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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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上的鹰才看得见，在它的翅膀下，有高山、平坝、河流、道路、城镇。城镇有大有小，房舍有新有旧。有的村庄越来越渺无人烟，有的地方楼房高到让它不得不绕行。天上已经有比它飞得更高的铁鸟，大地上也奔跑着比它跑得更快的东西，纵使它展翅奋追，也败下阵去。鹰眼看到的世界日新月异，光怪陆离，令鹰费解。
南山村在老鹰山下，一些山头高过了鹰的翅膀。老鹰山很多年都没有见着老鹰了，不是鹰恨山高，而是人穷了，连鹰都不来。外面的人到南山村，没有不被这里的恶劣环境吓到的。这样的山旮旯里，怎么活人？他们大多会这样感叹。南山村的北面是一面坡度六十到八十多度的悬崖，高差约两百米，村子的南面通向境外，有一座势如鹰头的老鹰山，东西两侧都是比老鹰山更大的山，还有更多的搬不动挪不走、让人陡生绝望的石灰岩石头，宛如史前洪荒时代。没有人烟，少有树木植被，连稍大一点的野生动物都养不活。唯有天上匆匆飞过的鸟儿，才让大地稍有生气。在铁桶一般合围的山洼里，有几块坡地，最大的一块也不过一个篮球场那般大。生活在喀斯特地貌区的人们，只能拥有大地上最卑微的村庄。
南山村曾经有一个很光荣的名字——南山营盘，几百年来这里都是戍边的将士们守关之地。在村庄的上方老鹰山上，清朝时就有一块界碑，现在叫198号碑。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的手下大将傅友德、沐英平定云南。兵锋所指，乾坤奠定。走得最远的一支队伍一路随军征战，直到在南山村驻扎了下来。他们奉大明皇帝之命屯田戍边，由一个曹姓百户长曹应征统领。据曹氏族谱上记载说，先祖们的家乡在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当年来到老鹰山时，这一带古木参天，土地肥沃，人烟稀少，百兽出没。百户长以军功授田，从遥远的应天府柳树湾接来家眷，前脚戍边，后脚开垦。新的家园便在先祖的解甲处建立，飘拂的炊烟驱散了战争的烽烟，牛羊的鸣叫替代了征战的呐喊。先祖们销兵铸农器，乡愁在边关。
百户长曹应征现在被南山村的曹姓人家奉为一世祖，年年清明节村子里的曹氏家族男性无论老幼都要去老祖先的坟上祭祖。朝代更替，沧海桑田，曹姓人家在岁月的深处为国家守关卡，距今已传了二十四代。有他们在，国家的版图上所标记的这块土地就有了炊烟宁静的飘拂，有了牛羊悠闲的鸣叫，有了人欢马嘶、鸡鸣狗吠，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伴随着苦难但也充实的岁月。
每年带领族人祭祖的人是村长曹前宽。在新世纪来临的那个祭祖日，曹前宽在列祖列宗的坟前上了香，摆上供品，念了祭祖文，带着大家三拜九叩，然后杀了一只大红公鸡，鸡血滴到一个酒桶里。血酒先敬了祖先，然后村里的老少爷们一人一碗，一饮而尽。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族长有话要说了。
曹前宽从年轻时干生产队长，到后来当南山村的村民小组长，已干了几十年，人们都“村长、村长”地叫，加之他还是村党小组组长，在村里绝对是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大事小事都得他拿主意。那时曹前宽才五十多岁，正当壮年，脾气大嗓门大，手掌也巨大。他皮肤黝黑，手臂粗壮，身体石头一样敦实，人们说他生气了能一拳在岩石上砸一个坑。但他为人正直、行事公正，村人都服他。
那天曹前宽背对先祖的碑，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他说前天我被叫到乡里开会，我跟乡长说，我们要干一条路。乡长说，你们的村庄得癌症了，水流光土流光，庄稼树木不长，只剩下石头。这叫“生态癌症”，你懂不懂？别指望县上会给你们修路的钱，有这笔钱修路，还不如把你们搬下来。
南山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它像一段破败的裤带，挂在村子北面的悬崖上。在人背马驮的时代，中国的瓷器、药材、丝绸等货物，被来自四川、广西，甚至广东、福建的马帮商旅从这条古驿道运出关，远走东南亚各国。数百年来，马蹄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拳头大小的蹄痕，一窝一窝地延伸到境外。这里面积攒了多少财富的梦想，离别的乡愁，羁旅的心酸，无人知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条公路从山下杨家寨穿过，古驿道就日渐荒凉、沉寂下来了。南山村就像一个被时代的列车落在荒野里的孤客，落寞地看着山外世界的星移斗转，飞速变迁。村人常常抱怨道：外面的世界都在赚大钱，我们连抬一头猪出去卖都难。
土地承包以后，人们开始慢慢吃得饱肚子。山下靠近公路的村寨，一年一个样。要致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已经不需要下乡的干部多说。可是那年月政府的乡村道路建设只规划到行政村一级。南山村这样人口不足三百人的自然村，那时的政策是政府引导鼓励，群众“自筹投劳”，等你路挖通了，政府以奖代补，给点水泥炸药啥的。政府的财政也紧张，每公里也只能奖励一千元。再加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边境不太平，这里属于前线，炮弹都会时不时地飞来村庄，谁敢往这里投钱修路？等边境安宁了，到处都在发展，喀斯特地貌地区，普遍缺水少地，又多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要发展特别难。有一年，省上请了联合国的两个专家来这一带考察，他们在村子周边转了一圈，耸耸肩、摇摇头，双手一摊说，如此严重的石漠化程度，已经不适宜人居了。上帝啊，让这些可怜的人们搬下来吧。现在村里调皮的小孩都会学着那个老外耸肩膀，说，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家的肥猪吧，它又不长翅膀，咋个飞得下山去呀？
参加祭祖的男人们还记得，他们的族长那一天在列祖列宗面前动感情了，发火了。他的大嗓门把山风都挡回去了，林中的鸟儿也吓得噤了声。曹前宽说到悲愤处，连在地下躺了六百多年的曹家老祖宗都闻之动容：
“你们不要以为乡长是随便说说的，我们南山村就要守不住了。守不住老祖先创下的这点基业，也守不住老祖宗的坟，更没办法守老鹰山上的那块碑！没有一条路，我们就活该受穷？前些年有些人穷怕了，看人家挣钱眼红心乱了。不学好，跑到外面干些偷鸡摸狗、买卖娃娃的事，真是把我老曹家祖先的脸丢光了！丧德呀，败家子呀！没想到就要败在我们这辈人手上！当年在这里打仗，生死不管，我们是支前模范村，县里、州里、省上，天天得表扬。我们南山村还是给祖先脸上增过光的。现在拿出打仗时的劲头来，生死不管，我们就来干一条路。就是用指头抠，老子们也要从岩壁上抠出一条公路来！”
曹前宽这一番话，得到村里四五十岁以上的汉子们的共鸣，他们说，我们的老祖先从洪武年间就来到这里给国家守卡子，老祖先的坟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咋个能搬走？啥叫“生态癌症”我们不认得，我们山里人只认得有点土肉就能活人！啃着老苞谷搂着婆娘睡觉，就是天下最好的日子。我们穷死饿死也不搬家。
而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则纷纷说，你们这些老辈子也不想想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村里快成光棍村啦。我们年轻人讨不到媳妇，好不容易娶回的媳妇又跑了。看看我们的村子，现在哪里还有点人气？连火塘都烧不热！山下有现成的大马路，做个生意打个工都方便。更不用说看病就医，娃儿上学，哪样不比山里好？人挪活，树挪死，这些道理你们这些老辈子难道不晓得吗？
曹家的后人们在先祖面前吵翻了天，最后还是族长曹前宽一锤定音。“父老乡亲，老少爷们，一笔写不出两个曹字。自古修路架桥，功德无量的大事。老祖先看着我们哩。当了异乡客，我们曹家列祖列宗的光荣就再说不出口了。你们年轻人要出去打工讨生活，我们不反对。我们这辈人，不给你们修一条路出来，你们就只有走出去的脚，没有走回家的心。路修通了，我就不信我南山村过不上好日子。我们就是搬走石头，也不搬家！”
曹前宽的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瘫痪在床二十多年。在她八十六岁高龄时，眼看着生命之光一灯如豆，一丝风就会吹灭。老人家说，宽儿，我走了一辈子山路，还不认得大马路是啥样子哩。在我归逝前，你带我去走走大马路。
曹前宽把母亲背到山下公路边，放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坐好，说：“妈，这是大马路，跑汽车，跑拖拉机，也走人马牛羊。将来，我们也要从这岩子上挖一条这样宽的大马路出来，让你孙子把车开到家门口来。”
老人呆呆地看着眼前弯曲的公路，时不时有车轰隆而来，又呼啸而去。汽车卷起的尘埃扑满了曹前宽母亲的脸，但老人浑然不觉，微微张了嘴呼吸，好像还很享受这汽车带来的味道。老人感叹说，汽车说话嗓门大哦。
曹前宽说：“妈，那叫喇叭。汽车用它说话。”
曹前宽母亲说：“宽儿，什么时候汽车也来村里说话，让你归逝的父亲听见，让曹家的先人听见。”
有辆大卡车满载堆得高高的货物从他们身边跑过，曹母指着远去的车屁股问：
“这要多少马驮才拉得走哦？”
曹前宽挠挠头，说：“妈，恐怕得有几十支马帮队才成。”
“要了老命了。”曹母又极目路的远方，公路在山坡上绕了一个弯又一个弯，直至消失在群山褶皱深处，她又问，“宽儿，这路可通北京？”
曹前宽想了想，说：“妈，通北京。路就是一股水，你把它打通了，哪儿都能流到啦！”
“要跑几年到北京？”
“不要那么久。妈，汽车跑得快，我想，有半个月就到北京了。”
“老天爷！过去你爷爷赶马去青山府，也要走半个月哩。”老人仰头看看眼前高耸的巉岩绝壁，朗声说，“宽儿，挖吧。屋檐水还能滴出石窝窝来哩。”
曹前宽后来在老母亲入土那天，抹一把老泪，仰天长叹：宽宽的大马路啊！我没有尽到孝啊！
就这样，南山村的挖路战争开始了。从村里挖一条公路与山下的道路相连接，也就五公里，但落差却有将近四百米。大部分路基得从悬崖峭壁上抠出来，将公路挂上去。曹前宽过去外出打工修过路，自认为有些经验。他也舍不得花钱请技术员来勘测线路。他说，先人走过的驿道，哪里该拐弯爬，哪里要顺坡走，总是有道理的。道理在了，道路就有了。我们只需顺着驿道拓宽路面、加固路基，就能走车了。
那时南山村只有三个党员，都和曹前宽差不多大。他们提了钢钎大锤，率先站在了山岩子下。开工前，曹前宽动了点心思，他没让大家将路从村口修下山，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挖。他说，路挖不到家门口，谁也别想当逃兵。村里连一台凿岩机都没有，全靠汉子们抡起大锤干。他们不是专业的筑路队，要种地养家糊口，还要外出打工挣钱，经常在工地上的，就只有六七个像曹前宽这样的老倌。他们上午做完地里的活计，下午靠钢钎、铁锤、凿子、锄头、十字镐、背篼、撮箕、绳索等最简单的工具，像与时代不合拍的老愚公，年年挖山不止，干得连掌心都是一层层厚厚的老茧。每个月能把路挖出去一二十米，都让人心生希望。
曹前宽经常说，没有哪个比我更懂这些石山了，它就是一本书，就看你读得烂不烂。你把石头读烂了，山就开了。人家读书，这个倔老倌读石山。哪些石头是有根的，哪些石头是老子，哪些石头是儿子，哪些石头该如何看它的纹理，是用大锤打，还是用铁棍撬，或者打入铁楔子，将它一层层剥下来。曹前宽仿佛读书破万卷，开山如翻书。
当然也有他读不懂的时候，路挖到鹰爪岩子时，曹前宽说我们半年就可以把它干通了。可是，他们干了整整三年，鹰爪岩子还是锋利地悬在人们的头顶，就像一团啃不动的骨头，令人恨得牙痛。
挖这段路时，人必须从鹰爪背上吊下去打炮眼。系着绳索、悬在半空中打锤的人不容易，掌炮杆的人也难。曹前宽总是第一个把自己吊上去，让自己的堂弟曹前贵掌炮杆。曹前贵不服气地问：为啥总是叫我？
曹前宽说：“不为啥，给你淬淬火。”
那阵曹前贵刚刑满释放出来不久，在贫瘠的村庄里憋屈得慌。曾有人问曹前贵，他这一辈子都干过些啥？曹前贵会苦笑道：八十年代土里刨食吃，九十年代卖娃坐牢房，跨入新世纪了，到处打工，回村修路。多年前，由于没有路，他的父亲摔死在抬猪出去卖的山崖下；也是因为不通路，他的儿子快三十岁了才说了个女人，那女子跟媒人第一次来南山村，才走到老鹰山山垭口，望着前方波浪翻滚般的石灰岩石和肠子一样挂在悬崖上的小路，忽然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林子里的鸦雀乱飞。女人把眼泪哭干了后，扭头走了。儿子气恼不过，几天不吃不喝。曹前贵宽慰儿子道：早走了好，花一大笔钱娶回来了还不是要跑。村里的女人都跑了六个了。
当曹前宽动员大家修路时，曹前贵也想通了，路不挖通，他儿子娶不回媳妇。因此刚开工那阵，曹前贵也很积极。但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苦，这般难。曹前宽的大锤在他耳边呼呼地抡起砸下，似乎只需多一丝风，大锤就会砸到他的脑袋上。不知是石头太硬，还是曹前宽的大锤力道太足，炮杆经常被石头咬断。曹前宽就骂他连炮杆都不会扶，大锤砸下来时，你得一松一紧。曹前贵说，哥，人家一个炮眼打二三十厘米，你非要打五十厘米，炮杆哪有不逼断的？其实曹前贵也知道，炮眼打得深一些，放炮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炸药得花钱买，而人的力气，是不要钱的。
就在挖鹰爪岩子那段时间，曹前贵泄气了，好多人都泄气了。有一天，曹前贵在山崖上被山风吹得晃了晃，扶炮杆的手就被曹前宽砸下的大锤擦伤了，小手臂顿时肿得有小腿粗。曹前贵痛得鬼哭狼嚎，说他再也干不下去了。他不是像他老爹一样，掉下山崖摔死，就是头被曹前宽砸扁。这破鸡巴路不修，还不是照样活人。
那年春节，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杀不起年猪，有两户人家连耕地的大水牛都拉出去卖了。并不是他们想吃牛肉，而是为了凑修路的钱。村民们交来的钱主要用来赔偿占用的耕地，买炸药、筑路工具、柴油等。曹前宽家那年的春节只炖了一锅老火腿汤，炒菜是用家里最后一块猪膘皮在锅里走一转，炒出来的青菜才有了点油腥。那是一个冷清得连孩子们的鞭炮声都听不到的年。正月十五后，村里的年轻人勒紧裤带、收拾简单的行装，陆续外出打工。曹前宽赶在他们出发之前，堵在每家门口，催收修路钱。住在村头的曹利群指着曹前宽的鼻子骂，说，你黄世仁啊？还要不要人过年了？曹利群虽然年龄比曹前宽小，但辈分上还比他长一辈。在一个宗亲观念极强的村子里，村干部总是最难当的。曹前宽顶着曹利群的唾沫星子说，叔，路要通，大家才有活路。侄儿把话说在这里，这公路一天不挖通，你媳妇一天不会回家。
曹利群家是赶马的，他媳妇杨翠华是他当年赶马支前时，在外村认识的。但这个女人心眼多，胆子也大。前些年两口子在赶马路上被曹前贵引诱，从给人贩子提供信息到贩运小孩，最终被政府打击，双双入狱。服了几年刑后，曹利群的女人再不愿回南山村了，故乡令他们失望，他们让村庄蒙羞。杨翠华在外面跟人到处做生意。曹利群一边要照顾家里的地，一边要盯着媳妇的行踪，城里乡下两头跑。有人传话给他，说杨翠华在外面风骚得很。这样一句话，足以让曹利群天天晚上彻夜难眠。
即便是农闲时节，工地上也常常只有三四个老倌在那里吭哧吭哧地打钎抡大锤。连曹前宽也没有想到，这区区五公里的出村道路，全村人竟然一挖就是十二年！人民公社时代那种几十上百人大战石山、围埂造地的热闹场面，再也不会有了。像曹前贵、曹利群这种不肯苦干，又在外跑野了的人，他们一年来不了工地上几天，他们情愿多交点钱。许多时候，曹前宽站在村口吆喝大家该上工地去了。他的嗓音被山风吹散，被云雀带走，独独不被人听见。
后来村里凑钱买了一台凿岩机，不用抡大锤打炮眼了。通常的情况是：曹前宽戴一顶藤篾安全帽，脚上穿一双顶破了脚指头的胶鞋，浑身是灰土，裤脚高挽，小腿肚上青筋暴起，身子整个顶在笨重的凿岩机上，随着机身的轰鸣而抖动。顶几下，停下来喘口气，再顶。就像一头和大山较劲的不知天高地厚、不管不顾的老牛。
这一年夏天，南山村的逆子曹前贵还在逃亡路上，他的堂兄曹前宽的大锤并没有将他“淬火”好，他因贪婪闯下的祸，还在继续发酵。这条路还剩下最后一公里。一个夏日炎炎的下午，曹前宽带几个人在悬崖峭壁上修路放炮，炸药量没有掌控好，一炮崩出一块巨石，滚落到悬崖下，砸垮了山下杨家寨杨二根的半间房子。好在屋子里没有人，不然这祸就闯得更大了。
曹前宽动员村里人凑了三百元钱，还把自家一头半大的猪拉到杨二根家，才暂时堵住了这家伙的嘴。杨二根说，这雨季天，就是强盗，也不会干砸人屋顶的事。杨家寨的人早就有言在先，你修路占了我们的地得赔偿，炸飞的石头砸坏我一片瓦，你也得赔。曾经因为有一小块坡地，双方差两百块钱谈不拢，工地上竟然一年多无法开工。后来还是曹前宽想通了，路要修宽，人心更要宽。多交两百块钱，死不了人。可人家说，两百块是去年的价，今年是四百块。你不知道城里的地价年年都在涨吗？两个村子的人早就生了龃龉，几次都要打起来。好在曹前宽在周围村寨还有些威望，乡上的干部也多次出面协调做工作，南山村的路，才能像春蚕吐丝一般，慢慢向上延伸。
杨二根家被砸垮了半间屋子，墙和屋椽子曹前宽已经带人重新垒好补齐了，但屋顶的瓦还没有盖上，村里再拿不出钱买瓦了。曹前宽头晚在火塘边愁了一夜，喝了半壶酒，早上爬起来对老伴说，儿子们那间房子也是空着，上房揭瓦吧，先把杨二根家的瓦补上。老伴没有多言，转身去灶房，独自抹眼泪。曹前宽冲老伴的背影说了声，莫焦心，等那窝鸡养大，就有瓦钱了。
天上还淅淅沥沥地飘着雨，曹前宽啃了老伴准备的两根苞米，喝下一碗早酒，以酒解酒，身上恢复了活力。他家是一幢四排柱子的木瓦房，共有三间，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有一间卧室，他和老伴一间，儿子们一间，另有一间偏厦是伙房和柴房。正房堂屋里有一张布面长沙发，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沙发对面是一台电视，上面布满烟火的痕迹。堂屋里最夺目的是神龛，上面供着祖宗的香位。南山村家家有神龛，供奉的内容大同小异，神龛台上一般有香炉、蜡烛、五谷、糖果，有的还会有杀年猪时腌制的一块腊肉。神龛背靠的墙上正中央是红纸书写的“天地国亲师位”，竖写；上方横写一条幅：“祖德宗功”；左手边是“曹氏宗亲香位”，右手边是“司命灶君神位”。讲究点的人家还会写上“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或者“清溪采藻明其洁”“静夜焚香告以诚”等条幅。让这地处边地的农舍也透着汉家的底蕴。
曹前宽有两个儿子，都出去打工了，老大甚至在外省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曹前宽自己宁死也要做一棵长在岩石上的老树，但他却管不了随风飘落的树籽。
乡下的房舍，一般都会在天花板和屋顶之间搭一间阁楼，上面堆放些杂物或粮食。曹前宽得先把阁楼上的东西挪一挪，不然这瓦一揭，什么都在雨里了。他爬上阁楼，倒腾了半天，该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就用塑料布苫起来。乡下人家，也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但每一样杂什都舍不得扔。
曹前宽不经意间翻出一个藤篾箱子，黢黑陈旧，边角的一些藤条都朽断了，一碰就散，像一架上个朝代的尸骨。曹前宽掀开箱盖，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里面有一件黑色破棉袄，筋筋网网的，到处是洞，还有两条摞满补丁的粗布裤子，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两副陈旧的帆布坎肩，一双干瘪变形的解放鞋，鞋底和鞋面都分家得差不多了。这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呢？他费力地想。
他又翻出一个用黄色油布纸包着的包裹，用麻线横竖扎得很仔细，像过去年代的炸药包。自从有了塑料布以后，现在已经不见这种油布纸了。他抓了一下油布纸包，有硬硬的东西。打开包裹后，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已经变得泛白的草绿色挎包，包里是一条铜扣军用皮带和一顶解放军军帽。皮带还有韧性，皮带扣倒是锈迹斑斑了；而那顶老式军帽上的红五星，虽然没有记忆深处那么闪光夺目，但它一下让曹前宽感到血在往头上涌。
他想起来一个人了。沉重的伤感带着久远的硝烟味一下淹没了他。
这个人就是卓世民，打仗时他带着部队进驻到南山村时，武装带扎在腰间，挎包、枪套分挎左右，胸前挂着望远镜，手中还持一把微型冲锋枪。英俊、威武、沉着、勇敢，就像电影里的一个英雄。他在曹前宽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让他眼热心跳。在三十多年前的那场边境战争中，卓世民是参战部队的侦察连长，曹前宽是支前民兵连长。他们一同出生入死，都是把生命托付给对方的真汉子。
几百年来，这里都是一个浸透了戍边将士鲜血的村庄。此刻，枪炮声在曹前宽的脑海里炸响，飞在天空中的炮弹比马蜂炸了窝还密集。曹前宽还记得，那是个月亮很亮的夜晚，他和几个民兵抬着身负重伤的卓世民从火线下来，他浑身是血，头部血肉模糊，已看不出人样来。卓世民的血湿透了担架，在山道上淌了一路。山风凛冽，山路崎岖，他曾想把军帽给卓世民戴上，可扣不上去呀。随担架奔跑的一个女军医哭着说，头都烂成这样了，你还给他戴啥帽子？赶快走啊大哥！卓世民在临时设在南山村的战地医院昏迷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被一架直升机接走了。那是村里人第一次见到比老鹰飞得还高的铁鸟。曹前宽曾到处打听卓世民的消息，但那年月参战部队来来往往，战事平息后，又赶上军队大裁军，他一个老百姓又怎么能知道部队的情况呢？
军帽上两块黑色的血迹至今犹存。血就是血，时间永不会将它洗净。
唉！卓连长，你还活着吗？
6
那天送走韦小香后，卓世民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还是给青山州公安局副局长朱正打了个电话。朱正曾经是侬建光夫妇的家乡广畴县的年轻刑警，一路干到州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过去卓世民在工作上没少指教过他。平常卓世民叫他“朱子”。电话接通后，两人先寒暄一阵，卓世民才说，你那边三天前丢了个小女孩，当事人报案了，你知道了吗？朱正在电话里愣了一下，才说，不知道啊，老局长。哪里的案子？没见报上来。卓世民说，是汤谷寨的小孩，被省城的一家文化公司拉出去拍个什么节目，然后孩子就失联了。当事人已去乡派出所报案。朱正连忙说，老局长放心。我一定会关注这事。下面这帮小子，办事粗糙得很。卓世民说，朱子，你过问一下吧。孩子父母正着急四处找。朱正说，丢了孩子，哪个父母不急？我们先按打拐的程序办。
卓世民不再多说什么。人家按程序做事，你没有资格去对别人指手画脚，更不能对他们施加压力。打个电话，请他们知晓他在关注。他认为这事儿他只能帮到这个份上。退休以后，卓世民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政策”：不插手局里的工作，不掺和任何案件，不帮人说情。这些年他严格遵守自己的“三不政策”，多大的案子、多少有来头的人求他帮忙，他都没有动摇过。许多事情，你要管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晚年生活了。
但中午饭时，杨先书挑起了话题，他把韦小香来家里求卓世民帮忙的事情说了，他讲得有些添油加醋，从社区治安到世风日下，从人口拐卖到侵犯人权，从底层民众之不易到社会贫富差距之严重，从犯罪猖獗到警方不作为……一边的包阿姨心软，端着碗就开始淌眼泪。
卓世民又把饭碗一蹾，“你怎么知道警方不作为呢？说话要有依据。”
杨先书说：“孩子丢了去报案，警方还不去侦办。你们可有考虑孩子父母的心情？”
他说的是“你们”，而不是“他们”，等于把卓世民也网了进去。卓世民最恨的就是这点，但羞愧处也来于此。他说：“警方有他们的办案程序。你懂什么？”
肖佳看两翁婿又要吵起来了，忙说：“吃饭，吃饭。老卓，你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破案嘛。”
一直没有插话的卓婉玉这时说：“现在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韦小香他们那么本分厚道的人。我一想起来就心痛得慌。都是当爹妈的，要是丢的是我家颖颖……”卓婉玉的鼻子也开始发酸了。
杨先书说：“这种事情，摊在谁家头上都是一场灭顶之灾。更何况人家是小老百姓，谁来管他们？”
“洪水，1961年的那场洪水……桥为什么会垮呢？我说过的……人肚子饿……”卓存君老人又插了一句。
卓世民将碗筷一推，不吃了。
他回到卧室，将自己放躺在床上。平时他都有午睡的习惯的，但现在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还不全是那个丢失的孩子，更多的是医生的一些只言片语、网上查到的关于胰腺癌的相关信息，对北京那边医院最终会送来的“判决结果”的猜测。如果确诊了，就该安排后事了。妈的，这么快。生命原来会如此仓促、短暂。
这些天，每当卓世民翻看自己的体检报告时，都像在面对一份生命的结论。一个小小的“占位”，一招致命，这谁能想得到呢？一个破案高手，终究也破不了生命中的“杀手”犯下的案子。单位每年都会组织体检，他经常因为工作忙不去，或者去了，也懒得认真读一读体检报告中的各项指标。退休后，在老伴肖佳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胆固醇、甲状腺、癌胚抗原，以及脑、心、血管、肺、肝、肾、肠等方面的情况。老伴比他退休早几年，像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将康养作为生活中第一要务。卓世民过去总以工作忙逃避老伴的“健康大检查”，退休后，肖佳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卓世民。从什么该吃，什么不能吃或少吃，到作息时间、生活习惯，等等，老伴无不过问。一个退了休的人，不操心身体健康，还能操心什么？这几天，让卓世民闹心的是：怎么向老伴掩饰这次体检的结果。体检报告他可以藏起来，重要的是情绪要稳住，不能露了怯。那天老伴一句，老卓，你这些天怎么脸色有些发灰啊？让他自己也跟着紧张了半天。他有些悲凉地想：过去为了工作，经常要化装侦查，逢场作戏。现在这一套要用来对付自己老伴啦。
卓婉玉在外面敲门，卓世民只得起来给她开门。她进来往沙发上一座，说：“爸，你别怪先书，都是当父母的，听不得别人的孩子有什么事儿。”
卓世民微微一笑说：“没什么的，我不计较。”
“你打电话过问了吧，爸？”
“你晓得我的‘三不政策’的。”
“刚才包阿姨又在厨房里抹眼泪，说他们壮族人，丢不起孩子的。”
“谁又丢得起呢？”卓世民反问道，不觉间就中了女儿的套。
卓婉玉身子挨了过来，摇着卓世民的胳膊，“爸，你想想，要是这事落到我们头上，你管不管？恐怕你还来不及管，你手下的那些人早当大案要案抓了。一块车窗玻璃都让他们跑得飞起。”
卓世民看见了女儿眼里的泪光，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看见的东西。他想起女儿的婚礼上，在他把女儿的手交到杨先书手上前，幸福的女儿泪花闪闪，他竟然也把持不住自己，在哽咽中匆匆说了两句祝福的话。后来他想：是因为自己再也不能充当保护女儿的角色，还是不放心把女儿交给那个愣头青？天底下所有的父亲，在那种情况下，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情感吧？从孩子降生那一刻起，他就是她的保护神。他不允许她受到一丝伤害，也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失职。女儿的一滴眼泪，就是父亲心头永远的痛。现在，他希望自己离开人世时，最好不要看到女儿的眼泪。
卓婉玉又说：“爸，我在课堂上经常教育我的学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晓得这是谁说的吧？”
“不晓得。”卓世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觉得让女儿学文科，还是有益的。退休后他让卓婉玉给他推荐一些世界名著看，这让他在兰高荣面前有了点“有文化”的优越感。他经常捉弄这个老伙计，你晓得《安娜·卡列尼娜》里的那个卡列宁是谁吧？兰高荣的回答是，卡列宁吗，不是列宁同志他叔，就是他舅。
“这是我们的孔圣人说的。”卓婉玉又摇她爸的胳膊，从小她就这样，一摇老爸的胳膊，万事好办，哪怕她现在也是当妈的人了，“孔子的意思是说，人不能只管自己的家人，也不能只管自己的孩子，要有爱心，有大爱。明白了吗，老爸？”
卓世民怔住了，他想了想才说：“你的老爸老了。”
“老了不是理由，”卓婉玉再次摇他的胳膊，“爸，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你一个电话，抵人家一脸盆的泪水。”
卓世民不得不说，我已经打过电话给下面的人了，但人家要走办案程序。程序就是规矩，你懂的。但卓婉玉说，爸你还得把他们盯紧点。现在的人办事，有没有人情的因素起作用，天知道。卓婉玉说到最后，再次摇着卓世民的胳膊说：
“爸爸，侬建光、韦小香这样进城打工的家庭，在这城里属于弱势群体。没依没靠的，也不富裕，我们不帮他们的话，谁能帮？乡下人进城讨生活，不容易啊。爸，你过去经常说，能站着，就不躺下。现在你得站出来，帮他们一把。”
“站出来？”卓世民仿佛连自己都感到很突兀，“我怎么站出来？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
“那你就躺下了吧，服老，认。”
“你老爸什么时候过？”
卓婉玉笑嘻嘻地说：“所以嘛，老爸，我还不了解你呀？退休算个啥？你转个身，就没有你这老警察破不了的案。”
转身，那么容易的事吗？卓世民本想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老爸有通天的本事，是好莱坞电影里通吃一切的英雄？
在卓世民干密侦工作时，他经常扮演不同的角色，老板、乞丐、包工头、看门人、黑社会老大、跑长途货车的老司机、金融机构的职业经理、机关里的普通干部，只有把那些犯罪分子都绳之以法以后，他才“转过身来”，恢复自己的警察身份。退休后他有时间追剧了，影视剧里的那些卧底，和他所经历的相比，都不过是些小儿科。
卓世民从来不把自己当英雄，如果说年轻时他还有英雄情结的话，现在他认为身边牺牲的战友、同行才是英雄。寂静的群山，瞬间就战火纷飞，炮弹掀起的红土，天上飘拂的黑雾，掩面哭泣的人，中弹哀号的人，戴上手铐的人，善良的受害者，阴鸷狡诈的人贩子，近身格斗凶悍的对手，警笛呼啸撕裂了的平静生活，漫漫长夜里孤独的蹲守。他的人生就是歌舞升平的和平世界里的传奇，出生入死，与各种危险做伴，常常与死神面对面。但他很幸运，他流过汗，也流过血，他还活着，因此他不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那些战死沙场、以身殉职的人，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自己的战袍，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们才堪称英雄。多年的职业生涯让他早就淡泊了功名。像韦小香把他抬得那样高，看作救星一样，反倒让他难受。他已经脱下警服，没有那份权力和责任了。更不用说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暗自在安排“后事”，哪还有心思管闲事？
这天晚饭后，卓世民独自出来遛弯。沿小区环形大道走一圈，大约八千多步。卓世民给自己定每天走一万步的运动量。他认为，自己步伐还算矫健。像一个老小伙儿（卓婉玉语），这跟常年坚持锻炼和走路有关。
傍晚的社区最有烟火气，散步遛弯的、带孩子出来玩的、在广场做操跳舞的、街边吃烧烤喝夜啤酒的、这是你能感受到的人间万象，生动、温馨、平静、怡然。过去，你是这和平日子的守护者，现在，你将被“逐出局”，你将“躺下”了。卓世民有时想到这种角色转换，难免也会悲从心来。
一群小男孩蹬着滑板从卓世民身边飞驰而过，洒下一路的笑声和呼啸。孩子们的背影让卓世民不能不想到侬阳阳，想到韦小香哭泣的脸。一个老刑警遇到一桩案子，他的嗅觉就像坡头溜车，不往那个方向跑都不行。如果侬阳阳真被人拐走了，会是谁干的？动机在哪里？
还不到“躺下”的时候。他忽然有了给自己找点事做的冲动。
他给自己的爱徒普大卫打了个电话，说要见他。普大卫说，卓局，我还在外面办案呢，要么约个地点，我来会你。
这几年卓世民一般不给自己从前工作中的上级或下级打电话。过去身上两部手机，全天候开机。常常电话接到耳朵发烫，拨出的电话对方秒接、秒回。现在你一个闲人，一个电话打出去，遇到对方不接，或者半天才回过来，那种时候，你就该掂量自己究竟还有几斤几两了。这就是在位与不在位的区别吧？
给普大卫打电话，卓世民从不会有什么担心。普大卫从他在密侦处当处长时就跟着他干了。有一年春天，他对普大卫说，我要把你丢到死牢里去，你的任务也只有我知道。普大卫那时正在谈恋爱，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然后，等普大卫漂亮的寸板长成一窝乱草，胡子拉碴的半个月不打理时，警察就将他带走了。给他戴上几十公斤重的手铐脚镣，直接押到关死刑犯的大牢里。因为一个在押的黑社会重犯取不到口供，警方在并案侦查时，怀疑他还有几桩罪行没有招供，卓世民就想到了这出“苦肉计”，让这个从北京公安大学毕业的青年警官以强奸杀人的罪名与那个恶贯满盈的家伙共关一室。卓世民告诉他，干我们这行，到哪个环境，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环境下的人。在黑社会里卧底你就是扮一个流氓，在银行里你就当好职员。你要是从角色中出不来了，就活该你倒霉。普大卫蹲了三个月的死牢，愣是没有拿到一点线索。直到有一天普大卫接到即将执行枪决的判决书，长期的拘禁和身背强奸杀人的罪名，让他都认为自己真的要被执行了。当初的“剧情”设计没有这一出啊？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或者卓世民本人出什么事了？那他普大卫可真就冤枉死了。他拿到判决书时号啕大哭，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不明不白地给枪毙了。监狱方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最后的晚餐”，还有两瓶酒。那个重犯主动要求陪他喝酒，结果两人在醉意阑珊中，那家伙把什么都撂出来了。普大卫出来后女朋友因不明真相跟他掰了，他立了个二等功，卓世民就更加注意培养他，三十二岁他就干上了刑侦局技侦处的副处长。卓世民从这小伙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忠诚、能干、精明、无畏、有责任感。
晚上八点半，他们在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咖啡室见面。普大卫两眼血红，一脸倦容，一看就是严重缺觉。他一落座就说上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个离婚男人在菜市场买菜回来，不明不白就被人从背后打了一枪。案子没有任何头绪，压力大得很，手上还有两桩厅长挂牌的督办案件。人手不够啊，都忙得脚底板翻天。卓局有什么指示。卓世民笑笑，我现在还能有什么指示，只是有个案子，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普大卫挠挠头，说：“师傅，我还想找您帮我分析案子呢。哪里有徒弟在师傅面前指手画脚的？”
卓世民嘿嘿一乐，“就当我们一起探讨吧。”然后就把侬阳阳的事儿说了。
普大卫说：“卓局您可真是菩萨心肠。案子发生在乡下，又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属地警方会管的。”
“犯罪嫌疑人是从春城下去的，电话也是春城本地的，还冒充电视台的人。我给你看这个。”卓世民把从韦小香手机里转来的那份合同再转给了普大卫，然后说，“你去帮我查查这家公司，还有这个电话号码，再查查去汤谷寨的那辆车。”
普大卫眉头皱了一下，但看到他师傅期待的目光，便马上说：“好的，师傅，我安排人去查。”
“你尽快吧，算帮我一个忙。”
普大卫忙赔着笑脸道：“师傅交代的事，我应该的。”他犹豫了片刻，才吞吞吐吐地问，“卓局，这个……被拐走的小孩，是……是你家什么人吗？”
卓世民正色道：“你小子别瞎想。每一个被拐的儿童我们都要救不是？”卓世民想了想又说，“别忘了，最找不到因素的案子，才是最有挑战性的，也可能是最大的。设这么大一个局拐走一名乡下孩子，肯定是涉嫌团伙犯罪。”
普大卫扬起了眉毛：“正在打击团伙犯罪这个节骨眼儿上，谁还敢跳出来，那可真是撞我们枪口上了。卓局放心，等找到线索了，我就跟您和刑侦局领导汇报。等案子一立，手段一上，跑不了兔崽子的。”
“跑不了兔崽子的”过去是卓世民的一句口头禅，现在成了局里刑警们的常用语。卓世民并不知道，他退休后留下的传奇，还在被年轻的刑警们津津乐道。
普大卫始终惦记着手上的案件。临走前，他把那桩枪击案已掌握的线索大体跟卓世民说了一下，请教自己的师父从哪里去寻找案发的“因素”。现场只找到一颗点三八子弹的弹壳，从格洛克枪打出的。杀手枪法挺准的，二十米距离，一枪毙命。我们还没有查清枪是从哪里来的。被打了一枪的那个男人是所学校的体育教师，品行基本还算过得去，社会交往也比较清白。老师嘛，想来也不会轻易与社会上的混子们结什么仇怨。只是爱酗酒，有过两次家暴史，导致也是教师的妻子跟他离婚。据学校和邻居反映，死者最近一段时间过得有些颓废潦倒。他的前妻他们也走访了，离婚是她主动提出来的，家里的财产也都归了她。但感觉她既没从家暴的阴影中走出来，又对离婚有些后悔。她是一个很小资的小学老师，一只蟑螂都会让她惊声尖叫。这样的小女子连枪长什么样子都不会知道，案发时她正在给学生上课呢。普大卫仰着头问：
“卓局，谁会杀一个净身出户的落魄男人？犯罪动机在哪里？”
卓世民狡黠地眨了眨眼睛，“冲冠一怒为红颜。”
普大卫愣了一下，说：“卓局，那女老师可不是什么红颜，相貌太一般。技侦部门正在做枪的数据分析，我还要去看看结果。队上的兄弟们全撒出去了，层层走访，地毯式排查，天知道谁能撞上大运。对不起了卓局，我要走了。”
普大卫起身，卓世民淡淡地说：“别瞎耽误工夫了。制式枪，肯定是从境外进来的。”
普大卫一拍脑门，再看看师父那笃定的神态，他相信了，说：“卓局你要保重身体啊。”
卓世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想起当年在密侦处时，他跟着跑案子，晚上开车送自己回家，到了单元门口了，还要下车一路护送到家门口，六四手枪保险打开，随时在衣兜里握着。现在他不需要保护自己的领导了。
卓世民又坐了会儿，透过咖啡室的玻璃看商场里人来人往，感受这世界和自己的关系。那天在医院里忽然失去对外界的感知，就像被全世界抛弃。真是既恐惧又荒唐。眼前的世界多么令人留恋啊，流光溢彩，活色生香，与往昔美好的回忆密切相连。去年这家大型的购物中心刚开业不久，他来买一双休闲鞋，却在里面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走出这迷宫一样光怪陆离的世界。这大大打击了他的自信心。难道我他妈的真的老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他都熟悉如掌中纹路，到处都有他战斗过的足迹。过去在局里的指挥中心，任何一条背街僻巷出了事儿，他不用看屏幕墙，就立马能判定出方位，地形情况怎样，建筑状况如何，有几条出入口，该如何布置警力封锁或控制。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总是敏捷的、强悍的、具有掌控能力的，上级总是对他充满信任，放手让他去干。任何棘手的案子交到他卓世民手上，陈厅长只需听汇报就行了。他总跟手下的刑警们说，只要你走心入脑，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一切人和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都会留下痕迹，都有因素，理清了这些关系，找到了那些痕迹和因素，你就找到了破案的路子。一个刑警，不过是社会的医生罢了。
不过刑警却不是自己的医生。刑警也不是老中医。老中医越老，经验越丰富，医术越精湛，越受人尊重；刑警到年龄了，就得退休，也得服老。他脑部的战伤，医生说估计年老后可能会有并发后遗症。什么叫并发后遗症？他不知道。但他隐约知道它的模样，那就是他年过九旬的老父亲的样子——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安享晚年的老者，而是孤独的、卑微的、浑浑噩噩又毫无尊严感的等死的人。他父亲在八十多岁时逐步沦入阿尔茨海默症的“黑洞”，随着生命之光日趋黯淡而越陷越深，渐行渐远，成为一个不能感知这个世界却只存留一个躯体的无智无识、无忧无虑、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痛苦的可怜人。卓世民为自己骄傲一生，从不需要别人同情，过去他担心自己将来也会步老父亲的后尘，不得不穿尿不湿才能睡觉。
现在，他不无悲哀地想：自己不会有老父亲那样的“福分”了。
别去想这破事儿啦。他又告诫自己。他忽然想起一个线人，便一个电话打了过去。他很多年没有这家伙的消息，没想到电话一打就通了。
他们在这个线人的车上见面。这小子多年前是个拐卖妇女犯。曾经被卓世民办过，判了六年有期徒刑出来，成了警方的眼线，属于社会底层的“灰色”线人。他姓游，绰号游六指，是个油嘴滑舌的老江湖。
游六指开一辆像垃圾车一样的长安面包，油腻肮脏，卓世民一坐进去就闻到一股臊臭味儿。“这些年在干吗呢？”卓世民问。
“报告政府，我一直在给菜场送鲜猪肉，还有鸡鸭啦鱼啦啥的。”游六指满脸谄笑，“政府好多年不见了，又在忙什么大案子了吧？”
看来这小子不知道他已退休，这正是卓世民所希望的，“少废话。你那些狐朋狗友，最近都在干什么？”
“我早不跟他们来往了。真的，政府要相信我。政府教导得好，我重新做人，靠劳动吃饭。”
“你从前那个贼窝子的那些人，可不老实。你小子瞒得过我吗？”
“政府火眼金睛，我晓得，我放个屁、路边撒泡野尿政府您都查得出来。我们只是偶尔吃个饭啥的，狗日的要不学好，政府会收拾你们的。我也经常这样告诉他们。”
卓世民不想跟他啰唆，盯着游六指的眼问：“有一个小孩被拐走了，你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做小娃生意？不会吧，现在哪个还敢？”
游六指的眼神没有乱，不像在说谎，但卓世民还要给他施加点压力，“四天以前，就是这月的二十二号，你在干吗？”
游六指知道自己成了怀疑对象，马上指天发誓地说：“政府，我怎么还敢做这个事？我有教训了，政府改造好我了。我每天在给人送货呢。早上四点起床，去屠宰场拉肉，下午又要去养鸡场拉鸡蛋送给人家超市，一家家送，累到晚上十点才收工。天天都是这样。政府您可以去调查，我要说了半句谎话，你再抓我进去吃枪子儿。”
“给我留点心，最近谁发财了。”
“好好，领导，我一定，一定帮您打听打听。只是，只是，我还得养家糊口呀政府。改造出来后婆娘跟人跑了，现在又找了一个，还拖着个油瓶。”
卓世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来，递给游六指，说有什么情况打我电话。那边也不客气，满脸堆笑、唯唯诺诺地把钱收了。
卓世民从那破车里钻出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想：我这是在干吗？闲得无聊想转身回到从前的日子？
又想：至少我不想那操蛋的占位。
从出来见普大卫时起，他真有点回到从前的感觉。调查、分析、判断、追踪，像忠实的警犬一样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一丝丝罪恶的气味。这让他感到亢奋又轻松。他还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这不是他过去干密侦工作时，常常要背对那些犯罪分子的明枪暗箭，身后随时有一种不安全感。现在这双眼睛是无形的，又是可感的、温热的、充满激励的，柔柔地顶着他不由自主地从闲适的退休生活中“转过身来”。
你这个老家伙，难道功夫废了不成？
7
湖面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也映照人一生的某些回忆。有些回忆还沉在水底，永不为人所知；有些回忆会浮出水面，就像那咬钩的鱼，被拉出水面时，会显得那么鲜活动人，让人恨不得引之入怀。
兰高荣今天战绩不错，已经钓起了三条大青鱼、两条鲤鱼，还顺带扯起来几条小鲫鱼。离他十来米远的卓世民，已经换了几个鱼窝子了，才钓起来一条一斤来重的鲤鱼。这个老家伙今天心不静。兰高荣想。
多年来这老哥俩一个在省厅，一个在市局，默契中有配合，相处中有争执。兰高荣有段时间感到自己在警察这个行当里前途无望，想调到政法委去坐办公室。卓世民说，我给你几条重要的线索，让你办几件漂亮的案子，上面就知道你的厉害了。卓世民执行秘密侦查任务经常几个月不回家，音信杳无，兰高荣就隔三岔五地去卓家探望，有时连孩子上下学、老人去医院、家里买个米换个气罐啥的，都由他包了。尽管那时兰高荣经常埋汰卓世民说，你哪像什么人民警察哦，我看你只是介于土匪和老百姓之间。他们两人间有一种相互“守护”的气场，不管他们是不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种“守护”都存在。
就像今天早上两人一来到这龙泉湖边，各自找好自己的鱼窝子，在下竿之前，卓世民便先把四周打量了一番。他们的背后是一扇悬崖，左侧是一条山路，视野良好，路两边有几棵红木棉树，枝叶繁茂；右侧是一片湖滩，然后就是湖面。只是湖对面两百多米处有一座荒山，布满了杂树和灌木。卓世民从背包里拿出一部警用望远镜，把对面的山坡仔细看了一遍。兰高荣知道他每到陌生地方，都有观察好周边环境、留好退路的习惯，便打趣道：
“要么我去对面，当你的守护？”
卓世民道：“你好意思说，老子差点没有在你面前当人家的枪下鬼。我们有阿雄呢。阿雄，去周边看看。”退役警犬阿雄得到指令，一边撒着欢儿，一边呼呼地在四周东嗅西嗅的了。出来钓鱼，阿雄总是兴奋莫名。
多年以前，市里发生了一桩连环枪击案。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在城郊河边钓鱼的老人，子弹从60米开外的对岸射来，一枪爆头。从枪击创口判断，犯罪嫌疑人用的是一支12.7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大约还加了专用瞄准镜。四天后，第二个受害者在这个片区的一处垃圾填埋场边被发现，是个拾荒的老人，也是一枪毙命，同样的步枪口径。是财杀？情杀？仇杀？黑社会火拼？全市的警力都被调动起来大排查，但从两个受害者身上完全找不到作案的“因素”和动机，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那个钓鱼的只是个退休工人，一辈子本本分分的老好人一个。两个月后，第三个受害者也在这条河的上游三公里处出现，是名三十岁的农妇。她正在河边自家的地里干活，一颗子弹从她身后飞来，击中了她的后背左侧，穿前胸而过。那枪手为了迷惑警方，还把受害者的裤子褪到膝盖以下，伪造了一个强奸现场。连环枪击案让高层震动，全市恐慌。卓世民分析这是随机作案，变态杀人，不要再费力去找什么作案因素了。他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圈出几个点，把手下的精兵强将沿着这些点全撒出去，装扮成钓鱼的，做小买卖的，做工的，跑步遛弯的。他自己则在最可能是下一个案发地点的河边钓鱼，外面穿一件很醒目的红色钓鱼马褂，里面只套一件防弹背心。封控的任务就由兰高荣带市局的警力负责。卓世民选定的那个地方对面是一片乱山岗，有一家废弃的工厂，破败的厂房和几处断壁残垣。卓世民推断这是犯罪嫌疑人最好的射击点，他就在对面给他当靶子。作为刑侦局长，最危险的活儿你必须先挑起来，冲在最前面，手下的兄弟们才会服你。行动前他对兰高荣说，老哥这条命交给你啦，你得给你嫂子守护好了。这样大的行动兰高荣岂敢大意，头天下午就带人把河对岸梳理了几遍，所有可能进出的路口、隐藏的地点都布置人秘密蹲守。兰高荣自己则守在那家工厂的一个水塔上。到上午十点左右，河面一如既往地平静，周边也没有什么异常，卓世民已经钓起来几条鱼了。兰高荣忽然发现有几只鸟儿从树丛中飞了起来，他忙对着耳麦讲，一号小心。那边卓世民得到警告的同时，马上观察到河对岸草丛中白光一闪。那是瞄准镜的反光。在卓世民顺势往后一倒的瞬间，一声不大的枪声传来，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对面布控的特警们马上朝枪响处扑去，几轮枪战后将枪手擒获。原来那夺命枪手躲在一根从工厂伸向河里的排污管中，这排污管埋在土里，只有管口露在外面，又因为多年不用，早被荒草遮蔽。这小子头天上午就藏在里面了。他是一个枪迷，自己从网上买来零部件组装了一支狙击步枪，还买了伪装迷彩服，学着电影里的美军狙击手，把脸涂得只剩下两点眼白。但他又是一个变态的冷血杀手，随机杀人，只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枪法。在事后的案件总结会上，兰高荣向卓世民谢罪，说他没有当好卓世民的“守护”，自请处分。卓世民只是笑着说，你赔我一瓶茅台酒好了。
所谓生死情义，于这对老搭档来说，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守护”，在工作中相互支撑，退休以后，他们需要共同“守护”的，不过是日益迫近的衰老和孤独罢了。
卓世民又起了趟空竿，兰高荣听见他换鱼饵时嘀嘀咕咕，就打趣道：“在想桑吉老师啦？”
“老不正经的，瞎扯吧你。”
“人家桑吉老师要帮你写回忆录呢，采访开始了？”
“更扯淡了。”卓世民把鱼竿甩了出去，“我是哪根葱啊？整哪样回忆录。”
“你是人家心目中的老英雄。”
“老狗熊。”卓世民有些怅然道，“不中用啰。”
兰高荣坏笑道：“哎，你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会有人喜欢吗？我们局的老屠，退休后天天去跳广场舞，认识了一个大妈。嘿嘿，现在正跟家里闹离婚哩。”
“嘿，兰老倌，你脑子发岔了是不？”卓世民扭头看他一眼，又回望湖面。他的脑海里此刻浮现的当然不是桑吉老师，而是韦小香。今早出门前她又打来电话，说孩子还是没有消息，那个唐导的电话依然打不通。县上公安局的两个警察到了汤谷寨，问了情况后就回去了。韦小香在电话里带着哭腔哀求道，卓大爹，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到孩子，连寻人启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贴。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啊！
朱正那边有所行动了，但似乎力度还不够大。看来这事还得借助省厅的力量，普大卫那边能找到点线索就好了。
兰高荣又在那边乐呵呵地说：“我看你没在钓鱼，鱼在钓你啊。”
“妈的，烟又忘记带了。”
兰高荣掏出一包烟来，扔了过去。嘴里嘀咕道：“老叫花子。你呀，省着点抽吧，我现在一天只抽半包。好习惯让人长寿哩。”卓世民有一年为了破案，在城里扮了一个多月的乞丐，连兰高荣从他身边走过都没有认出来。
“坏习惯让人舒服。”兰高荣应该还不知道卓世民生病的情况，不然他不会让他这么“舒服”。卓世民打算等自己躺下那一天，再告诉老搭档病情的真相。
卓世民点上一支烟，长长地吐了出来。然后说：“老兰，跟你说个事儿。”
“呵呵，你的事主动跟我说，还是第一次。”兰高荣不以为然地甩了次竿。
“我认识的一对打工者夫妇，前几天把孩子丢了。”
“哦，在哪里丢的？”
“乡下，青山州那边。也许是在城里。被人设了一个局，把孩子骗走了。”
兰高荣专心盯着鱼漂，没吱声。他不认为自己老搭档还会昏头到再去管案子的事，他只将之视为大家钓鱼时的闲聊。卓世民有一次乘公交车，发现两个小偷。他没有出手，而是发信息给局里，让他们派反扒队的人来。这一对儿曾经的执法者，最清楚执法的分寸和底线。尤其是兰高荣，不该他管的事，他绝不插手。
两人长久没有说话。兰高荣又扯起来一条大青鱼。鱼在水面上跳跃挣扎，他一边收线一边快活得像一个小孩那样“哟呵呵”地欢呼，他说，过来呀宝贝。别闹别闹，过来呀。
兰高荣再次放下鱼饵后，湖面归于平静。不平静的还是只有卓世民，他又说：“那小两口也可怜，说是绑架吧，两个打工的能有什么钱？寻仇？更不可能，老实巴交的一家人呢，跟谁结仇去？这事儿很蹊跷哈，老兰。”
“你的鱼漂动了！”兰高荣越俎代庖地喊。
卓世民一扯竿，还是让鱼逃脱了，“他妈的。”他换上鱼饵再甩竿出去，“有一些线索，昨晚我见了普大卫，让他去查一查。”
“你呀，安心钓你的鱼。少说两句好吧？青鱼这玩意儿，闻不得一点动静。”兰高荣眼睛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鱼漂。
卓世民却仿佛偏要说给水里的青鱼听。他讲了他对侬建光夫妇的印象，他们如何善良本分，一个针对他们有目的的骗局，但他却不知道为什么。他预感到背后有一只巨大的黑手。青山州那边的警方已经立了案，但似乎他们办案的力度还不够。
“那让小家伙们忙去吧，老家伙们要吃饭了。”兰高荣不想听卓世民多说，干脆摆开他们带来的午饭，他还掏出一小瓶泸州老窖来，今天卓世民开车，他就自己对着瓶子吹，“我嫂子做的这凉拌猪头肉不错。你不想喝两口啊？”
“你少来。我准备戒酒了。”卓世民说。医生告诉过他，以后不要喝酒了，烟也要少抽。你现在那里有个占位，我们尽量不要去刺激它。
“嘿嘿，你都戒得了酒的话，我用手心煎鱼给你吃。”
“我告诉了普大卫，要往团伙犯罪方向去查。”
“你就别瞎操心啦。现在人家办案，动辄就上大数据、区块链什么的，老一套的那些侦查手段，你我的那几下子，都过时啦。还有几个人肯去做什么跟踪、蹲守、走访群众的事儿呀？人家都在办公室看监控，在电脑上敲键盘，在数据库里搞比对。我们不懂这些，落伍了。明白了吧？唉，说起案子来，你脑袋咋就那么清醒？你不是有‘三不政策’吗？这个都守不住，还戒酒？你想干吗？”兰高荣觉得自己的老伙计要“越位”了。
“不干吗，随便说说。”卓世民说，低头吃饭。
“我告诉你，打拐救人反被人追着打的活儿，我可不想再干了。卓老倌，你要晓得，我们是老家伙了，跑不动啰。别真把自己当老英雄。”
打击人口贩卖和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全世界的警察都会遇到，但可能只有中国警察办这类案件时情况特殊，许多时候打击效果事与愿违。兰高荣曾经参加过一次打拐救人行动，是在山西。他带着专案组先打掉了中间倒卖妇女的犯罪嫌疑人，然后顺藤摸瓜到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解救被拐卖的那个妇女，市电视台还跟去了一个摄制组。进村前他先雇好两辆中巴车，停在村口外，布置好撤退路线。事先已有侦查员摸进被拐妇女家，问她愿不愿意回老家，那妇女也答应了。可是等兰高荣他们要带着女人走时，她却舍不得不满一岁的儿子。一番劝说、纠缠中，女人的丈夫回来了。这下可惨了，全村男女老少提着锄头钉耙木棒什么的都追了出来。兰高荣让人护送电视台的记者和那女人先撤，自己带几个人断后。开初他还想给村人宣讲一下政策，做做工作啥的，可村人哪听得进去？你带走人家花钱买来的媳妇，哪有不跟你拼命的。朝天鸣枪也挡不住村里人拼死往前扑的势头。他们被村人追得狼狈不堪，挨了不少扁担石头的打，还不敢还手，只能跑。那一年兰高荣也有五十三了，怎么跑得过山村里那些汉子？他落在最后，还挨了几扁担。待跑到车面前时，都累得快吐血了。兰高荣回来后说到此案就开骂，老子们是去救人的，倒成了进村的鬼子了。更让他气不顺的是，费心费力救回来的那女子，半年后自己又跑回去了，还是舍不得在那边生下的儿子。兰高荣白挨了一顿打。在打拐的专项行动中，作为中间倒卖环节的犯罪分子很容易被打掉，但行动的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你救出的受害者，你以为给她（他）带去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但她（他）的命运已被改变，当你以法律的名义想把它扭回来时，你会发现，法律奈何不了人伦——哪怕它是被扭曲了的人伦。
卓世民明白这个老伙计的态度了，他不再多说，吃完饭回到自己鱼竿前。那个下午，他同样收获甚微。多年前他也参与过公安部组织的跨省区打拐行动，有个上了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本省拐卖人口嫌疑人，江湖上称为五孃的，至少有十桩妇女儿童拐卖与她有关。卓世民带人从广东追到福建浙江，再追到山东河南山西，几乎跑了大半个中国，每次都只抓到五孃的上线或下线，狡猾的五孃总是见首不见尾。有一次在粤北山区，卓世民安排了一次交易，钓五孃出来“交货”。五孃指定的交易地点在一处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卓世民远远看见五孃抱着个婴儿从一间工棚里出来，她穿件蓝花格外套，戴顶草帽，一条灰色围巾从脖子捂到整张脸，只留两只眼睛在外面。卓世民走到离五孃只有五米左右时，他身后几个当地的年轻便衣也缺乏经验，忽然喊叫着冲了过来。五孃将婴儿往卓世民这边一扔，转身就往工棚里跑。卓世民在半空中接住了婴儿时，一辆摩托车却斜刺里冲出，载上五孃就往工棚后面的一条施工便道上逃。卓世民那次是带着刑侦局的侦查员孙立峰一同办案，小孙一直守在后面的吉普车里，看见前边犯罪嫌疑人逃了，立即开车追了出去。可哪想到这条便道的一个拐弯处被狡猾的犯罪分子事先挖了一个大坑，坑里灌水，再撒上糠。载着五孃的摩托车从路边溜走，小孙的车却一头扎进坑里，然后翻滚下了山崖。小孙当场牺牲。这案子办得窝囊，把卓世民给气的，牺牲了一个好兄弟，还只看到犯罪嫌疑人五孃的一个蓝花格背影。那次专项打拐行动结束后，一举肃清了省内多个拐卖妇女儿童团伙，卓世民立了个二等功，他回家就把奖章锁抽屉里了。抓十个小偷，不如抓一个贼头。到卓世民退休移交工作时，还在五孃的档案材料上拍了拍，说，这个家伙，背着一笔血债，还是从我眼皮子底下溜掉的。
多年来，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梗。
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五孃是个老谋深算的犯罪嫌疑人，擅长策划组织人口拐卖团伙犯罪。有一次她装扮成一个护士，大摇大摆地从医院病房里将一个男婴抱走了。计划周密得连卓世民也不能不为之感叹。这个犯罪嫌疑人上公安部A级通缉令十多年了，竟然还没有抓到，她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一度让卓世民觉得不可思议。一直到他退休，五孃案是他从警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几桩未破案件之一。
从侬阳阳被拐案的犯罪类型来看，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目的指向的犯罪活动，跟五孃以往的作案手段相似。难道五孃重出江湖了？
多年的办案经验积累，会让一个老刑警拥有某种直觉。在还原案发现场的过程中，这种直觉会引领着他穿越重重迷雾，找到那只黑手的主人。就像一个高明的垂钓者，端坐岸边，也能知道鱼儿会在哪里出没。
潜游多年的五孃，你要敢来咬钩，我就能逮到你。孙立峰牺牲后，卓世民曾写过一份自我检查，他总结了自己的失误：总认为抓几个人贩子，是杀鸡用牛刀。自己有轻敌麻痹思想。没有周密部署，做好现场的封控工作，导致犯罪嫌疑人逃脱。
尽管再聪明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但那时的卓世民怎么能料到，逃掉的五孃，还会像他身上的胰腺占位一样，成为他人生中的又一个严峻的挑战。
8
曹前贵和侬阳阳被劫持已经四天了。他白天被那帮人过堂拷问，晚上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有时还用胶带布把嘴堵上。他后悔刚被劫持时，为了壮胆，大谈自己的老板褚志势力如何如何，你几个小混混可惹上事儿啦！慢慢地他明白了，这些人身上透出来的狠劲儿，他还看不到边。
江湖上的风云变幻，无论是褚志还是曹前贵，都看得太简单了。曹前贵被劫持后，总是被追问一个问题：你的老板为什么抱走这个女孩？那么喜欢孩子，你老板干吗不自己生一个？他们那么有钱，找人生个娃还不容易？曹前贵被打得受不了，只能哀求：求你们别打我啦，我只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谁出钱多，我就给谁干活。我们农村人说，猪多好喂，娃多好养。我们老板有个儿子了，可能人家想，再养一个女，风水啦八字啦啥的就合了吧。
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继续将他囚禁在一间只有一扇窗户的屋子里。窗户是从外面钉死的，可以看见两棵树的树梢，曹前贵估计他应该是被囚禁在二楼。很明显，这帮人是要用那小女孩做大买卖。如果小女孩是诱饵，他又是什么？他还不至于蠢到幻想他们会分给他一杯羹。我该不会被灭口吧？既然你已经没心没肺地走上这条道，你一定会遇到一群狼心狗肺的人。这是他多年来在这条道上行走的苦涩经验。
曹前贵在二十世纪末因为人口拐卖“二进宫”，服刑五年，出来后又在外面混了几年，好的坏的本事都学了不少，但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村里修路的艰辛让他觉得这路不是修进村里的，而是要修到月亮上去。只有疯子、傻子才会去挖这条路。他再次远走他乡，在青山州朗沙锑矿的精选车间做了一名电工。矿工们都知道曹前贵是个人贩子，卖妇女、卖小娃，就像买卖猪崽一样不当多大回事，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但曹前贵有手艺，人机灵活络，能说会道，只是爱贪小便宜。在矿山上干了不到两年，这家伙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每天带一个双层大饭盒去上班，上层浅浅的一格装菜，下层装饭。下班后他回到自己住的工棚，悄悄把饭盒下层的锑矿砂倒出来，藏在床下的木箱里。一个月下来他竟然能集腋成裘，偷出几十公斤锑矿精砂，比他在矿上挣到的工钱高出两三倍。
久走夜路总得撞鬼，一次他偷矿时终于被抓了个正着，公司保安把他带到矿长面前，矿长说这个贼心不改的老贼盗，给我吊起来，打断他一条腿。在曹前贵大呼小叫地要被吊上房梁时，朗沙锑矿的总经理褚志出现了，他说，这是干什么呢？把他送我办公室。
在矿上褚志是一个让上下都心生畏惧的老板。他是一个瘦高个儿，目光犀利，精明强干，一线浓密的胡须横亘在嘴唇上方，像一道黑森林，从那森林里吐出的话语仿佛林中蹿出的猎豹，再加上他那总是居高临下的眼神，让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他有一条腿是瘸的，许多人背后叫他瘸总。矿上的老师傅们说，瘸总人还是挺不错的，常跟井下的矿工们一起喝酒，酒桌上称兄道弟的，看不出老总的样子。当然了，你得啥事遂了他的心愿。
褚志少时喜欢看《水浒传》，长大后好结交社会上的朋友。干矿老板这个行当，身边得有些三教九流的人，他当然知道曹前贵是什么货色。这种人在矿上，用得着他的时候，抵十个人手。因此那天在办公室，褚志对曹前贵说，我知道你干的所有勾当。我不打你也不扣你工资。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偷那点矿，你发不了财。要想在我这里有点出息，就得听我的。
曹前贵那次感动得要给褚志下跪，褚志并不需要，像用一块骨头收留了一条流浪狗一样，挥挥手让他走了。从此曹前贵也老老实实地干活，不再干偷鸡摸狗的营生。褚志的车一来到矿上，他下班后一定会提一桶水去擦车，褚志的大别墅接个电线通个下水道什么的，他随叫随到；褚志有时要在矿上请客喝大酒，也会叫上他。一是因为曹前贵能喝，二是这家伙肚子里的荤段子多。酒桌上调节气氛，少不了这样的马仔。
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褚志把曹前贵带到一个豪华包间里，摆了一大桌菜。褚志说，你帮我办件事，怎么做，我会告诉你。然后，褚志拿出十万元现金和一张小女孩的照片，说：
“去给我把这个妹妹抱来。”
褚老板那口气，就像让他去把一盆花或者什么样的物件抱过来一样。曹前贵当时就给褚志跪下了，“这么大的孩子了，怎么抱得走？你这是让我去抢人啊！褚总，我再不想吃牢饭。”
褚志冷漠地说：“都是站在水里的人了，还怕雨淋。我知道你过去是干过这个的。怕什么呢？孩子的父亲不过是在城里的打工者。他们在省城那样的大地方讨生活，谁会多看他们两眼？别说丢一个孩子，就是他们两口子都失踪了，也不会有人操心。老曹，事成了，我给你一个部门经理干干。听说你家里也难，人不能跟钱有仇。”
曹前贵把照片看了又看，问褚志：“为什么非要去抱这个娃？”
褚志还是冷冷地说：“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曹前贵本想说，褚总，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呀，我经不起报应了。但他的眼光又被那码成一堆的十万元牢牢吸住，就像那是一坨磁铁。褚志从曹前贵的眼神里拿准了他的心态：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我另外找人。”他把那堆钱扫进一个提袋里，又说，“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算我当年看走了眼。他妈的！”
曹前贵苦着脸说：“褚总……我不是……我是……你让我再想想嘛。”
这段日子曹前贵太缺钱了。老家的房子去年在一场大雨中垮了一半，现在都还在用塑料布挡风遮雨。今年春节后，老婆刘淑琴左边乳房上长了个肿块，到县医院一查，医生说这肿块几乎可以认定为乳腺癌，建议再去省城医院复查，确诊了就在那里做手术。曹前贵从矿上被老婆叫回家，告诉他这个消息。曹前贵先是愣了愣，然后说，那里本来就是坨肉肉，怎么会是肿块？刘淑琴说，你看不到也摸不到的。就像我们村庄，早年间就说得了癌，活不成人了。村庄都会得癌，人吃五谷杂粮，还不是要癌症。癌症了，你就当又养了个不争气的儿。
曹前贵叫了声造孽啊，背时啊，报应啊！然后一猫腰蹲在门槛边，一直蹲到太阳落山。
他想这世上的三灾两病，都是天上的一场雨，落在别人的头上是雨滴，落在他头上就是洪水滔天。病不要人命，钱才要命。刘淑琴自跟了他后，就没有享多少福。她是他在工地上捡来的，就像捡到一件尚可御寒的破棉袄。他们在城市的烂尾楼里度过了新婚之夜，那天他昏头昏脑地发誓，就是去抢人，以后也要有栋我们自己的大房子。他抢不了人，抱别人孩子倒是得心应手。尽管曹前贵在外面品行差，行事猥琐，一副没心没肺的烂德行，四处不受待见，经常被人欺负，受人气。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受他的气、能和他受穷受苦的人，就只有他媳妇。他为她勉强在老家盖了栋房子，刘淑琴也为他生了一儿一女。有家后的日子过得不轻松，也与富足无缘。过去没有见识过有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富裕的嘴脸遍街都是。曹前贵在人生的跌跌撞撞中悟出自己的财富观，这个世界没有大钱小钱之分，只有快钱和慢钱之别。多大的钱算大、多小的钱算小？一个穷光蛋手里有一千块钱，算是大钱；一个富翁账上有一千万，还在喊穷哩。钱就像河里的水，在到处流淌。河水有流得快的流得慢的，看你扎进的是哪条河了。挣快钱要本事，风险大，挣慢钱靠下笨力气，但安全。兔子跑急了会一头撞死大树上，乌龟一步一爬永远不会失足，可谁都不愿当乌龟。曹前贵年轻时候想去挣快钱，结果吃够了苦头，有了家后他逐渐收了心。是乌龟的命，就不要去跟兔子比。
儿女们长大后，远走他乡，顺理成章成为民工二代，成为无数打工者大军中的一员，儿子要结婚、女儿要出嫁，房子、彩礼、嫁妆，这些问题曹前贵一想起就头痛。人这一生，都在挣钱很慢、花钱飞快的矛盾中。
医生说，刘淑琴的病要是去省城的大医院做了手术，恢复得好，再活十多年没有问题。曹前贵想，十多年后他就六十多岁啦，这个家能撑到那个时候，也不枉活一生。他的父亲才活到四十二岁呢。老婆是他们家这条破船的掌舵人，老婆不在了，船就翻了，家就没有了。
曹前贵犹豫害怕了两天，去找县城西郊的和尚算卦。这人是个瞎子，据说打从娘胎里出来就看不见任何事物。先是被寺庙收养，后来因为犯了寺规，被赶出了庙门，只得在外面给人打卦算命为生，人称孙大和尚。人们都说没有眼睛的瞎子看世事苍生最为准确，不仅能看透你的今生，还能看到你的前世和来生。其实，找瞎子算命最让人放心的是：他即便看见了你灵魂里的肮脏，但他不知道你是谁。
曹前贵那天提了一只鸡，一瓶青州老烧白酒，一包米花糖去见大和尚。曹前贵还没有开口，这孙大和尚就说，我牙齿不好，米花糖是啃不动了。青州老烧还跟天上太阳一样暖和吗？来的这位老板，你要问什么呢？曹前贵说想去挣笔快钱，不晓得做得做不得？然后报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孙大和尚问，钱这个东西，多快才算快？回说，很快。像河水从断崖上跌下来那样快。孙大和尚沉吟片刻才说，河水急了要淹死人，要把你冲到九层地狱。曹前贵当时吓得差点出溜到地上，凭哪样这样说我啊？孙大和尚目光空洞，仿佛穿越了无垠宇宙，说，孽缘早已注定，九层地狱里有你的一个位置了，你就实话说了吧。赚的是什么钱，看我能不能给你解一解？
曹前贵那天一下守不住自己的嘴。他想反正他是个瞎子，认不出我来。于是就老老实实地说：“他们要我去偷一个孩子。”
孙大和尚说：“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
曹前贵说：“我老婆得了癌症，我得为她找药钱。”
大和尚面无表情地说：“你老婆也要下地狱。”
曹前贵高声说：“不！她跟我一辈子，可没享几天的福。我干的坏事，我自己去遭报应，不要牵涉我老婆。她应该上天堂！”
孙大和尚轻叹一口气，说：“你媳妇已经来过了，问你要往生哪里。我说在地狱。你媳妇就说，那我也下地狱吧。天堂里都是那些有本事跑得快的人，太挤；地狱谁都不愿去，安静，他一个人去太孤单。我两个苦命人待在一起，也是天堂了。”
曹前贵这一生中，很少被什么东西感动过。那天他在孙大和尚面前号啕大哭，并不是要忏悔什么，而是徒生要为老婆去挣那笔快钱的悲壮。反正都是贫贱夫妻，多在一起一天，就多一天日子。日子就是你得活下去，让你的家人也活下去。
为顺利抱走侬阳阳，曹前贵的老板褚志费尽心思制定了计划。他给曹前贵搞来一台摄像机，一副三脚架，一身电视人的行头，让人教他如何摆弄这些器材，戴上副宽边玳瑁平光镜，装得像一个搞电视的文化人。还编排好了剧本，包括他该怎样跟这个小女孩的父母说话打交道。曹前贵久走江湖，见人说人话，见鬼和鬼聊，坑蒙拐骗的本事，一学就会。褚志没有看错人。
有个成天戴着一副大号墨镜的家伙给他送饭，他总是想跟这家伙套近乎，说，兄弟，你这身肌肉，一看就是练过的。兄弟，你胳膊上的刺青在哪儿做的呀，太他妈招女人爱了。她们该叫你刺青哥吧？刺青哥，你也在局子里待过吧？你在几监呢？我在二监、四监都待过的。四监的伙食比二监的好。但二监放风时，可以看到对面山头上出来采茶的女犯人。虽然还隔了一条大河，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楚，可个个看上去跟花儿似的。想死了人了啊！是不刺青哥？
但这个家伙就像个哑巴，或者把他当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懒得跟他搭腔。曹前贵是蹲过政府监狱的人，他在监狱里很少感到过害怕。你服从管教就是了，顶多被牢头狱霸欺负一下。你有刑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重获自由。而被囚禁在这里，生死都不知呢。
这天上午，刺青哥又来给他送饭。曹前贵说：“刺青哥，去找你老大来，我们好好谈一笔大生意。”
刺青哥嘴角边溢出一丝轻蔑的冷笑。曹前贵彻底明白他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哪天暴尸荒野，只有天知道。这让他不由得背脊阵阵发冷。
中午时分，曹前贵猛踢门。刺青哥进来，曹前贵说肚子痛，要拉稀了。刺青哥也不说话，把他手上的胶带纸割断了，带他去上厕所。那个厕所有两个蹲坑，曹前贵进到一个蹲位，又出来了，刺青哥问，怎么了？曹前贵说，太臭，换一个。那家伙一撇嘴，说，还有比你更臭的？
曹前贵进第二个蹲坑，说：“刺青哥，没有纸啊。麻烦你去找点纸来吧。”
那家伙也机灵，掏出一包餐巾纸来，说，老子在外面守着哩，别打歪主意。
曹前贵关好厕所门，心里想，你小子还嫩得很哩。这个蹲位正是他所期望的，它的门闩合页已经有些松动了，还有两颗螺丝铆在孔里。曹前贵用力摇了摇，拔不出来。他用指甲当螺丝刀，使劲旋那螺钉，愣是将它旋松动了。然后他取下一片铁合页，将它夹在屁股沟子里。
曹前贵出来，刺青哥重新用胶带布把他的手缠上。看见他大拇指还在淌血，刺青哥问，手怎么了？曹前贵咧咧嘴说，门夹了。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曹前贵费力地从屁股沟子里取出了那片铁合页。在蹲监狱的那些年，他学到的一些本事派上了用场，开个门窗什么的易如反掌。他在房间的地板上磨铁合页，天快要亮时，那片合页已经被磨得近似一块刀片了。然后他割断了手上的胶带布。
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