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科学家的启示
1995年夏季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吃过晚饭，像往常一样，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约一个小时，便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了夜晚的工作。
每晚坚持学习、工作，是宋健从青年求学时起就一直保持下来的习惯。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勤奋、拼搏的精神，才成就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界非凡的功业。
以往，每当宋健坐在书桌前，主要精力总是倾注到自然科学领域和他的专长——控制论、科学与社会系统论方面的研究中。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他的惯例被打破了，他的书桌上堆放着一部部诸如《史记》《汉书》《中国通史》《世界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如醉如痴地翻阅着，并不时地摘抄着一些片段。事实上，像这样全身心地投入中外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他早在十几天前就开始了，而促使他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动因则源于对以色列的访问之行。
不久前，宋健率领一个国家科学考察团访问了以色列，就在这次访问中，他结识了这个国家的国家科学院副院长、著名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特德莫先生。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特德莫老先生尽管是纯粹的以色列人，却出生于中国的哈尔滨。为此，他一直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兴趣与感情。这次面对中国官员及科学界人士的来访，特德莫自然是满怀热情。在一番倾心而愉快的交流之后，特德莫送给宋健一份关于亚述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材料作为纪念，这份材料的大意是：19世纪中叶，几位学者成功地破译了亚述巴尼拔[1]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后来的学者利用这些破译的文字并借助天文学理论，终于解决了阿卡德王国之后的精确纪年问题，而巴比伦第一王朝[2]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也由天文学家根据出土的金星泥板中记载的天象记录推算了出来。学者们根据史料和考古遗存以及14C测年技术等，基本上将古巴比伦王国的年代框架构建起来，从而使湮没已久的巴比伦文明大厦再次崛起于两河流域，为世界所瞩目。
特德莫所赠的这份材料，尽管有些地方艰涩难懂，论证方法烦琐复杂，很难让局外人全部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但宋健明显感到这份材料的研究套路与借助的资料，跟埃及年代学的建立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之间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相通的。令宋健记忆犹新的是，在这次访问以色列之前，他曾到非洲访问并在埃及做了短暂停留。就在这短暂的停留之际，他在中国驻埃及大使杨福昌的陪同下，参观了举世闻名的金字塔和卢克索神庙遗址。从陪同者的介绍以及与当地学者的交谈中宋健得知，埃及的神庙建筑存在的时间要比金字塔长一倍以上，几乎和古埃及文明相一致。但古老伟大的埃及文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公元前332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法老埃及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辉煌的古埃及文化一蹶不振。后来在希腊文化、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古埃及文明逐渐走向衰落，留给后世的只是像卢克索那样无法用人力完全毁灭的一座座神庙和石头堆砌的遗迹。
就在古埃及文明衰落几千年之后，随着拿破仑于1798年的入侵，特别是1822年法国天才学者商博良等人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开始复活，之后又经过法、英、德、美等国考古学家和学者100多年的努力，古埃及文明的大厦开始得以显现出来。曾在埃及古代史上延续了31个王朝的断代问题，通过对古文献、古遗址、古文字、天文学记录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已基本得到解决。年代学学者还根据天狼星偕日出的记录，确定了古埃及某个王统治的绝对年代，如著名埃及年代学家帕克根据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第七年第二季4月16日的天狼星记录，把这一年定为公元前1872年。以天狼星日期记录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绝对年代框架，逐渐成为构筑整个古埃及文明大厦切实而重要的支柱。
埃及卢克索神庙
当宋健将要告别以色列科学院时，特德莫对他说：“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一起，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四大文明古国，并在世界文明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国学术界对华夏文明的早期历史能集中精力进行探索性的断代研究，其成就将不比亚述学、埃及学逊色，其成果的取得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必将产生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特德莫表示，如果需要，他愿意怀着对中国历史的热情与挚诚，像参加亚述学研究一样，同中国的学者共为建立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年代学构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尽管宋健对特德莫所表露的一片真情，只做了“表示欢迎”之类的礼节性的回答，但这件事本身却给予他一个刺激和启迪，同时也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中而挥之不去了。几年前，宋健曾赴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时任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的埃及人托尔巴和宋健一同被邀请去参加印度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在这个宴会上，托尔巴曾兴奋而自豪地致辞：“我们，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代表在这里欢聚，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保护环境是我们古代文明的要义……”听着托尔巴的慷慨陈词，宋健顿感热血沸腾，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毋庸置疑的是，在历史上曾称雄于世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其文明相继在发展、延续的进程中产生了断裂、颓败或者被彻底毁灭，只有中华文明历悠悠五千年而延绵不绝。在激流奔涌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战乱、暴政、外族入侵还是水旱灾疫，都未能割裂和阻止中华民族的延续与发展。正是在这延绵不绝的文明滋养、哺育之下，才培养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才使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以坚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创造力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民族，在年代学研究方面，近世的成果却远远落后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而最大的缺憾则是自司马迁开始就未能建立起中国古代文明从形成特色到走向繁荣的最为重要的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继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位伟大的史学之父所作的《史记》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以及其他人所著的《书》《礼》等古代文献记录，或信，或疑，或释，或者从根本上给予否定，这种彼此歧异的论争一直延续到现代都未曾停止。如现代史学巨擘郭沫若在1929年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五帝、夏朝全部视为传说，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后用问号表示怀疑，将夏代遗迹统统视为假设。而在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督编的权威性的《辞海》后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将中国古代确切纪年的起始年定为同《史记》记载一样的西周共和元年。还有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所列的一张“世界古代史比较表”中，在公元前21世纪栏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八个字，在公元前17世纪栏内有“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字。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列的“五帝”被弃之未用。
或许，正是中国学术界自己对本民族古代历史纪年的迷茫和纷乱，才导致了日本人“尧舜禹抹杀论”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认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20世纪2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3]就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斯塔尔等人编著，于196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宣称：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晚于美索不达米亚，且是受后者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公元前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文明在商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商朝的年代为公元前1523—前1027年，安阳地区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证。
与斯塔尔等人观点相同的英国人罗伯兹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称，中国古代的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4万平方英里[4]的地域，比英国今天的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公元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罗伯兹还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学术界）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
安阳殷墟出土的带有卜辞的卜骨
对于外国人的这些观点，大多数中华民族子孙当然无法认同。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考古学家尹达就对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了驳斥。而另一位考古学大师李济对西方人的种族偏见、价值偏见给予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他曾在自己的讲演中说道，“譬如讲到（中国的）年代，西洋人在选择两个可能的年代时，总要偏向较晚的一个”。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考古学家董作宾定在公元前1111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一笔抹杀了较早的公元前1111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问题上，他们也是这样，“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和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随意安排”。在安阳出土的青铜刀问题上，“一些美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铜刀子与北方的有关系，而在时代上，中国的比西伯利亚的晚。我相信这是他们把武王伐纣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主要依据。把中国拉下几十年，再把西伯利亚提早几十年，于是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了”。
李济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种族偏见、价值偏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见解，他于1953年在《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讲到，“在20年代初，即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那个短暂的时期以来，知识界有很重要的一伙人自称是疑古派。这些不可知论者怀疑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声称所谓的殷代不管包括什么内涵，仍然处在石器时代。这些疑古派，多数都曾受业于名人章炳麟门下，而在那个文艺复兴的浪潮里却又造了他们老师的反，但是积极的贡献并不多。然而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科学考古学。尽管科学考古学后来证明，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学生都错了。……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事实上，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新发现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实性”。
当然，对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满信心者，并非肇始于安阳甲骨文的发现，事实上，继司马迁之后一直大有人在。唐朝的著名学者张守节在他的《史记正义》中，就曾认为中华文明确从黄帝开始，并推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共2413年，即黄帝纪元的始年为公元前2510年。张守节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唐代之后1000多年来许多政治家和治史学者的认同，只是在年代坐标上做了不同的修订。如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为了表示与清朝划清界限，便在于日本东京创办的《民报》上，改用从黄帝开始的纪年。根据东京历史学家的推算，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2698年，以此下推，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定为“中国开国纪元4603年”，并在首页印制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将1911年定为黄帝4609年。通电发出后，由于孙中山的威望，这一纪年方法为多数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响应，多数报刊纷纷改用新的纪元方法。在举国上下一片改天换地的欢呼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如江苏的当权者根据当地历史学家的推算，坚持认为1911年应为黄帝4402年，民国元年应为这个数字，于是江苏的报纸采用了自己推算的纪年，比“法定”纪年晚了207年。另外有一位叫黄藻的历史学者编辑了一本叫作《黄帝魂》的书，此书初版于1903年，之后又多次修订再版，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刊出由其他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将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22年，比“法定”纪元又早了13年。由此可见，历代政治家、学者在对史料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存在着研究方法的不同，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难以达成共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帝纪元最终宣告流产。
黄帝陵
尽管孙中山倡导的黄帝纪元没有得以全面而长期地施行，但中国的纪年问题作为一个情结始终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难以释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国展现出青春的光芒和辉煌的前景。在这样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对历史的挚爱和对古代文明的追索也越发变得强烈和执着。1995年1月2日，学者袁晓园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疾呼史学界勘定黄帝纪年作为中国的开国纪年。袁晓园在文中写道：
袁晓园的呼吁绝非个例，改革开放的现实不是冷落、淡忘了历史，而是给予历史更高的热情和关注，为了这种热情和关注，人们开始向史学和史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望。
自古以来，中国史家就有一种对社会负责的使命感，绵延不绝的史学著作正是中华民族建国、立国、治国思想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历史的长河流淌到今天，中国学术界是否到了应该直面历史遗产的时候？司马迁留下的千古学案是否能够得到破解？古埃及与两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已经做出了成功的示范，中国是否也可以在借鉴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已有的科学条件和先进技术，使自己祖国的古文明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诚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所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显得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坐在灯下的宋健在翻看着各种书籍和资料的同时，一个念头也在心中悄悄滋生。
注释：
[1]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约前627年在位）：亚述王朝最后一位著名的国王。文武兼备，曾进行多次远征，并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宫内建立了一所大型图书馆。他派遣僧侣和书吏到各地搜集苏美尔—巴比伦文献，所收泥版文献一度达25,000块以上。公元前612年，亚述王朝覆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大量泥版因湮没在废墟中而得以保存下来，1845—1854年被发掘。大英博物馆中保存有约20,720块泥版。
[2]巴比伦第一王朝：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第一王朝的第6个王即为制订《汉穆拉比法典》的汉穆拉比王。
[3]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1914年到中国任矿业顾问，做过考古勘探工作。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精致的彩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第一个证据。同时他在黄河流域发现许多类似遗址，与西南亚诸文化比较研究，确定其时间为公元前3000—前1500年。他根据在周口店看到的石英碎片，预言会发现人类化石，6年后，果然在那里发现北京猿人（北京人）的化石。
[4]英里：英制中的长度单位。1英里=5280英尺=1.609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