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

丝绸之路的命名

我们经常提到的“丝绸之路”，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的“丝绸之路”是途径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中国古代陆路贸易通道，因极具特色的中国蚕丝及其丝织品大量经由此道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仅包括传统“陆上丝绸之路”，也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同时，每条道路都有多条分支，路径交错相通，构成了古代中国与西方沟通的交通系统。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连接和贯通欧亚大陆，包括北非、东非的全球性商业贸易与文明交往线路的总称。当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其中的“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则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的这条交通要道虽然对欧、亚和非州的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典籍里还未找到。最早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年）。

李希霍芬自 1868 年到 1872 年间，曾 7 次来中国考察，回国之后他利用在华考察的资料，撰写了 5 卷本的巨著《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1877 年出版）。在此书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从洛阳到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有一条古老的商路，认为该条通道上运输的主要货物是丝绸，遂首次以“丝绸之路”命名之。与李希霍芬同一时代的西方研究中国的东方学家们，开始把丝绸之路界定为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和贸易路线。自此之后，“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便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扩散，以至于后来丝绸之路含义的外延越来越广泛，甚至被称为中西乃至中外文明交往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上运送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吗？

当然不是，尽管考古工作者在西域多处挖掘出了丝织品，但这只能说明“丝绸之路”的确运送过丝绸，却并不能证明运送的主要物品是丝绸。这条交流通道是双向的，运送的主要货物岂止丝绸，还有种类繁多的货物，自东向西，运出的是铁器、金银器、镜子、丝和茶等等；从西到东，运进的为稀有的动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等。

丝绸之路的开辟，是由于汉代张骞“凿空”之结果吗？

至少现有的诸多说法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其实，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交往早已存在。在中国先秦文献《管子》、《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中早就有关于西域昆仑玉石的记载，且在安阳殷墟的殷商贵族大墓里曾出土过大量玉器，经科学鉴定，这些玉器的产地基本是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玉。另外，中国内地先秦时代的漆器、铜镜和丝绸等物，在西域亦有发现，如新疆托克逊县境内出土的战国漆盘、阿勒泰境内出土的战国铜镜、吐鲁番墓地出土的春秋战国丝绸残片等等，都属于内地中原区的产品。这些上古文献记载和古遗物的出土，可以确切无疑的证实，殷商时代甚至更早，内地与西域之间就有着密切的文明交往。

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凤

玉凤体长 13.8 厘米、宽 3.2 厘米、厚 0.8 厘米，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呈黄褐色，镂空雕刻；头似公鸡，侧首回身状，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穿绳佩带；翅膀上雕刻着四条阳线以饰翎纹。

后世称之为“丝绸之路”的中西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通道，在张骞“凿空”之前，就已经存在。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同时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将其称之为“凿空”，即张骞开辟了这条后来被李希霍芬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

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作为丝绸之路必经的西域之地，甚至经西域通往更为西方的欧洲，都已经与内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彼此民间的商贸交易和文化交往就已出现了。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强大贸易需求动力，促使着不同民族之间文明的频繁交往，正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化交流起始时间点，仅用文字记载、考古资料和古代传说作为依据，很难做出准确的判定。虽然上述历史依据直接或间接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也只能作为追溯丝绸之路开辟源头的参考，真正的源头是要早于这些历史依据的，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说：“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天然的艰难险阻，比如说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

既然如此，太史公司马迁为何还要将丝绸之路的开辟归功于张骞呢？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武帝打败匈奴，汉朝廷在西域先后设置了河西四郡、西域都护，使当今所谓的丝绸之路的东段与中段处于西汉王朝统一的经营与管理之中。丝绸之路东、中、西全线贯通，保障了道路上的商品交流、文化往来的通畅，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成为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正是由于张骞及其出使团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司马迁将丝路开辟之功归于张骞，称之为“凿空”。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安定与战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断绝。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通畅程度也相应不同。由此，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出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程度，以及与邻邦友好往来之密切关系。“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明清之前东西方陆路交通最主要的通道，包括了绿洲路（大丝道）、草原丝绸之路、西南夷道（或称“缅甸路”、“骠国往婆罗门路”）、青海路（或称“唐蕃古道”、“吐蕃往尼波罗路”）等主要分支在内的陆上丝绸之路系统。其每一段都有许多叉道，并非一条固定通路。其东段的分支状况主要受制于如何便捷穿越六盘山、渡过黄河而出现的几个道路节点；中段主要是在不同绿洲之间的穿插跳跃。这几条道路上的分叉节点，基本都是古代城镇重地或军事关隘。历史上穿越丝绸之路的著名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沿同一条通道走下去的，通往西域的道路选择，除自然地形的制约之外，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决定的。

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

在政治交往方面，有着诸多确切的史料记载。自张骞通西域之后，绿洲之路的畅通，促使汉帝国与西域诸国的联系空前加强，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西域诸国回访汉朝的使者亦不绝于途。如东汉的甘英，曾出使西方，远达波斯湾一带；唐代除各国大量的使者往来之外，许多国家常“质子于唐”，也就是国王或首领将自己的儿子派遣至唐长安做人质，以求得唐朝的信任。如公元 7 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受到大食的攻击，萨珊王子卑路斯便前往唐朝求援，后因萨珊王朝被大食所灭，卑路斯遂在长安终其一生。

在经济交流方面，除过上述提及的玉石、丝绸和金银器等贵重之物，凭借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曾有种类繁多的物品交流。譬如，从西域和中亚一带进入中原地区的植物品种包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西瓜、胡荽、胡蒜、胡葱、橄榄、红兰花、酒杯藤等等；引进的动物（包括珍禽异兽）主要有：汗血马、骆驼、狮子、犀牛、孔雀、鸵鸟等等。其他珍奇物品包括：珊瑚、琥珀、玛瑙、玳瑁、砗磲、水晶、琅玕、水银、金刚、玻璃，还有毛织物如海西布等等。这些物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种和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从中国内地传至西域及西方诸国的物品亦非常之多。例如，传入西方物品除过中国的漆器、铁器等之外，植物品种有桑树、茶树、梨树、桃树、杏树、邛竹等，中药材有大黄、肉桂、黄连和茯苓等。

在宗教传播方面，东西方有着频繁而深入的交流。源于印度的佛教，于东汉时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源于西亚的祆教（亦称拜火教），于南北朝时期传入内地；至隋唐时，又有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道教融合并存，其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典型的例证就是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为代表的大型石窟，以及寺院和佛塔等佛教建筑文化遗存在中国境内比比皆是。唐长安城有佛寺 100 余所，几乎每一个坊就有一座佛寺，且诸多佛寺规模很大，如“大兴善寺”占了整个“靖善坊”，“大慈恩寺”占了“晋昌坊”一半空间，“大安国寺”则占了“长乐坊”一半之地。佛教寺院的规模远超道教的道观。

在科技、艺术等方面，同样存在广泛交流。例如中国内地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技术、建筑技术等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甚至远达罗马，而西方的天文历法，杂技幻术、马戏、泼胡乞寒戏、波罗球戏等，以及乐曲歌舞中的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龟兹乐和胡旋舞等等，也陆续传入中国。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大通道对东西方社会之间的文明交往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和积极意义，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大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成功获批，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也是我国首个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

申遗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文明交往和社会发展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说明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曾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将促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生机，进一步提高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推进我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彰显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和睦相处与共同繁荣。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涉及 33 处遗址点，都属于丝绸之路道路系统中的东亚、中亚部分路段上的重要节点，东西跨距五千多公里，分别如下：

中国共 22 处，其中，甘肃省 5 处：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陕西省 7 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彬县大佛寺石窟、张骞墓、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河南省 4 处：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处：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

哈萨克斯坦 8 处：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科斯托比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

吉尔吉斯斯坦 3 处：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巴拉沙衮城（布拉纳遗址）、新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