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德慎罚

周初的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严峻斗争中，从夏、商王朝兴亡的史实中，深深体会到天命总是归属有德者的道理，即“天命靡常，唯德是亲”。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理论和法律主张。“明德”就是主张德治，提倡德教，把道德规范内化为生活习惯，使人们注重自省自律，借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慎罚”是说在使用法律，实施刑法时应该谨慎、宽缓，而不应该一味地使用严刑峻法迫使民众服从。这种礼教性的法律观是中国特有的。周的统治者认为，维持社会秩序主要依靠礼教和道德准则，刑罚只不过是加强了礼教的作用而已。这种观念数千年来一直顽强地影响着中国的法律思想。

在我国法制史上能与“汉谟拉比法典”相媲美的莫过于匜（zhèn yí）。它的铭文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判决书，而且更体现了西周的法制特色。匜是西周时期沃盥礼中用来浇水的水器，相当于现在的水壶。匜的造型奇特，虎头羊足圆腹，笑哈哈的虎口为流，短尾为鋬。在这个呆萌可爱的匜里记录的是西周夷王时期的诉讼判词，夷王某年三月下旬甲申日这天，王当时在京的上宫，法官伯扬父写下了判词：“牧牛！你犯了重罪，竟敢与你的上司争夺五名奴隶；关于这五名奴隶归属你上司这件事，之前你发过誓的，这是之前你的誓言。现在你必须到蔷那个地方把五名奴隶还给你的上司，履行你的誓言。这是重罪，我本来应该判你鞭刑一千和墨刑，今天我宽赦你，改墨刑为蒙黑巾；最后我决定大赦你，鞭刑五百，罚金三百锊。”同时，伯扬父让牧牛重新立誓“永远不能再以此事与上司发生纠纷，如果你的上司再把你告上来，就维持原判”，于是牧牛重新立誓。 之后在相关官吏参与下，牧牛写下誓词，誓成。用得来的罚金做了这个匜将这件事记录下来。

◎匜

西周中期后段，1975年2月岐山县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岐山县博物馆藏

铭文中伯扬父先后使用了墨刑、鞭刑和罚金三种刑罚。西周时期仍然沿用商代刑罚的名称，《尚书·吕刑》记载所谓“五刑”指的是“墨、劓（yì）、刖（yuè）、宫、辟”。墨刑分很多种，轻重不同，最重的是在脸上刺字，并用墨涂黑，目的是给犯法者永久烙上罪人的印记；劓刑是割掉鼻子；刖刑是砍足或去掉髌骨一类的刑；宫刑就是割除生殖器官的刑罚，在五刑中残酷程度仅次于辟；辟即杀头。鞭刑和罚金是西周刑罚的辅助手段，《吕刑》曰“五刑不简，正于无罚”，意思是够不上五刑的用五罚来处理，“五罚”就是“出金赎罪”。可能大家都感到很奇怪，是不是对牧牛判得重了点，竟然使用了刑，奴隶的归属难道不是经济纠纷吗？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奴隶的归属不是判罚的重点，重点是牧牛犯的是以下犯上和违背誓约的重罪。西周是以礼和德安定天下的，礼在西周实际上具有法的性质，司法的基本原则也基于礼。总之，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礼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尊卑、分上下”，上下从属关系是不能僭越的，一旦僭越就等于触犯了法律，亦即“出礼入刑”。

“誓”在西周社会是一种特殊的、但具有很强约束力的规范形式，在当时，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相互间的权利、义务等，都是通过“盟誓”的形式来确定的。一旦违背盟誓就会被“告而诛之”，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违反“礼制”的行为。牧牛不仅以下犯上，僭越礼制，而且违背“誓约”，显然是触犯了西周的律法。《周礼·司约》云，“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郑玄认为，这里的“讼”指的是誓约的“誓词”。“誓词”一类的司法文书都收藏在官府，如果违约，即“辟藏”（开藏）验视，不守信约的话就要判墨刑。伯扬父依照《尚书·吕刑》“罪疑从轻，罪疑从赦”的执法原则，依据“墨辟疑释，其罚百锾（huán）”标准，最后对牧牛进行大赦。这样看来，牧牛所犯的两宗罪名及应承受的法律制裁都是合乎《周礼》这一基本法的。《周礼·司盟》说“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匜铭文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次狱讼的“盟诅”之辞。《周礼·秋官·司约》说“凡大约剂于宗彝，小约剂于丹图”，郑玄注曰“约剂，各所持之券也”，也就是我们说的契约文书。从匜作为这次盟约载体的事实来看，这次的狱讼之约属于“大约剂”，所以才会写在“宗庙重器”的青铜匜上。而从伯扬父判决过程都合理合法，而且在使用“墨刑”“鞭刑”时非常谨慎，最后不仅没有使用墨刑而且将鞭刑减掉一半，用罚金和立誓来解决这个纠纷，反映出执法者在使用刑罚时的谨慎态度。这也是西周社会“明德慎罚”

◎刖人守门方鼎

西周晚期，宝鸡市茹家庄青铜器窖藏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沃盥礼 沃盥礼是先秦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飨前的重要礼仪。沃是从上往下浇水，盥是洗脸、洗手。《左转·僖公二十三年》中有“奉匜沃盥”的记载。《礼记》说“进盥，少者奉盘，长者持匜，请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说，贵族行沃盥礼时，至少有三人在旁边辅助其完成，年长的负责浇水，年少的负责用盘来承接丢弃水，等贵族洗完手，旁边一人为他授巾擦手，礼成。西周时期，沃盥礼使用的一套礼器一般是盘、盉组合或盘、匜组合。

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现。

周人的这种思想理念，不只是写在诸如《尚书·吕刑》一类的文献典籍中，而且物化在青铜器上，以此时刻警示人们，不要违反礼的要求，体现出西周刑罚重在教育的特色。

象以典刑 “象以典刑”出自《尚书·舜典》，意思是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让民众知道犯罪的代价，就像在九鼎上铸万物一样。舜是否真的将五种刑罚刻画在器物上，我们不得而知，但周人确实将刑罚以图像的形式铸在了青铜器上。1988 年 11 月，凤翔县建筑队在宝鸡市南郊茹家庄（西周遗址区内）施工时，发现一个直径约 0.5 米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六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器上就将受过刖（yuè）刑的人的形象铸在了青铜方鼎之上，我们为此鼎命名“刖人守门方鼎”。鼎有可以对开的盖（可惜已经残缺），分两层，上层为鼎，下层为炉，炉正面有对开的两扇门，在右扇门边上站着一个失去左足拄着拐杖的人，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受过刖刑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将受刖刑的人放在炉门口呢？《周礼·秋官·掌戮》云：“刖者使守囿（yòu）”，就是说，让受过刖刑的人去看守囿（周王狩猎、游乐的园林）的门。这个方鼎身上爬着虎、狼、狗、兔等动物，在鼎盖、鼎腹上还有各种不知名的小鸟。这些飞禽走兽告诉我们，这个方鼎就是园囿的样子，而受过刖刑的人正在看守园囿的门。刖人守门方鼎以实物的形式为我们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让我们真正领会了周人把法律条文融入生活，“使民知所惩戒”的意义。

春秋时期，齐国齐景公实施严刑峻法，动辄就使用刖刑，也因此催生了一个新兴行业：假肢（踊）制作业。由于受刖刑的人太多，就出现了“履贱踊贵”的奇怪现象；而刖刑这种残酷的刑罚直至汉文帝时才被废除。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代表了西周统治者的基本政治观点，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在西周的政治、法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西周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此思想影响下，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和刑罚镇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礼制”社会，形成了我国早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而周对商的胜利也不是简单的领土占领和政权夺取，而是思想和文化的征服，周人正是以“礼”、以“德”征服了大邑商。这种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之中，被后世历代统治者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和正统标本。西汉中期以后，又被儒家学派发展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针，成为我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法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