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从未遇见对保持健康或预防疾病毫无准则或观念的人。大部分人和国家都采取他们往往希望采取的某些措施来保持健康、延长生命，不论这些措施有多含糊。这是他们的常识使然。

然而，卫生准则就像宗教与道德的要点一样，大部分人都承认它，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违背、遗忘或忽视它。

现在，我认为替社会制定保持健康与预防疾病和死亡的准则正是医生的责任，就好像传道士和道德家高声反对犯罪一样。特别是当医生确信在预防疾病上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却很少被做到的时候；不但如此，很多医生做了太多与保健完全冲突或背道而驰的事情。医生的同乡们已经背井离乡几年了(1)，简而言之，离开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珍爱的一切，也是他们活着所关心的一切。这些同乡向医生咨询，急于找到他们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活上五年或十年的方法——很多人发现在这里可能会过早死去，并且众所周知，这里没有本土那样有益健康，因而他们需要更加当心。在上海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我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准则来帮助这些人，我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培根勋爵（Lord Bacon）劝告医者“要为普遍的利益而努力，不要只想着通过治病来谋利，不要从人类的迫切需要中获得声誉，而要成为神圣力量与善良仁慈的使者，使人类益寿延年”(2)。

此外，在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dia）一书中，保健被称为“一种配得上居鲁士（Cyrus）本人的高贵艺术”(3)。

笛卡尔（Descartes）明显感觉到，任何能够改善人类体质的东西，都必须促进幸福与提升品德。(4)他在一处写道：“如果说人类还有地方可以完善的话，得在医学领域找办法。”(5)我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提到(6)，1842年至1844年间驻香港英军异乎寻常的死亡率，从19%上升到22%（或者说从190‰到220‰）。随后，我们对当地更加了解，并采取措施保持士兵的健康，死亡率下降，先降到8½%（或者说85‰），最后降到2½%（或者说25‰）。我禁不住想，去年在上海死亡的1 600个欧洲人，如果得到照顾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保健的话，那么至少有1 000人本应还活着。(7)

法尔（Farr）医生说：“与疾病科学相比，健康科学拥有更为精确的、更显而易见的真理；与治疗相比，预防的优势无需证明。”(8)

卡巴尼斯（Cabanis）说：

卫生学教给人们保健之道，它构成了道德科学与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其实只是生命的科学，如果不了解它所应用的主体可能经历的变化，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门科学怎么可能是完整的呢？总体而论，研究本质（nature）就是研究事实，而不是研究原因。我们研究健康与疾病的状态，追溯某一特定疾病的进化与发展时，无从知晓生命本质或致病原因。观察、体验与思考就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东西。(9)

没有什么比眼看着一个人因病不起甚或客死他乡，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了。一个人的健康就是其最大的财富，没有健康，财富有何用？一个人会努力积攒财富，难道不该为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拯救生命做些什么吗？

接下来的论点与准则是从许多资料中得出的，这些资料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医学作者们的观察与经验。但有关上海的一切，我会给出自己的经验、事实与观察，这包括几年来对该地区特有疾病、这些疾病的影响以及这里的气候对欧洲人最初及随后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

我首先要说的是，还算健康的欧洲人刚到上海时几乎完全自己照料健康问题。如果他注意食物、饮料、运动和衣物等这些问题，就不必害怕这里的气候。这几件事最为重要，接下来我分别说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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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的年轻人带着强健的体魄与旺盛的精力离开故土，前往异国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将经历冒险，获得声誉，赚取财富。他们炽热的想象力将人生旅途中所有的快乐事件（真实的或理想的）描绘为显著场景，将其置于这一场景的前景之上；而挫败、疾病、失望与死亡本身，却被抛到这一场景的阴影之中，或者说，即使遭到了这些侵扰，也只会刺激已经开始了的追求。出自詹姆斯·约翰逊医生（Dr. James Johnson）。——原注

(2)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散文家，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也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主要著有《新工具》《论学术的发展和价值》《伟大的复兴》等；曾先后受封男爵、子爵。

(3)　色诺芬（Xenophon，约前440—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以记录当时希腊历史、苏格拉底语录著称。《居鲁士的教育》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被认为是色诺芬最出色的政治哲学著作。他在书中构造出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社会，通过叙述居鲁士的性格、品德和生平事迹，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政治家培养方式；实际上是采取了隐微的笔法，通过对居鲁士的反讽，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韩雅各将书名写为Cyclopadia，有误。居鲁士，即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约前603—前530），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居鲁士带领波斯人经过一系列的征战，打败米底、吕底亚、新巴比伦等国，统一了大部分的古中东地区，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特大帝国。

(4)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创立了解析几何，首次对光的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著有《方法论》《几何》《屈光学》《哲学原理》等。

(5)　原文为法语：S'ilset possible de perfectionner l'espèce humaine, c'est dans la medicine q'il faut en chercher les moyens。

(6)　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由梵文学家亨利·科尔布鲁克（Henry Colebrooke, 1765—1837）创办于1823年，总部设在伦敦，附属分支设于印度、斯里兰卡、中国、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1857年，一小群英国人和美国人成立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以便在一个致力于商业发展的城市中寻求知识交流；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任主席，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任秘书。不到一年，该组织就被授予为皇家亚洲文会的附属机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由此诞生。其宗旨为：调查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学科，出版一份杂志，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皇家亚洲文会第一份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创办于1858年，发行至1948年，是近代中国境内发行时间最长的西文期刊。

(7)　有关预防方法与卫生准则带来的成效，约翰·布朗医生（Dr. John Brown）说：“年死亡人数从未像现在这样少。在毛里求斯（Mauritius）和锡兰（Ceylon），死亡率从43‰下降到22‰——几乎下降了一半。而在东、西印度群岛（East and West Indies）和好望角（the Cape），虽然经历疠疫（pestilence）和战争，但死亡人数的减少最为明显。”——原注

约翰·布朗（John Brown, 1735—1788），曾为威廉·卡伦的秘书和助教。后来反对卡伦等人的医学思想与体系，开始公开演讲，撰写《医学基础》（Elements of Medicine，1780）。其主要理论是所有疾病本质上都是因过度或不足的刺激所导致的，这种医学理论被称为“布鲁诺医学体系”（Brunonian system of medicine）（第二章亦有所提及）。尽管布朗的理论并未被英国医学界采纳，但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医学界却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毛里求斯，非洲东部火山岛国，位于印度洋西南方，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先后为荷兰、法国、英国殖民地，1968年宣告独立。锡兰，斯里兰卡（Sri Lanka）旧称，印度洋岛国，热带季风气候，先后为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地，1948年获得独立。西印度群岛，位于拉丁美洲大西洋及其属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之间的一大片岛屿，主要岛屿为牙买加岛、古巴岛等；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登上巴哈马群岛东侧的圣萨尔瓦多岛，误认为该岛是东方印度附近的岛屿，并把这里的居民称作印第安人；后因该群岛位于西半球，故称西印度群岛，沿用至今。东印度群岛，介于亚洲大陆（东南）和澳大利亚（西北）之间，包括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岛屿；历史上，其地域概念比较松散，除马来群岛外，可延伸至整个东南亚和印度。Pestilence，指致命的恶性传染病（尤指鼠疫），故译为“疠疫”或“烈性瘟疫”。

(8)　法尔医生可能指威廉·法尔（William Farr, 1807—1883），英国流行病学家，被认为是医学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一个例行记录死因的系统。

(9)　皮埃尔·让·乔治·卡巴尼斯（Pierre-Jean Georges Cabanis, 1757—1808），法国内科医生、生理心理学家、思想家。他认为心理只是人的神经系统的机能；整个人就是神经，神经系统有感受性，思维、意志都是从感受性发展而来的。他对心理的研究，开始于他对人被砍头后是否有感觉的研究。他指出脑是一个特殊器官，其特殊功能是产生思想，没有脑，就没有思想和意识。

(10)　在讨论这些重要话题时，我会基本遵循约翰逊医生和马丁爵士的杰出而详尽的著作《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ropical Climates on European Constitutions）一书的顺序。——原注

该书由约翰逊（James Johnson, 1777—1845）于1813年首次出版，后分别于1818、1821、1824、1827、1841、1846等年份再版；1856年由马丁爵士（Sir James R. Martin, 1796—1874）再出新版，并于1861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