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社会的动力

“已经拥有者，上天当给予更多”[3]

在1789这一年[4]，一些理性的法国人在人才荟萃的巴黎看到了许多幻景，看到了许多美好的幻景——自由、平等、友爱。但是，法国人的理想主义很快便掌控不了现实，落到了以拿破仑为化身的命运之神的手中，任其摆布了。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效率，拿破仑恢复了法国国内的秩序；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也建立起了一个法兰西强国——这种强国的存在法则，正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历史，影响到了后来所有的政治思想；而这段历史，也像是一出古希腊的悲剧，因为革命理想主义的特征，早就注定了它必定会是一场灾难。

因此到1848年[5]，当欧洲各国人民再次以为看到了一幅美好的幻景之时，他们的理想主义心态就更加复杂了。在自由的原则之上，他们还添加了民族原则，寄望各民族的独立精神可以对抗那些野心太大的组织者，从而确保自由。不幸的是，在那一年的革命中，理想主义这艘好船又流了锚，逐渐被化身为俾斯麦的命运之神冲走了。凭借自己普鲁士式的效率，俾斯麦曲解了日耳曼民族的新理想，就像拿破仑歪曲了法兰西民族关于自由和平等的那些更单纯的理想一样。但是，我们如今刚刚看到业已臻于极致的民族理想主义这出悲剧，却并不是自由的毫无秩序所预先注定的，而是因组织者的实利主义所预先注定的；这种实利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德国文化”。法兰西的悲剧，不过是理想主义坍塌的单纯悲剧罢了；可德意志的悲剧，实际上却是因为用实利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而导致的悲剧。

1917年，沙皇俄国垮台、美利坚合众国参战之后，全球的民主国家都以为它们看到了一盏伟大的领路明灯。虽说在目前看来，俄国革命无论如何走的仍是一条常见的革命道路，可我们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普世民主”之上。所以，在18世纪的自由理想和19世纪的民族理想之上，我们又加入了自己属于20世纪的那种国际联盟的理想。倘若第三次悲剧必定会发生，那么这次悲剧就会是规模空前的，因为民主理想如今已成了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信条。德国人崇尚现实政治[6]，即崇尚现实的政治——并非仅仅是一种实用政治——因此他们认为，灾难或迟或早都是必然会发生的。该国的军阀和普鲁士军人阶层或许只是为了维护其权力而战，但德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却是在一种政治哲学的诱导之下行动的；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哲学的错误并不会削弱他们对它的真诚信仰。在这场大战中，许多方面都已经证明了德意志的估计是错误的；但那都是因为我们制定了一些明智的行政准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才令他们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尽管我们在政策方面也出现了诸多失误。我们最艰巨的考验还在后头。如果想让世界长治久安，想让世界安全容纳下各个民主国家，那我们必须进行一种什么程度的国际重建呢？至于民主国家的内部结构，假如我们想让在这次战争中曾经激发出了英雄主义的那些理想成功地推动社会重建这一艰巨的任务，又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可能比这些问题意义更为重大了。我们是否应当冷静地把这种新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结合起来呢？

理想主义者是整个世界的中坚分子；若是没有他们来激励我们，整个社会很快就会变得死气沉沉，而文明也会失去活力。然而，理想主义却一直与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性阶段相关联着。古时的理想主义，比如佛教、斯多亚学派[7]和中世纪的基督教，都是以克己节制为基础的；圣方济各会[8]的修士，都立誓贞洁、安贫并且服务众生。而现代的民主理想主义，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理想主义，却是以实现自我为基础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目标，就是人人都能过上一种丰足而有自尊的生活。美国《独立宣言》的前言中称，人人生而平等，生而拥有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历史上，理想主义的这两种倾向与现实的两种发展态势相对应。在古时，大自然加于人类身上的力量依然很强大。严酷的现实制约了人类的种种雄心壮志。换言之，因为整个世界都贫穷得很，所以清心寡欲就是人们通往幸福的唯一的康庄大道。的确，少数人可能活得有所余裕，但那不过是用奴役众人的代价换来的。就算是所谓的“雅典的民主”和“柏拉图的乌托邦”，也都是建立在国内奴隶制度和产业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现代世界却富裕得很。如今人类已经极大地掌控住了种种大自然之力，而以前任凭命运摆布的所有阶层，心中也都已经深深地拥有了如下这种观念：假如财富分配得更加公平一点，那么他们得到平等的可能性就更大。

现代人类掌控自然的这种现实，并非完全是因为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导致的；没有这种现实的话，种种民主之理想便会徒劳无功。人类如今能够行使更大的掌控力，这一点是相对的，并不像大自然用饥荒和瘟疫来掌控人类那样绝对。如今人类的富裕和相对安全的状况，是以劳动分工和相互协作为基础的，是以对那些已经替代原始社会简单工具的复杂设备不断地进行维护为基础的。换言之就是，现代财富的创造，是以我们对社会组织和资本的维护情况为条件的。社会是一种“进行中的事业”，而我们的幸福，可能绝大部分都可与那种无形的企业“商誉”相比拟。企业主对于顾客消费习惯的依赖程度，并不亚于他对工厂内机器正常运行的依赖；因为二者都必须加以经常维护才行，而在维护好了之后，二者便都具有了“进行中的事业”的价值；但是，倘若企业停产，二者便都只具有支离破碎的价值了——机器设备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而商誉则会沦落成账面债务。

社会倚赖于人类是一种习惯性动物这一现实。通过把许多人各种各样的习惯相互结合起来，社会便形成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与运行中的机器设备的结构相比拟。比如说，庞瑟太太能够让房客租用的一个房间形成一个简单的社会，因为包克斯晚上睡觉，考克斯则是白天睡觉；但是，假如两个房客中的一个去度假了，暂时性地改变了起居习惯，那么庞瑟太太的这个社会就被打乱了。大家不妨都来设想一下，要是我们所依赖的那些人——比如邮递员、铁路工人、屠夫、面包师、印刷工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他们一贯的例行工作，我们自己会怎样呢？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开始领悟到，现代人类具有掌控自然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是一种“进行中的事业”这个事实，或者用工程师的话来说，是因为社会具有动力。倘若将社会这台运转着的机器停下来，让人们的习惯相互脱了节，那么整个社会很快便会沦落到受大自然摆布的简单现实里去。结果，就将有大批的人活不下去。

简单而言，生产力是一个涉及到现代文明、且比财富积累重要得多的现实因素。人们通常估计，一个文明国家全部的有形财富，差不多跟该国不超过七八年的生产总值相等，尽管其中有些财富是从久远的古时流传下来的。这种说法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很精确，而在于它对现代人类的实际意义正在急剧增加，因为人类依赖于机械的和社会的生产机器，而在过去四五个世代里，这种生产机器已经变得日益精巧和复杂了。应用科学每前进一步，社会组织方面都会出现一次相应的变革。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亚当·斯密正在讨论劳动分工，这种现象并非纯属巧合。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除了内燃机的发明——这是汽车、潜水艇和飞机出现的关键——信贷制度也必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巧合。金属机器的滑润，取决于人们的习惯。一些热衷于科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研究人文艺术已经不再重要，这种观点是经不起细究的；因为在当代这种现实情况下，管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了。

我们把社会机器的管理者称为组织者，但这个笼统的术语通常还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类别。首先，我们有行政人员；严格说来，他们根本就不属于组织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导致某一组织里出现新的机构的人。行政人员的作用，在于让运转着的社会机器保持良好的状况，并确保这台社会机器的润滑作用正常。倘有人员辞世，或者因身体不好、年老而退休，行政人员的职责便是用事先经过恰当培训的人员来填补这些空缺职位。工厂里的工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行政人员。法官是实施法律的人，不过除此之外，法官在事实上而非理论上还可以制定法律。在行政人员那种纯粹而简单的工作中，可以说是全然没有进步思想的。假如让他去管理某个组织，那么效率便是他的理想——即他希望工作起来毫无阻碍。他的典型弊病，就是所谓的“官僚习气”。一个复杂的社会就算治理得井井有条，事实上往往也会因为社会动力所固有的力量而形成一种中国式的闭关锁国状态。一家开业已久、经营良好的企业，其信誉在市场上往往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许，社会动力最显著的一个例证，便是市场本身的固定性。每个卖家都愿意到买家喜欢聚集的地方去，以确保有人买他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做得到，每个买家也都会去卖家惯常聚集的地方，以便利用卖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来买到便宜的东西。伦敦当局总想疏散该市的各个市场，可每次都是徒劳无功，正是这个原因。

为了理解另一种形式的组织者，即社会机构的创造者，我们不妨再来研究一下各种革命的共同进程。有位伏尔泰，曾经批评过法国政府这个“进行中的事业”；有位卢梭，曾经描绘出了关于一种更幸福的社会的理想；而《大百科全书》的作者们，则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很快，这些新思想便迷住了一些善意的热心人——不过，对于改变普通人的习惯这一艰巨的任务，他们却毫无经验可谈。他们抓住了一个改变法国社会结构的机会。意外却又可惜的是，他们放缓了法国社会的运行速度。罢工、生产工具和管理方面真正的四分五裂、把有经验的行政人员解职、让不称职的门外汉来代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既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得物价高涨，也导致了社会信心和信用的下降。毋庸置疑，革命领袖们是非常乐意贫苦一个时期，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的；可千千万万饥肠辘辘的民众，却会起而将他们包围。为了争取时间，革命领袖们便诱导这些民众，让他们疑心物资短缺是因被废政权实施某种阻挠而导致的，于是恐怖统治就必定会随之而来。最终，人们便会变成宿命论者，并且抛弃理想，再去寻求一个能够恢复效率的组织者。外敌正在入侵国家领土，生产减少和纪律松弛业已削弱了国家的抵抗实力，它们都会强化这种必然性。但是，需要担负起重建任务的组织者并非只是一个行政人员；他必须能够设计和制造社会机器，而不能只是维修和滑润社会机器。这样，“组织胜利”的卡诺[9]，以及拿破仑和他那部《民法典》便通过创造性的努力而赢得了不朽的声名。

在建设性的意义方面来看，组织的可能性取决于纪律。运行中的社会，是由许多人的不同习惯环环相扣地结合起来构成的；如果要改变这种运行的社会结构，就算是在某个相对较小的方面对其加以改变，许多人也必须采用互补的方式，同时改变各自不同的习惯才行。除非政府颁布法令，否则便不可能引入夏令时，因为如果只有一部分人遵守这种时间上的变化，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因此，成功推行夏令时取决于社会纪律；从而可以看出，纪律并非存在于人们的习惯当中，而是存在于同时且相互关联地改变那些习惯的权力当中。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拥有纪律感，几乎不需要警察来强制执行这种纪律。换言之就是，社会纪律，或者说随意抑或奉命改变习惯的行为，本身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从它含有按照命令简单地行动这个方面来看，军规只是一种维持较为简单之秩序的纪律；不过，职业军人却很清楚，习惯性地遵规守纪，与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最有水平的战斗之间，还是具有差别的。

在社会动荡时期，各种生产习惯之间的相互关联会逐步脱节，尽管这种抑或那种盗贼可能会暂时地发上一笔财，但整个社会却会逐渐贫困下去。然而更严重的是，遵规守纪的习惯将会沦丧，因为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了复原的实力。想想一年来接连不断的革命已将俄罗斯带入了一种何种危险的境地吧；该国的状况，就像是陷入了那种可怕的瘫痪之症，虽然脑子还能看、还能用，可神经却无法从肌肉得到任何反应了。虽说一个国家受到此种重创后并不会灭亡，可该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却必须重新构建，而且要快，才能让所有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存活下来的人不至于忘掉自己的习惯，不至于失去其文明所依赖的那些本领。历史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补救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武力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制度核心来；不过，倚赖武力的组织者，往往必定会把恢复效率当成自己的最终目标。在这种组织者的统治下，理想主义不会蓬勃发展起来。正是因为历史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明白无误的呈现，所以过去两代理想主义者当中那么多的人才同时也是国际主义者；通常来说，要么是通过被别国征服，要么是通过偶然地击退了入侵之外敌，才能做到用军事手段恢复规章制度。

一个伟大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并不是没有想象力——完全不是这样的；只不过，他的想象力转向了“手段和方法”，而不是转向了某些难以言说的目标。他所具有的，是马大而非马利亚[10]的头脑。倘若他是一位产业资本家，那他心中的筹码就是劳动力和资本；倘若他是一位统率部队的将军，那他的筹码便是作战单位和给养。他进行组织，旨在达到某个中间目标——若是产业资本家，这个中间目标就是金钱；若是军人，这个中间目标就是取得胜利。但是，金钱和胜利都只是通向未来目标的钥匙罢了，而对于组织者来说，这些未来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难以言说的。若是产业资本家，那么他到死都会去赚钱；或者，若是一名所向披靡的军人，那么他就会像亚历山大大帝[11]那样，因为再也没有世界可让他去征服而悲叹。他的关注点之一便是，自己组建起来的企业或者军队应当得到有效的管理；所以，他对手下行政人员的要求会非常严厉。最重要的是，他很重视遵规守纪的习惯；只要一动手，他的机器就必须立即做出反应。

因此，组织者必定会把人们看成自己的工具。他的头脑与理想主义者的头脑正好相反，因为他调动的是大批人马，所以必须考虑物质条件的制约；但理想主义者却会感染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心灵可是长了翅膀，能够翱翔天际的。我们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组织者对于所管社会的福利漠不关心；相反，他将社会看成是许许多多必须维持高效状态的人力。不管是军事家还是资本家，只要具有远大的目光，组织者都会这样认为的。在政治领域，组织者觉得人类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就是为霍布斯这位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哲学家所说的那种“庞然大物”[12]而存在的。然而，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却认为，国家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祸害，因为国家限制了自由，所以他们几乎无法忍受国家的存在。

在西方业已根基深扎的民主国家中，自由的理想已经变成了普通公民的种种成见，而确保我们的自由，依赖的却正是这些“观念上的习惯”，而不是那种短暂的理想主义狂热情绪。一千年来，在与世隔绝的不列颠岛的保护之下，这些成见已经在英国深深地扎下了根；它们都是持续试验的产物，因此，除非我们成心将自己的祖先看成傻瓜，否则它们就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这些成见当中，有一种就是认为让专业人士来担当国务大臣之职并不明智。在目前的战争状态下，即便是在民主国家当中，自由也必须服从于效率；可有些人却希望让我们说，我们暂时地置于一些高位上的专业人士的职务，此后也应该由专业人士来继任，并且希望我们指出自己的成见已经过时了。虽说如此，但即便是在战争时期，英国却仍然重新采用了文官担任陆军大臣的做法！的确，事实就是，正常实施中的《英国宪法》效率不高，不过是对应着这样一条真理罢了：民主与对抗专制政体的战争所必需的那种组织并不相容。现任智利公使第一次来到英格兰时，是几位下院议员招待的。在谈到远东太平洋地区各国对“议会之母”[13]的看法，以及他抵达伦敦后听到人们老是在抱怨议会制政体的时候，他大声说道：“你们忘了吧，议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让事情干不成！”

从本质上来说，组织者的思想是战略性的，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思维却是道德性的。组织者考虑的是如何用人，民主主义者考虑的却是人的权利；可人的权利，又是组织者前进道路上为数众多的绊脚石。毋庸置疑，组织者必定是一位统治者；因为人性刚愎自任、习惯根深蒂固，如果不是这样，组织者便不会有什么作为。不过，因为他具有“手段和方法”式的思维，所以组织者又会是一个糟糕的最高统治者。

如果摆脱了现实的束缚，民主理想主义的报应[14]，便会是组织者与盲目的效率共同统治一切。组织者刚开始组织的时候会单纯得很；他的行政思维，会让他讨厌无秩序的状态，并且尤其反感身边那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军人式的效率挽救了法国革命。但是，这种“进行中的事业”的动力是如此的强劲，以至于将它自身的创造者也一齐席卷前去了。为了提高手下人力的效率，组织者最终必定会想法去控制人力的所有活动——像控制战斗一样去控制人力的工作和思想。组织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指挥权，令其苦恼的就是效率低下。因此，拿破仑才会在手下大军和《民法典》之外，又加上了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政教协约，从而使得神职人员也变成了他的仆役。《亚眠和约》[15]签订之后，拿破仑本来是可以享受持久之和平的，可他却非得继续备战。最终，他不得不在莫斯科遭受惨败，就像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弄巧成拙，最终沦落到破产那样。

虽说俾斯麦是普鲁士人心目中的拿破仑，是普鲁士铁血男子汉的典范，但在某些方面，他与法国的拿破仑还是有所不同；从我们当前的研究目的来看，这种差异是值得我们去加以注意的。俾斯麦的结局，与拿破仑的结局并不一样。他并没有在莫斯科大败之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6]去，也没有在滑铁卢之战后被囚禁在圣海伦那岛[17]上。确实，在掌了30年的舵之后，俾斯麦这个老领航员也在1890年被一个想要从事海盗行径的新船长抛弃了；不过，这是由于他太过谨慎，而不是由于他野心太大所致。虽说拿破仑和俾斯麦这两人都有着超常的“手段和方法”式的头脑，不过俾斯麦还有别的长处。他不像爱默生[18]所描述的拿破仑那样，只是一个伟大的生意人。还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比俾斯麦具有更好的判断力，更知道如何让战争去适应政策呢。他打了三场时间短暂却大获全胜的战役，缔结了三份和约，并且每一次都给普鲁士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不过，这3份和约却是多么的大不相同啊！1864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后，俾斯麦攫取了史莱茨威格和霍斯坦两地，而他的目的，无疑就是想得到基尔运河[19]。1866年普、奥之战后，他不肯占领波希米亚[20]，并因此而得罪了普鲁士国王，直到1870年节节取胜之后，两人的关系才完全和好如初。俾斯麦之所以有此仁慈之举，无疑在于他预见到了将来会有一个时期，普鲁士可能需要和奥地利结盟。直到1871年色当战役[21]和围攻巴黎之后，俾斯麦才屈从于军方的压力，占领了洛林和阿尔萨斯。

事实上，这位伟大的首相具有其他普鲁士人通常并不具备的一种远见卓识，能够洞察到别国而并非仅仅是本国的民心。他最喜欢的方法便是心理战。一旦将德意志诸邦统一到了普鲁士之下，他便没有再发动任何战争了。不过，他还是干了许多大事——他曾一度统治了整个欧洲；而他的方法，也并非纯属利用普鲁士的军事优势。在1878年的柏林大会[22]上，他确保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份，从而加剧了奥、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敌对。在同一次柏林大会上，他私下怂恿法国去占领突尼斯，而当法国不久真的占领了突尼斯之后，意大利果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完全与他所预计的那样。随后，便是1879年与奥地利订立的两国同盟，以及1881年与奥地利和意大利订立的三国同盟了。这种方法，就好像是他派了一条牧羊犬围住了他放牧的羊群，并把羊儿都赶向他那样。通过同样巧妙的手段，他不但让法、英反目，还使得英、俄成了仇人。在处理内政时，他也是这样做的。1886年，他不再与梵蒂冈争斗，又拉拢天主教党徒支持自己，由此压制住了以产业为主却又信奉天主教的莱因省内的社会主义倾向，还消除了南方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王国内出现的独立主义倾向。

真正的比较，其实不应在拿破仑和俾斯麦这两人之间进行，而应当在拿破仑和普鲁士的整个统治阶层之间来进行。我们如今正在见证的这个统治阶层的结局，将会与拿破仑的结局相似：盲目地进行组织的拿破仑，走向了他的莫斯科大败；而盲目地进行组织的普鲁士，则走向了它的末日之战[23]。“德国文化”这个术语，指的就是让整个民族都激发出“手段和方法”式思维的那种哲学和教育。法兰西人是一个崇尚艺术、并因而也崇尚理想主义的民族；可拿破仑却用自己天才的荣耀，出卖了法兰西人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俾斯麦却是崇尚实利主义的“德国文化”的产物；不过，因为他比本民族中的普通民众更加伟大，所以他也能够重视精神的力量。

“德国文化”的源头，并不是腓特烈大帝[24]所打的场场胜仗，而是耶拿之战中遭受的惨败[25]。腓特烈大帝在18世纪的统治与拿破仑的统治一样，都属于一种个人专政；而19世纪的普鲁士，无论其表面伪装成什么样子，背后实际上都是由少数高智商的“专业人士”——即参谋人员、官吏和教授——所组成的寡头政府统治着。腓特烈大帝是一个独断专行的组织者，他只是擢升行政人员，结果他死后，只是给普鲁士留下了一种注定要在耶拿战场上被打破的体制罢了。

就在耶拿之战的那个冬天，哲学家费希特[26]到柏林讲学，当时柏林仍处在法军的占领之下[作者注：参见玛丽奥特·罗伯逊和葛兰特·罗伯逊的《普鲁士发展史》（The Evolution of Prussia）一书，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那个时候，作为普鲁士首都的柏林还没有大学，费希特也并非是给青年学生们讲学，而是为该国那些最深思熟虑的头脑人物讲学；当时，这些头脑人物都因国家陷入了重大危机当中而深感不安。费希特传授的是爱国主义哲学，而那时德意志各大学院所热衷的却是对知识和艺术的抽象崇拜。接下来的数年中，即从1806年到1813年，该国的军队、官僚机构和院校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换言之，就是在政府的需求和教育的目标之间确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构成了普鲁士政治制度的根本，使得普鲁士具有了反常的实力。在1870年英国实施《教育法案》之前的两个世代，普鲁士早就推行全民兵役制度和全面义务教育制度了；柏林大学拥有一帮才华横溢的教授，它是作为该国总参谋部的姊妹机构而设立的。因此在普鲁士，人们已经不再主要是为了知识去追求知识，而是将追求知识当成了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要使曾经遭受过巨大苦难的国家获得胜利。此外，普鲁士也是一个处在平原之中的“兵营国家”，不具有像西班牙、法国或英国那样的天然壁垒。目标决定手段；既然普鲁士的目标是拥有那种必须以绝对纪律为基础的军事实力，那么他们所采取的就必然是实利主义的手段。从柏林的立场来看，倘若能够把“德国文化”或者说“战略心理”灌输给整个民族中的知识阶层，自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但从整个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却是给整个民族注入了一种致命的动力——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要么会毁掉文明，要么就会毁灭这个民族。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拿德国的军事地图做笑柄。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英、美两国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否已经充分了解到过去3个世代里地图在德国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呢？地图是“德国文化”的基本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是地理学家；而在英国人或美国人当中，这种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德国人受到的教育一直都是，看地图时不能光看几张纸上画出来的那些普通界线，还要看到那种永久性的、实实在在的机会——真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手段和方法”式的教育。德国人的现实政治思想，存在于其心中的一张精神地图之上。德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很严肃地教授地理；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德国文化”刚刚发端的时候。此种教育方式，是耶拿战役之后的那一代人系统地建立起来的，并且主要得益于4个人的努力——即亚历山大·冯·洪保[27]、伯格豪斯[28]、卡尔·李特尔[29]和史蒂勒[30]；他们都隶属于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以及自此声名远播、位于哥达的佩尔特斯地图出版社。时至今日，尽管我国有那么两、三家优秀的地图出版社也做了不少努力，但如果想要找一张好地图，想要找那种描绘精确而又轮廓分明地把最重要的对比之处表达出来的好地图，屡屡还得去找一张德国的原图才行。原因就在于，德国有许多的制图大师，这些人同时也都是学问渊博的地理学家，而不仅仅是测量员或者绘图员。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该国有一大批受过教育的民众，能够欣赏并愿意出钱购买绘制精妙的地图[作者注：在1895年我于伊普斯威奇对英国科学协会地理组所做的演讲中，可以看到德国各地理学派的兴起情况。]。

在我国，虽说我们重视的是教育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忽视实用地理学的做法，却可能是直觉使然。据我所知，此次大战前，许多教师都反对把地理作为教学科目之一，理由便是地理容易助长帝国主义，就像他们因为体操容易助长军国主义而反对把体操作为教学科目那样。我们可能会嘲笑这种政治上的过分谨慎，就像数个世纪之前的人嘲笑那些让自己与世隔绝的隐士那样；不过，上述每种情形中的反对意见，针对的都是另一方的过分之处。

柏林——巴格达、柏林——赫拉特[31]，柏林——北京——这些都并非只是说来让人听听就罢的几个词，而是可以在心中的地形图上想象出来的地方；对于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人[32]来说，它们都涉及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是不久之前才通过报纸上的草图零零碎碎地介绍给我们的。但普鲁士人和他们的父辈、祖辈们却是终生都手握铅笔，讨论着这些概念呢。在就和约的具体条款进行谈判时，无疑也有优秀的地理专家为我们的政治家们提供建议，可德国代表的身后，却不单单只是几个专家，而是还有一大批具有地理知识的民众；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中每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早就已经滥熟于胸，故而能够迅速为其领导者提供颇具远见的支持。这种情况，可能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关键性的优势；倘若我国人民在心态上也变得宽宏大量的话，就尤其如此了。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民选政府给外交政策强加了种种限制条件的形势之下，那些战败国的代言人还能像1814年的秘密外交中塔列朗和梅特涅[33]那样大获成功，那可真是一桩咄咄怪事了！[作者注：的确，我们当中那些曾经出门游历过的人会具有地理方面的某些常识。而我们将地图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里以备查阅，就像在字典里查找单词如何拼写那样，这也是事实。不过，一个人能够正确拼写，却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具有文学才能！对于此处我们所讨论的那种思维方式来说，具备训练有素的地理视角才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运用地图的思维习惯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它在战略领域内的意义。诚然，这种思维方式对自由放任式经济几乎毫无用处；但是，《法兰克福条约》[34]中德国强加于法国这个战败国的“最惠国”条款，在具有战略头脑的德国人看来，却与在实诚的科布登主义者[35]眼中的意义有着天渊之别。德国的官吏阶层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利于德国贸易的制度。当该国在橄榄油进口关税的问题上对意大利做出让步之后，对于英国北方的各个地区来说，这一最惠国条款又有什么用呢？会不会出现与其让铁路货车空着返回意大利，还不如让它们装满了德国的出口商品再返回意大利呢？德国与各个邻国之间的贸易条约为数众多且错综复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都是在对各条商路和产区位置进行了缜密研究的基础之上制订出来的。德国的官吏阶层所考虑的，是关乎“生存”的实实在在的细节；而英国的官吏阶层所热衷的，却是“让别人生存”这种消极的原则。

德皇威廉告诉我们说，这场大战是世界上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观点”正是组织者的典型特征；他是从上往下看问题的。虽说基普林赞同德皇的意见，但当他说到有“人类的感情”和“德国人的感情”这两种感情时，用的却是下层普通百姓的话语。组织者之所以成[36]为组织者，必定是不近人情的，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必定是没有人性的。毫无疑问，德皇和基普林这位诗人都言过其实了，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强调两种对立的倾向，因为就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也必定具有组织者；这一点，跟即便是“德国文化”培养出来的学生身上也必定存有某种仁慈之心，道理是一样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一国之中究竟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组织者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当国际主义者想要发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时，他们其实就是在对一切组织做着无益的反抗。

除非是为了防御，否则民主国家是不愿从战略上来考虑问题的，并且它们一直要到不得不进行防御的时候才会这样做。自然，这并不会阻碍到民主国家为了某种就像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见到的理想而发动战争。如今我们的和平主义者言行不一致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经常要求我们去干涉别国的事务。在中世纪，大批毫无组织的民众曾经成群结队地出发去对抗异教徒，却都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半路上。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对眼前的这场战争毫无准备，并不是由于它们事先没有得到警示。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只要一提到大不列颠，就总会有3位可敬的人向我国那些至高无上的人民发出呼吁，可他们的呼声却总是无人理睬：罗斯伯里勋爵[37]曾经呼吁提高效率，张伯伦先生[38]曾经呼吁注意经济防御，罗伯茨勋爵[39]曾经呼吁加强军事训练。民主意味着必经普通公民同意才能统治国家，但由于必须在肥沃的平原上劳作，所以普通公民并不是从山顶居高临下地看待事物的。指责民选政府的这些特点并无益处，因为这些特征不仅是民选政府的缺点，也是民选政府的优点。当威尔逊总统说，我们必须让世界从今往后变成民主国家的安身之所时，他就是承认了这些特征。而当那些负有责任的重臣还在因为我们海军的防御力量对这次战争做好了准备（其他方面却毫无准备）的事实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英国下议院实际上也同样认可了这些特征。

民主主义者是按照原则来考虑问题的，而不论这些原则究竟是理想、成见还是经济法则——这些方面，都取决于民主主义者的个人癖好。另一方面，组织者则会对建设做出规划，并且会像一名建筑师那样，必须考虑地基以及自己所需的建筑材料。这种考虑必须具体而周到，因为砖头可能最适合于砌墙，石头可能最适合于砌门楣，而木料和板瓦则可能最适合于盖屋顶。如果他建立的是一个国家——应当注意，这里不是指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国家——那么，他就必须仔细考虑可以占有哪些领土，考虑历史遗留给他的社会结构而非经济法则这个问题。这样，他就会让自己的战略思想与民主主义者的道德准则形成对立。

狂热的道学家不容许有罪不罚，而不管诱人犯罪的因素有多么持久，并且还认为那些虽然住在贫民窟里却“循规蹈矩”的人，死后在天堂里必定会得到极大的好报。可是，务实的改革者们却还在住房问题上大费心思！近来，我国的政治道学家们也狂热得很。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要走“不吞并，不索赔”这条正道。换言之就是，他们根本不愿认真地去思考地理上的现实和经济上的现实。如果我们对普通人的本性只有“一粒芥种”式的那种信仰[40]，又怎能移走座座大山呢！

然而，务实观念提醒我们，当各个民主国家为了在正常运作时让世界变成一个安全之所而难得一次有效地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抓住眼前的这个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确保未来的国际联盟。我们必须预先考虑空间与时间两种现实，而不能只满足于在纸面上制定出好的行动原则。就算是对此时的协约国来说，这些行动原则也可能并非总是同样良好的，而对我们目前的敌人来说，这些原则显然至少也会在一段时期内显得不那么好。

毫无疑问，“不吞并，不索赔”是个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提出此种口号的人也并非是在支持现存的暴政。不过，说律师们那种除非有反证否则就必须坚持推定的态度与商人打破常规的态度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这种说法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有些人是办实事的，而另一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容许他们办这些实事罢了。

在过去，就算是对民选政府的做法，民主也是存着怀疑之心来看待的，从而表现出了一种审慎的自觉意识。人们以前经常认为，并且将来迟早还会同样认为，自由国家中国家机构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出现暴政，无论这种暴政究竟是国内违法乱纪之人所导致的，还是国外入侵者所导致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可能成为大胆革新的基础。因此开辟进步道路的重任，就只能由单个的或者一群冒险家来完成了。由军人和官僚体系掌控的国家，情况却并不一样；拿破仑可能是一个先驱，而约瑟夫二世[41]本来也可以这样，要是他手下那些保守的国民没有起来反抗他并且成功了的话。在普鲁士，所有的进步措施都是由国家设计的；但另一方面，该国的进步措施不过都是为了提高效率罢了。[作者注：12年之前，我曾遇到过普鲁士军队里的一位参谋，他告诉我说，他终生都在致力于节省半个小时的动员时间。]

然而，为了在近来的危难处境中拯救民主，我们却已经废止了那些本是保卫民主的安全措施，允许政府不仅可以为了防御、也可以为了进攻而把我们组织起来。倘若战争为时甚短，那么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罢了。但是，此次战争旷日持久，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已经浪费掉了，还有一部分则被转做了新的用途；因此习惯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分解开来，而只要我们有能耐在它还松软的时候去塑造它，那么整个社会就将变成我们手中的一团陶泥。但是，泥塑工人的技艺与热金属铸模工人的技术一样，不仅必须知道自己要制造什么样的产品，还须考虑到自己所用材料的性能。他既须带有艺术目的，还得掌握技术知识；他在发挥人的主动性时，还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他在试图保持形式上的种种理想时，还须培养自己那种“手段和方法”式的思维。

艺术家到死都在努力学习与材料相关的更多知识——并且，不只是更多地从科学的角度，而是用一种务实的、“感触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像我们所称的那样，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艺术材料，而整个人类获得关于这个圆形世界现实情况的知识的过程，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不断练习共同生活这门复杂的艺术才行。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我们积累了一大堆关于事实的百科全书，而是随着经历每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都会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过去发生的一切与现在的一切。很显然，这4年的战争已经为人类的前景带来了改变，而像我们这种已生华发的人在过去的一生当中，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改变。然而，当带着我们目前的知识去回顾过往的时候，如今涌动得这般喧嚣的那些思想潮流，大约20年前其实就已经平缓发端了，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和本世纪的头几年里，柏林的组织者以及伦敦和巴黎的少数人，事实上早已看出这种新的苗头了。[作者注：1903年9月，为了不再担任领导人，张伯伦先生辞退了内阁职务；1904年1月，罗伯茨勋爵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而辞去了总司令一职。]

在下文中，笔者打算从20世纪的远景角度，来描述一下若干的地理现状和经济现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些年代久远、且人们都已熟知的事实。不过，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话来说，在真正原因与直接原因——即纯粹的学问与迫使人采取行动的认识——之间，还是有着天渊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