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共战争

很多人把八年抗战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束。我从第一师调到青年军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日本的战力已经到了尾声，中日战争随时可以结束了，胜利随时可以来临，但是这‘一根毛’必须注意。”

当时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忆。在重庆江水的另一边有一个黄山，有一天父亲约了岳军先生商谈中日战后的情形。依照规定，当他们在谈话时，身边的随从人员是不能靠近的，一定要在听不见距离之外，而我是唯一跟在他们后面走的人。当他们的话题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有一点意见，可不可以说？”父亲朝我看了一下，张伯伯在旁边就说：“你让他讲嘛！”父亲说：“你说好了。”我就向父亲和张岳军先生提出我的看法：“日军的问题小，而中共的问题大，虽然中共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一旦中共变成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时，情况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接收对日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立即发起歼灭中共的行动。我建议把散布在各战区的战车部队统统集中起来，把中共一股一股的打掉。即使是三个月内不能歼灭，半年之内也要达到目标，如果拖延半年以上，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内战。国际间通常把内战国家的政治地位看低，认为该国政治不稳定，而事实上，正是国际上在制造我们内部的纠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日军攻打我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如果我们对中共也无法速战速决的话，将来的情况一定不得了。”岳军先生非常赞同我的说法，他说：“纬国，你讲得不错的。”父亲听了之后说：“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后来国军把装甲部队与步兵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很扼要地向父亲报告：“我们的十个所谓的快速纵队都是‘十不能’，所以不能发挥任何力量，应该还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每一个纵队配一个战车营的做法是不伦不类的。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集中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法国战车营总数比德国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结果法国不能进行快速作战，因为战车要迁就步兵的速度。现在我们虽然有十个快速纵队，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战车营配属到步兵师里，而我们的战车营都是轻战车。轻战车讲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不就正好给敌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经打败仗了。像这样编组的快速部队，既不快速，又不能发挥战车的作战力量，再加上后勤支援也不能配合快速的要求，与其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没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倒不如编成三个，使国家的力量足够支援，从工兵、兵工、通信各方面加以配合。”

父亲拿到这份报告时，整个战略局势都变了。父亲在那个时候也忙于政治方面的指导以及经济方面的复苏，有关野战方面的指导，都是国防部在负责。而国防部的高级军官身边有中共潜伏，所以变成了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国军的战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纵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自己崩溃。

当时薛岳将军在徐州剿共总部，团长和我认为快速纵队是一个打击部队，要拿来作战略预备队，所以多次建议把第一快速纵队收回，放在徐州附近，随时可以出击，结果薛长官将快速纵队一直从徐州摆到碾庄，而且主力都在碾庄。三十七年元旦那天，各部队长都到剿共总部向薛长官拜年，我那时候是装甲兵教导战一团副团长，团长带我一起去。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是团长非要带我去不可，他说：“我不带你去的话，你还是要单独去一次。与其如此，不如我们一起去。”我就跟着团长一起到剿共总部。那天薛长官非常高兴，我和团长赴剿共总部之前，曾经一再建议他，千万不要在薛长官面前说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建议过好几次，而薛长官一直都没有采纳。到了剿总之后，或许是过年的气氛所影响，团长又憋不住地向薛长官建议把快速纵队抽回来，更糟的是，他在建议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这样才合用兵之道。”薛长官听毕，当场一拳捶在桌上，他说：“我大小战役打了多少次，我还要你来教训吗！”说完就往里头走，本来那天大家拜年开开心心的，结果这么一来就变成不欢而散了。

元月二日，中共发起攻势，从沂蒙山区打下来，一直到兰陵镇。元月三日那天，快速纵队的补给线就在兰陵镇被切断了。补给线是前方战斗部队与后方补给基地联通的一条交通线，它既是救命线，也是逃命线。补给线一旦断掉，再怎么强大的军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装备再好，等到随身携带的弹药用完后，也就弹尽粮绝了。中共切断我们的补给线，黄伯韬的军队无法撤回，当时为了撤退，一个战车上堆几十个步兵，结果驾驶员看不到路，很多都掉进坑里，所以战车也牺牲很多，炮兵则是全部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