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学德国

（一）赴德旅途

我到德国去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在西安事变之前。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我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在信里为父亲打气。我在信中一开始就跟父亲开玩笑（我是家里比较顽皮的，但是我是“调皮不捣蛋”，父亲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信中说：“父亲，我非常抱歉，我实在不应该出国，我一离开以后，国内就出乱子了。”四年后（民国二十九年），我回国时，父亲就问我回国后有何感想，我说：“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嘛，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父亲也是哭笑不得。我在父亲旁边，让他能够得到一点轻松的调剂，恐怕家里面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到。

二十五年十月底，我在上海上船，船经过马来西亚，顺着马来西亚半岛往上走，先到达槟城，第二站到巴拉湾。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巴拉湾打了一个电报给父亲：我在“不老湾”向父亲祝寿。船通过巴拉湾又穿越印度洋，先后经过锡兰、孟买与哥伦巴斯，然后从哥伦巴斯进入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苏伊士，北端则是Port Said（波特赛港）。我就在苏伊士弃船上岸，几个同船的人合租了一部汽车，一行人就到埃及看人面狮身像、金字塔，还到开罗参观博物馆，最后经过亚历山大港到Port Said赶上原来那班船，所以我没有看过苏伊士运河。听说该运河是一级一级高起来的。

我每天在甲板上的游泳池游泳，从Port Said上船以后，第二天一早我又到船上的体育馆练习骑马（假马）。体育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德国人，年龄约二十出头，我记得他的名字是Arshm，我称呼他为阿兴，我向他学斗剑、游泳、拳击。那天早晨，阿兴问我：“你今天还想游泳啊？”我说：“怎么，不可以啊？”他就叫我看外头，我从船舱一直走到最上头，看到外面大雪纷飞，与我们穿越红海到埃及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我问阿兴：“为什么不能游？”他说：“你要游，我陪你游。”结果游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游泳。那年我二十二岁，健康情况良好，尤其我割了扁桃腺以后个子还长高了一些。我没有割扁桃腺以前，个子又矮又小，民国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夏天，我的身高增加了四英寸半。

在赴德的船上，我遇到了一位东吴的老同学徐维铸，不过他住二等舱，我住在头等舱，见面机会比较少。我在船上还认识了一位德国长者，他为我补习德文，我从来没学过德文，他非常热心，每天教我，我也很用功。不过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船抵达地中海时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于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甚至赶走他们、暗杀他们的做法，有什么感想？”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单纯小孩，对德国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我知道犹太人被压迫这件事，因为上海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但是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犹太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哪一国人的这种知识，我只知道犹太人是一个人种，而且是一个宗教种族，不是一个犹太国。我的德文老师如此问我，我当然站在德国这一边，所以我就回答他说：“希特勒是了不起的，他做得很对。”结果我的德文老师说他就是犹太人。我很快地将话锋一转：“对呀，我知道你是犹太人啊，以犹太这么优秀的一个民族，他想再住在德国的话，德国人还有机会混吗，除了把你们赶尽杀绝之外，我看希特勒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些犹太朋友，我觉得犹太人的想法和我们中国人很相近，尤其是生活习惯与家庭观念。我称赞犹太人以后，我的德文老师特别得意，他说：“你说对了，如果我是希特勒，我也只有这个办法。”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身在国外不要乱说话，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要多看看苗头，以免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位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他念过七十余部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学问非常好，专门研究中国的哲学。德国人是西洋人里最早研究与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易经》也是德国人先接受。莱布尼兹首先欣赏《易经》的“二进法”，“二进法”与电脑的关系是他先发现的，他认为《易经》是建立在二进位的逻辑上。

（二）滑雪经验

十一月十九日，船抵达马赛，我从马赛坐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我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我，帮我买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我的钱支付的，而他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大使馆后又可以报一笔账。从此我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不过我没有举发他，平时还是很尊敬他。

一九三六年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但是当我抵达德国时，奥运会已经闭幕了，我就赶到德国南部观赏冬季奥运，没想到等我赶到时，冬季世运也闭幕了。我想既然到了南部，即使没有看到奥运，但是我可以学习适应环境，于是我就在当地学滑雪。我到德国南部时还有一位朋友随行，所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教我们滑雪。我的朋友学过几次，但是并不如我滑得好。那位教练是阿尔卑斯山的山民，他不仅对路线熟，而且也非常清楚雪性，最重要的是他会随时讲解给我们听，这次的学习，对我尔后参加山地兵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天我要出去滑雪时，在山屋外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知道是美国人。他们穿着泳衣在外面晒太阳，虽然当天没有风，晒晒太阳非常暖和，但是在高山上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曝晒非常危险，我就告诉他们：“Don’t expose yourself more than two hours, it will kill you.”他向我招招手，对我表示谢意。等到我们中午滑完雪回来时，我发现他们居然还在那里晒太阳，我心里想：完了，他们已经晒了四个钟头。我问他们这段期间有没有进去过山屋，他们说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一直在那儿，没有进去过。我告诉他们，下午一定会全身起水泡，同时我也责怪店主没有警告他们。到了下午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发烧，我们就连夜雇了马车，将他们两人送到城里的医院治疗，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一个人的皮肤如果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呼吸时，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致命。

我的运动细胞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不过却在一次滑雪途中出了一点小意外。那一次，教练带着我们滑雪，地点是一个很大的山坡，我们朝斜的方向往下滑，要转弯到另一个山坡，那天还下着雪，所以我们要赶紧跟着教练滑雪板的痕迹，否则时间一久痕迹就不见了，不过，如果我们跟不上，教练也会回头来找我们。我的朋友在转弯时摔了一跤，因为刚刚下过雪，比较松软，所以他摔倒后留下一个大洞。他爬起来又继续滑，我紧跟在后，才转弯滑雪板就插进刚才那个洞里，两只脚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痛得要命，但是我还是赶快爬起来跟上他们，当天晚上脚就肿了。回到山屋时，我就用剪刀把滑雪鞋剪开，第二天坐马车下山。

（三）学习德文

回到柏林后，我遇见了谭伯羽（谭延闿之长子），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拜托他照顾我。他比我大二十岁左右，对我非常照顾。我抵达柏林时已经接近过年，他介绍我进入柏林大学的语言先修班。这个德文班是个浓缩型的教授法，我也特别用功，虽然每天只上半天课，但是我每天都要花八至九个钟头念德文。

学校没有提供宿舍，所以我就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的房东是个意大利人，夫妇俩没有孩子，原来有一个侄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后来被他们赶出去，我就住在他的房间，有一间卧房、书房和一间浴室，居住环境很好，这在德国是很难见的。德国人只要家里房间有多余的，就会把房间租给人家，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房东太太也是意大利人，当年已经四十六岁，她登报时指定把房子租给一个到西方念书的东方孩子，我看到报纸启事，觉得不错，就去向他们租房子。房东太太特别喜欢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每天上课前和回家后，她都会亲亲我、抱抱我，所以我的衣服上常常会有黄头发出现。别人看到就说我一到德国这么快就交上女朋友了，我说对方的确是女的，但不是女朋友，我是很快的就找到德国妈妈了。她真的对我很好，除了每天跟我讲德文外，还给我很多篇短文，这些短文有些是笑话，有些是名人的演讲摘要，所以，我除了在柏林大学学德文之外，回到住处还有房东太太的教导，因此我的德文进步很快。我把她给我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房东家里有客人来时，他们邀我一起聚会，房东太太就会说：“Wego（我的德文名字“Wego”是安国哥为我取的），演讲一段给我的朋友听听。”

我就真的像演讲一样，说给他们听。把演讲稿背熟了以后，这些文章就等于是自己的，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助益很大。我在柏林大学语言先修班学习德文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而已，很快地就毕业了，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去念高级班，因为高级班教授的是德国文学，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升级。

念完语言先修班后，我首先到德国一位伯爵夫人处，她喜欢中国以及中国孩子，所以她时常找中国孩子到她家里住。她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很大，居住环境非常好。她特别找我去，我在她家住了四个多月，她教导我德国上层社会有关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德国社会很保守，很讲究礼仪，伯爵夫人是德国上层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能够受到她的教导，实在很幸运。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同时有几个中国人住在那里时，伯爵夫人不准我们讲中文，只能讲德文，所以在那期间我的德文又精进不少，而且生活习惯完全改过来，变成一个欧洲上层社会的人。

（四）入伍训练

1.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事制度中，入伍教育与军官教育是衔接的。入伍教育的课程是从单兵动作到班、排的小战术训练，属于战斗阶层。在入伍时，入伍生（军官候补生）除了平时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再加强排、班的小战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军官学校之后，便要接受营连战术的教育。入伍训练时，从战斗到勤务都要加以学习，要了解所有的武器及装备，还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

德军的入伍训练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重视以及强调的。他们的训练一开始就是班教练，而各个教练是在班教练里面完成的，让士兵在一开始就有全班性的概念，培养自己是班里的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如射击及前进时相互掩护。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超过。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不论搜索、攻击、防御都要在班教练里面完成，这种训练是我们所欠缺的。

在战场上接近火线时，应该由一排掩护、一排前进，接下来由一班掩护、一班前进，到了最后就是各个跃进。跃进时，一个班里面只有一个兵在跃进，其他的都是火力掩护，这点我们做到了，但是撤退时，我们没有做到各个跃退。我们的长官只想到由一个连掩护另一个连撤退，试问掩护完后，原先负责掩护的这个连该如何撤退呢？同样的情形，当一个排掩护其他排撤退、一个班掩护其他班撤退之后，他们该如何撤退？所以跃进时应由后面先跃进，跃退时则由前面先跃退，一个班如果已经剩下七个人，就用七枝枪先掩护一个人撤退，再掩护第二个人撤退，如此一来，这些人才能安全撤退，否则就会做无谓的牺牲。国军没有专门的人来教导各个跃退，在战场上也不会使用，德军则把此视为重要的科目。

单兵教练在班教练里完成以及各个跃退的训练，是德军的特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入伍生称为军官候补生，主要课程就是学习单兵、班、排的小战术（小部队的战术），除了白天出操外，晚上还有入伍生导师为我们补课，讲解许多基础的课程，例如班、排小战术。等到入伍一年后，最基本的班、排、伍战术都可以运用了，例如各种地形的攻、防、退、追、遭遇等。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科目是我们国军所缺乏的，那就是在宿营或行军中遭袭后突然发起攻击，也就是在一个口令之下，将行军时的三行纵队立即散开，成战斗队形。通常行军间呈战斗队形时，速度会比较慢，如果在公路上行军，一个钟头只能走十公里，所以必须成三行纵队行军，但是在行军间如果突然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必须立刻从行军队形转变成攻击队形。国军如果有这种训练，中伏的机会就会减少。总而言之，在行进中要能够发起攻击，在宿营中也要能够发起攻击，这两种都称为奇袭，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回来以后就介绍给国军。

军官候补生晚上要学习连的行政事务，例如如何领款、领弹药、领零件、领被服，还要学习如何送伤患，这些都是连里面实际的行动。班长如果每天带着部队出操，一定会吃不消，所以德军的规定里，教育班长是一周轮值一次，勤务伍长是每天轮值一次。编制内的士官不一定每天与我们一起出操，他们有专门的士官讲堂，由全连的军官分别授课。课程排定后，由军官教导士官，再由士官教导士兵，较为机密的课程则不必教导士兵。例如我们攻击波兰，士官必须清楚波兰碉堡的构造；如果攻击苏俄，也必须清楚苏俄的情形，这种都是机密的讲堂，外国学生不准参加的，但是我穿的是德国军装，算是德国人，所以我也上了课。

德军的规定里，二等兵的名称为二等射手，二等兵当一年后就升上等兵，名称为自由人（德文），袖子上是一个三角形。上等兵不仅没有人来管，反而还要去管别人，担任连里面很多管理工作，如教育班长、内务班长。尤其在下班后，士官都回家了，就由内务班长来管理。没有资格升上等兵的就升为一等兵，一等兵的袖子上是一个菱形，没有资格当内务班长或教育班长。这是德军制度里较为独特的。

在德国，上等兵与二等兵又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上旗手与下旗手。到了军官学校以后就变成下士，过了半年升为上士，年资够但没有资格升为上士的就升为中士。这个制度在国内从来没听过。但是它的确有道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德军制度的报告，父亲非常欣赏，也交代陆军总部加以研究，但是陆军总部研究之后没有任何答复。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一经拖延就消失于无形了。我在第一师当连长时，曾经把我在德国学习的方法一一加以运用，连里面一个空缺都没有，而且还多了两个人，他们是来了之后不肯走的。所以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做。

德军的规定是一个星期打一次靶，每次打五发子弹；美军则是规定一年内子弹的消耗量，每次打靶时并不限定数目，能打多少就打多少，一下子就打几十发，打完以后又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打靶，这种训练没有德军来得踏实。

受训期间，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检查清理装备及整理内务后到俱乐部喝杯啤酒，聊聊天，轻松一下。所费不多，只要二、三块马克就够了，所以德军规定皮夹里不能超过八块马克。如果皮夹里的钱超过八块马克，而又不幸遗失，失主也不敢告发，因为自己已经犯了规，一旦告发，反而还会遭致“引诱德国人破坏记录”的罪名，罪加一等，所以在部队里面从来没有偷窃的事情发生。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军需士，我们的钱可以放在军需士那儿。

连里面有军需士、被服士、军械士，管理非常整齐。德国的营房都是三层楼的建筑，地下一楼是用来放军械的。连士官长住在一楼犄角处的套房，妻小也住在一起，平时这栋楼就由他来管，士官长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大家相处起来就像一家人，非常温暖。

2.山地兵训练

德国的规定是要先入伍才能进军官学校。入伍训练只有一年，不过是真正在部队入伍，方式是在每一连里面插进一、二个入伍生，让入伍生能够领略部队的生活。我被分配在山地兵第一师第九十八团第二营第五连。

我参加山地兵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它是兵种里面最艰苦的，如果我能够在德国的山地兵接受一年的艰苦训练，并且通过考验的话，我回到国内后，什么部队都难不倒我了。山地兵的背包比一般军种还要重。一般军种的背包是二十五磅，山地兵的背包是四十五磅，再加上武器、弹药、十字锹、防毒面具等，一个人身上大概要背七十磅的东西，所以一场行军下来是非常辛苦的。每当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总比国内那些在火线上的人安全多了。”就这样慢慢熬过来了。

我曾经受过攀登训练。在山地兵训练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攀登训练，大约有九分之一的人接受训练就够了，因为有人攀岩上去后，就会丢绳梯下来，其余的人爬绳梯上去就可以。至于接受训练的资格则是身体强壮以及行动灵巧者。

凡是一个连无法展开的山脊线或山谷底，就称为山地。山地战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编制也与其他部队不同，一般编列在营部队的重武器，在山地兵则编列在连里面，因为山路太狭窄，临时配属到连里面会来不及，所以山地兵部队都是把重武器往下配给，团武器配在营部，营武器配在连部，以下依此类推。例如一个营有三个步枪连，一个重兵器连（机枪、迫击炮），可是在山地兵的武器配制上，重兵器是属于连部的。山地兵的作战正面也比一般部队散开，其通信工具也不同。山地兵使用的是回光通信器，如同打电报一般，用灯光来传递信息。虽然两个山头距离不远，但是常常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从这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所以要用回光通信器来联络。后来慢慢改善之后，也用红外线通信器来传递信息。

山地兵喝水的纪律是相当好的。当我们在山地行军时，休息时间只能喝一格水。如此限制，一是因为水源不够，二是喝太多反而会发烧，身体吃不消。山上行军时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汗流浃背，一停下来，山风吹来又觉得特别冷，这些都是山地兵平时要训练的。山地兵行军消耗水份多，但是又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充，很容易便秘，所以要经常排泄，免得排泄物停留体内过久，将水分吸干之后，造成便秘。到了晚上，不论有没有水，都要把鞋袜脱下来揉一揉，如果有水，就把脚与袜子烫一烫，即使没有水洗澡也要洗脚。这点中国部队都做到了，因为中国部队机动的唯一本钱就是这两条腿，所以对脚的保护特别重视，其他行业如轿夫、挑夫也一样。

重兵器连里有重机枪、迫击炮，还有两门轻步兵榴弹炮，这是山地兵独特的地方。每一个班都有两门，此外还有枪榴弹，等于是手榴弹，只是用枪打出去。

我在入伍训练时参与了两次军事行动，在第一次行动时就让我领略了德军行动的精确性。德军军营里有专门保管枪的地方，在宿舍的门口有一个枪架，枪架上方有一个缺口，下方有一个枪座，可以放置枪托，而枪架呈四十五度角，当士兵出门时就可以顺利拿枪。这些枪平时都不是实弹枪，实弹枪都放在地下室，由军械士管理。当我们进军奥国的时候，第一次行军走了九十五公里，穿过阿尔卑斯山，在一天之内就到达。我们的行军纪律非常好，保持预先规定的距离，当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山脊停下来吃午餐时，发现旁边有一堆堆的弹药箱摆在路边，其距离跟我们连排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它是按照我们连、营、团的行军长径摆的，而我们的行军一点误差都没有。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在旁边的弹药箱拿弹药，那时候才拿到真正的弹药。

当时我的阶级还是上等兵，虽然在中国我是少尉阶级，但是在德国我是重新入伍，称为军官候补生。当军队在休息吃饭的时候，我奉命带了二个连上的兵到边境上侦察。侦察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画了一张简单的要图，派了一个上等兵向营长报告。同时我也在第一线吃完我的午餐。最后按照营长告诉我的时间，向部队招手，部队就前进了。

这次的进军，造成德奥合并，而且事实上奥国人很欢迎德国人。当时山地兵并没有进入奥国，只在奥国边界。

我第二次参与德军的战役是夺回捷克的周边领土，叫做苏台登区。德国与奥国合并之后，上有东普鲁士，下有捷克，捷克下有奥国支撑，拿下波兰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德军进攻波兰时，采用三个钳形攻势，八天就打下波兰，这个战略就如同当年俄国侵略东北所采用的战略，也是采取三个钳形攻势。

（五）军官学校

德国一共有五个军官学校，他们的习惯是北方人进南方的军官学校，南方人进北方的军官学校，其目的是让子弟多了解德国。我受完入伍训练之后，就被分配到慕尼黑军校。德国的军官学校只训练一年，但是实质上比我们训练三年还要扎实。

军官学校的课程就是反复训练营连战术，所以每一位毕业军官对于营、连、排、班、伍战术都充分了解，并且了解团以下之火力支援以及装备。例如通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如何打电报，不论用音响、旗号、无线电都可以。在营连战术里面，除了战斗之外，其他如军队勤务、营教练计划、射击场管理、伤患照顾、后勤补给等事，都是实际运用，如果只把战术讲得天花乱坠而没有实际运用，等到行动时就不知道该如何把弹药送到战场，也不知道在敌人火力下如何行动。我在大陆时，曾经写了一篇《步兵班在战场上如何节约兵力》，内容就是包括以上所说的。

我在德国军官学校受训一年，从来没有拿过枪，我们的上课地点不是在讲堂里就是在野外。每个班里有个班主任，通常由少校担任。在上课时由班主任先描述战况，我们以营长的身份来做纸上作业，先写下要点，由主任收集起来，再从中抽出一张，被抽到的人就向全班作口头报告。然后班主任就综合一个案子，假定一个构想，再分配职务，以自己被分配的角色来构思战术，报告完后，由大家批评，所以这种课程始终是让我们应用。

传递信息与确定位置是作战时相当困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事。当军队在第一线时，我们利用一个小型的竹筒，用发射的方法，传令到师部，因为在火线上，士兵不能随便走动，一站起来就成为枪弹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后方军官知道我军的第一线身在何处。那时候我交给每一个班的正、副班长每人一面指挥旗，这面指挥旗是长方形的，一面是迷彩，另一面是红白相间的小方格，非常明显，平时折起来成为正方形。在没有敌情状况之下，反过来折为红白相间的小指挥旗；在第一线时，就把旗帜拉开，往地上一插，迷彩面对敌人，红白相间面对我方，后方一看就知道第一线的前沿在何处。作战时，如果连长、营长都不知道自己的第一线在何处，这场战役打起来是很辛苦的。

至于晚上的联络方法在白天就已经标定好。如果白天没有准备，到了晚上行动时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一字队形，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刺刀鞘，有一次我们行军就是这样子走。美军有一种装备荧光条，以备夜间作战使用，他们把荧光条套在脖子上，在二十五公尺以内可以清楚看见。距离远一点则看不见，所以不必担心被敌人发觉。夜间作战是小部队作战，不是伍就是组，除非有良好准备，才用一个排作战，否则在夜间作战的原则是以静制动。有一次我带领战车部队作战时，在后方烧两堆火，每一辆战车都向后方标定，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展开之后，他们始终保持与火炬之间的角度，中间并保持五十公尺的间隔，那一次相当成功。不过白天要着重侦察，晚上作战才能有把握。

德国的团装备有一五五炮，营里的重兵器连有七五炮，山地兵有很多骡子与驴子来运送武器。有的团甚至还有八八高射炮，这种高射炮有一个瞄准镜，从两头看出去，由交会点就可以算出距离，再由仰角算出高度，由高度与距离的变化可以算出速度。如果八八炮缺乏瞄准镜，就没有用处可言了。德军在入伍时，不论工兵的装备、通信的装备、兵工的装备都要学，所以到了军官学校后，不像我国的军官学校还有基本训练。

德国的军官学校学生要学习骑马、跳舞、剑术，才能成为真正的军官。这些科目我都学得很好。一位军官会开吉普车没什么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车上的威风与骑在马背上的威风相较之下，实在逊色很多，养成的性格也不同；同样的，打手枪与斗剑所养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时，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剑术老师学习一个月，等我回到慕尼黑军校与老师斗剑时，可以说是所向无敌，而且三两下就把老师手里的剑打掉了，旁边观看的女孩子也疯狂地叫喊。

希特勒曾经召见军官学校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国那段时间，我见过希特勒三次。我与其他高级将领也见过面，但谈不上有交情。我与莱谢劳将军比较有联系。

后来我到LEIPZIG（中文译名为莱比锡，听说蒙古西征时一直打到莱比锡，主将拔都骑在马上，手里拿着长枪，啪的一下就把守城指挥官的脑袋敲下来），待在第七军团。军团完整的名称叫做army courp，我们现在把army称为军团是错误的。我们的编制是师—军—军团，德国的编制是师—军团—军，而且是野战军，所以他们的集团军比我们高一层。第七军团是一个摩托化与机械化的部队，所谓机械化与摩托化的不同处，在于摩托化部队在战斗时要下车，在车上就可以战斗的称为机械化，例如战车部队、装甲车。我在第七军团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装、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Courp属于一个战略阶层，所以他们也为我讲解野战战略。我另外有一个基础打得很好，我在国内时不过是个预备军官，到了柏林后，他们派我当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喜欢我。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奥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方。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在德军向波兰发动攻势后，预防波兰军队突穿口袋底。我自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先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预备到波兰边境。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国内要我离开德军回国的命令，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德国在九月一日攻打波兰，而我则在九月十六日离开欧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几天，然后到比利时、荷兰，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条德国轮船，从荷兰到美国纽约。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了，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大西洋到纽约，再从太平洋回来。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预备军官，到德国后，我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官学校，最后以德国陆军少尉的身分离开。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的风尚相当保守，男女朋友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在德国过了一段相当正常的交友关系。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学读了四个月语言训练班，成绩远超过在国内学习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学习到欧洲一切生活教养的习惯，也是我在德国重要的收获，这是一般留学生无法接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