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历史的修正
当今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个发现的年代，也是一个应该修正知识的各种要素的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现象仍然可以沿用原来的解释。有鉴于此，人们还得继续考察那些陈旧知识，推翻那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从而形成科学的认识。当今时代，科学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古老法则一个个寿终正寝。陈旧的力学公理被人摒弃，而以前曾被视为世界永恒基础的物质，现在也已经成了各种力量昙花一现的简单聚合。
历史学有其推测性的一面，这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逃避最严苛的批判。然而，它同样也面临着这种彻头彻尾的修正。再也不会有哪个阶段我们敢说确定无疑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明明白白的东西再次变得模糊，疑窦丛生。
对历史上有些事件的研究看起来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经过几代作家的把脉，人们也许认为对它的研究已臻至境，完美无缺了。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人们还能够提出什么新东西呢？
不过，即使是大革命最积极的辩护者，在作出判断时也开始变得犹豫起来。早先的证据被证明远非无懈可击，一度被奉若神明的教条开始动摇。试翻一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最新著述，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下结论时表现得越来越谨慎。
现在，人们不仅可以毫无顾忌地评判这场伟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而且思想家还在追问，在文明的进程中，革故鼎新之举难道就不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必须通过流血的冲突与暴力吗？然而，革命的后果似乎既与革命者当初付出牺牲以求得的希望相去甚远，也与由革命引发的深远后果风马牛不相及。
有几重原因引导我们重温那个悲剧的时代：一是时间磨平了激情的棱角，人们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待那个时代；二是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从档案中被挖掘出来，历史学家们现在还可以不受限制地解释这些材料。
不过，在这些原因当中，对于我们的思想产生了最显著影响的或许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人类及其行为动机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们可以把现代心理学中的那些发现运用到我们必须论及的历史中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古代的影响、支配人类群体行为的规律、集体行为中个性的消解、大众心理的精神传染、无意识的信仰和各种形式的逻辑之间的区别等心理因素。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使用的这些科学方法迄今为止尚无先例。历史学家们常常浅尝辄止，只停留在对资料的研究上。不过，即使是这种研究，也足以激发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疑问。
塑造了人类命运的那些重大事件——比如说革命和宗教信仰的发生，有时是如此难以解释，因此我们只能局限在纯粹的叙述上。
从我最初研究历史开始，某些基本现象中令人费解的方面就让我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有关信仰起源的现象。我深信，肯定是某些对理解这些现象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还不得而知。理性已经尽其所能，我们不能对它再有更多的奢望了。如果真想让那些未能得到阐明的因素释然于心的话，我们就得另辟蹊径。
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对我来说仍是雾里看花。我遍游名山大川，勤勤恳恳，考察那些逝去文明的残砖剩瓦，对这些问题仍然不能释然于心。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思和探索，我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是由其他一系列问题构成的，对于这些问题，只能分开来逐一加以研究。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这一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已经结集成一系列著作。
一开始，我致力于人类进化的心理法则的研究。我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民族，也就是那些因历史偶然性而形成的民族，最终会获得一些与他们的生理解剖特征一样稳定的心理特征。我试图揭示出一个民族是如何改造它的制度、语言和艺术的；在同一本著作中，我还试图证明，在外界环境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时，个体性可能会完全消解。
但是，除了民族这一固定的集体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机动的、短暂的集体，这就是大众。现在，大众或者说乌合之众，借助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伟大的运动，使自己具备了一些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特征的集体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演进的呢？对于这一新的问题，我已经在《大众心理》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考察。
只有在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我才开始觉察到某些以前尚未了悟的因素。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在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要素中，有一种尤为重要，那就是信仰的因素。这些信仰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们真的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自发的吗？还是不如说，它们是无意识的、独立于所有理性之外的呢？在最近出版的《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对这一难题作了探讨。
只要心理学还认为信仰是自发的、理性的，人们就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等一系列问题。正因为我已经证明信仰通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总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能够给出如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那些无法证明的信仰常常被历朝历代开一代风气的精神领袖确信不疑。
这样一来，那些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就会涣然冰释，我的结论是：除了理性逻辑这一向来被我们视为行为唯一指南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其他形式的逻辑：情感逻辑、集体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这三种逻辑常常能够颠覆理性，而成为我们行为的深层动机。
如果上述事实一经确认，那么在我看来，大量的历史事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解释这些历史事件时，据以思考的理性逻辑对于它们起源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
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在这里可能三言两语就能提纲挈领，但要想真正有所收获，必须数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在对于理性逻辑的修修补补中，我产生了绝望，不止一次地将它们扔在一边，甘愿回到实验室中做一个苦力。在那里，你肯定会围绕着事实的真相进行研究，虽然可能得到的只是一些断片，但那却是真实的。
虽然发掘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现象其乐无穷，但破解人类行为之谜更加令人神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又回到心理学上来。
虽然从我的研究中推演出的某些原则看起来似乎可以取得累累硕果，但我还是决定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实例。由此，我开始致力于革命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心理研究。
在分析这场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大部分纸上得来的观点均被我一一放弃，虽然以前我曾对它们坚信不疑。
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在解释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是由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现象组成，但它们各自之间却是相互独立的。
法国大革命每一阶段中发生的事件都是由心理学的法则决定的，它们就像时钟那样有规律地运行着。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宏大的戏剧中，演员们粉墨登场，但其角色却早就由剧本决定了。每个人都说他必须说的话，做他必须做的事。
当然，革命戏剧中的这些演员毕竟不可与按照剧本进行演出的演员们同日而语，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过剧本，揣摩过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受到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
更准确地说，这些革命人物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所以，虽然他们是当事人，但对这一进程，他们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甚至从未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狂怒无以自制，弱质不能自持，都源于此。他们以理性为标榜，声称受理性的支配，但实际上，推动他们行为的却根本不是理性。
革命者比约·瓦伦写道：“现在备受人訾议和诟病的那些决议，即使在事先一两天都不是我们打算或希望做出的；只不过是在危机时刻，为形势所迫，才不得已通过。”
倒不是说，我们必须把大革命中的事件看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的安排，本书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承认那些优秀人物身上具有某种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他们只是在少数几件事上能够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对于那些一开始其后果就难以控制的事件，他们回天乏术。科学家知道如何在细菌感染之前将它杀灭，但他却不能阻止作为其后果的疾病的发作。
当任何一个问题在观点上引起激烈冲突时，我们都可以确信，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
在先前的一本著作中，我们业已证明：信仰源于无意识，并独立于一切理性之外，从来不会受到理性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信徒的事业，很少被信徒之外的人理解，对这一事业，有人切齿痛恨，有人高歌盛赞。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种教条，要么被人全部接受，要么被人通盘摒弃，这一切都与理性逻辑毫无瓜葛。
虽然宗教的或政治的革命在其刚刚兴起之时，很有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革命只有借助神秘主义或情感要素的力量才能继续发展，而这些要素同理性却风马牛不相及。
历史学家通常根据理性逻辑来理解法国大革命，结果面对林林总总的革命事件，他们陷入了困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种逻辑并不能给他们启示。既然连革命的亲历者自己都无法正确理解这些事件，那就不会离事实太远，即大革命这一现象既被它的发动者误解，也被它的记述者误解。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像大革命时代的人们这样，对当前知之甚少，对过去不屑一顾，对未来盲目崇拜。
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不在于它试图传播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质内容上毫无新颖之处；也不在于它试图建立的制度——人们对制度的关心，甚至不如对教条的关心。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让法国承担了暴力、谋杀以及由一场可怕的内战带来的毁灭和恐怖；在军事上，它最终成功地对抗了整个欧洲，从而捍卫了自己，所有这一切与其说归功于它建立的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不如说归功于它建立的一个新的宗教。现在，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一个坚定的信仰是何等强悍有力：战无不胜的罗马人不得不拜倒在游牧部落的军队面前，那是因为这些牧羊人受到穆罕默德的信仰指引；同样的原因，欧洲的君主们无法抵抗法国国民公会派出的装备极差的军队。像所有使徒一样，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由此建立的革命信仰，如果不看持久性的话，比起其他宗教信仰来，在力量上毫不逊色。不仅如此，只要这一信仰还未能走出历史的怪圈，它的力量就不会减弱，而且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依然鲜活有力。
大革命的使徒相信法国大革命是对历史的一次大扫除，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知道，为了实现他们破旧立新的目的，他们公开声称要与过去的一切遗迹彻底决裂，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过去并未因此消失，反倒更加真切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与他们开天辟地的意图相反，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依然沉浸在过去之中，而且君主制的传统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保留着，而旧制度中的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甚至变本加厉了。托克维尔轻而易举地就向我们证明了法国大革命除了推翻了行将崩溃的制度之外，几乎乏善可陈。实际上，除了破坏之外，法国大革命几乎无所作为，对此后继续发展的某些思想成果也贡献甚少。大革命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但它倡导的平等却构成了他们的福音：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支点，是整个现代民主思想演进的枢轴。因此，我们可以说，大革命并没有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到来而终结，也没有因为继之而来的一系列复辟而终结。大革命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都在逐渐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它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占去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它将向读者表明，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事实不符的传闻，这也许会消除读者的一些幻觉。
毫无疑问，这些传闻比历史本身更富有生命力，但对此我们不必过于遗憾，也许还有几位哲学家对了解真相颇感兴趣，而人民总是宁愿选择幻想。由于这些幻想聚合了人们的理想，因此它们常常会成为行为的有力动机。丰特内勒曾经说过，如果人们不受到虚幻的理想鼓舞的话，就往往会失去勇气。圣女贞德、国民公会的伟人、拿破仑皇帝的伟大事迹等——所有这些令人眩目的关于过去的形象，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的岁月里，常常会成为人们希望的源泉。这些形象是我们的父辈留给我们的诸多幻觉遗产的一部分，这些幻觉通常比事实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梦想、理想，还是传闻——总之，只要是不真实的东西——都是历史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