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看病的医生——当初不许我旅行的那位——劝我爸爸妈妈别让我去看戏;我会生病的,说不定还会拖得很久,总之我会得不偿失,没得到多少乐趣,却要吃许多苦头。倘若我对这次看戏的期待仅仅是欢乐,那么既然事后的痛苦会抵消这欢乐,我很可能就此却步。但是——和我梦寐以求的巴尔贝克或威尼斯之旅同样情况——我在这场演出中期盼的并非欢乐,而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生真谛,那是一个比我生活其中的世界更真实的世界,而我一旦得到这些人生真谛,就再也不会由于这无意义的生命存在中的任何琐事(纵使这些琐事会带给我肉体痛苦)而失去它们了。况且,看演出时所能感受到的欢乐,在我看来就是感悟这些人生真谛可能必不可少的程式;但愿医生预言的身体不适等到演出结束那一刹那才开始,而不至于影响我看演出的效果,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医生来过以后,父母都不想让我去看《菲德尔》,于是我恳求他们。我一遍又一遍地背诵那段台词:
听说您要出走,远离我们而去……
而且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调,好让自己在听到拉贝玛让人意想不到的语调时懂得它的妙处。拉贝玛的表演将使我领悟的神圣的至美,有如神祇隐身在后面,帷幕遮住我的视线,在我的想象中它时时变幻着形象,而那些形象都来自我记忆中贝戈特书中的词语——吉尔贝特找出来的那本小书里的一些词语:高贵的仪态,赎罪的基督徒身穿的粗麻衣,冉森派教徒苍白的脸色,忒赛的王后和克莱芙王妃,迈锡尼的戏剧,德尔斐的符号,太阳的神话,它们日日夜夜萦绕在我心灵深处长明的祭坛上,而这位女神能否在她未显真身的地方卸去她的面纱,从此把她崇高的美留在我的心间,却要由我那严厉而又轻率的父母来定。我凝神望着那难以捉摸的形象,从早到晚想着如何冲破家里给我设置的障碍。然而一旦障碍拆除,当母亲——尽管日场演出的那天正好就是委员会举行例会,会后父亲要把德·诺布瓦先生带来用晚餐的日子——对我说“呣,我们不想让你难过,你要是觉得看戏很开心,那就可以去呀”,当那场演出对我开了禁,去不去看全由我自己决定之时,我第一次考虑到这究竟合不合适,除了父母不许我去的理由,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理由让我放弃这个念头。首先,觉得父母心狠的怨气已经消释,他们的同意使他们在我眼里变得那么亲切,想到我会让他们感到难过,我先自难过起来,生命的目的仿佛不再是寻求人生的真谛,而是维系可贵的亲情,生活得好不好,似乎也只取决于我父母开心不开心。“我想还是不去的好,要不你们会伤心的。”我对母亲说。谁知她却竭力让我打消她会不高兴的想法,告诉我那样去看《菲德尔》会扫兴的,而她和爸爸不再阻止我,正是不想扫我的兴。可这么一来,我感到为拥有那份欢乐而承担的责任太沉重了。其次,眼看假期已近尾声,吉尔贝特马上就要回来,要是我生了病,能很快痊愈去香榭丽舍公园吗?我把这些理由跟拉贝玛隐藏在面纱后面的完美放在一起权衡,掂量孰轻孰重。我在天平的一边搁上“惹得妈妈不高兴,说不定没法去香榭丽舍”,另一边搁上“冉森派教徒苍白的脸色,太阳的神话”;可是这些词语对我来说毕竟是朦胧晦涩的,它们没法告诉我更多的东西,因而变得没有什么分量。我的迟疑不决渐渐变成了内心的痛楚,所以,如果我当即选择去剧院,那无非是为了终止这份迟疑,了断这桩事情。我听任自己不是被引向睿智女神,却朝着那既无面孔又无名字、在面纱下悄然替换了女神的命运之神而去,也只是为了让自己少受些痛苦,而并非期盼精神上的启示或经不住至美的诱惑。可是突然间出现了新情况,去看拉贝玛表演的愿望变得更迫切了,我满怀喜悦、急不可耐地等待这场演出:我每天像柱头修士[8]那样离不开剧院海报圆柱,近来愈站愈苦,这一天却只见圆柱上破天荒地贴着一张糨糊未干的《菲德尔》海报(不过说实话,那上面其他演员的名字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和我去不去看戏毫不相干)。我一直犹豫不决,思绪游移于多个目标之间,此刻这张海报让其中一个有了更为具体的形态,而且——由于海报上署的日期不是我看到的当天,而是剧目上演的日期,还写明了开场时间——这个目标已经很迫近,几乎就在眼前了。一想起这一天的这一时刻,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马上就能看到拉贝玛出现在台上,我兴奋地在圆柱跟前又蹦又跳;我生怕爸爸妈妈来不及给我和外婆预订两个好位子,就拔腿往家里跑去,一路上疯疯癫癫的,满脑子想的不再是冉森派教徒苍白的脸色和太阳的神话,而是那两句奇妙的话:正厅前座谢绝戴帽女士,两点过后不得入场。
唉!我看的这第一场戏让我大失所望。父亲说好去委员会上班时先把我和外婆送到剧院。出门前,他对妈妈说:“晚餐得好点哦;你还记得我要带德·诺布瓦先生来吃饭吧?”母亲当然没忘记。弗朗索瓦兹从前一天起就忙开了,有机会显露一下自己在厨艺上的天赋,她本来就求之不得,等到听说来的是一位新客人,得知菜单上有她的那道秘制冻汁牛肉,她更是兴奋不已,充满创作冲动。她对原料的内在质量要求极高,视之为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她亲自去中央菜市场选购优质臀尖肉、牛腱子和小牛蹄,好比米开朗琪罗花八个月工夫在卡拉拉[9]山区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挑选优质大理石块。母亲瞅着这个老女仆兴冲冲地出出进进,暗自担心她会劳累过度而病倒,犹如当年为美第奇家族雕刻墓碑的大师[10]病倒在彼得拉桑塔采石场。从前一天起,弗朗索瓦兹就差人把裹上面包屑、看似粉红色大理石的腿肉送到面包铺去烘烤,她管这叫Nev’York火腿。她低估了语言的丰富性,对自己的耳朵也不那么相信,所以想必在第一次听人说到York火腿时,以为——在她看来,既然有了New York[11],就不大可能再有York这个词,否则岂不是太浪费——自己听错了,对方其实是想说她知道的那个名字。从此以后,但凡瞅见纸上写着New(她读作Nev’),她就觉得听见或看见后面还有个词儿:York。所以她对帮厨女工说下面的话时,的确是诚心诚意的:“你上奥利达的铺子去给我买块火腿。夫人关照过要Nev’York火腿。”且说那一天,弗朗索瓦兹身上洋溢着艺术大师充满自信的激情,我却体验了探索者苦涩难言的焦虑。诚然,在看拉贝玛的舞台演出之前,我还是心情愉快的。站在剧场前的小广场上,我乐滋滋地心想,两个小时后煤气路灯点起,把每根枝丫都照亮,那些光秃的栗树就会泛出金属般的光泽;检票员站在剧场门口,他们的遴选、升迁,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那位伟大的女演员——剧院上下,真正掌权的就她一人,那些任期短暂、有名无实的经理们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只是虚应故事而已——检票员接过我们的票子,瞧也不瞧我们一眼,心里担忧的是不知拉贝玛夫人的吩咐是否告诉了那些新来的,他们是否明白她在台上时千万不能让雇来的观众鼓掌捧场,她不上场时所有的窗都得打开,而等她一上场就连门也得关好,还得在她旁边观众看不见的地方放一壶热水,让台上的灰尘不会朝上扬:这不,当她那辆套着两匹长鬃辕马的马车停在剧院门前,她裹在裘皮大衣里下得车来,懒洋洋地朝迎候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差遣随从去过问一下前台包厢的位子是否已给朋友留好,正厅里的温度是否合适,楼厅包厢里坐的是些什么人物,女引座员的服饰是否妥帖,对她而言,剧院和观众只是她将要穿上的另一件大衣,只是她的才华将要在其中通过、传导性能或好或差的介质而已。我坐在剧场里也感到很开心;原先我心想,既然——跟我长久以来天真幼稚的想象全然不同——所有观众看的是同一个舞台,那大概就像游乐场里一样人头攒动,没法看清舞台上的表演了;但现在我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剧场设计的格局,一如全知全觉的象征,让每个观众都觉着自己是剧场的中心。我想起有一次妈妈给弗朗索瓦兹买了顶层楼座的票,让她去看一出情节剧,她看完戏回来说,她的座位是剧场里最好的位子,离舞台一点不远,她反而觉着舞台的帷幕离得那么近,神秘而清晰,让她心生怯意呢。我听到低垂的帷幕后面传来嗡嗡的声音,就像鸡雏即将破壳而出似的,这时我心里更是充满了欢乐。声音渐渐变响,突然间,从那个我们的视线无法穿透、它却能看见我们的世界,传来三下响声,这无比威严的响声无疑是冲着我们来的,犹如火星传来的信号那般振奋人心。舞台上——大幕升起以后——呈现一张书桌和一个壁炉,都挺不起眼,暗示即将上场的人物并非要来朗诵台词,就像我有一回在晚会上见过的那种演员,而是在自己家里平平常常过着日子的普通人,他们看不见我,我却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这时候,我的心里依然是愉悦的。一阵短暂的不安,搅扰了一下愉悦的心情:就在我侧耳静听,等着演出开始的当口,两个男人走上台去。他俩看上去很光火,说话声音很响,坐得下一千多人的剧院里,每人都能听清他俩的话(要是有两个人在小咖啡馆里吵架,那可得问侍应生才能知道他们吵些什么了);此时,我惊讶地看到观众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出头叫他俩住嘴,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听他俩吵,这儿那儿还会响起几下笑声。我恍然大悟,那两个放肆的家伙原来是演员,那出小戏(所谓的开场戏)这就已经开始了。这场戏演完,接下去的幕间休息时间很长,回到座位上的观众等得不耐烦,跺起脚来。这让我很担心;平时在一份庭审公告上看到某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无辜的被告作证,我就会担心人家待他不够亲切,没有表示足够的谢忱,没有好好地酬答他,以致他在心灰意冷之余,转向不义的一方;同样,天才演技和高尚品格相比之下,我担心这些没有教养的观众——我想,要是情况相反,拉贝玛能欣慰地看到观众中不乏她颇为看重他们观感的知名人士,那有多好——无礼的举动会使拉贝玛感到气恼,自暴自弃不好好演戏来发泄对他们的愤懑和蔑视。我用央求的目光望着这些跺脚的粗人,我来这儿孜孜以求的那种脆弱而珍贵的印象,眼看要被他们的放肆毁于一旦了。幸好,我的好心情总算持续到了《菲德尔》的前面几场。菲德尔的角色直到第二幕开头还没出场;可是大幕升起不久,通常有名角上场才用的红色丝绒二道幕也拉了开来,现出舞台深处的场景。一位女演员从里面出来,她的容貌和嗓音都和我听人说的拉贝玛很相像。想必今天她换了个角色,我花了那么多心思琢磨忒赛妻子的角色,算是白费劲了。但这时另一位女演员开了口。我把前一位当作拉贝玛,大概是认错了,因为这第二位的外貌,尤其是念台词的声调,更像拉贝玛。她们俩朗诵台词都伴以高贵的姿势——她们把优雅的系肩扣无袖长裙稍稍提起之时,我看得很清楚,而且明白这些姿势和台词的关系——以及抑扬顿挫的声调,时而激昂,时而揶揄,让我体察到台词中蕴含的微言大义,那是我在家里念这些诗体韵文时不曾意识到的。突然间,门框般的圣殿帷幕拉开,一个女人出现在红色帷幕开启处,我马上变得比拉贝玛本人更担心,生怕有人开窗惹恼她,生怕有人搓弄节目单干扰她的朗诵,生怕观众对别人拼命鼓掌,对她却鼓掌不热烈,让她感到不高兴;——我的注意力也变得比拉贝玛更专注,从此刻起,剧场、观众、演员、台上演的戏和我自己的身体,在我心目中都只不过是一种声音介质而已,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有助于传播她的声音,我知道,我先前欣赏的两位演员不能跟我即将聆听她的声音的拉贝玛相比。然而就在此时,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我竖起耳朵,凝神定睛望着拉贝玛,唯恐漏掉一丁点儿精彩之处,可是一无所得。在她的对白和表演中,甚至没有那两位演员舒扬的声调和美妙的姿势。听她朗诵台词,有如我自己在念《菲德尔》,或者说,我此刻听到的仿佛就是菲德尔本人在说话,拉贝玛并没有以她出色的演技为这些台词增添任何光彩。我但愿她的每句台词都能在我耳畔停住,每个表情都能在我眼前定格,好让我细细琢磨,体会它们的妙处。至少,我想凭借活跃的思维,调动感官的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句台词、每个姿势上,一点一滴也不放过,当点点滴滴汇聚起来,全神贯注的我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研究它们。可惜这一点一滴的时间真是转瞬即逝!一个音节刚进入耳朵,另一个音节接踵而至。有一场戏里,背景是大海,拉贝玛举手齐额凝立在舞台上,由于灯光的缘故,全身披着绿莹莹的光,此时全场掌声雷动,我正想好好琢磨这个画面,可是她却已经不在刚才的位置了。我对外婆说我看不清楚,她把手里的观剧望远镜递给我。但是,当你相信事物的真实性时,借助人为的方式来看清它们,跟你感觉到自己就在它们近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心想我看到的已不是拉贝玛,而是她在镜头里的影像。我放下了望远镜;可是说不定肉眼看见的,因距离而变小了的影像,也未必真确。这两个拉贝玛,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至于她对伊波利特说的那段话,那是我一直寄予很大希望的,既然其他那些女演员连挺平常的对白都能念得那么出色,时时让我对剧作的意义有所领悟,那么这段精彩的对白一定会让人听得回肠荡气,拉贝玛朗诵这段台词的语调,想必是我在家里念剧本时根本想象不到的。可是,拉贝玛还不如演厄诺娜和阿丽丝的那两个演员呢,她就那么平铺直叙地念着台词,按说其中强烈的对比,即使不很聪明的演员,甚至普通的中学生,也不会感觉不到的呀。而且她念得那么快,我直到听完她念最后一句,才意识到这种单调的节奏是她一开始就有意采用的。
终于,我的赞佩之情油然而生:是全场观众的狂热掌声激发的。我使劲拍手,想让这掌声持续得更久,但愿拉贝玛出于感激而演得更出色,这样我就能肯定自己看的是她最精彩的一次演出。奇怪的是,赢得观众一片掌声的——我事后知道——恰恰是拉贝玛表演新意迭出的地方。仿佛有某些超验的现实,在这些出彩的表演周围发送着射线,观众感受到了它们。举个例子,就好比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支军队在边境不知是处于困境,还是遭受败绩,或是全线告捷,传来的消息含糊不清,有识之士无法从中做出判断,对民众的群情激奋颇为惊讶,一旦从专家那儿得知了确切的军事情报,他们又不能不承认民众对重大事件周围的光晕特别敏感,哪怕远在数百公里之外,也能感觉得到。前线是否打胜仗,当然不妨等到战事结束以后去了解,但从看门人的笑脸其实马上可以知道。要知道拉贝玛哪儿演得最精妙,固然可以等看完戏一个星期再看评论,但当场听听正厅后排观众的喝彩也就有数了。不过这种直接来自民众的认识,常常和许多错误的判断混在一起,掌声往往是盲目的,何况鼓掌会形成一种惯性,前面鼓了掌,后面也就跟着了,好比暴风雨中波涛汹涌的海面,不见风势变猛,浪头却依然愈掀愈高。不过你还别说,我不停地拍手,当真觉得拉贝玛演得更棒了。“瞧,”邻座一个举止有些粗俗的女观众说道,“她这下可卖力啦,拍打自己使的劲够猛,又是满场那个跑呀,这才叫演戏哪。”我庆幸自己找到了拉贝玛胜人一筹的理由,可心里不免犯疑:这岂不就像一个农夫瞅着《蒙娜丽莎》和本韦努托的《珀耳修斯》称赞说:“真不赖!有两下子!瞧画得多细!”我沉湎于俗趣盎然的粗酒了。大幕一落下,想到我梦寐以求的欢乐就不过这么一点,心头依旧一片怅然,但同时又渴望这点欢乐能持续下去。我毕竟在剧场的氛围中待了几个钟头,出了剧场大厅,我就得告别这个氛围,我不想那样。要不是心里还存着听来客多谈谈拉贝玛的指望,一路回家就会像踏上流放之途了——这位今天的来客,拉贝玛的崇拜者,就是让我得以观看《菲德尔》的德·诺布瓦先生。晚饭前父亲把我叫进他的书房,让我见过德·诺布瓦先生。我进门时,大使先生立起身来,向我伸出手,弯下高大的身躯,用一双蓝眼睛盯着我。当年他代表法国政府常驻国外,会见的那些途经的外国人都是——即使著名歌手也算在内——贵宾,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在巴黎或彼得堡,人家提到这些名字时,他可以说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和他们在慕尼黑或索非亚共度良宵的晚会,所以他养成习惯,态度亲切地向他们表示,认识他们他深感荣幸。再说他认为,长期生活在各国首都,在结识来来往往的名流的同时,对当地各色人等也有所接触,这有助于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以及欧洲的文化演变进程有一种深入的、从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理解,所以每当结识一个陌生人,他总要用犀利的目光审视对方,以便立时知晓自己面前是个怎样的人。政府早已不再派他出任驻外使节,但是只要有人给他引见一个陌生人,他就会用那双眼睛——仿佛它们从来不曾看见过任免令——开始细细观察对方,并设法用自己的态度让人明白,虽说是初次见面,但对方的名字他是早有所闻的。他和蔼地和我说着话,神情间显得知道自己是个见过大世面的重要人物,此刻出于洞察世事的好奇心,为给自己丰富的阅历添上一笔,不厌其烦地审视着我,有如我是某种异国风俗、某件有历史底蕴的文物或者某个正在巡回演出的明星。就这样,我在他身上同时看到了智者芒托儿[12]的博大胸怀和青年阿纳卡西斯[13]孜孜不倦的求知欲。
他绝口不提《两个世界》杂志,但对我的生活、学习和兴趣爱好提了好些问题。我这是第一次听人以这样自然的口气提到我的爱好,我一直以为自己该把心收住别去想它的爱好,现在听来却是名正言顺的。我的爱好是文学,所以他就不离这个主题;他谈文学,用的是一种尊敬的口吻,仿佛那是社交圈里一位受人敬重、风度迷人的女士,她在罗马或德累斯顿的芳影令他难以忘怀,遗憾的是后来为生活所累,这位可人儿就难得一见喽。他嘴角带着艳羡的笑容,似乎在说我比他幸运,有个自由之身,还能蒙她垂青共度美好的时光。不过,他谈论文学的措辞,跟我在贡布雷那会儿得到的印象全然不同,我心里明白,现在有双重理由让我放弃文学了。以前我仅仅考虑到自己没有写作的天分;现在德·诺布瓦先生使我打消了写作的愿望。我想向他解释我曾有过的梦想;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心里发急,担心没法说清那些曾经感觉到,但从未表达过的意念,结果说得语无伦次。德·诺布瓦先生不动声色地听我说,这种镇静可能是职业习惯使然,又可能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修养,平时谈话对方常常求教于他,他知道自己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于是听凭对方激动、着急,他始终处之泰然,当然也有可能大使先生是想显示一下头部轮廓的特征(他自称是希腊型的,其实髯须很浓密)。就这样,你和他说话时,他的整张脸一动不动,没有半点表情,你就好比在对陈列馆里一个古代人——还是个聋子——的半身雕像说话。突然间,犹如拍卖师的木槌骤然敲下,又如德尔斐的神谕廓尔降临,大使先生回答你的话音使你着实吃了一惊,正因为事先没法从他的脸上看出你的话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也无从揣度他将要发表怎样的高见,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就更有发聋振聩的意味。
“正好,”他开口对我说,仿佛让我面对这双一眨不眨看着我的眼睛结结巴巴说了一通以后,他主意已决,“我有个朋友的儿子,mutatis mutandis[14]就和您一样(说到我们的共同爱好,他用的是一种让人放心的口气,好像我喜欢的不是文学,而是风湿病,他要让我知道那并不会致命),他父亲给他在奥赛沿河街[15]准备好了一切,他却无意于仕途,而且不顾旁人物议,毅然决然投身创作。他也确实没有理由为此感到后悔。两年前他出版了——当然,他比您年纪大得多——一本有感于维多利亚-尼安萨湖[16]西岸无限性而写的著作,今年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谈保加利亚军队使用的连发枪,篇幅不大,但是文笔灵动,有时甚至很锋利,出版后更令人刮目相看。他已经成绩骄人,而且绝不会就此止步,据我所知,尽管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但伦理科学院在讨论中有两三次提到他的名字,情况对他不可谓不利。总之,虽然他的名望还不能说如日中天,但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赢得了地位和成功,这种成功是对他勤奋的报偿,是那些浮躁、颟顸的庸人,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他们十有八九是在吹牛)的所谓成功不能同日而语的。”
父亲仿佛已经乐滋滋地看见几年后我当上了院士,而听了德·诺布瓦先生下面的话,他更是志得意满,兴奋不已。原来德·诺布瓦先生犹豫片刻(似乎在掂量此举的结果)过后,把名片递给我说:“您就拿我的名片去见他,他会给您一些忠告的。”这句话在我心头引起一阵痛苦的骚动,就像我听到通知说明天要被送上一艘帆船去当见习水手了。
莱奥妮姑妈留给我的遗产,除了许多颇难处置的家具物品外,还包括她的几乎全部钱财——她在死后以此表露了对我的爱,我在她生前从没想到她有这么爱我。这笔财产在我未成年时由父亲代管,这会儿他就各种投资门类一一向德·诺布瓦先生咨询。德·诺布瓦先生推荐几个他认为风险较小的低收益证券,尤其是英国统一公债和年息百分之四的俄国公债。“这些绩优证券,”德·诺布瓦先生说,“虽然回报率不很高,但至少本金不会贬值。”父亲还对德·诺布瓦先生大概说了一下已买哪些证券。德·诺布瓦先生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的笑容:他也像一般的有价证券持有者那样,认为拥有财产是人人想望的,但对别人的富有表示恭维时,还是以不露声色、心照不宣地略做示意较为得体。而且,他本人财力雄厚,所以每每把别人的收入往大里说,心里却为自己比对方富有而陶然自得。但他毫不犹豫地肯定了父亲的投资布局,称赞父亲具有极其敏锐、高雅而细腻的鉴赏力。看来,有价证券的相互关系,甚至有价证券本身,都被他赋予了某种美学价值。父亲对他提到一种很少有人知道的新证券,德·诺布瓦先生的神情看上去就像一个什么书都读过,就连你以为只有你知道的那本书也读过的人,他对父亲说:“这不,有一阵我非常注意它的牌价,挺有意思哪。”说着他嘴角泛起一丝沉浸在回忆中的笑容,好似一个杂志订户在有滋有味地回想刚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连载小说,“我以为,您认购即将发行的股票不失为明智之举。价位很不错,挺有吸引力嘛。”另外有些早期的证券,父亲已经记不清名称,很容易把它们和其他证券相混,所以打开抽屉拿了出来给大使先生看。我一见它们,简直入了迷;券面上装饰着教堂的尖顶、富有寓意的数字,很像我以前翻看过的浪漫色彩很浓的旧书。来自同一时期的东西,总是很相像的;为某一时期的诗歌配插图的画家,同时也受雇于当时的金融公司。有一张河运公司的记名股票,票面上众河神托着一个饰有花边的长方形框框,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分册出版的《巴黎圣母院》和热拉·德·奈瓦尔[17]的书,它们挂在贡布雷杂货店橱窗里的样子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