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第一家省市级电视台开播

这是一张黑白老照片。

登载在上海电视台建台30周年征文选《我与电视》的扉页。

46个人。14位女性，32位男性。

一块幕布前。分成四排。第一排9位坐在椅子上。显然领导居多。

一个个风华正茂。年龄最高不会超过40岁。

男性几乎全是中山装，那个年代特有的服装标志。

照片下一行字：“第一次试播后工作人员合影”。

这是上海电视台建台时第一次试播后工作人员的合影。

1958年9月。

如今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工作的员工，很少有人辨别出照片中谁是谁了。

可他们已然铭刻在历史的相框里。

他们是中国第一家省市级电视台的建台元勋。

1958年9月30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本报讯：继北京之后，我国的第二个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已初步建成，定于十月一日试播，向国庆献礼。

上海电视台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正式筹建，拟定今年年底初步建成，明年元旦开始试播。在总路线鼓舞下，由于各承制单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提前三个月完成。除部分零件由国外进口外，全部设备均由国内设计，国内制造，其中图像和伴音发射机，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门自行设计制造的。电视台的全部筹建工作，得到了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器材厂、天津电车修造厂和上海市公用局、交通运输局、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等有关工厂企业单位的大力支援……

就像上海电视台台庆60周年纪录片里所说的：

1958年是中国电视的元年，也是上海电视事业的开创之年。

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建成开播。1个频道播放黑白画面的电视节目。每周播出2次。每次2～3小时。

那时，对外叫上海电视台，对内还只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部，时任副主任赵庆辉、周峰。

说起电视，我们不妨将视线稍稍拉开一点。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经历了信息传播的五次革命：第一次是语言的形成与使用；第二次是文字的发明和运用；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第四次是无线电的发明与应用；第五次是计算机的诞生与网络的发展。

电视是人类传播史上第四次革命的产物，即无线电技术发明与应用的产物，也是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媒体之一。

1817年，瑞典科学家布尔兹列斯发现了化学元素——硒。

1884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尼普科夫发明了机械电视扫描盘。

1925年，被誉为“电视之父”的英国工程师贝尔德在伦敦一家百货店里，展示了他发明的机械电视机。

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开办了全球第一家电视台，这一年的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一场发生在亚历山大宫的盛大歌舞，这一天被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

1936年8月，纳粹德国在柏林设立了28个集体收看点，通过电视报道了柏林奥运会。

1939年4月30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首次用电视转播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的盛况，主持开幕典礼的罗斯福，成为第一位在电视上出现的总统。上万名观众通过近千台电视机收看到这一情景，无不为这一“魔盒”的神奇魔力而震撼。

1958年5月1日，中国大陆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播。同年10月1日，中国大陆第一家省市级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开播。

195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英美科学家完成核聚变试验；中共中央提出“大跃进”的口号；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赫鲁晓夫接任苏联总理；新中国第一辆轿车出厂；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建成；全世界都在转呼拉圈；香港导演王家卫出生；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回国；戴高乐当选法国首任总统。

上海电视台元老之一，原上海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上海市广播科研所所长何允在回忆录中提到：

筹办电视台的工作实际早在1955年就开始孕育了。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陈浩天同志就和许多技术人员酝酿创办上海电视广播的问题。他首先抓了技术干部的培训。1956年初听说中央广播事业局派去捷克和苏联等国学习电视技术的同志不少都是上海人，他们回国后春节都会到上海探亲，陈浩天就不失时机地请他们来电台为我们技术人员开办了电视技术的系列讲座。章之俭同志讲电视基本原理和信道系统，钟培根同志讲摄像机的原理，何正华同志和陶增馨同志讲电视发射设备原理，虽然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可对上海台大部分技术骨干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启蒙教育。

1956年，夏季北京有一次日本展览会，日本东芝电器的园部茂先生运来了一整套电视设备，包括一辆电视转播车，一架50瓦电视发射机和天线，若干架接收机和测试仪器等，预定在展览会上作开路表演。陈台长知道以后马上派陈逸民和张衡初两位同志去北京日展参加学习和操作。这套设备就成为国内研制电视设备的重要参考。接着清华大学请苏联专家讲电视技术课程，陈台长就派了卢树人、张青严和徐英同志到清华去听课。在上海的其他同志也掀起了学习和钻研电视技术的热潮，大家都热切希望早日开始电视广播。

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工厂能生产电视广播设备，有些设备只能自己做。于是由何正声同志带领狄佐荃、陈嘉榴等同志设计和制造发射机，蒋明睿同志设计和制造天线及馈线系统，伍伯蓁和仪器室其他同志试制电视同步信号发生器。这样既可培养技术人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又可解决设备问题。

也是上海电视台元老之一，原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总工程师何正声回忆道：

195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展电视技术研究工作并筹建电视台的信息传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后，在副台长陈浩天和何允同志的领导下，上海也积极跟上。1957年春，研制电视发射机的任务交给了研究组，由我们自己设计。参加者有狄佐荃、陈嘉榴和毛玉麟同志。当时我们完全不懂电视，而中文版的电视技术书刊还是空白。我们就从英文版和日文版的电视技术书中学习基本原理，然后再看外文期刊中的论文，因较新和最新的技术只能在期刊中找到。第一次研制电视发射机，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为了使上海人民能看到电视，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制造发射机。当时，大部分电子管和器材，都是市场上买到的。设计电路时，我们尽量采用新技术。机器的制造除了大机架请外面的单位加工以外，都是在虹桥路金工车间自制的。发射机天线及有关附属设备是由蒋明睿同志设计的。

与此同时，1956年8月2日，上海电台台长苗力沉、副台长陈浩天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申请筹建上海电视台。10月11日，编制出《一九五七年上海电视台设计任务书》草案。10月22日致函中央广播事业局，申报电视频率，并提出自己动手设计制造电视发射设备。1957年7月26日，上海电台台长苗力沉、副台长陈浩天向中共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正式提出建台方案，并转达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利用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自制设备，进口少量零件，在北京建造小型电视台，建议在上海建造类似的小型电视台，作为中国创立电视广播事业的初步计划，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的支持，纳入市政建设规划。

可是当1957年初建台方案决定了，连申请外汇打算向英国的马可尼公司或PYE公司订购三个摄像机信道电视转播车的报告，都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批准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陈浩天副台长挨了批判，被打倒了。积极筹建电视台成了反党罪行。上海电视台的发展从建台开始就是一波三折，筹备工作就此夭折。

历史的步伐有其偶然的跌宕，也有其必然的趋势。

1958年，突然又将筹建电视台，作为“大跃进”的“赶”“超”西方世界的项目，加之听说海峡对面的台湾也在筹建电视台，正在向共产主义“大跃进”的中国大陆怎么能落在台湾后面？

同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筹建上海电视台，隶属于上海电台，编制为30人。同年4月，上海电视台筹建组建立，赵庆辉受命负责。

于是，一切都是“大跃进”的速度。抽调人马，赶制设备，技术培训，选择台址，录制节目。马不停蹄地加班加点。

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血气方刚，热血沸腾。

还是让赵庆辉的回忆将这些功臣的名字留在我们的史册上吧：

经市委宣传部介绍去见电影局领导袁文殊同志，他热情赞助一口答应，选派了以富有开创新事业精神的周峰同志为首的一个精干班子。从电影系统陆续调来的有朱盾、邹志民、肖振芬（摄影），梁十千（美工），苏黎元（洗印），张罗山、乔善珍（放映）等同志；又从电台文艺部选调来原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富有朝气的青年同志许诺、沈西艾、周宝馨、李尚奎、江波、王宗尧；宣传部还调来了李宝性同志。为开展试播工作需要，从电台又调来胡文金（音响）、沈曾修（技术）、俞鸿祥（灯光）、徐世新（保卫）、陈松乔（总务）和李伟民等同志。这将近卅个人就是开始试播时的“全班人马”。试播当天，电台各部门都有同志来帮忙。领导还选派了陈醇、张芝两同志来支援，担任播音（报幕）。试播以后，随着开展工作的需要，队伍得到充实和加强。市委宣传部从儿童艺术剧院调来奚里德、丘斌、陈君明等同志；电台继续支援了业务骨干周济、伍亚东、祈鸣（新闻部），吴淞（文艺部），赵慧娟（办公室），尤文澜、丁人仪、杨福云、宋世传（技术部）等同志。通过组织分配，还陆续调来任静、郭信玲、梁学忠等同志。

用老局长邹凡扬的话来定义：他们是响当当的上海第一代，也是中国第一代电视人。

时间可以淡化很多事情，可是经历过艰苦创业的当事人却很难忘却那些亲力亲为的故事情节。

某些“栽树”的细节应该记载下来，值得“乘凉”的后人有所感动并且纪念。

在号称“中华商业第一街”的上海南京东路上，坐落在湖北路和金华路之间，矗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大楼——永安大楼。它的前身就是旧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公司，因一至五层为商业用房，六层至大面积的屋顶为电影院、茶园、舞池及露天散步场所，即名声赫赫的七重天酒家，所以也将永安大楼称为“七重天”。与永安大楼毗邻的东侧，有一幢美国现代摩天楼风格的建筑，便是新永安大楼。经过多处选址，最初的上海电视台就选建在上海市中心新永安大楼里，因为这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最高建筑物之一。在新永安大楼上架起的电视发射天线离地面108米，图像发射机功率为500瓦，有效发射距离可达30千米左右。

最早的电视节目不是用摄像机拍摄的，而是用的16毫米摄影机。

时任电视台副主任周峰回忆道：建台初期，新闻组只有三位赤手空拳的摄影师。一无摄影机，二无反转片，三无洗印设备。后来在旧货店买到一台16毫米摄影机，又经八一电影厂厂长陈播大力支持，让给电视台一台16毫米摄影机，还低价卖给电视台不少部队已经过期的16毫米反转片。当时真是如获至宝。

10月1日晚上第一次试播的第一条电视新闻《一九五八年上海市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就是用这种过期反转片拍摄的。

当时的洗印设备完全靠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工作人员挤在阳台上的一间小屋里，用木板做成药水槽桶，用竹子做成洗片架。冬天药水加温靠煤炉，夏天降温靠用深井泵抽上来的地下水再加冰块。

略有点电视常识的人们一般都知道，通常的电视节目是经过拍摄录制后送到播出机房播出的。自然还有不少节目是通过直播让观众知晓的。而直播对设备、技术和现场调控的要求往往是很高的。

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电视播出其实就是直播。而当时的直播与现在的直播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那时实在是设备太简陋，直播完全是逼出来的。

播放电影因为没有可以将电影转换成电视的机器，于是就直接用摄像机对准电影放映的“银幕”墙板上的图像，直接对外播出，完全靠现场的精心调试，尽可能取得较好的播出图像。

2014年1月20日下午，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聚满了上海电视台的几代电视人。人们满怀着悲痛心情，前来送别中国电视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条电视新闻的拍摄者之一的高级记者朱盾。灵堂上的一幅悼联写出了朱盾老师的高风亮节：“创业守成劳绩铸就宗师；忠厚诚慈遗风衣被后人”。

曾经的一帮老同事都习惯将憨厚魁梧的朱盾老师称作“老朱盾”，这位桃李满园，操着一口浓浓余姚口音官话的开台元勋，生前回忆起第一条电视新闻的诞生，自然十分激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开台前夕，因为没有摄影机，我往旧货店跑得更勤了，总希望碰上运气。9月14日下午，我再度走进协群调剂商店，突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台半新的老式鲍来克斯摄影机正放在柜台里，标价是9百元人民币，我如获至宝地检查了三只镜头和机身传动部分后，就在当天办理了购买手续。不管怎么样，我从此有了拍电视新闻的武器。虽然式样是老掉了牙，但它参加了我第一条电视新闻的拍摄，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与我形影不离，记录了许多珍贵历史资料，拍摄了重大工农业成果，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在上海。还拍摄了第一条纪录片《飞跃吧！英雄的城市》。

说起鲍来克斯摄影机（也译“宝莱克斯”），笔者1983年考进电视台的时候，新闻部还在使用。那时人们都以为是德国造，甚至有的教科书也是这样写。2016年底，笔者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广编专业师生到瑞士高校交流，意外地发现，欧洲的高校在探索VR影像等前沿艺术的同时，居然还在孜孜不休地用鲍来克斯16毫米摄影机拍摄胶片电影，而我们国内电视台乃至高校很多摄影专业早就放弃了胶片摄影，而且鲍来克斯摄影机分明是瑞士制造。30多年前，拍摄一条新闻片十分繁琐，涉及测光、聚焦、景深、镜头、冲印等各个环节，格外讲究，难度大，工序复杂，效率也低，所以那个时候对摄影师的要求特别高。

几十年过去，第一代电视摄影记者邹志民对第一条电视新闻诞生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1958年10月1日，由朱盾、肖振芬和我组成三人摄制组，一人抱一台16毫米摄影机（有一台还是临时借来的），一早就进入了人民广场。游行开始了。第一次参加拍摄新闻片，场面又是这么大，心里不免有些慌乱。那天我自己扛着一个六尺双脚扶梯，一会上，一会下，一会东，一会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忙乱不停。有时跟人相撞，有时跟彩车相撞。有两次还将分给我的镜头漏掉了。于是，我提起摄影机，蹭蹭赶到广场西端，将漏掉的镜头抢回来。

三个小时的游行，片子拍了三四百尺。游行一结束，我们立刻投入紧张的冲印，剪辑。开台第一条电视新闻片，是周峰亲自坐阵，请来电影厂老剪接师付继秋编成的。三四百个胶片镜头，在几个小时里要编成七八分钟的电视片，这种速度，是我搞电影时从未有过的。在那个简易剪接室里，气氛异常紧张。那剪接师脖子上挂着，嘴里衔着，片袋里夹着，我们这些帮忙人手里拿着的全是片子。有时为了一个尺把长的特定镜头，七手八脚还找不到，最后再把废片堆翻上一遍。钟表指针嗒嗒，那剪接师头上的汗珠滴滴。上海电视台第一条电视新闻片，终于在播出前半小时完成了。完成剪辑任务后，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奔向永安13楼演播室，开始了上海电视台第一次直播的摄像工作。导演周峰和许诺，用颤抖的手指，切出了演播室送来的第一个电视画面。

1958年10月1日，在人民广场录制国庆游行的，除了几位摄影师，身材娇小的上海电视台一级录音师胡文金也忙碌在人山人海中，她带着一台小小的录音机跟随着摄影师们录制游行的实况声音，因为16毫米的摄影机没有录音功能，所以要专门用录音机到现场采集声音。可是这一看似简单的声画对位，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就是放映机的声音和电视画面无法同步。胡文金老师回忆道：放映机是每秒钟24格，我们电视每秒25格，本身就不同步。所以我们录音机放着放着要变慢，怎么办呢？我们当时想了很多土方法，想用一个机器帮助它转，加点力量帮它转。

同样是细节，开台元勋王忻济的记忆中永远停格着试播当天的创业者忙碌的身影。虽然本书的故事绝大多数是讲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但是笔者宁可省略其他的某些文字，还是不忍割舍王老的深情回忆。没有那些年那些人的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何来今日的辉煌与壮美：

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正式对外试播，为正在欢度九周年国庆的上海人民增添了欢乐。这一天，上海电视台的同志显得特别繁忙，一早就来到永安大楼，开始为晚上上海电视试播做准备。

从电视中心到发射台，技术组同志认真调试设备，使设备保持在最佳状态。

放映员乔善珍和张罗山对播放的新片进行放前检查，绝不放过一个有问题的镜头。

美工梁十千忙着演播室内的布置。

总务陈松乔为接待晚上来台的演员到处奔波。

报幕员紧张地背诵晚上播出的报幕词。

电视开播的总指挥是赵庆辉，技术总负责何允，导演周峰。

18 ： 30技术系统调试结束，对外开始播放测试信号。技术员向摄像师移交了电视摄像机。

18 ： 57送出时针图像。

18 ： 58开播时刻终于到来。导演先后命令副导演切出台标播放新四军军歌，播放国庆口号。

19 ： 00播音员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用亲切而激动的话语宣布上海电视台开播并祝贺观众们节日愉快，预告节目。随后，播放《1958年上海市人民庆祝国庆大会》的电视新闻。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企业文化展示区，保存并展示着上海电视台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串联单。在台庆60周年采访当年的现场直播的切割导演助理许诺时，许诺老师看到这张串联单激动不已：“对，是我亲手刻的，新买的钢板、蜡纸，我是第一次刻，而且我的字是最不好的，前一天晚上30号晚上刻的，第二天要播了，要用了。”

这天播出的节目有上海著名歌唱家周小燕、蔡绍序的女高音和男高音独唱，0445部队的山东快板，上海广播乐团和少儿合唱团也参加演出了女声小组唱和少儿合唱。周小燕回忆道：“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永安大楼，我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我们党委书记孟波写的《朵朵葵花向太阳》，还有一首是温可铮老师写的《小扁担两头弯》。”

副导演按照导演的命令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顺利地切换。最后播放故事片《钢人铁马》。当年担任电影放映转录工作的乔善珍老师回忆道：“那个时候真的很艰苦，荧幕很小的，只有小布头这么大，两个放映机在这里放映电影，摄像机在我们后面。它要依靠摄像机把这个图像摄进去，再通过发射台发出去。”

播出结束已过21：30，整个播出过程没有发生一次差错和事故。大家一阵欢呼，互相庆祝试播成功。

有一个数据更值得记录。这次试播，上海约有100个收看点，组织了约有万人收看试播盛况。也就是说，上海电视台开播，仅有100台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这100台电视机全部是从苏联进口的黑白36厘米（14英寸）电子管电视机。

1958年10月25日，开播才不到一个月，上海电视台就播出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居然也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对外播出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录像机。于是，全剧需要的十多场内景全部在演播室搭好，开播前三台摄像机跟着演员接连排练两次。直播室，演员上下场，换服装，都在极短时间完成。导演、调度、摄像、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等各工种全神贯注，有条不紊，一个个紧张地汗流满面。当演出圆满播完，大家的脸上都挂满了欣慰的笑容。

2018年9月27日下午，在浦东新区东方路2000号东视演播剧场举办的庆祝上海电视开播60周年的盛典上，年轻的主持人请上7位已然耄耋之年的开台元勋，回忆当年，展望未来，他们依然激情满怀，激起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创业维艰。第一代电视人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有的已经老态龙钟，可是他们对新中国电视事业的热爱，他们不畏艰难一丝不苟的创业创新精神，永恒地留在中国电视发展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