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新月》前后

《新月》创刊于民国十七年，距今已半个世纪。当初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偶然聚会在上海，兴之所至，开一个书店办一个杂志。定名为“新月”，是因为徐志摩等前此在北平有过一个“新月社”，那是几个文人和政经方面开通人士组织的一个俱乐部；所以名之为“新月”者，大概是那时候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诗集名为《新月》之故。在上海开书店办杂志总要有个名称，志摩对“新月社”尚未能忘情，提议沿用这个名字，大家也不反对，所以就这样定规了。最先是在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一栋二上二下的房子，楼上给余上沅住家，楼下办公。这是筹备时期。大概是胡适之先生的意思，醵资集股要有限制，大股百元，小股五十元。表示民主经营的精神，一共筹到了两千元。我是小股，只出了五十元。书店开张，先是在望平街，店面两间又窄又暗，旋即迁至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虽是一间门面，进深颇为可观，地在闹区，店面遂微有模样。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子离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编辑，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我提起这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要说明“新月”一班人毫无组织，不能算是帮派。胡先生声名蚤立，而且在我们这一辈中齿德俱隆，不奉他为魁首，也自然是领袖。志摩风流蕴藉，才华冠世；一多热烈衷肠，学养深厚；光旦见识卓绝，外圆内方；其他各人亦无不风骨凛然，都是所谓特立独行之士。区区我养深则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于当世纷纭、左右夹攻之间，亦未敢不勉。胡先生尝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是他自负语，也是勉励我们的话，也是我终身服膺的箴言，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句譬喻。研究运动的人都知道狮虎出游并非是独来独往，胡先生一生超然，不堕俗见，他也以此期待别人。

《新月》的形式与众不同，是一多设计的。那时候他正醉心于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插图画家璧尔兹莱（Bearbsley），因而注意到当时著名的《黄书》（The Yellow Book）。那是文图并茂的一种文学季刊，形式是方方的。《新月》于是模仿它，也用方的形式，封面用天蓝色，上中贴一块黄纸，黄纸横书宋楷“新月”二字。我不喜欢这个设计，因为《黄书》有浓厚的堕落色彩，我藏有五六本这个刊物。我没有反对，因为我想一般人未必知道这个刊物，不会联想到英国堕落主义的文艺，何况《新月》的内容绝不会有那样的趋向。方方的形式在当时出版界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创刊之初，照例要有一篇发刊词，我们几经商讨，你一言我一语的各据己见，最后也归纳出若干信条，由志摩执笔，事后传观通过，这便是揭橥“健康与尊严”那篇文章的由来。所说的话像是老生常谈，不过对于当时文艺界的现象也不无挑战的意味。

《新月》的内容以文艺为主，是因为同人中以文人为多。但是文艺以外的学术思想方面稿件也收。例如光旦，他是研究优生学的，对于我国的家谱之学亦甚有造诣，他的文字是很出色的。胡先生兴趣最广，举凡文学、政治以及一般文化思想，无不涉及，也许是后来罗努生的加入，使胡先生谈论政治思想的兴趣更浓。谈起政治思想，麻烦就多。有一阵子《新月》是由我主编的，一连收到胡先生好几篇稿子，非常精彩，为很多人所欲言而不敢言，我当然觉得是应该立即发表的，发表了一篇之后轰动一时。胡先生的几位朋友觉得忸怩不安起来了，其中有一位丁音老先生（中国公学秘书长）亲自向我要求撤回已经排好了的胡先生的稿子。我正告他：“除非是胡先生自己要求撤回，我碍难照办。”我知道他是善意，但是谈得不欢而散。紧接着努生也写了几篇文章，措辞很犀利；我也写了一篇《论思想统一》。这些篇文字辑为一小册，胡先生题“人权论集”四个字，并弁以短序，现已绝版。当时也有人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十八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事隔半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复洋洋乎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声呐喊之外还有什么感想？

到了民国十九年，“新月”的一伙人差不多都离开了上海，书店营业亦有亏累，所以书店就决定关闭，《新月》杂志亦告停刊。当初为《新月》出力最多的胡适之先生和志摩、一多、光旦、努生诸位，均已先后做了九泉之客，现在回忆，真是感慨万千。《新月》杂志共出四卷，在台湾很难看到，偶有私人庋藏，只是零册残篇。梅新先生，当代诗人，文坛健者，曾就商于余，有意翻印《新月》全部，余壮其举，唯恐全部旧刊不易求得。不料事隔未久，梅新先生欣然见告，已在海外摄得全部刊物之照片，计万余张，承嘱一言为序，因述其经过之大概如上。

*本篇原载于1977年10月14日台北《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