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罗主义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按照施米特在这篇学术报告中的描述，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源自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均势原则，即以民族国家的领土性主权为基础的大国制衡机制，其具体体现即规范和约束欧洲国际战争的法规。

从1648年到1914年，欧洲各国秉承的国际法带来了怎样的和平？这些主权国家都宣称自己能够有权按照自己的主权决定来发动战争，那么，这些国家之间如何维持和平和国际法秩序呢？毫无疑问，导致这些主权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因，并非真正的和平，而是持续存在的战争。这种和平仅仅是“不发动战争”。⁽¹⁾

16世纪以降，因应西欧各王国的“地理大发现”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扩张，欧洲大国之间还发展出一种所谓amity lines（友好线）原则。这个原则的含义是，在基督教欧洲范围内，国家间的战争属于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方式，但在基督教欧洲之外的地区，西欧各王国则相互友好，利益均沾，不可相互打斗。

旧的欧洲中心的国际法体系的根基在于，以正当的国家秩序为基础，欧洲的国家空间在国际法之中具有不同的等差秩序，这种旧国际法体系在非欧洲的空间里实现和平，实现自由欧洲的扩张。非欧洲空间没有主人，也是未开化或者半开化之地，是待殖民的区域，欧洲的政治权力攫取的对象，而这些欧洲力量通过占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之后将成为帝国。（《秩序》，页141）

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个阶段，是西欧各王国对欧洲以外新发现的地缘空间的自由占有，形成各自的“利益划分区域”。对欧洲以外的全球地缘空间中的政治体来说，这是赤裸裸的帝国式强力扩张：最初是对尚未开发的不毛之地的政治占有，随后是凭靠武力对亚洲国家宣称有自由通商的法权。“友好线”原则无异于划分了两个世界区域，而两个区域都有国际性战争，但欧洲国际法在两个区域有不同的用法，即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长达20年的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时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表明，欧洲的国际法仍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性质。接下来，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足以表明，“从形式上看，国际法不再是欧洲—基督教的国际法”，全球化进程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第一，美国总统门罗（1758—1831）在1823年12月发表的宣言（史称“门罗主义”）“第一次冲击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第二，1856年，“土耳其被接纳进基督教的民族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秩序》，页140）。

相比之下，美国的《门罗宣言》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英国允许土耳其加入欧洲共同体和英国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让日本成为“第二个非欧洲帝国”，不过是增加了欧洲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让它们进入“友好线”，有资格参与欧洲式大国扩张的自由竞争。与此不同——

1823年的《门罗宣言》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禁止外部干涉的大空间。同样重要的是，《门罗宣言》代表了欧洲殖民化进程中遭遇的第一个封闭性的大面积区域。随着门罗主义出现了第一个非欧洲的帝国。（《秩序》，页145）

“门罗主义”的原初要义是三项宣称：欧洲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这听起来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门罗宣言》表明新生不久的美国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势力范围。因为，不准欧洲大国染指的不仅是美国本土，而且包括整个美洲：只有美国有权干涉美洲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是美洲的家长。⁽²⁾

尽管如此，宣布独立建国的美国的主人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虽然切断了与大英帝国的从属关系，但仍然是基督教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因此，“门罗主义”让美国既从属于欧洲国际法体系，又打破了欧洲国际法的“欧洲中心主义”，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国际法原则：

在这一世纪转折点上，门罗主义是抵御某种外部空间势力干涉他国事务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某种扩张空间的进攻性帝国主义原则……门罗主义从一种不干涉和抵御外部空间势力干涉的原则，变成美国以帝国主义方式干涉美洲其他国家的一种托词。（《秩序》，页100）

直到差不多两百年后的2013年11月，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今天的美洲国家是平等伙伴，美国不再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鉴于美国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是否如此是另一回事。从晚近的委内瑞拉事件来看，美国对于俄罗斯的作为的确莫可奈何，但这并非因为美国自愿放弃门罗主义，而是因为瘦身后的俄罗斯有能力以门罗主义对付门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