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思想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无数仁人志士舍身民族复兴之路，但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统统归于失败。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因此，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标志，一场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的新文化运动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掀起了“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打开了阻碍新思想涌流的“闸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探索救国之路的新启迪，他们从彷徨、苦闷中走出来，奋然前行。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外交失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2]，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由此席卷全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3]。
这场激烈的伟大爱国运动，身处西部内陆的重庆也投入其中。5月中旬，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震动，纷纷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20日，川东师范学校、重庆联中、商业中学、巴县中学等校代表60余人举行集会，一致决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24日，川东学生救国团正式成立（后更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随即，川东女子救国会、国民外交后援会、重庆国民自强会等爱国团体相继建立，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民族工商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爱国斗争便在重庆迅速掀起，綦江、长寿、江津、永川等地也相继成立学生组织，积极投入运动洪流之中。6月中旬，重庆地区的爱国斗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高潮。为推动运动发展，学生与商界又联合组成了重庆商学联合会，使青年学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联盟，从而形成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以抵制日货为特征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场斗争中，不仅重庆的爱国学生勇敢地站在运动前列，而且工人阶级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展现出他们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巨大的政治力量。
借助五四运动的强劲“东风”，重庆社会思想文化逐渐活跃，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便传播开来。一方面，《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受到重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使他们不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另一方面，重庆的《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綦评》《巴声》《渝江评论》《人声》等标榜“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新知识读书会、益社、綦江砥砺会、巴县青年进德会等小团体也先后成立，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在来势汹涌的思想浪潮中，既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尽管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只是有着一种朦胧的向往，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4]。但是，以吴玉章为代表的川籍先进知识分子，却在艰辛曲折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逐步看清“晓雾”中的一轮“朝阳”，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寻找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新途径。
1920年底，吴玉章来到重庆，竭力推动以反对军阀专制、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四川自治运动。1921年4月3日，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吴玉章作为发起人被推选为四川国民委员会主席，并代表联合会制定了“男女平等”“保障人权”“发展教育”“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等十二条政纲，希望通过法国式的合作主义，改良社会政策，发展互助精神，实现社会主义。宣言和纲领在《新蜀报》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随后，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为骨干的知识青年迅速投身自治运动，分别成立学生自治会，并提出“大权在民”“打消阶级制度”等民主口号。与此同时，成都的王右木也创办《新四川日报》来宣传自治运动，从而促使带有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自治运动在成渝等地蓬勃兴起，形成呼应之势。自治运动最终因四川军阀的破坏而失败。此事促使吴玉章、王右木等人觉醒。吴玉章认识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先用武装的革命斗争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组织来领导革命”[5]。王右木也感叹五四后的社会运动“每见拘束于旧政治势力，不能发展”，并敏锐地意识到，今后应注意吸取从俄国传来的“真正改造途径”[6]。他们在失败的痛苦中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羁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此前后，重庆先进青年还先后踊跃参加了争取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重庆裁兵运动等实际斗争，充分展现其进步性。通过参加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这些先进青年一步步成长起来，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一批先进青年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投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了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7]。其中，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决心选择到缺少劳动力的法国去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而各地赴法勤工俭学专门组织机构的建立，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1918年，在吴玉章的推动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等组织在成都成立，由此拉开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帷幕。1919年6月，成都首批赴法生取道重庆乘船东下的消息震动重庆各界。经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倡导和奔走，8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正式成立；9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学校董事长。学校学制为一年，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首批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生主要来自重庆所辖各县，亦有少数川北、川南、川西的学生，如来自广安的邓希贤（邓小平）。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4门课程，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识。在准备赴法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五四运动的实践，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寻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办，为重庆地区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学校经费和规模所限，不少青年只得在学校帮助下选择自费留法的途径。1919年11月，聂荣臻、钟汝梅等来自江津、巴县、长寿、涪陵等地的35名学生，自筹路费，经过留法预备学校介绍，在法国驻重庆领事馆获得签证后，从重庆乘船东下上海，搭乘法轮司芬克司号赴法国留学，他们成为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庆青年。
1920年7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毕业，经过考试和体检，共有邓希贤、冉钧、周贡植等83名学生获准赴法。在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注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生抵法后选择工种的名单中，“邓希贤”栏中注明的工种是“铸铁”。8月27日，邓希贤等84名学生[8]从重庆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经上海于10月19日到达法国马赛。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一批在外地求学的重庆青年学生，譬如酉阳的赵世炎、巴县的周钦岳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中，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等不少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重庆女学生，冲破封建伦理束缚，远渡重洋，成为重庆女性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行者。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一大批有志青年特别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打开了中西融汇的视野，广大勤工俭学生刻苦奋斗，始终坚守留学报国的追求和使命，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重庆是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重要输出地区，据统计，在1919年至1921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中，四川赴法人数共511人，为全国之冠，而重庆仅巴县、江津就达93人。[9]留法勤工俭学热潮在重庆的兴起，标志着爱国知识青年把崇尚科学民主的口号付诸于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他们通过对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亲身参加当地工人运动等社会实践，以及对多种社会学说的分析比较，其中一部分人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如冉钧、周贡植等人成为重庆和四川地区早期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而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更是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创立的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
共产党员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陈毅、张闻天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重庆，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传播的热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活动的历史。自此中国共产党就与重庆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
1921年夏，共产党员邓中夏、黄日葵等应邀到重庆举办“暑期讲学会”，宣传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和封建礼教，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重庆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是最早到重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1921年10月21日，恽代英自武汉来到重庆讲演，他以“青年应该怎样做”为题，指出青年要肩负振兴中华的社会责任。26日，恽代英离开重庆赴泸州主持川南师范校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泸州建立了团组织。1923年1月，已是共产党员的恽代英[10]辞去川南师范的职务，带着学生张霁帆、余泽鸿、穆世济、秦云阶等人来到重庆，在江北刘家台住了一个多月，他们经常与萧楚女、陈愚生、杨效春、卢作孚等人讨论宣传革命思想及教育与社会问题。1922年9月至1925年5月，共产党员萧楚女两进夔门，三上重庆开展革命活动，他一方面选用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作教材，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运动，成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良师；另一方面出任《新蜀报》主笔，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四川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11]。1921年底从法国回国的陈毅也活动于成渝两地，以《新蜀报》主笔身份发表多篇针砭时弊檄文，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秋遭四川军阀“礼送”出川。同年11月他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萧楚女、陈毅等人主笔期间，《新蜀报》成为重庆及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1924年间，张闻天也一度活跃于重庆，边任教边指导川东师范进步学生创办《南鸿》周刊，与萧楚女共同为重庆团地委领导的《爝光》撰文，抨击腐败体制，宣传革命理论，遭到四川军阀忌恨，要求张闻天限期离开重庆。1925年5月，张闻天回到上海后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过激烈交锋。当时，无政府主义标榜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工学主义，合作主义；宣传克鲁泡特金主张”。[12]王右木、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结合中国现实，利用发文章、做演讲等方式，围绕“无产阶级专政”“自由”“生产与分配”等问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揭露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剖析其脱离社会实际的危害性，使不少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也在重庆盛行一时。曾琦、李璜等人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鼓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其实质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由于他们盗用五四运动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打着“国家”“民族”旗号，因而欺骗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四川省立二女师和重庆联中就一度成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为此，萧楚女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既从理论上驳斥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又从事实上揭露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国民革命的真实面目。他还于1925年10月编写出版《在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针对国家主义派《醒狮》周报中所宣扬的各种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在他的发动下，罗世文、杨闇公、童庸生等也纷纷在《新蜀报》等报刊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重庆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清了国家主义派的真实面目。到1926年下半年，许多国家主义的团体纷纷瓦解，风行一时的国家主义最终被广大青年抛弃。
正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以知识青年为重点，通过讲学、创办刊物、成立学术研究会和社团、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等方式，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唯物史观、劳工思想、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使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得到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其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的鲜明特点，逐步取代各种纷繁的社会思潮，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为重庆乃至四川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2]《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4]《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
[6]《人声报》，1922年2月7日。
[7]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
[8]除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外，还有1名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共84人。
[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410页、411页。
[10]关于恽代英入党时间有1921年夏、1921年底、1922年春、1922年8月之说。本文取1921年底之说，参考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1]周钦岳：《从大革命到抗战期间的〈新蜀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12]《人声》，1921年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