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病榻上的父亲

（2008-01-14）

连续6天没有日志这是我开博以来第一次，因为父亲。

父亲67了，是从来不生病的，但这次病很重，住了院。我从无锡赶了回去，周六就要动手术了，到了病房，母亲也在，父亲有些凄然，我惯于说笑，一会儿，父亲情绪好了起来。我们聊起了病情，先以为是高血压，在弋矶山医院住了16天，1月2号出院，7号突然发病，天旋地转似的，赶紧在二院住下，博士医生说可能是冠心病，要在血管内放支架，他舍不得花钱，毕竟10万，虽然也有医保，但依然心疼。他心疼我，2007年是我经济拮据的一年，还成了“房奴”；他心疼我的二弟，两年了，没有找到固定的挣钱的活计，一家四口过着日子，两个侄女都在市里读中学，忍受教育的“合理”收费；他更心疼三弟，是“吃没吃好，穿没穿好”。唯独不心疼他自己。

也是，关乎民生的新“三座大山”我家就有了两座，“房子”“教育”，今天又加上了“医疗”，如果不是感同身受是体会不到这种困难的，有钱的阶级大部分是有权的阶层，在关注民生的同时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份切肤之痛和由此而带来的雷厉风行的改革。

已经习惯了。

但我们兄弟三人是一贯的血浓于水的，二弟说“这点钱不算什么，挣钱还不是养老养小”，三弟说“钱没了还可以挣，父亲只有一个”。父亲听后，几欲痛哭。临进手术室时，情绪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嘀咕着：这是钱哪！事先医院说六万差不多了，上了手术台一“照影”，说有两处冠状动脉狭窄，要放两根支架，快10万了。3小时后，手术结束，父亲在去往观察室的路上又嘀咕上了：花了这么多钱。

父亲这一辈是多灾多难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经历了1954年水灾、1958年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进入好时代已经是人到中年，也是我们兄弟三人要吃、要喝、要读书、要成家的年龄，21世纪倒也轻松了许多，谁知添上了一场大病，呜呼！

1981年，我的中考成绩十分优异，父亲说，去读师范吧，我却想读宣城一中，我当时很想不通，上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这种“想不通”很快就被“跳龙门”的喜悦所取代。一次父亲对我说，你还有两个弟弟，你读师范也能减轻一点家庭负担，事实上，我的二弟很快就不再读书，三弟也是，他们过早地用稚嫩的肩膀与父亲一起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我则安心读着书，教着书。

1999年，我对父亲说，我要到无锡私立学校教书去，一贯保守的父亲破天荒同意了，毕竟甩掉“铁饭碗”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只是叮嘱我要经常打电话回家，就这一愿望我是连“隔三岔五”也难做到，总是推说工作忙。2007年学校景况愈下，他更是担心，我说要换一所学校工作，他说，你们自己做主吧，只是要稳当点。7月，我到了现在的学校，他不放心，10月，亲自视察我校。我问他感受如何，他笑笑：应该不错，但你要担心有人“欺生”，不要跟人计较。

我很听话，像小时候一样，没“跟人计较”，但他接二连三地主动打来的电话仿佛总是告诉我的不孝。

想起毕淑敏的散文《孝心无价》：“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想着病榻中的父亲，我想，要抓紧打电话。因为“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后记：谢谢博友们的关心，感谢你们，感谢高科技，感谢为我父主刀的方博士。我的父亲17日康复出院，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