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准确描述那些生活在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以及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和他们的人际关系、自我关系当中所存在的诸多困难。在此，我关心的不是某一种神经症，也不是神经症的类型，而是性格结构。这个结构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重现。

论述重点将放在现实存在的冲突及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现实的焦虑及患者的防御手段上。把重点放在实际情况上，并不意味着摒弃了神经症之本源在于早期童年经历的看法。但与许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认为，以一种片面的沉迷态度去关注童年，并在本质上将日后的行为反应看成是先前反应的重演是不合理的。我想说明的是，早期童年经历与后期冲突的关系远比有些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他们所主张的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和结果关系。尽管童年经历给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发生条件，但这些条件并非日后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实际的神经症上时就会发现，神经症并非只产生于偶发的个人经历，还产生于我们所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事实上，文化条件不仅为个人经历赋予了重量和色彩，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形式。比如，遇上一个专制或“自我牺牲”的母亲算是一个人的不幸，但这只发生在我们能找到这种母亲的具体文化条件下，同样，也只有在这种既定的条件下，这种经历才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影响。

一旦我们明白了文化条件对于神经症的巨大意义，被弗洛伊德视为根源和基础的生物的生理条件便失势了。若非基于确凿的证据，不能考虑生物生理因素的影响。

我的这种取向，引发了许多有关神经症基本问题的新阐释。虽然，这些阐释涉及不同的问题，如受虐狂的问题、情感神经症倾向的含义、神经症性内疚感的意义等，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在引发神经症性格上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一些读者或许想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问题在于你觉得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只能依据弗洛伊德提出的既有理论，那我所谈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但若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有关于潜意识过程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的某种基本倾向，以及促使这些潜意识过程得以察觉的治疗形式，那我所谈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觉得，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阐释势必是危险的，我们会企图从神经症中去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期望我们发现的东西。停滞不前是危险的。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应该表现为巩固他建立起来的相关原则，这样才有助于精神分析在未来把理论与临床疗法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就此，我同时也回答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疑问：我的论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德勒学派的影响？我的某些观点确实与阿德勒强调过的观点相似，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阐释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倘若单纯追求破旧立新—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成果为基础，即便对心理过程确有富有洞见的观察，其实也是难以推陈出新的。在这一点上，阿德勒可称为典型。

至于我赞同其他精神分析论著者的哪种遵从方式，并非本书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讨论将着重于我的那些明显背离弗洛伊德的观点。

在此，我所谈的是我基于长期的与神经症有关的精神分析工作的感想。我并非不想纳入大量详尽的个案史材料，但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来说，实在是太过烦琐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业人士甚或外行，也可以考证我的观点的效力。如果某位读者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不妨将我的假说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做比较，进而对我的论述予以拒斥或接纳，也可予以修订或强调。

本书力图做到语言平实，为使论说足够清晰易懂，我避免讨论太多细枝末节。同时我也尽量回避罗列专业术语，因为让这些术语替代清晰的思考是很危险的。因此，对很多读者而言，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很容易理解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心理学问题必然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若有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那我或许应当劝阻他看这本书，以免其陷入困惑以及在寻求现成的公式定律的过程中感到失望。

这本书面向的是有兴趣的外行人，那些必须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员，还有那些熟悉相关问题的人。与此同时，本书不仅写给精神病医生，也写给社会工作者和老师，还有那些了解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人，以及众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也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有所助益。只要他不将心理学的观点视为一种对个人的侵犯和强迫而予以原则性拒绝的话，那么，基于自身的困苦，他对于心理复杂性的理解就必定会比那些更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准确。不幸的是，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并不意味着病症的治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或许更乐意将别人对号入座，而非自身。

在此，我有幸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谢，是她编辑校订了此书。感谢我在文中提及的各位著者。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关基础和研究工具。还要感谢我的病人，我的知识都来源于我和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