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宅兹中国

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在古代中国，城邑的建造是政治行为，而不是聚落自然成长的结果，这一点在《周礼》和金文资料中有完美的诠释。《周礼》是周人精心规划的治理国家的宏伟蓝图，《天官·冢宰》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句话是《周礼》的总纲。在这个蓝图里，“辨方正位”不是简单地识别方向，而是选一处“天时地利人和”的风水宝地。首先，规划出王城的位置，并以此来部署诸侯的位置；其次，再分级设置官员，让诸侯统领其属地，让官员治理民众。所以，这不仅仅是对地理位置的选择，而是对整个国家的总体布局，是关乎安邦定国的大事。

西土的周原、丰镐一直是周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尽管武王灭商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迁徙殷人到周人腹地，让商王儿子武庚继续管理商的王畿，以殷治殷；并派管叔、蔡叔、霍叔去监督等；但这些措施仍然远远不能有效地对远在东边的殷商遗民进行统治。灭商不是简单的占领领土，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认同，于是武王发出了最为豪迈的建城宣言“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天下的中心建城邑居住，并在那里统治民众。武王决定在商文化的核心区域建一座城邑，并以此为中心来统治天下。遗憾的是，武王还没来得及实现他伟大的理想抱负，便匆匆辞世。幼年的成王继位后，被派去监管殷商遗民的管叔、蔡叔、霍叔受武庚（商纣王的儿子）蛊惑，勾结殷商贵族，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乘机发动叛乱，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血的教训，让新生政权的统治者成王决定继续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在周公、召公的帮助下开始营建洛邑。在他继位第五年即前 1038 年四月丙戌这天，在新建成的洛邑京室（宫殿），举行了祭祀父亲武王的大典。

◎何尊

西周成王时期，1963年宝鸡贾村原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何尊拓片

成王在京室召见宗室子弟何，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肯定了何的父亲公氏效忠文王的卓著功勋，阐述了武王灭商后规划的“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蓝图，勉励何克肖祖德，尽劳敬事，以邀天福。之后，成王赏赐了何 30 朋贝，何不敢懈怠，马上用得来的贝做了一件祭祀父亲的尊，并把这件事记录在这个尊上，以告慰他父亲在天之灵。这个尊就是著名的何尊。

何尊器如其名，器形尊贵典雅，纹饰繁缛华丽。尊，古时被写作樽或鐏，是一种盛酒器，作用与现在的大酒壶相当，常出土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的墓葬或窖藏之中，出土量非常大，分布范围也很广。青铜器铭文中，尊写作，是奉酒器祭祀之意，常与彝连用，尊彝是祭祀礼器的统称，指一类器物，而不是某种礼器的专用名。我们现今所称的尊，是沿用宋人的定名。

何尊内底 122 字的铭文有三个亮点：一是从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规划：在天下的中心伊洛一带营建洛邑。这与《史记·周本纪》及《尚书·洛诰》《尚书·召诰》等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吻合，起到了证史、补史的作用。同时体现出周武王的远见卓识，这个规划最终实现了他“得中心者得天下，控制中心以遏制四方”的理想，为周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作为“天下中心”的伊洛一带在之后的数千年里一直是群雄逐鹿的核心地区。二是“中国”作为词语第一次出现在铭文中。“中”在金文里写作“”。“中”字最初的意思指旗杆，旗杆上有随风飘扬的旗帜，中间的圆圈是插旗子的地方。原始社会时期，部落首领会以插旗的方式召集成员议事，形成表示“中间”之意的“中”字。“国”最初写作“”，意思以武器“戈”保卫城邑，左边表意，右边表声。春秋时期，在周围又加上方框，表示疆域，成为现在我们认识的繁体“國”。在何尊铭文之前，“中”和“国”都是作为单个的字出现在甲骨或金文中，作为词组第一次出现是在何尊的铭文里。这里的“中国”一词指的是中心、中央，是地域概念，表示国之中央的意思。周人认为伊洛一带是天下的中心地带、交通枢纽，相对于长期偏居于西岐的周王朝，只有把都城建立在天下的中心，使所有被征服的小邦、诸侯、夷族称臣朝拜与进献纳供的道路均等，才能更有效地统治他们，所以武王灭商后对天祷告发誓：我要在天下中心的地方建都居住，并在那里治理安定民众。这可以说是周人最豪迈霸气的宣言。“中国”一词在先秦文献中见于《尚书》《诗经》等。《尚书·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qì）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虽然文献与何尊里的“中国”并非是以国家的名字出现，但这个词以它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终成为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名字。三是从金文资料的角度，第一次解读周人的“德”（“恭德裕天”即敬天恭德）治思想。“以德配天”是周人提出的完全不同于商人的政治理论，也是周人立国的思想。周人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即昊天上帝对谁都不偏私，只辅佑“敬德”之人。“天命靡常，惟德是亲”是周人为灭商找到的最为合理的理论依据。这一套理论有效地稳定了当时的统治秩序，引领了周代的政治行为，开启了中国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套政治理论，周人才能以“蕞尔小邦”最终战胜“大邑商”。

何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周人宏伟蓝图规划者的王者气象，也让我们领略了周人立国之本——“恭德裕天”的睿智。而以“彬彬有礼”自居的周人创造的“礼乐”文化更是绵延千载，经久不衰。如果说何尊里的“中国”一词，在古汉语中更多地属于地域性概念的话，“华夏”则更倾向于代表一个文化共同体，是“礼仪之邦”的代称。特别是在“礼”形成的西周时期，“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如同空气和水一样，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邑 邑金文写作“”（何尊），上部为口，下部为人，最初是人聚会的意思。“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而“邑”又演变为人居住的城市。“邑”又可以理解为国都，《诗经》中的“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汉《毛亨·传》曰“商邑，京师也”。而何尊里的“邑”指城市。

“中国”国名的历史 “中国”最初并不是某个国家的名字，先秦时期指在众多国家中，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那个国被称为“中国”。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才能被称为“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国”一词，更像是权力的代名词。秦统一六国至大清灭亡，这一时期，虽然历代更迭，各有其朝代名号，但它们都有一个代名词，统称“中国”。这一时期“中国”一词的概念，是“多民族”的国家的代称。近现代以来，“中国”一词才成为国家名字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