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们本来就处于一个悲剧时代，因此我们无须悲痛欲绝。大灾难既已发生，我们周围是一片废墟，我们着手建起小小的新住处，怀着小小的新希望。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现在是没有通向未来之坦途的，但是我们四处奔走，攀越障碍。无论多少重天塌下来，我们也得生活。
这差不多就是康斯坦斯·查泰莱夫人的想法。战争让她家的天塌了下来。而她则明白人总得生活和求知。
一九一七年克里福德·查泰莱休假回家一个月，她嫁给了他。他们度过了一个月的蜜月。之后克里福德就回到弗兰德斯前线，六个月后，几乎粉身碎骨地被运回了英国。康斯坦斯，他的妻子，当时二十三岁，而他是二十九岁。
克里福德的生命力很是惊人。他没有死，粉身碎骨的身体似乎又长好了。他在医生手下度过了两年的时间。然后据称他已被治愈，他又活了过来，然而他的下半身，自臀部以下的部分，却永远瘫痪了。
一九二〇年，克里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家，家族“所在”——拉格比大宅。他的父亲已去世，他现在是准男爵了，克里福德爵爷，而康斯坦斯就成了查泰莱夫人。在查泰莱家族相当荒凉的家中，他们相当拮据地开始料理家务，过起了婚姻生活。克里福德有一个妹妹，但是她已不住在那里。其他再没有什么近亲了。他的兄长在战争中阵亡。他已经永远残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育，回到烟雾弥漫的英国中部来，是要尽可能地维持查泰莱家族的姓氏。
克里福德并没有真正颓靡。他可以坐在轮椅中，转来转去。他有一把巴思轮椅，附加了一个小马达，他可以自己驾驶着，慢慢绕着花园，进到那个精美而令人忧郁的庭园中去，对这个庭园，虽然他假装满不在乎，但实际上他为它感到如此骄傲。
历经了太多的苦难之后，他感受苦难的能力似乎也下降了。他还是那样独特、明朗、愉快，红润健康的肤色，迷人明亮的淡蓝色眼睛，让人觉得他简直是个乐天派。他的肩膀宽厚强壮，双手有力；他着装华贵，打着邦德街[1]的讲究领带。然而，从他脸上仍然可以看到小心戒备的眼光，看到残疾人的一丝内心空虚。
克里福德曾距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因而他存留下的生命对他而言更为珍贵。从他不安地闪亮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死里逃生后的自豪。但他受到太大的伤害，以至于他有点心如死灰，有点感觉麻木，剩下一片没有知觉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是个脸色红润的乡下模样儿的女子，柔软的褐色头发和强壮的身体，伴随着缓慢的举止，有着一股非同寻常的精力。她那充满好奇的大眼睛，以及温柔的嗓音，好像是刚从她土生土长的村子里出来。其实全然不是这样。她的父亲曾是皇家艺术学会知名的麦尔肯·瑞德爵士，她母亲则是颇有点拉斐尔前派风格的兴盛时期教养良好的费边社成员。在艺术家和有修养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尔达接受了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非传统教育。她们被带去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接受艺术熏陶，她们也被带去别的方向上，到海牙和柏林，参加盛大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会上演讲者们使用各种文明语言发言，没有一个人感到局促不安。
所以，姐妹俩从小就丝毫不被艺术和理想的政治吓倒。那已经成为了她们的自然氛围。她们既是世界性的，也是乡土化的。她们的这种世界性的乡土艺术，正符合单纯的社会理想。
她们在十五岁的时候被送去德累斯顿主修音乐。她们在那儿度过了快乐时光。她们在学生中无拘无束地生活。她们和男子们争论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她们的学识不亚于男子，正因为是女子，所以她们更胜于男子。她们常和带着吉他的壮小伙儿一起在林中漫步，吉他发出堂堂的声响。他们唱起流浪者之歌，自由自在。自由！这个词儿真是伟大。在自由的世界，在晨曦中的林间，和充满活力、歌喉动人的伙伴们在一起，她们为所欲为——尤其是——畅所欲言。正是交谈才最为重要：那种热情洋溢的交谈。爱情仅仅是个小小的陪衬。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曾在她们十八岁时初涉爱情。那些和她们倾心交谈、欢乐歌唱，并在树下自由自在野营的男子们，无疑都想有爱的交流。女孩们起初有些疑虑，但后来这种事情经过太多的谈论，已被看成很重要的事情了。况且这些男子们又都如此谦卑，如此渴求，为什么不能像一个皇后一样，将自己作为恩赐委身于他们呢？
于是她们把自己给了那两个青年——各自和那个与她进行过最微妙、最亲密辩论的男子。辩论或讨论是了不起的事情：做爱和性交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逆转和一种有几分令人扫兴的事情。事后，她们对于各自男子的爱意冷淡了，甚至有些敌意，似乎他们侵犯了她们的隐私和自由。因为作为一个女子，生命中的尊严和意义就在于获得绝对、完美、纯粹、高尚的自由。如果不能从古老而污秽的两性关系和从属状态中解脱出来，一个女子的生命意义何在？
无论你怎么让性爱带上浪漫色彩，它总是各种最古老、最污秽的两性关系和从属状态之一。歌颂性爱的诗人往往是男人，女人们一向都知道有比这更好更高尚的东西，现在她们确信无疑了。一个女人美好而纯粹的自由，比任何性爱都要美妙得多。唯一不幸的是男人在这点上远远落后于女人，他们像狗一样坚持性的满足。
而一个女人不得不退让。男人像馋嘴的孩子，他要什么女人就得给他什么，否则他很可能像孩子一样变得令人讨厌、躁动不安，把好事弄糟。女人可以迁就男人，但保留她内在的、自由的自我。那些诗人和那些谈论性爱的人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女人可以有个男人而不真正委身，她无疑可以拥有他而不受他的支配，相反，她可以用性爱去支配他。她只需要在性交中控制自己，让男人耗尽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然后她可以延长性交，把他仅作为工具来达到亢奋和高潮。
到大战开始，姐妹俩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她们都已有过自己的恋爱经验了。她们不会轻易爱上青年男子，除非能在言谈中非常亲近——能彼此在交谈中十分趣味相投。和一些真正聪明的青年男子连着几个月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的热情谈话，带来的那种惊人的、深刻的、难以置信的震颤……不亲身体验一下是难以明白的！天国的许诺“尔将得到可以促膝交谈的男子！”——从未说出口来。它是在她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许诺之前完成的。
如果在这些生动而启示心灵的讨论唤起了亲密感之后，性爱成为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顺其自然。它标志着一个章节的完结。它本身也是令人销魂的：从身体深处产生的那种奇异的震撼和最终的一阵骄横，就像画龙点睛之笔，让人兴奋，也很像一行星号，用来表示一段话的终结以及主题上在此告一段落。
一九一三年女孩们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希尔达二十岁，康妮[2]十八岁，她们的父亲已明显地看出来她们已经有过恋爱经历了。
这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L'amour avait passé par là（法文：爱情已打那儿经过）”。不过他自己是过来人，就听其自然。至于母亲，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神经病患者，她只想让她的女儿能“自由”，能“成就自我”。她自己从未完全成就过自我：她不能。天知道为什么，因为她是个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行事方式的女人。她责备她的丈夫。然而实际上，正是留在她思想上或心灵中的某些古老的权威印象，她无法摆脱。这不关麦尔肯爵士的事，他让他神经质地怀有敌意的刚烈妻子自行其是，而他则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两姐妹是“自由”的，她们又回到德累斯顿，回去学她们的音乐，回到大学和年轻男人那里。她们爱着她们各自的小伙儿，她们的小伙儿也以全神贯注的激情爱着她们。这两个小伙儿所想所说所写的所有绝妙事情，都是为这两个少女所想、所说、所写。康妮的小伙儿是音乐人，希尔达的恋人是学技术的。但他们干脆是为他们的少女而活着，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和他们精神亢奋时他们是这样想的。在其他方面，他们受到一点抵制，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得很明显，他们都经历了爱情：也就是说，肉体上的体验。真是很稀奇古怪，它在男女身体上造成了何等微妙而不容置疑的变化：女人更花枝招展、更圆润丰盈，少女时代的清瘦变得丰满，表情不是流露出渴望就是扬扬得意；男人则更加沉静内向得多，肩膀和臀部的样子更少咄咄逼人，变得更加迟疑。
在体内实际的性快感中，姐妹俩几乎屈服在奇特的男性力量之下。但她们很快恢复过来，把性快感当作一种感觉，保持了自由。而男士们呢，因为感激她们所给予的性体验，把灵魂都交给了她们。但后来他们的样子又好像是得不偿失。康妮的情人有点郁郁不乐，希尔达的情人则有点嘲弄人的意思。这就是男人：忘恩负义又贪得无厌。你不占有他们的时候，他们恨你，因为你不愿意；你占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恨你，因为别的一些原因。或者毫无理由，除非因为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满意，任由一个女人会做些什么。
然而，战争到来了，在五月回过一次家之后，康妮和希尔达又赶回家去参加母亲的葬礼。一九一四年圣诞节前夕，她们的德国情人都死了：姐妹俩为此哭泣，对这两个小伙儿恋恋不舍，但是内心里却忘记了他们。他们不复存在。
姐妹俩住在肯辛顿她们父亲的宅子里——实际上是她们母亲的宅子——和一伙剑桥青年学生们待在一起。这些青年拥护“自由”，穿法兰绒裤子和法兰绒开领衫。他们是那种有良好教养，情感上无拘无束的人，他们说话低声细语，举止格外敏感。然而，希尔达忽然与一个年长她十岁的男人结了婚。他是这伙剑桥学生团体的老成员，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在政府中有个舒服的世袭职位，同时也写些哲学散文。希尔达和他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所小房子里，加入政府中那些有教养的人的社会中，这些人虽然不是头等人物，却是，或即将是，国家的真正智囊人物：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说话时显得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康妮在做一项和平方式的战时工作，结交了一帮穿法兰绒裤子的剑桥“刺头”，他们至今都温和地嘲弄一切。她的“朋友”是克里福德·查泰莱，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他本在波恩学习煤矿技术，那会儿刚刚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学过两年，现在他在一个很棒的团里担任中尉，因此他可以更合适地穿着制服嘲弄一切了。
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属于上流社会。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他属于贵族阶层，虽然不是大贵族，但好歹是贵族。他父亲是准男爵，他母亲是子爵的女儿。
然而，克里福德虽然比康妮出身更好，更加“上流社会”，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比康妮更狭隘更胆怯。在那个狭小的“上流社会”——土地贵族社会中，他觉得安逸，然而他对由中下层阶级和外国人组成的整个其他的大千世界感到羞怯和惴惴不安。如果必须说实话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些害怕中下层阶级的人，害怕和他不属于同一阶级的外国人。他以某种令人惊愕的方式意识到他自己的无助，其实他拥有特权给予的所有保护。这是很奇怪的，但确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
因此，一个像康斯坦斯·里德这样的姑娘那种独特的温柔与自信迷住了他。在纷乱的外部世界里，她远比他表现自如。
尽管如此，克里福德也是一个叛逆者：甚至叛逆自己的阶级。也许“叛逆”这个词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碰上了年轻人反传统、反任何一种现实权威的普遍潮流。父辈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固执的父亲最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我们自己这个等着瞧的政府尤其可笑。军队是可笑的，老派的将军们全都可笑，红脸的吉治纳将军尤甚。甚至连战争也是可笑的，尽管它杀了很多人。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些可笑，或者说是非常可笑：任何跟权威沾边的东西，不论是军队还是政府还是大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笑的。就统治阶层自认为有统治资格而言，他们也是同样的可笑。克里福德的父亲乔弗利男爵极其可笑。他砍倒他的树，清除他矿上的矿工，打发他们到战场上去；他自己却安然无恙，同时高喊爱国。而且他为国家花的钱比挣的还多。
当查泰莱小姐——姐姐爱玛——从英国中部到伦敦做护理工作的时候，她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诙谐地谈论乔弗利男爵和他的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哥哥和爵位继承人赫伯特则坦然大笑，虽然被砍倒给战壕做支撑的树都是他自己的。而克里福德只是有点不安地微笑。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笑的，真是这样。但是临到跟前，一个人自己也变得可笑的时候……至少像康妮那样其他阶级的人对有些事是很认真的。他们相信有些事情。
他们对于士兵，对于征兵的威胁，对于孩子们短缺食糖和糖果等，都是相当认真的。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当局可笑地不知所措。但克里福德对此从不往心里去。对于他而言，当局从一开始就是可笑的，并非因为糖果或士兵。
当局让人感觉可笑，并以相当可笑的方式行事，国内局面一度混乱不堪。直到前线态势严重起来，劳合·乔治出来挽回国内局面。这超过了可笑的界限，轻率无礼的年轻人不再嘲笑了。
一九一六年，赫伯特·查泰莱阵亡，于是克里福德成了继承人。甚至这也把他吓坏了。作为乔弗利爵士的儿子，拉格比的孩子，他的重要性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他绝对无法逃避。然而他知道，这种事在沸腾的大千世界眼中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他要为拉格比负责。难道这还不可怕吗？而且难道不是既显赫又荒唐的事吗？
乔弗利男爵可一点也不觉得荒唐。他脸色苍白，紧张而自闭，他固执地决心要救他的祖国，挽回他的地位，不管是劳合·乔治还是其他任何人当政。他和现实的英国如此隔绝，离它如此遥远，又如此无能为力，以至他把霍拉旭·鲍特姆利[3]也想得很好。他拥护英国和劳合·乔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国和圣·乔治：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因此他砍掉他的树木，拥护劳合·乔治和英国，英国和劳合·乔治。
他想让克里福德结婚，生出继承人来。克里福德觉得他父亲是个不可救药的老顽固。但是他自己，除了会缩头缩脑地嘲讽一切并拿自身的处境大加嘲笑外，又比他父亲高明了多少呢？但是无论这是否合乎他的愿望，他已经十分郑重地接受了准男爵的爵位和拉格比这份家产了。
出自战争的狂热兴奋消失了……死寂了。死亡和恐怖太多了。一个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抚。一个男人需要有一个安全世界中的精神支柱。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妻子。
查泰莱家庭兄弟姐妹三个，虽然有各种关系，却不知为什么与世隔绝地生活着，把自己关在拉格比的家里。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亲密，这是一种地位脆弱的感觉，一种无助的感觉，尽管有贵族头衔和土地，或者说，正因为有贵族头衔和土地，他们才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和他们在那里度过人生的英国中部工业区相隔绝。他们和他们自己的阶级也由于父亲乔弗利男爵沉思、固执、封闭的天性而疏离了。他们嘲笑父亲，但是关于他的事却十分敏感。
他们三人曾说过要始终住在一起。但现在赫伯特死了，乔弗利爵士要让克里福德结婚。乔弗利爵士几乎不提这件事：他很少说话。但他关于事情应该如此的无言而沉思的坚持，是克里福德难以承受的。
但爱玛说不！她比克里福德年长十岁，她认为他要成婚，那就是对家里三个年轻人所坚持原则的背弃。
然而，克里福德和康妮最终还是结婚了，并和她度过了一个月的蜜月生活。那是在可怕的一九一七年，他们就像一条沉船上站在一起的两个人那样亲密无间。克里福德在结婚时还是童男：所以性这方面，对他并不意味什么。他们如此亲密，他和她，除了在性的方面。康妮对于这种超越了性，超越了一个男人“满足感”的亲密感到有点欣喜若狂。克里福德至少不像其他许多男人那样仅仅热衷于他的“满足”。不，亲情比“那个”更深刻，更有个性。性爱只是偶然的、附带的事，它只是奇特而陈旧的感官过程之一，以它自己的笨拙纠缠于人身而已，并非真正必要的事情。但康妮却还是想要个孩子，这样她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对抗她的大姑爱玛。
但一九一八年年初，克里福德却一身伤残地被送回来，孩子不可能有了。乔弗利爵士也在懊恼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