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迁

一、脱离孤岛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各报都改变了论调，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了。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模样。上海是瘫痪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虑着并计划着怎样脱离这个孤岛。有的北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则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工作。后者有采取了集体行动的，如像戏剧界的朋友们便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别向后方出发；也有采取个别的行动。我就是后一种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上海的，这个日期在我可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和我从日本逃回到上海时的日期巧合，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个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经到过南洋的广东人，北伐时在总政治部做过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那时有过这样一种打算，想到南洋去，向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来办报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位同路人。

离开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只法国邮船。这船是靠在公和祥码头的，不能够直接到达，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划子由黄浦滩边分批送去。

邮船靠的地方和当时日寇的主力舰有名的“出云号”毗邻。当载着我们一批的小划子到达邮船的时候，出云舰附近飞起了一只水上敌机，飞到邮船的头上来，故意地十分低飞，绕船三匝而去。这样耀武扬威的恶作剧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着表示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们要求乘客们躲进舱里。据说，要出了吴淞口之后才能安全。

其实这只邮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几枚炸弹的，而它却没有投。出了吴淞口后我才知道，船上满载着国民党的所谓党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谓上海闻人，都在这只船上。我们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邹韬奋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这只船上。

二、遥望宋皇台

到了香港之后，我住在六国饭店。一个人在三楼临海的一间房间里住定了，情绪相当寂寞。

南京政府的抗战态度，住在上海的四个月是已经领略够了的。在军事上虽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却只时而做些姿态，丝毫也没有改变作风的诚意。尤其对于民众动员工作，他们是死不放松的。你要说他们不动员吧，“抗敌后援委员会”的组织到处成立了，但无非是借故敛钱，包而不办，占着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虽然有决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没有把握。南洋不曾去过，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仅仅靠着文笔的宣传，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怅。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绪又会是完全两样的。我很失悔，为什么没有和周扬同志一道去延安？

这些情绪为那阴郁的天气成了内应，夹攻着我。我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不知不觉地成了两首旧诗。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其一）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年，我是到过香港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后，我从神泉乘帆船浮海而来。那一次在香港住了将近一个月，曾经往宋皇台去游览过，也曾发过一些感慨。尔来已经整整十年了，中国的情形进步了多少呢？十年内战，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侵略，像海啸一样，几个月期间席卷了半个中国。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丝毫也不知道悔过呢！

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吗？

我的古物学的知识也曾经告诉过我：那三两个堆积在一段高地上的庞大的顽石，说不定会是冰河时代的孑遗，其中会包含有更丰富的科学的意义；然而它们所关联着的一段历史悲剧，却沉重地压抑着我。

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像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只是打回旋。

宋朝在南边搅完了，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现在不又是宋末明末的时代了吗？

冲破那种回旋，不让历史重演，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

三、街头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经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在这儿停留一会儿之后再转入内地。因此，在这并不怎么宽大的岛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随处都可以碰见熟人。

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我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从日本被迫回国的林林、姚潜修、叶文津，和两位没有到过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另一位是我现在的爱人于立群

。他们在上海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我们是时常见面的。尤其是立群，我们有好几次还一同上前线去慰问过抗战将士。就在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别的朋友们同车上过前线，我在中途分了手，到昆山去了。她们折回上海，车过大场时便遇着敌人的大举进攻，几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报》的驻日记者于立忱的胞妹，她们是于式枚的侄孙女。原籍虽然是广西贺县，但她们都生长在北平。她们的家庭悲剧，由官宦人家成为破落户的经过，立忱在日本时曾经告诉过我。立忱为了贫病交迫，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四个月，回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杀了。她的丧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轻朋友经手措办的。在那时，立群已经和林林他们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我认识了立群，顿时感到惊异。仅仅二十来往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但我为保密起见，却没有告诉他们。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几天之后，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几天之后，果然遇见了，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见了我，向来不大说话的她，首先叫了出来。

“哦，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风接过去，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

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商量的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

四、辗转反侧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意见我采纳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报》提前恢复。假使这一着成功，那么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要把《救亡日报》恢复，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假使设在香港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这样，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也都同路。

广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我得到朋友的介绍，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

那是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相当阔气。是两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谌小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国共合作的恢复，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这话，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我也问过朋友，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倒是事实。

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小巧玲珑，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头一天晚上，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

五、碰壁之余

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要办报，不能不打通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希望他们出些钱。这种工作，照我的性格来说，是有点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却主动地来担任了。

尽管是怎样化了石的广州，经受着抗战的大风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鼓动。时而有敌机的空袭。市面上偶尔有画着虎皮般的装甲小炮车出动，防空设备虽然十分简陋，但也总在设备了。军队里也在开始恢复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开短期训练班，想火迫地训练出一些宣传人员。至少为抗战而宣传，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参加了好些次欢迎会、讲演会，也被官方的训练班请去讲演过。广州无线电台也请我去广播，我的广播词是《动员民众之必要》。这倒真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这个核心却和在上海、南京一样，根本没有被人重视。并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害怕民众动。这样能够抗战吗？抗战能有前途吗？

我靠着居停主人的介绍，去见过一次曾养甫（那时的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我把恢复《救亡日报》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说是希望他津贴一点。他对我说：你最好向吴主席提出，只要他答应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吴主席是吴铁城。凑巧得很，隔不几天，他请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饭。席面是很丰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谈到抗战如持久，将来各种物资都会缺乏，白报纸的来源也会大成问题。因此，他说广州的报刊实在太多了，应该取缔一下才行。这样，先给我一杯闭门羹，使我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

我想，这一定是曾养甫干的鬼，他们是串通好了的。看来这广州之行，只会是一张画饼。广州都是这样，到南洋去又会怎样呢？本来并没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这儿倒认真地开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无希望的地方却又钻出了希望来！

那是一位“军人”，在他看见我四处碰壁的时候，却向我开出了一个条陈：你何不去见见余幄奇（余汉谋）呢？

余幄奇，我无一面之识。那位“军人”便自告奋勇，替我当了说客，而居然也就说通了。

余汉谋请我到他军部里面去见了面。他没有等我开口，便说他愿意支持《救亡日报》，每月愿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从十二月便开始，可以作为开办费，容易周转一些。

他能这样“慷慨”，我是能够了解的。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直系，为了好买空卖空，不免也来小试一下两面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报》的复刊有了着落，朋友们的工作岗位也就定下来了。林林、潜修、文津、郁风都决定暂时留在广州帮忙编辑，同时打电去上海，请总编辑夏衍迅速赶来。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只等夏衍来，把一切关系接头好了，便慢慢动身。

荏苒之间快要过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军人”的邀约，索性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和他同住。在那时他还为我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会关系。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湾，逛六榕寺，听广东戏，访胥户船，日子倒也过得着实古怪。南京城的沦陷，“国民政府”的西迁，军事阵地的转移，在广州看来，似乎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却接到了一通由武汉打来的电报。内容倒很简单：“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就只有这么几个字。自京沪失守后，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陈诚在那儿担任着警备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么“要事”要和我商量呢？这倒是一个闷葫芦了。

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到武汉去一趟。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边去看了一趟，再转赴南洋并不算迟。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

这样一来，立群可有伴了。她本来是要到武汉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们分开，也搬进了新亚酒楼。她一搬来，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写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工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字。

夏衍是在五号这天赶到的，我们也欢迎他住到新亚酒楼。一切关系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报》在元旦已正式复刊，在长寿东路还找定了一个社址。我留在广州的任务算告了一个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号的晚上，我们便乘粤汉路的火车，由黄沙车站动身。我和立群，另外还有一位姓苏的青年同路，这也是“军人”介绍给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们。

很多朋友都到车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咛地说：“到了武汉，千切不要做官啊！无官一身轻，希望你早些回广州来！”这话使我很受感动。——但这位朋友，在广州沦陷后他却变了节，真真是一件遗憾的事。他是应着“当事者昏，旁观者清”的老话，他懂得“无官一身轻”，却没有懂得“无产也一身轻”的。

在昏黄中火车快要开了，我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朋友们一一惜别，握了不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后，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诉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吗？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拍拖”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