告题目,休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题目竟然是《电脑辅助运动评估》(Computer Assisted Sport Evaluation)。

“混蛋!”休斯小声嘀咕道,竟然被人抢了先。

弗兰克斯出生于曼彻斯特,1970年移民到了加拿大。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技能习得研究,并在温哥华奥林匹克中心担任足球教练。在研究过程中,他对球员在比赛时的心率进行了监测,利用高速相机分析了生物力学运动,还测试了场上球员的实时无线通信。此外,他还给教练配置了麦克风,以研究球员与教练之间的沟通模式。“一位著名的加拿大教练看到弗兰克斯的做法后说‘学术圈简直疯了’。”弗兰克·桑德森说。

休斯在利物浦对壁球运动进行了电脑分析,同时,弗兰克斯则在温哥华对足球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弗兰克斯对Ⅱe型苹果电脑的键盘进行了编程,用以记录比赛“事件”:键盘最上面一排代表零散的比赛“事件”,从传球到射门等动作。剩余部分则用来表示足球场内所发生的具体事件的实际位置。

事实证明,在足球场馆内进行复杂的运动表现分析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弗兰克斯第一次将电脑带往23岁以下组的锦标赛现场时,边检机关竟然直接没收了设备,直至贿赂成功才归还。在锦标赛上,他们不得不将电脑放在了体育馆最高一排的座位上,因为只有那里有插座。然而,糟糕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们很快又遇到了其他问题。街上的熊孩子在体育馆里纵情玩闹,甚至偷盗软盘,弄得分析学家不得不在比赛过程中追着他们到处跑。“现场简直一片混乱,”弗兰克斯回忆道,“我们只好雇了个保镖以确保没有闲杂人等过来搞破坏。”

在会上,他以1982年世界杯的所有比赛的电脑分析为主题进行了汇报。临近结束时,休斯向弗兰克斯做了自我介绍,很快,两名学者找到了共同话题。毕竟,二人同时开发出了可以进行实时计算的标记分析法。

1988年,休斯请长假去温哥华待了一年。在那里,他和弗兰克斯联手准备了极具开创性的运动表现分析纲要。由于出版公司编辑的屡次失误,他们的论著《运动标记分析》(Notational Analysis of Sport)在5年多之后才得以出版。

这本书很薄,深蓝色的封面几乎被网球场的图解占满。不仅如此,网球场上还叠加了一连串虚线,用以表现网球的运动轨迹。开篇引用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在简短精练的引言中,休斯和弗兰克斯向读者保证,目前,标记分析法仅在运动领域内有直接应用,但它还可以广泛应用于“看管护理、手术操作、熟练制造工艺和非熟练制造工艺,以及高级烹饪技法等多个领域”。

在那本书两百多页的正文内容中,他们运用典型的学术方法对标记分析法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详细讲解:如何在运动中进行视频录制、高效能教练的口头指导策略、如何开发适合电脑分析的标记系统等。然而,为这门新学科定下基调的则是它的第一章:反馈。

“在传统意义上,教练的干预主要基于对运动员的主观观察,”他们在书中写道,“然而,部分研究表明,教练的主观观察不仅不够可靠,而且不够准确。”他们引用了弗兰克斯所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比赛期间,足球教练只能回忆起30%的关键制胜因素,更糟糕的是,在所能回忆起来的内容中,有45%是错的。即使已经事先知晓赛后将会被问及哪些问题,教练还是会答错。此外,研究还表明,在同时询问老教练和新教练两个常规动作的技术区别时,老教练提供的错误信息竟然更多。

总而言之,此前人们都认为教练拥有特殊的天赋,可以精准地回忆并敏锐地判断出与运动表现有关的重要因素,然而弗兰克斯的研究却打破了这种迷信。研究表明,认知偏差会阻碍大脑的正常思考,导致人们无法做出完全正确的决定。职业教练和普通人一样,都无法摆脱认知偏差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休斯和弗兰克斯还进一步引用了定量研究来作为证据。他们对大批观察人员的观测精度做了定量研究。虽然研究的条件略有不同,但两类研究所揭示的现象是类似的,都属于犯罪目击者现象。“教练观察运动员的表现,与目击证人目睹犯罪现场时的情况类似。”他们提出,两者都容易因为意识唤醒、认知偏差和注意力不集中而出现错误。

于是,一个新的体育职业应运而生:运动表现分析师。运动表现分析师的主要任务是运用专业知识收集客观数据,消除臆测、主观观点和认知偏差。他们可以厘清赛场上的真实情况,而不会像教练那样主观。他们的工作就是发掘运动的真相。

1994年9月,曾经的壁球运动员斯塔福德·默里入学了。在去拜见迈克·休斯的路上,他听到有人在用浓重的利物浦口音大喊大叫,莫名的熟悉感扑面而来。原来是休斯正在办公室里与另一个学生进行交流,那正是休斯的喊声。默里一直等到他们讨论结束才走进办公室,进门后只看到休斯正面朝电脑坐着。待休斯教授一转过身来,默里立刻就认出了他。

高高瘦瘦的默里戴着耳钉,头发几乎已剃光,只在前面留有一撮。他的品位也颇为另类,偏爱牛仔靴、马甲、鞋带一样的细领带和斯泰森(Stetson)毡帽。他嗓音低沉沙哑,说话时经常带脏字,偶尔还会结巴。

“你没事吧,王牌选手?”休斯嘟囔着说,“我早就听说你要来了!直接进来吧!”

1988年,休斯在英国国家壁球训练营中第一次遇到了默里。作为夏令营的志愿者,助理休斯的主要工作是帮助运动员进行体检。在得知休斯精通计算分析和统计学后,夏令营组委会便委派他对少年组进行体能测试。

休斯在赛场旁边架好英国广播公司的微型电脑系统和大型打印机,然后开始工作。他要求运动员完成12组测试,包括冲刺跑、哈佛台阶测试、立定跳远和俯卧撑等,然后将体能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个人。“当时,大家对体育运动科学知之甚少。”默里回忆说。默里虽然对数学不太感兴趣,但对体育运动科学中的定量研究十分着迷。曾几何时,他觉得运动是主观的、无形的,而现在运动却有望变成客观存在的科学、一堆令人费解的数字。“很多运动员,甚至教练,都对休斯的努力不屑一顾,我却觉得科学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默里说。

1991年,休斯应基思·莱昂斯(Keith Lyons)的邀请加入了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莱昂斯不仅是视频分析领域内的权威,还撰写了有关视频分析的第一本教科书《如何在体育运动中利用视频》(Using Video in Sport)。在加的夫,休斯作为创始人之一加入了新晋成立的运动表现分析中心。

分析中心发展得十分迅猛,很多运动队都开始主动接触休斯和莱昂斯,比如草地网球协会、威尔士橄榄球队等。大家都希望签下他们的学生来担任运动表现分析师:编辑统计报告,利用视频分析运动员的长处与弱点,挑选积极正面的片段进行剪辑,然后配上每个人都爱听的音乐。学生得到的则是廉价的报酬和工作经验。休斯说:“课程内容非常受欢迎。学生是有机会进行实际操作的,而不是整日待在象牙塔中。他们会在作为实验对象的运动员脸上贴一张面膜,在臀部夹一个体温计,然后要求实验对象跑到精疲力竭。在这里,你可以真的接触到世界冠军和奥运会运动员。”

分析中心还设有一个大型数据室,里面存储了五千多卷录像带,那是十年来全球所有橄榄球比赛的影像资料。所有资料都以年份序号放在两台大型视频编辑器的旁边。数据室外墙的布告栏上写着:“在温布尔顿,网球真正被击打的时间只占全部比赛的5%,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在橄榄球比赛中,大家触球的时间只有28分钟,很多人也都不知道哦!”走廊对面是运动表现分析实验室,里面配有录像带转录机,以及20部台式电脑,角落里还架设了1台监控器。

初次会面,休斯就要求默里签署一份文件,做出以下承诺:我保证竭尽全力,努力工作。作为回报,休斯也做出了三项承诺:帮助默里恢复健康强壮;由默里担任壁球队教练;将默里培养成全国最棒的运动表现分析师。“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声音都提高了很多。”默里回忆道。

默里陪休斯去学校餐厅吃饭,而他的新导师点了8次黄油吐司。然后,休斯拿出一张纸,在上面粗略地绘制了一个手势标记系统。他先画了一个壁球场,并将其分成16等份,然后给默里讲解运动表现分析的基本原理。“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默里回忆说,“图纸虽然画得很潦草,却迅速地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一切都是那么合情合理。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张纸。”

第二天的课程也令默里记忆犹新。休斯戴着领结,穿着壁球鞋,站在两台同时打开的幻灯片放映机前面。“他播放的都是最常见的照片,有橄榄球运动员,也有大猩猩。每张照片都配有一个故事。说实在的,内容确实有点奇怪,”默里说,“如果学生没有用心看,休斯就会警告他,冲着分心的人劈头盖脸一通大吼:‘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课?这多有意思啊,混蛋!’”

默里践行了自己对导师的承诺。在校期间,他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运动表现分析实验室里。实验室中的所有电脑都配置了休斯从利物浦理工学院带来的可编程触敏板。这些概念化的触敏板包含128个触敏单元,分析师可以在上面叠加网格,构建壁球场地或足球场地。在分析足球比赛时,键盘上还会配以与11名球员和两名替补队员相对应的数字键,特定事件也可以用特定键来表示,例如“过”代表“过人”,“丢”代表“丢球”。最终的分析结果会带来海量的数据,具体表现为球员过人的位置、传球的分布、丢球的原因,以及导致任意球的因素。

分析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如果球员A将球传给了球员B,默里就得将影像暂停,按下球员A所对应的键,然后按“场地”记录下传球地点,最后按“传球”。随后,分析师再按下代表球员B及其位置的按键,记录下球B的接球位置。分析一场足球比赛通常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一般来说,一场历时1小时的壁球比赛要花4小时来分析处理。默里每天都会买上一提啤酒,坐在电脑前练习标记比赛视频脚本,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深夜12点之前很少离开。默里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壁球运动中数据反馈对球员运动表现的影响》,“虽然写得很烂,但还是发表了”。1998年,默里获得学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已能实时标记比赛了,是第一位掌握这一技能的运动表现分析师。“他可以坐在那里一边跟教练聊天,一边手指生风,上演魔力标记,”休斯说,“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在毕业后的几个月里,默里一直没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他担任了三个月南非板球队英国热身赛的比赛分析师,每天的薪水只有5英镑,而且所有的食宿费用都得从微薄的薪水中支出。因此,他不得不睡在自己花120英镑从父亲那买来的小货车里。他的工作主要是录制和分析比赛视频。录制视频的摄影机与一台大型的便携式工作站相连,他给工作站起名为“饭盒”。在罗德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默里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评论席上,头顶一把雨伞,戴着心爱的斯泰森毡帽,与摆在塑料桌上的“饭盒”为伍。此外,按照球场的着装要求,他还穿了衬衣,打了领带。

为了能提供教练所要求的全部数据,默里会在每场比赛之后利用南非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Council for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所研发的板球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编辑,从球员的出局到特定的投球方式等。“教练会在回酒店的大巴上给球员们播放视频,”默里回忆说,“而很多球员就坐在教练背后打牌,胡闹。他们觉得我是英国人,所以根本不信任我。”

默里还在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教授研究方法。到了晚上,他又和挚友化身市中心温斯通夜店门口的壮汉保镖。他的好友是个爱尔兰人,身强体壮,大腹便便,人送外号“飞机”。“他就像炮楼一样坚不可摧,”默里回忆说,“每当遇到有人闹事,我就会躲到他身后。”默里记得,有一次陪“飞机”去卡洛琳大街(Caroline Street,俗称薯条小巷)找另外一个欠钱的保镖。“结果欠钱的人不知死活地说了一句肯定不会还钱,”默里说,“当时,我们还坐在车里,他径直把欠债的人从车窗外拉了进来,用头猛撞,然后又推回到街上去。”默里惊魂未定地开车离开,心想:“我可不敢再做这种事了。”

对默里来说,家庭的悲剧无异于雪上加霜。父母的离婚大战陷入僵局,母亲申请了针对父亲的禁止令。后来,母亲搬到了斐济,也就是默里哥哥所在的地方。这件事给默里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甚至开始脱发。

屋漏偏逢连夜雨,默里的厄运还远不止于此。后来,他跟温斯通夜店的女老板订婚了,还在准岳父岳母的帮助下完成了置业大计。然而3个月后,他又被迫解除了婚约,因为未婚妻坚称他有外遇(默里坚决否认这一指控)。

导师休斯成了他渡过难关的精神支柱。“休斯对我就像父亲一样,”默里说,“他知道我一文不名,还邀请我教他儿子打球,并预付了薪水。我知道他儿子小迈克尔根本没有在家等我。我开车过去之后,老师一家人会请我进门,留我吃饭,还让我用饭盒带饭回家。”每当默里问起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时,休斯就会跟他说,再坚持一下,总会有希望的。“但我已经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当时我捉襟见肘,只能勉强生活下去。”在休斯跟他讨论好的工作机会时,他都已经做好准备不当运动表现分析师了。然而,壁球协会的运动表现总监正在等他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