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卫星工程，系统管理

“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代号“651”工程），由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地面跟踪系统、发射场系统等组成。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651任务的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在“星、箭、地面”系统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67年3月，为了加强卫星研制方面的管理工作，中央决定对从事卫星研制工作的科研单位实行军管。于是，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管辖的研究所及工厂均由国防科委接管。当时首要的目标是必须将“政治卫星”发射上天。国防科委指令要求在1968年底发射卫星，并由赵濂清局长在新技术局召开的卫星研制的大会上正式宣布，他还传达了聂荣臻“尽量简单，尽快上天，达到基本目的、掌握技术”的有关指示。后来明确了闵桂荣为技术负责人，全面负责卫星总体技术协调工作，并提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任务书（草案）》。在任务书中，卫星质量从100千克变成13千克，卫星的轨道倾角由42度增大到70度，这使卫星能飞经全世界主要人口居住地区。任务书明确了卫星要播送《东方红》乐音的目标，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到来自中国卫星的声音。闵桂荣回忆：“卫星分四个阶段，我有幸参加卫星研制工作的全过程。初样研制这个阶段，全体人员艰苦攻关，生产四颗星独立地进行攻关试验。这项工作难度大，不仅试验卫星需要生产、试验，还建立了地面试验台。在建造各种试验室以及在阶段试验过程中，广大技术人员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航天精神。”

1967年8月下旬，国防科委张震寰副主任主持召开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乐音系统评审会议。钱学森、常勇、赵濂清、孙家栋、何正华、张翰英等出席会议。会上，“651”设计院卫星总体设计组何正华汇报《乐音系统及其方案》。随后，《东方红》乐音实验装置被启动，大家听到乐音时都十分高兴。经过试听，大家一致同意将《东方红》乐音系统作为第一颗卫星重点项目。会上，钱学森还提出将乐音以大功率直接发放给国内外家庭优质的收音机的设想。

1967年12月11日至16日，国防科委在位于白石桥的国防科委“651”筹备处召开“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落实会议。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推进，卫星工作许多的难关已被攻克。“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星在会上被展示，在楼上实验室和楼下开会的会场之间，工作人员进行了《东方红》乐音发射和接收的实际演示。会场四周窗户被红、黑双层窗帘遮挡，室内灯火辉煌。大家走进会场，都情不自禁地走向“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产品，仔细地观看。人心振奋，因为它凝聚着大家心血的结晶。会议领导小组由罗舜初、钱学森、常勇、夏冰、孙家栋等组成。会议由钱学森主持，审定简化后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技术方案，审定“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程序并明确分工协作关系，研究解决技术关键及“短线”的办法以及落实全面研制计划。会议开始，孙家栋、沈振金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简化后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方案的审定意见。经会议充分讨论，专家们对卫星组成作了若干修改简化，如能源系统只采用银锌化学电池供电方案，去掉太阳能电池加镉镍电池供电部分，只保留姿态测量用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这样一来，最后确定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分系统组成是：结构、温控、能源、《东方红》乐音装置和短遥测、跟踪、天线以及姿态测量部分。许多与会者如今回忆说：“钱学森在几天论证会上，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优中选优，最后确定方案，使人们口服心服。”

1968年2月，国防科委接管“651”设计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主要研究所及工厂，正式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兼任院长，组建总体设计部，孙家栋任总体部技术负责人。钱学森直接指导组建工作，确定总体设计部的主要职责、组建方案和主要干部人选等。钱学森提出，总体部的人知识面要宽，既要懂工程上的问题，又要有比较广博的科学知识。学工的人知识面较窄，而学理的人基础知识面较宽些，这正是来自科学院人员的优势，要让他们尽快地熟悉工程上的问题，从中培养出一批适合搞总体设计的人员，要尽快建立一支卫星总体设计队伍。总体设计部的构成中，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力量两者大体按3∶7的比例考虑。

空间技术研究院建院之初，科学技术基础还很薄弱，研制条件亦十分简陋。钱学森、常勇提出“边建设、边研制”的方针，带领全院职工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全院职工知难而进，凭着自力更生、顽强拼搏、勇于攀登的精神，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技术发展道路。钱学森还多次向科学技术管理部门的同志提出，要按“三步棋”安排型号计划，坚持预研先行，严格按研制程序办事。在建院任务非常艰巨的情况下，他十分重视各研究所的方向任务调整及技术队伍的充实与提高，为后来空间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2月初，“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了出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卫星出厂鉴定时，有人提出：卫星在地面模拟试验了5天，怎么能保证卫星打上去在太空中能运行二十几天？由于谁也给不出解释，卫星出厂鉴定一直无法通过。孙家栋心急如焚，会后，他立即向钱学森作了汇报。钱学森收下厚厚的卫星技术和测试文件仔细研究，几天后在鉴定文件的封面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我看，此星可以出厂。”钱学森以他特殊的专家身份和真知灼见一语定乾坤。

1970年4月1日，装载2颗“东方红一号”卫星、1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门列车到达我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月14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杨国宇、杨南生、戚发轫等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汇报，并鼓励大家说：“如果这次成功了，还要继续前进，不要骄傲自满。”4月16日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国防科委，说明中央同意卫星发射安排，并批准了卫星、运载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同时还指出：“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一个螺丝钉都不轻易放过地进行测试检查。”

1970年4月24日下午3点50分，周总理电话告知国防科委罗舜初：“毛泽东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仔细地做好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晚上10点，国防科委指挥所向周总理报告：“运载火箭一、二、三级工作正常，卫星入轨了！”周总理高兴地说：“准备庆贺！”他立即向毛主席报告这一喜讯。周总理在审阅将要发表的《新闻公报》时，亲自加上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字句。

新华社发布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在许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指出：这一行为“体现了中国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进行宇宙开发，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达到新高度”。

天穹建伟业，星际谱新篇。自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以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发射了200多个航天器，目前仍有百余个航天器在轨道上运行，创造了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在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三大领域，树立了中国航天的里程碑。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目标赋予我们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空间技术事业创新发展，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

空间资源开发隶属于国家的总体战略，航天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都是国家为满足其政治、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战略性决策。

历史将永远牢记对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开拓者与组织者。“钱学森星”“杨嘉墀星”“孙家栋星”，永远闪烁在宇宙中，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共存。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在将来的宇宙航行中，人们有可能登上太空中的“钱学森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1)　作者杨照德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熊延岭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