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权力巅峰的希特勒
1938年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年初，我出乎意料地晋升为中将。我是在2月2日晚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晚我同时接到了2月4日到柏林参加希特勒主持的会议的命令。2月4日清晨当我走在柏林街头的时候，有轨电车上一个熟人告诉我，我已经被任命为陆军第十六兵团司令。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我赶紧拿起一份早报读起来。让我吃惊的是，一大批高级将领被解职，其中包括布隆伯格和弗里奇，还有我的好朋友卢茨将军。在总理府召开的会议上，我得知了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缘由。那次会议开始前，武装部队所有的司令官在大厅里围成一个半圆。希特勒走进来说，由于作战部长、陆军元帅冯·布隆伯格的婚姻问题，所以解除了他的职务；同时由于刑事犯罪，他不得不解除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上将的职务。对于其他人的解职，他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个个目瞪口呆。我们了解这些最高级别的将领，他们都是非常高尚的人，对他们的这些严重指控让我们痛彻心扉。希特勒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德国的首席法官不可能凭空捏造出这些说法。希特勒说完就走了，我们也随之解散，现场没有一个人说话。在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当时无法作出判断的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布隆伯格事件很清楚，他是不可能继续担任部长级职务的。但男爵冯·弗里奇上将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的事情需要军事法庭调查。后来法庭得以设立，由戈林担任庭长，不过最终的判决是完全无罪，针对当事人的恶意诽谤被证明毫无根据。这次无耻的污蔑被揭露的几个月之后，我们又一次集合在一起开会——这次是在一个小飞机场——听取最高军事法院院长海茨将军宣读判决和一段冗长的序文。在宣读之前，希特勒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对此次事件表示遗憾，并承诺类似情况不会再发生。我们要求彻底恢复男爵冯·弗里奇上将的名誉和职务，可布隆伯格本人提名的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上将经过一番努力，也才让男爵冯·弗里奇上将得以留在现役部队并被任命为驻扎在什未林的第十二炮兵团的名誉上校，但他从来没有接到相关命令。相对于他受到的伤害，这样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希特勒的指令，作伪证指控弗里奇上将的那个恶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但幕后真正的危险人物却逍遥法外，诽谤者的死刑判决仅仅是一个烟幕而已。8月11日在大伯恩军事训练区举行的演习中，男爵冯·弗里奇上将指挥第十二炮兵团参演。8月13日，希特勒到这个训练区观摩演习，但两个人没有碰面。
之后的几个月里，男爵冯·弗里奇上将一直很体面地保持沉默，这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后来我对整个事件及其参与人都有所了解。至于对自己的政敌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否正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本人正式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作战部长的职务仍然空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职权范围以外的职责由部长办公室主任威廉·凯特尔将军担负，但凯特尔没有指挥权，他自称是三军统帅部参谋长。控制三支装甲部队的第四兵团的新任司令官是冯·赖谢瑙将军，他是一个思想进步、思维敏捷的老兵，我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战友情。
1938年2月4日是军队统帅部经历的第二个黑暗的日子，第一个黑暗的日子是1934年6月30日。此后的日子里，德国将官们被认为应该对这两次事件负有责任。但实际上，人们应该指责的是少数身居高位、手握职权的几个人，毕竟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就拿弗里奇事件来说，即便很多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对他的指控既不可信也无法想象，但只有在法庭公布调查结果之后才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有人要求甚至敦促新任陆军总司令采取行动，但他没能下定决心。与此同时，由于外交领域发生了德国吞并奥地利这一极具影响力的事件，有关弗里奇一事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就这样被错过了。弗里奇事件证明，帝国元首和军队领导层之间严重缺乏信任。我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以我的职位是无法弄清个中缘由的。
我从受人尊敬的前任、装甲部队将军卢茨手里接任了新的职务。第十六军参谋长是我熟识多年的保卢斯上校，他是一位思维敏捷、认真负责、工作努力、创新意识强又颇具天赋的参谋军官，纯洁的心灵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都不容置疑。多年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担任后来被歼灭的第六军军长，因此遭受诸多的非难和指责。针对他的任何一项指责，我都是不能接受的，后来保卢斯也为自己提出了辩护。
与此同时，几个装甲师迎来各自的新任指挥官：
第一装甲师师长鲁道夫·施密特将军。
第二装甲师师长费尔将军。
第三装甲师师长男爵冯·施韦朋堡将军。
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
3月10日16时，陆军总参谋部部长贝克将军向我传达了一个最高机密：希特勒正考虑吞并奥地利，很多部队因此要做好战备工作。“你要重新指挥第二装甲师了。”他对我说。我告诉他，这么做很可能会得罪我的继任者费尔将军，他可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将官。“尽管如此，”贝克将军答道，“你还是要指挥参加这次行动的装甲部队，这是命令。”我随即建议把第十六军变成机动部队，受其节制的除了第二装甲师以外，还应该增补其他部队。贝克将军表示同意，他提议增补党卫军第一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按计划，这支部队也会成为占领军的一部分。他最后说：“如果要吞并，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了。”
我回到办公室下达了相应的备战命令，然后开始思考应该采取的各项措施。当晚20时左右，贝克将军再次把我叫过去。经过短暂等待，我见到了他。在21时至22时之间，他指示我让第二装甲师和党卫军第一师进入警戒状态，并把两支部队集结在帕绍周围。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向奥地利进军的部队由冯·博克上将指挥。按计划，第十六军以南的步兵师将横渡因河，其他部队将向奥地利的蒂罗尔州推进。
当晚23时至24时，我用电话向第二装甲师下达了警戒命令，并且亲自与党卫军第一师师长塞普·迪特里希见面。接到命令的各支部队都将立即前往帕绍。党卫军第一师当即就执行命令，但第二装甲师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该师很多参谋军官和师长一起在去摩泽尔省特里尔参加训练的路上，我们首先得派车把这些人接回来。尽管有这个小插曲，我们下达的命令还是很快得到执行，部队不久就开始出发。
第二装甲师在维尔茨堡的驻地离帕绍250英里，帕绍到维也纳是170英里。从柏林到维也纳是598英里。
塞普·迪特里希走之前告诉我，他马上要去见希特勒。当时我的感觉是，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应该是不用打仗的，因为这对两个国家来说都是值得庆祝的喜事。所以我就想，为表示友好，我们的坦克可以插上旗子，再装饰一些花草在上面。我请塞普·迪特里希向希特勒征询意见。半小时后，迪特里希告诉我希特勒同意了。
第十六军的参谋人员于3月11日20时左右抵达帕绍。根据命令，我们将于第二天上午8时进入奥地利。接近午夜时分，费尔将军带领自己的部队进入帕绍，但他没有奥地利地图，也没有供部队进一步推进的燃料。没有地图我就给费尔将军提供了普通游客使用的旅行指南，但燃料的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帕绍是有一个军用油库，但这个油库专供西部军队部署和“西墙”（即“齐格菲防线”）的防御。根据上级命令，该油库当且仅当在军队动员时才能供应油料。当地的军官对我们的行动并不知情，我们在半夜也无法联系到他们。油库负责人忠于职守，拒绝提供他手里珍贵的油料，最后我不得不威胁使用武力迫使他让步。
我们没有移动给养队，所以只好临时拼凑。帕绍市长帮我们调集了几辆卡车，我们借此组建了必要的给养队。与此同时，我们沿途的奥地利加油站都要求保持开放。
费尔将军费尽心思仍然无法保证部队在8时整越过边境。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直到9时才越过加高的边防屏障，他们在那里受到奥地利民众的欢迎。前卫部队由第五装甲侦察营（科尔恩韦斯泰姆）、第七装甲侦察营（慕尼黑）和第二摩托步兵营（基辛根）组成，中午时分即快速通过林茨向圣珀尔滕进发。
我和第二装甲师的主力部队在一起，从柏林赶来的党卫军第一师殿后。坦克上的旗子和装饰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被当地人看作朋友，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沿途还有佩戴勋章的一战老兵向我们致敬。坦克每作一次短暂停留，当地民众都会献上鲜花并给士兵塞食物。士兵的手是颤抖的，接受当地人亲吻的他们不禁流下激动的热泪。这是两个国家期待已久的“合并”，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同属一个民族的子民被不幸的政治分割成两个国家达数十年之久，如今终于幸福地团圆了。
我们沿着通过林茨的大路向前推进。我在接近12点的时候到达林茨，拜访了当地官员，参加了一个短暂的午餐会。正要离开林茨前往圣珀尔滕的时候，我遇到了由奥地利部长塞斯—因克瓦尔特和冯·格莱泽—霍尔斯特瑙陪同的党卫队帝国长官希姆莱。他们通知我“元首”预计将在15时左右抵达林茨，要求我安排封锁进入林茨的道路和当地的市场。我当即命令前卫部队停留在圣珀尔滕，并组织手头可用的部队在卢茨周边做准备工作。奥地利陆军的守备部队请求参与筹备，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很快，当地的街道和广场就聚集了大约6万人，兴高采烈的民众不断向德国士兵大声欢呼。
希特勒到达林茨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在城边上等候他的到来，亲自见证了他进入林茨时的胜利姿态，也听到了他在市政厅阳台上发表的讲话。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人们在那几个小时里表现出的高涨热情堪称空前绝后。发表讲话之后，希特勒看望了在“合并”前的骚乱中受伤的几个人，然后去酒店休息。我在酒店里向他汇报了继续向维也纳推进的事宜。显而易见，在市场里受到的热烈欢迎让他很是震动。
我在21时左右离开林茨，于午夜抵达圣珀尔滕。我命令前卫部队立即动身，我自己乘车在最前方。3月13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冒着暴风雪进入了维也纳。
在维也纳，为庆祝“合并”组织的火炬游行刚刚结束，街上到处都是欢呼雀跃的市民。毫无疑问，第一批德国士兵的出现是疯狂庆祝的信号。在奥地利陆军维也纳师师长施图姆普菲尔将军的注视下，我们的前卫部队列队跟随奥地利军乐队走过歌剧院。列队行进仪式刚结束，又一轮的欢呼庆祝开始了。我是被抬着去到驻地的，大衣纽扣都成了人群争抢的珍贵纪念品。总之，我们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
短暂休息之后，3月13日清晨我就起身去见奥地利陆军的各位指挥官，他们都很有礼节地接待了我。
3月14日，我们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15日要举行的大阅兵。筹备工作由我负责，我因此很高兴地得到与奥地利新战友首度合作的机会。我们很快就在如何组织阅兵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第二天满意地看到，在如今已成为德意志德国一部分的维也纳，我们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阅兵当天走在最前方的是奥地利陆军的方队，德军方队和奥地利军队的其他方队紧随其后。现场观众的热情十分高涨。
之后的一天晚上，我邀请前几天认识的几位奥地利将军到布里斯托尔酒店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希望借此加深我们之间新建立的同志情谊。接着我去各地考察奥地利陆军的机械化部队，研究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将这些部队融入新的联合部队当中。时至今日，我对这期间的两次考察记忆犹新，其中一次是去由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守备的滨湖新锡德尔，另一次是去奥地利陆军坦克营驻扎的莱塔河畔布鲁克。奥地利陆军坦克营的营长是泰斯中校，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官，在一次严重的坦克事故中受过重伤。他的部队给我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我也很快和他手下的年轻官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摩托化步兵营和坦克营的士气和纪律都非常好，可以预见，他们并入帝国陆军将是一件颇有裨益的好事。
我们希望在德国人了解奥地利的同时也让奥地利人了解德国，以此加强双方之间的团结。为此，我们安排了一批原有的奥地利陆军前往最初的帝国进行短暂参观，其中一部分人就到了我的老部队所在的维尔茨堡，我妻子在那里安排接待了他们。
不久之后，我亲爱的妻子来到维也纳。3月25日，我们一起庆祝了她的生日。
德国装甲部队从占领奥地利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总体而言，行军的进程是很顺利的。轮式车辆出现故障的次数寥寥无几，但坦克就很多。我现在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不过故障比例肯定没有到30%。一直到3月15日的大阅兵，几乎所有的坦克都状况良好。考虑到坦克行进的距离和速度，应该说故障频率不算很高。不过对那些对坦克一无所知的人以及对冯·博克将军而言，这样的故障频率却是高的。所以在阅兵式过后，年轻的装甲部队就饱受某些人的苛责。他们认为，现在可以证明坦克无法完成远距离的持续行军。但这些人的批评实际上是搞错了对象。要正确评估装甲部队在远赴维也纳期间的表现，以下几点是必须要考虑的：
装甲部队对这次行动毫无准备。开始行军的时候，装甲部队刚刚启动连级训练。第二装甲师在前一年冬天组织过参谋军官的集中理论培训，但全部参谋军官的理论培训要到前面提到的在摩泽尔举行的军事演习结束时才算完成。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冬天突然投入师一级规模的行动。
上一级指挥所同样没有准备。这次行动的决策纯属希特勒的个人意志，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各个装甲师都在1935年秋天才刚刚组建，短时间内立即投入这样的行动绝非易事。
由于临时接到前往维也纳的命令，第二装甲师和党卫军第一师要在48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分别行军约420英里和600英里。但总的来说，两支部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行军途中最大的不足是缺乏维护设备，坦克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个问题早在1937年的演习里就已暴露无遗，但直到1938年3月，解决该问题的提议都没能付诸实践。好在后来我们再也没有重蹈覆辙。
事实证明，燃料供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次出现的短缺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由于这次行动没有使用弹药，我们的弹药补给系统只能通过与燃料供给作类比进行判断，不过这种类比足以让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无论如何，我们在理论上对装甲师行动能力的自信被证明是合理的。
这次行军告诉我们，在一条路上同时推进一个以上的装甲师是完全可行的，我们有关摩托化部队组织和作战部署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次的经验只适用于坦克部队的警戒、行军和补给，我们在坦克战方面没有增长任何见识。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德国装甲部队在这方面的发展方向也是正确的。
在他价值宝贵、意义深远的回忆录里，温斯顿·丘吉尔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描述。我在这里有必要全文引述一下：
以凯旋的姿态进入维也纳一直是奥地利士兵的梦想。3月12日周六晚上，维也纳的纳粹党计划组织火炬游行欢迎凯旋的英雄，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人。于是乎，乘火车前来安排侵略军驻扎事宜的来自补给部队的三个一脸茫然的巴伐利亚人不得不冒充英雄被人群抬在肩上通过街道……造成这个闹剧的原因后来才慢慢为外界所知。德国的战争机器步履蹒跚地越过边境，最终在林茨附近戛然而止。虽然天气和道路条件都非常好，但大多数坦克都出现故障，摩托化重炮也出现瑕疵。由林茨通往维也纳的公路被停滞的重型车辆阻塞。这次行动的种种不顺暴露了德国陆军在这个阶段的重建工作尚不成熟，希特勒的亲信、第四集团军司令冯·赖谢瑙将军被认为对此负责。
希特勒本人乘车通过林茨的时候看到交通阻塞就怒不可遏。脱离混乱的轻型坦克在星期天凌晨才零零星星进入维也纳。为了能赶上庆祝仪式，装甲车和摩托化重炮都被装上火车。希特勒驾车在喜悦抑或是恐惧的人群中间通过维也纳的画面广为人知，但这个神秘的荣耀时刻有一个不平静的背景。“元首”实际上对他的军事机器暴露出的缺陷怒不可遏。他责骂手下的将军们，但后者反驳道，是希特勒本人没有听从弗里奇的告诫：德国还没有能力应对重大冲突。尽管如此，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官方的庆典和阅兵式都按计划进行……
丘吉尔得到的信息显然是错误的。据我所知，3月12日那天巴伐利亚和维也纳之间没有火车通行，丘吉尔所说的“三个一脸茫然的巴伐利亚人”一定是飞过去的。德国的战争机器之所以停留在林茨，是因为我命令部队停在当地迎接希特勒，而不是其他原因。无论如何，我们在当天下午就到了维也纳。那天天气不好，下午就开始下雨，晚上更是有猛烈的暴风雪。从林茨到维也纳的唯一一条公路当时正在重新铺设，连续几英里的路面都被挖开，其他路段的路况也很差。大多数坦克安全到达维也纳。重炮的问题不可能出现，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没有重炮。另外，公路一直都没有出现堵塞。至于冯·赖谢瑙将军，他是在1938年2月4日才担任第四集团军司令的，所以对于刚刚接手才五个星期的部队出现的装备问题，他是负不上什么责任的。他的前任布劳希奇上将掌管第四集团军的时间也很短，责任也不能推到他头上。
如前所述，我在林茨见到了希特勒，当时他没有丝毫的怒气。恰恰相反。那或许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深受感动的样子。他在林茨市政厅阳台上向底下的人群发表讲话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旁边，我看到他的脸上流下热泪，这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希特勒没有责骂哪位将军，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相应地，将军反驳一说也不可信。即便真的存在，我也不知情。至于我自己，在林茨和维也纳期间，我都受到希特勒的常规礼遇。唯一一个对我有意见的人是占领军总司令冯·博克上将，因为他认为我命令部队在坦克上做的装饰违反规定。不过在我告诉他我们得到希特勒的批准之后，这件事就当场了结了。
到了1940年春天，就是这架“步履蹒跚越过边境”的战争机器在经过小幅提升之后，把西方列强过气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从丘吉尔的回忆录可以看出，他急于证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在1938年投入战争并大有希望获胜。但这两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对此十分怀疑，他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他们清楚自己军队的弱点，只是无力使之重振雄风罢了。德国的将军们也想要和平，但这不是因为怯懦或者出于对新发明的恐惧，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国家目标。
第二装甲师留在维也纳地区，并从当年秋天开始接受奥地利方面的换防。第十六兵团的参谋人员和党卫军第一师在4月份回到柏林。此时维尔茨堡周边地区没有部队驻守，直到1938年秋天当地新组建了由赖因哈特将军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同期组建的还有第五装甲师和第四轻型师。
1938年夏季的几个月里，我履行的是兵团司令在和平时期的职责，主要是考察麾下的部队。在此期间我认识了手下的官兵，为战时的互信打下了基础——这种互信一直让我深感自豪。
同年8月，我入住上级在柏林分配给第十六兵团司令的房子。也是在那个月，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元帅来德国访问，与他一道来访的是他的妻子和匈牙利总理伊姆雷迪。我参加了在火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以及之后的阅兵式、希特勒主持的晚宴和在歌剧院举行的豪华典礼。晚宴结束后，希特勒一度坐在我们那一桌跟我讨论坦克方面的问题。
希特勒对霍尔蒂此行的政治成果感到失望。此前他无疑想说服霍尔蒂签订一份军事协议，但最终没能如愿。令人不解的是，希特勒在发表讲话和晚宴后的言谈举止里都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9月10日至13日，我和妻子一同参加了纳粹党的纽伦堡党代会。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月达到极致，周围的气氛凝重而凶险，这在希特勒在纽伦堡国会大厅发表的闭幕讲话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下一步的前景着实不容乐观。
我从党代会直接赶赴第一装甲师和党卫军第一师驻扎的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就是各种演练和视察。到了月底，我们开始为进军苏台德地区做准备。由于捷克人拒绝做出任何让步，战争的危险迫近了，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不过慕尼黑会议为和平解决开辟了道路，苏台德地区在未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顺利并入德意志帝国。
我个人为政治局势也作出了一点牺牲。10月1日是我和妻子的银婚纪念日，但那天我独自一个人在格拉芬沃尔，我妻子独自一人在柏林，我们的两个儿子则在边境线的部队里。不过我们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和平被保住了。
苏台德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
根据进军苏台德的计划，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归第十六兵团指挥。占领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10月3日，奥托将军指挥的第十三（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埃格、阿施和弗朗岑斯巴德；10月4日，第一装甲师进入卡尔斯巴德；10月5日，所有三个师推进到分界线。
占领行动的前两天，希特勒都在我的部队里。9月30日晚上和10月1日晚上，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摩托化）步兵师都在行军，前者从夏姆行进170英里到萨克森州的艾本斯托克，后者从格拉芬沃尔出发准时赶上对埃格兰的和平占领。从行军的角度看，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10月3日，我在边境的阿施附近见到希特勒，向他汇报了我手下几个师顺利推进的情况。接着我开车通过阿施到埃格正前方的随军食堂里和希特勒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一般的士兵行军餐，就是用猪肉做的浓汤。当希特勒发现汤里有肉之后，他满足地吃了几个苹果，还叮嘱我让随军食堂在第二天做一顿没有肉的饭菜。我们进入埃格的气氛是喜悦的，当地大多数人穿着漂亮、合身的埃格兰民族服装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希特勒的到来。
10月4日，我在第一装甲师参谋人员战地食堂里见到了希特勒。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他对面，在座的人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大家都对避免战争感到由衷的高兴。希特勒的车途经的路上都有部队，他频频向官兵们致意，后者展现出的精神面貌让他颇受鼓舞。一切都很美好。像3月份在奥地利时候那样，我们的坦克被一层层的花和树枝装饰。我驱车前往卡尔斯巴德，当地剧院门前等候着由三个连组成的仪仗队，这三个连分别来自第一装甲兵团、第一步兵团和和党卫军第一师。右侧队列站在指挥官旁边的是我的大儿子，他是第一装甲兵团一营的副官。
希特勒到达的时候我们刚刚做好准备。他从仪仗队中间走进剧院，剧院里一片欢腾。此时外面大雨滂沱，但里面出现了最令人感动的一幕：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和少女热泪盈眶，很多人双膝跪地，现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经历了太多的东西，包括无休止的贫困、失业和迫害，很多人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如今，他们终于迎来新的开端。我们立即着手把战地厨房里的食物分发给当地人，一直到慈善组织接手这项任务为止。
10月7日至10日期间，我们又占领了一个日耳曼人居住区。我开车经过卡登和萨茨到特普利采，所到之处我们的士兵都受到当地人同样的欢迎，每一辆坦克和摩托车都戴上了花环。年轻男女纷纷涌上街道，有时候我们向前走都不容易。从捷克军队里释放的数千名日耳曼血统士兵步行返回家乡，大多数人还穿着捷克军服，背上背着箱子或背包——这是一支不战而败的军队。我们越过捷克人的第一道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没有我们想象的坚固，不过我们很高兴不必用血战夺取它们。
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政治局势的和平转变，因为战争将会使日耳曼人的这片土地遭受沉重打击，德国的母亲也将会做出巨大的牺牲。
在特普利采，我把办公地点设在克拉里—阿尔德林根王子的休闲宫，王子和王妃用最友善的方式接待了我们。我们认识了日耳曼—波西米亚贵族阶层的很多成员，大家很高兴地发现，他们仍然十分忠实于日耳曼民族。我认为朗西曼阁下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观点为维护此时的和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紧张的政治局势暂时得到缓和，我们都为此感到高兴。我甚至有机会去猎鹿，花了两个星期就收获很多好猎物。
风起云涌的1938年一步步接近尾声，像我这样和政界没有什么联系的军人都希望，在动荡过后会迎来和平发展。我们觉得，德国现在要做的是逐渐吸收和纳入新近获得的领土和人口。我们认为，一旦巩固既得地位，德国在欧洲的实力就足以使其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目标。我亲眼看到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情况：虽然当地人对并入帝国欢呼雀跃，但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与德国本土差异巨大。在我看来，对于日耳曼地区成功且持久的融合而言，长期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慕尼黑协定》似乎为此提供了可能。
希特勒在外交领域的巨大成就进一步驱散了他在2月份的危机里留下的丑陋印象。在成功并入苏台德面前，9月份哈尔德取代贝克担任总参谋部部长一事都显得微不足道。贝克将军是因为不认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辞职的，他认为后者的做法太危险。贝克将军曾经提议军队将官集体倡议和平，但这个提议不幸被布劳希奇否决，其他的将官因此对这个提议毫不知情。正因为如此，我是怀着对长期和平的期待从苏台德回到柏林工作的，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局势再度恶化
10月底，魏玛大象酒店一个新的经营区开放，当地的纳粹分部借此机会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希特勒亲自到场，我作为第十六兵团的指挥官和魏玛地区的高级将领也受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官方开幕式在魏玛宫举行，在希特勒向人群发表户外演讲时达到高潮。希特勒在讲话中表达了对英国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对丘吉尔和艾登。他上一次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讲的时候我还在苏台德，所以我对这时候新发现的紧张气氛极为惊讶。希特勒讲话结束后在大象酒店举行茶话会，他邀请我坐在他那一桌，我因此得以和他进行约两个小时的长谈。我在谈话中问他为何对英国如此不满。我发现，他之所以对英国态度强硬，是因为他认为张伯伦在哥德斯堡的时候对他态度不好，还有英国某些要员来德国会见他的时候有意表现粗鲁。他告知英国大使亨德森：“下一次你们的人要是再穿着随便来见我，我就让德国大使穿着套头毛衣拜访你们国王。你把我的话转告英国政府。”他接着怒气冲冲地描述了他认为自己被回绝的种种情形，还说英国人其实不是真想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尤为深刻，因为他最初非常尊重英国，曾经梦想着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仍然面临非常紧张的态势。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令人失望和担忧的现实。
纳粹分部活动日晚间，魏玛剧院上演歌剧《阿伊达》。我坐在“元首”包厢里观看了表演，还在为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的宴会上受邀与希特勒同桌。席间我们以闲聊为主，其中谈到了艺术，希特勒提到他去意大利的时候曾经在那不勒斯看过《阿伊达》这部歌剧。两点钟的时候他坐到了演员那一桌。
回到柏林后，陆军总司令让我去见他。他告诉我，他想设立一个统管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职位，类似于针对这两个兵种（他统称为“机动部队”）的高级督察组。他把自己草拟的这个岗位的职责内容拿给我看，其中表明了督察组负责人拥有的职权，包括督察权和撰写年度报告的权利。但督察组负责人没有指挥权，无权决定兵种条令的制定和签发，无权干预部队的组织和人事问题。我拒绝了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
几天之后，陆军人事处处长博德温·凯特尔将军——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弟弟——找到我，代表陆军总司令催促我重新考虑之前的决定并接受任命，但我再次予以拒绝并充分陈述我的理由。凯特尔随即向我透露，设立这个新的职位实际上不是布劳希奇的想法，而是希特勒的决定，所以我不能就这么拒绝了。我对陆军总司令起初没有告诉我命令来源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但我仍然不愿接受任命，所以请求凯特尔把我的理由转告希特勒，还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亲自向希特勒做出解释。
几天后，希特勒让我去见他。他是单独和我见面的，所以我可以阐明自己对此事的观点。我向他说明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架构，告诉他陆军总司令在草案里是如何界定新职位的职权的。相比之下，作为三个装甲师的现任指挥官，我可以为装甲部队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很了解陆军总司令部那些实权人物，深知他们在把装甲力量作为大规模进攻武器进行发展的问题上反复无常，所以我不得不说，上述拟议的创新是往错误的方向迈出的一步。我解释说，陆军总司令部有意把坦克力量分配给步兵。根据以往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我无法相信未来的发展不会受到阻滞。再者，把装甲部队和骑兵联结在一起的做法必将招致骑兵的反对，因为他们把我当作对手看待，肯定会对这种新的调整心存疑虑。骑兵的现代化迫在眉睫，但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陆军总司令部和骑兵的高级将领都很可能制造强大的阻力。最后我对希特勒说：“赋予新任命的权力不足以让我克服这种阻力，其后果就是无休止的摩擦和争论，所以我请求您允许我留任目前的职务。”
希特勒听我说了20分钟左右，中间一直没有插话。我说完之后他告诉我，他要赋予这个新职位必要的职权去统一掌控所有摩托化部队和骑兵部队的发展，所以他拒绝我的请求并命令我接受新的任命。他最后说：“如果像你说的，你觉得在行使职权方面受到任何形式的阻挠，你就直接向我汇报。我们要一起确保部队实现必要的现代化，所以我命令你接受新的任命。”
当然了，就算是困难很快就出现，我也不可能直接向希特勒汇报。
就这样，我被晋升为装甲部队将军并被任命为“机动部队”长官，还因此分配了位于本德勒大街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来自参谋团的冯·勒叙尔中校和罗蒂格上尉担任我的助手，我的副官是里贝尔中校。另外，每个兵种都给我派了一名文书。准备就绪之后我就开始工作。不得不说我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因为在此之前装甲部队几乎没有任何训练条令。我们拟定条令草案提交给陆军作训部批准，可是作训部根本没有熟悉坦克的军官，所以他们是从其他角度而不是装甲部队的需求审核我们的草案的。我们得到的批示通常是：“内容编排不符合步兵条令采用的模式，草案不可接受。”内容编排和“专业术语”的统一是评判我们工作成果的两个重要方面，部队的需求反而无关紧要。
我认为骑兵很有必要配备现代武器并重组为易于指挥的师级部队，因此提议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但这个提议被陆军总部办公厅主任弗罗姆将军否决，因为我在提议里主张购买2000匹马，而他认为陆军没有理由这么做。于是，骑兵在战争爆发之前一直保留着他们原有的落后架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除了驻扎在东普鲁士的一个旅以外，骑兵的作用仅限于为步兵师组建混合侦察营。这种侦察营由一个骑兵中队、一个摩托车中队和一个摩托化中队组成，装备的是数量不足的装甲车、反坦克炮和骑兵武器。指挥这样一种混搭部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骑兵在军队动员的时候也只能为和平时期的主力师级部队提供这种侦察营，新组建的部队也只能满足于使用摩托车。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全新的解决办法。尽管骑兵的高级将领对自己的兵种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但他们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兵种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从侧面揭示当时的情况：我的动员令指出，在军队进行动员时，机动部队长官有权指挥一个预备役步兵团。在经过一番苦苦争取之后，我才得以把指挥对象修改成装甲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