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七机部第八设计院到空间技术研究院五〇八所

第八设计院的成立是为了要承担起人造卫星和飞船总体设计以及飞行器回收的任务。但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变数。

让我们从1964年说起。1964年8月，传来杨南生院长要被调往国防部五院四分院任副院长并负责固体火箭研制工作的消息。杨南生（1921—2013），出生于缅甸仰光，1岁多时随父母回国。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航空系，后转入机械系，1943年毕业。1947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各向同性金属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当年10月回国从事汽车材料试验等工作。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反右期间，由于所有机关、事业单位暂停党员的发展、转正工作，1958年9月他在中科院1001设计院支部转为正式党员。从该设计院成立至1964年8月，他一直担任1001设计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副院长。

杨南生临行前，我去看他。他把私人订阅的一摞国外出版的航天杂志送给我，意在与原有的工作领域告别。我内心对八院失去这样一位很适合领导航天总体事业的专家深怀遗憾之情，更对他去负责研究诸如聚硫橡胶、过氯酸钾、复合推进剂等工作，能否最大限度发挥他的技术专长而感到疑虑。

1965年7月设计院迁往北京时，党委书记艾丁未能续任（留在上海任机电二局党委书记），改由上海新技术室合并过来的于志任党委书记。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于志受到剧烈冲击，不幸匆匆离开了人世。设计院陷入既无书记，又无全面主持技术工作的院长的混乱局面。1967年，在八院甚至出现室主任被“靠边站”的事件。不过，七室的工作仍在发展中，从成立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到1968年春的120余人，分成总体、结构与温控、姿态控制、能源配电、遥测、遥控等六个工程组。

1967年3月，基于当时派性斗争的形势，聂帅请示周总理后，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在3月17日宣布：对七机部实行军管，中科院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国防科委。6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同意国防科委提出的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方案，提名由钱学森兼任院长，常勇任政委。经研究，他们将院址选在白石桥附近的原社会主义学院大楼。8月12日筹备处成立，11月，陆续将中科院相关所、厂，以及七机部八院、702、704等所划归即将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1968年2月1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宣布：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隶属国防科委建制。

1968年2月20日，新的五院正式成立，院长和政委正式任职，同时撤销筹备处。七机部八院正式更名为“空间技术研究院第508所”。根据上级安排，我来到五院正在建设中的501部华翔政委的办公室。经过愉快的交谈，原八院七室的百余名技术人员正式被移交给501部，成为501部的重要基础力量。

1968年春，北京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宣传队”）进驻八院，不时召开一些小会，了解七机部派性矛盾的情况，并商讨如何解决。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同事，习惯性地问了一句：“干啥去了？”他悄悄地说：“开会！在谈到你的情况时，一位宣传队的工人师傅最后说道：‘他是贫农加抗日革命烈士家庭出身的人，从小就在家干农活，能有啥事？’”

不久，宣传队要选派一批科技人员到北大荒东北野战军某师的军垦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最终，他们从全院约800名科技人员中选派300多名知识分子成为军垦战士。这些知识分子被编成两个连，一个连分四个排和一个炊事班，由九名野战军现役军人（正副指导员、正副连长、一名事务长和四名排长）管理。根据宣传队安排，与七室人员有关的连队，由我宣布人员名单，并张榜公布。我和朱毅麟、范本尧、王文楼等被编在一个连队，即将奔赴北大荒，通过在美丽的黑土地上播种春小麦和东北大豆等作物，接受再教育。

1968年以后，又有一些技术骨干，如回收室主任、加工部门高工等，被陆续调走。宣传队还打算把其余的人员整体迁往河南省某县。但在“革委会”中，宣传队两人同意，本所的三名委员坚决反对，整体调迁之事未果。

改革开放以后，508所逐渐恢复元气，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补了回来。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代航天人奋发进取、再创辉煌，特别是在光学遥感技术和回收技术方面取得骄人成就，正在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钱学森创建的1001设计院在航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笔者最近应约为508所筹备纪念第一颗卫星上天50周年成就展题词，曾献小诗一首，兹转录如下，也略表对1958年创建火箭卫星设计院的钱学森的缅怀之情：

精准遥瞰天地间，苍穹往返只等闲。

嫦娥舞姿多曼妙，中华复兴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