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史

关于建筑方面的知识，和其他技术学科的知识一样，古代都是掌握在工匠手中，这种情况外国也是如此。技术知识只掌握在工匠手中之时，一般工匠是不会注意探索技术发展的历史的，他们只注意实践的改进，因而过了时的技术就模糊了，甚至不了解了。就我国古代建筑而言，明清的建筑工匠是不大明白宋代的建筑的，同样宋代的匠师也看不太懂唐代建筑。社会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工业的发展才促使技术科学的大踏步前进，因而产生了技术史的研究。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技术史的研究在我国出现得很晚，大体开始于早期留学生归国一个时期以后，具体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的20至30年代，技术史中的建筑部分开始于30年代。

日本资本主义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发展较快，所以他们研究技术史比我们早。日本自古以来即向中国学习，他们整理自己的技术史，有许多方面都要追踪到中国，建筑史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还不太注意我们的古建筑的时期，就有日本人在调查我们的古建筑了。约从20世纪初起，日本一些研究中国的所谓学者就和他们的军国主义勾结在一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一个东京帝大系统的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就随军测绘了北京紫禁城的一部分，1903年发表《北京皇城调查报告》。1902年，这个日本人又在河北、山西、河南各地调查我们的古代建筑和石窟寺院，后来他又调查了长江下游和浙北地区，1920年还跑了一趟山东。伊东可以作为注意我们古建筑的第一代日本人的代表，他以日本建筑史的知识比较我国的古建筑，最早指出大同、应县、正定、苏州许多宋辽金建筑物的重要性。从1920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有四个日本人的工作值得我们注意。东大系统的建筑学家关野贞和佛教史家常盘大定二人从1920至1928年，合作了近十年，他们以重要佛教寺院为目标，在我国作了五次长期调查。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重要佛教遗迹他们大都跑过了，就古建筑言，他们记录了登封少林寺、嵩岳寺、会善寺，济南神通寺，曲阜孔庙等；1932年，关野贞还去义县测绘了奉国寺。常盘、关野的调查，每次长则半年，短也有两个月，时间比较从容，每到一处他们都从注意寺院的历史开始，所以工作比伊东为细致。关野研究我们的古建筑，注意了我们古建筑本身的发展，也比伊东简单对比的方法为先进。这阶段的第三个人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他是一个美术史家，他是从研究日本古代美术的来源这个角度注意我国古代建筑的，他注意的范围主要在汉代遗物如石阙、陶楼阁，还有北朝石窟中所雕造的建筑形象。滨田涉及的面不广，但他是京都美术考古的创始人，在他的门下出现了一批调查我国石窟的“学者”。第四个人是村田治郎，他是旅顺工大的建筑学教授，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长期工作，1927年就出版了《奉天昭陵图谱》，当时他还是很年轻的少壮派。他最活跃的时候应是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略我国之后。

“七七”事变以后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我国古建筑的调査已经接近尾声了，上述的村田治郎实测了居庸关过街塔塔基，还在朔县调查了崇福寺大殿，这是一座较为别致的金代大殿。此外关野贞带着一个助手叫竹岛卓一，普查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辽金建筑。还有两个东大系统的逸见梅荣、长尾雅人，普查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喇嘛教寺院。以上这些日本人，除竹岛卓一和长尾雅人外都已故去了。竹岛在战后1960年代出版了《营造法式の研究》，这部书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以往对宋以前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长尾后来在京都专门研究藏文书籍了。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比西方人方便很多，但宋以后日本的建筑自己的风格技法日益发展，因而和中国的距离愈来愈远了，而他们的研究者并不掌握我们的明清建筑，因此，他们并不能从我们明清建筑向上追溯，所以就很难深入。这样，当我们自己的古建筑研究水平提高后，他们的调查资料一直到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的就不太多了。

我们自己对古建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已有近六十年历史，初步小结一下，就工作重点的不同、工作机构的改变等方面看，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30年代初到1949年以前；这以后属后期。前期主要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学社创办于1929年，是朱启钤私人集资创办的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朱在民国初年曾任内务总长，对传统工艺有兴趣，1926年曾重刊湮没已久的《营造法式》，刊印精细，解放后几次重印还用这个本子。朱不懂建筑科学，他注意古代建筑只能翻文献，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只有《哲匠录》，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学社创立的第二年（1930年），聘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主持业务工作，梁留美，刘留日，都是专攻建筑的专家，他们从193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仅仅六七年间，做出了很多成绩，给我国古代建筑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抗战开始，学社从北平迁到后方（昆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工作，1944年刘先生到中央大学主持建筑系，即今天的南京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学社随梁先生附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直到1949年解放后学社解散。营造学社的成绩实际上就是梁、刘两位的工作。现在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四项：

1．调查和实测了一大批重要古建筑。有蓟县独乐寺，大同、应县的辽金建筑，正定、太原的宋金建筑，苏杭的宋代建筑，豫北的宋元建筑，曲阜的金元以来的孔庙，北京的明长陵、智化寺和清代的文渊阁以及易县的清西陵等。

2．发现和实测了一大批重要的古建筑。最主要的是五台佛光寺唐代大殿，宝坻广济寺、新城开善寺、易县开元寺的辽代建筑，榆次雨华宫的北宋建筑，五台佛光寺金代建筑文殊殿，赵城（今洪洞）等地的元代建筑，浙江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还有四川成都的前蜀永陵（王建墓）和云南地区唐以来的宗教建筑物。

以上这两项给我国古建筑中最重要的官式建筑的研究，提供了成系统的宝贵资料。

3．对照实物整理了宋代和清代的两部官式建筑的专书，即《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这个工作给研究官式建筑的历史敞开了大门。

4．对汉代建筑、辽金建筑和唐宋佛塔都做了初步的小结，为古建筑的分期断年做出了范例。

总结起来，前期主要是从无到有，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初步探索出一套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做出了一些断代研究的可喜成果。

后期即是1949年以后的工作。这以后全国经济建设普遍展开，中央文物局和清华、南工等工科学校，培养了许多古建工作人员。古建的调查、实测和保护、修缮结合在一起，由中央到地方的文物机构负责；大学和一些有关研究所着重在整理研究和古建筑新项目的开辟工作。后期的工作因正式纳入了国家计划，工作和研究人员的条件大大改善了，经费充足了，三十多年来主要成绩有以下八项：

1．1956、1981年全国文物普査，发现了大批实物。中原北方的重要发现有：五台南禅寺和芮城五龙庙各发现了一处唐代佛殿，前者有建中三年（782年）纪年，是现知我国最早的一座木结构；平遥镇国寺五代的大殿（963年，北汉天会七年）、涞源阁院寺辽代大殿，山东广饶的关帝庙和河南临汝白云寺宋代建筑，晋东南的一批宋元建筑，繁峙岩山寺的金元建筑，永济元初的永乐宫（已迁芮城），晋南元建舞台，陕西韩城元代建筑，北京东岳庙元建东配殿；长江流域过去只知苏州南宋的玄妙观大殿、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属古建筑，解放后发现了一系列的重要实物，五代福州华林寺大殿（964年，北宋乾德二年），广东肇庆梅庵大殿、祖师殿（996年，北宋至道二年），宁波余姚保国寺大殿（1013年，北宋大中祥符六年），莆田玄妙观、广州光孝寺南宋大殿，泰宁甘露岩南宋小殿，四川江油云岩寺南宋西配殿（飞天藏殿）和广东德庆学宫大成殿（1297年，元大德元年重建）及四川阆中永安寺和上海真如寺的元代大殿等，另外还在杭州凤凰寺发现了宋代砖砌的鸡笼式的伊斯兰大殿。

2．为了保护维修，拆建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这对全面了解古建筑的结构、做法是很难得的学习研究机会。在拆建工程中发现了不少重要题记，这对一些不易断代的重要古建筑解决了疑难问题。如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过去疑为辽建，经发现金天眷（1138—1140年）题记，知道它是金代建筑，因而给辽金断代提供了资料；又如正定龙兴寺摩尼殿过去怀疑是金建，经发现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题记，知道是北宋中期建筑，因而也给“金承宋制”提供了证据，过去认为金建近《法式》制度（《营造法式》修于12世纪初），其实有的金代建筑还保存了更早的宋制。

3．扩大了过去对古建筑重视的范围。过去调査古建筑着重在大型的官式木结构，解放后除了大型官式木结构外，注意了民居和铺面，在山西襄汾丁村和皖南徽州一带发现了大批明代民居，许多地点发现了明代一条街，如江西景德镇、吉州和辽宁盖州、兴城等地，发现了基本是明建的一条街，这是了解明代社会生活和工商业发展的最好资料，现都原样修整保存下来了。还注意了明清时期园林的调查实测，它的重点工作在苏州和杭州，也注意了北京北海后山的传为迁建汴梁艮岳花石纲遗迹的假山布局。扩大古建范围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重视了少数民族地区古建筑的调査工作，初步肯定了拉萨大昭寺中心部分木构是吐蕃时期的遗物和许多地点相当于宋元阶段的建筑，这是西藏地区的情况。在新疆霍城等地发现了相当于元代的清真寺建筑。对云南一带、内蒙古地区较早的建筑做了调查和实测。

4．公开刊布了大批图像资料。主要的有敦煌莫高窟自北魏迄唐宋时期的壁画，其中有大量建筑图像；还有有丰富建筑图像的宋元人绘画，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是其中最主要的两幅，前者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的街道、铺面等建筑，后者描绘了数十处北宋村镇聚落的形象。这部分资料对较全面认识古建筑，给人们打开了眼界。

5．考古发现与古建筑的复原工作。解放后大量的考古发现给古建筑研究提供了既系统又新颖的实物和形象资料。系统指从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一直到明清，新颖指地面古建筑不太容易保存的原来的构件和装饰。地面保存的古建筑很难找到唐以前的，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去补充；地面古建筑屡经翻修，屋顶部分早已迁换，内外的装饰也早已变样，这些都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去了解。此外汉唐墓葬壁画中的建筑，宋元仿木结构的墓室本身就是古建筑或是它的图像。重要建筑遗址发掘清理之后，还有一个图纸复原的问题，这个新的古建筑复原工作，解放后做出了卓著的成绩。唐长安重要宫殿和城门的图纸复原就是很突出的例子。

6．对照各种实物研究《营造法式》有了较大的突破。我国古建筑的研究一开始就有和文献结合的好传统，研究明以前的建筑，一直就依赖《法式》。最初看《法式》看懂的部分不多，实物发现越来越多后，逐渐懂的也多了。积累了已懂的个别部分多了，就要产生有系统的或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对《法式》的研究就有突破性的成果。重要突破性的成果在大木作部分即大型建筑物的梁架斗栱方面，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梁思成的《营造法式注释》和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后者虽然推测部分较多，但可给人启发，下面还要讲此书。

7．对重要古建筑实物进行了设计分析并取得了成绩。建筑物本身反映的是工程技术，但也是造型艺术，是工程与艺术的结合。古建筑物当然也是古代工程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在了解了它的工程技术的规律之后，进一步就要分析它的艺术造型了。分析艺术造型更可对工程技术的水平和规律有新的认识。这方面近年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取得了较好成绩。应县木塔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立体造型分析是两个重要实例。

8．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从中国古建研究的开始阶段就有人着手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外国人搞的，有日本人，有欧洲人，也有美国人，当然都是非常肤浅的，因为那时无论中外，对古建筑的了解都是很皮毛的。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他根据营造学社的资料写了一本新的中国建筑史，这本最初的建筑史，1984年由美国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整理出版。解放后，梁先生重新修改了讲学用的教材，1950年代初曾作为大学教材，印过一遍。此后在50年代末，由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人力在梁思成、刘敦桢两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该书集中了全国专家前后修改了八次，1965年完成了由刘敦桢先生主编的第六次稿本，这个稿本1980年出版了（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今天看来，这个本子虽有很多不够完善处，但毕竟是目前最好的一部全面有系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了。这本书应该说是从营造学社发起调查研究我国古代建筑以来的一次全面总结，它包括了老一辈（梁思成、刘敦桢）、中间一辈（刘致平、赵正之、莫宗江、陈明达等）和新一代古建研究者三代人的长年劳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国古建筑学界的代表作，当然它也是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权威著作。大家应当仔细阅读一遍，但这书的古代建筑史是为搞建筑的同志写的，不是给学考古的人写的，对学考古的同志来讲，许多方面不大适用，但适用之处还是很多，看一遍扩大知识面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