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
我被传讯越发频繁：周二上午十点整，周六上午十点整，周三或者周一。仿佛几年就是一周似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夏末一过，冬天又即将来临。
在去有轨电车的路上，结着白色浆果的灌木丛又从篱笆上垂挂下来了。犹如下面被缝上的珠光纽扣，也许一直长到地里，或者犹如小馒头。对转动鸟嘴的白色鸟头来说，这些浆果太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想到白色鸟头。想得人直犯晕。我宁愿去想草地上那点点积雪，可一想到积雪，人就无望了，而想到粉笔，就会让人昏昏欲睡。
有轨电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刻表。
有轨电车尽管不是叶子质地很硬的杨树，但我还是觉得它在呼呼作响。车子驶近，今天它会马上把我带走。我本来打算让戴草帽的老人先上车。我到达车站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了，谁知道他究竟等了多久。虽然他并不显得老弱，但像影子一样瘦长，驼背而且有气无力。他的裤子里没有屁股，没有髋部，只有膝盖鼓起来了。可是，既然偏偏现在他在车门打开时往地上吐唾沫，我只好在他前面上车了。车里几乎所有的座位都空着，他的眼睛往车厢里扫视一遍，然后他就站住不动了。年龄这么大，却不觉得累，不是因为无法坐下来而站在那里。人们时而听到老人们说道：到了墓地，有你躺着的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死亡，他们说得也对。这种事永远不会跟着顺序走，也有年纪轻轻说走就走的。只要不必站着，我总是会坐着。坐在座位上行驶，仿佛坐着可以走路一样。那个人打量我，车厢里空荡荡的，你马上就会感觉得到。我没有空闲的脑袋可以说话，否则我倒要问问，我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他才不会去想，是否他的观瞻打搅了我。外面，半座城市从我身旁走过，在树林和房屋之间不断地转换。有人说，老年人的感觉要比年轻人的更多。或许甚至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的手提包里放上了一条小毛巾、一支牙膏和一把牙刷。但我没带上手绢，因为我不想哭。保罗没有察觉到，当阿布今天有可能将我带到他办公室下面那个小房间时，我有多担心。我什么话也不跟他说，如果果真如此，恐怕他很快就会知道的。有轨电车开得很慢。老人的草帽上有一根脏兮兮的带子，可能是被汗渍或是雨水弄成这样的吧。阿布每次和我打招呼，总是用唾沫吻我的手。
阿布少校将我的手举到他的指尖处，压住我的指甲，差点儿让我大吼一声。他用下唇吻我的手指，留出上唇和我说话。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吻我的手，但说话时却总是说不同的话：
啊哟，你的眼睛今天发炎了。
我觉得你长胡子了，在你这个年纪有点早了。
嘿，你的小手今天冰凉，但愿不是循环系统有问题。
哎呀，你牙龈萎缩，好像你是你奶奶一样。
我奶奶没有活到很老，我说，她还没到掉牙的年龄就走了。阿布想知道我奶奶的牙齿，所以才提及这个问题。
女人知道自己今天该有怎样的外表。而且行吻手礼的时候，第一不能痛，第二不能湿，第三应该吻在手背上。至于吻手礼如何做，男人比女人知道得更清楚，阿布当然也是。他的整个身体散发出“艾薇儿”香水的味道，这是一种法国香水，我的公公，那个香水共产党员也使用这种香水。可我认识的所有其他人，并不会购买这种香水。这种香水在黑市上的价格要比商店里的一套西装还贵。或许它叫“九月”香水吧，这种树叶燃烧后带苦涩的有烟熏味的气味我可是不会搞混的。
我坐在小桌子旁的时候，阿布注意到我在裙子上擦手指，我不仅是为了重新感受这些手指，而且也是为了擦掉上面的唾沫。他转动他的印章戒指，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我也无所谓，唾沫是可以擦掉的，它们甚至还会自动晾干，而且没有毒。每个人的嘴里都有唾沫。其他人在人行道上吐唾沫，然后用鞋子踩掉，因为唾沫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人行道上。阿布当然不会往人行道上吐唾沫，在这个人们不认识他的城市里，他扮演的是谦谦君子的角色。我的指甲很疼，但他还从没有把它们压到发紫的程度。它们重新活跃起来了，好像冰冷的双手突然有了温暖一样。我觉得如果我的眼前漆黑一片、脑子晕乎乎的，那才叫惨呢。假如感觉全身赤条条的，那就是耻辱啊，难道还能以别的言辞描述吗？只是，倘若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倘若最好的话也很糟，那又该怎么办呢？
从今天凌晨三点开始，我就侧耳细听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保罗在睡梦中横踩整张床，突然抽搐了一下，动作迅猛至极，尽管没醒来，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这是一种不良习惯。我也睡意全无了。我醒着，知道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重新入睡。可我没有闭眼。我常常荒废了我的睡眠，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入睡。这个做起来轻而易举，或者根本做不到。凌晨时分，万物沉睡，连猫狗在垃圾桶周围也仅仅溜达至半夜就歇脚了。要是知道自己睡不着觉，那么与其徒劳地闭着眼睛，还不如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想着那些亮堂堂的事情来得更轻松些呢。想到大雪纷飞，白雪皑皑的树干，白色的屋子，许多的风沙——我很高兴盼望天明，就这样常常消磨了时光。今天早上，我照例可以想到向日葵，并且也如愿以偿了，可是忘记我上午十点整被传讯的事，对此我无能为力。自从闹钟响起“传讯”“传讯”“传讯”的嘀嗒声以来，我不得不首先想到阿布少校，之后才会想到保罗和我自己。今天，保罗抽搐的时候，我已经醒来。当窗户灰暗的时候，我在天花板上看到了阿布的大嘴巴，和下面那排牙齿后面的粉红色舌尖，听见了那个挖苦的声音：
为什么你要失去控制能力呢，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只有当我两三周不被传讯的时候，我才会被保罗的大腿弄醒。然后我就很高兴，证明我重新学会如何睡觉了。
我重新学会睡觉后，每天早上都要问保罗：你做过什么梦了。可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给他比画，他如何叉开脚趾乱踢乱蹬，然后迅速收回大腿，再弯曲脚趾。我把桌子跟前的椅子拖到厨房中央，坐下来，两条腿腾空，把整个动作演示一遍。保罗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说：
你在笑你自己呢？！
哦，是啊，可能我在梦中开着摩托车带你外出呢，他说。
抽搐像是向前飞奔然后中途逃跑一样，我自认为是他喝酒的缘故。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也不说黑夜带走了保罗大腿的摇摇晃晃。想必就是这样，黑夜抓住他的膝盖，首先拉住他的脚趾，然后走进漆黑一片的房间里。然后在凌晨，当城市完全为自己沉睡，并且踏进外面大街的黑色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醒来的时候不可能是笔直站着的。如果夜夺走了每个人的酒瘾，那么到凌晨时分，它肯定会酩酊大醉了。城里喝酒的人太多了。
刚过四点，下面商业大街的送货车已经来了。它们打破了宁静，发出隆隆声响，这种小卡车装货不多，几个箱子里装着面包、牛奶和蔬菜，很多箱子里装着白酒。如果楼下那里没有饭菜，女人和孩子们还能够勉强接受，排的长队顿时如鸟兽散，人们纷纷回家。可是，如果没有了酒，男人们便开始诅咒生活，拔出匕首。店员们尽管在劝说他们，可只有到了店门外，他们才肯罢手。他们四处寻找着，在城里游来荡去。由于找不到白酒喝，第一拨人开始斗殴起来，第二拨人因为烂醉如泥，也开始斗殴了。
这种白酒生长于喀尔巴阡山和丘陵地区贫瘠的平原之间。那里因为有李子树生长，那些小村庄几近被隐没了。森林葱茏，到了夏末成了一片蓝色，枝丫弯曲。白酒的名字和丘陵的名字一样，可没有人使用标签上的名字。它根本就不需要名字，当地就这一种白酒，大家都根据标签上的图片给它取名：两棵李子树。男人们对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的熟悉程度，正如女人们对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一样。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在我的眼里，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更多地像是结婚照，而不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在教堂的任何照片中，孩子的头不可能和母亲的头一样高。孩子额头靠在圣母的脸颊上，他的脸颊靠在她的脖子上，他的下巴靠在她的胸脯上。此外，酒鬼和酒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
和保罗拍的结婚照上，我既没有佩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爱情在我的眼里重新闪闪发光，可这是我第二次嫁人的结婚照。我们的脸颊就像两棵李子树一样相依相偎。自从保罗开始酗酒以来，我们的结婚照就是预言。保罗在城里的各个酒馆里喝酒至深夜，我总是担心他再也回不了家，于是长久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直至目光开始迷离。我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脸颊的位置变了，我们的脸颊之间有了一点儿缝隙。绝大多数情况下，保罗的脸颊和我的脸颊分隔开，仿佛他是深夜回家的。可他回来了，保罗还依然回家，甚至在发生那次事故后同样如此。
有时候，送货车送来了波兰的野牛草伏特加，那种甜酸相加的黄色伏特加。这种酒总是最先被卖掉。每只酒瓶里都有一根长长的禾秆淹没在酒里，倒酒的时候禾秆会抖动不止，但从不会倒出来。酒鬼们说：
野牛草在酒瓶里，仿佛灵魂在身体里，所以它保护灵魂。
嘴巴里那种神魂颠倒的滋味和脑子里那种蠢蠢欲动的酒瘾，都在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信仰。酒鬼打开酒瓶，杯子里听到倒酒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第一口酒流进脖子里。灵魂始终在颤抖，它从不会倒下，也从不会离开身体，它开始受到保护。保罗也在保护自己的灵魂，随便哪一天都不必说自己的生活是无法抓住的。或许没有我他会过得很好，可我们喜欢在一起。白酒夺走白天的光阴，夜晚赶走酒瘾。当我大清早就不得不去服装厂时，我就知道工人们说过的话：人通过那些小轮子给缝纫机的传动装置加润滑油，通过脖子给人的大腿加润滑油。
那时，我和保罗每天凌晨五点整开着摩托车上班。我们看到商店前面的送货车，那些司机、箱子搬运工、店员和月亮。此刻，我听到的只有嘈杂的声响，我没有到窗口去看，也没有去看月亮。我还知道，月亮就像一只鹅蛋离开城市到天的一边去了，而在天的另外一边，太阳正冉冉升起。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我认识保罗以及步行至有轨电车之前，也是如此。天上有没有美丽动人的东西，地上有没有禁止人们仰望的法律，我在人行道上不好说。应该允许人们从日子中找点乐子，免得日子在厂里变得令人生厌。因为我总是看也看不够，我冻得够呛，并非因为我穿得太单薄。月亮这时候不见踪影了，到了城市的尽头不知往哪儿去了。天亮的时候，天空必须放开大地。大街在地面上陡峭地跑上跑下。有轨电车车厢宛如灯火通明的房间，来来回回地行驶。
我对有轨电车车厢里的情况同样了如指掌。这时候上车的人，如果穿着短袖衣裳，带着一只破旧的皮包，两只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他那懒散的目光遭受了谴责。那是我们自己人，工人阶级。上档次的人都开着小车去上班。于是人们可以彼此比较了：这个上档次的，那个不上档次的。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这是没有的。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工矿企业马上就到了，被打量的人依次下车。鞋子很干净或者有灰尘，鞋跟笔直或者磨斜了，领子刚熨烫过或者皱巴巴，指甲、表带、腰带的搭扣、头发的头路，一切印证的是妒忌或者蔑视。什么都逃不过那些睡眼惺忪的眼神，哪怕在拥挤的人群中也不会。工人阶级寻找差异，早上没有平等。太阳在车里和我们同行，外面正是中午时分，烈日暴晒，红白相间的云彩挂在天空的高处。没有人穿夹克衫，早上寒冷意味着空气清新，因为到了中午，就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时候。
如果我不被传讯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睡上几小时。白日觉是平淡而黄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我们烦躁不安地睡觉，太阳落到我们的枕头上。但人们也可以缩短白日的时光。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被人观察得够多了，白日不会离我们远去。就算我们差不多一直睡至中午时分，人家也总是可以指责我们什么。人家反正一直可以指责我们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人在睡觉，但日子在等待，一张床也不是另外一个国度。唯有我们躺在莉莉身边时，他们才会放过我们。
当然保罗也必须通过睡眠醒酒。一直到了中午，他的脑袋才能固定在脖子上，他的嘴巴才能重新说话——不是以一种酒醉的声音说话。只有他的呼吸还散发出味道，当保罗进厨房时，好像我不得不从下面敞开着的酒吧门口路过一样。从春天开始，法律对饮酒时间作了调整，十一点之后才允许饮酒。但酒吧总是在六点就开门迎客，而到十一点之前白酒放在咖啡杯里，过了十一点就用酒杯喝酒了。
保罗一喝酒，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用睡眠醒酒，醒来后又是原来的那个人。大约中午时分，一切将恢复如初，然后重新开始堕落。保罗保护自己的灵魂，直至酒瓶里只剩下野牛草，我也在苦思冥想，我们是谁，我和他，直至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们中午时分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那么谈论昨天的酗酒问题是错误的。然而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说上一两句话：
白酒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你为何要让我的人生变得艰难呢。
昨天你的醉意比这里的厨房还大。
是啊，房间很小，我也不想躲开保罗，但如果待在家里，白天我们往往就会坐在厨房里。他到了下午就已经醉了，晚上醉得还要凶。他因为会生气，我推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我通宵达旦地等待他重新清醒地坐在厨房里，他的额头下面长着一双容易流泪的洋葱眼睛。我后来说过的话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我希望保罗会承认我说的话是对的。可酒鬼们是不会坦白的，不会默默地为他们自己坦白，也早已不会为等待的他人强作坦白了。保罗一醒来就会想到喝酒，但不承认这一点。因此没有任何真相可言。每当不是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时，他就会一整天地和我说道：
别担心，我喝酒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这酒对我的胃口。
可能是这样，我说，你用舌头思考。
保罗透过厨房窗子朝天空仰望，或者往杯子看去。他将桌上咖啡渍轻轻擦掉，好像必须确认滴出的咖啡很湿，一旦往上一涂抹，痕迹就会变得更大。他拿起我的手，我透过厨房窗子朝天空仰望，往杯子看去，我也把桌上的所有咖啡渍轻轻擦掉。那只红色瓷釉盒看着我们，我报以回望。保罗没有去看，否则他今天一定会做些不同于昨天的其他事了。他此刻很强大还是很软弱，如果他沉默不语，就不会说今天我不喝酒之类的话了。昨天保罗又说：
别担心，你老公喝酒，是因为这酒对他的胃口。
他拖着两条腿走过过道，声音时而太沉，时而太轻，仿佛泥沙和间隙混杂其间似的。我搂住他的脖子，抚摸他的短胡子，每当早上我最喜欢碰碰他的胡子，因为它们在睡梦中长长了。他将我的手拉到他的眼睛下面，我的手滑到他的脸颊直至下巴。我没有将我的手指移走，我只是想到了这一句话：
你如果看到过两棵李子树的图片，那就不该相依相偎了。
我喜欢上午晚些时候听到保罗这么说，但这句话我不喜欢。如果我恰好挪动身子离开他，他就会把他的爱情虚掩着，它如此赤裸裸地出现，他根本不必再说些什么了。他用不着等待任何东西。我的赞同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嘴里再也不会冒出指责的话来。他的脑袋也马上变形了。我没有看到这个挺好，我想我的脸将会愚蠢而明亮。昨天早上，由于酩酊大醉后难受，一只猫鼻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保罗的脸上，并以柔软的爪子潜行。你的人，他只是如此说道，他脑子贫乏，唇角露出自豪的神色。尽管中午的温柔可以为夜晚的酗酒铺平道路，但我还是指望这一点，而我又不喜欢自己利用这种温柔。
阿布少校说：人们看得到你在想什么，你想要否认毫无意义，我们失去的只是时间。我，不是我们，他反正是在上班呢。他捋起袖子，瞧瞧表几点了。时间，它在表上面，但我的所思所想并不在上面。如果保罗看不到我的所思所想，他早就不会去看时间了。
保罗睡在床里面靠墙那一侧，我睡在外侧，因为我常常睡不着觉。可是，他醒来后老是这么说：
你躺在床的中间，把我挤到墙上去了。
我于是说：
这个不可能，我外侧睡觉的地方像晾衣服的绳子那么细长，睡在中间的是你。
我们可以一个人睡在床上，另一个人睡在沙发上。我们尝试这么睡过。一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晚上保罗睡在沙发上。两个晚上我只是不停地辗转反侧。我在不断地思考问题，到了早上在半睡半醒之间做了很多噩梦。两个晚上全是噩梦，整个白天我的脑子里还是被噩梦缠绕不休。我一躺到沙发上，我的第一任丈夫就把行李箱放在一座大桥上，然后抓住我的脖子哈哈大笑。接着，他朝河水望去，吹一首为爱心碎的小调，河水漆黑一片。其实河水并非漆黑一片，我看到过河水，看到过他的脸在水里，垂直倒置在砾石遍布的河底。然后，在茂密的树林之间，一匹白马在吃杏子。每吃一口杏子，白马都抬起头来，像人一样将石子吐出。当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有人从背后抓住我的肩膀说：
别回头看，我不在。
我并没有转过头去，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斜视。莉莉的手指抓住我，她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不是她的声音。我举起手来碰她。这时那个声音说：
你既然看不见，也就无法摸得到。
手指我看到了，那是她的手指，只是另有一个人抓住了她的手。但我看不到那个人。而在第二个梦里，我爷爷在给一棵被大雪覆盖的绣球花树修剪枝叶，对我嚷道：你快过来，我这里有一只绵羊。
雪花落在我的裤子上，爷爷那把剪刀将那些上面冻成棕色斑点的花朵剪下了。我说：
这又不是绵羊。
这也不是人呀，他说。
他的手指冻僵了，只能缓慢地打开和关上那把剪刀。我不敢肯定，究竟是那把剪刀还是他的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将剪刀扔到了雪地里。剪刀淹没了，根本看不到它究竟落到了哪里。他满院子地搜寻，鼻子上全是厚厚的雪花。我在院门旁边踩到他的手了，于是他耸起鼻子，但并没有走出院门外，到白茫茫的整条大街上搜寻。我说：
你该住手了吧，那只绵羊被冻死了，羊毛都被冻僵了。
院子的篱笆边上还有一棵绣球花树，上面的枝叶已经被剪得光秃秃的了。我朝那边一指：
那是怎么回事？
这是最糟的，他说，它春天就要生崽了，这可不行啊。
第二个晚上一过，保罗大清早就说：
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我们夜里应该一起睡觉。谁知道他做过什么梦，马上又把梦忘记得一干二净。
他说这是睡觉，不是做梦。今天凌晨四点半，我看到保罗在灰蒙蒙的光线下睡觉，一张脸走样了，还有一只双下巴。下面的商业大街上有人在骂骂咧咧，大清早地发出大笑声。莉莉曾经说过：
咒骂把罪恶驱除。
傻瓜，把脚拿开。弯下身子，难道你鞋子里有大粪吗？张开你的狗耳朵，你听听，不过不要在起风的时候飞走。发型随它去吧，我们还在卸货呢。有一个女人像母鸡一样发出短促而嘶哑的咯咯声。车门发出砰砰声。抓住，蠢猪，如果你想偷懒不干活儿，去疗养院好了。
保罗的衣服躺在地上。橱门的镜子上贴着今天的日子，是我被传讯的日子。我站在那里，右脚先着地，每次我被传讯的时候总是这样。我不知道是否我相信这一点，但肯定不会颠倒过来。
我很想知道的是，在其他人那里，他们的脑子是否负责理智和幸福。在我这里，脑子只够用来创造幸福。用来创造生活是不够的。无论如何不是用来创造我的生活。我已经满足于这种幸福，尽管保罗说过，幸福是没有的。每隔几天我说：
我过得挺好。
保罗的脑袋无声而笔直地出现在我面前，它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们拥有彼此不再有效一样。他说：
你过得挺好，因为你忘记在其他人那里它意味着什么。
其他人说他们过得挺好时，或许他们指的是生活。我指的只是幸福。保罗知道我并没有满足于生活，我也不想说，还不想这么说。
瞧瞧我们吧，保罗说，别妄谈什么幸福。
浴室的灯光将一张脸投向镜子。犹如一把面粉飞到玻璃上那么迅疾。然后，那块玻璃就成了一幅充满青蛙皱褶的画面，就是在青蛙眼睛所在的位置上，那就和我很相像了。水温暖地流到我的手上，我的脸很冷。我刷牙的时候，牙膏的泡沫从眼里冒出来，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身体不舒服，使劲吐唾沫，可还是中断了下来。自从被传讯以来，我将生活和幸福分隔开了。去接受审讯的时候，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将幸福放在家里。我把幸福放在保罗的脸上，他的眼睛周围，他的嘴巴周围，放在他的胡子上。要是人们真能看到，那么保罗的脸上一定笼罩上了某些透明的东西。每当我必须离开的时候，我就想待在家里，就像恐惧待着一样，我是无法夺走保罗的恐惧的。就像我离开的时候，将自己的幸福留下来一样。他不知道这一点，他完全无法忍受我的幸福依赖于他的恐惧。但他知道一个人看到什么。我被传讯的时候，我总是穿着那件绿色衬衣，吃着胡桃。那件衬衣是莉莉的遗物，但它的名字是我给起的：这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如果我带走了幸福，我的神经就会脆弱得受不了。阿布说：
你的神经干吗受不了，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我真的没有失去自制力，我的神经真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所有的人都像行驶着的有轨电车那样发出轰鸣声。
在空荡荡的胃里，胡桃对神经和理智是有好处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一点，可我却忘了个精光。不是因为我经常被传讯才会重新想起这一点，而只是出于偶然。就像今天，我应该在十点整到阿布那里，七点半就准备好出发。整个路途顶多需要一个半小时。我准备用上两个小时，一旦到那里太早，我宁可在附近溜达一下。我还从未迟到过，我难以设想，谁能容忍这种懒散的行为。
我过来吃胡桃，因为我七点半就已经准备好了。以前轮到我被传讯时也是如此，可那天早上，一只胡桃就躺在厨房桌上。保罗前一天在电梯里发现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因为人们不会把胡桃放在电梯里。这是今年刚上市的胡桃，来自绿色果壳的潮湿纤维还黏附在上面。我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对一只新鲜胡桃来说，它是太轻了，好像它里面是空的没有果实一样。我找不到锤子，用石头把它敲开，石头当时在过道里，但从此以后就放在厨房角落里了。胡桃肉很松软。吃起来有股酸酸的奶油味。那天审讯比平时更短，我保持镇静，重新走到大街时，我想道：
我要把它归功于这只胡桃。
自此以后，我相信胡桃是有作用的。我并不是真的相信，但我喜欢做所有可能的一切，凡是有用的我都要做。因此，我把石头作为工具，把上午作为钟表时间。如果胡桃一夜之间启动了四处乱放的程序，那么它们的用处就算走到尽头了。不仅对保罗和邻居，对我而言夜里敲门也完全可以更容易忍受一些，可我无法去干涉时间。
这块石头是我从喀尔巴阡山上带回来的。从三月起，我的第一任丈夫去当兵了。他每周给我写一封痛哭流涕的信，我就用一张安慰性的明信片回复他。现在已是夏天，可以精确地计算一下，等到他回来，我们来来去去的信件和明信片还有多少。因为我公公想接替他和我睡觉，所以我讨厌待在院子里和家里。我收拾好自己的旅行背包，等到他第二天一早去上班之后，就把背包放在篱笆有一个缺口的矮树丛中。快近中午，我两手空空地走到大街上。我的婆婆在晾衣服，没有注意到我在干什么。我不吭一声，从篱笆那里拿起背包去了车站。我坐车到山里，向音乐学院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团组求助。我们每天跌跌撞撞地走到天黑，从一个冰川湖走到另一个冰川湖。在每个岸边，在那些碎石之间竖立着一块块木十字架，上面写着每一个淹死者的死亡日期。水下坟墓和周围的十字架，是对世人的警示。仿佛那些圆形的大湖很饥渴，每年到了那些写在十字架上的日子里就需要肉一样。自从有了这些死者，再也没有人到这儿来潜水。水一切断生命，人立马就心凉了。大学毕业生们在唱歌，尽管湖泊能够映出他们站立时头朝下的倒影，以便证明他们是不是合适的尸体。他们在走路、中途歇脚或者吃饭时齐声合唱。即便就像在最裸露的高处一样，天在那里吹到一个人的嘴里，他们夜里在睡梦中开始多声部唱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团组，因为死神不会把任何孤身迷路的漫游者交出来。在湖畔，他们的眼睛每天变得越来越大，他们早就抓住了脸颊，我在每一张脸上看到了这一点，而每一天他们的大腿变得越来越短。可在最后一天，我想带点儿东西回家，于是在所有的卵石中捡了一块和儿童脚丫相似的石头。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寻找可以放在手里的小巧平整的石头——忧愁石。这些小石头和我在服装厂每天可以随便拿到的大衣纽扣相似。可那些大学毕业生们当时相信这些忧愁石，正如我现在相信胡桃一样。
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穿着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用石头敲击了胡桃两次，厨房里的餐具摇晃着，胡桃就打开了。我吃胡桃的时候，保罗过来了，被敲击声吓住了，他穿着睡衣裤，喝了一杯或两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样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两杯水。我不用听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也知道他喝水的时候说了什么话：
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么作用吧。我当然不会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养成习惯的东西。我是越来越顽固不化了。
你就让我相信我愿意相信的东西吧。
保罗不会再作任何补充了，因为我俩都知道，一个人在审讯前脑袋里必须有空间，不应该去争吵。尽管我有胡桃，但绝大多数审讯还是漫长得折磨人。只是我从哪儿知道，如果没有胡桃，审讯不会变得更糟呢。保罗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赖于我养成习惯的东西，而他则以自己湿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对它们表示蔑视，然后将杯子放好。
一个人被传讯的时候，会对那些有用的东西养成习惯。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并不是说我对这些东西养成了习惯，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过来了。
保罗说：
你就不用搭理它们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传讯时等待我回答的那些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他说，而我做的，那是疯了。要是他给我准备的问题正是等待我回答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题。
说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对我有用，那是要求过高了。它们有点儿用，但不是对我有用。顶多就是对过日子的那种生活有点儿用。人们不该由此指望自己获得脑袋里的幸福。对生活可以谈得很多。对幸福没什么好谈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连人们错过的幸福，也是经受不住谈论的。在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那里，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罗无疑说得对，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只是在额外地制造恐惧。那又能怎样，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制造恐惧，为什么还希望制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静静地为此忙碌着，不像其他人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谁也不会渴望由另一个人制造的恐惧。这就和幸福背道而驰了，因此这不是好的目标，不适用于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纽扣，是我当时为莉莉从厂里众多的纽扣中挑选出来的。
审讯时，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转动那粒纽扣，即便所有的神经在我心里发出轰鸣声，我也会平心静气地回答。阿布在来回踱步，因为他必须正确地提问，这使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必须正确地回答同样使我心烦意乱一样。只要我处之泰然，他就会把一些东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错误处理了。审讯结束回家，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衬衣。它意味着：这件衬衣仍在等待。这是保罗的衬衣。当然，我常常因为这些名字而怀疑。可它们还没有什么坏处，连我在不被传讯的日子里也没有。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帮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衬衣可能帮了保罗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担心我，正如我心急如焚地担心他，如果他坐在房间里等待、喝酒或者在城里四处酗酒的话。如果一个人必须自己离开，将恐惧带走，让幸福留下来，由另一个人等待着，那么他的日子就要轻松得多。坐在家里等待，就会把时间拉长直至断裂，恐惧将升至极点。
至于我相信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那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这些东西吻合了。
于是我转动我衬衣上的那粒大纽扣，说道：在您那里是，在我这里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车时，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现在，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对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在过道上。他不想与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将食指塞进父亲的鼻孔里。弯曲手指，寻找鼻屎，这种事人们早就学会了。到后来，一个人会被告知，他只能在自己鼻子里寻找鼻屎，而且只能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对这位父亲来说，眼下还不晚，他微笑着，或许孩子这么做对他很有好处。有轨电车在一个不是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驾驶员下车了。谁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现在还是清晨，他就在那段线路中间浪费了大家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做点什么。他到那边的商店去了，还给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整理了一番，不让人发觉他将有轨电车停在线路中间不闻不问了。他摆出一副架子来，仿佛纯粹是因为坐在长沙发上太过无聊，自说自话地到太阳底下溜达溜达。如果他想在商店里买点什么东西，他必须说出自己是谁，否则就必须排长队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喝咖啡的话，那但愿是站着喝。就算白酒那里开着窗口，他也是不允许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这里的所有人，我们都有权闻闻白酒的芳香。可他装出截然相反的样子。因为我必须在十点整到达，关于白酒这件事，我倒和他处于同样的境地了。我倒宁可是因为他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放弃购买白酒的。谁知道他何时回来呢。
自从我把幸福放在家里之后，有人行吻手礼时我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了。我把手关节弯曲到上面，阿布说话就不再毫无阻碍了。我和保罗练习过吻手礼的动作。因为我们想知道，阿布行吻手礼时他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会压伤手指，所以我把一块橡皮和一粒大衣纽扣缝制成一枚戒指。我们交替戴着这枚戒指，引得我们纵声大笑，失去了当初训练的缘由。自此以后我知道，我的手指不应该突然向上弯曲，而是始终应该渐渐向上弯曲。这样的话，手指节骨位于他的牙龈旁，他也就无法说话了。偶尔，阿布吻手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保罗练习的情景来。然后，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会使我感到屈辱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我不能挑明这一点，我绝对不能放声大笑。
在我和保罗居住的塔楼房旁边，人们溜达时从大街上或者从小汽车里只能看到大楼入口，还能仔细观察下面几个楼层的动静。从六楼再往高处，房子就太高了，当然你需要各种技巧才能看得到细节。此外，塔楼房大约在其中间高度位置开始向外弯曲。如果一个人仰望时间很长，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额头上去了。我经常做这方面的试验，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楼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然后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那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会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他们于是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寓所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不利条件，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不清，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面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也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老鼠众多。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他也并没有用过那些木板。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东西，让我来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硕大得犹如大厅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节假日，我有一次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都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只小面包，第三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用手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似乎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街出来，从人行道溜达到垃圾桶周围，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业大街。保罗那时也太笨了，他将废纸塞满塑料袋，将塑料袋拿在手里，开始尾随在那名男子身后。一直到中午一点，他才回来，手里拿着一只长而白的面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带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在七点一刻到了大街，然后在七点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围溜达时，带着那只开裂的面包回家了。那人约莫四十岁左右，戴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一只内臂上有铁锚，另一只内臂上刻有“安娜”字样的刺青。他住在桑树大街的一幢淡绿色行列式住宅小楼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围溜达前，他都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送到幼儿园去。他从幼儿园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们的居住小区里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尽管每天绕道而行并不是什么消遣。保罗说道：
因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里去。前不久因为心情不好，他去过那里。发酵垃圾的白酒气味多少减轻了他的内疚心理，他可能掉转头来，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来了。大约九点，有一个人坐在他跟前，那个人只是喝了两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点差五分结束，因为这时候他必须去接回那个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会哭泣。
对我来说，垃圾桶闻起来并没有白酒的臭味，对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为何还要抬起头来仰望呢？而那个穿着短袖棕色夏装的五十岁男人究竟怎么啦？为何要陪着他呢？如果保罗说，为了在回家路上不会对酒瘾产生负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吧。还有，孩子看到他为何要哭泣呢，或许是人地生疏吧。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起过疑心：
谁借过这个孩子啦？
他从不去买东西，否则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更多份额的肉、牛奶和面包。
保罗问道，为什么每天上午和中午那个酒鬼要到某些地方去呢？他只是在某一天上午和某一天中午偷偷尾随在他身后。一切可能是巧合吧，不是习惯。阿布在这些事上是受过培训的。在长短不一的间隔中，为了迷惑我，他对同样的问题至少问了我三遍，直至他对回答感到满意为止。然后他才说道：
你瞧，这些东西现在吻合了。
保罗说，如果我对他查明的事实真相不满意的话，我应该跟踪酒鬼本人。最好不要，手里拿着一只袋子，或者腋下夹着一只面包，人家不会看不到你的，你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尽管每天上午我都会想起酒鬼在下面走着，并且伸出长长的脖子仰望，但我七点五十分的时候还是不再站到窗口去了。我也不再说一句话，因为保罗太固执己见了，好像他的生活中需要的是酒鬼，而不是我。好像当这个男人在他的孩子和他的酒瘾之间只是一个痛苦的父亲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我说，他只是顺便刺探情报吧。
驾驶员将第二只小面包上的盐粒刮去。厚厚的盐粒弄得他的舌头发疼，也划破了牙齿的珐琅层。另外，盐会让人生渴，因为无法在路途中上厕所，也许他不愿意经常喝水，也因为如果水喝得多，出汗会更厉害。我爷爷说过，劳改营里的人用蒸发水中的盐清洁牙齿。他们将盐放进嘴里，用舌尖在牙齿中间磨碎。但这种盐细如尘埃。司机吃完了第一只小面包，拿出瓶子喝起来，但愿喝的是水。一辆敞开式卡车穿过十字路口，车里面装的是绵羊。它们一个个挤在挂车里，车即便再摇晃，它们也不会倒下来。没有脑袋，没有肚子，只是黑白相间的羊毛。直至到了拐弯的地方，我才想起它们中间还有一只狗脑袋。在前面的司机旁边还有一名男子，戴着一顶冷杉绿的山里牧羊人小帽子。这群绵羊可能是到不同的草地上去吃草吧，因为屠宰场里是不需要狗的。
有些东西，一旦说出口，就变糟了。我已养成及时沉默的习惯，可这大多又太迟了，因为我想坚持一会儿。每当我和保罗不明白让其他人烦恼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争吵就会让我们绞尽脑汁。这样的争吵与日俱增，每一句话都需要吵闹不停。我想我们从那个酒鬼中看到过这一点，那种大多让我们自己烦恼的东西。这和我们相爱与否并不是一码事。喝酒比我被传讯更折磨保罗。在那些日子里，他大多在喝酒，恰恰这时候我就没有权利去责备他了，即便他喝醉时更多地是在折磨我，而不是……
我的第一任丈夫身上也有刺青。他从部队回家，胸上有一朵穿过一颗心的玫瑰。在玫瑰花茎的下面写着我的名字。尽管如此，我还是离开了他。
你干吗要弄伤你的皮肤，这朵心形玫瑰顶多放到你的墓碑上才合适。
因为日子漫长，我要想你，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干。胆小鬼除外，这种人总是到处都有。
我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只是想离开他而已。他也希望我给他一张收据，上面写着所有的理由。我无法告诉他任何一种理由。
是你把我看错了，他说，还是我变了？
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俩就是如此。爱情不是原地踏步，我们的爱情两年半前就结束了。他注视着我，因为我没出声，他说道：
你是到处要求棍棒的那种人，我对此无能为力。
他是当真说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对我举起手来。我也这么认为。直至那天发生大桥事件之前，他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把大门关上。
那是晚上七点半。他请我趁商店关门打烊前，赶紧和他一起去买只箱子。他想第二天上午到山里去待上两个星期。他说这段时间里我会想他的。两星期算什么，就是我们两年半时间不见面也不多啊。
我们从商店里出来，默不作声地在城里走着。他扛着那只新箱子。商店快要关门了，那名女售货员并没有把箱子清空，因此箱子里塞满了废纸，把手上挂着价码牌。就在前一天，整座城市下起了骤雨，夹杂着泥沙的洪水从河里蔓延到了草地上。他在大桥中央站住了，他的手指压住我的手臂，一直捏到了我的骨头上，说道：
你看看下面有多少水呀。如果我从山里回来，你离开了我，我就跳下去。
那只箱子横在我们中间，他的肩膀后面是河水，水里枝丫丛生，溅起污浊的泡沫。我吼道：
那你立马在我面前跳呀，你就不用到山里去了。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头朝他倾斜过去。如果他以为我想亲他，那不是我的错。他张开嘴唇，可我重复道：
跳吧，我来负责。
于是，我挣脱开自己的手臂，让他的双手有了自由，他想跳就可以跳了，可我又吓得差点儿晕过去，怕他真的跳下去。我迈着细步没有回头就离开了，他不必感到拘束，我离开这个被淹死的人也已经够远了。我差不多到达了大桥的尽头，他气喘吁吁地跟在我后面，把我推到桥栏杆边上，压到了我的肚子。他抓住我的脖子，尽可能伸展他的手臂，深深地压低我的脸，使我面对着下面的河水。我的整个重量都压在了栏杆上，我的脚从地上抬起，他将我的小腿肚紧紧压在他的膝盖之间。我闭上眼睛，等着在我掉下去之前他能给我一句话。他简短地说道：
是这样。
谁知道，为什么他不是松开膝盖放走我，却是松开了抓住我的脖子的手？我跌倒在地上，他后退了一步。我睁开眼睛，它们慢慢从我的额头回到了我的脸上。天空蓝中带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河水旋转出棕色水圈。趁他还没注意到我是否还活着的时候，我开始奔跑。我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恐惧在我的腭下突突地跳着，我打了个嗝儿。一名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从我身旁走过，打着铃声，叫道：
嗨，宝贝，闭嘴，否则你的心都要凉了。
我跌跌撞撞地停住脚步，腿感到疲软，手感到沉重。我身子既感到发烫，又感到寒冷，根本没有走多远，几乎才走了一段路，只是心里觉得已经走了大半个地球了。钳柄弄疼了我的脖子，那名男子将自行车推到公园里，两根波纹软槽慢慢地移动到他后面的沙地上，我前面的沥青地面还完全没有铺设。天空被树林包围着，那座墨绿色的公园陡峭向上。大桥没有给我安宁，于是我不得不回头张望。在这期间，那只箱子依然放在我离开时的大桥那个位置上。而就在我躲避死亡而离开的地方，他的脸正对着河水。在我打嗝儿的节奏之间，我听到他在吹口哨。充满旋律感，毫不停顿，他吹着一首从我那里学来的歌曲。我不再打嗝儿，被一个接一个的恐惧冻住了。我抓住脖子，感到咽喉在手中凸出来了。一个人糟蹋另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神速。他在大桥那里吹起了口哨：
那棵树上有一片叶子
茶里有水
钱里有纸
那颗心上有一片错掉落的雪花
今天我想到，还算幸运，他抓住了我的脖子。于是，我并没有成为主谋，反倒他几乎成了凶手。这就是他不会揍我，自己鄙视自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