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战略纵深
中国市场规模大、潜力大，而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又使得市场中广泛存在地区及行业的巨大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需求、供给以及交易制度都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由于资金严重缺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抑制消费品行业发展，将相对稀缺的资源配置到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去。[1]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占到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2]1950年以后的近30年中，中国家庭和个人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上。市场中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不仅数量不足，也谈不上质量。这就造成中国的消费者本身没有选择的余地。
伴随着供给不足，还有人力要素成本被压制导致的消费能力匮乏。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仅343.3元，这一数字在之后30年里增长了大约50倍。1978年，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0%的农村人口购买力更加薄弱，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恩格尔系数高达67.7%。[3]因此市场需求被压抑，产品处于短缺状态，企业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改进自己的产品。
20世纪70年代末，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而易见。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7500美元，居民消费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新兴的中产阶层掀起消费升级浪潮。这几年中国人去美国买苹果公司的产品，去日本买马桶盖，海外代购市场达到千亿元规模，都是消费升级的表现。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公路上前行。按照世界银行用国际平价购买力计算的结果，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0美元，到2012年增长到11 477美元，增加超过15倍。特别是1990年以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9%，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的187个国家中增速最快的国家。[4]
对于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哪怕是再小的一项改革，都不太可能是齐步走。基本路径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通过增量改革和试验推广方法来进行渐进式改革。于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居民收入的差距从无到有，在过去10年间仍在增加。
我们节选2002～2012年全国省级行政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可以发现排名在前三名的发达省级行政区（主要为广东、北京、江苏等）城镇家庭人均总收入是排名在最后三名的省级行政区近3倍。
2002～2012年全国省级行政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前三名与最后三名比较（不包括港澳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另外，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在显性收入的差距之外，城镇户籍人口在医疗、教育、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巨大的优势，这更加大了城乡差异。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同一个城市，不同行业从业者之间的收入也有很大的差异。2013年，北京市不同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差距在5倍以上，最高的金融行业平均年工资20万元有余，最低的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平均年工资仅有4万元。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反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教育方面，发达地区如北京的高中入学率达到98%，大专以上教育入学率可达60%，与英国等发达国家大学入学率相当；而贵州的高中入学率仅有55%，大专以上教育入学率仅有20%，相当于越南、老挝的水平。[5]在医疗卫生方面，上海、北京的医疗资源充足，人均预期寿命也达到80岁以上，与法国、挪威等发达国家相当；而医疗资源匮乏的西藏、云南、青海人均预期寿命均在70岁以下，比经济发达地区少了近10岁，仅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国平均水平。[6]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体现在消费者的消费习性、生活习惯甚至思维方式上。
中国市场不是一个均质的市场，而是多个市场的混合体
中国市场是一个整体规模巨大、快速动态发展、潜力巨大而又高度差异化的市场，因此需求一直是分阶段、分批次地释放，换言之，中国市场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均质的市场，毋宁说是多个市场的混合体。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永远需要应对全新的、复杂的市场需求。好在相对于跨国公司竞争对手而言，本土企业对市场的客户结构与消费方式有更加深刻的体验与了解，因此它们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适应本地竞争的营销和运营方式。在微信开发的红包大战中，各式各样的红包游戏成为企业宣传、促销的新战场，很多互联网行业外的传统中国企业，泰康人寿、海尔电器等都积极加入营销竞争中，但是却鲜见外资企业的身影，原因之一就是红包游戏涉及与未知客户发生现金交易，外资企业认为这很容易涉嫌违规操作。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一言以蔽之，很多时候，中国企业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也更加懂得中国。
[1]林毅夫，蔡昉，沈明高．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抉择［J］．经济研究，1989（3）：28-35．
[2]参见国家统计局1978年年鉴。
[3]参见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4]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方网站相关内容，http://hdr.undp.org/en/content/gni-capita-ppp-terms-constant-2011-ppp。
[5]杨家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OL］．2014-02-20［2018-03-10］．http://www.stats.gov.cr/tjzs/tjcb/dysj/201402/t20140220_513674.html．
[6]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署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