豕蹄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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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靡篇》最大的特异性何在

——《侈靡篇》的研究(节录)

《侈靡篇》基本上是一篇经济论文。就如它的题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样,它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消费大,然后生产才可以促进;工作的机会多,然后人民才不致于失业。

“问曰:兴时化若何?

莫善于侈靡!

能摩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美于朝市;国富而鄙贫,尽如暮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引文是经过整理的,次第与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以下引文凡无关重要者不再注明其出处。)

怎样才可以使时俗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侈靡”。要不断地消费旧的,产出新的,这样来奠定国家,然后才可以使时俗变化。城市(“国”)与乡村(“鄙”)对照起来看,城市消费大而没有囤积,乡村就生产旺而谷物有出路,这样就充满朝气,比清早的市场还要美满。城市消费少而有囤积,乡村便生产不旺而谷物没有出路,这样就给罢了的市场一样,是十分萧条的。市场是用来促进生产的,但是假如商业不发达,消费不旺盛,那么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也就站不住脚了。

作者沿用着一般的习惯语,把农业生产当成“本事”,而把商业经营当成“末事”,但他并不轻贱商业。他的见解是:农业生产固然重要,然而商业经营不旺盛,不能促进消费,基本的生产也就发达不起来。故不能够重农而贱商,农与商须得同时并重,重商倒反而是重农所必要的手段。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通,通然后成国。

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处,从而移之。

然后移商入于国,非用(庸)入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宭)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囤积)。国之山林也,财而利之,市廛之所得二倍其本。

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群臣之财不私藏。然而贫动枳(肢)而得食矣。”

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宝贝,只是把利益看得最重。勤勤苦苦,上下奔波,目的就在求利益。为了有利可图,然后才通有无。为了有无相通,然后才成立城市。假使得不到利益,交易不畅通,那就要看出它的原因,使它活动起来。这样别国的游商便来做生意了。他们之来是不同寻常的,来了不问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下,不择什么房屋都可以使用。他们出外则追求利润,在家也不采取守财奴的办法。山林有利可图,他们就斫伐木材来图利,因此市面就繁荣起来了。税收所得比从前超过两倍,故所以上边奢侈,下边消费,这样就君臣相得,上下相亲。有钱的臣下不会把自己的私财窖藏起来,而都投入市场,那么没有钱的人也就有工作做而有饭吃了。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型)也。

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

积者余粒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

此谓(为)本事。”

粟米和事业是有实质的东西,这是人生的必需品。没有粟米,人便不能维持生活。没有事业(即生产),人便不能获得粟米。这些东西要使它们“贱”,“贱粟米”是说粟米容易到手,“贱事业”是说工作容易到手。珠玉和礼乐是无用的东西,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然而作为消费手段是很可宝贵的,特别是珠玉还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因此这些东西应该加以尊重,就是说让它们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这就是发展生产事业的基本办法。使有积蓄者尽量的吃吧,尽量的喝吧,尽量的乘车走马享乐吧,一千年都不会讨口。为什么?因为那样便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也就是促进了“本事”。

“饮食者民之所欲也,侈乐者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此百姓之治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蓄化(货)。”

百姓是需要饮食的,同时也是喜欢快乐的。要使他们满足这些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欲望,你才能够使用他们。假使你只是让他们就给原始人一样,披点自然的兽皮,戴上野牛的弯角,吃的野草,喝的生水,你怎能使用他们呢?精神不愉快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因此要使他们吃顶好吃的,拚命地快乐,要煮鸡蛋吧先画上彩色然后煮,要烧柴吧先雕上花然后烧。不要把产生丹沙的矿产闭塞掉,尽量让商家去活动。有钱的人让他们消耗,没钱的人让他们工作,这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的路子,百般振奋而有饭吃,不仅有饭吃而且还可以有货币的积蓄。

这样极端地强调奢侈,作者是肯定享乐的。“圣人省诸本而游诸乐,大钧也,博弈也”,是说要使老百姓勤于生产而同时使他们愉快,玩音乐也好,玩棋牌也好。懂得这样办的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圣人”)。作者是反对赈济的。“如以(台)予人财者,不如无夺其时,如以(台)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假如我要给人钱财,那倒不如使他不要失掉农时;假如我要给人饮食,那倒不如使他不要失业。为了使百姓能够有工作做,他甚至主张厚葬。

“长丧以其时,重送葬以起(圮)其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

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

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使丧期长久一点,来消磨有钱者的时间。使葬仪隆重一点,来消耗有钱者的金钱。你这样,我也这样,亲眷往来,也使得他们和睦。而在另一方面还有其他作用。例如把坟坑挖得很大很深,这是使穷人有工作做。把墓表弄得很堂皇,这是使雕工(“文萌”)有工作做。棺椁特别大,木匠师傅的生意就无限兴旺。殉葬的衣裳特别多,刺绣的女工便不会停针黹。这样还不够,还有各种牺牲的包裹(“次浮”),各种仪仗(“差樊”),各种殉葬品(“瘗藏”)(这三个辞的译述是根据章太炎的解释),这些都可以使有关的手艺人得到生活资料。这样做是表明重视本业,因为要有消耗,你本业才能发展,要有工事,你做工的人才不致失业。

因此,作者是重视货币的,因为货币便于操纵,而有促进流通的效能。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战国时代,铜铸货币的形式多采用耕具形。就是货币的币字也是从鐅字转化而来。鐅字,《说文》以为“河内谓臿头金也”,《方言》郭璞注:“江东谓鍫刃为鐅”。这就明显地表明着中国古代铸造货币,是有意识地把它来代表谷物的生产价值。在这一点上,本篇中有扼要的说明:

“民死(尸)信,诸侯死化(货)。

请问诸侯之化?

弊(币)也。弊也者,家(稼)也。家(稼)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五谷之君长耒,好猎之君长虎豹之皮,用功利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

死和尸字,古时是通用的,尸是守的意思。“民死信,诸侯死货”,便是人民守信用,诸侯守货币。在货币铸造的初期尚未大量行使的时候,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靠互相信用。铸造货币的大权是操在统治阶层的手里,这在他们是无上的法宝。但这货币的起源是从何而来呢?它从稼穑而来,稼穑是人民的生命所系,故用产生稼穑的工具作为货币形式而行使。货币亦有种种,有用耒形式的,有用皮币的,有用黄金珠玉的,有用刀兵形式的,但在基础上仍然以耕稼为本。有了货币,统治者便能够操纵谷价,操纵轻重的大权了。以极轻量的货币便可以转运大量的粟米和任何商品。

“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剂),重以为国,轻以为死。”

这是从权衡上抽绎出来的理论。权(法码或分铜)是很轻的,然而只要得到一定的比例(剂),一只手可以把握的权便可以衡量千斤万斤的物重。由这现象尽可以转用于货币的价值,货币虽然轻,但依照所得到的生产劳力,它可以凭一定的比例,换取大量的农产品或其他的手工艺品。故这种轻的东西是操纵实物的权衡。实物是重要的,立国不能离开它,然而货币是灵妙的,有国者更不能不死死地把持着它。货币的流通作用,作者把它评价得很高,认为它就和“神”一样。

“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

这一段话也见于《大戴礼·劝学篇》。《大戴礼·劝学篇》和《荀子·劝学篇》大同小异,可见《侈靡篇》的作者和荀子学派有一定的关联。这且留在下边再说。这儿的“阴之阳”、“阳之阴”、“胜火”、“胜水”等,除表明作者是崇信阴阳五行说之外,那样神秘的旧说,我们也用不着去拘泥。主要的核心就在“珠玉,其化如神”那么一句。古者是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的,《管子·轻重》篇提到这上中下三币的话屡见。珠玉、金石,在这里都表示货币。狗马、布帛则表示实物交易。货币和实物交易的对象,便是生活的必要资料——粟米。有了货币在手,那就神通广大了。(后人说“钱可通神”,也就是这儿的“其化如神”的意思。)有了货币便能操纵生产,可以使你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也可以使你减低;可以使你集中,也可以使你消散。通过这样的法宝要来对于大夫或百姓加以操纵,那就轻便如意了。

综合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侈靡篇》的作者,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实现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业,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但他关于农业上的话,我们只能看到这样的几句: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全〔?〕)矣。”

这些话很有点古典的味道,和整篇的新奇的理论不大相配称。这表明作者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并不怎么感觉兴趣,也没有多么大的经纶,或许因为是托古的原故——假托着管仲和齐桓公对话——因而就不能不受着些时代限制的吧?

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一道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做是作者的自相矛盾。

“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

“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消尧(逍遥)哉,藏于荒,反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儡亡乎!”

从这层限制上看来,作者的侈靡说是有作用的。他的主要的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侈靡的主张,很明显地是一种政策,它不同于悲观消极的享乐主义,也不同于漫无限制的极端奢侈。上层要有法度,中层要尽量使它消耗,下层才能得到安稳。《揆度篇》所谓“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可以借用来作为侈靡政策的说明。但《侈靡篇》所不同于《揆度篇》和其他《管子·轻重》诸篇的是:《侈靡篇》的作者还没有采取商业国营政策,不限制富商蓄贾,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系《〈侈靡篇〉的研究》之第二节,篇名为编者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