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吹宋朝的GDP

关于宋朝的GDP，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

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某些“稍微严谨一点”的文章和著作，则将二者结合起来，说占到了世界的60%-80%。

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

“占世界的80%”之说，源头已不可考，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它的广泛传播，与央视《百家讲坛》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节目中，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且对其持肯定态度。

“占世界的60%以上”之说，则出自误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项利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左右。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主要就是北宋，所以有了“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60%以上的说法”。①

殊不知，在该书的“附录B”中，麦迪森有详细的表述——他将“亚洲（不包括日本）”这一区域，划分成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三个部分。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印度占到了 28.9%。②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麦迪森统计的是“中国”，而非“北宋”。他在书中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确定为5900万。一般认为，公元980年的北宋人口大约是3250万；这5900万人当中，显然还包括了辽、西夏、大理等处的人口。

也就是说，若以麦迪森的计算为依据，那么，在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是要少于22.7%的。

此外，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人均GDP”的数据对比。他通过购买力换算，得出结论：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比同期的欧洲仅仅略高而已③。

遗憾的是，因为无法带来血脉贲张的快感，麦迪森的这个数据，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传播最广泛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

当然了，中国开始统计GDP，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麦迪森的上述统计，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作出的一种学术估计，而非精确计算。也有很多学者不认同麦迪森的数据，但这些不认同，并不会从22.7%偏差至60%乃至80%，后者不可能是史实，只能是神话。④

其实，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也足以管中窥豹。

北宋开国，民众承受的税赋，其实是很高的。朱熹就说过，“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老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与前代相比，重出了许多。

两宋三百年，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宋仁宗时代，包拯在奏折里说：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玩“折变”，玩“重率暴敛”，也就是变相增税。他问宋仁宗：“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⑤

包拯说的，主要是农业税。增税的核心动力，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北宋禁军的数量，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8万余人，到宋仁宗时代，则高达125万余人（包括部分地方厢军），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的感慨。至于官吏数量，仅1001年就裁减了19.5万冗吏；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又远远多于裁减者。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天下总支出15085.01万，总收入是12675.52万，亏空了2400余万。

宋仁宗时代，大臣贾昌朝对皇帝说过这样一番触目惊心的话：“臣我治理过京畿附近的一个县邑。邑中驻扎了三千名禁军，留出一万户百姓的税赋，仅够勉强供应他们，郊祀庆赏之钱还得从内库中开支。江淮每年向京师输送600余万石粮食，但江淮一年的输入，仅勉强够国家一个月的开支，其中军队占去三分之二，冗食占去三分之一。国库里已没有什么储蓄。天下无事已久，财富既不藏于国库，也不藏于民间，一旦有天灾有战事，可怎么办呢？” ⑥

三千名禁军，要一万户纳税者才能勉强养活。按125万禁军计算，光养活他们就需要420万纳税户——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统计，天下只有纳税户1246万余户。再考虑到禁军频繁调动的费用、地方厢军的存在、京畿地区百姓比较富裕等因素，推测认为仅军队一项，大约就要耗掉天下半数纳税户的税赋，也不算太离谱。

在这种状况下，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是因为它在商业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不但不再抑商，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在宋代的多数时候，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来自田亩的农业税赋。

但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有很好的商业环境。

“禁榷收入”是北宋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收入。所谓“禁榷”，就是国家垄断。垄断的具体方式很多，或是官产官运官卖，或是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或是允许民间生产，但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给民间。垄断的商品种类也很多，至少包括了食盐、酒、茶、矾和香。

宋代官府非常严苛地执行上述垄断政策。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在酒类垄断这件事情上，“未有如宋之甚者”，历朝历代都比不过宋朝。食盐垄断的典型恶政，发生在燕云十六州。联金灭辽后，北宋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然后在该地实行新的盐法。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辽人统治的时代，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官员接收该地后，立即启动食盐专卖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将盐价提升到250-280文钱一斤，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⑦

对私营工商业征收商税，与“禁榷收入”的体量不相上下。除时而在灾荒年份对农器、粮食之类免税外，宋人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盖个房子要征税，娶妻子嫁女儿也要收税，甚至出远门读书，在路过税卡时，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纳税，只有纸币一般不征税，因为宋朝政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到了南宋，情况变得更糟。朝廷开始预征、预借农业税——预征就是秧苗刚插下去，官府就来收今年的税粮；预借是今年先把明年、后年、再后年的税粮给征了，时人形容这种预借的本质是有借无还，这任官员借了，下任官员绝不承认，绝不会说明年、后年就不征粮了。商税的种类也是多如牛毛，什么经总制钱、丁绢、丁盐钱、折布钱、僧道免丁钱、市例钱、秤提钱、罚酒钱、科醋钱、卖纸钱、税酱钱、下拳钱……宋元时代写《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自己虽是时代的亲历者，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收税的名目太多，实在是列举不过来；还有很多税种，自己也没听过。

宋孝宗时代，被压榨得奄奄一息的南宋商人，已习惯性地将各处的征税港口与关卡称之为杀人的“法场”。池州的燕汊港是“大法场”，湖北的黄州是“小法场”，湖北的鄂州是“新法场”。这些法场，会替商人编造不存在的货物，勒令他们纳税，如若不从，以后就很难再在这里做生意，这种手段在当时有个名称，叫作“虚喝”；法场还会擅自更改商人货物的价格和数量，勒令他们多纳税，这种手段叫作“花数”；朝廷在政策上推广纸币，法场则强迫商人用铜钱纳税，铜钱不足就以低价扣留商品做抵，这个手段叫作“折纳”……⑧

以上种种，才是宋朝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

参考资料

①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

②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9.

③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

④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6）.

⑤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32-33.

⑥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⑧陈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8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