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壮游万里，观想古今
司马迁大约从长安出发逾越秦岭东段余脉，经过武关这个被称为“秦头楚尾”的要塞，进入楚地。从那里他溯汉水，抵达洞庭湖一带。注入洞庭湖的沅水和湘水两河流域，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所以他在《离骚》中说过“济沅湘以南征”云云的话。司马迁到那里去，应当就是为了追寻屈原的踪迹。接着他南下九嶷山（在今湖南、广东交界处），为探访传说中大舜的葬地，再折回北面，去凭吊屈原写下《怀沙赋》后自沉的汨罗江。他后来说，当他翻阅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等篇章，想起曾身临他自沉之地的经历，就会看见屈原栩栩如生的样子，禁不住垂泪涕泣。可见他对这一番实地探访的印象之深。
司马迁从长沙渡洞庭湖，现在就可以顺流而下，抵达九江。他自己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从今九江到庐山，确实要往南走一段，但说“观禹疏九江”就不大好理解了，《尚书·禹贡》提到“九江”，但并没有说禹在这里治过水。所谓“禹疏九河”，按文本原意是描写禹在华北的活动。司马迁认为在南方可以找到大禹治水的遗迹，说明在那个时代，最初出现在华北的传说人物尧、舜、禹的活动地域，都已经被极度地扩大了（舜葬于九嶷山之说亦同此理）。这些上古传说里的人物，即使在真实历史中确有原型，那也最多不过是在远古的华北同时存在过的上百甚至几百个小酋邦之中势力较大、较有名的酋长。由酋长而被提升为神话中人，由神话中人再度被“历史化”而变为现实人间的“圣王”。经过这样一番由人而神、又由神而人的转换，被“还原”的已经远远不是转换之初的那个人，而是要比最初的酋长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想象中的“历史人物”。
从庐山下来，再度顺流而下，就来到江南。他所以会在今绍兴寻访“禹穴”，其中的道理也和刚刚讨论过的同样。黄帝跑到浙江南部去“升仙”、大禹南巡死于会稽，还被葬在那里，都属于这一性质的“集体想象”。禹的传说和遗迹传播到江南，很可能与越国的王族自称是大禹后代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想象，在司马迁的时代早已变成为被人们深信不疑的真实历史。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司马迁能够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一眼看穿它们。
从禹穴北上，司马迁到达长江三角洲的吴国故地，访问春申君的旧城。当时南部中国的经济文化，其发达的程度要远远落后于华北核心地区。土著居民是与北方的华夏完全不一样的人群，他们说的也不是汉语。北方的城市人口拥挤，“车毂击（因为车太多，所以轮子的轱辘互相碰击），人肩摩，连衽（衣服下摆）成帷，举袂（袖口）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所以当时的民谣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是南方呢？司马迁描写他的亲眼所见说：那里地广人稀，盛行刀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因为人口少，日用所需大半靠自然资源直接提供，既没有发展商业的需要，也缺乏通过商业逐利的动机；人们都能勉强混日子，过得懒散苟且，无大贫，也无大富（社会分化程度很低）。正因为如此，春申故居的繁华才会给司马迁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从那里，他到姑苏观看太湖，循江南水道达于长江，又渡江北行，到西汉名将韩信的故乡淮阴。淮阴当地人告诉他，韩信贫时葬母，居然选了一块又大又平敞的开阔山地，在旁边预留出可安置万户人家、以便为母守坟的地方，可见他当初的志向就非一般人可比。
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韩信立传，写到过一个著名的“胯下之辱”的故事，应当就是在此时从韩信的家乡听来的。故事说韩信年少时，曾在大庭广众受到当地卖肉集市中一个恶少的欺辱。那恶少对他说：“不要看你人高个子大，又喜欢佩戴刀剑，实在是胆小鬼。你如果不怕死，就拿着刀冲我来；如果怕死，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韩信对这个恶少打量了一番，居然乖乖地伏下身子，跪倒在地上，一声不吭地从恶少的裤裆下钻过去了！说到这里，司马迁写道：“整个集市的人都讥笑韩信，把他看作是一个怯懦的人。”
在这里，司马迁的措辞非常值得推敲。韩信不过是被那些讥笑他的人看作怯懦而已。他这样说的真实意思是，在他看来韩信未必怯懦。那么他这是在不加区别地赞扬卑躬屈膝的胆小鬼，或者赞扬用“以曲求伸”的借口为自己的怯懦行为辩护的卑劣人格吗？完全不是这样！司马迁高度评价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正是仰仗了韩信的智勇，刘邦才能“拔赵、魏，定齐、燕，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韩信终以谋叛被杀，不过失算在“天下已集（已统一），乃谋畔逆”而已。在司马迁看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所成就的奇勋伟业，甚至他后来的谋反，都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心存大志的人。因此，司马迁才会对少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体会得比流俗见解更加深刻。他是从自己甘愿忍受宫刑污辱的悲壮心境出发，去看待韩信的。不加分析地拿“以曲求伸”当作人生教条，经常会把人引向阴暗势利、卑鄙龌龊的心态。这是我们应当加以警惕的。这也不是司马迁赞扬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本意。
自淮阴再往北走，遂进入齐鲁地区。这是秦汉时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司马迁说，在那里儒学传统已化为人的“天性”。他称赞齐地民俗说：“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他在鲁地参观孔子的庙，被其中的车服礼器，以及在孔府习礼的青年学生深深地吸引了，以致流连再三，不舍得离开。从齐鲁南返彭城，那一路走得不大顺利。在路过薛这个地方（今山东薛城）时，他发现此地虽与邹鲁相距不远，其民风却暴烈少文，与邹鲁迥然不同。一打听，他才知道这里是战国时孟尝君家的世代封地。这个以“好客自喜”的贵公子在此地庇护了六万多家“任侠奸人”，所以才会如此。
由彭城西行，进入追随刘邦起义打天下那一帮人的故乡，那里还有许多人记得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事迹。特别是他还遇到了樊哙的孙子，当时失封家居，从后者嘴里听到许多当年的故事。他凭吊了这些功臣名将的墓。
从那里，他穿越今河南省境，沿途考察名胜古迹。在大梁（即今开封）城的城墙废墟处，司马迁专门打听所谓“夷门”的位置，这才知道就是十二城门中的东门。夷门曾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一段故事而名闻天下。
信陵君是战国时的魏国公子，是那时候以大批收罗侠客知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当时魏国有一个叫侯嬴的高士，穷困潦倒，隐身在大梁充当夷门的看门人。信陵君知道这个消息后，想用很丰厚的馈赠来打动他，但被侯嬴一口拒绝。此后有一天，信陵君在家里大摆宴席，客人都就座后，他却翻身上车，预留着车左面的上席，亲自往夷门去请监门侯生。侯生见了信陵君，提起破衣旧帽子，毫不谦让地坐到信陵君的上首。信陵君恭恭敬敬地拉起控御马车的缰绳，驾车就往回走。在路上，侯生又突然说：“我有个朋友在街上的卖肉店里，请从那里绕一下。”到了那个肉店，侯生下车去与名叫朱亥的屠夫说话，一面不断地察看信陵君的脸色。这时候，在信陵君的家里，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满堂，都在等待信陵君举杯请客；他的从骑心如火燎。市民们则好奇地围着亲自驾车的信陵君看热闹。但信陵君始终安然自若，一点没有不耐烦的神色。监门侯生蹭足了功夫，这才辞别朱亥，跟信陵君去赴宴。信陵君把他安排在宴席上座，向全体宾客介绍自己的新客人，并亲自向侯生祝酒。
侯生做信陵君的食客后不久，秦国进攻魏的同盟赵国。魏王先发兵救赵，接着因为受秦的威胁而命令援赵的魏军统帅按兵不动。赵国形势危急。赵国的平原君派往魏国求救的使者“冠盖相属”，信陵君计无所出。这时候侯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之计，即用替魏王爱妃寻获她的私人仇敌作为交换，叫她偷得魏王调兵遣将的虎符。凭着这枚虎符，信陵君来到魏军阵前，依靠侯生推荐的勇士朱亥，对见证虎符后依然不肯交出兵权的魏军统帅实施刺杀。信陵君终于夺得十万魏军的指挥权，“北救赵而西却秦”。那个侯生呢？他对信陵君说：“我受你厚恩，但因为年老，不能随你一起去实现这番策划。我会计算你的行程，在你到达魏国大军的阵地之日，我将面朝你所在的北方自杀。”他果然这样做了。
最后，司马迁大约是通过函谷关，回到关中。
司马迁的行程，总共两万多里，走了有两三年之久。他由此而得以见识了当时被华夏文化所覆盖的差不多全部地区。他还没有走到吴越之地的更南方，也没有到楚西南的边外地区。西汉将版图扩大到这两块地方，还在司马迁漫游关东之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写道：“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翦。”这段话分别说了两件事。南越国未灭亡时，曾用一种“枸橘酱”来招待西汉使臣。据南越人说，他们是从来自今广西、贵州地区的商贩手里获得这种味道特别的土特产的。使臣回到关中一打听，了解到这种枸橘的产地实际是在蜀地。西汉人这才知道从蜀地东南行，有路可以通到今广东。他们要循这条路攻打南越，因此才有不久后从四川经略牂牁等“南夷”之地的行动。这是前一句话的意思。后一句话则说，张骞通西域归来后说，在印度西北的大夏（在今阿姆河上游南、北两岸）看见用“邛竹”，即今川西南出产的竹子制造的手杖。他向当地人询问从哪里获得这种手杖，才知道从今滇西有路可以经由今缅甸等国进入印度，再通往中亚。于是西汉又有了将“西夷”，即今云南各部族括入版图的念头和行动。司马迁后来作为皇帝使臣访问过“西南夷”，是他那个时代最早对这一地区进行实地勘察的极少数人之一。
这一番出游，对司马迁后来写《史记》有极大的帮助。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马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只有司马迁能对此了如指掌，说得一清二楚。自古史书讲战争地形，没有比他更详细的。司马迁胸中有一个天下大势，远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
经过长途跋涉，归家不多几年之后，他即被召去做“郎中”的官，从此踏入仕途，而且是在有不少机会接近皇帝的那个圈子里。他做郎中十年左右。而他进入仕途后的第一个上司，就是名将李广的儿子李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