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南方的葬礼
“南方没有小说。”文坛上有人这样慨叹。
这里所说的南方，是狭义上的南方，指的是五岭以南那么一块地带，当然没有把文运源远流长且日新月异的三湘四水包括在内。
此话实在令南方写小说的人沮丧，沮丧得不但不想再提笔写东西，而且还想撒泡尿淹死自己。一些大刊物的编辑曾经断言：“两年不看那地方的稿，也不会漏过好稿子。”——当然，此话是通过张三转李四转赵五再转王八的渠道传到我们耳里的，我们几乎气了个半死，却又不得不承认那么个严酷的事实。
到外地去，别人问：“你们那里有哪些作家？”便举出某某，对方摇摇头；又举出某某，对方又摇摇头；再举某某某，对方仍是摇摇头。气得扬起巴掌，正想朝对方那张惘然的脸上掴去，才发现对方是确实不知，并无半点戏谑的意思，自己才突然泄了气。
是的，南方没有小说。该轮到我们自己反省了。
我们的小说，常常因为太像小说反而不是小说。我们很懂得制作小说，知道一开头必得来点“一声狗吠打破了夜空的宁静”之类悬之又悬的悬念。知道故事情节必须顺着开端、发展、高潮的路子而走向喜庆的或悲惨的结局。知道必要时还得来点“春天到了，金樱花开了；姑娘大了，该出嫁了”之类民族的或地方的特色。知道应该紧扣主题取舍素材，使所写的一切都完美地合乎小说规范，在认为该哭的地方哭，该笑的地方笑……我们知道什么不可以写，有时却不知道什么可以写，等到别人的小说出来了，才恍然大悟这可以写那也可以写。而这或那往往都是我们亲身经历或早有所闻了的。于是，我们只好扼腕叹息只好总比别人慢1/2拍、3/4拍乃至l拍。
我们试图创新，在笔下把历史推到混浊初开一片迷蒙不知秦汉遑论魏晋的蛮荒而恬静的远古，结果没人予以太多承认。我在一篇小说中，就这样富于创造性地描写过人从五楼摔下地的场面：“那个三十二岁又十个月零四天的男性公民，在17.24米高的五楼顶上，在百分之二秒的时间里，由直线运动变作抛物线运动，继而又圆周运动，头发成放射状向空中飞扬，全身按每秒980厘米的重力加速度向地面接近，最后头部以每平方厘米5000公斤的压强接触硬度为500标号的士敏土，导致头盖骨粉碎性骨折，鲜血及脑浆成放射状溅出……”如此准确精细的描写，仍然无法得到编辑赞赏。
南方没有小说成了严酷的事实。南方没有小说却有作家，而且是一大批作家，这也是事实。我便是个“作家”，当然，只能算是末流的。眼下，我正趴在我这十平方米的斗室里的书桌上，面对窗外一株最具南国风情并正在微雨中低吟浅唱的红棉树即兴挥毫。我知道自己的这东西绝不是小说，虽然为了投读者所好而冠之以小说之名。也许别人看了更加会因此而再次断言“南方没有小说”。这没关系，因为这玩意儿确实不是小说，我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想再为做小说而冥思苦索、绞尽脑汁了。
我写的是我祖母的葬礼，这纯粹是一种信马由缰的回忆。
噩耗是前一天傍晚接到的。严格地说，那还不能说是噩耗，弟弟在长途电话中，只说祖母病危，而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我将这消息再电告其他亲友的时候，祖母溘然辞世了。这是我次日回到家才知道的。
我们这里的称呼，不管对谁，都在前面冠以一个简捷明了、一学就会的“阿”字：管祖父叫阿公，祖母叫阿婆，父亲叫阿爸，母亲叫阿妈，而至阿叔阿伯阿姑阿婶阿姐阿弟，再而至阿华阿超阿林阿猫阿狗……说到我阿婆，必得说起我们家族，说到我们家族，又必得说起祖先。说起我们家族的历史，据我所知，潘氏祖先最能引以为自豪且知名度甚高的，大概要推一千六百多年前晋代那个小白脸潘岳字安仁了。根据所谓“貌若潘安，才如子建”之说，你就可想而知他是如何的漂亮。因为他长得太讨人喜欢，于是引出“掷果盈车”的故事。凭着脸蛋便可赚成车成车的水果，那倒是令人神往的收获。潘岳会写诗，二十多岁即大有才名，有缠绵悱恻的《悼亡诗三首》传世。他又很想当官，却郁郁不得志，最高官阶到给事黄门侍郎，在今天算副部级，按说也挺不错了的。大概他过于热衷仕途，又书生气太重，到赵王伦专政时，被中书令孙秀诬了个谋反的罪名，落个满族遭诛。这种厄运，到清朝时我们家族又遭受了一次。也许潘岳只是我们远祖的另一分支，否则既已满门抄斩，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代繁衍下来了。年代久远的宗族谱系已遥遥湮没，不可查考。被族老口碑言之凿凿地认为是正宗祖先的，却是一位在民间令人羞于提起的人物，那就是北宋年间的潘美。在与辽兵打仗中，他老人家与杨老令公不和，于是惹出世仇，上到小说中、戏台上就成了令人憎恶的奸臣式人物。《辞源》中“潘美”条注云：“潘美，公元925—991年。宋大名人，字仲询，初仕五代后周。赵匡胤废周建宋王朝，美以劝陕帅袁彦归顺见重。后克南汉，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均有战功。雍熙三年出兵攻辽，以违副将杨业议，又与监军王侁争功，大败，业与子延玉战死于阵家谷，美被削官。不久，复授检校太师，加同平章事，卒于武惠。《宋史》有传。后世关于杨家将小说戏曲中称作潘洪潘仁美，事迹多与史实不合。”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这段文字，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致为一两部胡编乱造的小说戏曲蒙蔽了眼睛。
眼下写小说的我，据说便是潘美的后世子孙，排三十七世，当然不会是嫡系。至于哪一世从河北迁江西，哪一世从江西迁广东，哪一世从粤沿西江入桂，哪一世再搬到桂南的铜鼓山下定居，这些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的悲壮经历，眼下已无法稽考，传下来的只是些鸡零狗碎的故事。
一早，我和阿伯、阿姑、堂兄弟等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桂南的春天什么都是绿的，充盈着黄绿嫩绿粉绿草绿褐绿碧绿青绿翠绿墨绿橄榄绿的汁液，吱吱嘎嘎地拼命生长。我们的神情却像挨霜冻住了，阴郁冰冷，谁也不说话，暗暗揣测着阿婆的病情，默默坐过一站又一站。车经故乡县城车站时停了一会儿，有几个旅客下车，又有几个旅客上车。阿婆一定能挺过这一关，她的生命力原是极其顽强的。我凝神冥想，心底翻滚着浓重的希冀。有好几次她病得连医生都说不行了，可最后灌下几口参汤，她呻吟数声，总能奇迹般翻身坐起。这次，也一定能好起来。这几年，她像一架古老的机器，轴心已经扭曲，齿轮已经磨损，零件已经松动，再不能保持正常运转。她七十多岁时，还能挑水做饭带曾孙，过了八十岁，就突然衰迈许多，终日只能坐在大门边的竹椅上，念叨着儿孙的名字，望着清晨上山傍晚下山的太阳。即使如此，她仍应该好好地活着，作为我们这个庞大家族的精神纽带，每年节假日还可以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去向的儿孙们召集到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她，这个家族就将如同散沙一盘。
“阿林！”突然有人大叫一声，打断了我的冥想。我抬头一看，是一张极其熟悉的黑脸膛。“是你？”我惊诧之极，连忙指指邻座的空位叫他坐下。他是村里同宗的叔，叫洪仓，实际上比我只大四五岁，是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一年前，他犯了案，进了看守所的监房。“怎样，出来了？”我问。“是的，刚出来，这就回家去。”我“哦”了一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洪仓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初中毕业生，考不上高中就回了乡。我跟他原本不很熟，他拿着几颗硬糖分给大家吃，轮到我，就叫我立正，昂头，闭眼，张大嘴。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嘴里便投进一块硬硬的东西，我满心欢喜地一咬，咔吧！满口沙、麻、辣、呛，呸地一吐，竟是一口生石灰！我受到侮辱，兽性大发，拼死冲过去，头、手、脚、牙并用，将他打得落花流水，连声告饶，并把糖果全给了我才算了事。在少年时代的战争史上，这是我唯一一次辉煌的胜利，并且是一次“小国打败大国”的典范。我其余战斗均以大败告终，对此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和洪仓不知怎么冰释了前嫌并成为最最要好的朋友。冬天夜长，乡下无甚消遣，和几个小伙伴就到洪仓家，吃罢一大锅有盐没油的萝卜粥，四五个人便挤作一床。洪仓从小就是孤儿，他的家成了我们这些毛孩子的俱乐部。床头的油灯畏怯地闪着黄光，将一只悬空的蜘蛛放大到脏黑的墙上，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怪物。寒冷的北风从残破的窗口闯进来，我们冷颤颤地共抱一张猪网油般的薄被，虽然盖得肩头遮不了屁股，但我们仍是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地聆听洪仓唱《柴房自叹》《花儿与少年》，听他绘声绘色地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年月，没有电影没有戏剧也没有小说，有的只是背不完的语录。从洪仓口里，我开始知道《水浒传》《今古奇观》《搜书院》。我们听得如甘如饴、如醉如痴，尿急了就匆匆爬起，冲墙根的尿桶哗哗地放，尿桶早满了，尿水流出一地，满屋子飘荡着最道地不过的尿香。尿罢又急急忙忙爬上床，钻进被窝，听洪仓手舞足蹈地背乔太守的判词：“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背得兴起，索性脱光衣裤，拿出男人那话儿，恣意戏弄，最后一声兴奋地大叫，极舒坦极疲惫地任生命之泉喷涌而出，使我们在惊心动魄、目瞪口呆之中完成了最原始的性启蒙。后来，他在村里贴出第一张炮打大队党支部的大字报，再后来另一派给他安了个罪名，将他吊起批斗，无数棍棒重重落到他身上，像敲打铁器上的锈垢，打得浑黄的屎尿从他裤脚里稀里哗啦地落下来。次日一早，他就失踪了，直到一切都风平浪静，他才重新回到村里。那天晚上，我们又钻到他家，听他讲外逃的经历。原来那几年，他跑去了海南，跟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凑到一起，靠点泥水手艺混饭吃。一次，他们在五指山里迷了路，三天找不到吃的，只好挖野木薯充饥，没想那木薯有毒，有个老汉就因此一命呜呼了。临死前那人才告诉大家，他原来是某大学的副教授，因为逃避批斗才跑出来……算时间，那天正是春节，他们在山上埋葬了副教授，以水代酒，撮土为香，隆重奠祭一番，然后痛苦地大笑，惨然地大叫，疯狂地大跳，直闹到下半夜，他们才昏昏沉沉、横七竖八躺下地去。
洪仓回来后，变得懒懒散散的，很少参加队里做工。“一个劳动日三包火柴，值得干吗？”他自言自语，终日定定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副痴憨样。村里人惋惜地慨叹：这崽算是毁了。没想前几年土地一承包，他就像睡醒的猫公抖起来了，将家里一亩几分田丢给老婆莳弄，自己从村里拉起个建筑队，满天下捞世界。前年，他头一个在村里建起三层钢筋水泥楼。去年，为能承包县里一家工厂的基建工程，给厂长副厂长每人送了台彩电。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结果如何？”我忍不住又问。
“一年，监外执行。”他愤愤地说，“东西是他们提出要的，最后全把屎尿泼到老子头上，他们退赔完就没事了。柿饼专拣软的捏，这不公平。”
我自然不知道判决是否公平。我唯有沉默。
班车在杨梅江边飞驰。春天，江水淫荡而肥胖，带着一种媚艳，缠山绕石，拉拉扯扯向北流去。我对杨梅江深有感情，我阿婆的娘家，就在江那边的村子里。
七十年前的夏天，一个潘美的三十五世孙，身穿黑府绸对襟短衫，头留惹人注目的短发，手拿一柄花鸟画折扇的年轻人，步履轻盈、风度翩翩地走在杨梅江边的田间小路上。正是夏插时节，路旁一方方明晃晃的水田，一方方绿油油的新秧，几个后生妹崽头戴竹笠在弯腰插秧。偶然有个姑娘抬起头，竹笠下露出一张红扑扑的脸，汗水把刘海粘在圆凸的前额上，又渍湿了前胸后背一大片，显现出一副丰满而又婀娜的身段，看模样不过十七八岁，眉宇间透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年轻人的目光一碰上姑娘就被粘住了，才走两步，又忍不住回首顾盼。这是个典型的农家姑娘，头一昂，亮开喉咙唱起了山歌，歌声像一只只水漂，从水田里泼剌剌地溅向四方：
江边有只大头鹅，
不吃青草想吃禾。
一步三摇到处望，
小心我捉你去下锅！
歌声一落，她的姐妹们便叽叽嘎嘎笑作一团。年轻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赶紧低下头去匆匆赶路，此时的田塍刚刚搭过一层泥巴，又湿又滑，稍不小心，他一脚踩空，叭地跌下田去，簇新的衣裤上顿时画上了一团团梅花状的泥水。身后那帮村姑笑得更响了。
年轻人斯文失尽，一脚高一脚低走进村，来到他的朋友家。朋友乍见他这副狼狈模样，十分惊诧，再三诘问，年轻人只好如实相告。朋友听罢哈哈大笑：“你一定是碰上村里有名的‘辣椒嘴’杨二姐了。她年纪不大，却伶牙俐齿，唱得一肚好山歌呢！”“她是谁家女儿？”年轻人显得有点迫不及待。“怎样，看中了？”朋友狡黠地眨眨眼，“她是村里豆腐郎杨宏才之女，年刚二九，如兄不嫌蒲柳之姿，有意结潘杨之好，可速将年庚八字开来，我愿为冰人搭桥。”“好好好，我马上写给你。”年轻人拿过案上笔墨纸张，一挥而就：庚柬。乾造光绪癸未年九月十二日丑时建生大吉。朋友拊掌大笑：“璧圜兄你也太性急了。婚姻大事，虽有媒妁之言，还需父母之命啊！你还是先回府上禀告过令尊令堂再从长计议吧。须知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啊！”“也是也是。”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年轻人，便是我的阿公。那村姑，后来果然成了我的阿婆。潘家之后娶了杨家之女，潘杨两家的世仇，其实早已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了。如果追溯到潘安时代，潘杨两氏原也是姻家的，“潘杨之睦，有自来矣”，“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即此之谓。那时，我阿公已三十有五，刚从南洋回来，还小有积蓄。而阿婆才十八岁，比阿公几乎小一半年纪。在此之前，我阿公曾娶过一妻梁氏，梁氏却在清王朝倒台那年病殁了，没留下任何子嗣。
桂南八音在山间欢快地吹响，雨后的阳光瀑布般从云罅间慷慨地倾泻，灿烂夺目地溅在一乘款款而行的花轿上。翻着新泥的山径，留下了一长串活蹦乱跳的脚印。阿婆就这样嫁了过来——我所知的仅此而已。至于阿公在新婚之夜如何向阿婆报那一歌之仇的细枝末节，本人不得而知。后来，作为这桩婚姻的结果就是：阿婆先后生下七个孩子，养大了四男一女，并由此繁衍出一个不小的家族。
班车到故乡小站停下，一下车，就见到来接我们的弟弟。弟弟神色阴暗，眼眶涨紫。他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中唯一留守乡居的男性，也是阿婆数十个儿孙中在她弥留之际唯一守候床前者。路上，他平静地说起阿婆的死，我们默默地听着，看样子大家都想哭，却没有谁哭出声来。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往往是容易发生悲剧事实上也发生了悲剧的日子。阿婆出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媾和的那一年，在世上整整活了八十七岁，虽已不止一次地走到冥河边上奈何桥旁，但每一次都奇迹般活转过来。早在二十年前，我阿爸因肝癌去世的时候，阿婆就想到了死。那时阿婆六十七岁，阿爸刚好才四十岁。“天哪，你怎能不长眼？老的不死，反而让年轻的先去了，你安的是乜心眼啊！你让我先死，给我儿多活几年吧！”阿婆呼天抢地，眼睛肿得像两个水蜜桃。然后，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呆滞的眼睛定定地盯着帐顶，直吓得家人忙去准备寿衣寿木，她才长叹一声，翻身坐起，径自到水窝挑了一担水回来，将身冲洗一遍。“我们好好过吧。”她神情肃穆地对我阿妈说。那时阿妈才三十来岁，还怀着最小的弟弟，也许就因为阿婆这句话，她便一直守着我们过到现在。
阿爸是阿婆的第三个儿子，最机灵，最聪敏，也最讨人喜欢。他“土改”时参加民兵队，后来当村文书、支书，再后来抽调到区里当了基层干部，去世前是区党委的组织委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身上最能体现他们那代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特点。三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全区庆祝“土改”胜利的秧歌大会上，阿爸突然从邻村的秧歌队里看到一张荡人心魄的姑娘的面孔，那颗二十五岁的雄性心脏马上蓬蓬勃勃地搏动起来，空气马上变得一片甜润一片芬芳一片欢畅。他像个中世纪的骑士昂然舞着秧歌放马过去，“极不在意”地撞到那姑娘身上。接着便是道歉、慰问、询问姓名住址、自我介绍等一系列复杂而又简单的程序。阿爸正当青春年少英俊潇洒，大家不难想象，那姑娘后来就成了我阿妈。我看过阿妈年轻时羞涩地依偎在阿爸肩头的照片，活脱脱就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那春妮的模样：圆脸短发、秋水盈盈。以至于我一看到春妮的形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阿妈。当然，时至今日，岁月已无情地在我阿妈眼角眉梢刻上了丑陋的皱纹。阿爸娶阿妈那天，他跟谁也没说，独自一人到山里阿妈家去接亲。后来村干部还是知道了，马上派出秧歌队到半路去接新郎新娘，然后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路秧歌扭回来。这样新式的婚礼，令村里人大开眼界，一时传为美谈，直到今天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在津津乐道。阿爸是个典型的农村干部，平日穿一双“海陆空”胶鞋下乡，随时都可以从路边使牛的农伯手里抢过犁把，扬起牛鞭，乐呵呵地犁上半日。看着俯首帖耳听人驱使的庞然大牛，看着阿爸挥鞭扶犁那矫健潇洒神采飞扬的姿态，看着犁头哗啦啦地翻起的黑色泥土，我忽然觉得，世界上最高尚最惬意的活计，莫过于使牛犁田了。一次，阿爸问到我长大后想干什么。“使牛！”我不假思索地说。他脸色一沉：“笨！没出息的人才使牛！你应该去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想反驳他，你平日怎么又那么喜欢使牛？使牛对国家就没用了吗？但看到他那怒气冲冲的神色，我只好保持缄默。后来，我不得不认真读书，长大后终于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成了个四体不勤的书呆子，对国家既无大用，也失去了成为一个出色农民的机会。但生活的艰辛总算使我理解了阿爸那番怒气冲冲的苦心。
阿爸是个乐天派，说话总带几分风趣，向村里人宣传共产主义，他用了最形象的语言：“到那时，吃饭不要钱，大家非要用铁丝箍当裤带不可！”民以食为天，对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的理解，村里人确实也仅仅限于在“吃”字上。果然不久，大食堂就建起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过了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为给即将到来的农业机械化开路，阿爸带头把自家一幢颇为巍峨的房子拆了，将祖宗传下的青砖硬瓦、铜锅铁镬一概充公，将无数宣扬四旧的藏书付之一炬。多年之后，眼见得机械化遥不可及，一家人苦无栖身之所，只好又在原来的地基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建起几间糊里糊涂的泥砖房，当然已远远不是昔日的气势了。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交代一下家庭的成分。按“土改”时划定，我家乃是中农。当时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而乡下流传的讲法是“贫农晚晚会，中农得觉睡，地主富农大哭没眼泪”，我家即是那既被团结、又得觉睡的最佳成分。历史上，我家原是煊赫过一阵子的，只是到清末就没落了。我阿公虽然到桂林读了个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却连一份固定的职业也无法找到，只好依然回乡种田，农闲时则在村头的小庙里教个专修班以收几斤学米度日。一年，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一天早上，伯父和阿爸吃了阿婆煮熟的仅剩的几只红薯，就同村里几个年轻人徒步百余里，到郁林城找个同姓的兄弟，那人正任什么警备团长，想让他收留当个混饭吃的小兵，没料才说两句话，就被那人的手下轰了出来。轰出来也好，要不阿爸就成了伪职人员，后半辈子不但别想参加共产党，恐怕还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偌大的白石村遥遥在望。这里是桂南的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河水纵横。但山不很高，水不很深，终年是绿幽幽的。河水年复一年切割着山，山间便有了些坡地、盆地、台地，有了肥沃的泥土，有了人家，有了禾稻、木薯、芭蕉、荔枝、龙眼、沙田柚……村子大都围着一圈绿竹，既遮阴，又防贼，人到跟前，狗汪汪地叫，竹丛后探出个人头来，满脸警惕。东面的山叫太乙，南面的山叫天堂，西面的山叫铜鼓，都是耐人寻味的名字。北面无山，网开一面，让河水哗哗淌出，逶迤而去，汇进杨梅江，再注进绣江，流向西江。前些年，村里有两兄弟在铜鼓山上挖红薯，挖出了个大铜鼓，抬到县文管所去，拿回了五百元奖金。村里人这才知道，这铜鼓山原是有来历的。按古书《食货志》注：“民有业，辟土植谷曰农。”出了这个铜鼓，证实了最早在这地方“辟土植谷”的，并非我们家族的祖先，而是另外一些以铜鼓为圣物的民族的远祖。我们祖先沿着西江而上，把那些弱小的民族一直往西北的大山里赶，自己则占据了他们开垦出来的大片土地，定居下来。这原是极不公平的，但历史既已过去，人们也就承认了这个事实。眼下这一带，已是清一色的操粤语方言的汉族。在白石村里，潘姓洋洋两千余众，占了全村人口的大部。当然就全国而言，潘氏仍是小姓，有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它的人口在百家姓中只排第五十几位。对此，我一点也不悲哀，因为在我们村，已迫切地感受到了人满为患的灾难，目前人均水田已不足四分了。
潘氏家族入桂后，曾经遭受过一次大劫难。一位极不安分的祖先，突然萌生了极不安分的异想，找来个名播四方的风水先生，在龙头山上偷偷点了一穴蛟龙入海之地。据先生断言，此地包出一朝天子，可复大汉江山。下葬之后，这消息不知怎么的传到了当朝天子耳里，皇上大惊失色，继而怒火万丈，马上传下圣旨，责令地方官府限期挖断龙脉，毁掉潘族此墓。于是，一队官兵领命来到龙头山，举镐挥锄便挖，挖到天黑，龙脉眼见就要被挖断，官兵这才歇一口气。不料次日早晨起来一看，那龙脉竟自动弥合了，挖起的泥土又全都填了回去。官兵大骇，只好硬着头皮又挖，这回把缺口挖得更大更深。第三天再一看，缺口依旧又填起来。就这样，那龙脉白天官兵挖，晚上自动填，翻来覆去挖了七天，缺口也填了七次，官兵已精疲力竭了。一个颇有心计的校尉为摸清是怎么回事，晚上大着胆子带上几个人，埋伏在墓地周围。等到大半夜，突然听到有纷沓的劳作之声，却不见人影，唯见白天挖起的泥土石块呼啦啦飞回缺口，像有无数幽冥鬼魅在填土，一面填，一面翻来覆去地叫：“你千人挖，我万人填。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月带裙。”直叫得人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校尉等人跌跌撞撞滚下山去，将所见所闻连夜向当官的禀报，又请来师公商量对策。第二次，他们将龙脉再次挖断，天黑前丢下一些妇女的月经带，就下山去了。晚上，暴风雨猝然而至，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龙头山在翻滚战栗，像有千军万马厮杀拼搏，一夜哭喊不绝。次日，官兵战战兢兢地上山一看，龙脉被雷暴劈开一大道缺口，汩汩流着暗红色的血水——这蛟龙入海之穴就这样给破了。后来，当地人就把那地方叫妖王坟。这个故事，至今还在四乡流传。县里编撰民间故事集成，据说还要将它收录进去。故事虽然带着神秘的迷信色彩，但妖王坟却真有其地。十多年前，为参观某小学的学农基地，我就曾到那墓地凭吊过。龙头山是云开大山之一脉，一路奔腾而来，到这里突然勒住，巍然耸立，像龙头般俯瞰于一马平川之上，遥对杨梅江边，确有股非凡气势。可惜那称为龙颈的地方，被挖断开一大缺口，只是年长月久，草木森森，已浑然不见镐锄痕迹。看来，我的祖先确曾有志图王，官兵也确曾断此龙脉。传说虽然有虚妄成分，但潘家到底没出过天子却是事实，对这一点我颇觉遗憾。
那天，正是春雨过后，龙头山上的松林里长出了遍地蘑菇，清凉的空气中，散溢着淡淡的松香。同行的地县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演开了“小白兔采蘑菇”的游戏，最后用雨衣包了一大包蘑菇带回到公社教育组。当晚，我们熬了一大锅蘑菇汤，没有油，只放点盐。那时，我月工资三十四元，平日绝少能开洋荤。同来的一位局长，月薪也不过四十来元，还得养四个儿女，每月都得申请困难补助。其他同仁日子大概也过得不甚富裕，这锅没油少盐的蘑菇汤，居然就有了一股巨大的魅力。我素来胆小怕死，忍不住嘀咕一句：“这蘑菇……能不能吃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便吼一声：“这叫松木菌，我小时候放牛，不吃一百回也有九十九回了，怕什么！”于是，大家释然无虑，舀了蘑菇汤，稀里呼噜喝个痛痛快快，虽然无甚调料，但那味道仍觉鲜美无比！十数分钟后，我一阵恶心，竟将满肚蘑菇吐了个一干二净，并且脑袋开始有了晕乎乎、飘飘然的感觉。为了革命事业，也为了自己那尚不知是何模样的未婚妻，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活下去。人是第一宝贵的，没有必要拿性命当儿戏，我便独自悄悄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去。当晚，这里发生了震动全县乃至全地区的蘑菇中毒事件，中毒者达十二人。经组织力量紧急抢救，才总算没有死人，但有的中毒者仍然昏迷了三天三夜才算脱险，其中就包括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我之所以复述这段危险经历，当然不是为由于自己敏锐的直觉挽救了十余人的性命而邀功，更不是想给祖先妖王坟的传说添加什么神异怪诞色彩，而只是想说明，在过去那些年月里，不仅对于农民，就是对于一般干部，填饱肚皮依然是第一生计。更早些年，在那饿死过人的日子里，村里人不仅吃神仙菜、黄狗头、松树皮、芭蕉根、野山蕨，甚至还将吃麦子后拉出的屎用筛子洗过，把那些没有消化完的麦粒重新放回锅里。“粒谷粒米，肚饥难抵”，阿婆经常用以告诫我们爱惜粮食的这句至理名言，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子里，使我一直不敢轻易浪费一粒粮食。
前面就是我们的家，周围原先长着许多果树，有芒果、黄皮、木菠萝、番石榴，大多是阿公当年从南洋带回的树种，后来却被我们这些儿孙陆续砍去，只留下门前两株黄皮树，从而使庭院显得冷落而简洁。走进屋，在一片不绝于耳的恸哭声中，我们跪倒在阿婆灵前，面对着一段古老而沉重的刚刚逝去的历史。三月的阳光投进屋厅，给简陋的灵床罩上一层灿烂。阿婆身穿一套虽簇新却极不合身的寿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像劳累一天弛然憩息般平静安详，唯有那泥黄的脸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她已终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想起她老人家一辈子的辛劳和遍施于儿孙的恩泽尚未得到很好的报答便撒手西去，不免更使人涕泪滂沱黯然神伤。阿婆在世时，四代同堂，表现出南方人极其顽强而旺盛的生殖繁衍能力。她膝下有三十多个儿孙，加上媳、婿、外孙，组成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家族，其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干部、职员、军人、大中学生，还有像我这样的小文人。由于种种可以谅解或不可谅解的原因，今天回来奔丧者还不到整个家族人数的四分之一。在丧礼中，孝子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能干，唯一要做的就是长跪灵前守孝，有亲友吊孝便陪着号哭几声，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孝道虔诚。这是老规矩。
丧礼必须有个主事者。我们捏着指头点数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还没排出结果，门外就闪进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那人二话没说，纳头俯伏在阿婆灵前，一阵声震屋宇的号哭。还没容我们反应过来，他又敛住哭声站起，像麻秆般杵在跟前，连声安慰：“婆祖死而不能复生，还请各位叔伯节哀自重。”他是邻居用业十兄，已七十出头，论年纪资历，俨然是村里至尊。他幼年师从我阿公，读过诗云子曰和《幼学琼林》，后来还到县城念了几天国中。刚解放那年，大军南下经过此地，言语不通，他自告奋勇去当翻译，又帮大军抄抄写写，张贴标语，颇得一位团长喜欢。他跟解放军转了大半年，团长要留他在部队，他念着家里的妻儿老小，终于还是跑回家来。这一回来，直教他后悔了一辈子。“土改”那年，因他家有十数亩田，他被划为地主，受了半世磨难。要是论财产而言，他这样的地主别说与四川的刘文彩有天壤之别，就是比当今的万元户也要远为逊色。但在当时，他家确是村里首富。“土改”时开斗争会，要不是我阿爸以民兵队长身份出面阻拦，他早就做了雇农积英的“刀下之鬼”。“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有文化，成了四类队的队长，白天带那些牛鬼蛇神做修桥补路抬电影机之类的义务劳动，晚上集中到大队，由他领读语录。不论多么佶屈聱牙的句子，他都一概分成五言或七言短句，配上节奏，采用唱读方法，击节而歌，极有韵律，朗朗上口。譬如这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为了晚上能风雨无阻地参加学习，他还用广口玻璃瓶发明了一种风雨灯，灯头置于瓶中，瓶口罩上用铁钉开上小孔的铁皮盖，再系上一条铁丝提耳，提起来走夜路，灯通体光明，就是刮十二级大风也难吹熄。这一发明，很快就推广开来，当时每晚必会的贫下中农也纷纷效法，受益匪浅。即令如此，在那场令人发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还是被当作“反共救国军”揪了出来，让乱棍“打死”在圩场的猪肉台上。次日，几个“四类分子”抬他去下葬，到山上放下墓坑，一铲土填下去，他竟奇迹般呻吟起来，张开双眼，扑棱棱从坑中翻起身，将几个同类吓个半死。
他终于活过来，并且健康壮旺地活到今天。论辈分，用业比我还小两辈，所以在我还小的时候，他就常爱逗着我玩：“来，我抱抱你这叔祖。”自从我上学读书之后，脑子里绷上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我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躲着他，又全神贯注地注视他，想发现他什么偷辣椒烧谷仓毒死耕牛之类的举动，然后挺身而出，奋勇搏斗，然后成为人皆敬仰的刘文学式小英雄。但是，我失望了。于是，便更恨他的狡猾。村里人倒一点也不忌讳，无论男女老少、长幼亲疏，都一律叫他十兄，连我那当生产队长的阿妈也不例外。唯有我直呼其名。是的，唯有我——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
眼下由他来主持丧礼，确实最合适不过。平日村里人有什么红白喜事，就多是请他坐“柜头”，也就是当总管。这“柜头”可不是那么容易坐的，要笔头利，要数目精，要嘴皮活，更要脑瓜灵。事无巨细，一应由他统一指挥；银钱开支，由他经管；来往帖式，由他书撰；有客人来，还得出面接待。稍一疏忽，就会天下大乱。十兄每坐“柜头”，都能料理得头头是道，礼数周全，任你挑也难挑出毛病。“十兄，家母这事，想拜托你了……”二伯哽咽着说。“包在我身上啦。”十兄应得十分爽快，“想土改那年，要不是你家三弟，还能有我这条老命吗？别说有恩当报，就是冲着同一老祖宗，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一番话，说得二伯感激不是，不感激又不是。遇上这白事，是不好说什么客气话的。
十兄马上摆出主事人的架势，叫同屋的小兄弟在厢房支开一张方桌，然后分派他们或请族中老一辈人前来议事，或请师公吹鼓手，或请人上山挖墓，或四出置办猪肉蔬菜、香烛白纸等物事。“你们准备了多少钱，大家先将钱凑一凑吧。”十兄说。我们纷纷拿出各自带回的钱，凑到一起，有一千二百多块。要是在十年前，这么一笔款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记得小时候新学年开学，我拿了阿妈给的五元钱到学校缴费注册，不知怎么的半路上把钱弄丢了，就一次又一次地把路边的石头草丛翻了个遍，仍没找到钱的影子。后来，阿妈带我一连上圩卖了七八天的熟红薯，叫卖得脸皮长厚喉咙发涩，才总算一角几分地重新凑够了学费。从那以后，我开始懂得钱的得来是多么不容易！一天，我在河滩上偶然捡到五毛钱，高兴得差点昏厥过去，翻来覆去地在河滩上走了好多好多遍，直到确信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现，这才悻悻地走回家去。那五毛钱，我没有上交老师转给失主，而是到代销店去买了足够用上一个学期的六本作业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有两颗用以解馋的硬糖。对此事我一直没有愧疚，大概因为我丢了五元钱却没有拾金不昧的人交还给我的缘故。
二伯把钱推到十兄跟前，说：“事已至此，入村随俗，入巷随曲，该花的就花吧。不过，也不要太过铺张，影响不好……”“再省俭，也不会少于千七八的。日前村里八叔婆过世，少少也花了千四五。你也知道，她就两个崽，还都在家种田。你们叔伯兄弟济济一堂，人人外出做事，别让旁人看着笑话啊。”十兄说。我们一时无语，心中不禁对那笔款子的数字暗暗吃惊。“不过，眼下你们当公家人的日子，也不见得就比种田的过得更宽裕。这样吧，能省的我就给你们省，也求过得旁人眼就是。眼下这点钱肯定不够，到时再找人借着点。”十兄推心置腹地说。二伯连声附和：“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很快地，石灰剥落的大门两侧，贴出了一副黑纸白字的丧联：“宝婺光沉天上宿，莲花香现佛前身。”这是十兄的手笔，倒也沉雄遒劲，颇见功力。我看见他又伏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凑过去一看，纸上是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不孝男××等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家慈前清耋寿故显妣潘府君淑配杨氏孺人痛今丁卯三月初九日戌时寿终内寝距生于光绪庚子年十一月初四日卯时享年八十有七岁×等五内崩裂遵制成服荒迷不及遍报属在戚僚友赐唁不胜哀感谨此讣年世闻孤哀子××泣血稽颡齐期孙××抆泪稽首齐五月抆孙××抆泪稽首期服侄××抆泪稽首定于三月十一日在家设奠袒服夫弟××拭泪司马。”我好不容易才将这段不加句读、佶屈聱牙的文字读完，却茫茫然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云。
“这是讣告。如今能写这种讣告的人也不多了。”十兄不无得意地说，“是旧日你阿公教我写的。想当年，你阿公也是满肚学问的人，却生不逢时，空有满腹才学，也只好抱憾终身啊！”他唏嘘一阵，突然想起什么：“呃，老人家的寿木备下没有？”“好像……还没有吧……”二伯小声嗫嚅。十兄叹道：“唉，八十好几的老人家，早应备下一副像样点的寿木了。现在仓皇之间，去哪里找？”“我大前年就提出，趁杉木还便宜，大家凑点钱打一副备着，可就是无人响应，现在……”阿妈不满地嘀咕。“娘啊——”阿姑突然又哭起来，声音悲恸惨烈，催人泪下。“莫急莫急，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十兄连忙安慰。
当决定叫人去杨梅镇上买棺木时，十兄身边竟一时没年轻人可派了。这事可是万万耽搁不得的。“据说，这几天镇上的寿木都缺货。”不知是谁这么一说，气氛陡然紧张起来。“镇上缺货，就只好到县城跑一趟了。最好买杉木的，那么大岁数的老人家，难道还忍心用……松木吗？想婆祖在世时，是极喜欢孩子的，村上娃崽哪个没领受过她的好处啊——”十兄声音又有点哽咽了。
“我去！”一直跪在地上的弟弟突然站起来。“你是孝子，不能随便走动的。”十兄说。“都火烧眉毛了，顾不得那么多啦！”弟弟嗓子嘶哑地说。他近日正感冒，为护理阿婆，又连日没休息好，一副瘦兮兮病恹恹的样子。然而，除他之外，眼下确实无人可派了。他拿了钱，转身要走，我叫住他：“吃过午饭再去吧。”“没有胃口。”他说着，像片落叶飘飘摇摇出了大门，有一条无形的线牵得我心头阵阵发紧。弟弟长得比我高大，也显得比我苍老，好几次到单位找我，都被人误认为是我的大哥。他的性命，是多次从死亡边缘捡回来的，充分显示了生命力的顽强坚韧。无论什么样的危难困苦，他总能咬紧牙关顶过去。他两岁时，在收割过的稻田里玩耍，听信了一个大孩子的唆使，将小手放到正在飞速转动的打谷机的齿轮上，右手两根指头就齐展展地断下来。他哭着跑回家扑进阿妈怀里时，全身已被鲜血染得殷红殷红。心慌意乱的阿妈一时也不懂采取什么止血措施，只是从屋厅的香炉中抓出把香灰捂到弟弟的断指上。如泉的鲜血冲掉香灰，依旧汩汩流淌。阿妈只好把弟弟背到公社卫生院去，找到了医生，阿妈的背上被鲜血濡湿了一大片，弟弟早已脸色苍白、奄奄一息了。后来，他勉强被抢救过来，一年多后脸上才逐渐有了血色。没料又染上急病，全身烧得像块火炭，恶心呕吐，几天不进饮食。连续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全身疲软如一团烂泥，眼见得只有进气没有出气。阿婆连夜请了村上的七仙姑来“问米”，七仙姑在弟弟床头放了一箩米，插上三根点燃的线香，呢呢喃喃又唱又念。昏黄的灯光下，七仙姑那张白里泛青冷酷可怖的脸颤动了半个时辰，突然发问：“这几天，阿弟一定去过哪里玩耍了。”“是的，跟过他妈上山收木薯。”阿婆说。“看见什么了吧？”“没听他说过。”我忙说：“对面村死了人，敲锣打鼓抬上山，好热闹，我们都看到了。”七仙姑双眼一斜，呸地吐了一口：“快杀鸡，煮糯米饭！”全家人像着火的蚂蚁般奔忙起来，杀鸡的杀鸡，淘米的淘米，烧火的烧火。一切都弄妥了，便用茶托装上，点上香烛，由阿婆捧着，七仙姑跟在后面往山边走去。七仙姑一路上念念有词，不时尖声呼唤：“阿弟，回来啰——”叫声颤抖而悠长，像受伤的蛇在夜空中窜动，听得人头皮发麻，脊梁发冷。次日，弟弟的病仍没见好，阿爸回到家，见状连忙将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毫不掩饰地连说“太晚太晚”，只答应留下试试看。这一留，足足留了三个月，花了好几百元，弟弟才又一次捡回小命。
虽然劫难不断，弟弟还是长大了，变成个牛高马大的汉子。他读书全不用心，勉强读满高中，就回家操起了锄头犁耙。也许因为吃苦太多了，弟弟从不把头痛脑热跌打刀伤当回事儿。他经常习惯性地出鼻血，一出就长流不止。他不但没想办法止血，反而连喷鼻子，喷得鲜血四溅，边喷边骂：“我叫你流！我叫你流！流够没有？”他进山砍松树做电杆，斧头一偏，砍到自己小腿的胫骨上，裂开成寸长的口子，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他却一声不吭，硬是将一根二百斤重的松木扛回来，鲜血流下脚板，淌到地上，一步一个血印。到家用陈年石灰随便包一包，次日照样担公粮去粮所。前些年，他随洪仓的建筑队外出做工，是公认的吃苦耐劳角色。“哪块石头最大，哪担灰浆最重，肯定就是他的。”同伴们都这样评价他。有一次拆旧房，一块楼板突然倾塌下来，他猛然发现，忙用双手撑着，才不致使楼下几位工友被压成肉酱。如果他是党员干部，此事足可在报纸电台上渲染一番。可是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不足以引起舆论界的注意。事后我问他当时想到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淡淡地说：“哪来得及想什么？不这样，大家都得压死。”
他已成了个货真价实的农民，具备了一个农民所应具备的本性。他一生的命运，如同我们家族无数的祖先那样，已注定要和脚下这片贫瘠的土地连在一起。
丧乐吹鼓手请来了，家当不外一副锣鼓钹、两支唢呐——我们这里管唢呐叫“的打”。吃过午饭，锣鼓架一摆，咚咚锵锵、嘀嘀嗒嗒的哀乐就响了起来。旋律喑哑缓慢，像有人背负沉重的东西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声声气短，举步维艰。吹鼓手或亲或疏，都是同姓的兄弟叔侄，辈分高低不齐。宗族的排辈，老祖宗早就定好了的，并作为楹联镌刻在潘氏祠堂两侧的廊柱上：“居康场江积仓良，思用弓张戈扬方。”我本是良字辈，颇具叛逆精神和维新意识的阿爸不再买老祖宗的账，用“大跃进”和双木林组成了我们三兄弟的名字。小时候看祠堂那副对联，懵懵然如读天书，后来读《诗经》，才知道这玩意儿不过是从《公刘》的第一段中偷来的。那首雅诗写的是周部族远祖公刘率领族人迁居的伟大业绩：“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我的老祖宗竟敢以公刘自比，可见他野心确实不小。就是那次妖王坟事件之后，潘氏又遭受了一次满门抄斩。一个奶妈带了潘氏一个还在襁褓之中的男婴仓皇出逃，对人就说是她自己的儿子。这大难不死的孩子，后来成了我们一族的祖先。为感戴那奶妈的恩德，后世子孙将奶妈尸骨陪葬于老祖宗墓旁，称为阿嬷坟。小时候一到清明或重阳，我随族人去拜祭祖坟，曾瞻仰过那个比祖坟小得多的阿嬷坟。族人按辈分尊卑，分行排列祖坟前，一人司仪礼赞，全体三跪九叩，极是虔诚敬仰，面对那个阿嬷坟的祭奠，就要简单轻慢得多了。望着那个寒酸的小坟，我总有点愤愤不平。奶妈既于潘族有再造之恩，那就是奉若老祖宗也不为过的。却因为她终究是奶妈，入土待遇的档次便低得令人气愤。前些年，族人集资重修宗祠，也不知图些什么，有的老光棍竟捐尽半生积蓄。也许是仍为奶妈不平，我就一毛不拔。数百年前的老祖宗毕竟离我太遥远，我的名字中连他们定下的排辈都舍弃了，我没必要对他们负什么责任。
“修祠堂我为你捐了一份钱。”一次回家，弟弟对我说，“我是以工代捐的。”
“你不该这样！”我愤怒地叫起来。弟弟结婚五年，便生了三个孩子，得男又想女，结果养了六只小卵。两亩田，五张口，弟媳因生育过密，终年药煲不断火，一年到头，全家人难得添一套新衣裳，其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最小一个侄儿，本是不该出生的人，因为避孕失败，肚里便有了，不忍去刮，希望是个长大能换钱的千金，结果大失所望。生下来便缺奶，全靠米汤米糊喂着，肉没长成，骨头先大了，两只小腿弯成罗圈样，近两岁才勉强站起来，见人就噙着拇指，痴痴地笑。“叫你们别生了还要生，看你怎样养？”我忍不住当面谴责弟弟。他却淡然一笑：“怕乜？每餐多加一勺水就得了。”我鼻子一阵酸软，心底陡生浩叹。即使如此，他竟然还为我给祠堂纳捐！“你不该这样！”我真的动气了。“你一年半载才回一次家，当然不怕被人指脊梁。可我还得在这村里活下去，朝见口晚见面，有事还得求求兄弟叔侄呢。”弟弟凄然地说。
我哑然了。
事实证明，我固然没错，弟弟也不见得就不对。眼下阿婆的丧事，便全靠村里人合力操持。一个吹“的打”的烂红着眼眶，鼓起嘴袋，吹得特别起劲。他叫积英，外号“一把米”，按辈分，我该称他叔祖。他午饭时喝了一大碗米双，显得底气十足，蹲在一方石墩上，将一股股浓烈的酒气灌进“的打”孔中。他家数代单传，发展缓慢，辈分虽高，但劣迹太多，在族中最被人看不起。他蹲着的石墩，原是守门的石狮子，狮身早已不知断在何方，剩下这石墩，就可以证实“一把米”高曾祖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道光丁未科省试，潘府的场钧、场钊两兄弟分别中了第十三和第二十四名举人，此事在光绪年间编撰的《容州府志》里有记载。那时，大概是我们家族最为兴旺煊赫的时代。根据老屋周围残存的墙基台阶、石条石墩，就不难想象当时那屋宇森严、钟鸣鼎食的情景。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容州有个姓范的农民也揭竿而起，纠合天地会数万之众，占据府城达十年之久。我那举人老祖宗，竟然不识时务，不知好歹，奋起组织团练，村自为营，人自为战，以此与义军对抗。义军恼羞成怒，派数千将士突袭白石村。老祖宗得到消息，连忙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撤到村后铜鼓山的铜鼓堡上，据堡固守。义军赶到，将铜鼓堡团团围住，并连连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义军虽然勇猛，却因山势险峻，古堡坚固，始终未能攻下。这天夜里，月黑风高，山上的团丁疲惫已极，便东歪西倒地靠在石砦上歇息。到黎明时分，没想作为大本营的九曲洞内突然起火，引起一番骚乱。众人正惊慌失措之间，有人乘机打开古堡铁门，不知何时就潜伏门外的义军一拥而进。铜鼓堡被攻破了，两位举人老爷率众负隅顽抗，先后战死。
两位举子夫人担心被俘受辱，为保存名节，一引颈自刎，一舍身跳崖。义军攻进九曲洞，大肆杀戮掳掠。一青年汉子迎面跑出，被砍掉双腿，又砍掉双手，像一只血葫芦满地打滚，直至血尽而死。一个老人抱着孙子跪地求饶，义军抢过孙子，割耳朵，割鼻子，又割卵子，割得孩子像蚂蚱般狂跳翻滚。老人看不下去，大叫着喷出一口鲜血，撞向义军的利剑，剑尖从脊背直透出来。砍来杀去，洞里慢慢只留下些女人，她们看出了义军所安的“好心”，发一声呐喊，从洞里狂奔而出，箭一般射向悬崖，像秋风中风干的松果，纷纷坠下深渊。有跑得慢的，被义军拦腰抱住，像面团般轮流搓来揉去，直揉到渐渐没了声息。苟活下来的，被义军剥光了衣服，一个跟一个排成长列，一条带刺的篾缆从胯下牵过，勇士们捉定两端，像拉锯子般来回拉扯，胯下顷刻之间便鲜血淋漓，女人们惨叫着一个个昏死过去。这一仗，铜鼓山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千余众无一幸免。虽然老祖宗事先疏散了族中数百口老小到北流、陆川等地，使家族日后得以繁衍，但义军已将全村财物搬运回城，十日方尽，最后放起大火，将房屋悉数烧毁，整个家族自此也就一蹶不振了。在这次祸乱中引火烧山、开门纳敌的，便是“一把米”的曾祖汉康。为此他曾得义军赏与白银五十两，后来又因暗中受清廷勾引，企图行刺范某，被义军砍了脑袋。关于这段历史，《容州府志》上亦有记载，还附有邑人李守仁复城后追记此事的《洞天歌》一首：“洞天歌，歌欲悲，人为洞天歌仙境，我为洞天歌乱离。乱离乱离何所由，咸丰甲寅闰孟秋。县城失守县官去，遍地狼烟百姓愁。上天无路地难入，逃入山中权自守。何欺人心不悔祸，外奸接入内奸作。恶火自燃云关开，一旦红旗四山播。白骨如麻贼杀人，掳尽家财还掳身。却教福地同烧去，岂有桃源再可寻？”
这段历史，至少告诉了书本上不肯告诉我的一个道理：农民造反，远非某些史学家评价的那么高尚美好。然而，我们常常很少看见或者故意忽略这一点。当然，我绝对没有偏袒两位举人老祖宗的意思，也许他们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那千余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呢？前些年，我攀上铜鼓山，站在九曲洞中，面对着曾经染透祖先鲜血的泥土，就这样迷惘过。至于“一把米”曾祖那种易反易复的叛逆，大概最偏袒的历史学家也不会给予太多好评。
时过晌午，天气有点燠热。在灵前跪了半天，膝盖已隐隐作痛。我斜一眼前面的二伯，他已是年到花甲之人，身体虚胖得像个浸泡良久的面包，微微弯曲的脊背渗出汗来，将衬衣濡湿了一大片，那支撑在地的双手，已隐隐有点颤抖。阿姑倒是充分显示了女人的耐性，安稳镇定得一动不动，只是双眼红肿得像对灯笼椒，还不时渗出泪水来。我心中不忍，正要做一回叛逆，叫大家坐起，十兄从厢房出来，搬来一张小矮凳，招呼我们：“大家都坐起来吧，别太拘泥这形式，累坏了可不是儿戏的。”我们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纷纷坐起。突然，门外有人愤愤叫道：“不行！不跪着算什么孝子？”是吹“的打”的“一把米”，迷离着火爆爆的醉眼，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吹你的‘的打’吧，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十兄斥了他一句，噎得他翻翻白眼，不敢再吭气。十兄转对我们说：“你们别与他计较，新时代行新例吧。况且谁孝谁不孝，婆祖心里最清楚，也不必见在这一时半日上。”他又叫我妈和我，“你们来一下。”
进了厢房，他说：“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也不必太拘礼了，该找什么人，叫他们帮忙什么，三婶你还得多关顾点。”阿妈过去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在村里还有点威信。想当年，她一个寡妇带五个孩子过日子，每天头一个起床，每餐最后一个吃饭，每晚最末一个睡觉，不论多么艰难困苦，她还是硬挺过来了。有一年，家里被安排住下个年轻的工作队干部，村里竟飞起些关于阿妈的闲言碎语。虽然我对阿妈的贞节从不怀疑，但在那些日子里看到阿妈常常暗地落泪，我便好几次几乎忍不住要操起菜刀，将那涎皮赖脸又一表人才的工作队干部砍了。这几年，阿妈跟我住在城里，已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围着孩子灶台转的家庭妇女。每天送了孙女上幼儿园，她就在屋里不安地转来转去，总像寻找着什么。有时又茫然无绪地坐在沙发上，日渐苍老的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心底泛起阵阵酸涩。虽然这联想有点不伦不类，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意识，写小说的行话管这叫“意识流”。
“阿林，你拿三十元钱到信用社去，全部换成一分两分的银仔。再另外拿十元，到供销社买十张红纸。五斤火水（煤油），再到学校借盏汽灯回来。”十兄吩咐我。“要那么多银仔干什么？”我大惑不解。“多？只怕还不够呢。办白事，动步都要利市的。”十兄说。利市，就是用红纸包上银仔，请人、请物、送客，都得递一个过去，以避邪消灾。要不，别人会不理睬你。
到信用社换了钱，才出门，一只手从背后将我一把揪住：“怎么，回到家也不来见见我这村支书？一阔脸就变了吗？”我掉头一看，是村支书义良，与我同姓同辈，世系却同我家隔得很远。他当支书，一直是极得人心的。看模样，他衰老得太快，才五十出头的人，头发就全白了，脸上皱纹纵横，疤痕累累，一副饱经忧患的样子。“我自然要去拜见你的，可眼下一时脱身不开，我阿婆……过世了。”我说。他长长地“哦”了一声：“什么时候？怎么不叫人来告诉我？”“昨晚的事。你是一村之主，不敢惊动。”“你这就太见外了！我一定要去的，眼下还有件事，办完了就去。”“你是支书，影响不好吧。”“丢！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代表别人，只代表我自己。‘文革’中那年夏天，我被押到你们村游斗，跪在碗砾上，日头毒得要死，饥渴半日，我晕倒在地，没一个人敢来理。后来，还是你阿婆捧了碗米汤灌我，才救了我这条小命。受人一滴，当涌泉相报。你阿婆生前我无以为报，今日在她灵前烧上几张纸钱表表心意，大概总可以吧？”说着，他眼眶就红起来，声音哑哑的。义良是继我阿爸上调之后当上村支书的，那时他才二十五六岁，年轻气盛，有一股敢闯敢干的牛犊劲儿。瓜菜代、康复饼、小球藻的岁月刚过，他便在面黄肌瘦、惊魂甫定的村民中号召“逢乸必养”，自己还带头养了猪乸鸡乸鸭乸鹅乸兔乸乃至猫乸狗乸白鸽乸鲤鱼乸，使村民空空如也的肚子逐渐有了着落。他又首先在村里推广种绿肥油菜，冬天，满田野盛开着粉红的紫云英浅蓝的苕子金黄的油菜花，就像从天上五彩缤纷地落下一片片云霞。次年，全村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公社的李书记及时发现并总结推广了白石村的经验，由此他很快升迁为县委副书记。然而，在“四清运动”中，这位李书记带工作队进村，反手就抓住了义良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又清算出他经济不清的款项“竟达二百余元”，于是，义良锒铛入狱，一判十五年。直到前些年，他才平反出狱，恢复党籍，重新当选为村支书。不久前，我还和他到地委拜访了那位已经离休的李书记。那人看来身体忒好，红光满面，声音响亮，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大半天的“向前看”和“向钱看”，却对过去那段戏剧性的往事只字不提，大概是已经忘记了。“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几多？”我问义良。“五百零三元四角六。”他脱口而出，脸上带着得意，口里却在谦逊，“比起先富起来的村，还差得远呢。”“但比起一日三盒火柴的日子，就不知强多少倍了。”我说。“那倒是。”当年，外村有后生到村里来，问到他们劳动日分值，答曰“两角”，便呼啦啦围上一群本村妹仔，问人家结婚没有，恨不得立时洞房花烛，随了他去。
跟支书告辞，买了红纸煤油，借了汽灯，回到家，夜幕已经降临。去买棺材的弟弟仍未见回来。听人说，镇上棺材果然脱销，他只好请了辆手扶拖拉机赶去县城。来回成百里路，他身体不好，坐的又是那种极易出事的运输工具，不免令人十分担心。院子里，明晃晃的汽灯点起来了，高高挂在黄皮树上。树下摆开桌子，开始吃晚饭。面对白花花的大米饭和肥嘟嘟的大碗猪肉，大家虽然又累又饿，却全然没有食欲，把饭扒拉一下，就倒进了潲水桶。煮饭的米，全是大伯母家出的。三荒四月，弟弟家已无太多余粮。大伯母四个女儿都在学校念书，每年能剩下些粮食。眼看潲水桶堆满了白米饭，地上还到处散落着晶莹的饭粒，大伯母皱起眉头，心痛地嘀咕：“阴功哟！阴功！倒这么多饭，猪也吃不了这么多哟！”
月亮像半边大饼，贴在硕大无朋的青黑色锅底上，又像一只半开半闭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人间上演的喜剧、悲剧、悲喜剧。院子里依然热闹非常，鼓乐奏奏停停，停停奏奏，人们出出进进，进进出出，给丧礼增添了庙会般的气氛。伯母拿出几块长布，将阿婆的灵床围起。晚风吹来，长布飘拂，灵床恰如一只翩翩欲飞的仙鹤。我极力分辨，才看出那长布是些古老的寿屏，原是我高曾祖母八十晋一寿辰时，祖父从南洋回来，他的朋友们合送的。高曾祖母去世后，阿婆便把这些寿屏当作什么宝贝似的珍藏着，迄今过了大半个世纪，躲过人世间一次又一次风风雨雨，依然十分完好。寿屏是丝质的，有六块，每块半米宽，三米长，绣有流金溢彩的花花草草，用一丝不苟的楷书写着一篇洋洋数千言的祝寿文。前些年回家，阿婆偷偷向我展示过寿屏，满脸的骄傲兴奋。寿屏上写的是：“天堂、都峤，容南之名山也，嵯峨峭拔，为容管之冠。都峤之南，天堂之北，有所谓铜鼓山者，自天堂蜿蜒而来，屹然而立，方正高耸，雄于一方。潘氏家于是自清初迄今已二百余年矣，潘氏固容州望族，而其人多寿，岂堪舆家所谓主山高而其人多寿者欤？夫自哥白尼、麦哲伦出凭空之说，虽不足取信学者，弟验之潘族，历历不爽。如杨钦先生淑配曾孺人有足征矣……”寿文自然多是吹牛拍马之词，甚至连哥白尼、麦哲伦这些洋鬼子也被拉来做旁证，但文中记录了家族经“洪杨之乱”的一段由盛而衰的历史，似乎有点价值，我便把全文抄进了笔记本里。
挂念着弟弟，我走出村头。这里原来是个社公庙，周围有一大片异常繁茂的风水林，内中两株楠木，围可合抱，高达十数丈，如巨伞直冲云表。据说作为这里的地形特征，它们已被号进了多少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中去。在那场“武化”的大革命中，它们全遭了刀斧之灾，遗下一片光秃秃的荒坡。由此得来的大批楠木板，除了进贡给区县一些领导打家具，其余便做了家家户户的表忠台、民兵排的木枪、生产队的谷桶、两个“武斗”中死去的民兵的棺材……要是那楠木幸存下来，将是植物界的一大奇观也未可知。夜色下，被摧毁了的社公庙原来的位置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块半人高的条石，圆圆的石顶泛着青幽幽的月光。那是村里人重新拜立的社公，据说还是大家集资花了多少钱从山里扛出来的。夜风吹过，荒坡上响起一阵沙沙之声，有几片未烧尽的纸钱凌空扬起，像蝴蝶翻飞旋舞，慢慢又复坠入黑暗。我想起某些民俗学家的考证，这类社公石原不过是男人那玩意儿的图腾崇拜，心底不禁一阵苦笑。这地方，我从童年、少年、青年而渐至中年，不知走了多少次，每一次离家，每一次归家，都要经过这里，都使我对脚下的这片渗透血，渗透泪，渗透汗水，渗透着生命的原汁，渗透着富裕与贫困，渗透着厚实的痛苦和浓烈的欢欣，渗透着无边的绝望和无边的希望的土地，有一层新的认识，使你爱它、恨它、哭它、笑它、亲近它、疏远它、渴望它、离弃它、讴歌它、诅咒它、拥抱它、逃避它……深深地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情感怪圈中去。是的，祖先中已有无数代人在这里开拓搏击，顽强地走完自己生命的旅程，儿孙中还将有无数代人在这里冷冷清清而又轰轰烈烈地活下去，不论其文明进程是多么的缓慢，但毕竟在前进。抬头望，苍冥渺渺，无数星星闪着眸子般的毫光。从少年负笈求学，到后来参加工作，每次离家，阿婆总要将我送到这村头，从步履稳健到颤巍巍地拄着拐棍，到非要一个孙女扶住身子，那种丝缠线绕的目光和絮絮叨叨的叮咛，使你禁不住眼眶涨潮喉头发热，使你对脚下这片土地又多一分眷恋。如今，阿婆已永远逝去，带着她满肚子优美动听的故事和山歌，我唯一能记起的她的一首山歌，是那年为批判重男轻女思想而唱的：“猫乸生儿分公母，猪乸生儿分雌雄。人人生男不生女，要你男人嫁男人！”据说，人死了就会在天上化作一颗星星，那么，哪一颗是阿婆的星呢？我无从辨认，但我感觉得到，她一定在看着我，仍在给我以无声的叮咛和温热的关注，直到永远，永远……
前面有个白色的影子移来，又大又长，闪闪烁烁。我想起童年时听来的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心中一凛。眼见得那东西直晃过来，忍不住叫一声：“谁？”“我。”是弟弟的声音！他正扛着棺材厚厚的盖板，呼哧呼哧地透大气。我忙接过一头，责怪他：“你怎么不先回村叫人？”“能扛一块就少跑一趟。快回去叫人，拖拉机还在大路上等着。”
和弟弟将棺盖抬到家，放在院子里，便招呼人去抬棺材，却没人愿动。干这活，在乡下被认为是最晦气的，看来谁也不愿沾惹。十兄火了：“你们平日开口闭口都说婆祖的好处，现在这点事都不愿出手，像什么话？我点名，点到谁谁就去！春良，秋良，保仓，积英……”终于有几个人扭扭捏捏站起来。“拿利市来。”是“一把米”积英的声音。阿妈连忙拿来一把红纸包，每人塞了一只，棺材抬回来了，弟弟就着残汤剩菜，胡乱吃了点晚饭。他满面尘土，头发也灰蒙蒙的，才半天，似乎又消瘦许多，像个在墙角里丢弃多年的木偶。“那棺——多少钱？”我问。“二百五。”弟弟说着，打了个哈欠。“才寸半厚，就这么贵？”“人家开口就这个数。”十兄说：“遇上这种事，什么都不能讲价，要多少就得给多少。这是老规矩。”弟弟掏出一把零钱，认真地算了一会儿，交到十兄手上：“中午领你三百，寿木用了二百五，运费三十，利市一十，请司机吃饭喝茶六元二角六，这是剩下的三元七角四。”“你也太认真了。”一旁的二伯说。“还是认真点好。”弟弟说着，瞟了一眼在场的堂兄弟。十兄说：“唉，现在什么都涨价，你们这千二钱肯定不够，得趁早先找人借着点。可惜我家的钱，阿其前天全拿去买铸铁了。问别人，恐怕不肯，这种事……”阿其是十兄的儿子，独自办起个铸造厂，铸犁耙锅头什么的，据说挺赚钱。“先到我家拿五百吧。”门外有人走进来，爽快地说。我忙站起：“洪仓，你怎么来了？”“你的事，我能不来吗？今早在车上，你也不早说。”“你的钱……”“别担心。再坐五年牢，我还会比你富。嘿嘿！”“那——多谢了。”“什么话，自家兄弟叔侄嘛。”——他这么说，使我十分愧疚。去年他被拘留时，曾叫他老婆带了一堆烟酒来找我，说我是村里笔头最利的人，要我出面帮他打官司，我却拒绝了，推说自己不是干律师这一行的。虽然我确实不懂诉讼，对他的案情也一无所知，但我一直觉得欠了点他的什么。
“有、有酒吗？”“一把米”拿着一只海碗，从门外探头进来，笑嘻嘻地问。“晚饭时才喝过满满一碗，怎么又过气了？”十兄鄙夷地说。“嘿嘿，刚才……刚才扛寿木，肚就空了。”“给他吧。”二伯皱着眉头说。“一把米”得了一碗酒，乐颠颠走了，院子里很快就响起一阵跟丧事极不协调的热烈而嘹亮的唢呐声。“我们宗族中，积英这一房，什么时候都没出过好人。”十兄说。“唉，传到他这一代，就算是绝后了。”二伯说，“守着个老婆，都让人给拐走了，真没出息。”“那是他送给人家的，前世不修啊！”十兄一声浩叹。
“一把米”的阿公曾跟我阿公去过南洋，赚了一袋光洋带回来，也带了鸦片烟瘾和一身花柳病。回到家，既不想种田，也不想经商，只会抱住一支烟枪，吞云吐雾过日子。“一把米”父母早死，他跟阿公过日子，也染上了祖父游手好闲的习气。爷孙俩坐吃山空，光洋花完，田卖了，地卖了，又想扒屋瓦去卖。他家跟我家屋面相连，爷孙俩爬上屋顶正要动手，我阿爸几兄弟看不过，抄起竹篙禾叉，硬将他们捅下屋顶，才算帮他保住两间破房。一年，他家穷得实在揭不开锅，爷孙俩大吵一场，便各奔东西。“一把米”去给人打零工，他阿公到处算命择日睇风水，以混个一饥半饱。一晚，他阿公寄宿在别人家，次日清早，别人才发现他阿公已暴死床上，颈上留着一道麻绳印。他那支纯银烟枪却不翼而飞了。查来查去，有人怀疑是“一把米”所为，只见他大鱼大肉过了一段好日子，却拿不出真凭实据，又正是兵荒马乱年头，此案就不了了之。时至今日，便成了一桩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悬案。“土改”那年，“一把米”作为雇农，成了农会干部，斗地主，分浮财，相当积极过一阵。一天早上，我那当村文书的阿爸突然发现，自己经管的数百万元（旧币）地契费不见了。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大得惊人的款子。阿爸回到家，饭不思，茶不想，与新婚不久的妻子相对垂泪，只以为必进监房无疑，便千叮嘱，万吩咐，连尚未出生的我的名字都交代好，提前做了凄惶的话别。事实上，那笔钱是“一把米”偷的。他将这么大的一笔钱偷回到家，既兴奋，又不安，像只多疑的老鼠蹿来跳去，将钱一会儿埋进米缸底，一会儿塞到屋梁上，一会儿又夹到屁股眼里。正当他想把钱弄进一只墙洞时，房门砰地一倒，拥进一群人来。顺着雨后地上的脚印追踪而来的公安人员，用手枪抵住“一把米”的脑门，劈手将钱夺过，彻底砸碎了他的发财美梦。为此，他坐了两年监牢。刑满出狱，他首先找到我阿爸，又是自打耳光，又是痛哭流涕，表示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阿爸原谅了他，还托人给他说了个媳妇。结婚后，他倒也夹起尾巴，老老实实过了好些年。只是没想到，结婚三年，老婆肚子一点没见动静。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慌了，忙找个老中医一看，人家断为精冷，注定他这一辈子当不成父亲。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又失魂落魄呆坐了好几天，才咬咬牙定下一计。那年头正大炼钢铁，铜鼓山上的草木阴森得原可卧虎藏龙，这下成了伐薪烧炭的好原料。四乡的人集中到我们村来，竖起大高炉，炉火熊熊，昼夜不熄。浓烈的硫黄气味，熏得那时才四五岁的我彻夜难眠，至今一闻到硫黄气味就会头昏脑涨，产生出欲吸不是、欲吐不能的强烈恶心。“一把米”跟外乡一个高大壮实的后生交了朋友，请他到自己家，炒两碟小菜，拿出半瓶米双，两人对斟对饮。“一把米”的老婆笑眯眯地站在旁边，极富表情地殷勤伺候。事先，“一把米”曾问过老婆：“田里撒了谷种，却长不了秧来，到底是谷种不好还是秧地不好？”老婆说：“秧地一般是没问题的，多半是谷种坏了。”“一把米”听罢此言，顿时双泪长流。老婆惊问原因，他将老中医的话说了，便扑通一声跪下地去，恳求老婆无论如何要为他生下一男半女。老婆起先还红着脸，扭扭捏捏，推推托托，想到后半生遥遥无期，到老死没个子嗣依靠更是可怕，便低下头去“嗯”了一声。那天酒至半酣，年轻人正当血脉偾张、神情亢奋之际，“一把米”借故出来，反手将门扣上。心里如利爪搔扒，又痛又痒，他在外边烦躁地溜达了半个时辰，估计大事已毕，才磨磨蹭蹭挨近家门。其时门已大开，年轻人已不见影，唯有老婆羞答答地坐在床前梳理着乱发。“嗯？”“一把米”心急火燎地望着老婆。她也极简洁地“嗯”了一声，突然嘤地哭了。“一把米”顿时六神无主，连声问道：“你、你、你怎样啦？哪里不舒服？”“才一次……就行吗？”老婆捂住脸嘀咕。“一把米”牙根阵阵发酸，只好咬住：“那……由你掌握。”“请人家……要做些好吃的。”“也由你。”于是，如是者二三四五六，老婆尝出个中真味，没了收尾。“一把米”终于忍耐不住，抄起木棍冲进房，眼瞪着那对如胶似漆的人儿，打头怕死，打脚怕断，打中间怕更进一层，一时竟无从下手，只好如受伤的野兽长号一声，丢开木棍，狂奔出门。不久，高炉撤了，他老婆就跟了那后生，不辞而去，一去不还。后来，别人知道此事，问起积英，他愁眉苦脸地长叹一声：“唉，偷鸡不得蚀把米！”于是，“一把米”的外号便叫开了。
闲坐着，二伯突然想起什么，叫了一声弟弟，说：“你今天太累了，就别守着，睡觉去吧。”四下搜视，却不见弟弟身影。再一找，才发现他坐着一只矮凳，斜倚在墙角里，早就睡得烂熟了，嘴巴犹如涸辙之鲋痛苦地半张着，涎水从嘴角流下来，将前襟濡湿了一大片。一只粗硕的花蚊停在他脸颊上，安闲地吸吮鲜血。二伯扬起巴掌想拍过去，稍一犹豫，便轻轻一拂，将蚊子赶开。
师公队来到了院子里，搭起一座神棚，中间挂着他们自己绘制的释迦、观音、地藏、阎罗的画像，笔法粗拙，颜料污浊，一副副横眉怒目的模样。小师公身着黄色法衣，头戴面具，分扮成牛头马面鬼无常等角色。为首者显然上了年纪，粗眉凸眼，阔嘴大鼻，面色红得发紫，活像从地狱深处爬出的老鬼。他头戴法冠，手持法杖，杖头有一金光闪闪的转轮，摇起来当啷作响。他敲着一面小锣，锣声单调凄厉，仿佛野地里的一只孤魂，不安地叫来叫去。后面跟着的徒弟，耍龙般逡巡旋舞、腾挪跳荡。师公念念有词，众徒随声应和，宛若多声部的合唱。唱词含混不清，一句也没法听懂，更显得高深莫测、诡异非常。想到我阿婆那圣洁而疲惫的亡灵，要借助这些蓬头垢面、妖模鬼样的人引向天国，我心底不由得阵阵发冷。
夜渐深了。守在灵前，我的眼皮禁不住阵阵颤抖。大门外一股凉风，带进一个中年汉子。这是十兄的大儿子弓其，一副铁打铜焊的身坯，是个吃得边江担边山的角色。他家被划为地主那些年，弓其终日低着头默默地干活，不敢正眼看他人。但他很有心计，即使在种什么养什么都属资本主义的年代，仍然能找到自己挣钱的门路。他上山挖硬饭头，那是一种野生的饱含淀粉的植物根块，剁碎晒干，挑到酒厂去，一担也能换三五块钱。晚上则提一盏风雨灯，灯上贴上红纸，一团红乎乎的光在田边地角晃来晃去，照见泥土中从洞口探出半截身子的蚯蚓，就伸出如钳的大手，疾如闪电钳过去，将那拇指粗半尺长、青溜溜黏糊糊的家伙从洞里活生生拖出，叭地丢进木桶里。半晚下来，木桶满了，拿回家去，用一把钢丝打成的利刃，连夜开膛破肚，那红红绿绿、又腥又臭的内脏泥屎，糊了一手，流了一地。大暑天，成群的蚊虫闻着腥气扑来，往脸上手上乱咬乱叮。双手脏臭，实在腾不出来挥赶拍打，只好任其肆虐。弄到天亮，才算把一桶蚯蚓开膛洗净，一条条晾到篾屏上，再拿到太阳下晒干，就成了中药地龙，每斤卖两元多钱。白天，他照样出工，挣那几分钱一天的工分。中午休息那点时间，他也充分利用了，脱光衣服泡到河里，总能摸起些鲇鱼王八之类能换钱的活宝。他脸色永远是黑黑的，手上打着铜钱厚的硬茧，手皮却老是被水泡得白白皱皱的，冬天皲裂开道道口子，渗着血水。正由于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畜生那样奔忙，十兄那七八个尺高寸矮的孩子才不致饿瘪肚子。其实，弓其这个兄长早已承担起了大半个父亲的责任。有一年，十兄见日子实在挨不下去，偷偷将才两岁多点的小女儿送给一个外乡人。弓其收工回来听说，撒腿就跑，直追出二十多里地，硬是把妹妹抢了回来——如今，那妹妹已是华南工学院的大学生。弓其也试图学过狡诈，为家里卖猪花，回笼过秤时，故意多叫了几斤，以为这样可以多骗买主几个钱。兴冲冲回到家，他掩饰不住满心高兴，马上向父亲汇报额外收获。没料父亲一算，叫多了猪笼斤两，便减少了猪花重量，反倒是自己吃了亏。弓其这才恍然大悟，羞愧得半天抬不起头。自此，他便彻底老实了，不敢再妄图别人便宜。当然，该他自己得的份，他是锱铢必较、分毫必争的。我跟他走进厢房，他歉疚地说：“林叔，我刚回来，明天一早又要赶去广东，买一批平价原料。婆祖的事，我就——”“有你爸在这里就够了，哪能再烦劳你？只管忙去吧，心意我们领了。”他转身走到门口，又复回来，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解开裤腰上的扣针，掏了许久，掏出五元钱交给十兄：“阿爸，帮我做幅挽幛，算个心意吧。”弓其的外号叫“铁须竽”，是有进无出的意思。第一次相睇新娘，媒人带他到圩上去，和姑娘见了面，一起吃午饭。要分手了，按习惯，不管女方有意无意，男方都要给人家红封包的。他拿出两只封包，一大一小，目光火辣辣地盯住姑娘，喃喃地说：“你……有意……拿大的，无意……拿小的。”姑娘气得脸色一变，掉头就走。前些年，政策一开放，大家手头还不怎么松动，弓其却一下就拿出一千多元来，那票子，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的、六十年代印的、七十年代印的，大大小小，花花绿绿，新新旧旧，也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有的发霉得差不多朽坏了。靠那点钱，他办起个铸造厂，从外地请来师傅，在本地招收工人。我弟弟就曾在他厂里干活，后来又退出，我问为什么，他说做工太辛苦，工钱又低，东扣西除，一个月剩不下几块钱。“铁须竽，你能从他那里抠得出多少？”弟弟气恨恨地说。不管外人怎么议论，短短五六年，弓其据说已赚了成十万。虽然他日常仍是那么分厘必抠，从不露富，但他家去年新建起的那幢三层楼房，却是有目共睹的。“一把米”就不止一次地恨过：“现在又是地主富、雇农穷，要是再来一次土改——哼！”历史要是真按照他这种人的意愿重演，中国大概也就没救了。当年，我念小学时，“一把米”曾以贫管会代表的身份对我们做过多次传统教育，眉飞色舞地说起他曾祖父如何带领太平军，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杀向敌人，又涕泪滂沱、泣不成声地说起他过去给地主打工、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使我们幼小的心灵大受震动。直到学校给同学们吃了几次用红薯米糠做的忆苦餐，那味道好吃得令人一再想吃，这才开始动摇了我对他的崇敬。
“林哥，师公叫你快出去。”一个堂弟来叫我。
院子里，由二伯领头，阿婆的子女媳孙已排成了一长列。小时候见过这种场面，作为长孙的我，必须站在前头，手捧阿婆的灵牌，听任师公调遣。一场怪诞的仪式开始了，我们成了马戏团的动物，由驯兽员领着，做各种规定动作：向各个方向的神祇匍匐叩头，如是反反复复，直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还不罢休。围在旁边看热闹的，有村里旧日相熟的叔伯兄弟，更多的还是尺高寸矮、脸孔陌生、面有菜色的新一代。近年，不管如何“一刮二流三结扎”，人们还是像粪蛆一样急剧繁殖。年轻的父亲虽然没像更老一辈那样，毫无节制乃至“不怕丑，生到五十九”，但人口的绝对数却在直线上升。我这些乡亲父老，想不透的理，就是拿钢钎撬他的脑壳也未必开窍；但自己认准的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低下头。关键时刻，他们不会像有文化的人写什么多余的话，只会冷冷一笑：“有种的，只管砍来！”褒扬的，可以说这是对某种信念的忠诚；贬斥的，又可以说这是愚蠢的冥顽。这就是我的乡亲！对付计划生育工作队，他们自有一套办法：先是磨，继而躲，再就放狗咬，最后挺棍举刀，喊打喊杀，为了保住老婆肚里那点精血，横蛮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那年，工作队到村尾超生的一户人家去罚款，被“一把米”看见，到村里发一声喊，竟把全村人煽动起来，将工作队围住，一个个绑到树根下，扇耳光，吐口水，直闹到支书带着公安局的警车飞驰而来，才总算解围。事后追查，“一把米”出人意料地挺身而出，承揽了全部责任，又被判刑三年。公判会结束，他被押上刑车，村里竟有几个老人敬酒为他壮行。他将酒一饮而尽，浊泪盈眶：“我光棍一条，死无牵挂，只要父老们还记得我……就行……”颇有点寒风中易水边荆轲的气概。他坐牢后，那份责任田由村里人合力为他耕种，收了稻谷卖成钱，一分不少地为他存着。大家还凑起份子，每月给他另存二十元。刑满出狱，他靠着那一大笔钱，着实过了成年朝鱼晚肉餐餐酒的好日子。我曾就此事追问过十兄等人，他们都神色紧张，闭口不答。看来，我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了个不那么完全可信的外人，为此我一度感到难言的悲哀。
法锣当当，铜钹锵锵，仪式一套接一套，虽然明知这是假戏，但众目睽睽，就不得不假戏真做，装扮出十二万分的虔诚和哀痛。一块长长的黑布，由那些牛头马面托举着，成了通向冥界的漫漫路途。上昆仑，魂魄向瑶池跋涉。过黄河，为什么上了昆仑才过黄河？唱《十月怀胎歌》：“先讲我娘苦一生，落到阴间得安宁。大小经文都讲了，又讲一部怀胎经。正月怀胎在娘身，无踪无影不见真。不知肚内多少血，娘身有孕爹不闻。二月怀胎血朦胧，老母日夜好苦辛。三餐茶饭不思吃，心想孩儿口难吞。三月怀胎生血型，皮黄骨瘦步难行。头晕不知天共地，时常呕吐不安宁……”师公唱的这歌词我们倒是听懂了，它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痛苦，一直唱到将子女抚养成人的劬劳艰辛，语言朴素却辞情凄切，如泣如诉，极自然地唤起后辈对母性、对亡灵的感念和怀恋。一时间，我们忍不住又哭了……
做完种种仪式，黑夜已开始逃遁，星星次第熄灭，天地渐渐一片明亮，经过晨光的精雕细刻，万物又现出了鲜明的形象。师公们暂时停锣息鼓，在灵棚前拿起碗筷，毫无顾忌地呼噜噜大喝肉粥。喝完倒地便睡，响起鼾声一片，晨风把某人法衣撩起，偶尔露出不该露的地方，也全然不觉。一夜又唱又跳，他们已声音嘶哑，头发散乱，眼眶发黑，脸上沾满肮脏的汗泥，当中，有的是才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应该上学读书的年龄。他们一晚赚这几块钱，看来一点不比爬格子换稿费来得容易。呼吸着清晨的气息，我的心弦略略松弛，正待坐下歇歇，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直扑阿婆灵前：“阿姑呀阿姑，你为乜丢开我就去呀阿姑，留侄女我朝思暮想日哭夜哭好凄凉啊阿姑……”跪着哭着，她作势还要将脑袋撞向地面，我阿姑慌忙走过去挡住，将她生拉硬扯扶起。原来这便是七仙姑，阿婆的生前好友。因为她也姓杨，不知什么时候就向阿婆自认做了干侄女。她平日以求神问卜请神驱鬼为业，在这一带颇有名气，因排行第七，人们便叫她七仙姑。当年为我弟弟送鬼招魂，差点玩完弟弟小命的便是她。所以，尽管她身负董永老婆那美妙的称呼，尽管她与我阿婆交情甚笃，我还是很难对她那张天女散花般的老麻脸产生好感。不过，她的身世倒是很值得人同情：丈夫早死，遗下三个女儿，全靠她装神弄鬼赚点钱将她们拉扯成人。要是在旧社会，她丈夫又是什么朝廷命官的话，给她立个贞节牌坊大概不成问题，因为二十来岁就守寡，且终究没有什么风流韵事。奇怪的是，她三个女儿婚后都为生小孩先后死去：大女嫁到山里，头胎难产，痛不可支，趁人不备，自己拿剃刀在肚子上割了一刀，死于非命。二女嫁到平川，倒是先后生了五个子女，直生得身薄如纸，脚细似鹤，到四十五岁还生了一胎，家里人照顾不过来，未满月就自己下河洗尿布，一番产后风便没得救了。三女本算命好，长得也甜，嫁给城里一个财大气粗的汽车司机，却房事不节，一再习惯性流产，最后也因一番山洪般的流血而毙命。仅就她母女四人，足可以写一部妇女命运的血泪史。经历了那么多天灾人祸，换上别个怯懦脆弱的人，恐怕早就痛不欲生了。但七仙姑不仅有勇气挺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而且还能孤身一人有滋有味地活下去，这本身又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奇迹。阿婆在世时，闲着无事，终日便听她谈神论鬼，说符念咒，讲六道轮回，讲因果报应，讲死生有命，讲在劫难逃，讲如何弭祸消灾，讲怎样祈福还愿……讲得阿婆眼皮乱跳，胆战心惊，她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纸符，一元几角钱一张，卖给阿婆。阿婆心甘情愿地将儿孙寄来她自己却舍不得花的钱，拱手奉给七仙姑，如获至宝地接过纸符，门头贴一张，床尾贴一张，头痛脑热时烧灰化水喝一张，哪个儿孙出远门又给带上一张。我好几次回家，都得到过这种寄托着她满腔虔诚祝愿的布赠。碍于伯母阿妈等长辈的敦促示意，叫莫违逆老人心意，我只好收下来，一离家门，便拿出撕个粉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对阿婆说：“你别再信这骗钱的东西啦，你若要，我也能画啊！”说罢，随手极熟练地画出一张，写上“六丁六甲诸天将辅佐苍生乐安康”“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等字样，阿婆拿起端详半日，果然没能找出破绽，只好连连摇头：“不算不算，你画的不灵，人家七仙姑的才是真的！”弄得我哭笑不得。
阿婆逝去，七仙姑便失去了一个最忠诚的知音和主顾，她怎能不凄切悲伤呢。看到她涕泪沾襟、哀恸欲绝的样子，我彻底原谅了她，包括她早年对我弟弟造下的罪孽。
阿婆入殓了。棺材仍停在屋厅上，漆得红彤彤、光闪闪的，映得厅里厅外一派鲜亮。一盏忽明忽暗的长明灯点在棺木下，像眨巴着一只好奇的眼睛。陆续有不少人前来吊丧，送上一副副挽联挽幛。来拜祭的除了亲戚朋友，更多的是村上的族人。就是这些人，小脚指甲无一例外地分成一大一小的两半，这特征原来都说是我们宗族人与生俱来的独有印记。我看过贾平凹的小说《古堡》之后，才知道他们商州本地居民也有着这么个奇怪的标记。如果我的祖先也是商君后裔衍生迁徙出来的，那么我们跟被封于潘地并以之为姓的周文王儿子毕公之子季孙，又该有什么关系呢？不得而知。我不得而知矣！
吊唁的人中，突然有个女的哭了，顿时繁衍出一片哭声，浩大而嘹亮，震荡起一片青烟黄尘，在阳光下翻卷飞旋。洪仓又来了，撑一面巨大的黑色灵幡，上贴白纸写个斗大的“奠”字，两旁是一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挽联：“女星沉宝婺，仙驾返瑶池。”他身后跟着老婆儿子，老婆是他前些年外出跑野马时带回来的，长得青皮瘦脸，似有过无数苦楚忧患，为人还温顺贤惠，将家事理得头头是道，从没听说她跟洪仓之间有过什么口角。一次，我在城里突然迎面看见洪仓挎着一个妖艳女人的膀子走来，双方躲避不及，都大为尴尬。晚上，他独自带了大堆礼物到我家，连连解释白天的偶遇纯属误会。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东西我收下，但是……你出门在外，也要对得住家里……”他涨红着脸，诺诺连声。后来回到家，看见他老婆那病恹恹、蹙眉皱脸的样子，我总觉得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半天透不过气来。
丧筵摆上来了，院子里容不下那么多桌子，就摆到大门外去。菜色不多，做法也十分简单，但都用大海碗盛着，满满当当的。男人大口大口喝着土酒，女人夹起巴掌大的肥肉往嘴里送。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那香喷喷、脆酥酥的炒花生。吃喝声，呼喊声，笑骂声，闹闹哄哄，美妙得像一台上千人的混声合唱。席上有一个菜是鸡扒豆腐，黑黑的，粗粗的，像是没出过豆渣。这使我想起阿婆生前做的豆腐，晶莹如雪，滑嫩鲜美，吃过满口余甘。她是豆腐师的女儿，也将家传绝技带了过来。村里哪家做豆腐，都请她去指导如何磨豆，如何出浆，如何点石膏水，如何起镬上格。要是没她在场，哪怕你将她教的诀窍背得滚瓜烂熟，做出的豆腐质量也总是大打折扣，不是老得发沙，就是嫩得胀水，要么就带有苦涩的石膏味。阿婆这门技艺，我以为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不是靠眼看嘴尝手做，而是靠心灵体验，靠意念控制，拿我们写小说的行话来说，亦即“无技巧”的最高境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阿公去世后，就全凭阿婆这门手艺，每天一早做出一挑豆腐让阿爸串村过巷叫卖，全家人才不致饿死。我想，要是阿婆还活着，再年轻四十岁，一定会成为个出色的豆腐专业户，一定会的。可今后，我们将永远也吃不到她亲手所做的好豆腐了……我黯然神伤，停箸不举。同桌的十兄赶忙好言相劝：“阿林，莫这样，婆祖高寿了八十大几岁，按习惯，白事要当喜事办呢。还是要吃点东西，保重身体要紧。”洪仓也插进来，有意岔开话题，说这两年反正不能到外地跑了，他打算包了队里几十亩山坡，种果树兼养鸡，问我这样做行不行。“好呀，”我说，“你早该这样了。”洪仓笑道：“你的意思，不过是说农民的本分就应从泥里扒食，对吧？我可是身不由己，才想出这权宜之计的。”弟弟说：“你要真干，也算我一份。要钱我没有，但有的是力气，你不嫌吧？”“巴不得你入伙呢。只是大旗没撑，就招兵买马，也太那个了点。”邻桌是支书义良和二伯他们，也聊得十分热闹。支书酒酣面热，滔滔不绝地说起村委会今年的计划，要扩种香蕉多少亩，种蘑菇多少平方米，种荔枝龙眼板栗等果树多少棵，还要建个红砖厂……阳光灿烂地照到筵席上，没有半点哀伤色彩。人们奋力与米酒饭菜作战，气氛热烈宽松，直到一个个酒足饭饱，面红耳赤，饱嗝连连，喷嚏响亮，杯盘狼藉的桌面才逐渐冷落下来。
该出殡了，“一把米”剔着牙缝，慢条斯理地踱到厢房，一张口满嘴酒臭：“他们说……要多加这个数，要不——”他伸出手掌晃了晃。这一手来得虽突然，但大家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把米’，你莫棺材出手死要钱，同宗同族的，你不要脸，还得讲点本心啊！”十兄发怒了。“这……这不是我的意思，实在是他们……我不过传个话罢了。”“一把米”赖着脸说。我很难将此时邋遢猥琐的他，同几年前那件挺身坐牢的事连到一起。上帝造的人也太复杂了，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令你捉摸上一辈子也难以捉摸得透。十兄还要骂，二伯挥挥手劝住了他：“给他吧，反正就这一回。”
又一场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尽述的祭奠仪式之后，由鼓乐前导，继而到我捧着的灵位，然后是众多披麻戴孝的孝子贤孙、亲戚朋友、邻里族人、一幅幅随风飘扬的灵幡挽幛，通红如炭的棺木，载歌载舞的师公队……从笔直的机耕道延伸到弯弯曲曲的山径上，一列以白色为基调的出殡队伍缓缓而行。前面的铜鼓坡，是族里祖先的墓地，大大小小的石灰坟，在阳光下像一片白色的馒头。最鲜明夺目的一个，是洪仓那房的祖宗，去年他案发入狱前，曾花了好几千元重修祖坟，在村里一时传为佳话。时至今日，这一带还沿袭着二次葬的习惯，头次土葬，数年后再捡骨重葬。那片祖坟便都是二次葬墓。这些坟墓大多年代不远，其中有清代咸丰五年死于铜鼓堡之役的两位举子及其孺人。前年，在那片墓地上还上演了一出震动一方的惨剧。墓地旁边住有一户人家，姓梁，是山里20世纪70年代建起的那个小水库的搬迁户。他们在墓地旁边建起了一幢房子，早些年无人敢去祭祖，倒也相安无事。近年人们有了点钱，就把祖宗看得分外重要起来，将自己的贫富兴衰，全看成是祖宗是否保佑的结果。梁家的房屋，便成了破坏潘族墓地风水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每到清明或重阳，族人去扫墓时，仗着人多势众，都要围在梁家房屋后谩骂一番，还搬来牛粪棘条，堆到梁家门前，扬言梁家再不搬走便要采取行动。去年清明节，阳光大度仁慈，南风温和轻软，全无半点悲剧预兆。潘族的人到墓地扫祭，又在梁家门前重演了叫骂侮辱的闹剧，几个血气方刚的后生甚至拿起锄头，咚咚挖起人家的墙脚。没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潘族人像断麻秆般倒了一地。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随着一阵哈哈哈的狂笑，又一只土炸弹在另一个人堆里炸开了，地上再次血肉横飞，哭喊连天。抬头看时，只见梁家那个在部队当过几年工兵、曾被授予特等爆破手称号的小儿子，正手持另一只由玻璃瓶装成的炸弹，眼睛血红、威风凛凛地端坐在自家的屋脊上。原来，这小子早有预谋，制了好几枚土炸弹，专等到清明这一天，便支开父母妻小，施行了这场血腥报复。公安局的警车赶来，那小子早已昏了头红了眼，手持土炸弹傲然挺立，就是不肯从屋脊爬下。甚至面对被叫回来喊话的母亲，他也大声警告：“妈，你别靠太近，要不连你一起炸死！”僵持了一天一夜，那小子仍不肯放下炸弹投降，于是，一连串子弹只好无可奈何地飞向他的胸膛……我回家，曾不止一次地听族人说起这段导致八死七伤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死去的人中就有我童年时一起上山打柴捉鸟、下河钓鱼摸蟹的两个好伙伴。“嗒嗒嗒，自动枪一轮火，那王八就像被阉了卵的牯牛，在屋脊上蹦跳着滚下地来。嗨，身上竟穿了七个血糊糊的弹孔。七条人命七个洞，巧啦！”说者绘声绘色，唾沫四溅，灼热的目光里燃烧着一种近于兽性的亢奋，唯独没有怜悯，没有思索，没有愧疚和自省，听得我头皮发麻，脊梁变冷，半天回不过神……
这就是我的族人！这就是我的族人？这就是我的族人！
下葬了。阿婆的一生，到此终于画了个句号。随着暗红的棺木落进墓穴的一声闷响，西方一个著名的神话典故跳进我的脑海：“大潘死了！”一堆弥漫着山地芬芳的黄土巍然耸立，被铲出一边的杂草散发出清润的气息。夕阳带着金光灿烂的冠冕，高高在上、漠不关心地望着新坟前这细如蝼蚁的人群。铜鼓山耸动起庞大的脊背，作势向远方奔去。如狂风中折断的茅草，我们匍匐在地，以沸腾的哭声向阿婆做最后一次泣别。“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我想起斯特林堡某篇小说中的这段话。肉体最终确实都得归于泥土，可是灵魂呢？阿婆的灵魂，阿公的灵魂，阿公的阿公的灵魂，无数祖先的灵魂，是否都有某种东西在我们身上延续下来，并将在我们儿孙的身上延续下去呢？葬礼有结局，小说也有结局，但生活永远不可能有结局，生活中每个暂时的结局都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脚下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人的痛苦、欢乐、搏击、沉浮、劫难、幸运、垂死、新生……都将永远无终无极地延续下去，延续下去。
夕阳将铜鼓山巨大而沉重的阴影投下。背对着夕阳，我们从阴影里奋力走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染着一层红色的光彩。山道两旁，是生机勃勃、苍翠欲滴的亚热带植物群落。山下明镜般的水田夹杂着一方方绿毛毯般的新秧，新式的拖拉机和疲老的水牛同时在田里耕耘。在这平静的画面中，突然穿出一支桂南山歌，深沉，激越，热烈，舒缓，清晰，含糊，兴奋，怅惘，冷若寒冰而又春情涌动……
（注：本篇既为小说，便多妄语，还请读者切莫信以为真。）
（原载《广西文学》1988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