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

序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1]，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2]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3]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4]，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地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须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5]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6]，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注释

[1] 茀罗特说：茀罗特，今译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他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由人们潜意识中的某种“生命力”，特别是性欲所促使产生的。

[2] 指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汪静之（1902—1996），诗人，安徽绩溪人。

[3] 成仿吾（1897—1984）：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湖南新化人。早期追求“纯文艺”，后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四年二月，鲁迅的《呐喊》出版不久，成在《创造季刊》上发表文章《〈呐喊〉的评论》，认为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学的宫庭”的“杰作”，其余诸篇则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

[4] 《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抽出，因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故称“第二版”。

[5] 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6] 未名社：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编印有《未名》半月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