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东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通常所讲的“魏晋南北朝”，是指公元 220 年到公元 581 年一段历史。魏晋中“魏”指三国鼎立时期中国北方政权，一般称为“曹魏”，而“晋”是三国之后由司马氏建立的晋朝。

自公元 304 年刘渊与李雄分别称王建立了汉赵和成汉开始，中国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雄霸一方的诸侯王国，直到公元 439 年，这些纷乱的局面才被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历时共计 135 年。在此期间，入主中原的众多游牧民族以匈奴、羯、鲜卑、羌和氐为主，统称“五胡”，他们分别建立了多个不同王国，主要包括成汉（巴氐人李氏）、夏（匈奴赫连氏）、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族石氏）、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西秦（鲜卑族乞伏氏）、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后燕（鲜卑族慕容氏）、南燕（鲜卑族慕容氏）、北燕（汉族冯氏）、前凉（汉族张氏）、后凉（氐族吕氏）、西凉（汉族李氏）、南凉（鲜卑族秃发氏）、北凉（匈奴族沮渠氏）等十六国。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王国数目远不止 16 个，比如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西燕，以及北魏前身的代国，等等。因而，后世称这一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魏晋与十六国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文化交流频繁，在此期间，思想、文学、艺术等得到了很大发展。期间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其东段节点止于中国西北部，大致在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伴随时光荏苒，北方十六国政权故地尽属北魏之后，离析了百余年之久的中华北方得以归一，在其后的北周王朝，也几乎尽囊北魏旧地，尤其是北周武帝朝国力盛极一时，在此政治格局下，相较于十六国时期而言，丝绸之路昔日的活力又被重新唤醒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诸多交往都相对开始活跃起来。

法显与鸠摩罗什：东晋丝路上传播佛教的大师

魏晋时期，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贡献之大者，必须提到东晋的两个僧人，一位是法显，另一位是鸠摩罗什。

法显俗姓龚，公元 337 年出生于平阳郡武阳县（今山西临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 399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结伴，自长安始发，穿过河西走廊，经敦煌、鄯善至焉夷（今新疆焉耆），继而往西南方向越北河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后折返于今巴基斯坦境与阿富汗境，始至天竺（今印度）；而后又横穿尼泊尔至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留住 3 年（公元 405 年-407 年），在此学习佛教经典并拜会名僧。自此之后，法显开始取道海路只身回国，搭乘海上商船于公元 410 年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曾驻足一年有余，续乘商船东归，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后由此直达山东半岛牢山（今崂山）弃船登陆，在他75 岁时历经艰难从海路返回，最后到达建康（今南京），顺利实现了自己的西行取法宏愿。期间历时 14 年，辗转 30 多个王国，取得佛经约 12 部 60 余卷。在随后的日子里，翻译了多部佛经，并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佛国记》，此书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传记文学杰作的同时，又是学界研究东晋时期西域和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

大家最为熟知的前往西方天竺取经的人是唐僧，因为由唐玄奘西行求法故事演绎的名著小说《西游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比唐玄奘大师还早了 230 年的东晋高僧法显，乃是我国第一位不远万里历经磨难域外取经的伟大僧人。

另一位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贡献的僧人是鸠摩罗什。他是东晋时后秦的高僧，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精通各类佛教经典。在法显西行的 2 年后，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 401 年），鸠摩罗什大师从西域龟兹国出发来到长安。他曾与弟子们翻译了大量的经律论传等，如佛经《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共计有 94 部 425 卷之多，其影响颇为广泛，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恰恰就在法显大师从天竺返回一年之后，即公元 413 年，鸠摩罗什高僧圆寂于长安草堂古刹（今西安草堂寺）。其后，在弟子们火化大师遗体时，发现舌根化为舌舍利子。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颗三藏法师舌舍利子，见证着鸠摩罗什对中西佛教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的万世之功。

就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曾西往东来于漫漫丝路上的法显与鸠摩罗什两位伟大高僧，彼此却始终无缘谋面，尽管有此遗憾，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意志和信念，为佛教传播与弘扬做出的巨大贡献，使未曾谋面的这种遗憾变得不值一谈。正是在这些大德高僧以及众多佛教信众的共同努力之下，佛教——这一起源于恒河上游的地方性宗教，通过诸多条类似于丝绸之路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文明交往纽带，最终得以传遍世界，并深刻影响着世界，让世界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北魏时期的丝绸之路

北魏由鲜卑拓跋氏建立。鲜卑族发迹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两汉之际沿着漠北草原，之后陆续向西扩展。西晋时期，其控制区域从今内蒙古东北部一直贯通到天山以北的费尔干纳盆地。公元 376 年，代国为前秦所灭，其北部故地转移到了柔然的控制之下，拓跋氏的势力也一步步往东收缩，最终退出西域。十六国时期，北方嬗代频繁，丝路东段的主要商贸道路自然而然受到重重阻隔。就在原代国的拓跋氏崛起之后，拓跋珪于公元 386 年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定都称王，北魏开始，可惜的是至公元 534 年，北魏又分裂为东西魏。在此期间，拓跋氏数十代人一直不断地经营着丝路的几条主要通道，尤其是迁都平成以来，国家势力在逐步壮大同时，继而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结互动，当然这似乎也是为能在丝绸之路贸易交往中占有一定主动权。由于当时南北方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北魏与西域及域外诸国的交通主要经由西北丝路，面对新崛起的北方游牧政权柔然的步步紧逼，以及沿途吐谷浑、高昌、高车、鄯善等国的不断限制，丝路沿线局势始终动荡不定，北魏与西域各国的正常交流也呈现出时兴时衰的交替状态。大体看来，在争夺丝路主动权的过程中，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大致经历了三次由阻隔至通畅的历史阶段。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 435 年），鄯善、粟特、悉居半（西域南道上的小国）、高车、焉耆、车师等国相继经行鄯善道遣使来贡，表示愿意臣属，帮助北魏通达天山南北。于是在第二年，北魏就派遣多批使者前往西域。一支穿过鄯善道北折，经行白龙堆至焉耆、龟兹诸国走西域北道；一支穿过鄯善道继续西行，行经且末、于阗等国走西域南道。至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北魏与西域诸国的沟通交往掀起的第一个短暂通畅时期告一段落。

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正当北魏与西域的交往日益密切、如火如荼之际，丝路形势却又突然急转直下。一是当时北魏与柔然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导致经行伊吾的北道动荡受阻；二是该年北凉被北魏攻破，其残余势力向西扩张，使原鄯善、高昌之地处在沮渠氏的直接控制之下。至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几乎被阻断。同时期的丝路中段也并不安宁，崛起于中亚的嚈哒一路南下，攻伐地居今印度地区的吐火罗斯坦、寄多罗王朝等中亚、南亚政权，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嚈哒的这一系列举动，与波斯的对外战略发生严重冲突，最终导致大规模对战。至此，丝绸之路主要阶段又一次开始陷入了数年持续战乱状态。

至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公元 444 年），中西交通开始逐渐恢复，进入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第二次通畅时期。首先，在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过程中，北魏统治者愈发认识到控制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于是从太武帝开始，数代君主对经营西域皆持积极态度。一方面北魏遣兵北击伊吾大胜，与柔然作战亦接连获胜，使柔然单于绝迹远遁，其将士或随之西行，或归降北魏，北魏历经数年经营，最终取代柔然，控制了丝路北道，此路得以再次畅通；另一方面击败了吐谷浑，借吐谷浑旧地进击鄯善，攻克焉耆、龟兹等丝路沿线诸国，为丝路的畅通进一步扫除了障碍。其次，嚈哒在中亚地区的势力非常之大，不仅兼并了四周小国，就连萨珊波斯东部贵霜治下的犍陀罗诸国，以及印度北部诸多区域都尽为其有，此时的中亚基本在同一辖区范围，使得葱岭以西的丝路中段进入了稳定畅通阶段。再者，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依仗其强盛的国力，及其国都——君士坦丁堡的地域优势，扼守了丝路西段的诸多出口，由此攫取了丝路贸易过程中巨额商业利益。这一阶段，北魏不仅频繁遣使西域，而且与南天竺、萨珊波斯和拜占廷等葱岭以西的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使节往来频繁。

自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 500 年）开始，一直到北魏末年，伴随北魏都城南迁洛阳，与西域各国交往活动频繁，迎来了丝绸之路的第三次通畅时期。先是高车消灭了柔然的残余势力，迫使高昌对其称臣归附，于是沟通西域的伊吾道尽统于高车政权之下，而高车与北魏通好，伊吾路自然得到了有效利用；吐谷浑也与北魏通好，双方停止交战，当时鄯善为吐谷浑占领，因此鄯善道也得以畅通无阻。丝绸之路通道上的诸多支线都处于基本通畅状态，使北魏王朝可以与西域有着较为密切商贸交往。一方面，当时大部分的西域国家与北魏建立了交往关系，当时中亚、南亚、西亚和拜占廷等近百余国家遣使北魏，以表沟通合作之诚意；另一方面，北魏也不断地遣使西行，发展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的交往，这些都在客观上积极地推动了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明交往。

北周时期的丝绸之路

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公元 534 年-550 年）和西魏（公元 535 年-556 年），此后高洋废东魏自立而建北齐（公元 550 年-577 年），宇文觉废西魏自立而建北周（公元 556年-598 年）。短时期内政权更替迅速、战事不已，社会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但由于当时双方为了巩固政权，各自都在采取积极措施稳定秩序和发展商贸，以求恢复社会生产。北周继承了北魏在西北的主要辖区，借助与西域相接的区位优势，把经略西域作为国策，十分重视与西域和域外各国的商贸往来。

当时西域的高昌、焉耆、于阗和疏勒等，以及北方的突厥，均与北周有着密切联系。突厥是继柔然而起的北方游牧政权，它利用具有极强战斗力的铁骑，破高昌、灭柔然、驱嚈哒，名赫四方，其疆域最大之时，西起咸海，东到大兴安岭，不仅延通了草原路东段，更牢牢控制着丝路中段的广大区域。北周加强与突厥的政治关系，显然可使自身免于突厥的侵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而突厥为了保证丝路上货品的供应，也极力要和中原王朝进行经济贸易和政治交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突厥与中原尤其是北周的政治、经济交流甚为频繁，一则突厥多次遣使向北周贡献良马和方物，而中原回馈的物品主要包括丝绸、瓷器等丝路热销品；二则双方进行了多次的皇室婚配，以结秦晋之好；三则突厥出兵帮助北周对抗北齐。突厥利用北周、北齐之间的矛盾，每年都会从中原王朝接受“赏赐”（其实这是北齐北周给突厥的进贡），于是大量丝绸以极其低廉价格甚至免费流入突厥之手，突厥又依仗自身对丝路的控制，经草原路和绿洲路将之转运到沿途各国，包括西域诸国、中亚各地、波斯、拜占庭等。在中西商人的频繁来往中，草原路开始进入繁盛阶段。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扼守中国西北的门户，在中西贸易交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北周亦然。当时河西走廊一段的商人熙熙攘攘，中西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就地进行大宗货物交易的活动亦不在少数。国家常年征战，尤其是西北地区，征兵、征税对民众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时任凉州刺史的韩褒为解决此类问题，下令要求过境货物必须由当地贫民先行购买，再经握货品的贫民转卖给其他商人，在倒手的过程中，老百姓基本上能获取一些中介收入，由此可见，当时河西段的贸易活动频繁程度不容小觑。在遗存下来的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地展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生活场景。

概而言之，北魏与北周王朝对西域的重视与经营，使得曲折艰难、时断时续的丝路再次畅通，譬如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就有相关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显而易见，北魏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与商贸交流，形成了当时北方丝路沿线的繁荣景象。而后的西魏、北周承继北魏之风，加之地缘关系，继续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频繁往来。北魏和北周时期中西贸易往来活跃，在东汉末年混乱格局之后迎来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也拉开了在其之后的隋唐时期丝路贸易空前繁盛的序幕。

拜占庭与波斯对丝绸之路西段的竞相经营

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其西部逐渐衰落，而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数位君主的经营下，到査士丁尼（公元 527 年-565 年）统治时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战争，在环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帝国，其对欧亚大陆的诸多地区的影响亦随之日显重要。

毕竟是脱胎于罗马帝国，拜占庭在建国之初就承袭了罗马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受这种历史因素影响，地处丝绸之路西端的拜占庭凭借着日渐强盛的国力，几近穷奢极欲地追求来自东方的香料、瓷器等奢侈品，其中最受青睐的当属产自中国的丝绸。拜占庭对丝绸的需求量极大，比之前的罗马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东方的奢侈品怀有浓厚而强烈的兴趣，曾经仅限于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使用的丝绸，逐步扩展到普通大众，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为显示身份与地位尊崇，争相购买，曾经在一段时期导致丝绸货品供不应求。与此同时，罗马时期教会与政权曾联手互动，奢靡贪婪之风愈演愈烈，到拜占庭帝国时期，教士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成为丝绸、香料、瓷器等东方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其法衣皆以丝绸为材料裁制而成，魂归天国后的俗世之身，亦用昂贵的丝绸包裹后下葬，教堂更要使用大量大匹段的丝绸来装饰。

拜占庭帝国对东来奢侈品的嗜好之风，是推动拜占庭与东方世界进行贸易的强大动力，其中的丝绸贸易也是拜占庭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好景不长，这一优势财源，慢慢开始遭到了东部邻国——波斯的窥视、阻挠与威胁。除此之外，随着一波少数民族迁徙之潮的来临，相继入侵拜占庭帝国的不同集团的人群，受到如此豪华奢靡之风侵染，也展开了对奢侈品如饥似渴的追求和掠夺，而拜占庭为求得自身周全，开始不得不投其所好，对较为强大的入侵势力——伦巴底人、西哥特人、斯拉夫人、匈奴人及阿瓦尔人等民族赠送或供奉大量的金银珠宝、丝绸、香料等来自东方的珍惜物品。

公元 226 年，萨珊王朝代安息而起，开启了对波斯长达 4 个世纪之久的统治。萨珊波斯继承了安息与罗马抗衡的传统，4 世纪以后则与拜占庭帝国针锋相对。波斯横亘在丝路西段要冲之上，以其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垄断了丝路上的贸易往来，阻隔了拜占庭与东来商人的直接接洽，使拜占庭在东西方贸易交往上受制于人，丧失了主动权。缘于此，雄韬伟略的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拜占庭时期，为了谋求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东部的波斯萨珊王朝展开了持续百年之久的激烈角逐。试图向东打通丝路，直接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往来，这也是拜占庭挑起两国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 528-631 年，拜占庭与波斯先后进行了约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在前三次对战中，拜占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求得波斯转手而来的丝绸、香料等物品，维持双方贸易往来，不得不依萨珊波斯之意，向其支付大量的黄金，高额费用甚至使国家财政日益吃紧。随后，拜占庭在赢得西突厥人的支持后，于公元 571 年停止了对萨珊波斯的贡金，与西突厥联手，开始酝酿如何做掉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波斯帝国，于是战争再一次打响。当西突厥退出战争后，拜占庭勉强与波斯打成平手，双方就进入了胶着状态。公元 589年，时局又开始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机，就在这一年中，波斯出现内乱，波斯过去的最高统治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了他一向敬重的死敌拜占庭。两年后，拜占庭出兵七万，帮助波斯复国，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此后，波斯和拜占庭订立了“和平协定”。但政治上的和平友好并未延伸到经济领域，波斯仍然牢牢把控着对东方奢侈品的绝对垄断地位，以低进高出的垄断贸易方式转手给拜占庭，从中攫取巨额商业利益。

就在与波斯进行交战的同时，拜占庭也没有放弃通往东方的意图。红海是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重要海峡，在拜占庭的海上商路的开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控制红海沿岸的贸易，对拜占庭低价获取东来品的计划至关重要。查士丁尼时期，一方面积极鼓励并支持民间贸易探险，致使拜占庭的许多探险家走上了开发远东的海上商路，如著名的哥斯马斯沿海岸线一直到达红海东岸、西奈半岛、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另一方面挑唆阿克苏姆人与波斯人进行商贸争夺，试图以此控制红海海峡，改变拜占庭在东方奢侈品贸易中的长期被动局面。然而，由于波斯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商贸往来早已稳定成形，并不断得到巩固，拜占庭支持的埃塞俄比亚等民族虽然曾顺利到达了东南亚地区，却很难融入当地的贸易圈子。因此，红海一线的商贸之路始终没有兴盛起来。

后来，中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最终经景教徒之手，传入拜占庭，拜占庭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丝织业，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等诸多地区形成了数个丝织中心，开启了欧洲丝织业的发展历程。然而，拜占庭与波斯两大帝国之间的冲突，却并未因此而止步。在最后的决战中，双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两败俱伤、国力虚空。之后，面对兴起的阿拉伯的入侵，两大帝国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从表面上看，5 世纪东西方政权林立，战争和冲突不断，丝路各段看似完全阻隔，但实际上当时的民族迁徙与交往非常频繁。丝路东段的匈奴和月氏向西向南迁徙，中段的嚈哒人向南迁徙，西段的日耳曼人的迁徙更加的复杂。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整个丝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实际上仍旧非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