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忏悔录（2）

这几章尽管满是各种错误，而且我甚至也无暇仔细读一读，却足以使任何注重事实的朋友找到线索，并给予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获取事实真相的方法。不幸的是，我感到要让本书躲过我的敌人们的注意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此书落到一个正直的人的手中（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的朋友们手中，或者落入舒瓦瑟尔先生本人手中，我不相信会没人缅怀我、追忆我。可是，上苍啊，无辜的保护神，保佑这些证明我清白无辜的文字别落到布弗莱夫人、韦德兰夫人及其朋友们的手里吧。你在他生前已经把一个失意的人送到这两个悍妇恶婆手中，就别在他死后再任她们糟践了）[66]。

第七节

沉默和忍耐了两年之后，尽管我横下了心不再写，但还是拿起笔来。读者们，请先别忙评判迫使我这么做的种种理由，读完之后再下断语不迟。

大家都看到了，我平静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平稳的、比较温馨的生活中流逝的，既无大的波折也无大的辉煌。这种平平庸庸大部分是我那炽热但软弱的天性使然，使我难以振作而极易颓丧。这种天性使我只有在受到震撼时才会走出休闲，但却因慵倦与兴趣所致，复又回到休闲之中，它总是使我远离大的美德，更远离大的恶行，而把我带回到我天生感到喜爱的那种闲散而平静的生活中去，从不让我有任何大的作为，不管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我马上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情景啊！三十年间有利于我的习性的命运，在后三十年中，却与之相悖，而且，从我的处境和爱好的这种不断对立中，人们将会看到，一些巨大的错误、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除了坚强而外能使逆境变得荣耀的所有道德产生了。

本书的上卷是凭记忆写成的，里面一定有很多错误。由于不得不也凭着记忆来写下卷，可能里面的错误会更多。对我平静无邪地度过的美好年月的温馨回忆给我留下了万千纯美的印象，所以我总爱不断地去回味。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与我对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地不同。每忆及此，总要重尝其苦涩。我不想用这些痛苦的回忆去加重自己处境的艰辛，所以总是尽可能地避而不提，我做得很成功，以致必要之时竟然想不起来。这种对苦难的健忘是上苍对我后来命运多舛时赋予我的一种慰藉。我的记忆专门让我回忆愉快往事，这成了我那只预见前途凶险的惊惧的想象力的一种有益的抗衡。

我为了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并为写书时有所依据而收集的所有资料，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忠实向导，那就是标志着我生命延续的感情之链，而且通过这些感情，也成为说明其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链。我很容易忘掉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过错，更不会忘记自己美好的感情。

对我来说，对过错和美好感情的回忆太宝贵了，所以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抹去。我可能在事实上有所疏漏，可能张冠李戴，日期上也可能出错，但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对感情促使自己做的，却是不会弄错的，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我忏悔的本意就是让人了解我一生中处于各种境况下的内心世界。这是我所许诺的心路历程，为了忠实地写出来，我无需其他回忆，只需像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把心掏出来就是了。

然而，非常幸运，我在一本信件抄本中保留着六七年间的可靠资料；信的原件在佩鲁先生的手里。此信件抄本终止于一七六〇年，包括我蛰居退隐庐、跟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整个那段时间：这是我一生之中难以忘记、我所有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的时期。至于我所能留存的、数量有限的那些更近一个时期的原始信件，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那本抄件后面，因为量太大，无法逃过我的那些阿尔古斯[63]的警觉，我将在我觉得它们能够澄清点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把它们录于本书的后面，因为我并不担心读者会忘记了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辩护词，但是，读者也不应该在真理为我说话的时候认为我会不道破真相。

总而言之，下卷与上卷就其真实性而言是相同的，除了所述之事重要而外，也并不优于上卷，而且，在各个方面几乎还比上卷逊色。我是在伍顿或特利城堡，兴味盎然、踌躇满志地写的上卷，我所要回忆的所有的往事都是一件件新的快事。我不断地怀着新的喜悦去回味它们，可以毫不犯难地修来改去，直到满意为止。今天，我记忆力减退，脑子也不行了，几乎无法干任何事情。我只是勉为其难、心怀痛楚地在写这个下卷。它展示于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负义，只是一些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往事。我真想能把我要说的全都永远埋葬起来，可我又不得不说出来，所以只好藏藏掖掖，耍弄花招，尽量地改头换面，卑劣地去干生来就不会干的事情。我头上的楼板有眼睛，我四周的墙壁有耳朵；我被心怀叵测、警觉有加的奸细和探子包围着，惴惴不安、心魂不定地在纸上匆匆写上几个不连贯的词句，几乎都来不及细看，更甭说是修改了。我知道，尽管他们在我周围设置巨大的障碍，但他们始终害怕真相从缝隙中漏了出去。我如何才能使真相露出端倪呢？我尝试着，但并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人家可想而知，这样还怎么能写出动人的场面，并使之富有引人入胜的色彩呢。因此，我提醒想要读这本书的人，读的时候，不敢保证不使他们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并且真诚地热爱正义和真理。

上卷末尾，我不无遗憾地去了巴黎，把我的心留在了沙尔麦特，在那里筑起了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待妈妈回心转意，把我可能积攒的钱财带回到她的面前，因为我认为我的记谱方法是我的一种可靠财富。

我在里昂停留过一段时间，看看熟人，弄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卖掉我随身携带的几何书。大家都挺欢迎我。马布利夫妇见了我很高兴，请我吃了好几顿饭。我在他们家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正如我先前在他们家结识了孔迪亚克神父一样。他俩都是前来探望自己的兄弟的。马布利神父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推荐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丰特奈尔先生的，还有一封是给凯吕斯伯爵的。这两人后来与我十分投机，特别是丰特奈尔，直到死前，一直对我情深意笃，而且在我俩促膝谈心时，他给我提过一些忠告，可惜我没很好听从。

我又见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同他早就认识了，他常常慷慨侠义、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次相见，我觉得他依然如故。是他帮我把书卖掉的，而且还亲自或托人为我写了几封挺有用的去巴黎的推荐信：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是因博尔德先生才与他相识的，而通过他，我又结识了黎塞留公爵[61]先生。后者当时正路过里昂，帕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黎塞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让我去巴黎看他。我后来去看过他多次，但结识这么高的权贵对我却从未有过任何益处。我下面将要经常谈到他的。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在我以前的一次旅途受困之中帮过我的忙。他曾借给我或者送给我一顶软帽和几双袜子，我一直未还，他也从未向我要过，尽管我俩后来经常见面。不过，我后来送了他一件差不多等值的礼物。如果在这里谈的是我应该做的事的话，我会把自己说得比这更好一些的，但说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遗憾，这是两码事。

我又见到了高尚侠义的佩里松，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惯常的高尚品德，因为这一次他给了我他上一次给予和蔼的贝尔纳[59]同样的礼物：替我付了长途车钱。我又见到了外科大夫巴里索，他是世上最好、最仗义的人。我还见到了他那位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供养着她，其全部长处几乎只是性格温柔、心地善良，但与她接触之人无不对她感到同情，离开她时又都心有不忍，因为她已到了痨病晚期，不久便因不愈辞世。没有什么比其所爱之人的属性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正性格了。当人家见到温柔的戈德弗鲁瓦时，便了解了巴里索的善良为人了。

我对所有这些善良的人都心怀感激。后来，我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因为忘恩负义，而是由于常常使我看上去像是薄情无义的那种难以克服的懒惰。他们的帮助我从未忘怀，但对我来说，用行动来报答他们并不困难，而老是用言词向他们表示感激却属不易，因为按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而一旦开始懒于动笔，羞愧和尴尬就更加不知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我干脆不再写信了。因此，我便音讯全无，似乎已把他们给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松甚至毫不介意，我觉得他们对我仍一如既往，但博尔德先生则不然，二十年后，大家将会看到，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自以为遭人冷落时，其自尊心会激起他多大的报复心理。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会忘记一个可爱的人儿。我怀着格外高兴的心情又看见了她，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温馨的回忆。她就是赛尔小姐，我在上卷中谈到过她，我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与她再次相逢。这次旅行，我比较空闲，见她的次数更多，心里对她有了强烈的感情。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心也向着我，但她对我十分信赖，所以我未敢造次。她一无所有，我也无片瓦毫银。我俩境况十分相似，所以无法结合，而且我另有想法，压根儿没有考虑结婚的事。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名叫热内夫的年轻商贾好像想与她喜结良缘。我在她家见过那人一两次。我觉得他像个正直的人，大家也都这么认为。我深信她同他在一起会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他娶她。后来他真的娶了她。为了不打扰他俩纯洁的爱情，我赶紧动身了，并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快乐。可惜，我的祝愿在这尘世上只实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后来获悉她婚后两三年便死了。我一路之上一直魂牵梦绕着她，我当时感觉到，而且后来每每回忆起来仍常感到，人们为义务和道德作出牺牲是很不容易的，但却因这种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回忆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我只看见巴黎坏的一面，而这一次我却尽看到它好的一面了。不过，这并不是指我的住房条件，因为我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地址，住进了圣康坦旅馆，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街上。肮脏的街道，肮脏的旅馆，肮脏的房间，但却住过一些杰出的人，诸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父和孔迪亚克神父昆仲以及其他好几个人，可惜我一个也没遇上。但我在那里却遇到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是个瘸腿乡绅、诉讼人，爱附庸风雅。因为他的缘故，我结识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罗甘先生。通过罗甘，我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后面将要大谈特谈狄德罗。

我于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随身带着的全部家当就是十五个金路易现金、喜剧剧本《纳尔西斯》和我的音乐计划。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的，必须尽快地借此生财。我赶紧利用我的推荐信。一个年轻人，面孔还凑乎，又貌似有点才气，来到巴黎，总是坚信受人欢迎的。我受到了欢迎，这使我感到高兴，但并没对我有多大助益。我被推荐给的所有的那些人中，只有三个对我是有用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萨瓦的贵族，时任王室马厩总管，我觉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博茨先生，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收藏室的勋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特尔神父，耶稣会会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这几个关系，除了达梅桑先生而外，都是马布利神父为我介绍的。

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在上流社会以罗昂骑士的名字风光了一阵之后便英年早逝了。他俩都突发奇想，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父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花销的。

博茨先生待我非常之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只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了；她亮丽可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我在她面前简直蠢笨愚拙透了。她举止随便，令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怯生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至于她在把本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怎么想到，在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还是有点才气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之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方案被接受讨论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亦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荣幸地把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宣读了。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却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感觉拘谨，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象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卓绝的人，但却没一个懂得音乐的，顶多只是勉勉强强能审核我的方案而已。

在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既确实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更加死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站不住脚，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理由却是不容置辩的，可我却一次也未能让他们听得进去，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响当当的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父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实则不然。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父这个人，尽管他那都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根本无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象，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实话实说，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言，他倒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我的方法最大的长处就是废止了移调和谱号，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需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便可以记录下来，并可随意移调了。这帮大人先生曾听到巴黎的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便以此为据，把我的方法中最显著的优点大加鞭笞，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

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极尽溢美之词，但实际上却可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不无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则远胜于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却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认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

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各管一摊。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厕身其间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旧相识了。而眼前，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横下一条心要通过它来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一种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两三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鉴于要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润平分，但版税则由我一人出。那个基约书是出了，可我版税倒是白付了，一个子儿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父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平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费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极其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加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学音乐。她叫德罗琳小姐，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工夫，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了，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却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吹大擂，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但却从来也没有天份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打碎了。可是这一次我已经三十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劲乏力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沮丧绝望，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销上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弦易辙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头花过一个子儿，除了唯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的。

我连过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极其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却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造访，可却又偏偏觉得实属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望。几乎只有马里沃[57]、马布利神父、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岁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关系亲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十五年，要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百遍忘了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光景，我兜里揣上一本维吉尔或卢梭[55]的作品，跑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移。我记得尼西亚斯[53]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为了未雨绸缪而从这博学的榜样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锻炼我的良好记忆，把所有诗人的诗都熟记在心里。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奕。我在那儿结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可棋艺并未长进。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胜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寻思：“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的，必定时来运转，再凭我的才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了。”

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使然。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惭。

我就这样心平气静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有时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父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苏的。卡斯特尔挺疯癫的，但毕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虚度年华，十分恼火。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那您就改弦更张，去拜望女士们吧。您在这方面也许将能成功的。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望她，就说是我介绍的。她心地善良，会很高兴看到她儿子和丈夫的一个同乡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您把您的作品带去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都得通过女人：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聪明人不断地靠近她们，但永远触不到她们。”

我把这些苦役般的拜访推了一天又一天之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看望贝赞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罗格利夫人走进她的房间里来时，贝赞瓦尔夫人对她说道：“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父跟我们提起过的卢梭先生。”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扬了一番，然后，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前，让我看她练过我的作品了。我看了一眼她的挂钟，快一点了，便想告辞。贝赞瓦尔夫人对我说：“您住得挺远，别走了，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也就没有推辞。一刻钟之后，我从只言片语中明白，她是让我在膳房里用餐。贝赞瓦尔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智力偏狭，过分地拘泥于她那波兰贵族的显赫出身，不明白对有才气的人应该尊重备至。这一次，她甚至都没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据我的举止对我作出了判断，其实，我那天穿得虽很朴素，但却十分清爽，根本就不像是个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不露声色地对贝赞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一桩小事，需要赶回去，想告辞了。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产生了效果。贝赞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同我们一起用餐。”我认为再拿架子就太蠢了，便留了下来。再者，布罗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动了我，使我觉得她很动人。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并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将不致因给了我这份荣幸而感到后悔。她们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51]院长也在一同用餐。他同布格罗利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上流社会的行话，尽是些花哨词语、隐晦的哑谜。在这方面，可怜的让-雅克就抖擞不起来了。可我很识相，不敢自作聪明，硬充好汉，只是一言不发。

我要是总能这么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落入深渊。

我对自己的笨拙，对于不能在布罗格利夫人面前证明自己无愧于她的青睐，感到很难过。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口袋里装着一首书简诗，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间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是激情满怀，听得他们三人全都落下了眼泪。或许是因为虚荣，或许是确实如此，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觉得自己看出来布罗格利夫人在用目光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没说错，此人应和您而不该同女佣们一起用餐吧？”此前，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这么报复之后，我才高兴起来。布罗格利夫人把原先对我的好评夸大了一点，认为我就要轰动巴黎，就要交上好运了。为了对缺乏经验的我加以引导，她给了我一本《X伯爵忏悔录》[49]。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个良师益友，您将来在社交场上会用得着的。您不时地参考一下是有好处的。”我怀着对赠我书的人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多年，但心里常常对这位夫人以为我有风流才气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我就想同书的作者交上朋友。我的习性给了我很好的启迪：该作者是我在文人中唯一的真心朋友。

自这时起，我便敢于相信，贝赞瓦尔男爵夫人和布罗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对我感兴趣，就不会让我长久地穷困潦倒。我并没看错。

现在来谈谈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门槛的情况，这对我产生了更加久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迪潘夫人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

她们是三姐妹，人称美惠三女神。拉图什夫人同金斯顿公爵逃到英国去了；阿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而且更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诚的朋友，是一位性格温柔可爱、心地善良，而且思想开朗、不知忧愁的了不起的女子；迪潘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貌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未受人指责有不规行为的女子。她是迪潘先生因好客而到手的，她母亲为了感激他在他省内热情款待了她而把女儿许配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包税吏的职位和一笔巨额财产。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仍旧是巴黎最美貌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她赤裸着玉腕，披散着秀发，晨衣不整。我从未受过如此接待，可怜的脑袋晕晕乎乎的，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我的惶恐好像并未在她面前造成坏的印象，她根本就没有看出来。她对我的书和我这个人都挺热情，以一个行家的身份跟我谈论我的方案，一边唱，一边弹着羽管键琴伴奏，还留我吃了午饭，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快要疯了，也真的是疯了。她允许我去看她，我便趁机老往她家跑，差不多每天都去，每周还在那儿吃上两三次饭。我有满腹的话语要向她倾诉，可总也没那个胆子。有好多种原因加重了我天生的胆怯。登上富家门槛就是通往幸运之路，就我当时的处境，我不愿贸然行事，反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迪潘夫人尽管非常可爱，但却严肃而冷漠，我看不出她的举止之中有什么挑逗之意，所以不敢造次。她家门庭当时非常荣耀，在巴黎无出其右。她家门客如云，要是稍许少点儿，可说是集各类之精华了。她喜欢见到各种风光人物：权贵、文人、美妇等。人们在她的家里见到的尽是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诺尔夫人、赫维夫人，都可说是她的朋友。

丰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父、萨利埃神父、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的圈中人和食客。如果说她的矜持举止吸引不了多少年轻人，那么她的宾客都是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而在这种人中间，可怜的让-雅克就没什么可资炫耀的了。所以，我不敢说话，但又憋不住，只好斗胆地给她写信了。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没有跟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还给了我，当面告诫了几句，口气冷冰冰的，让人不寒而栗。我想说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见钟情的激情同希望一起熄灭了，在礼貌地表白一番之后，我同以往一样地继续去拜访她，再也没有向她倾诉过什么，连眼睛也不露情了。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遗忘了，其实我想错了。弗朗格耶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几乎同迪潘夫人以及同我年岁相仿。他挺聪明，长得也好，可能有非份之想。据说，他对其继母有点意思的，也许就因为她替他找了一个很丑、很温顺的妻子，她同他们小两口相处得非常融洽。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他深谙音乐，所以音乐成了我俩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迪潘夫人嫌我来得太频，请我别再去了。如果在还我信时，她有这种表示倒还说得过去，可都快十天了，无缘无故地就这么说，我觉得不合时宜。事情尤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受到弗朗格耶夫妇的冷淡。不过，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发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请我替她照管她儿子八九天。因为要换家庭教师，她儿子在此期间无人看管。我那几天可真够活受罪的，要没有服从迪潘夫人的那种喜悦，那简直让人受不了，因为那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便是个脾气暴戾的人，差一点辱没门庭，并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岛[47]。我在照看他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他伤害自己和损害别人，但这就够我操心劳神了。即使迪潘夫人作为报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看管他一个星期的。

弗朗格耶先生跟我关系不错，我跟他一起学习：我俩一起开始去鲁埃尔先生那儿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点，我搬出圣康坦旅馆，住到维尔德莱街的网球场旁边。维尔德莱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儿，我因麻痹大意而患了感冒，还转成了胸部炎症，差点儿送了命。我年轻时经常患这类炎症，如脑膜炎，特别是常患咽喉炎，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这些病都让我看到离死不远了，使我对死神的面目都挺熟悉的了。在康复期间，我有时间考虑考虑我的处境，对自己的胆怯、软弱和麻木不仁感到痛悔。尽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可是我的麻木却使我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总是几近穷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剧名我忘了。尽管我总以为别人有才，而我望尘莫及，可我仍不禁认为这部歌剧不行，缺乏热情，没有创意。我有时心里敢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写的话会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写一部歌剧以及艺术家们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我便不寒而栗，立即打了退堂鼓，并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难当。再说，去哪儿找人帮我写歌词并肯费劲乏力地照我的意思修改呢？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在我生病期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在我发烧迷糊之中，脑子里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还写了两三支“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也许会大加赞赏的。啊！要是能把一个发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看到从他的谵妄之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在我康复期间仍挂念在我的心里，但比先前要平静得多。由于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着，我便想把这些主题弄个一清二楚，而且想试试单枪匹马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这并不完全是我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扔进火里烧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付之一炬，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些片段可与布奥农奇尼[42]相媲美。

这一次，动手之前，我花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三个不同的主题，分成三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每一幕都以一个诗人的爱情为主题，所以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40]；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38]；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36]，应洋溢着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欢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欣喜滋味。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床上，沉醉在诗情乐兴之中，用了七八个小时，飞快地构思好第一幕的最优美的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时所表现出的高尚、傲岸的情感，使我那一夜美不胜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怀抱之中也不会有这么美的。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剩的一点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慵和困顿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把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与迪潘家过从甚密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望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他通过巴尔雅克[34]弄到的，因为他拼命地讨好后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望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父。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推荐了我。我们开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为五十金路易，因为当秘书要有行头，这点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给一百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我俩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留下没走；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先生，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发现自己是与一个疯子共事，便把他给撂在那儿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父，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人，把我哄得团团转，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二十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32]，并且也想节省一点，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二连三地写信催我赶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致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越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检疫隔离了二十一天。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但我们被告知说，检疫站家徒四壁，还没来得及布置。大家便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无法走动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房里，里面空空如也，既无窗、床、桌、椅，也无一只凳子可坐，没一点干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待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荡然无物。

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却没留在船上而感到后悔。

我像个新鲁滨孙似的动手安排我二十一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此过一辈子一样。我先是饶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透彻，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用睡衣当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所带的十多本书码放好了。总之，我布置得非常之好，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在这个空无一物的检疫站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舒适。有人非常郑重其事地为我送饭；两个枪上刺刀的掷弹兵护送着送饭来；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口当我的桌子，梯级是我的坐凳，饭菜摆好之后，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告诉我可以入席了。两餐饭之间，当我不读不写，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我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我就这样过了两周，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30]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我本会在那儿过满二十一天而一刻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信是醮了醋，涂过香料，熏得半焦的。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实话实说，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他待我亲切有加。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玩得挺开心。因此，我同他相交上了，而且通了很长时间的信。我穿过伦巴第，继续愉快地前行。我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有宫廷发来的，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凡是用密码的函件他都看不懂。

我从来就没在任何机关干过，一辈子从未见过密码，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会出洋相。可是，我随后便发现这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周工夫，我便把全部密码函件都译了出来。其实，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威尼斯使馆始终挺清闲的，而且，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事交给蒙泰居这样一个人去办的。在我到来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自己又写不明白。我对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觉到了，所以对我很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精神失常调离之后，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便主持馆务。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后，在让他熟悉情况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继续代理着。蒙泰居先生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但却嫉妒他人代行其职，所以很讨厌那位领事，所以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领事的使馆秘书的职责，让我来干了。职责同头衔是不能分割的；他便叫我顶上了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期，他从来就是只委派我以秘书的身份前去参议院会见其高级代表。其实，他宁愿要一个自己人，而不愿要一个领事或宫廷任命的办公室职员当秘书，这也是极其自然的。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争高下。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阻止了好几起对使馆区的侵犯，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去干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大使阁下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人称馆办的秘书处的好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28]。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一个西昆，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所以，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份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便让人去讨。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在签发护照费上的改革之后，自称法国人前来办理的人趋之若鹜，他们憋腔拿调地自称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灵，不会受骗，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的。我傻乎乎地把我的改革告诉了蒙泰居先生，他原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一听“西昆”二字，他立刻张大了耳朵，对减免法国人的西昆他倒是没有向我提出异议，而对外国人交纳的钱却要我与他平分，说是要给我相应的好处。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倒还罢了，可这种卑鄙行径却让我怒不可遏，我毫不容情地把他顶了回去。他仍旧坚持，我更火了。我气呼呼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自己的，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不会让您一个苏的。”他见这条路不通，便另生一法，竟恬不知耻地跟我说，既然我从他的馆办得到收益，那理所当然办公费开支就该由我负担了。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因此，从此以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钱，他从未补还过我一文钱。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签证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父。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未在这种事上打过主意。他对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着手工作时，没有觉得像原先所担心的那么犯难，因为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经验，又是在一个也不比我经验多的大使身边工作，况且，他还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和一点点知识本启迪我好好为他、为国王效劳的，可他好像故意同我对着干。他与马利侯爵处得很好，这是他所干的比较明智的事。马利侯爵是西班牙大使，是一个机灵精明之人，只要愿意，他可以牵着蒙泰居的鼻子走，但是，鉴于两国王室的利益，他通常总是给他出出主意，如果蒙泰居在执行时不是总自以为是的话，这些主意本是挺好的。他俩要联手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口口声声说要严守中立，但却公开地向奥地利军队提供军火，甚至还提供兵员，谎称是逃兵。我相信，蒙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不顾我的劝告，硬要我在他的所有函件中声称，威尼斯共和国绝不会违反中立的。这个可怜虫执拗而愚蠢，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做些荒唐事，既然他要这么干，我又不得不从，所以，有时我感到工作起来很受罪，几乎没法干。譬如，他非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用密码，尽管这两种报告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劝他说，王室的公文每周五到，而我们的则周六就要发出去，没有足够的时间译解和编译这么多密码，而且我还有许多信件要写，要赶着让信使带走。为此，他想了个绝招儿，让我每个星期四就把第二天才到的公文的复函拟好。他还觉得这一招儿实在是高，尽管我向他指出这不可能，行不通的，但还是不得不照他的话办。我在他那儿的整个工作期间，总是先记录下他在一周内匆匆交待我的几句话以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平淡无奇的消息，然后，根据这点材料，在星期四上午必定把每周六要送发的公文稿交给他，顶多再按照每周五送来的公文匆忙地作点增删改动，即作为我们的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极有趣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那就是对待每则消息，他不是往外发，而是全都发回消息来源地。他向阿梅洛[26]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24]先生报告巴黎的情况，向阿弗兰古尔[19]先生报告瑞典的新闻，向拉舍塔尔第[17]报告圣彼得堡消息，而且，有时候，还向他们每人发回他们各自发来的消息，只是我在词句上稍稍加以改动而已。对于我送给他签字的所有东西，他只是对送呈宫廷的文件浏览一遍，而对发送其他大使馆的公文则是看都不看就签上字了，所以这使我对后面这类公文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加以处理，至少可以把那些消息相互交错一下。但是，对于重要公文我想作合理的变通就不可能了。他有时心血来潮，突然别出心裁地加上几句，害得我急急忙忙地把整个文件加上他刚添的几句话重抄一遍，否则他就不肯签字。没遇这种情况时，那真是谢天谢地了。我曾经多次考虑到他的荣誉，想用密码加进点与他所说的不尽相同的东西，但是，一想到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么胡来，便只好任其胡言乱语，自讨苦吃，心想反正已向他坦言直陈，冒着风险在他身边尽职尽责了。

我始终如一地正直、热情、勇敢地做着这一切，理应受到他的报偿，而不是像他最后那么样地对待我。上苍赋予我一个良好天性，一位最好的女人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努力学习受教，现在正是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优点表现一次的时候了，而且，我也确实表现了一下。我单枪匹马，没有朋友，没人指教，没有经验，又身在异乡，效忠异国，夹杂在一群骗子中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为了使我沆瀣一气，让我效仿他们，可我并没这么做，而是很好地效忠法国，尽管我并不欠法国什么，而且像应该的那样，竭尽所能，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身居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做到无可厚非，理应受到，而且也真的受到共和国的敬佩，受到所有我们与之联系的大使的敬佩，受到所有定居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那位领事也不例外，我很是抱歉地顶替了他的工作，我知道那本该属于他的，而且这些工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蒙泰居先生完完全全地信赖马利侯爵，可后者并不会事无巨细全都管的，所以蒙泰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要是没有我的话，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在。当他们需要他的保护时，他一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不愿听听他们的申诉，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丧气了，从此，大使身边或餐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法国人，其实他也从来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一些他本该做的事情：我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换到别的国家，我会做得更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所限，我无法去见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于领事，而领事因为全家定居在这个国家，有点畏首畏尾，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见他优柔寡断，不敢说话，我便豁出去进行大胆交涉，而且好几次都成功了。记得有一桩事，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好笑。没人会想得到，多亏了我，巴黎的戏迷们才得以看到卡罗利娜及其姐妹卡米耶的。可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同女儿们已经和意大利剧团订好了合同。拿了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们并未动身，而且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演了起来。卡罗利娜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吸引了很多的人。热弗尔公爵作为国王侍从长官，给大使写信，让他找回他们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时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这个。”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与圣吕克剧院的业主说说，让他辞退已受聘为国王演出的维罗奈斯。我记得，那个业主叫什么齐斯提尼安。勒布隆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办得很糟。齐斯提尼安闪烁其辞，所以维罗奈斯没能要回。我十分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穿上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戴上假面具，让人划船载我去了齐斯提尼安的府第。凡是看见我的饰有大使徽号的威尼斯平底轻舟进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威尼斯还从没见过有这等事。我进到门内，让人通报una Siora Maschera[15]求见。我一被领进去，便摘去假面具，说出了姓甚名谁。参议员顿时面色苍白，哑口无言。我用威尼斯话跟他说：“先生，我很遗憾，冒昧前来打扰阁下，但在您的圣吕克剧院有一个名叫维罗奈斯的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劳了，我们曾让您退还此人，可毫无结果，所以我现在是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前来要人的。”我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走，那人便跑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训了一通。维罗奈斯当天便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周之内不动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几乎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替一位商船船长解决了麻烦。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

他的船员与为共和国服务的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发生纠葛，动手打人，因此船只被扣，受到严厉处置，除船长一人而外，任何人不得上下船。船长求助大使，但被打发走了。他又去找领事，可领事说这不是商务活动，他无法干预。迫于无奈，他便跑来找我。我向蒙泰居先生表示，他应允许我就此事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备忘录。我记不清他是否同意了，我是否提交备忘录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交涉毫无结果，船始终被扣着，我便想了个主意，结果成功了。我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夹在一份呈送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而且，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得蒙泰居先生同意我这么做。我知道，我们的函件虽无太大必要去拆检，但在威尼斯却是要被拆检的。这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发现日报中的文章照抄我们的公文。我曾想让大使对这种恶劣行径提出抗议，但他不予理会。我的目的是，在公文里提及这次迫害事件时，利用他们拆检的好奇心，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把扣住的船放了，因为真想为这事等候宫廷的批复的话，船长早就破产了。不仅如此，我还跑到船前询问船员。我是拉着帕蒂泽尔神父一道去的，他是领事馆主任秘书，是勉勉强强地去的，因为所有这帮可怜虫都害怕得罪参议院。由于有禁令，不能登船，我便待在我的威尼斯平底轻舟上做笔录，我扯起嗓门逐个地询问每一个船员，诱导他们，使之回答得有利案子的解决。我本想让帕蒂泽尔审问并亲自做笔录的，因为这事更应是他的业务范围，可他就是不肯，一句话也不说，很勉强地在笔录上我的名字下面签了字。

这个行动虽有点冒失，但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外交大臣的复函到达之前，商船早就放行了。船长想送我件礼物。我并未动气，而是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一个连法国人现成的签证费都不要的人，会是靠出卖国王的保护挣钱的人吗？”他想至少要请我上船吃顿饭，我同意了，并领着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一道去了。后者名叫卡利约，是个既聪明又很可爱的人，后来在西班牙驻巴黎使馆任秘书，随后又当了代办，我仿效我们的大使，同他过从甚密。

在我毫无私心做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学会把所有这一切细枝末节安排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免受骗上当，宁肯自己吃亏而帮了别人的大忙该有多好啊！可是，在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哪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殚精竭虑，注意别在办事时出乱子。我在主要职责上，都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的。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处，遭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指责过我在工作上有过任何疏忽，这对一个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小觑的。可是，在我负责处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时却是很健忘，且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斯洛，他从巴黎带了一张二百法郎的旧欠条，是一个名叫查内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为付假发钱而开给他的朋友中的一个假发制造者的。鲁斯洛把这张欠条拿给我，求我尽量想法收回点钱来。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贵族的一贯伎俩就是，一回国，就要把在国外的欠债给赖掉。要是想逼他们还账的话，他们就一拖再拖，让倒霉的债主耗尽时间、金钱，直到灰心丧气，干脆不再追讨，或者通过协商捡回一星半点了事。我求勒布隆先生找查内托谈谈。查内托承认欠账的事，但不肯还钱。争来吵去，他终于答应还三个西昆。当勒布隆把欠条给他拿去时，他那三个西昆却没备好，还得等着。在等着还钱期间，我同大使发生龃龉，离开了使馆。我把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然有序，但鲁斯洛的那张欠条却不见了。勒布隆先生硬说是还给我了。我很了解他的为人，不会怀疑他的。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欠条到底哪里去了。由于查内托承认欠了这笔债，我便求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那三个西昆，开一张收据，或者让查内托再重写一张欠条。查内托得知欠条丢失，就既不想还钱，也不想再写一张欠条。我只好自掏腰包，给了鲁斯洛三个西昆，以偿丢失之欠条。他不肯要，叫我回巴黎后同债主商量。于是，他把债主的地址给了我。假发制造者得知事情原委，便想要回欠条或者全部欠款。我气极了，真恨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把那张该死的欠条找回来！我在手头最拮据的时候，自己付了这二百法郎。就这样，欠条丢了，债主倒收回了他的全部欠款，而要是那张欠条真的不幸被找到了，那他很难得到查内托·纳尼阁下许诺的那十个埃居。

我自觉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干起来便饶有兴趣。除了与我的朋友卡利约交往，同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去圣马克广场来点无伤大雅的娱乐、看看戏和我们几乎总是一起去串串门而外，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工作。尽管我的工作并不太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相帮，但由于联系面很广，又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不免仍旧是挺忙的。我每天上午要干大半天，而信使来的时候，有时则需干到半夜。余下的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我开始干的业务，我真希望通过良好的开端，以后受到重用。的确，我的口碑甚好。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从未抱怨过，他后来之所以发那么大火，完全是因为我见一再诉苦不起作用，自己终于要走的缘故。我们与之有公文往来的大使们和外交大臣，总是对他赞扬他的秘书的才干，这本该使他颇为得意的，可却因为他的心术不正，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了对我的赞扬，使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

他这人很不能约束自己，连星期六，几乎是所有文件都要发送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待工作完毕之后再出去。他老盯着我，催我把呈送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赶快弄好，他匆匆忙忙地签完字后，便不知去向了，而其他大部分信都还没有签字哩。这样一来，如果是一些消息的话，我就得把它们弄成通讯稿，但要是牵涉到王室事务，就必须有人签字，我就只好代签了。我们刚收到一份重要情报，是国王派驻维也纳的代办樊尚先生发来的，我也就照样代签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在向那不勒斯挺进，加热伯爵做了难忘的转移，这是本世纪最漂亮的战略行动，而欧洲对此却谈得甚少。那份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相貌特征告诉了我们——从维也纳动身，要经过威尼斯，潜入阿布鲁齐，负责煽动民众，策应奥地利人。蒙泰居伯爵先生不在，再说他对什么都不关心，所以我便把情报转发洛皮塔尔侯爵[13]了。转发得非常及时，以致也许多亏了我这个总挨训斥的可怜的让-雅克，波旁王朝才得以保住那不勒斯王国。

洛皮塔尔侯爵在理应感谢其同僚的同时，跟他谈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该秘书刚刚对共同事业所做的贡献。蒙泰居因渎职本该自责的，但听了对我的这番夸奖，认为在有意指责他，所以跟我谈起这事时气呼呼的。我以前遇到特殊情况，也曾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这么自行处理过，如同这次与洛皮塔尔侯爵一样，尽管事情没这么重要。由于没有别的邮班去君士坦丁堡，只有参议院不时地派遣信使给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出发前总要通知法国大使，以便他觉得必要时，可以顺便给他的同僚捎信。通知一般是一两天前送来，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眼里，所以只是在信使出发前一两小时才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而已，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在他不在的时候自行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要提到我，语多褒奖。驻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也是这样，蒙泰居先生每每气上加气。

我承认，遇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我是不放过的。但我也并不是不识时务地乱找机会。我觉得好好干活，希望因此而获得理所当然的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那些有能力评判并犒赏我的工作的人对我的赏识。我不会说正是由于我的尽职尽责，才使得大使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完全可以说，直到我们分手的那一天，他对我的唯一指责就是这一点。

他的那个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像模像样，里面尽是些流氓恶棍。法国人在里面受虐待，意大利人则春风得意；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馆工作年头很久的好职员也全都被莫名其妙地赶走了，特别是他的首席随员，我想是叫庇阿蒂伯爵，或者类似这样的姓氏，此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随员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盗匪，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竟让他独揽使馆总务。此人极尽溜须拍马、卑鄙克扣之能事，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宠信，使大使馆内所剩无几的正派人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深受其害。一个正派人的严正目光总是使骗子们惴惴不安的。就凭这一点，便足以使那家伙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他的恨里还有一个原因，使得这种恨变本加厉。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如果是我的不对，大家可以谴责我。

按照惯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个剧院都有包厢。每天午饭时，他便指定当天要去的剧院；我随其后挑选，然后再由随员们挑选其他剧院的包厢。我出门时便拿好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便让侍候我的跟班到我告诉他的一个房子里去把我的钥匙拿来。维塔利非但不给，反而说钥匙已经给了人了。我气极了，尤其是因为跟班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晚上，维塔利想跟我解释几句，我没理他。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再在这个时间，在我受到侮辱的那所房子里，当着昨天在场的人的面，来向我道歉，否则，后天，不管怎么样，我可告诉您，不是您就是我，卷起铺盖离开这里。”我口气坚决，把他镇住了。他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只有他做得出来的卑躬屈膝，向我做了公开道歉。

但他却暗中在打主意，一面讨好奉承我，一面用意大利式的手段暗中使劲，以致他虽然没能怂恿大使把我辞退，却迫使我不得不自动离去。

像这样的一个混蛋肯定不会了解我，但他却知道我身上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利用的。他知道我对无意的冒犯是极其宽厚温和的，而对处心积虑的侮辱是绝不容情，毫不退让的，知道我在场面上是爱面子、重尊严的，既尊重别人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从这儿下手，终于惹火了我。他把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曾经尽力维护的规章、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全给废了。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就得靠稍微严厉的规矩来保持与门第密不可分的那种端庄气氛。他很快就把我们使馆弄成了一个肮脏下流的场所、骗子流氓的巢穴。他怂恿大使阁下撵走了第二随员，给大使另找了一个同他一样的皮条客，是在燕尾十字开妓院的。这两个混蛋沆瀣一气，既卑鄙下流又傲慢无礼。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太整洁——使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一个正派人受得了的。

由于大使阁下不在使馆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便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年轻侍从们也同我们一块用餐。就是在最简陋低级的小饭馆里，餐桌也弄得干干净净，像模像样，桌布也不太脏，饭菜也更好一些。可我们只有一支黑乎乎的小蜡烛、几只锡碟子、几把铁叉子。反正这些外人都看不见，倒也无所谓，但把我的平底轻舟也给取消了。在所有使馆的秘书中，只有我不得不租船，或者步行，而且，我只有在去参议院的时候，才可有大使的仆役跟随。此外，使馆里面发生的一切全城没有不知道的。大使手下的官员们全都吵吵开来，可罪魁祸首多米尼克叫得最凶，因为他很清楚，我对我们受到的这种不像话的对待比谁都更加敏感。使馆里只有我一人不在外面说三道四，但我向大使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既责怪其他人，也责备他本人，因为他为自己的卑鄙灵魂所驱使，每天都在找我的茬儿。为了与其他使馆的秘书们相比不相形见绌，不掉份儿，我就得自己多所破费，可我薪俸微薄，省不出钱来，只好向他要钱，这时，他便跟我说他多么器重我，信任我，仿佛这样就能使我的腰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似的。

那两个歹徒终于使他们的主人那原本就不太精明的脑袋晕乎起来了。他们说服他投机倒把，做旧货生意，结果赔个精光。他们用高出一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畔租了一幢别墅，把多出的钱与屋主平分了。别墅的房间按照当地的习惯，都饰有镶嵌画，并有用很美的大理石建起的圆柱和方柱。蒙泰居先生不惜工本地把所有这些全都用杉木板遮护起来，唯一的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都是这么饰有木护壁的。也同样是出自类似的理由，在驻威尼斯的所有大使中，只有他一人不许年轻侍从佩剑，不许跟班执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始终出于同一种动机，总看我不顺眼，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贞不二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不屑、粗暴、虐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的脾气所致而非出于仇恨，我都忍气吞声了。但是，一旦我看出他是有意剥夺由于我的良好工作而应得的荣誉的时候，我是坚决不接受的。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心术不正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一家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很不是滋味，但并没发火。我回答他说，我荣幸地每天都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摩德纳公爵驾到时，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以及我的职责，我也得予以反对的。他气哼哼地说：“怎么，我的秘书，大使馆的贵族侍从都不入席，你连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位君侯同席？”我反驳他道：“是的，先生，阁下赐予我的这个职位使我变得高贵了，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比您那些贵族或自称贵族的随员高上一筹，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您也知道，您载誉归国的那一天，根据礼仪和传统习俗，我得穿着盛装跟随您的左右，并能荣幸地在圣马克宫的御宴上与您同席。所以，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能够而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参议院的公宴，怎么就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的私宴呢。”尽管我的理由无法驳斥，但大使就是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再次争吵，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来使馆赴宴。

自此之后，他老是找我的茬儿，故意气我，想方设法地剥夺属于我职权范围的小特权，转给他亲爱的维塔利。我敢肯定，要是他有胆量派维塔利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这么做的。他通常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办公室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的，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信报告奥利维船长的案件经过，只字未提唯一参与此案的我，甚至还把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说是帕蒂泽尔写的，夺去了我的功劳，其实帕蒂泽尔一句话也没问过。他是想打击我，取悦他的那个宠信，而并不是想甩掉我。他知道，找一个人来接替我，没有当初找我接替福罗那么容易，福罗早把他的德性给传出去了。他非得找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不可，因为得给参议院复函。而且，这个秘书还得写所有的公文，干所有的事，又不用他自己操心劳神。此外，这个秘书既要服务周到，又得对他的废物随员们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制服我，使我远离自己的祖国以及他的祖国，没钱回去。如果他做得客气些，他也许就得逞了，但维塔利却别有用心，想逼我滚蛋。他果然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我吃力不讨好，大使对我的辛劳不思回报反而刁难，再留下去，在馆内只有生气，在馆外则遭不平，而且，他自己已经搞得臭名昭著了，我就是干好了也得不到好处，干坏了则更于己不利，所以我横了横心，向他告假，并给他留下时间重找一名秘书。他对此未置可否，仍旧照常行事。我见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他也并没在找任何人来接替，我便给他兄弟写信，详述我的原由，请他说服大使阁下许我告假，并且说明，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继续待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回信来。我开始感到极不自在了，但大使终于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写得词严语恶，因为大使尽管常常大发雷霆，可我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破口大骂了一通之后，不知再说什么是好，便指控我出卖了密码。我哈哈大笑，以嘲讽的口吻问他是否真以为在全威尼斯有哪一个傻瓜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密码。他一听，气得口吐白沫。他装作要喊人，说是要把我扔到窗外去。在这之前，我一直非常平静，但一听他这么威胁，我也气不打一处来，恼火极了。我奔向门口，拉出插销，把门从里面插好，步履沉稳地走回来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会干预这事的，还是咱俩私下解决的好。”我的举动、我的神态立刻让他安静下来。他的表情中，惊讶、恐惧明显可见。我见他气消了，便稍稍说了几句，向他告辞，然后，没等他回答，我便把门重新打开，走了出去，昂首阔步地在他的仆人中间从候见厅走过。仆人们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我觉得他们真可能会帮我打他，而不是帮他来对付我。我没有上楼回房间去，而是立即下楼，出了使馆，永不回头。

我径直去了勒布隆那儿，把经过情形向他叙述了一番。他并不太惊讶，因为他深知其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饭尽管是临时准备的，但却很不简单。在威尼斯的所有有头有脸的法国人全都来了，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一听，众口一词地指责大使阁下。大使没有跟我结账，一个子儿也没给我，使我只剩下身上装着的几个金路易，没法回家了。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我从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从圣西尔先生手中也拿了同样数目。除了勒布隆先生外，我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其他人的好意我一概谢绝了。等待动身期间，我住到领事馆秘书家里去，以便向公众证明，法国并不知晓它的大使的种种不公正的行径。大使见我落难之时反而受到欢迎，而他一个大使反倒受人冷落，不禁勃然大怒，完全失去了头脑，行为举止简直就像个疯子。他竟至不顾体统，向参议院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我抓起来。比尼斯神父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便决定再待上半个月，而不像原先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启程。大家得知我的决定，深表赞同。

我受到普遍的敬佩。参议院甚至不屑于答复大使的莫名其妙的备忘录，通过领事告诉我说，我可以想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用不着担心一个疯子的行径。我继续拜访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又去向那不勒斯大使辞行，他不在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最为殷勤客气的信。最后，我动身了，尽管手头拮据，但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借债和欠一个商人五十来个埃居而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债务。那个商人名叫莫朗迪，后来卡利约替我还了，可我却没有再还卡利约，尽管我俩此后常常晤面。至于前面所说的两笔借债，我后来手头一宽裕便立即如数奉还了。

不谈一谈威尼斯的有名娱乐，或者至少谈谈我逗留期间所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娱乐，是不好离开这座城市的。大家都知道，我年轻那会儿是极少追逐我这种年龄的人的种种欢乐的，或者起码可以说大家所称为年轻人的欢乐的。我在威尼斯时依然故我，再说，公务繁忙，我想寻欢作乐也不可能，但这却使我对那些可以为之的普通消闲更感兴趣。首要的也是最温馨的便是与一些杰出人士交往，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君。还有一位弗留利[11]的绅士，我非常遗憾，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我一想起他来便仍觉得十分温馨。这是我一生所认识的人当中，心灵与我最为相像的一位。我们还同两三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英国人过从甚密，他们同我们一样，都酷爱音乐。这些先生们全都有妻子，或女友，或情妇。他们的这些情妇几乎都是一些才女，大家就在她们家里唱歌跳舞，也在她们家里玩牌，但玩牌的次数不多，因为我们具有强烈的审美观，多才多艺，喜爱戏剧，所以对赌博感到枯燥乏味。赌博只不过是寂寞无聊之辈的乐趣。我从巴黎带来了人们对意大利音乐的偏见，但我也从本性中获取了分寸感，使种种偏见不攻自破。我很快便对意大利音乐有了它赋予其知音的那种激情。我听着威尼斯船歌，觉得好像此前从未听过似的，而且，不久之后，我便对歌剧如痴如醉了，以至于我想专心一意地听歌剧时，因为讨厌别人在包厢里说笑玩闹、贪吃零食，我便常常避开众人，躲到另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待在包厢一隅，悠然自得地陶醉于歌剧之中，不管歌剧多长，一直听到幕落曲终。有一天，在圣克里索斯通剧院，我竟睡着了，比在床上睡得都香。嘹亮精彩的曲子都没把我吵醒。但是，有谁能够表达得出使那首把我惊醒的曲子变成优美的和声，变成仙声妙乐的其乐无穷的感觉呢？当我同时竖起耳朵，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那是何等的惊醒，何等的陶醉，何等的出神入化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恍如身在天堂。这支迷人的曲子我至今依然记得，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是这么开始的：

Conservami la bella

Che si m'accende il cor.[9]

我想要这支曲谱。我弄到了，并保存了很久，但写在纸上的曲子与我心中所想的不一样。曲谱相同，但却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支仙声妙乐永远只能在我心中弹奏，正如同把我惊醒的那一天一样。

依我看，有一种音乐完全优于歌剧院的音乐，在意大利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都没有与之并驾齐驱的，那就是scuole的音乐。

scuole是一些慈善学校，是为教育贫苦女孩而建立的，待她们长大之后，由共和国负责陪嫁或送进修道院。在教授的技艺中，音乐列于首位。每逢星期日，那四所scuole的每一所的教堂里，晚祷中都有大型合唱队和大乐队的经文歌出演，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的大师，演唱者全都站在有栅栏的舞台上，全都是女孩子，最大的也不到二十岁。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能像这种音乐那么迷人、那么动听的：内涵的丰富、歌曲的高雅、嗓音的甜美、演唱的准确，这极其和谐美妙的一切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印象肯定与圣堂气氛不相一致，但我相信没有谁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从未缺过一次曼第冈蒂学校的晚祷，而且还不单单是我俩如此。该校教堂里总是挤满了音乐爱好者，连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向这些出色的演员们学习，培养自己对歌曲的真正鉴赏力。令我恼火的是那些该死的栅栏，使人只能听见歌声，却看不见堪与歌声媲美的天仙。我老在提这件事。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家里又提起来了，他便对我说：“如果您那么好奇，想看看这些小姑娘，这是不难满足的。我是该校校董之一。我来让您同她们在学校里一起吃午茶。”他没有信守诺言之前，我就老缠着他不放。当我走进关着那些令人垂涎的美人儿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我向这些著名的女歌手一一作了介绍。她们的声音和名字都是我所熟悉的。“来，索菲……”索菲奇丑无比。“来，卡蒂娜……”卡蒂娜是个独眼姑娘。“来，贝蒂娜……”贝蒂娜一脸麻子。几乎个个都有重大生理缺陷。见我惊诧难受的样子，勒布隆这个刽子手不禁好笑。不过，有两三个我觉得还凑合，她们只是在合唱队里唱唱而已。我大失所望。吃午茶的时候，我们挑逗她们，她们也开心起来。丑陋并不是就没有风韵，我觉得她们还有点风韵。我在寻思：“没有灵犀，她们唱不了这么好的，所以她们心灵是美的。”我终于完全改变了对她们的看法，离开时，我几乎都爱上了这帮丑小鸭了。我几乎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祷了。但只要一听，心里就又踏实了。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甜美，她们的歌喉完全粉饰了她们的面庞，因此，只要听见她们在唱，我就不顾眼睛所看到的，依然觉得她们楚楚动人。

在意大利，听音乐所费无几，所以，只要想听就能听。我租了一架羽管键琴，而且没花几文钱便请了四五位演奏家到家里来，我同他们一道，每周一次练习我在歌剧院里最喜欢听的片断。我在家还把我的《风流诗神》的合奏曲练了几曲。也许是曲子动听，也许是人家想奉承我，圣克利索斯通的芭蕾舞大师向我要了两首。我非常高兴地听到这两首曲子由那支有名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名叫贝蒂娜的小姑娘伴舞。贝蒂娜长得挺漂亮，特别是非常可爱，由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名叫法戈阿加的西班牙人抚养，我们常去她家共度良宵。

但是，说到寻花问柳，在威尼斯这样的一座城市里，是难以洁身自好的。有人会问我：“您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吗？”是呀，我确实有点事要说的，我将以对其他所有事情同样的纯真态度来忏悔这一点。

我对于妓女始终感到厌恶，而我在威尼斯又接触不了女人，因为我的职位关系，当地大部分人家是不许可我进的。勒布隆的几个千金倒是很可爱，但却很难接近，而且我对她们的父母又是极其敬重，所以甚至都不会想到去打他们的女儿的主意的。我可能对一个名叫卡塔妮奥的小姐更感兴趣，她是普鲁士国王的使节的女儿，但卡利约已经爱上了她，甚至都提到结婚的事了。卡利约生活富裕，可我却一无所有。他的薪俸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去夺朋友之爱而外，我也知道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尤其是在威尼斯，像我这样囊中羞涩的人，是不该去追蜂捕蝶的。我并未失去自己那种自欺欺人的可怜习惯，而且，我也实在太忙，对气候造成的需要并不感到特别强烈，所以在该城市生活了将近一年，我仍旧像在巴黎时那样老实，而且，一年半之后，当我离开这座城市时，我只接触过两次女性，而且是因为特殊的机会。这我马上来谈一谈。

第一次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在我迫使他向我公开道歉之后给我提供的。当时，大家在吃饭时正谈着威尼斯的各种消遣。这帮先生们正责怪我对所有消遣之中最刺激的那种消遣无动于衷，吹嘘威尼斯的妓女如何如何妩媚动人，说是世界上没有哪儿的妓女可与她们相提并论的。多米尼克说我一定得认识一下她们中间最可爱的那一位，并自告奋勇要领我去，保证我会满意的。我听了他的这番殷勤建议，哈哈大笑，而且，年纪已经很大并且德高望重的庇阿蒂伯爵也以一种我没想到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对我说，他认为我非常聪明，不会让自己的仇人领着去逛妓院的。我也确实是既无此想法，也没这种要求。可是，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轻率，我竟被拉去了，这是违背我的兴味、心境、理智甚至意愿的，完全出于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猜忌，而且，正如当地人所说的，Per non parer troppo coglione[7]。我们光顾的那个帕多阿娜，容貌挺好，甚至够得上美了，但并非我所喜欢的那种美。

多米尼克把我留在了她那儿；我叫了几杯甜酒，让她唱点曲子，半小时之后，我在桌上丢下一个杜卡托[5]，准备离去，可她却挺怪癖，无功不受禄，而我也傻得可以，接受了她的怪癖。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了脏病，进门第一件事便是派人找医生要药。三个星期里，我精神不安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其实并无任何不适，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候可让我心惊胆战的。我简直无法想象离开帕多阿娜怀抱的人会安然无恙。医生本人也费尽口舌地让我放心，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说我的体质特别，不会轻易受到感染。尽管我也许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去冒险做这种试验，但我的身体在这方面从未受到过损害，这倒不失为一个证据，证明医生言之有理。不过，我并未因这种看法而轻率妄为。如果说我确实如此得天独厚的话，我可以说我也绝没有因此就胡搞乱来。

我的另一次艳遇，虽说也是同一个妓女，但起因及后果却迥然不同。我说过，奥利维船长请我在他的船上吃饭，我把西班牙使馆的秘书也带了去。我原以为会受到鸣礼炮致敬，船员们会夹道欢迎的，但没有响过一声礼炮，这使我颇觉羞辱，因为卡利约在场，我见他面带不悦。说实在的，在商船上，对一些地位肯定不如我们的人也鸣礼炮欢迎的，何况我认为我应该受到船长的另眼相看呢。我无法装假，因为我一向不会装假。尽管午宴很丰盛，奥利维也恭敬备至，但我一开始便没好气，吃得不多，说话更少。第一次祝酒时，我想总该鸣礼炮了，可是根本没有。卡利约看透了我的心思，笑话我像个孩子似的赌气。饭吃到三分之一了，我看见一只平底轻舟划了过来。船长对我说：“天哪，先生，您可留神点儿，敌人来了。”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笑着回答了我。平底轻舟靠过来了，我看见从船上走出来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美人儿，打扮得花枝招展，步态轻盈，三跳两蹦地就进得房来。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放好了一副餐具，她就已经坐到了我的身边。她既迷人又活泼，一头棕发，顶多二十岁。她只会讲意大利语，她那燕语莺声就足以让我魂不守舍了。她边吃边聊边望着我。凝视片刻之后，她便嚷道：“仁爱的圣母！啊！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见到你了！”说着她便扑进我的怀里，把嘴贴紧我的嘴，搂得我透不过气来。她那两只东方女子般的又大又黑的眸子，像火一样烧到我的心里。虽然一开始由于惊奇而乱了方寸，但很快肉感传遍全身，以至于尽管那么多人在场，只有那位美人儿本人才使我很快克制住自己，因为我醉了，或者不如说是癫狂了。当她看见我到了她所希望的火候，她的抚爱便趋于缓和，但热辣劲头却并没有减退。她在解释她如此癫狂的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原因时，对我们说是我长得太像布雷蒙先生了，几乎可以乱真。布雷蒙是托斯卡纳海关关长，她说她曾经迷恋过他，现在仍然迷恋着他，说自己太傻，不该离开他，现在她把我当成了他，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上了我，出于同样原因，我也必须爱她，只要她觉得合适，她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而且，当她把我甩了，我也得像她那亲爱的布雷蒙那样耐心地等着她。她说到做到。她把我当成了她的仆人一样支使，让我保管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命令我去这儿到那儿，做这个干那个，我都一一照办了。她叫我去把她的平底轻舟退掉，因为她想用我的，我也照办了。她喊我让开，叫我请卡利约坐我那儿，因为她有话要同他说，我同样照办了。他俩谈了很久，而且声音极低，我也随便他们谈去。她叫我了，我便又回来了。她对我说：“听着，查内托，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忒没劲儿。你一觉得厌烦了，你就走好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别不上不下的。”饭后，我们去缪拉诺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艺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付钱，可她到处给小费，比我们花费的多得多。

看她满不在乎地大把花钱并且让我们也挥霍的劲头儿，显然她视金钱如粪土。我认为，她在让人为她花钱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虚荣，而非贪财。别人为她一掷千金她才开心。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她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有两把手枪。我拿起一把来说：“啊！啊！这可是只新型假痣盒呀。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看您有别的家伙，比这厉害多了。”她也同样调侃了几句之后，以一种使她更加妩媚动人的天真的傲气对我们说：“当我对那些我不爱的人心慈面软时，我就让他们花钱补偿他们给我带来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但是，我在忍受他们的爱抚的时候，却不愿忍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无礼，我就给他一枪。”

离开她的时候，我跟她约好了第二天去看她的时间。我没让她久等。我看见她in vestito di confidenza[3]，穿了一身极其轻佻的便装，只有南部国家才可见到，尽管我记忆犹新，但却不愿细加描绘。

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有缀着玫瑰色绒球的丝线。我觉得，这使得她的冰肌玉肤更加美丽醉人。我后来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起来着实迷人。我很惊讶，这种时装竟从没有传入巴黎。

对于正等着我的那份快感我一点也没想象得到。我谈到过拉尔纳热夫人，至今回想起来有时仍不免激动忘情，但是，同我的齐丽埃塔相比，她就是个没有情趣的丑老太婆了！你们不必费心劳神去想象这个妖艳姑娘的风姿神韵了，因为怎么想都不着边际的。修道院的童贞女子没有她水灵，后宫的美女没有她活泼，天堂的仙女没有她刺激。一个凡夫俗子的心灵和感官还从未享受过如此温馨的欢乐。啊！要是我知道充分地、完整地品味这一欢乐，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啊！……我是品尝了，但是没尝着滋味。我把所有的妙趣全弄没了，就像我有意要毁掉这奇情妙趣似的。不，大自然根本不是造就我来享乐的。它在我的心里注入了对这种妙不可言的幸福的欲望，可又在我那笨脑瓜里灌输了饮鸩止渴的思想。

如果说我一生之中有什么事可以很好描绘我的本性的话，那就是我马上要讲的这件事。我此时此刻清楚地记得我写此书的目的，这使得我将鄙视那种阻止我贯彻这一目的假惺惺的样子。不管您是谁，只要您想了解一个人，您就大胆地读完下面的两三页吧，那您就会完全了解让-雅克·卢梭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房，就跟走进爱和美的圣殿似的，以为在对方身上看见了神光。我无法相信，没有尊崇和敬重，人们会感受到她使我感受到的那份情感。我在她那最初的亲热之中刚刚知道她有多么娇媚可爱的时候，生怕失去由此而结出的果实，猴急地想赶紧摘取。突然间，我感到，不是欲火在吞噬着我，而是死一般的寒气在我的血管里流。我两腿发软，几乎昏厥。我坐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谁能猜得到我缘何流泪以及我当时脑子里的所思所想？我在想：我所拥有的这个人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都是尽善尽美的。她既美丽可爱又善良高贵。王公显贵应是她的奴隶；君王的权杖应踏在她的脚下。可她却就在眼前，是个可怜的娼妓，供众人糟蹋。一个商船船长在支配着她；她扑到我的怀中，扑到她知道一无所有的我的怀中，扑到她无法了解其才气、大概也认为这才气毫无用处的我的怀中。这其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

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迷惑了我的感官，把一个臭婊子当成了天仙，要么一定是我不知道的什么暗疮，使我体味不到她的妩媚，使本该对她争来抢去的人觉得她恶心。我开始集中特别的精力去探索这个暗疮，可是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是梅毒的问题。

她肌若凝脂，色若桃花，齿白如雪，气息温馨，浑身透着一股洁净，使我绝对不会往那上面去想，所以，自从与帕多阿娜有那事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所怀疑，顾虑自己不够健康，配不上她，而且深信在这一点上自己的自信是不会错的。

在这如胶似漆的时刻，我竟这般思绪万千，这不禁使我哭了起来。齐丽埃塔在此时此刻看到这么个绝无仅有的情形当然惊奇万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卧房里转了一圈，对镜端详一番之后，她明白了，而且我的眼神也向她证明了，我的举动根本不是因为厌恶。她毫不犯难地安抚好我，把我那小小的羞愧给抹掉了。

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似乎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的手和嘴抚弄的胸脯上癫狂的时候，我发现她有一只瘪奶头。我很惊讶，细细观察，觉得这奶头与另一只很不般配。我的脑子转动起来，我纳闷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一只瘪奶头呢。我深信这一定是天生的缺陷。由于我老是这么想，便清楚地看出，我抱在怀里的这个女人，被我想象成最美丽的人儿，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怪物，是大自然、男人和爱神的弃儿。我蠢乎乎地竟然对她提到这只瘪奶头。她起先还开开玩笑，不以为然，还趁着疯狂劲儿，边说边做一些动作，爱得我死去活来。

但是，我心里始终有着一种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我终于看到她满面羞红，整好衣衫，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地走到窗前。我想坐到她的身边，但她却走开去，坐在一只睡榻上，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扇着扇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冷淡不屑地冲我说道：“查内托，lascia le donne, e studia la matamatica.”[1]离开她之前，我要她让我第二天再来看她，她推说第三天再见，还含着嘲讽的笑补充说，我大概需要休息休息。等着见她的日子真是难熬。我心里总想着她的妩媚和风韵，感到自己太无礼，懊悔不迭，那么好的美景不知消受，只要我晓事，我就能度过一生中最温馨的良宵了。我焦急万分地等待着弥补过失的时刻的到来，可是不管怎样，我总感到焦虑，不知如何摆平这天仙般的女子与她那卑贱身份的关系。我在约定的时间向她家飞奔而去。我不知道性格热辣的她是否对这次的拜访更加高兴。她的傲岸至少会得到满足的，所以我先就有了一种甜美的感觉，千方百计地要让她看看我是多么会弥补过错的。她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船一靠岸，我便让船夫去通报，可船夫回来对我说，她头一天去了佛罗伦萨。如果说我在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我对她的全部的爱的话，那么，在失去她时，我却痛心疾首地感觉到了。我始终痛悔不已。尽管我觉得她十分可爱，非常迷人，但失去了她，我还是能聊以自慰的，可说实在的，我不能心安的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这就是我的两段风流史。除此而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个月当中，可说的只有一件事，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卡利约人很风流，因为总往别人包下的姑娘家跑觉得厌烦了，便异想天开地也想自个儿包一个。由于我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并不鲜见的建议：两人合包一个。我同意了。问题在于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他寻来觅去，终于找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要想法把她卖了。我俩一起去看了看她。我一见这女孩，心里便激动不已。她是个金发姑娘，温顺得像只羔羊：没人会想到她是意大利人。威尼斯生活低廉。我们给了她母亲点钱，并负责抚养她。她的嗓子挺好，为了给她创造一个谋生手段，我们给她买了一架小型羽管键琴，并替她请了一个教歌的老师。这一切只让我俩每月各花两个西昆，可却让我们在其他方面节省了不少花销。不过，必须等她长大了才行，所以收获之前就未免播下了不少的种子。然而，我们很高兴能晚间去那儿，同这个小姑娘天真无邪地谈天玩耍，所以玩得也许比占有她更加痛快，因为，说实在的，最使我们想念女人的倒并不是淫乱，而是待在她们身边的惬意感觉。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便依恋上小安佐蕾塔了，但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情感，没有掺杂什么肉欲在里面，所以随着这种情感的逐渐增加，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有非分之想了，而且我感到，当这个姑娘达到结婚年龄，我要去碰她的话，会有乱伦的下流感。我看到好心的卡利约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同一方向发展。我们未曾想到自己寻来的这种欢乐虽仍旧温馨甜美，但与我们原先的想法已大相径庭，而且我深信，不管这个可怜的孩子会变得多么美丽，但我们绝不会成为她清白的玷污者，而会成为其保护者。随后不久，我的灾祸来临了，没容我把这件善行义举做到底。在这件事情中，我可以自勉的只不过是我的内心感情而已。现在，再来谈谈我的旅行吧。

离开蒙泰居先生之后，我首先的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等着时来运转，扫清障碍，使我得以与我那可怜的妈妈相聚在一起。但是，我同蒙泰居先生的争吵已经沸沸扬扬，而且他还愚蠢地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促使我下了决心亲自到宫廷中把我的所作所为说清楚，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自己的决定写信报告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事务的泰伊先生了。信一发出，我便立即动身了，取道贝加莫、科莫、多摩多索拉，穿过辛普朗隧道。在锡永，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待我非常之好；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待我不薄。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戈弗古尔，我要从他那儿取点钱。我经过尼翁，没去看我父亲，并不是心里不想去看，而是我因为倒了霉，不想在继母面前丢人现眼，因为我相信她是不会听我解释，就认为是我自己不好的。我父亲的老友、书商迪维亚尔对我的这个做法大加斥责。我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为了弥补过失而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便雇了一辆马车，同他一起去了尼翁，住在一家客栈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可怜的父亲一听，连跑带颠地赶来拥抱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心里甜甜美美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便同迪维亚尔返回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我始终铭记在心。

我若走捷径的话，不必经过里昂，但我想经过那儿去核实一下蒙泰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而已。我按照他亲自向我提出的建议，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虚账单子上，他写明那只他称为大件行李的盒子重十一担[605]，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四十五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我把这个确凿材料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虚账单子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分量很重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十分着急用上它们。在整个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不得不紧赶着匆匆完成这件需要余暇、安静来完成的写书任务，可我偏偏没有余暇，得不到安静。要是上苍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时日，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部作品，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补遗拾漏。

我的事在我到达之前已在巴黎传开了。在我到达时，便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尽管我提供的证据无可辩驳，但我就是得不到任何公道。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是这纯属他和我两人之间的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受到了侮辱、损害，是受害者，认为大使是个残酷无情的无耻之徒，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怎么！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我寻思，假如我喊冤鸣屈，公开辱骂那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铁了心了，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任由我去吵去嚷，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始终毫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气了，便不了了之。

对我很冷淡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她满脑子地位和贵族的特权，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所写过的信中最激烈、最厉害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父待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箴言之一的，亦即始终要求弱者为强者做出牺牲。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又生性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偏狭态度。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父，也没再去过耶稣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父有天壤之别，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只有贝蒂埃神父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两三次，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与迪潘先生一道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账房先生。他真的采纳了我的意见，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账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不到一年工夫，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他把他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一个仆役也不会忍受的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同我的那件公案没被忘记。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账，把钱还了我。我当时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这个好机会还清了，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我收下了别人总算还给我的钱，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也就同从前一样身无分文了，可是却卸掉了一个我无法承受的重负。自此之后，我再没听人提过蒙泰居先生，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我才从社会上听到他的死讯。愿上帝赐予这个可怜的人安宁吧！他像我青年时期不能干诉讼代理人一样，不适合从事大使这个行当。不过，他在我的协助下，原本是可以风风光光地干下去的，从而也可以很快地使我走上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代为我指定的那条道路。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时，自己单枪匹马有能力闯上了这条道。

我含冤受屈却投诉无门，这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怒的种子；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真正的公益和真实的正义总是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做出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是在摧毁一切秩序，而且只是对弱者的被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公开权力予以认可。这愤怒的种子当时没有发芽，而是以后才生长发育的，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益从未产生过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东西，不能在我心中激起只有对正义和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那种神圣的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以一种更加温馨的情感力量缓解并平息了我的怒火。

我在威尼斯结识了一个比斯开[603]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而且堪做所有好人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天生具有一切才能以及一切美德，刚刚环游了意大利，为的是培养美术鉴赏力。因为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学习的了，便想直接回国。我对他说，艺术对像他这样的天才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才气应用来研究科学。于是，为了让他对科学产生兴趣，我便建议他去巴黎，住上半年。他听从了，去了巴黎。我到巴黎时，他已经在那儿了，在等着我。他的住所他一个人住太大，便主动让给我一半，我接受了。我发现他处于对高深知识的一种狂热之中。没有什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以神奇的速度吞噬着、消化着一切。他非常感激我向他提供了这种精神食粮，因为他因渴求知识又无所觉察而一直苦恼不堪。我在这颗刚毅的心灵之中发现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美德的宝藏啊！我感到他就是我所必需的朋友，因此我俩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的兴趣并不相同，总在争论。由于双方都很固执，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一直意见相左。尽管如此，我俩又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尽管争论不休，但双方谁都不愿对方换个样儿。

伊格纳肖·艾玛努埃尔·德·阿尔蒂纳是一个只有西班牙才会造就的那种罕见的人，可西班牙没有多造就一些这样为国增光的人。他没有他的同胞所共有的那种狂暴的民族情绪。报复的念头不能进入他的头脑，如同欲望进不了他的心灵一样。他非常自傲，不是个寻机报复的人，我经常听见他非常镇静地说，他的心灵是不会去为一个凡夫俗子生气的。他风流倜傥但不儿女情长。他同女人在一起戏耍，就像同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一样。他乐于同朋友的情妇们在一起，但我却从未见他有过情妇，也没见他有此念头。他的心里燃烧着道德之火，不容许情欲之火升起。他四处漫游之后便结了婚，死时很年轻，留下了几个孩子，我绝对相信，他妻子是使他尝到爱的欢乐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他外表上像个西班牙人一样对待宗教，但骨子里却像个天使似的虔诚。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宽容大度的人，除我之外，就只有他了。他从未打听过任何人对宗教的态度。不管他的朋友是犹太人、新教徒、土耳其人、过分虔诚笃信者还是无神论者，他都不介意，只要此人是个正直的人就行了。他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却固执己见，但一涉及到宗教问题，甚至道德问题，他便沉思默想，缄口不言了，或者只是说上一句：“我只管我自己。”一个人灵魂那么超脱，考虑问题却是那么地细致入微，真是不可思议。他把自己一天的时间按时按刻按分事先分配好，确定好，然后一丝不苟地按表执行，时间一到，即使还剩一句话没有看完，他也立即把书合上。他切割开来的时间都各有各的用途，或用于这样那样的学习，或用于思考、谈话、弥撒、读洛克、祈祷、访友、音乐、绘画，而从来没有因行乐、欲念、应酬而打乱这个安排的。只有遇上必须履行义务时才会打乱。当他把时间表拿给我看，以便我也依照执行时，我开始还笑哩，可最后却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不麻烦别人，也不许别人妨碍他。有人出于礼貌想拜访他，被他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他脾气急，但却不是小心眼儿。

我常见他生气，但却从未见他大发雷霆。他的脾气真让人再愉快不过的了：他闹得起，自己也喜欢开玩笑，而且开玩笑的水平很高，有说俏皮话的天才。别人一逗他，他便声高气大地侃了起来，老远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在嚷嚷的时候，却面带微笑，激动不已之中，还漏出点玩笑话来，举座皆欢。他的肤色既不像西班牙人那样，也不灰黄。他肌肤白皙，双颊红润，栗色头发几乎金黄。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外形与心灵相得益彰。

这位心灵和头脑都很明哲的人知人识人，成了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对不是我朋友的人的全部回答。我们相处甚得，还订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上一辈子。再过几年，我将去阿斯柯蒂亚，同他一起生活在他的土地上。他临走前，我俩已经把这项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安排妥当了。所缺的只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的种种变故——我的灾难、他的结婚以及最后他的死——使得我俩永远分开了。

据说，只有恶人的险恶阴谋才会得逞，好人的天真计划几乎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决计再不这么干了。我看到机遇为我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便破灭了，而且我又被人从干得好好的生涯中排挤出来，便不再想回到这个行当中去，因此，我决心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决心保持独立，发挥自己的才干。我终于开始了解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过于谦虚，以为自己无能。我把因为要去威尼斯而搁下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安心去写，在阿尔蒂纳走后，我便搬回从前的那家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位于僻静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街更适合我安心写作。在那儿，有真正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那是上苍使我在贫困潦倒之中享受到的唯一慰藉，只有这慰藉使我挺了过来。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慰藉，我得把它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旅店新的女店主是奥尔良人。她请了一缝洗女工，是她的同乡，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姑娘。她同女老板一样，与我们同桌用餐。这姑娘名叫泰蕾兹·勒瓦瑟尔，是个良家女子。其父曾在奥尔良造币厂供职，母亲经商。奥尔良造币厂停业之后，父亲生活无着；母亲破了产，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便弃商随丈夫、女儿来到巴黎，靠女儿一人干活养活一家三口。

我第一次在饭桌上看见这个姑娘的时候，深为她那谦逊举止所打动，特别是她那有神而温柔的目光，使我觉得无与伦比。同桌的人，除了博纳丰先生而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神父、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我们的女店主自己也是风流过的人。只有我一人言谈举止比较规矩。大家逗姑娘时，我便护着她，马上讽刺嘲弄便都冲着我来了。假使我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原本并无兴趣的话，这么一来我也会对她产生兴趣的。我一贯在举止言谈上喜欢庄重，特别是对异性。因此，我便成了她的公开的保护人了。我看出她对我的关照很感激，她的嘴不敢表达的感激从她目光中流露出来，以致那目光变得更加动人心弦。

她非常腼腆，我也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使我们疏远，但却使我们很快便热络起来。女店主看出来了，非常生气，而她的粗暴态度反而使姑娘更加心向着我。她在这家旅馆只有我这么一个支柱，所以见我出门便很难过，盼着自己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俩心心相印，脾性相投，不久就产生了必然的效果。她认为我是个正派人，这她没有看错；我认为她是个多情、朴实、不爱俏的姑娘，我也没有看错。我事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娶她。爱情、敬重、真心实意使我获得了成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老实忠厚，所以尽管我胆子不大，却获得了幸福。

她担心我会因为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在寻找的东西而生气。她的这种担心胜过其他任何原因，推迟了我的幸福。我看见她在以身相许之前心绪不宁，不知所措，想倾诉可又不敢表白。我想不出她局促不安的真正原由，却做出一种对她的品行完全错误且侮辱贬损的猜测，以为她在示意我与她交欢身体会有危险，因此我便困惑起来，这虽未使我裹足不前，但却有好几天工夫，毒害了我的幸福。由于我俩互不了解，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时，就都躲躲闪闪，含糊其词，可笑至极。她几乎要以为我完全疯了，而我则几乎是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她。最后，我们谈开了：她哭哭啼啼地向我坦白了她的失足，只有这么一次，是她似懂非懂时，由于无知和诱奸者的甜言蜜语造成的。我一听明白，马上高兴地叫起来：“童贞！在巴黎，二十岁的人哪还有童贞女啊！啊！我的泰蕾兹，我占有了你这个聪明而健康的姑娘，我不要我并不想找的东西，我太幸福了。”

我原先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点消遣的，可我看到，我做过了头，为自己找了个伴侣。同这个好姑娘熟悉点后，我同时也对自己的处境略略作了一番思考，我感觉到，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雄心壮志泯灭了，必须代之以一种强烈的感情来充实我的心。一句话，必须找一个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无法再同妈妈一起生活，就必须有一个人来同她的学生一起生活，而且我必须在此人身上发现她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纯朴、温顺。我需要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温馨来弥补我所放弃的似锦前程。当我孑然一身时，我的心是空虚的，但只需要一颗心来填补它。命运从我身上至少是部分地夺走了，或者弄丢了那颗心，而我却是大自然为那颗心而造就的。从此，我便孤独一人了，因为对我来说，要么全部，要么完全没有，从不介乎两者之间。我在泰蕾兹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通过她，我获得了当时情况下所能有的最大的幸福。

我起先想培养她的才智，但却白费劲儿了。她的才智就是大自然造就的那样，培养教育无济于事。我说出来并不怕难为情，她一直没学会阅读，尽管她写得还凑凑合合。当我搬到新小田园街时，下榻的蓬沙特兰旅馆的窗户正对面有一只钟表盘，我便教她看钟点，费了一个多月的劲儿，她也没怎么学会看。她连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也搞不清楚，一个数目字也不认识，我怎么教也教不会她。

她既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词不达意。我曾把她说过的词句汇成一册，拿去逗卢森堡夫人。她的那些张冠李戴的话语在我所生活的社交圈里已经出了名了。但是，这个如此迟钝，甚至可以说如此愚蠢的人，在处境困难时却是一位绝妙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我在处于危难之中时，常常是她看到了我自己所没看到的东西。她给我出了种种最好的主意；她把我从我闭着眼睛往里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在最高贵的夫人们面前，在王公显贵们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举止为她赢得了一致的敬佩，而我也因她的人品而受到大家的恭维，我感到这些恭维都是真心实意的。

在所爱的人身边，人的情感就能充实智慧和心灵，无需去别处寻找主意。我跟泰蕾兹生活在一起，就像同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惬意。她母亲因早年与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的教育，因此十分自豪，欲充才女，想引导女儿，可是，因为她的狡黠，我俩那纯朴的关系给毁掉了。由于厌烦她母亲的絮叨，我多少抛开了一些怕带泰蕾兹出门的羞涩。我俩常常单独去田间散步，吃点心，我觉得美极了。我看得出她真心地爱着我，这使我更加地钟情于她。这种恩爱就是我的一切，我不再为前途而动心，或者我只把前途看作是现在的延续，我别无他求，只盼着这种状况持之以恒。

这份恋情使我觉得任何其他消遣都是多余的、乏味的。我一出门就是去泰蕾兹家，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写作极其有利，不到三个月，我的歌剧的词、曲就都全部完稿，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捉刀人的活计我厌烦透了，所以便建议菲里多尔去完成，并许以他一部分好处。菲里多尔来过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个中音部，但他对这件收益遥遥无期、尚在两可之间的苦差使安不下心来，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了。

歌剧写成了，问题是要把它卖出去：这等于是另写一部更难的歌剧。在巴黎，若是离群索居，你就一事无成。我便想到通过波普利尼埃尔先生露露面。戈弗古尔从日内瓦归来曾领我去过波普利尼埃尔家。此人是拉摩的麦西那斯[601]，因为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是拉摩的唯唯诺诺的学生。据说，拉摩在这家人家称王称霸。我推想拉摩是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门生的作品的，所以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去给他看看。他没肯看，说是不太识谱，看起来太吃力。波普利尼埃尔便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并主动替我找了一些音乐家来演奏一些片断。我正求之不得。拉摩算是同意了，但还不住地嘟嚷说，一个非科班的人，又是独自一人作出来的曲子，能好得了吗。我赶紧挑选出五六段精彩的。他们给我找了十多个合奏乐手，还找了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当歌手。从序曲开始，拉摩便大加赞扬，意思是说，这不可能出自我的手。每奏一段他都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在演奏到男声最高音的一个曲调，歌声雄浑嘹亮，伴奏出色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粗暴地斥责我，致使举座皆惊。他硬说他刚听到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出自音乐界的行家之手，而其余部分则是一个连音乐都不懂的门外汉写的。的确，我的作品良莠不齐，又不合规矩，忽而精彩出奇，忽而平平淡淡，正如同一个光凭点才气而无扎实功底的人所写的那样。拉摩声称我是个没有才气、没有格调的小文抄公。在场的人，特别是这家的主人却并不这么认为。黎塞留先生那时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先生，而且，众所周知，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从头至尾听一遍，如果满意的话，打算拿到宫廷中去演一演。该作便由宫廷出资，在路易十五的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的形式演奏了。弗朗科尔担任指挥。效果惊人。公爵大人不停地喝彩、鼓掌，而且在《塔索》那一幕的一段合唱完了之后，他站了起来，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说：“卢梭先生，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和声。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去凡尔赛宫演奏。”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但却一言未发。拉摩虽受到邀请，但却没有去看。第二天，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极其冷酷地接待了我，故意贬损我的作品，还对我说，尽管有点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开始把黎塞留先生迷惑住了，但他已完全醒悟了，所以她劝我别对我的歌剧抱什么希望。不一会儿，公爵大人来了，说话的腔调就完全变了，对我才气说了些恭维的话，使我觉得他始终打算把我的作品拿到国王面前去演。他说：“只有《塔索》那一幕不能拿到宫中去演，必须重写一幕。”我一听，便关起门来，用了三个星期，写出另一幕来代替《塔索》，内容是赫希俄德[599]受到一位缪斯的启迪。我找到了窍门，把自己才华发展的一部分过程，以及拉摩对此的嫉妒心情写到这一幕中去。这新的一幕，没有《塔索》高雅，但却更加强烈。音乐也很典雅，写得更加好。如果其他两幕与这一幕匹配的话，那整个剧本演起来就更加好了。但是，当我正要把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件工作来了，这个演出便搁浅了。

紧接着丰特诺瓦之战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庆典不断，其中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马厩剧院演出。其中有一部是伏尔泰的，剧名为《纳瓦尔公主》，由拉摩配乐，并刚被重新修改加工，易名为《拉米尔的庆典》。这个新的主题要求对旧本的好几场幕间歌舞加以改换，词、曲都得改写。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能完成这两项任务的人，当时在洛林的伏尔泰和拉摩都在忙着搞歌剧《光荣的神庙》，抽不出身来搞这项工作。于是，黎塞留先生便想到了我，举荐我负责此事，而且，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知道该如何修改，他还把诗和音乐分开来寄给了我。我首先想做的是，得到原作者的同意，然后再去修改歌词。为此，我便像该做的那样，给原作者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是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复信，原件见信函集A第一号。

先生，您同时获得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兼而有之的两种才能。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两条很好的理由，使我敬重您，并且尽力地去喜欢您。我很替您抱屈，您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了一部根本就不值得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塞留公爵大人命令我一定在很短的时间里拟出几场乏味的、支离破碎的戏的简短而欠佳的梗概，以配合与这场戏根本就不合拍的歌舞。我一丝不苟地照办了，写得既快又糟。我把这可怜的初稿寄给黎塞留公爵大人，盼着别被采用，或是再让我好好改改。幸好，它落在了您的手里，那您就全权处理吧，我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简单的初稿，写得又如此匆忙，错误必然不少，我相信您已经全部改过来了，而且对曲子进行了全面补充。

我记得，在众多缺陷中有这么一个缺陷，就是在连接歌舞的那些场景中，没有交代格蕾纳娣娜公主是怎么从牢房一下子就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的。由于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位魔术师，而是一个西班牙贵族，我觉得不可以像在变魔术似的。先生，我请您一定再细细看看这个地方，我已记不太清了。请您看看是否有必要使牢房洞开，我们的公主被从牢房请到一座特为她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华丽宫殿中来。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极无价值，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值得认认真真地去修改这些无用的东西。可是，既然是要尽量不得罪人，就必须尽可能地理智些，即使是针对歌剧中的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

我完全信赖您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能有幸向您表示谢意。

专此布达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信与他此后写给我的挺傲慢的信相比，实在是太客气了，但对此大家可不必惊奇。他以为我在黎塞留大人面前甚为得宠，而大家都知道他老于世故，所以在不知道一个初出茅庐者有多大影响之前，他不得不表示极大的尊重。

我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首肯，又不必顾忌一心要贬损我的拉摩，便开始干了起来，两个月的工夫，便交差了。歌词方面，倒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尽量不让人感觉出风格上的迥异，并自信做到了这一点。音乐上的活计就更长更难了。除了得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而外，我负责的全部宣叙调难度极大，一些合奏曲和合唱曲调子大不相同，必须用少量的诗句和快速转调把它们串起来，因为我不愿对任何曲子进行改动或移调，免得拉摩指斥我歪曲了他的曲子。这支宣叙调我写得很成功，它抑扬顿挫，雄浑有力，特别是极其灵活自如。一想到人家肯于让我与两位高手配合，我便才气洋溢。我可以说，在这件公众甚至都不知晓的无名无利的差使中，我差不多始终与我的两位高手不相上下。

剧本照我修改的样子拿到大歌剧院里排练了。三个作者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摩没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非常凄惨。开头是这样的：

啊，死神！来结束我苦难的一生吧。

必须给它配上相应的音乐。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对我横加指责，尖刻地责怪我写的是一首哀乐。黎塞留先生开始还公正地说要了解一下这段独白的词儿是谁写的。我把他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证明是出自伏尔泰之手。“这么说来，”他说，“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排练过程中，凡是我改写的地方全都一个个地遭到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抨击，但却受到黎塞留先生的赞同。然而，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所以我被告知，我改的本子有多处需要推倒重来，而且必须征求拉摩先生的意见。我非但未能受到我所期待的，而且确实应该享有的赞扬，反倒弄出这么个结果，我十分恼火，伤心至极地回到家里。我因疲劳过度、忧愁伤悲而病倒了，六个星期未能出门。

拉摩负责对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些地方加以修改。他派人来向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以代替我刚刚写的那一个。

幸好，我觉出他想偷梁换柱，没有给他。由于演出只剩五六天时间了，他来不及另写，只好保留我写的序曲。该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个很新颖的风格，便颇受赞赏。我从我的亲戚和朋友米萨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那儿得知，乐迷们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而且听众都没有辨出哪是我的，哪是拉摩的。但拉摩竟与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方设法让大家不知道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散发给观众的剧情介绍上，作者的名字总要写上的，但那上面只有伏尔泰的名字，而拉摩宁可自己的名字没有署上，也不想看到我的名字同他的名字在一起。

我病稍好，能够出门时，就想立即去黎塞留先生那儿。但已经晚了。他刚动身去了敦刻尔克，部署开往苏格兰的部队的工作。他回来时，我又自甘懒惰，心想再找他也晚了。自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也就失去了我的作品应给我带来的荣誉，以及应带给我的酬劳。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生病所花的饯，全部自己承受了，没有赚到一个子儿，或者说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但我始终觉得，黎塞留先生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对我的才气是很赏识的，但我的命运不好，再加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致使他的善良意愿未能产生作用。

我竭力讨好并且还常常向她献媚的这个女人竟如此地恨我，我真无法理解。戈弗古尔先生向我道出了个中原委。他对我说：“首先，她同拉摩相交甚得，是他的名正言顺的吹捧者，容不得有人与他相争。再者，您生下来就带上一个罪过，使她对您憎恨不已，永远不会饶恕您，那就是您是日内瓦人。”说到这儿，他向我解释道，于贝尔神父也是日内瓦人，而且是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曾竭力阻挠他娶这个女人，因为于贝尔神父非常了解她。婚后，她便对于贝尔恨之入骨，并且波及所有的日内瓦人。他接着又说：“尽管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不错，但依我看，您别指望他会支持您。他很爱他的妻子；她妻子又恨您，而且她又既凶狠又刁钻，您在这家人家永远甭想捞到好处。”因此，我便死了这条心了。

也是这位戈弗古尔先生，几乎在同一时期，帮了我一个大忙，真是雪中送炭。我那位品德高尚的父亲刚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我当时处境艰难，焦头烂额，否则我将会更加为丧父痛不欲生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由父亲享用着，我根本不想要回。他死之后，我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可是，哥哥的死并无合法证明，因此事情很棘手。戈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在德洛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之下，这难题果然让他给解决了。由于我迫切需要这笔小小的资财，而且事情尚未明确，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应该讲此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急不可耐地想拆开，手在颤抖，心里感到羞惭。我鄙夷自己地寻思着：“怎么！难道让-雅克竟如此利欲熏心，急不可耐？”我立即把信放回壁炉台上。我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沉，第二天很晚才起，没再去想那封信。穿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封信，不慌不忙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乐不可支，但我可以发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使自己克制住了。我一生中，类似这样克制住自己的情况不胜枚举，但我时间紧迫，无法一一道来。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去给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本会跪着献上全部钱款的那个幸福年月，我不禁潸然泪下。她的一封封来信中，窘迫苦况跃然纸上。她给我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方，声称我可以利用它们来给我和给她带来财运。她已深感穷困潦倒，心痛智衰。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钱又喂了缠着她的那帮骗子，她自己一点也没享用。同这帮混蛋分享我的活命钱，让我恶心，特别是我百般努力要把她从他们身边拉出来但未能奏效之后。

我下面要谈谈这个情况。

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绝无仅有的无意钱财的人，但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利益均沾了。于是乎，姐妹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痴如醉，所以，我才不当这个傻瓜哩。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模像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由她母亲，而且，我也补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塞尔太太的最小的女儿，是唯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唯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偷抢。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温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境况之下，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脱身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我于是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欣喜若狂。但也只不过是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唯一的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家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却相处不睦，老死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

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好多人，有好几段赢得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二话没说便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得以排演的，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享有点名声，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地灰心丧气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周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因为我头两年只拿到八九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挺高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几乎每晚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活法，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造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是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个胖和尚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艺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象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如果不是同桌的伙伴们给我提供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难的办法，那我可就惨透了。这是必须说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评论时，要么辩解，要么自责，可我在这儿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阿尔蒂纳在巴黎逗留期间，我和他不去饭馆吃饭，通常是去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正对面的拉赛尔太太家包伙。她是一个裁缝的老婆。伙食很不好，但是因为包伙的人都是些可靠的正派人，所以仍然很受欢迎。她不接生客，来包伙的必须由一位已包伙的人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声色犬马之徒，但却彬彬有礼，才气横溢，就是爱说淫词荡语。他就住在她家，还招来一批疯癫痴狂、风流倜傥的近卫队和火枪队的年轻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所有姑娘的保护人，天天都把那个藏污纳垢之所的所有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退役中校、善良敦厚的老者普莱西斯先生和火枪队军官昂斯莱稍稍能镇住这帮年轻军官。包伙的还有一些商人、钱庄老板、粮店店主，但都是些很有礼貌、规规矩矩、一看便知是各自那一行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了。总之，在那儿见到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体面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我在那儿从未见过，但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把这种人介绍到这儿来。包伙的人数众多，一个个活泼开心，但并不喧哗吵闹，说笑逗乐却不粗俗下流。那位老骑士，尽管讲的故事从内容上看都是床笫间的事，但讲起来却从不失旧宫廷的儒雅，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极其有趣，即使女土们听了也不觉得刺耳。他的方式给全桌的人定了调子：所有那些年轻人在述说各自的艳遇时也是既放荡不羁又妙趣横生，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因为迪夏太太的店铺离拉赛尔太太家不远，都在必经的那条小路上。迪夏太太是有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不少漂亮姑娘，我们那帮先生们饭前饭后都要去同她们聊聊。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的话，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去乐乐的，只要跟着他们一道去就是了，但我从来也没这个胆儿。至于拉赛尔太太，阿尔蒂纳走了之后，我依然经常去她家吃饭。我在她家听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轶闻趣事，也渐渐地学会了——谢天谢地，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处世箴言。遭人算计的正派人、戴绿帽子的男人、被诱惑的女人、偷偷地生孩子，都是那儿最常见的主题，而最能替孤儿院添人进口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也受到了感染，便按照我所看到的一些很可爱而且实际上也是很正派的人中盛行的那种思维定式造就我的想法。我寻思：“既然当地风俗如此，那便入乡随俗好了。”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出路。于是，我横下了心，高高兴兴地、义无反顾地这么干了，唯一要克服的是泰蕾兹的顾忌。我说破了嘴皮子，她也不肯接受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

她母亲更怕有了孩子更添乱，也替我帮腔，泰蕾兹总算屈服了。我们找了一个谨慎可靠的接生婆，名叫古安小姐，住在圣欧斯塔什街顶头，把这事托付给了她。到日子了，泰蕾兹便由她母亲陪着去古安小姐家分娩去了。我去那儿看了她好几次，并给她带去有姓名起首字母图案的卡片，一式两份，是我自己做的。一张放在孩子的襁褓中，按照常规，由接生婆送到孤儿院去。第二年，又出了同样的麻烦，又如法炮制，但姓名起首字母图案卡片忘弄了。我依然未多加考虑，她母亲依然不予赞同：泰蕾兹啜泣叹息着服从了。人们将不断看到这种不幸行为在我的思维方法上以及命运里所产生的所有沧桑变故。至于眼下，我们还是先说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惨痛难耐又始料不及，将迫使我不断地回过头来谈及这一问题。

我在此要着重介绍我初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形，她的名字将经常在这部回忆录中出现。她原叫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嫁给包税吏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之子埃皮奈先生不久。她丈夫同弗朗格耶先生一样，也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使他们三人亲密无间。弗朗格耶先生把我引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同他一起在她家吃过几次晚饭。埃皮奈夫人和蔼可亲，聪明机智，颇有才气。同她相识肯定是件好事。但她有一位女友，名叫埃特小姐，名声不好，在同瓦罗利骑士同居，此人名声同样欠佳。我认为同这两人交往有损于埃皮奈夫人。埃皮奈夫人虽生性苛求他人，但大自然却赋予了她一些卓绝的长处，使她能够处理好关系或弥补偏差。弗朗格耶先生对我很好，所以她也对我较好。他还坦白地对我说，他与她有染，因此，要不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都已知晓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这事的。弗朗格耶先生甚至把有关这位夫人的极其离奇的隐私都告诉了我，而埃皮奈夫人则从未对我说起过，而且她根本没想到我已知情，因为我对此守口如瓶，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者任何人提起的。他们双方对我的这种信任使我的处境十分尴尬，特别是在弗朗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了解我的为人，不会不信任我，尽管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我百般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肯定没有回报她对他的爱。我分别地倾听这三个人的倾诉，对他们的秘密绝对滴水不漏，他们仨中任何一个都套不出我对其他二人的话来，而且我对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不隐瞒我同其对手的友谊。弗朗格耶夫人想利用我来替她做许多事，但都被我一口回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曾想让我替她捎封信给弗朗格耶，不仅同样遭到我的严词拒绝，而且我还很明确地告诉她，要是她想一劳永逸地把我撵出她家，她只要再次向我提出同样的请求就行了。必须替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的态度非但没有让她生气，她还把这件事跟弗朗格耶说了，把我夸奖了一通，而且对我仍一如既往。就这样，我必须在这一触即发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因为我可以说是对他们都既有所依赖又都怀有感情，我一直温柔体贴、殷勤可人，但却是正直而且坚定地为人处世，所以自始至终都赢得他们对我的友谊、尊重和信赖。尽管我又蠢又笨，但埃皮奈夫人还是硬要拉我去舍弗莱玩。那是靠近圣德尼的一座城堡，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府第。城堡内有一剧场，经常演戏。他们要我出演一个角色，我一连背了六个月的台词，但演出时还是要从头到尾地给我提词儿。在这之后，就再没人让我演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的同时，也就结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就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正是她的结婚前夕，并以她那天生的迷人的亲切态度同我聊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和蔼可亲，但万万未曾想到这个年轻女子有一天竟会主宰我的命运，而且，尽管她是无辜的，但却把我拖下我今天身处的无底深渊。

尽管自我从威尼斯回来之后，没有提起过狄德罗，也没有谈起过我的朋友罗甘，其实我并没有疏远他俩，而且，我同狄德罗的交情还特别地日益深厚。我有泰蕾兹，他有纳奈特，这使我俩之间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泰蕾兹虽然容貌同他的纳奈特一样姣好，但脾气随和，性格可爱，生就是配一个正直男人的女人。

可他的那位，是个蛮横无理的泼妇，让人一看便知是个没有家教的女人。但他却正式娶了她。如果是他事先答应的，这样做非常对。

可我却没有做过丝毫这样的许诺，所以不急于效仿他。

我同孔迪亚克神父也早已相交甚密。他同我一样，在文学方面，当时也一文不名，但他生就是成为今日这样的人的材料。我也许是第一个看出他的才气、知道他会有所作为的人。他好像也很高兴同我交往。当我在歌剧院附近的让·圣德尼街关起门来写我的《赫希俄德》那一幕时，他有时来同我一起吃午饭，饭费自理。他当时正在撰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当他写完的时候，却在为找到一位肯出此书的书商而犯愁。巴黎的书商对任何初出道者都很傲慢而挑剔，而且形而上学在当时还很不走俏，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我同狄德罗谈起了孔迪亚克及其著作，介绍他俩认识了。他俩生就地气味相投，所以相见恨晚。狄德罗请书商迪朗接过神父的手稿，因此，这位大玄学家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而且几乎是自天而降地得到一百埃居。没有我，他也许就得不到这笔钱。由于我们相互间住的地段离得太远，我们仨便每周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去花篮旅店吃午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狄德罗一定是非常非常地喜欢，因为他对自己的所有约会几乎都是约而不到的，可对我们的小聚餐却从未缺过一次。聚会中，我拟定了一个出个期刊的计划，刊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轮流负责。我编出了第一期的草稿，从而使我结识了达朗贝尔，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过这事。由于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这计划便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动手编纂《百科词典》。原先，这大概只不过是钱伯斯[597]的东西的一种译本，与狄德罗刚刚译完的詹姆士[595]的《医学词典》相差无几。狄德罗想拉我搞点《百科词典》，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同意了，但他像对其他所有编者一样，只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便匆忙地写完了，但写得很糟，不过，我可是唯一按期交稿的人。我把草稿交给他。我的草稿是我让弗朗格耶先生的一个仆人先誊清了的。这个仆人名叫杜邦，字写得很好，我自掏腰包给了他十个埃居。这钱从没人补还给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答应过我，将来是要补还的，可他后来一直没提，我也没再向他开口。

《百科词典》这项工作因他的入狱而中断了。《哲学思想录》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后来不了了之。但《论盲人书简》则不然。该书除了几处涉及私人的地方而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偏偏那几处地方惹恼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先生，他因此而被投入樊尚监狱。朋友的不幸使我焦急不堪，难以言表。我那令人沮丧的想象力总是把坏事越想越糟，这一次可更加使我着慌了。我以为他要在那儿关一辈子。我差点儿要急出精神病来。我给蓬巴杜尔夫人[593]写信，恳求她设法放了他，或者设法把我同他一起关起来。信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信写得太欠考虑，所以未能奏效，而且我也不敢沾沾自喜，以为因自己的那封信的缘故，狄德罗随后在狱中的日子好过多了。不过，如果他在狱中仍旧受到虐待的话，我想我是会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下绝望地死去的。此外，我的信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我也并没到处去吹嘘这事，我只不过跟极少的几个人谈起过它，却从未跟狄德罗本人提起过。

第八节

上一章结束时，我不得不停息一下。这一章一开始，我那重重苦难的长链露出了端倪。

我因在巴黎的最显赫的人家中的两家生活过，尽管不善逢源，但总不免在那里认识点人。特别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年轻的王储及其太傅滕恩男爵。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结识了塞居伊先生，他是滕恩男爵的朋友，因编辑出版了卢梭[591]的精美文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塞居伊先生和我去丰特奈-苏-波瓦住一两天，王储在那儿有一幢房子。我们去了。在路过樊尚监狱时，我一见那主塔便心如刀铰，男爵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晚饭时，王储谈起狄德罗被关押的事。男爵为了引出我的话来，故意指责狄德罗太不谨慎。我便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朋友的不幸才如此激动的，所以也挺谅解，于是就扯到别的事上去了。在座的有两个德国人，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叫克鲁普费尔先生，聪明过人，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太傅。另一个是位年轻人，名叫格里姆先生，暂充王储侍读，等候补缺，而且他服饰很简单，说明他急需得到一个职位。自当晚起，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便开始熟识，很快便情深意笃了。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发展得不算快。他不怎么爱显山露水，与他后来飞黄腾达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相去甚远。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当我得知他常弹羽管键琴伴奏时，开心极了。饭后，拿来了乐谱。我们便弹奏王储的羽管键琴，玩了一整天音乐。就这样，对我来说先是那么美好、最后又那么凄惨的友情开始了。这一点，今后我有许多话要说的。

回到巴黎，我便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被放出主塔，并根据他的保证，让他在樊尚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并允许他会见朋友。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去看他！但因要事缠身，羁留在迪潘夫人家两三天，真是度日如年。随后，我便飞奔而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中。真是一言难尽的时刻啊！他并非独自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589]司库同他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只看见他，一个箭步，大叫一声，便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我泪流满面，抽泣着紧紧地搂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激动、快乐得喘不过气来。他挣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您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当时并未细想他利用我来炫耀自己的这种做法。但此后，有时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

我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主塔给他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印象。尽管他在城堡里已很舒适，而且还可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园子里自由地散步，但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否则心情便糟糕透了。由于我肯定是最同情他的遭遇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他见了最感欣慰的人，而且，不管有多忙，我顶多隔一天就要跑去同他一起过一下午，或者是我单独去，或者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一七四九年，那年夏天酷热难耐。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我手头拮据，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齐刷刷的，几乎没了一点儿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

一看这个题目，我顿时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很真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之后，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奇特之处，有必要说一说。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我了。

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了。这一特点甚至也表现在音乐上。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为喜爱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歌。

在这件事中，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的就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发疯。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587]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思想放开，撰文应征。我这么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蛋了。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造成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一如我的思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我的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窒息了，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骚动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四五年之久，激烈程度之高，恐怕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我在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我在床上闭上眼睛思考着，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考虑来考虑去，然后，待我总算满意的时候，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记了，当我展开纸准备写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我先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是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前来为我生火和打扫。她来的时候，我便在床上把我夜间构思所得口授于她。这个办法我遵循了很久，使我避免忘掉很多的东西。

这篇稿子写成了后，我便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作品，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之手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匀称、最不和谐的东西。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不是一学就会的。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时起，我便同他相交甚得。

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停歇，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歌。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准保可以在格里姆先生家找到我，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观剧。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已不再去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痴情的法兰西剧院。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年轻人连在一起，难舍难分，连那位可怜的“姨妈”也冷落了，也就是说，去看她的次数少些了而已，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之情，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弱。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无法两头兼顾，这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那种我早已有之的欲望，想同泰蕾兹住到一起来。因为怕她家人多，特别是手头拮据，买不起家具，所以一直没敢往这上头想。做点努力的机会一出现，便被我给抓住了。弗朗格耶先生和迪潘夫人深感八九百法郎一年对我来说不够花销，主动把我的年薪加到五十个金路易，此外，迪潘夫人得知我要置办家具，又在这上面帮了我一把。我们把现有的和泰蕾兹原有的家具凑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一套房间。那家旅馆住的都是些很善良的人。我们尽量地布置了一番，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去退隐庐。

泰蕾兹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和气，特别惧内，还给他内人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开玩笑地把这一绰号从母亲移到女儿的身上。勒瓦瑟尔太太并非缺乏才智，也就是说，并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不失上流社会的礼貌和风度。但是，她那神秘兮兮的胁肩谄笑却让我忍受不了。她常给她女儿出鬼点子，企图让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同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这样做于她自己有利，又为她女儿掩盖了过错，从中得益。这女人，我对她陪着小心，关怀备至，常送她些小礼物，一门心思讨她喜欢，可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她便成了我在小家庭中感到头疼的唯一因素。不过，我可以说是在这六七年中，尝到了脆弱的人所能消受得了的最完满的幸福。我的泰蕾兹的心是一颗天使般的心。随着感情日深，我俩愈发恩爱，日渐觉得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如果我俩的乐趣可以描绘出来的话，会因为其普普通通而令人好笑的。我俩相依相偎着在城外散步，在小咖啡馆里花上十来个苏。我俩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的两把小椅子上。这样一来，窗台便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赏着周围的景物、过往行人，尽管身在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街中。这一顿顿晚餐，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粒樱桃、一小块奶酪和我俩一起喝的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绘得出、谁能感受得到它们的情趣呢？情意、信赖、亲密、心灵的温馨啊，你们这些佐料是多么鲜美馋人啊！有时候，我俩一直在那儿竟不知不觉地待到半夜，要不是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这么深了。好了，别谈这些枯燥可笑的细节了。真正的快乐是根本描绘不出来的，我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

我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有过一次更俗不可耐的乐趣，也是我应自责的最后一次的这类快乐。我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和蔼可亲，我同他的关系之好，不亚于同格里姆的关系，后来我俩变得十分亲密。他俩有时来我家吃饭。饭菜是再简单不过的，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滑稽可笑的德国腔的尚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餐虽不能大快朵颐，但不减其乐。我们觉得在一起相处甚得，以致不能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进咖啡馆，便发现他正往外走，要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拿他打趣，他报复得挺有水平，请我们一道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秉性甚好，很温柔，不适合干她那一行。有个老妖婆跟她在一起，尽量在调教她。我们说着浪话，开怀畅饮，放浪形骸，忘乎所以。好心的克鲁普费尔想把人情做到底，所以我们三人便相继地到隔壁房间去同那可怜的小姑娘乐一乐，弄得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格里姆始终咬定说他没有碰过她，之所以同她在那屋里待了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急不可耐。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他也不可能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他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的。

我走出这个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同圣普乐[582]从被人灌得酩酊大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羞得满面通红。而且，在我写圣普乐的故事时，很清楚地想起了自己的那档子事。泰蕾兹从蛛丝马迹中，特别是从我那慌乱的样子，看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我立即坦诚地向她作了忏悔，减轻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幸亏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便得意洋洋地跑来向她添枝加叶地讲述了我的罪孽。而且，自打那以后，他从不失时机地、不怀好意地向她旧事重提。他这样做是罪过的，因为我毫无顾忌、自觉自愿地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我就有权希望他不致让我为此而感到后悔。我从未像这一回一样地痛感我的泰蕾兹心地之善良，因为她对格里姆的做法比对我的不忠更加恼火，而且我只挨了她的一些感人至深、苦口婆心的埋怨，丝毫看不出她的言语之中有任何的嫌恶。

这个出色的女子头脑极其简单，但心地却极其善良，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但有一件事，却是值得补充一句的。我曾跟她说过，克鲁普费尔是个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于她来说，牧师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她竟把最不搭界的一些概念滑稽可笑地给搅和在一起了，竟然把克鲁普费尔当成了教皇。我第一次听见她这么说时，以为她疯了：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对我说，教皇来看过我了。我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急忙跑去把这话学给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听。从此，克鲁普费尔在我们中间就有了教皇的美名，我们还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称之为教皇娘娘让娜。这成了我们永不枯竭的笑料，而且笑得喘不上气来。有些人曾硬是说我在我写的一封信中，亲自说过我一生中只笑过两次，他们那是不了解那时的我，也不了解年少时的我，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这么编排我的。

第二年，一七五〇年，我已不再去想我那篇文章了，可却听说它在第戎获奖了。这个消息唤醒了我写此文时的所有观点，并赋予它们以一种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置于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原先的酵母发酵了。我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尽管该死的羞耻心和畏惧人言使我起先无法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无法与我那时代的信条一刀两断，但自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单等种种矛盾激发我的意志，使之必胜无疑时，我便立即付诸实行。

当我正在对人的义务的哲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对自己的义务加以思考。泰蕾兹第三次怀孕了。我对自己过于真诚，内心过于高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便开始对我的孩子们的命运以及我同孩子们的母亲的关系进行检讨。我这么检讨时，根据的是自然的、正义的和理性的法则，以及同其创造者一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那个宗教的法则。人们假装想使这个宗教纯净，但却玷污它，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程式把这一宗教弄成了说空话的宗教，因为把不可能的事全都规定下来，却又不去实践，那当然是不用费劲乏力的了。

诚然，我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估计错了，但我这样做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属于那些天生的坏人，对大自然的亲切声音充耳不闻，内心深处从未萌发过丝毫真正的正义和人道的情感的话，这种铁石心肠也就极其自然了。然而，我是那么地古道热肠，那么地具有强烈的感情，那么地容易动情，那么地为情爱所控制，那么地痛伤离别，对人是那么地和蔼可亲，那么地热爱伟大、真善美和正义，那么地憎恨各种邪恶，那么地不知记恨、坑人，而且从无此念头，一看到一切有道德的、侠义的、可爱的事情，那么地心软情深，那么地强烈而温馨地激动不已，凡此种种，难道能够在同一颗灵魂之中，同肆无忌惮地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相安无事吗？不，我感觉到了，而且大声疾呼：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曾经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可能错了，但心肠却不会这么硬。要是说出自己的道理来，那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道理可能迷住了我的眼睛，那么它们也会迷惑住许多别的人。我不愿让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我的覆辙。我只想说一点，我的错误就在于，因自己力不从心，而把孩子交给社会去教育，让他们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认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应做的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共和国》[580]的一员。自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想错了，可是，我的理智却并没这么对我说，我还经常感谢上苍通过这种办法保佑了我的孩子们，使之免遭他们的父亲的命运，免遭我不得不抛弃他们时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扔给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的话，她们或因友谊，或因慷慨，或因其他某种原因，是愿意抚养他们的，可他们日后会更幸福吗？或者退一步说，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吗？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人家会让他们仇恨，也许背叛他们的父母，那倒反不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的好。

我的第三个孩子因此也同前面两个一样，被送到孤儿院去了，后来的两个孩子也是同样处理：我一共五个孩子。我觉得这种安排非常好，非常明智，非常合理合法，如果说我没公开炫耀的话，那纯粹是顾及他们的母亲的脸面。不过，凡是知道我和泰蕾兹的关系的人，我全都告诉了。我告诉了狄德罗、格里姆，后来又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再后来，又告诉了卢森堡夫人，而且，在告诉他们时，我是毫不勉强、坦荡直率的，没有任何的迫不得已，其实，我要瞒着大家，也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古安小姐是个正直的女人，为人谨慎，我完全可以信赖她。在我的朋友中，我因利害关系而唯一要道破真相的人，就是蒂埃里大夫，我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是找他来看的。总而言之，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隐瞒，不仅是因为我从不知有什么可以向朋友们隐瞒的，而且是因为我确实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权衡了一切，然后替孩子们做了最佳选择，或者是我认为是最佳的选择。我曾经恨不得，而且现在仍然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像他们那样有人教育，有人抚养就好了。

当我在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尔太太也在这么做，但却并非没有私心。我曾把她们母女带到迪潘夫人家去，迪潘夫人出于对我的友谊，对她们和蔼备至。勒瓦瑟尔太太把她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迪潘夫人。迪潘夫人既善良又慷慨，而勒瓦瑟尔太太并没告诉她，我虽收入微薄但却在尽自己最大所能满足她们母女，所以迪潘夫人十分大方地常周济她。这一点，泰蕾兹因有母亲之命，在我在巴黎期间，始终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谈了好多心事之后，她才说了出来。我一直不知道，迪潘夫人看上去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可对我们的事竟知道得那么清楚。我依然不清楚她儿媳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知道了。其实，她的儿媳是知道的，而且没能憋住。第二年，我已经离开了她们家了，她同我谈到了这事。这就迫使我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此信存于我的信函集中。我在信中阐明了我可以说而又不累及勒瓦瑟尔太太一家的那些理由，而最根本的理由却正是因为她一家的缘故，可我并没有说。

我对迪潘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情是深信不疑的；对于弗朗格耶夫人我也是放心的，而且我的秘密传了出去之前，她早已辞世了。秘密一定是我告诉过的那些人给泄露出去的，而且确实是在我与他们决裂之后泄露出去的。光是这一点，他们是怎样的人就不言自明了。我并不想抵赖自己应受的斥责，我也愿意受到谴责，但是却不愿受这些人居心叵测地发出的谴责。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这只是我的一个过错。我忽视了自己的义务，但害人之心却是没有的，而且，对于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父爱的。但是，辜负朋友的信赖，违背最神圣的诺言，把人家告诉你的秘密给捅出去，恣意败坏被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时依然尊重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名声，那就不是过错的问题，而是灵魂的肮脏丑恶了。

我说过要写忏悔录，而不是辩护书。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打住算了。我应说出真心话，由读者做出公正的判断。我将永不向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完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更加舒服惬意，因为新娘子是个德才兼备、年轻可爱的人儿，而且，在迪潘先生的抄抄写写的人中，她好像对我另眼相看。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子爵夫人又是弗里森伯爵的好友，因此也就成了与伯爵过从甚密的格里姆的好友。可是，格里姆还是我引见给子爵夫人的女儿的。但他俩脾性相悖，所以关系并没有发展下去。而格里姆自那时起便趋炎附势了，他更喜欢在上流社会交际甚广的母亲，而不喜欢她的女儿，因为后者只希望结交一些可靠的、合她胃口的朋友，而不想参与任何阴谋，不想巴结权贵。迪潘夫人看不出舍农索夫人有任何她所期待于她的顺从，便把她的家弄得门可罗雀，而舍农索夫人对自己的品德，也许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宁可舍弃社交的乐趣，几乎一人独守空房，也不愿为自己套上她自觉生来就不习惯的枷锁。这种好似流放的生活，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因为我生性同情落难的人。我觉得她思想形而上学，喜欢思考，尽管有时有点诡辩。她的谈吐绝不像一个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但对我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她还不满二十岁。她的脸色雪白耀眼；如果注意姿势的话，她的身材会是高大秀美的；她的头发是灰黄色的，秀美异常，令我想起我可怜的妈妈年轻时的秀发，使我望而动心。但是，我刚为自己制订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死守的严格的原则使我不敢造次，不为她的美貌所迷惑。整个一夏天，我每天都同她单独在一起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算术，老用我的那些数字去烦她，而没有同她说过一句挑逗的话，也没给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在五六年之后，我就不会这么乖，或者说不会那么傻了。不过，我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是因爱情而去爱的，而且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人使我情窦初开，也让我发出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迪潘夫人家生活以来，我总是知足常乐的，从未表示过得寸进尺的愿望。她同弗朗格耶先生一道给我增加薪俸，都是他们主动这么做的。这一年，弗朗格耶先生对我日见其好，想着让我手头更加宽裕一些，日子不要过得紧巴巴的。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杜瓦依耶先生人已老了，而且挺有钱，打算退休。弗朗格耶先生便主动让我顶替了他。为了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几个星期，我常去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学习必需的知识。可是，或许是我对这个工作缺乏才气，或许是迪杜瓦依耶先生好像想另外物色一个接替他的人，并不真心实意地教我，所以对所需的知识我掌握得又慢又差，那一大堆故意弄得乱七八糟的账目总也入不了我的脑子。

不过，尽管我未能抓住这一行的真谛，但毕竟还能略知一二，所以干得还挺利索。我甚至开始履行职责了。我既管记账，又管出纳，既收钱又付钱，签收票据。尽管我对这一行既无兴趣又无才能，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变得明智了，决心克服厌恶情绪，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当我开始运作起来的时候，弗朗格耶先生做了一次不长的旅行。在他外出期间，他的银箱由我负责，当时里面也就只有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但我却为此而思想紧张，惶惶不安，使我觉得我天生不是干出纳的材料，而且我毫不怀疑，待他回来之后我所得的那场病，肯定是他外出时我的那份紧张焦虑引起的。

我在上卷中说过，我生下来就奄奄一息。先天性膀胱畸形使我孩提时便感到几乎长年不断的尿潴留，是我的苏珊姑姑悉心照料我，吃尽了难以想象的苦头才保住了我的性命。不过，她毕竟是成功了，我的健壮体质占了上风，青少年时期身体已经很健康了，所以除了我讲述过的那种忧郁症以及稍有点热度便尿频使我总感到不便而外，直到三十岁，差不多都没再患过我小时候的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发是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途的劳顿和难耐的酷热使我小便灼痛，腰酸腿疼，至入冬方好。与帕多阿娜有染之后，我以为必死无疑，可却并无丝毫不适之感。在与齐丽埃塔想象多于身体力行的消耗之后，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只是在狄德罗入狱之后，因为在酷热的天气里，跑樊尚监狱受了暑热，患了严重的肾绞痛，自此之后，身体就再没复原。

在我正谈到的这一时刻，也许是因为那该死的出纳的讨厌工作有点累的缘故，我的身体又垮了，比以前更加厉害，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其惨状非常人所能想象的。迪潘夫人给我派来了著名的莫朗大夫，他尽管医术超群，能妙手回春，但让我遭的罪真是一言难尽，到了也没查清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大夫；达朗的探条比较柔韧，果然慢慢插进体内去了。但莫朗在向迪潘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说我顶多能活半年。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之后，我便对自己的状况和干的蠢事有所考虑了，觉得来日无多，可我却牺牲宁静和乐趣，去受制于一种我只觉得讨厌的工作，实在是太不值了。再说，又怎么去协调我刚抱定的严格原则和一个与之很不相应的职位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又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宣扬无私和安贫呢？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头脑里翻腾着，死缠着不放，从此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驱除出去，在康复期间，我头脑冷静地把高烧中下的决心巩固下来，永远抛弃了任何发财进取的打算。我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所剩下的不多的时日，竭尽心灵的全部力量砸断舆论的枷锁，勇敢地去做我觉得好的事情，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必须克服的障碍以及我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简直难以想象。

我总算尽量做到了，而且比自己原先所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像摆脱舆论的枷锁那样摆脱友谊的枷锁的话，我的计划也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世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或者是最有利于道德的计划。但是，当我在践踏那伙庸俗不堪的所谓伟人和哲人的荒谬看法时，我却听任一些所谓的朋友摆布，任由他们把我当成孩子似的牵着走。这帮所谓的朋友看见我独自走在一条新路上，非常嫉妒，便装作努力在使我幸福，其实一心想着出我的洋相，开始极力贬损我，然后让我声名狼藉。引发他们对我的嫉妒的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而是我在此标新立异的自我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们也许还能原谅我，但是他们不会原谅我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榜样。我生性喜欢交友，我性格随和温顺，不难促成友谊。当我默默无闻时，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爱戴我，而且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一旦我有了名气，我就没有朋友了。这是个天大的不幸，而且，更加不幸的是，身边尽是些以朋友自诩的人，他们利用朋友这个名义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把我弄得身败名裂。这本忏悔录的后部将详细阐述这一丑恶阴谋，在此，我只提一个头，大家很快便能看到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么设下的。

我既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想出个活法。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帮抄乐谱，按页数取酬。要是有什么更牢靠的赚钱方法，我当然也会干的。但抄乐谱这活计很对我的胃口，也是唯一可以不依附别人而又能每天都挣到面包钱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

我认为自己无需再瞻念前程，也不再追求虚荣了，便从一个财政官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誊抄员。我认为我从这项选择中，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很少后悔，后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放弃它的，但一有可能，我是定要重操此旧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成功，使我独立生活的决定执行起来就更容易了。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学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能，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

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誊抄员肯定是不会找不到活干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短笺，把此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以及迪潘夫人对我的所有关照，并请他们帮我明志。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在说些什么，还以为我因高烧而在梦呓，所以立马跑到我家来了。但他发现我已矢志不移，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以及所有的人说，我已经疯了。

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高兴异常地在说：“谢天谢地，我无需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确实铁了心了，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太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出了名。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多而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对它们情有独钟。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这没让我少花钱。有人做了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地位上拯救出来。圣诞节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把里面刚洗完晾着的我们的所有衣服全给偷了，其中包括我的四十二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是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挟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描绘的相貌来看，泰蕾兹和我怀疑是她哥哥所为，因为他是个人所共知的坏坯。她母亲气哼哼地非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他。我没敢深入调查，免得果如自己之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竟杳无音讯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这么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件事反倒治好了我对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了，与我的其余行头就更加配套了。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重塑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竭力从内心深处根除对别人非议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对别人的指责的担心。借助我的文章的出名，我的决心也产生了反响，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就比较地成功。然而，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下所能取得的成功。首先是我的身体欠佳。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各以各的方式为我诊治，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大大地虚弱不堪。我越是听从他们医嘱，我就变得愈发黄瘦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发现唯有达朗的探条多少能起点效用，我觉得没有它就没法活似的，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好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今后也好自己备用。在我经常使用的八九年当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五十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的，一个垂死之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的日常工作的妨碍不见其小。我的那篇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578]，连问题都没搞懂，竟然以大师的派头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气便不打一处来，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狠得没人敢为他们帮腔。有个叫戈蒂埃先生的，南锡人，是第一个撞在我枪口上的，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576]，他竟肯同我争论一番。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仍旧毫不客气。我对他仍旧尊敬备至，但对他的文章却大加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神父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借自己的嗅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毫不容情地对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痛加鞭笞，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尊敬的神父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

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的文章那么轰动，但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独树一帜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告诉公众，一介草民是怎么捍卫真理，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的。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傲然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位我可以对他深表我之崇敬又不失之谄媚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非被扔进巴士底狱不可。我一刻也没这种担扰。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了，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种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此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的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便人捎带。这的确是我的不是。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邦邦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浪费了大量的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助益，对我的钱袋也无所补。我当时的书商比索付给我的小册子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譬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个子儿，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点稿酬，也且等着哩，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哪一桩也没干成。

这两种行当还有一个极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的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攀龙附凤，别无他求，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实现不了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成百上千的鬼点子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住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招至无数的敌人，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任人摆布，因此，不管我如何对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便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却不愿意。大家想出了干百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木偶小丑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是谁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一个劲儿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欲报复，骂我傲慢无礼，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猜想得到，我所做的决定，以及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锱铢必较，但毕竟不会违拗母意。因此，如同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馈赠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地里捣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明摆着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好了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做自己的主。我哀求，我苦劝，我发火，但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老讨嫌，暴戾鬼。她同我的朋友们老是嘀嘀咕咕的。在我的这个小家庭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了。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我行我素。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每日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味了。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沉思默想着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拍纸簿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地被抛到社交界中，既无它的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而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邯郸学步。我无法克服的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便打定主意作践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假装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的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所以尽管是与我的天性大相径庭的一种做作，但却保持得出乎意料地好，出乎意料地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中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确实实是总也演不好这一角色。我的朋友熟人像牵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话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却普遍的大道理，我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失礼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了。随即，在巴黎，便再没有谁比我更受欢迎的。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相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番。

我当时认识不少的人，但只有两个知己：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次把自己所爱之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相互间也就很快成了好友。我把他俩聚在一起，他俩十分相投，而且相互间的关系比同我的关系更加紧密。狄德罗认识的人不计其数，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些朋友。我已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埃皮奈夫人家，去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蹊跷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过从甚密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结识的男男女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父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拮据之时，曾异常慷慨地解囊相助。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

有一回，他对我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却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一个热心肠的朋友。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同他与之关系甚笃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来潮，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卡于萨克而代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便悲从中来，意欲殉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特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话，又不吃，不动，有时好像听得见别人的说话，但却不吭声，连个表情都没有，可他既不激动，也无痛苦，也不发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雷纳尔神父和我轮流看护他。神父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则不会走。弗里森伯爵闻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什么方子也没给开。我因为担心朋友有所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滴水不进。那蜜饯是我不时地给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他咽得倒是挺顺畅的。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向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父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以及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事免不了流言四起。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哩。这段佳话使格里姆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以及一切情感为一身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青睐，你请我邀，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他一向认为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则表现在一张嘴上。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我很开心，但我却不愿意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着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眼下么，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很对，便照我说的做了，而且非常潇洒，以致我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府。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产颇丰，虽挥霍无度，但却高雅有致，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才子，而且他自身也有知识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文人雅士。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撮合，欲与我结交。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地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绰。”但他依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总也听不得几句好话，而我每每因此而大吃其亏。

我有资格高攀为朋友的另外一位相识就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以及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不会不喜欢有才之人的，所以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仰慕已久，这次又见面晤谈，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造访，颇觉汗颜。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此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可亲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不太持久，我就不在这儿提及了。这些交往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交往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看穿，今儿看过之后，明儿也就没啥新鲜的。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久远，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拜访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恩维特》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他后来却成了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的一个人同一个姓氏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本该一天到晚干自己那一行的，可我却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增加收益，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抄。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待不下去，渴望到乡间去。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该处的副本堂神父，我们就住在他那儿，但并不使副本堂神父觉得有所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那儿一次。副本堂神父嗓音好，唱得动听，尽管他不谙音乐，但他对他的那部分唱词却学得既轻松又准确。我们在那儿专门练唱了我在舍农索写的三重唱。我还按照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父凑凑乎乎写出的唱词写了两三首新的三重唱。在这纯净的欢乐中写下并演唱的这些三重唱，我竟把它们连同我所有的乐谱都撇在伍顿，我为此而深感遗憾。达旺波尔小姐也许用它们做了卷发纸，可它们是值得保留而且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位法作品呀。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些小小的外出旅行中，“姨妈”非常开心、愉快，我自己也心情舒畅。有一次归来之后，我极其匆忙而潦草地给副本堂神父写了一首书简诗，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见到它的。

在离巴黎更近点的地方，在米萨尔先生家，还有一处极合我胃口的落脚处。米萨尔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他在帕西弄了一处迷人的居所，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很宁静的时光。米萨尔先生是个珠宝商，明智豁达，生意上赚得一笔不小的资财，并把独生女儿嫁给了经纪人和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的公子，然后，便做出明智的决定，放弃了生意和事务，抛开了生活的烦恼，安度晚年。老好人米萨尔是一位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旷达者，在自建的舒适房屋里，在亲手侍弄的非常漂亮的园子里，生活得无忧无虑。

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数量之多，令他那激奋的想象力看到大自然里只有贝壳，以致他最后真的以为宇宙间只有贝壳和贝壳的残余，以为整个地球只是含贝壳残余的泥沙了。他成天想着这些东西以及他的离奇发现，脑子发热，以致最后这些东西本会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体系，也就是说，会走火入魔，如果他不是因患一种奇特而疼痛的疾病，终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的话。

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倒是件幸事，可对于喜爱他、住在他家觉得非常舒适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不幸。他胃里长了个瘤子，日益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找到他吃不下的原因。这个瘤子折磨了他好几年之后，把他给活活饿死了。我每每想起这个可怜而可敬之人最后的那段时日，总不由得要揪心伤悲。勒涅普和我是看见他最后那副惨状的唯一朋友。可他就是那么痛苦，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俩。他当时已经是只能眼馋地看着我们在吃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几乎连几滴淡淡的茶水都喝不进了，一喝便吐。可是，在他痛苦难耐之前的那些时日，我在他家同他结识的那些卓绝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么欢快的时刻呀！在这些朋友之中，首推普雷沃神父。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朴实的人。他心地高尚，作品生动感人，堪称不朽之作，而在他的脾性和在他与人相处之中，从未有过他赋予其作品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是个运气很好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是死后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认为他把米萨尔的思想体系延伸到整个宇宙了。在女士中，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当时只是个善良的女性，还没假装女才子哩。还有旺洛夫人，她肯定谈不上美，但却可爱动人，唱起歌来像天仙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莱特夫人了，她也善唱，尽管人很瘦削，但如果不是自命不凡的话，倒也还是挺可爱的。这差不多就是米萨尔先生的全部朋友。

要不是我喜欢听米萨尔先生与我促膝畅谈他的贝类学的话，我本会更加喜欢他的那些朋友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同他一样地对贝类学感到饶有兴味。

他早就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劝我去他家饮用。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我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到帕西住了十来天，这对我大有好处，倒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而是因为住在了乡间。米萨尔会拉大提琴，并且酷爱意大利音乐。一天晚上，我们睡前畅谈了一番意大利音乐，特别谈到我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都非常着迷的那些喜歌剧。入夜，我睡不着，就老是在幻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类剧种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574]压根儿就不是这种歌剧。清晨，我边散步，边饮矿泉水，还一边非常匆忙地作了几句所谓的诗，并配以随着诗兴而来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是《科兰，我永远雇佣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艺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多次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上演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572]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份，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的耳朵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的。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570]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作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致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被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喜爱也是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耳朵。

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却不愿插手其间。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满意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划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的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

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神态和腔调都绝无狂妄、优越之处。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却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不说，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若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地随便，胡子拉碴，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德性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对劲儿了。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地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出自理直气壮。我寻思，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事事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

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笑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地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致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却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至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说实在的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纯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的那一场[568]，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议：“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直流。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冥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再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的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

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事。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极不对劲儿，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挟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和淡泊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专事逢迎，或缄口不言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呢？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呀！为了保有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致纷纷议论，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的。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短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如何地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要去她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光景走进埃皮奈夫人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对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大加鞭笞。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拿到它。尽管我对他的一番热心很感动，但我却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起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却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晚。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硬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拢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极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怀着尊敬。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的。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当时已有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身体有恙，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印刷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彻始终的，依我看，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时，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566]。

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更加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轶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无暇在此多加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观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味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门，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典》，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蹋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劲儿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顶不住。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比试比试，即使排在《女仆情妇》[564]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远远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剽窃行径该有多少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白白地费心劳神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丁点儿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极其狂热的崇拜者。

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和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聚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别称。争论日趋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559]的嘲讽；他们想理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557]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唯一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去向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群起而攻之，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值得塔西陀[555]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的。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大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尚未忘怀。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553]先生表示这样做会贻笑大方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依然可以作证，因为这桩奇闻异事距今还不超过十五年。

诚然，人们并未伤及我的自由，但却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大义凛然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去歌剧院去得更加勤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壮举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极尽卑鄙恶劣之能事，竟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唯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五十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不说这五十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搭界，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不相干。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中高声叫嚷道：“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要求双份的一位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语简直太对了：“人皆喜为他人主持公道。”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废除了同我约好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上，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敢恭维，这样一来，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了，但却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是偷盗了；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已有而已。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若是换了别人，准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以使我生活好几年的，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551]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五十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科兰一角；歌剧院给了五十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劳动，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弥儿》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弥儿》却思考了二十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却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根苗。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此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高兴劲儿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了畅谈，代之以一小堆、一小撮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待着，不知同谁说话的好。这种令人下不了台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向来待我甚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尚可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名其妙地无端冲我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对待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每谈到他以及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却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到之处。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来说，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却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嫉妒我，好像还更加与我相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上演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不尽如人意。由于七八年的工夫都未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便对该剧院起了反感，觉得那帮演员用法语演出水平太差，所以真想让法国演员来演我的剧，而不找他们演了。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喜剧演员拉努。我跟拉努早就认识，而且如大家所知，他是个优秀的人，又是作家。他很喜欢《纳尔西斯》，负责让该剧匿名演出，并且，在这期间，还送了我一些入场券，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向更喜欢法兰西剧院，而不太喜欢另外两个剧院。剧本受到欢迎，被接受了，并且以不道破作者姓名的方式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认为，演员们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是知道作者是谁的。艾桑小姐和格朗瓦尔小姐饰演情女的角色。尽管，依我看，全剧精髓未能演出来，但却不能说这个剧演得很不好。

我可说是对观众的宽容感到惊奇而感动，他们竟然有耐心静静地从头看到尾，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的表现。就我而言，我对第一次演出就厌烦得不得了，都没能坚持看完，出了剧院便直奔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儿见到了波瓦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他们可能同我一样也感到厌烦了。在那儿，我公开地承认了我的Peccavi[549]，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该剧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所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坏剧本的作者，这一做法深受赞赏，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的。

我甚至从坦白承认的勇气中得到了对自尊心的一种补偿，而且我仍认为，彼时彼地，说出了的骄傲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不过，该剧本虽说是演起来不受欢迎，但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所以我让人印了出来，而且，我在属于我的佳作之列的序言中，开始阐明我的准则，比我在此前所阐明的更深刻一些。

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全面地阐述了。我想，那是在一七五三年，第戎科学院发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一个大的问题所震动，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动手写了起来。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七八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作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和；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花销；泰蕾兹同她俩一起戏耍；而我则不用操什么心，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寻开心。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荡涤掉人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寻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相比较，向他们指出，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明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循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儿在往前走着，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的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住地埋怨大自然的愚蠢者，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你们自身。”

从这番凝神思索中，产生《论不平等》。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的著作都合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最为有益的，但该作在整个欧洲却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去了，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而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裨益。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被尿潴留所折磨，完全任由医生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病痛，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格。从圣日耳曼归来，我感到自己有力气了，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吃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待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中间，不合吾意。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场合又是那么地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憎可鄙了。即使是在同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太少温馨、坦诚、直率，因此，我厌恶这喧嚣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着去乡间居住，虽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间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首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直到入夜方归。

我当时同戈弗古尔过从甚密，他因职务关系得去日内瓦，建议我与他同行。我答应了。我的身体欠佳，少不了“女总督”的照料，因此，决定她也一同前往，留下她母亲看家。待一切安排停当，我们仨便于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起动身了。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影响了我那生而有之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

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泰蕾兹便表示极为讨厌与戈弗古尔单独待在车内，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仍想下车步行时，她也跟着我下车步行。我对她的任性责骂了很久，甚至坚决不许她下车。最后，她不得不对我说出个中原委。当我得知我的这位已六十有余的朋友，这位患有足痛风、腿脚不便、因寻欢作乐过度而伤了身子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自我们上路时起，便在着意诱惑一个既不漂亮也不年轻、属于自己朋友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竟至把钱袋赠与她，还拿一本淫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带着的许许多多的污秽的画，借以撩拨挑逗她，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仿佛坠入五里雾中。泰蕾兹气忿不已，有一次竟把他的那本污七八糟的书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还得知，第一天，我因剧烈头疼没吃晚饭便去睡了，他竟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跃跃欲试，像个老色鬼、骚公羊似的去勾引她，简直不像我所信赖而又托付了自己的伴侣的一个正人君子。我是多么地惊奇！多么地揪心呀！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把它同轻蔑不屑联在了一起，不得不取消我对一个我所爱戴并自以为被其所爱的人的信赖和尊敬！那个无耻之尤还对我瞒着他的卑鄙行径哩。为了不让泰蕾兹为难，我不得不对他掩饰着我的轻蔑，把他不该知道的一些情感深藏在心中。友情的温柔而神圣的幻象啊！戈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面纱在我眼前掀开了。自此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垂落啊！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无法忍心离妈妈那么近而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还剩下点什么？她就是蓬韦尔神父把我推荐给她的那位当年那么光采照人的瓦朗夫人吗？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

我早就在信中多次央求她前来同我一起安静度日，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无济于事。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发不误，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分文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个子儿的话，我原本是该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趟，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前行，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容我把她这一次表现的善良再说一下吧。她的首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并流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命运共呼吸，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另有所系，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松弛，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所帮助。我为她而叹息，但却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深感的内疚中，唯有这是最痛心疾首、最抱憾终身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吧！我的负义薄情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之人的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已草拟了我的那篇《论不平等》的题献词。我在尚贝里时，把这个题献词写定了，并注明写于尚贝里的日期，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注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免得有人挑刺儿。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褫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汗颜，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我在想，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之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横加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所奉之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尊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的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总而言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避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若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尊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我决心这么做了。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的教区的牧师的训令。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不含糊的。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五六个人的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甚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我日日夜夜地琢磨我准备的一篇短小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蠢乎乎地回答着“是的”或“不是”。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并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好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为感动，因此，我在总在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安居，度过余年。

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撂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简直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伊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甚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贻笑大方。但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烈，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很暖昧，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虽然如此，可我仍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耻的。

尽管这些应酬费时费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吕克莱丝[547]，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斗胆地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译塔西陀，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待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了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结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不开心，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发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却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

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予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般配而又失去了它。

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一些更强烈的原因在起作用的话，光凭这一不顺遂是不会改变我退隐日内瓦的初衷的。埃皮奈先生想给舍弗莱特城堡加盖缺少的一翼房舍，为此而耗费颇大。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去看这项工程，我俩走出挺远，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园子的蓄水池处，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子，园内有一破败不堪的小屋，人称“退隐庐”。这个幽静宜人的地方，在我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见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啊！夫人，这住所多美妙啊！这真是为我而设的退隐之所。”埃皮奈夫人当时并未太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再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在原先小屋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几乎崭新的小宅子，布局十分得当，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盖起了这座小宅子，而且花钱很少，只是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而已。第二次来时，她见我如此惊奇，便对我说：“我的大熊啊，这就是你的栖身之地。这是您自个儿选定的，是因友情而送给您的。我希望它将使您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感动过：我用泪水沾湿了我女友那只惠手；如果说我当时并未被征服，但却从根本上产生动摇了。埃皮奈夫人想一气呵成，便百般催逼，用尽一切办法，托过不少的人，来说服我，甚至为此而动员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出来规劝。她终于说动了我的心。

我放弃返回祖国居住的计划，决定并答应住在退隐庐。她一边等着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备家具，所以开春便一切安排停当，可以入住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公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而我若是去日内瓦，就会再遇上把我从巴黎驱走的那种气氛、风尚和风俗，我就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行为举止上，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学究，或者是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完蛋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假使我自觉有此能耐的话。可我单枪匹马，既腼腆羞怯，又不善辞令，面对一个傲慢、阔绰、深受王公大人的青睐而又口若悬河、已是女士和年轻人的偶像的人，我又能怎样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如果说曾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仍旧在欺骗着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怀着满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仍怀疑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

特隆桑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期前去日内瓦定居的。他不久之后来到巴黎闯荡了一番，挣了不少的钱。他到巴黎后，同若古骑士一道来看过我。埃皮奈夫人非常希望他能单独给她诊治一番，可看病的人太多，她插不进去，便来求我。我便敦促特隆桑去给她看看。

就这样，在我的撮合之下，他俩开始有了交往，而且后来，关系愈加紧密，反把我给甩了。我的命运总是如此，一旦我把我的两个彼此互不相交的朋友弄到一起，他们就必定联起手来反对我。尽管特隆桑一家在自那时起便参与的践踏祖国的阴谋中都对我恨之入骨，但特隆桑医生本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仍十分友好。他甚至在回到日内瓦之后还给我来过信，建议我就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一职。但我的主意已定，这番盛情并未使我产生动摇。

就在这一时期，我又去了奥尔巴什先生府上，原因是他的夫人去世了。奥尔巴什夫人和弗朗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在日内瓦期间辞世的。狄德罗在把奥尔巴什夫人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她丈夫悲痛欲绝。他的痛苦触动了我。我也深为这个可亲可爱的女人之死感到扼腕，因此，我给奥尔巴什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悲伤的事使我忘掉了他所有的不是，所以，当我从日内瓦归来之后，而他为了散散心，同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法国各地转了转回来之后，我便前去看他，后来仍继续去看望他，直到我去退隐庐为止。

当他那个小圈子中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他当时同她尚无来往——在为我准备一个住所，讽刺嘲弄便像冰雹似的向我砸来，硬说我需要别人捧场和都市的娱乐，耐不住寂寞，连半个月都待不下去的。我自己心中有数，随他们去怎么说，我反正干自己的。奥尔巴什先生倒是帮了我个忙，给勒瓦瑟尔老头找了个地方安置好了。老勒瓦瑟尔已八十多岁了，他妻子感觉是个累赘，老央求我把他给打发掉。老头被送到一个敬老院去了，由于年岁太大，又被孤身离家所苦，几乎刚一去便进了坟墓。他妻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对他的死并不怎么伤心，倒是一向疼爱其父的泰蕾兹却抱憾终身，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父亲离开她而了却余生。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未曾料到的客人来拜访我，尽管他是个老相识了。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旺蒂尔，他有一天早晨突然闯来，我真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是大变样了！他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看上去形容萎靡，使我不敢与他亲近。或许是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许是声色犬马使他神情恍惚，或许是他那昔日的风采源自青春年少，而今已是白头。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于是，我们便挺冷淡地告别了。可是，当他刚一走，往日的情谊便强烈地唤起了我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多么温馨的青春时代呀，我把它理智地奉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她现在的变化也不亚于他呀。我也回想起了那幸福年代的种种小趣事，想起了在托讷与两个可爱的姑娘一起度过的天真无邪尽情尽欢的那浪漫的一天，她俩赏给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但尽管如此，这却给了我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人的心，充满了美妙的幻想，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我相信这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事了。这所有的温情回忆使我不免为逝去的年华而流泪，为失而不能复得的激情而伤悲。啊！我若是能料到晚年那不幸的激情的重新燃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不幸，我本会为这激情的归来而洒下多少眼泪啊！

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心顺愿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而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地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如此这般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先生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上。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做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极其欣然。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极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深地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得以公诸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背离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之中，我必须面对真理，不得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地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有所宽容，而对自己则更加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说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是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作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面世的，也不是想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发表。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逝的话，那我宁愿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其真实面貌，而非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

第九节

我急着住进退隐庐，等不及美丽的春天的到来。新屋一收拾停当，我便赶紧搬了进去，引起奥尔巴什一伙的一片嘲笑，硬说我耐不住三个月的寂寞，很快便会不知害臊地溜回来，同他们一样地在巴黎生活。可我，十五年来，一直背离自己生活之所，今日得以返朴归真，我哪还会去管他们的耻笑。自从我不由自主地被抛进社交场上以来，我一直都在缅怀我那可爱的沙尔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恬静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适合退隐和乡居。在别处生活我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荣任类似外交使节的职位，满怀着加官晋爵的骄傲，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享受着朵颐之快，观赏着戏剧的辉煌，沉浸于虚荣的幻海之中，但我始终回忆着往日的丛林、清溪、悠然的漫步，这使我意乱情迷，勾起我的嗟叹，引发起我的憧憬。我之所以能屈从于所有的工作，屈从于强打起我的精神来的种种的野心勃勃的计划，都不外乎为了一个目的：有朝一日，过上我此时此刻正庆幸将要接触到的那种幸福恬静的乡间生活。我原以为只有相当地富足之后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可我现在并未富有，竟也能不必富有，通过截然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我有点名气，有点才气，又很俭朴，而且摒除了所有为堵他人的嘴所必需的一切花销。此外，虽然我很懒惰，但我只要愿意，还是很勤劳的。我之所以懒惰，并非想无所用心，而是一个独立之人所有的那种懒散，只是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活。我那抄乐谱的活计既出不了名，又无大的油水，但却很有保证。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择这一行当。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就能活得下去。由《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剩下来的那二千法郎，使我不致捉襟见肘，而且，还有好几本我正在写的书也使我无需敲诈书商，足以贴补生活，使我不必疲于奔命，可以从从容容地干活，甚至还有空去散散步。我那三口之家，人人有事干，花销也不算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相比，入可敷出，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像像样样地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油水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完全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会让我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了。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情。我的才情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以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情永不枯竭。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却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想方设法地去说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说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样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卓越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行当时才会是卓绝的、可尊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太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活该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着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离开了都市，再也不在都市中居住。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有所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为之，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一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是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却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惠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地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真是美不胜言。

虽然天气寒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却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我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听到了黄莺在毗连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儿啁啾使我猛地一颤，我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顺遂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翌日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为我所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野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在都市中所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只有四法里之遥。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拍纸簿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向来只有在露天下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方法，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有好几部作品动手了，我又重新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加一把劲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偿还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歪歪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数一数，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之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你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此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致勃勃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名闻遐迩的那部作品，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已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捧上天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连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行事，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适于造就最有道德、最为开明、最为聪慧的人民，总之，广义而言之，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极其相似，即使不尽相同：“其性质始终最接近于法的政府是哪一种政府？”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是法”的问题以及一连串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一切在把我引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有益于人类的幸福，特别是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而在我刚刚去过的那一次，我在我的祖国并未发现如我所想的那些比较正确、比较明晰的法律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曾认为，以这种间接方式为我的同胞们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最能使之原谅我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的。

尽管我写此书已有五六年了，但进展仍旧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悄悄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连狄德罗我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生怕我的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够不受压制地写出该题目所需之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揪住不放，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无疑，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出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出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我。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印制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却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但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

根据事态发展将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

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露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露出来的我的那一部书，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书在法国的出版。此书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父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词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蜚语流言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词了。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计划新定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父的著作选。鉴于叙述的连贯，我此前未及谈到。此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父提起的。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父为宠儿的巴黎三四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至少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宠这位神父的。她对神父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若是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甚差，以致难以卒读。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父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对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创新立异的人。再说，我并非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有二十三本之巨，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短浅错误的观点，而又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如果我能不失脸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不干的。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子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的神父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不得犹豫。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干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而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假如我写起来果如我所拟定的计划的话。人们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判若两人。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尽人皆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以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因为，毋庸置疑，对于一个正派的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艰难的，而如果能追根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他始终是一样地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面探索自己，一面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不知不觉地便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所搜集到的许许多多惊人的观察材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觉得，从它们的自然本原来看，它们是适宜于提供一种外在的准则，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竟至使得我们的心灵处于或维持在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学会强迫动物机制去帮助它所极其经常纷扰的精神秩序，那么就能使理性少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食物、嘈杂、寂静、运动、静止，这一切全都作用于人体的这部机器以及我们的心灵，因此，全都在向我们提供成百上千种几乎确实无误的支撑点，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受其摆布的那些情感控制在其起始点。这就是我已经在纸上打了草稿的基本思想。我希望这一思想能对生性很好、真诚喜爱道德、警惕自己的弱点的人产生效用，因而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很容易写出一本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书来。可是，我并未在这本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论》的书上花多少工夫。大家很快就将知道的一些分心的事使我无法顾及它，而且大家也将知道我的写作纲要将落个什么下场，它与我自身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除了所有这一切而外，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体系，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考虑的，因为她丈夫对她儿子的教育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碍于情面，我对它却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更加上心。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题目中，这个问题是我唯一进行到底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待的结果，好像应该给其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这是件伤心的事，先按下不表。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所有这一切计划使我在散步时有了思考的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走着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也就停止思考了，我的脑子是同我的双脚一起运作的。不过，我也心存戒备，准备了一项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好干。那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该辞典的材料散乱、残缺、不成样子，使得这部作品大有推倒重来的必要。我带了几本为此所需的书来；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对好多书进行了摘录；那些书是人家从皇家图书馆借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着的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出不去，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干的。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蒙莫朗西，甚至于后来在莫蒂埃，我都受益匪浅。我是在莫蒂埃一边干着其他事，一边把这项工作完成的。我始终觉得变换着工作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执行着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觉得甚为满意，但是，当美好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经常地吸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时，我便觉得，有些事情起先倒并没怎么让我费心，我也没太在意，可现在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其他计划。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自己的朋友，极其热情地帮助朋友，为了朋友，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朋友们对她的回报。在这之前，我一直都在回报她的热情，并没觉得是迫不得已，但最后，我明白了，我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只是因为友谊的缘故，我才没有感觉出它的重负。我因为讨厌与众多的宾朋应酬，所以更觉得这条锁链之沉重。埃皮奈夫人因此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似乎于我有利，其实更有利的是她。

这就是每当她孤独一人或差不多没有客人时，便让人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到这对我有什么不便的。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在我有空时去拜访她了，而是她有空召我前去，因此我就再也无法知道自己哪一天可以由我自己来支配了。这种约束大大地损害了我在此之前一直想去看望她的那种乐趣。我觉得，她如此慷慨地赠予我的那种自由，其实是有条件的，让我永远也享受不着。有这么一两回，我想试试自己的自由，她便立刻又是捎信，又是写条，又是为我的健康大惊小怪，弄得我只有借口卧病在床，才能幸免于召之即去。我必须屈从于这个束缚；我屈从了，而且，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最恨依附于人的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屈从了，因为我对她的真心爱戴使我感觉不太出来这是一种枷锁。她因此也就凑凑乎乎地填补了她的常客不来时所留下的娱乐空白。这对她来说虽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种补足，但毕竟聊胜于无，因为她是忍受不了绝对的孤寂冷清的。然而，自打她想尝试一下文学，并打定主意不论好歹写点小说、书简、喜剧、故事以及其他这一类的玩艺儿时起，她便很容易地就填补了自己的空虚。但是，使她感觉有趣的不是要写这些东西，而是要写来读给人家听。如果她一旦胡乱涂了两三页纸出来，那她就非要在这项巨大工程之后，找到两三位自愿的听众不可。我尚无被选中之荣幸，除非是经别人好心推荐。我若是只是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总是不被人看重的。而这不仅仅是在埃皮奈夫人的圈子里如此，在奥尔巴什先生的圈子里以及凡是格里姆定调子的场合全都如此。这种不起眼使我在任何地方都觉得挺自在的，只是单独同她在一起不行，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不敢谈文学，因为轮不上我来评论。也不敢谈论风花雪月，因为太胆小，宁可死也不敢被人笑话成一个老色鬼。这种念头我在埃皮奈夫人身上从未起过，而且，即使我一辈子都守在她的身边，这种念头也许也不会出现一次的。倒不是我对她这个人有什么嫌弃，恰恰相反，我也许像个朋友似的非常地喜欢她，以致无法像个情人似的去爱她。看到她，同她聊天，我感到快乐。她的谈吐尽管在社交场上很引人入胜，但单独在一起时却枯燥乏味，而我的言谈也不妙趣横生，也逗引不出她什么话来。我因相对无言太久而颇觉难以为情，便想尽方法没话找话。这种交谈尽管常常让我觉着累，但却从不使我感到厌烦。

我很乐意能向她献点小殷勤，给她兄妹般的轻吻，我觉得这些吻对她来说，并无什么欲火。我俩之间，仅此而已。她极瘦，极其苍白，胸脯像搓衣板。单单这一缺陷就足以浇凉我的欲火了：我的心灵和感官从来就看不得一个女人没有酥胸的；另外还有一些无需说的原因，总是让我在她身边时忘了她是个女性。

我就这样横下了心，忍受这不可免的屈从，未有任何的抵触，而且，至少在头一年里，我还觉得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难以忍受。埃皮奈夫人通常差不多整个夏天都在乡下度过，可头一年的夏天却只住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她有事被迫留在巴黎，或许是格里姆没在，她感到住在舍弗莱特没趣。我趁她不在的空当儿，或者趁她宾客满堂之际，享受与我的好泰蕾兹及其母亲单独在一起的乐趣，这使我感到格外地可贵。尽管几年来我常去乡间，但几乎并未尝到甜头，而且又总是同一些自命不凡之辈去的，拘拘束束，大煞风景，所以这在我心中更加激起了对乡村情趣的偏好。我越是就近看到了乡村景色，就越是感到失去它们之苦。我对沙龙、喷水池、人工的树丛花坛以及夸耀这一切的讨厌鬼们厌烦透顶，我对织花、羽管键琴、牌局、丝结、愚蠢的俏皮话、乏味的撒娇、无聊的故事和盛大的晚宴恼火极了，所以，当我瞅见一个不起眼的小荆棘丛、一片树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穿过一个小村庄，嗅到香草炒鸡蛋的香味的时候，当我老远听见牧羊女的歌声中的乡土气息的叠句的时候，我便让什么胭脂呀、饰物呀、琥珀呀，统统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庭主妇的饭菜，喝不上乡村酿酒，感到非常遗憾，真想给厨房大师傅、管家老爷一记老拳，他们竟让我晚餐时分吃午餐，睡觉之时用晚餐。尤其是要揍那帮仆役老爷，眼睛贪婪地盯着我的饭莱，把他们主子的假酒以高于小酒馆佳酿十倍的价钱卖给我，否则就让我活活地渴死。

现在我总算住在自己的窝里，住在一舒适幽静的避难所中，可以支配自己的时日，过着一种我觉得生来就该过的不受干扰、平和安静的生活。在说出这种对我来说崭新的生活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我的种种内心情感，以便大家能从其根源上更好地看到这些新的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与泰蕾兹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天视作固定我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有所寄托，因为原该让我满足的那份爱终于被残酷地斩断了。对幸福的渴求在一个男人的心中是绝不会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在向我证明，她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幸福了。

我失去了任何分享她的幸福的希望，只好去寻求一个适合于我的幸福了。我游移了一阵，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如果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去威尼斯时原本是会忙于公务的。我很容易灰心丧气，特别是在艰巨的、长期的事业上。那次事业上的失败使我对其他任何事都感到厌烦，而且，依据自己往日的信条，我视所有遥远的事为镜中花水中月，决心今后得过且过，再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激发我努力奋进的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俩邂逅相遇了。这个好姑娘的温柔性格使我觉得与我的性格极为相投，因此我便依恋上她了。这种依恋是经得起时间和挫折的考验的，凡是本该使它夭折的一切反而使它更加增强。当我将揭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心中捅的伤疤、痛楚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这种依恋有多么地强烈。我在写这些之前，对任何人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为了不同她分开，我竭尽了一切努力，冒尽了任何风险，而且，我还不顾命运多舛和众人的反对，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终于在我晚年之时，在她并没有期待我，也没要求我，而我也没做任何许诺和保证的情况之下，同她结了婚。当大家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将会认为是一种狂热的爱从第一天起就让我晕头转向了，然后逐步地把我引向那最后的荒唐之举。当大家知道还有种种特别的、强有力的理由本该阻止走最后这一步棋的时候，一定更加会有上述想法的。我将告诉读者——读者们现在应该看到我是在把全部真情道出来——从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她从未感到有丝毫爱情的火花在闪烁；我并不想占有她，正像我并不想占有瓦朗夫人一样；我在她身边得到的感官上的需要，对我来说，纯粹是性欲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读者们闻之将作何感想？他们将以为我的体质与他人不同，无力感受到爱，因为在我所最为依恋的两个女人身上，我都没有注入爱的真情。啊，且慢，我的读者！不祥的时刻正在靠近，你们将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我知道，我是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但必须如此。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无法消除的需要完全充盈在我的心中，那就是亲密的结合，有多亲密就多亲密的结合，特别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必须有一个女人而非男人，必须有一位女友而非男友。这个特别的需要极其强烈，以致肉体上的如胶似漆还不够，我恨不得两颗心长在同一个肉体之中。非如此，我则总是感到空虚寂寥。我那时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感到空虚了。那个年轻女人具有无数长处，着实可爱，而且容貌姣好，没有丝毫矫揉和妖冶，如果我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融进我的生活之中来的话，我是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她的生活中去的。关于男人方面，我没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可以肯定我是她真正爱着的唯一的男人，而她清心寡欲，甚至当我在这方面对她来说已不再算是个男人的时候，她也没想去另觅新欢。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与她的秉性相去甚远，所以我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的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真的恨不得能成为她母亲的孩子！我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总不能如愿。我本想把我们大家的利益拴在一起，但却徒劳无益，并不可能。她母亲总是另有打算，与我的利益不仅不同，而且背道而驰，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大相径庭，因为她女儿的利益与我的利益已密不可分了。她同她的其他子女及其孙辈们全都成了吸血鬼，偷泰蕾兹的东西算是对她最微不足道的损害了。可怜的姑娘习惯于逆来顺受，甚至在她的侄女们面前也是如此，所以便任凭他们偷抢、摆布，不敢吭一声。我看到自己掏空了钱囊，提尽了劝告，竟未能让她得到任何好处，真是痛苦极了。我试图让她摆脱她母亲，但她总是拗着。我尊重她的这种态度，而且对她更加敬重。但她的拒绝态度让她吃尽苦头，也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她一心向着她母亲及其家人，胜过向着我以及她自己。他们的贪婪对她的损害尚不及他们的主意对她的损害来得大。总之，如果说由于她对我的爱，由于她的善良本性，她还没有完全被他们控制的话，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对她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以致我无论怎么做，我们也自始至终是无法合二为一的两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真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温情，可心灵的空虚却从未很好地得以填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本可以填补了，但反而更糟。想到把孩子放在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里，会越养越糟，我便浑身发颤。放在孤儿院去受教反倒危险小得多。使我做出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朗格耶夫人的信中所陈述的所有理由都更加强有力，但唯独这个理由我却没敢告诉她。我宁愿不为这样严厉的斥责洗刷自己，因为我想顾全一下我所钟爱之人的家庭。大家看看她那无赖哥哥的德性，可以评一评，我是否应该不畏人言，让自己的孩子别去接受像她哥哥那样的教育。

由于无法充分品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结合的幸福，我便想出一些补充的办法，虽说填不满空虚，但却可减轻空虚的感觉。我既然没有一个能全部属于我的朋友，就必须找一些其活力可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就这样，我便培养并加强与狄德罗和孔迪亚克神父的友谊，与格里姆建立了新的、更加紧密的友谊，以致最后，因为那篇我已叙述过其经过的文章，没有想到我又把自己投进我还以为永远摆脱的文坛。

初涉文坛，我便通过一条新的道路被引入另一个精神世界，面对它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我不能不为之所动。不久，由于悉心探究，我便发现在我们的贤哲们的学说中，充满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充满压迫和苦难。我因不知天高地厚而充满幻想，自以为生来就是拨开所有这些迷雾的，而且，我认为，要想让人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因此，我便采取了人们不容许我遵循的离奇做法，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这么标新立异。我这么做起先让我成为笑柄，但要是我持之以恒的话，势必会使我受人尊敬的。

在这之前，我是善良的人，但自这时起，我便成了一个刚毅的人了，或者至少是被刚毅所陶醉的人。这种陶醉先在我的头脑中开始，然后进入我的心田。最高尚的骄傲在其中的被根除的虚荣心的残余上萌发。我一点也不做假，我确实变成了我表面所示的人，而且，在这种激情酣畅淋漓地持续着的那至少四年当中，没有任何伟大而美好的东西进不了我这样一个天地之中的我的心中。由此而产生了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那股散布于我早期作品中的燃烧着我的天火，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而这股天火，在前四十年中，没有迸发出一点火星来，因为它一直就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朋友、我的熟人认不出我了。我不再是那个腼腆的人，不再是那个羞怯而非谦逊、不敢见人、不敢说话的人，不再是一句笑话便使之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要脸红的人。我变得大胆、自豪、无畏了，到处都显出一种自信来。这种自信因其质朴并存于我的灵魂而非举止中，所以愈发地坚定。我的沉思默想使我对我们时代的习俗、准则和偏见所产生的蔑视，使我对那些遗老遗少们的嘲笑无动于衷，而且我还用自己的警句箴言压垮他们的那些浅薄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指头捏死小虫子似的。多大的变化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这同一个人的辛辣而尖厉的讽刺话语。

而就是这同一个人，两年之前和十年以后，却从来也找不到该说的话，也找不到他应该使用的字眼儿。如果大家要寻觅与我的本性最迥然不同的精神状态的话，上面所说的就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一生中那短暂的一瞬，我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不是我原来的自我的那一瞬吧。大家还可以在我要说的那个时期发现这一瞬。但这一瞬不是六天、六周，而差不多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要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使之中止，并把我还给我早想超脱的大自然的话。

我一离开巴黎，这座大城市的丑恶景象不再使我感到愤怒时，这种变化就开始了。当我不再见到人时，我也就不再蔑视他们了；当我不再看见恶人，我也就不再憎恨他们了。我的心本就不善仇恨，从此便只悲叹他们的不幸，不再去辨别他们的不幸和险恶了。

这种更加温和但却不再高尚的精神状态很快便扑灭了长久以来一直激励着我的那股如火如炽的热情，而且，我在别人无所觉察，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之下，又变得畏首畏尾、殷勤讨好、胆怯腼腆了，总而言之，又变回到从前的那个让-雅克上去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是使我恢复原样，到此为止，那倒也罢了。但不幸的是，它走得更远，把我很快地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那颗动荡的心便失去重心，总是摆来摆去的，再也静不下来了。让咱们来详细看看这第二次剧变，因为这是世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可怕而致命的时期。

我们在退隐庐时只是三个人，闲暇和清静势必会加深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泰蕾兹和我之间正是如此。我俩在浓荫下，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些我还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温馨的甜蜜时刻。我感到她也比以前更加体会到这种温馨。她把心向我掏了出来，把长期以来一直在竭力地瞒着我的一些有关她母亲和她家的事告诉了我。她和她母亲都从迪潘夫人那儿收下了不少送给我的礼物，但那个老妖婆因为怕我生气，便为了她自己和其他孩子而独吞了这些礼物，一点也没留给泰蕾兹，而且还喝令她不许吭声，而可怜的女儿竟乖乖地唯母命是从了。

但是，有一件事更加使我大为吃惊，那就是我得知狄德罗和格里姆常常私下里同泰蕾兹及她母亲交谈，鼓励她俩离开我，只是因为泰蕾兹的坚拒才未能得逞。除此而外，我还听说他俩自此之后，经常同泰蕾兹的母亲鬼鬼祟祟的，连做女儿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捣什么鬼。她仅仅知道，其中夹杂着送点小礼物，有点小手脚，但他们都在瞒着她，所以她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我们离开巴黎之前，勒瓦瑟尔太太早就每个月往格里姆先生家跑上两三趟了，一去就好几个小时，嘁嘁喳喳地没完，连格里姆的仆人也被支开了。

我判断，其目的不外乎原本就竭力想让泰蕾兹加入其中的那个计划，答应通过埃皮奈夫人替母女俩搞个食盐铺或烟草店什么的，总之，是在对她们进行物质利诱。他们对母女俩说，我既无力为她俩干点什么，而又因为有了她俩，我也无法为我自己干点什么。

由于我觉得他们这都是出于好心，我也就并不怎么怪罪他们。只不过那种神秘兮兮劲儿让我恼火，特别是那老太婆，一天比一天地对我更加阿谀奉承，虚情假义。但她并未因此在私下里少骂她女儿，怪她太爱我了，把什么都告诉我，骂她是头蠢驴，早晚要吃亏的。

这个女人瞒天过海的本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她从一个人手里得到东西能瞒住另一个人，对我则是瞒着她从大家手中收受的东西。她的贪心我倒还可以原谅，但她那藏藏掖掖的样儿我就无法谅解了。她很清楚，我把她女儿及她的幸福几乎当作自己唯一的幸福，可她对我又有什么好隐瞒的呢？我为她女儿做的，也就是为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为她所做的，她本该对我有所感激的，她本该至少应感激她女儿，而且应该出于对自己那位爱我的女儿的爱而爱我的。是我使她摆脱了穷途末路的，她因我才得以存活，她巧于利用的所有的那些熟人也都是因我才认识的。泰蕾兹用自己的劳动早就在养活她，现在又在用我的钱来养活她。她的一切都是女儿给的，可她对这个女儿却未尽母责。她为其他几个孩子的婚嫁倾家荡产，可他们非但不养活她，反而仍旧吃她喝我。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应该视我为唯一的朋友，为她最可靠的保护人，不应把我的事也对我保密，在我的家里算计我，而应该把她早于我知道的可能与我有关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对她那虚假而神秘的行径该拿什么眼光去看待呢？特别是对她竭力灌输给她女儿的那些感情我该怎么去想呢？她千方百计地挑唆自己的女儿，可见她这人是多么地无情无义啊！

所有这些想法最后使我对这个女人感到寒心了，以致看到她便觉得恶心。然而，对于我伴侣的母亲，我仍旧恭敬有加，几乎凡事都像身为人子似的对她既敬重又有礼貌。不过，说实话，我不喜欢同她长期待在一起，我的脾气是不善于受人约束。

这也是我一生中那些短暂时刻中的一个，我看到幸福就在咫尺，却无法抓住它，可这又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如果这个女人品行好的话，我们仨是会幸福地过一辈子的，只是最后一个死的人显得可怜而已。但事情并非如此，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是怎么一回事了，而且，你们也可以说说看，我是否能改变它。

勒瓦瑟尔太太见我在她女儿心上占了一席之地，而她自己却失去了女儿的心，便竭力地想把女儿夺回来。但她不是通过女儿来同我和好，而是千方百计地挑唆女儿同我闹。她的一个办法就是，鼓动家里的人来帮她。我曾请求泰蕾兹别让任何人来退隐庐，她答应我了。可她母亲却趁我不在，未征得她的同意，就把他们弄来了，然后，还不许她告诉我。走了第一步，以后做起来就容易了。你只要对你所爱的人隐瞒一件事，你很快就什么事都毫无顾忌地瞒着他了。我一去舍弗莱特，退隐庐便人满为患，纵情欢乐。一个母亲对一个生性善良的女儿总是很容易摆布的。不过，无论老太婆使出什么花招儿，总也无法让泰蕾兹同意她的看法，拉她一起来反对我。老太婆是铁了心了：她看到，一方面是她女儿和我，她只不过是能在我们家里生活下去而已；而另一方面是狄德罗、格里姆、奥尔巴什、埃皮奈夫人，他们给她许了很多愿，也常施点小恩小惠，所以她认为，同一位总包税吏的夫人和一位男爵在一起，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的眼睛雪亮，我从那时起就会看出自己是在怀里捂着一条蛇，但是我那盲目的信任当时还没有受到影响，压根儿没有想到一个人会想到坑害自己应该爱的人。我看到在自己身边布下的阴谋网，只知道抱怨我称之为朋友的那些人的专横独断，觉得他们是在强迫我依照他们的模式而非我自己的方式过上幸福生活。

尽管泰蕾兹不肯同她母亲搅在一起，但她一直为她母亲保守着秘密：她的用心是值得称道的；我不想说她做的是好是坏。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就爱一起叽叽喳喳，这使得她俩更加亲近。

泰蕾兹心系两头，有时就使我产生孤独感，因为我已无法再把我们仨在一起视作一个整体。就在这时候，我才强烈地感觉到错了，在我们最初交往的时候，没有趁爱情使她变得顺从之机，培养她一点才能和知识，那样的话，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也就充实有趣了，也就感觉不出两人单独相处时时间的冗长了，我俩在退隐生活中，也就更加贴近了。倒并非是我俩没什么话好说的，也不是她对我俩一起散步似乎很厌烦，而是我俩没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无法说个没完。我们总不能老是谈论我们今后的打算——只局限于如何享受的打算。眼前出现的事物启迪着我的联想，但这却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十二年的相依相随已无需再用言语来表达了，我俩过于相互了解，再没有什么好相互倾诉的。剩下的就只是些家长里短、恶言恶语、冷嘲热讽了。人尤其是在孤独之时，才感到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一起的长处。我并不需要这种潜能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同她在一起，而她却需要这种潜能才能在同我在一起时总感到快乐。

最糟的是，除此之外，我俩单独在一起聊聊还总要偷偷摸摸的：她母亲使我感到讨厌，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总而言之，我在家里觉得别扭。爱的表象损害了真正的友谊。我们有着亲人的关系，但却没有生活在亲密之中。

当我一感觉出泰蕾兹有时是在找借口，不肯同我一起去散步时，我也就不再邀她去了，但我并不怪她不像我那样喜欢散步。喜好这玩艺儿并不取决于意愿。我对她的心是深信不疑的，这就够了。当我的乐趣同她的一样时，我就同她一道享受；如其不然，我就宁可让她高兴，而不是非得满足自己不可。

就这样，我在一半落空的期望之中，在我选定的住处，同一个我所钟爱的女人，过着一种合我口味的生活，但我却感到自己几乎是孤单一人。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领略不到我所拥有的。作为幸福和享受，我必须兼而有之，否则便一无所有。大家将会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必要。现在，我再回到我原先的话题。

我一直以为圣皮埃尔伯爵给我的手稿里有奇珍异宝。经细细查看，我才发现那差不多只不过是他叔父已刊印的作品汇编，只是经他的手注释和校订过，再加上几篇未曾问世的小东西。克雷基夫人曾经给我看过他的几封信，使我觉得他比我所想象的要更有才气，这次看了他的伦理学著作，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深入研究他的政治学著作时，我觉得他的观点很肤浅，是有一些有益的计划，但却因作者那无法摆脱的想法而没法实施：人的行为是受知识而非其激情引导的。他对现代知识的高度评价使他接受了业已改善的理性这一虚假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他所提出的所有制度的基础和他的一切政治诡辩的根源。这个罕见的人是他那个时代以及他那一类人的荣耀，而且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只热爱理性而无其他激情的唯一的一个人。然而，在他所有的体系之中，他只不过是从谬误走向谬误，因为他想使所有的人都变得同他一样，而不是按照他们现在是和将继续是的那种样子去看待他们。他想着为他的同时代人而写作，但其实却只是在替想象中的人在工作。

看到这一切之后，我有点为难了，不知以什么形式来处理手头的东西。放过作者的那些空想，等于是没干什么有益的事；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那就不太地道了，因为他的手稿是我接受下来的，甚至是我要求接手的，我就必须尊敬其作者。最后，我采取了我觉得最合情理、最为正确、最最有益的办法，那就是把作者的和我的思想分开来阐述，从而，深入体会他的观点，加以阐释、发挥，不遗余力地使其得到充分地展示。

因此，我的作品就应该包括截然分开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方法阐述作者的各种计划，另一部分应等第一部分产生了效果之后再发表，我将在这一部分中提出自己对他的计划的见解。我承认，这么做很可能使他的那些计划有时会遭到《愤世者》[545]中的那首十四行诗的命运。卷首应有作者小传，我为此而收集了不少好材料，我庆幸在使用时没有糟践这些材料。我在圣皮埃尔神父晚年时见过他几面，我对他追思时所怀有的景仰，保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伯爵先生对我评述其叔父的方式感到不快的。

我先从《永久的和平》入手。这是该集子中所有作品中篇幅最长、最见功底的作品。在进行思考之前，我鼓起勇气，一丝不苟地读完了神父就这个好题目所写的字字句句，从未因其冗长罗嗦而泄气。公众见过这部文摘了，因此我也不必多说。至于我对它的评论，根本就没有印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将来是否会出，但它是同那部文摘同时写就的。我弄完它之后，便着手《各部会议制》[543]，或称《多种委员会制》。这是摄政时期写的一部作品，为的是有助于摄政王所选定的行政制度，但它却使得圣皮埃尔神父被逐出法兰西学院，因为书中有几处是反对先前的行政制度的，触怒了迈纳公爵夫人和波利尼亚克红衣主教。我搞完了这项工作，同前一部一样，摘要、评论兼蓄。但我也就做到此为止，不再想继续这项我不该着手的工作了。

使我放弃这项工作的原因是明摆着的，可奇怪的是我竟没有早点想到。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或者是、或者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的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甚至有些意见是过于大胆的，他竟未因此而受到惩处，真是万幸。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大家始终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是宣教士，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所以就随他去说，知道没人会听他的。万一我要是让人听从了他的话，那就是两码事了。他是法国人，而我不是；我若竟敢重复他的批评，尽管是以他的名义，也会遭人喝斥，问我瞎掺和些什么。这种喝斥虽有点严厉，但却不无道理。幸好，我还没走多远，便发觉会授人以柄，赶忙抽身了。我知道，孤单一人生活在众人而且又全都是一些比我势大力强的人中间，我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绝对无法躲过他们对我的迫害的。在这一点上，只有一件事是取决于我的，那就是至少当他们想加害于我的时候，让他们显得毫无道理。这一信条使我放弃了圣皮埃尔神父的工作，而且还经常让我抛开一些更加弥足珍贵的计划。这帮人总是急于让对手倒大霉，可他们要是知道我平生总是谨小慎微，让他们在我遭难之时无法振振有词地说我：“你这是活该”，那他们一定是惊讶不已的。

这项工作放弃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无所适从，不知该接着干什么。这一段的无所事事对我是个损失，我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操心，脑子就只盯着自己打转。我不再有什么未来计划，以资寄托我的想象。我甚至都不可能拟定计划，因为我所处的环境正是心满意足的环境，已别无他求，但心灵却是空虚的。这种状况尤其令人痛苦不堪的是，我看不到还有什么比它更好的处境。我早已把我所有最缱绻的爱注入一个我称心如意的人身上了，而她对我也在投桃报李。我同她一起生活，无拘无束，而且可说是随心所欲。可是，我不管与她离得是远还是近，心头总是压着一种隐痛。我即使占有了她，也觉得她仍不归我所有，而且，一想到我对她来说，还不是她的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来说几乎什么都不是了。

我有一些男朋友和女朋友，我以最纯洁的友谊、最真诚的敬意爱着他们。我相信他们对我也是如此，脑子里对他们的真诚从未有过怀疑。然而，这种友谊对我来说，苦恼多于温馨，他们极其顽固地，甚至是故意地要阻碍我的所有志趣、爱好以及生活方式，以致我只要想做一件只与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他们就立即联起手来逼我放弃。他们的这种在所有的事上不许我有任何的奇思异想的顽固态度很不公平，尤为不公平的是我对他们的想法并不想干涉，从不过问。他们的顽固态度沉重地压抑着我，到后来，我每每接到他们的一封信，在打开看之前，竟感到某种恐惧，而读完信后，这种恐惧被证明并非是我在疑神疑鬼。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年轻，又都极为需要他们所强加于我的训诫，可却把我当成个孩子，真是太过分了。我对他们说：“像我爱你们那样地爱我吧，再说，我既不干涉你们的事，那你们也别管我的事了。我所请求你们的仅此而已。”如果说就上述两条请求他们满足了我一条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的那一条。

我在幽静迷人的地方，有一处僻静之所。我身为一家之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指手划脚。但这个住所也给我强加了一些虽说是乐于履行但却是不可不履行的义务。我的所有的自由，都是岌岌可危的；我比接受命令还要服服帖帖，我得受到自己意志的束缚。我没有一天起床时可以说：“今天这一天，我想干啥就干啥。”不仅如此，我非但要听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还有一件更加讨厌的事，就是要伺候公众和不速之客。我虽离开了巴黎，但却挡不住每天总有大批的无所事事者前来光顾，他们不知如何打发时日，便肆无忌惮地跑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总是出乎意料地被人无情地纠缠着，每每为一天订出一个很好的计划，总会被一个不速之客给搅和掉。

总之，在我最渴望得到的美事中，由于享受不到纯洁的欢乐，我的思绪便飞回到我青年时期那宁静的时日中去，有时便叹息着嚷道：“啊！这儿比不上沙尔麦特！”

对我一生不同时期的回忆使我对已到达的生命阶段进行了思索，我已经看到自己日暮黄昏，为种种病痛所苦，已接近生命旅程之终点，可几乎竟没充分品尝到我心灵渴求的任何一种乐趣，竟没让心中蕴藏的激情迸发出来，竟没饱尝甚至都没沾到过我自感在心灵中充盈着的那种醉人的欲念，这种欲念因无对象而始终被压抑着，除了叹息而外，难以宣泄。

我天生有着一颗感情外露的灵魂；对于它来说，活着就是爱。

可我怎么可能在这之前竟没能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可是自以为天生就是做人家的真心朋友的呀。我的感情是火热的，我的心充满着爱，可我怎么就哪怕连一次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对象，以使胸中之火熊熊燃烧呢？我为爱的需求所吞噬，从来也未能很好地满足它，我眼见已进入垂暮之年，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就要死去。

这番伤心而缠绵的想法使我怀着一种不无甜美的遗憾在反躬自省。我觉得命运欠了我点什么，没有还我。既然天生我才，可又为何直到最终也不让其得到施展？我心比天高，可却怀才不遇，自感无可奈何，常常潸然泪下，因为我喜欢让泪水纵横。

我是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六月里作这番沉思默想的，我呆在清新的小树林中，听着莺啼雀唱，溪水淙淙。所有的一切都在把我推入那种极富诱惑的疏懒怠惰之中。我生来就喜倦慵，而长期的激昂刚刚养成的那种冷峻严厉的情调本该使我永远摆脱这种倦慵之态的。不幸的是，我又回想起托讷城堡的午餐以及我跟那两位婷婷玉女的邂逅，季节相同，环境也几乎与我此刻置身其间的环境相仿。这段回忆因其纯洁无邪而更加温馨，勾引起我其他一些类似的回想。很快，我便看到在我年轻的时候使我激动忘怀的所有的人全都聚集在我的周围：加莱小姐、格拉芬丽小姐、布莱耶小姐、巴齐尔太太、拉尔纳热太太、我的那些漂亮的女学生以及那位我至今心里还在怀念着的火辣辣的齐丽埃塔。我发现自己被一群天仙美女，被我的旧相好给团团围住。我对她们的最强烈的欲念，在我已不是一种新奇的感情了。我的血在沸腾，在噼啪作响。我的头尽管已是灰发斑白，但也晕晕乎乎的了。我这个一本正经的日内瓦公民，我这个清心寡欲的让-雅克，在年近四十有五之时，竟又突发少年狂。我如醉如痴了，尽管这种痴醉情迷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荒诞无稽，但却是那么地持久，那么地强烈，直至把我推入灾难重重的出乎意料而又骇人听闻的绝境之中，才使我幡然悔悟。

这种痴迷不管达到何种程度，都并没有使我忘掉自己的年岁和处境，并没有使我得意忘形，自以为还有美人相爱，也没有使我痴心妄想，把吞噬着我但却只开花不结果的火传递给他人。那股火，我自幼年时起便感到它在徒劳无益地燃烧着我的心。我不去希冀它了，甚至也无此欲念。我知道，爱的岁月已过，深感老风流之可笑，所以不会授人以柄。我在风华正茂之年，也未曾风流倜傥、自信自负，到老还能如此吗？我可不是那种人。再说，我喜欢平静，害怕家里鸡犬不宁，而且，我十分真心实意地爱着泰蕾兹，不愿让她因见我对别人的情感超过对她的情感而伤悲。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如何是好呢？读者只要是读到这儿，就一定猜到了。由于不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人，我便进入了梦幻之乡。

我因看不到任何实实在在的人值得我为之癫狂，便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去痴狂。我那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很快便为这理想世界造就了无数可我心意的人儿。这个法子来得太及时，太富活力了。

在我那永不停歇的心醉神迷之中，我畅饮着人心所从未品尝过的甜美的情感激流。我完全忘记了人类，为自己创造出一大群品德和容貌美妙绝伦的完美人物，一些我在尘世间从未见到过的可靠、多情、忠实的朋友。我如此欣然地遨游于九霄，置身于把我团团围住的可爱的人儿中间，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忘掉了其他一切事情，匆匆忙忙地吃上点东西，便火急火燎地跑到我那小树林中去。当我正准备奔往那极乐世界，只见一些凡夫俗子前来，把我拖在尘世间，我便既抑制不住又掩饰不了我的恼怒，不能自已，对他们采取十分生硬，甚至可以说是粗暴的态度。这么一来，我那愤世嫉俗的名声就更大了。其实，如果大家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心思，我是原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名声的。

当我兴奋激昂达到顶点之时，我突然就像一只风筝似的被一根绳子收了回来，大自然趁我旧病复发、情况严重之际，把我拉回到原地。我使用了唯一可以减轻我的病痛的办法——探条，这样，我的那些天使般的爱便暂告一段落了，因为，除了人在患病之时，无心恋爱之外，我那只有在乡间树下才有活力的想象力，在房间里，在房梁下，便凋零了，枯竭了。我常常抱憾没有林中仙子，否则，我定会在她们中间寄托我的一片深情。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家庭烦恼跑来给我添乱。勒瓦瑟尔太太一面对我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面竭尽全力地离间她女儿和我。我接到过我过去的邻居的信，他们告诉我说老太婆背着我以泰蕾兹的名义借过好几笔钱。泰蕾兹是知道的，但却压根儿没告诉过我。

还债倒不要紧，让我生气的是借了债竟不让我知道。唉！我对她从未有过任何秘密，可她怎么竟然对我保守秘密？一个人难道可以对其所爱的人隐瞒点什么吗？奥尔巴什那帮人见我一次也不回巴黎去，便开始着实害怕了，以为我在乡下过得挺快活，傻到要在乡下一直住下去。于是，他们便制造麻烦，想借此把我弄回城里去。狄德罗还不想立即亲自出马，便开始把德莱尔从我身边拉过去。德莱尔是我介绍狄德罗认识的，他听了狄德罗的意思之后，转告了我，可他却并不知个中原委。

一切都像是要把我从我那温馨而癫狂的幻境中拽出来。我的病体尚未康复，便收到一篇写里斯本之毁灭[541]的诗，我猜想是作者寄给我的。这就迫使我回复他，谈谈他的这篇诗作。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下面将要谈到，这封信在很久之后，未经我同意就刊印了出来。

看到这个可说是成就和荣耀缠身的可怜人，却在悲苦地哀叹人生之不幸，总觉得一片漆黑，我感到震惊，便不加思索地劝他反躬自省，向他证明一切都是美好的。伏尔泰看上去好像始终信仰上帝，实则只相信魔鬼，因为他的所谓上帝只不过是一个恶魔，照他看来，这恶魔专事害人。这种学说之荒谬是昭然若揭的，由一个集各种好事于一身的人说出来则尤其令人反感，因为他身浸幸福之中，却在竭力地用他自己未曾尝到的所有灾难的阴森可怕来使自己的同类感到悲观绝望。我比他更有资格历数和掂量人生之苦，我对这些痛苦做出了公正的分析，并向他证明，所有这些痛苦，没有一个应责怪上苍，没有一个不是因人类滥用其才造成的，而非大自然本身所为。在这封信中，我对他极其尊敬、极其景仰、极其审慎，而且，可以说是极其尊崇有加。不过，我知道此人自尊心极强，所以我没把这封信寄给他本人，而是寄给了他的医生和好友特隆桑，并让他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全权处理此信，或转交或销毁。特隆桑把信转交了。伏尔泰用寥寥数语回复我说，自己有病在身，又得照看病人，当改期另复，对问题本身只字未提。特隆桑把他的复信转寄我时，附了一纸，说对托他转此信的人不敢恭维。我从未将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甚至都没拿出来给别人看过，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对这种小小的胜利大加渲染，但原信还都在我的信函集中（见信函集A，第二十号和第二十一号）。此后，伏尔泰便把他所说的改期另复的信发表了出来，但却并没寄给我。那个复信不是别的，就是小说《老实人》。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无法谈论。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本该彻底治愈我的那些虚幻的爱情的，而且也许是上苍赐予我预防其悲惨结局的一个良方，然而，我那不济的星宿强大无比，以致我刚刚又开始出门的时候，我的心、我的头、我的脚又回到了原路上去。我所说的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稍许不那么激昂了，这一次回到了现实中来，但是，我把现实中可能有的各种各样可爱的东西做了精心的选择，以致那物华天宝之虚幻并不比我所抛弃的那个幻想的世界逊色。

我把我心中的两尊偶像——爱情和友谊——想象成最美好的形象。我又饶有兴味地用我始终崇拜的女性的所有魅力把这两尊偶像装点起来。我想象出两位女友而不是两个男友，因为，如果说两位女子的例子很罕见的话，但却更加可爱动人。我赋予她俩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性格；赋予她们两个并不完美但却合我口味的面容，因和蔼多情而容光焕发。我让一位是黑发，另一位是金发，一个活泼，一个温柔，一个聪颖，一个脆弱，但脆弱得极其动人，似乎是贤德使然。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情人，另一个则是他的温馨的女友，甚至还有点超出女友的东西。但是，我不让他们争风吃醋，嫉妒生事，因为我无力轻易想象出任何痛苦的情感，而且也不想用任何贬损天性的东西使这幅欢快的图画黯然失色。我爱上了我这两个动人的模特儿，便尽我之一切可能使自己与那个情人兼男友等同起来。不过，我把他写得可亲可爱，翩翩年少，还给他加上我觉得自身所有的种种美德和缺点。

为了使我的人物置于适合他们的环境之中，我便把我在旅行中所见到过的最美的地方都滤了一遍，但却没找到一个合我口味的清新小树林或比较动人的美景。如果我看见过塞萨利[536]的山谷的话，我可能会非常满意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已疲于创造，希望以某个真实的地方为基点，并对自己想要使之住在其中的人的真实性产生幻想。我很长一段时间在想着波罗美岛，它的赏心悦目使我激动忘怀，可我又觉得它太过人工斧凿，不适合我的人物居住。不过，我必须有一个湖；我终于选上了我的心始终萦绕其间的那座湖。长期以来，我企盼着我能怀着命运限定于我的那种想象的幸福，生活在这样的一块地方，现在，我在心中把它确定了下来。我可怜的妈妈的故土对我仍旧具有很大的魅力。山光水色相映成辉，景色丰富而多采，放眼望去，赏心悦目，扣人心弦，超脱灵魂，凡此种种，促使我下定决心，让我的那些年轻的孤男寡女定居在佛威了。

这就是我最先想象出来的一切，其余的都是随后补充的。

我被局限于一个泛泛的提纲很久，因为这个提纲足以使我的想象力充满适宜的对象，使我的心充满它所喜欢培养的感情了。这些虚构的情景由于反复地在脑海中出现，终于有所充实，并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在我的脑子里确定下来。正是在这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要把虚构提供给我的某些情节落笔纸上，并且，在回忆我青年时期所感受到的一切的同时，便想出办法激发我那从前未曾满足、至今仍啃啮着我的爱的欲望。

我一开始，先在纸上写下了几封既不连贯又无联系的零散的信，可当我想把它们联系起来，却常常感到颇为犯难。很难令人置信但也确实无疑的是，开头两部分差不多全部都是以这种方法写成的，没有任何拟就的提纲，甚至都未曾料到有一天我会想着以此来写成一部正式著作。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部分都是用一些未经雕琢的素材拼凑而成的，满是繁杂冗长的废话，而在后面部分，这是见不到的。

在我沉湎于温柔幻想之中的时候，乌德托夫人前来探访。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来看我，但不幸的是，正如大家下面就会看到的，并非最后一次。乌德托伯爵夫人是已故包税吏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女儿，是埃皮奈先生、拉利夫先生和拉伯里什先生的姐妹。拉利夫和拉伯里什后来都当了礼宾官。我已说过，我认识她时她尚待字闺中。自她结婚之后，我只是在舍弗莱特她嫂嫂埃皮奈夫人家的宴会上见过她。我因为在舍弗莱特和埃皮奈常同她在一起共度数日，所以，不仅始终觉得她十分可爱，而且我还认为看出她对我颇有好感。她挺喜欢同我一起散步；我俩都挺能走路，又总有说不完的话。

不过，我可从未去巴黎看望过她，尽管她多次相邀，甚至是敦促我去。她同我刚开始与之交往的圣朗拜尔先生的关系使我对她更感兴趣。我想，圣朗拜尔当时正在马洪，而她前来退隐庐看我，就是要告诉我有关这位朋友的消息的。

她的这次造访有点像是小说的开篇。她迷了路。她的车夫该拐弯没拐弯，想直插过来，从克莱佛磨坊直奔退隐庐。结果，马车陷入淤泥中；她想下车，步行前来。她的小巧的鞋很快便磨破，人也陷入烂泥中，仆从们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她拽了出来。最后，她套着长统靴来到退隐庐，笑声朗朗；我看见她到来，也跟着大笑不止。她全身都得换个遍；泰蕾兹把自己的衣物拿给她换，我则请她屈尊将就吃点粗茶淡饭，她吃得挺满意。天色不早了，她没待多久，但这次见面快活极了，她觉得饶有兴味，似乎准备以后再来。不过，她再来的计划第二年才实现，可是，唉！她的姗姗来迟并没有对我有何保障。

这年秋天，我忙于一件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照管埃皮奈先生的果树园。退隐庐乃舍弗莱特园林中各条溪流的汇集点。那儿有一处围着围墙的园子，种着果树和其他树木，为埃皮奈先生提供的水果尽管被偷去有四分之三，也比他那舍弗莱特菜园提供的要多。为了免得光住在人家里，什么事也不干，我便负责照管园子，监督园丁。水果成熟之前，一切都顺顺当当。但随着果子逐渐成熟，我便发现它们少了，不知哪儿去了。园丁硬说是全给脂山鼠吃了。我便向脂山鼠开战，打死不少，但果子仍旧在减少。于是，我便偷偷窥伺，终于发现原来园丁就是那只大脂山鼠。园丁家住蒙莫朗西，他夜里带上老婆孩子一起把他每天采摘放好的水果偷走，然后，拿到巴黎菜市场公开地售卖，仿佛他自家有一个果园似的。这个混蛋，我可是给了他不少的好处，他孩子的衣服也都是泰蕾兹给的，他父亲是个叫花子，差不多也是我给养活的，竟然这般大模大样、厚颜无耻地偷盗我们，而我们仨谁都没有提高警惕，堵住漏洞。

而且，有一次，他一夜之间就把地窖搬空，第二天什么也不剩。倘若他只是偷我，倒也罢了，但他竟偷水果，我就不得不揭发这个家贼了。埃皮奈夫人请我付完他工钱，让他滚蛋，并另外找一个园丁。

我照办了。由于那个大混蛋每天夜里都在退隐庐周围转悠，还握着一根状如狼牙棒的包铁大棍子，并带着其他一些像他一样的流氓，所以为了给被这家伙吓得魂不附体的两位“女总督”壮壮胆子，我便让新来的园丁每天夜里睡在退隐庐，但这并没让她俩完全放心，所以我便让人向埃皮奈夫人要了一支枪，放在园丁屋里，并告诫他不到万不得已，譬如有人想破门而入或翻墙进来时，不得开枪，而且也只许装火药，不许装子弹。这纯粹是为了吓跑那帮贼人。一个身体不适的人，独自一人同两个怯懦的女人一起在森林中过冬，为了大家的安全，这肯定是所能采取的最起码的防卫措施了。最后，我又弄来一条小狗，替我们放哨。在此期间，德莱尔来看过我一次，我便把我的处境告诉他，同他一起因我的军事装备大乐了一番。

德莱尔回到巴黎，也把这事说来逗狄德罗开心。就这样，奥尔巴什那帮人便得知我铁了心了，要在退隐庐过冬。我这么有恒心，他们未曾料到，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一面想方设法弄出点事来让我不得安生，一面通过狄德罗挑拨德莱尔离开我。于是，这个德莱尔起先还觉得我的防卫措施无伤大雅，最后竟说这与我的原则相悖，真是可笑至极。他在写给我的一些信中，对我极尽挖苦，语多尖刻，要是我当时脾气也上来了，会觉得这是奇耻大辱的。不过，当时，我心里充满着温馨甜美的感情，别的任何感情都挤不进来，我便把他的那尖刻嘲讽当成笑言，看作戏谑。换了别人，准觉得欺人太甚了。

由于我提高了警惕，加倍地小心，总算把园子看管得很好，尽管这一年水果收成不佳，但产量却比往年翻了两番。不过，说实在的，为了保住收获，我简直是不遗余力，甚至亲自把水果护送到舍弗莱特和埃皮奈，自己还手里提着果篮。我记得，有一次“姨妈”同我两人抬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篮子，压得直不起腰来，不得不走上十来步便歇一歇，等到了地方，已是大汗淋漓了。

严冬来临，我便开始蜗居室内，想把室内活计捡起来，但却不可能。我到处都只看到那两个楚楚动人的女友，只看到她俩的男友、她们周围的人、她们住的地方，只看到我凭想象为她俩创造或美化的东西。我一刻也静不下心来，始终处于癫狂激越之中。我费了许多劲想把所有这些幻象从我身边驱走，但均告无效，最后竟完全被它们迷惑住了，只好尽力把它们整理一番，理出头绪，好写成一部小说似的玩艺儿来。

我最犯难的是耻于如此明白、如此公开地揭露自己。我刚鼓噪着确立了自己严厉的原则，我曾那么大声疾呼我那刻板的信条，我曾厉声棒喝那些透着缠绵悱恻的脂粉气小说，当人们看到我现在突然之间竟亲自加入我曾严加喝斥的写那些书的作者之列，会有多么地意外，多么地反感啊！我深感这太前后不一致了，我为此而自责，羞愧，气恼，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把我拖回到理智上来。我被完全征服了，只好铤而走险，决计不畏人言。至于我是否决心将这本书公诸于世，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我还没有想好，不知能否写出来出版。

决心已定，我便一头扎进我的梦想中去了。我把这些梦想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终于形成了一种计划，大家看到我已在执行了。这肯定是对我的那些疯狂念头的最佳利用，因为喜行善事始终是我心之所系，这使得我的奇思异想朝着有益的目标转换，而且，道德风尚也可能从中得益。如果失却天真无邪的温柔色彩，我的那些风流图景就会失去其全部风情雅致。纤弱女子本招人怜爱，爱情则会使之变得妙趣横生，而且她因纤弱反而更显其可爱。但是，目睹时髦风尚，谁又能忍受而不气忿呢？一个淫妇公开践踏自己的一切义务，竟大言不惭地说她未让其夫当场捉奸就是对他的恩典，他应感恩戴德才是，有什么比这种女人的狂妄更加令人发指的吗？自然界里没有完人，完人的教导离我们甚远。但是，一个年轻女子，生来心灵温柔而真诚，当姑娘时，为爱情所征服，婚后，又重新获得力量，战胜了爱情，复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女人，谁要是告诉你说，这幅图景就其整体而言是伤风败俗的，没有益处的，那此人就是个说谎者、伪君子，你不必去听他的。

除了这个完全与整个社会秩序相关的风俗和夫妻忠贞的目标而外，我还为自己订了一个社会协调和平静的更加隐秘的目标。这一目标本身也许更加伟大，更加重要，至少在人们所处的那个时期是如此。《百科全书》所引发的那场风暴还远远没有平息，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对立双方全都声嘶力竭地互相攻讦，简直就像一群恶狼在互相撕咬，根本不像是一些基督徒和哲学家想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回到真理的道上来。也许双方只差一位叱咤风云、深孚众望的领袖来把这场争斗变成内战了，否则，天知道内心深处都怀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的双方的这场宗教内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天生痛恨派别之争，对双方都坦言直陈的一些严酷的真理，他们都不听。我又换了个法子，还头脑简单地以为是绝妙的一招，那就是铲除他们的偏见，并向双方指出对方堪受公众敬重和世人尊崇的优点和品德，从而缓解他们互相之间的仇恨。这个原应建立在假定人们都怀有善良意愿的基础上的颇不明智的打算，使我重蹈我所责怪的圣皮埃尔神父的错误，所以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非但没能使双方接近，反而引火烧身，遭致双方的攻击。在此期间，经验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荒唐，我敢说，我先前真的是傻得够呛，那份热情劲儿无愧于启迪我去这么干的动机。我描绘了沃尔马和朱丽两人的性格，心里怀着一种喜悦，使我企盼着能把这两个人写得都很可爱，而且，还要使她俩相映成辉。

我很高兴我的提纲粗略地定下了，于是便回到我已设定的详细情节上来，并经安排整理，产生了《朱丽》的头两章，然后，在冬季里，怀着无法形容的欣喜，把它们写下、誊清，用的是最漂亮的金边纸，并用天蓝和银灰的粉末把墨迹吸干，还用蓝色狭丝带把它们装订成册，总之，我像皮格马利翁[534]一样，对我所痴情的两位妩媚少女，简直是不知如何献媚，如何疼爱是好了。每天晚上，我坐在炉火旁，把这两部分一再地念给两位“女总督”听。女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同我一起伤心地抽泣着；母亲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她根本就没听懂，只是静静地待着，在我停下来的时候，总是那么一句：“先生，这太美了。”

埃皮奈夫人不放心我独自一人在林中独屋过冬，便常常派人前来了解点我的情况。她对我的友谊从未这么真诚过，而我对她的友情也从未这么热烈过。在这番深情厚谊中，有一点不说就不对了：她曾把她的画像派人送来给我，并要求我把我的画像赠送给她。我的画像是拉图尔画的，曾在沙龙中展示过。她对我还有一次关注也是不应该不提及的。那关注貌似可笑，但却与我的性格演变有关，因为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天寒地冻，我在打开她派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时，发现她亲自为我置办的东西中，有一条小衬裙，是英国丝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想让我用它来改一件背心。随附的信笺，语气亲切动人，充满了温情和天真。这种关怀超出了友谊，令我感到极其温馨，仿佛她脱下衣服来让我穿。我激动不已，流着热泪，亲吻了信笺和衬裙无数次。泰蕾兹以为我疯了。很奇怪，埃皮奈夫人对我表示的友情之中，没有哪一次像这一次那么使我深受感动的，而且，甚至在我俩绝交之后，我每每忆及此事，仍为之动容。我把她的短笺保留了很久，而且，要不是它与我同一时期的其他信函遭到同样命运的话，我也许还保留着哩。

尽管那时我的尿潴留症使我冬天不得安宁，而且，一部分时间不得不受探条之苦，然而，总的来看，那是自打我在法国住下来之后，我所度过的最温馨、最静谧的一个季节。在恶劣天气使我远避不速之客的那四五个月中，我比以前和之后更多地体味了独立、平静和简朴的生活，而且越是享受其乐，就越是觉得可贵。我没有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位“女总督”以及脑子里的两位表姐妹[532]相伴。特别是在这时候，我日渐地为自己的明智之举而庆幸，不去理会我的那些见我摆脱了他们的专横而恼火的朋友的叫嚣。

当我听说一个狂人的谋杀事件[530]时，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中跟我谈起肆虐巴黎的纷乱和骚动时，我是多么地感谢上苍使我远离这可怕和罪恶的场面啊，否则这只会加深、激怒混乱景象早已使我产生的那种暴戾脾气。而当我在自己的幽居周围看到的只是一些赏心悦目、甜蜜美好的事物时，我的心便只沉浸于温柔的情感之中。我要在此津津乐道地把留给我的这最后的平静时刻的过程记录下来。在随着这如此宁静的冬日而来的春天里，我将要写的那重重灾难的胚芽萌发了。在这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大家再也看不到我有喘息一下的间歇时间了。

然而，我似乎记得，在这段平静的日子里，即使我蜗居乡间，也仍然受到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搅扰，不得安宁。狄德罗就给我制造了一些麻烦，如果不是我弄错了的话，我想《私生子》就是这年冬天出版的，这我马上就要谈到。除了大家随后就会知道的原因而外，有关这段时期我剩下的可靠资料已不多了，连别人留给我的在日期上也很不确切。狄德罗写信是从不注明日期的。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是注明星期几而已，而德莱尔也常常同她俩一样。

当我想把这些信件按时间先后理一理时，就不得不连猜带懵地补上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不确切的日期。因此，既然无法十分准确地指明这些纷争的起始日期，我便干脆在下面把我所能记起的一切放在一起加以阐明。

春天来临，我那缠绵悱恻的癫狂更加厉害，在欲火焚烧之际，我为《朱丽》的最后几部分编纂了好几封信，信中洋溢着我在写它们时的那种欣然若狂。特别是写极乐世界和湖上泛舟的那两封信。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封信是在第四部分的结尾。但凡读到这两封信的人，如若不感到动情，不感到自己的心沉浸于促使我写这两封信时的那种柔情之中的话，那他就该把书掩上，因为他不是个能判断感情的人。

正是在这个时候，乌德托夫人出乎意料地第二次前来探访。她的丈夫是近卫队队长，不在家，她的情人也在服役，所以她便到蒙莫朗西山谷中的奥博纳来了。她在那儿租有一座挺美的房子。她就是从那儿来退隐庐作一次新的郊游。这一次，她是骑马来的，还女扮男装。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类假面舞会式的装扮，但她的那副浪漫式的打扮却让我为之动情，是真正的爱情。由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其后果是我每忆及于此便难以忘怀、并觉得心有余悸的，所以我得把这事稍微详加说明。

乌德托伯爵夫人年近三十，一点儿也不美；脸上有小麻点；肌肤不细腻，眼睛近视，而且有点圆突。但尽管如此，她却显得年轻，既活泼又温柔，为人亲热。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天然卷曲，垂及腿弯。她身材小巧，举手投足显得既笨拙又高雅，她的思想颇为纯朴，招人喜欢；快乐、轻率和天真在她身上结合得恰到好处。她妙语连珠，但却并非搜肠刮肚而来，有时竟是脱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羽管键琴，舞跳得很好，还会作上几首很不错的诗作。她的性格简直像天使；她心地善良；除了谨慎和坚强不足而外，她具备了所有一切美德。特别是，她在为人方面是那么地忠厚，在交友上是那么地忠贞，所以连她的仇人对她都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所说的她的仇人，是指那些憎恨她的男男女女，因为，就她来说，她没有一颗恨人之心，而且，我认为，我俩的这一共同点大大地促使我倾心于她。在我俩促膝倾心交谈的过程中，我从未听见她说过其他人的坏话，甚至连她嫂子的坏话，她都没说过。她怎么想就怎么说，对任何人都无法装假，对任何人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而且，我深信，她甚至同她丈夫常谈起她的情人，就像是在同她的朋友、她的相知以及所有的人谈起一样。最后，无可辩驳地证明她的卓绝天性的纯洁和真诚的是，她粗心、轻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常常脱口说出一些对她自己来说很不谨慎的话来，但却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伤人的话。

她很年轻就被迫嫁给了乌德托伯爵。乌德托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个好军人，但嗜赌成性，好惹是生非，很不和蔼可亲，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在圣朗拜尔先生身上发现了他丈夫的所有长处，而且其品行甚佳，有头脑，讲道德，有才华。如果说对本世纪的风尚还有什么可以原谅的话，那想必是一种依恋之情。这种依恋之情的持久使之纯净，它的效果使之光彩，而且只有在双方相敬如宾之时，它才能牢固。

据我看来，她来看我，有点是兴之所至，但更多的是为了取悦于圣朗拜尔。他曾怂恿她来，他不无理由地相信，在我们之间开始建立的友谊会使我们三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变得愉快。她知道我了解他俩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地跟我谈论他，所以她同我在一起觉得快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她来了；我见到她了；我正醉于一种没有目标的爱；这种陶醉迷住了我的眼睛，把爱的目标落在了她的身上；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见到了我的朱丽，很快，我的眼睛就只盯在乌德托夫人身上了；她的身上具有着我刚刚装点我心头的偶像的所有的美德。她以她那热情似火的情侣的身份跟我谈起圣朗拜尔，使我无力自拔。爱情的巨大感染力啊！我一面听着她在讲，感到自己就在她的身旁，不觉美滋滋地浑身在发颤，这是我在任何人身边都未曾有过的感受。她不停地说着，我觉得激动不已；我以为只是在关注她的感情，可我其实已产生了类似的感情了；我在大口地饮鸩止渴，只觉得醇美至极。最后，我既未觉察，她也没感到，她对她的情人所表达的全部的爱激起了我对她的爱来。唉！这种爱已为时晚矣，这其实是对一个心里完全恋着别人的女人的既不幸又强烈的激情，真令人痛苦不堪。

尽管我在她身旁感受到了异常的冲动，但一开始我并未发觉心里是怎么回事儿。只是在她走了之后，我想思念朱丽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自己一心只系着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才睁开了；我感觉到自己的不幸了，我为此而叹息，但仍未料到其种种后果。

我在今后同她交往的方式上颇费踌躇，仿佛真正的爱情留下了足够的理智让人去思考似的。当她出其不意地又来找我的时候，我正举棋不定。这样一来，我便心里亮堂了。伴随邪恶而来的羞耻心使得我哑然无语，在她面前抖个不停；我不敢开口，也不敢抬头；我的心慌得难以形容，这她不可能没有看出来。我决心向她坦白我心慌意乱，让她去猜原因：这等于在挺明白地告诉她是什么原因了。

如果我既年轻又可爱，如果后来乌德托夫人心软了，我就会在这儿谴责她的行为举止。但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我只有赞美她，崇敬她。她做出的决定既是慷慨的，又是谨慎的。她不能突然疏远我而又不向圣朗拜尔讲明原委，因为是他让她来看我的，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两个朋友绝交，也许还会闹个满城风雨，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她对我既敬佩又亲切。她可怜我的癫狂，但却不是在迎合，而是深表同情，并尽力地使我得以摆脱。她很高兴能为自己的情人和她自己保留一位她瞧得上的朋友。她每每高兴异常地对我说，等我冷静下来，我们仨之间的关系将是温馨甜美的。她并不总是只局限于这种友爱的劝诫，在必要时，也毫不客气地对我严加训斥，这也是我应该受的。

我也在严责着自己。一旦独自一人时，我得冷静下来了；倾吐完了之后，心里就更加平静了，因为被撩起你的爱意的女人知道了你的爱之后，就好受多了。如果事情要是可能的话，我自责自己的那份爱的雄心本应治愈我的。我为了压抑这份爱，简直是摆出了一切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我的操守、我的情感、我的准则、羞耻、无义、罪孽、辜负友人之托，以及贻笑大方，因为以我这把年纪，竟也大发少年狂，去恋上一位心已另有所属的女人，既不能有所回报，又没给我留下任何希望，岂不惹人耻笑？而且，这种狂热非但没有因坚持不懈而有所得，反而日益变得难以忍受。

谁会料到，这最后一点考虑本应为其他的理由增加份量的，反而却把它们给抵消了？我在寻思：“我的癫狂只是有害于自己，我又何必顾忌呢？我难道对乌德托夫人来说是一个需小心提防的年轻骑士？人们见我自作多情地悔恨交加，会不会说我的献媚、我的外表、我的打扮是在诱惑她？唉！可怜的让-雅克，无拘无束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有损于圣朗拜尔。”

大家已经看到，我从未自命不凡过，即使是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过。上面的那种想法是符合我的思想逻辑的，是对我的激情聊以自慰，从而使我一往情深地沉湎于这种激情之中，甚至嘲笑自己那不恰当的顾忌是因虚荣而非理智使然。对于正直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教训：邪恶在向他们进攻时，从来不是明目张胆的，而是想方设法突然袭击，总是用某种诡辩，而且常常是用某种道德把自己伪装起来。

我有罪而不知悔，很快便肆无忌惮起来。请大家行行好，看一看我的激情是如何沿着我天性的轨迹，最终把我拖进深渊的。起先，为使我放心，她装出一副谦卑的神态，而且，为了使我放开手脚，进而将这种谦卑变成了疑虑。乌德托夫人一再提醒要本分，要理智，从未对我的痴情有片刻的迎合，但待我却总是极其温柔，态度总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不讳言，我若是认为她是真心实意的话，我对这种友谊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我觉得这友谊太过热忱，不像真的，因此我脑子里便产生了想法，以为这种与我的年岁、我的仪表很不合适的爱情，使我在乌德托夫人的眼里变得委琐卑劣了，以为这个年轻的轻佻女子只是想耍耍我，拿我的过时的温情开开心，以为她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圣朗拜尔，因此她的情人因恨我不够朋友而同她串通一气，合伙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招人耻笑。这种愚蠢想法曾使我在二十六岁时，在我所不了解的拉尔纳热夫人面前说了许多混话，而今我已四十有五了，又是在乌德托夫人身边，要是我不知道她和她的情人都是非常正直的人，不会开这么狠心的玩笑的话，这种愚蠢的想法倒也是情有可原的。

乌德托夫人仍旧来看望我，我也急急忙忙地去回访她。她同我一样，喜欢步行，我们常在一个迷人的地方长时间地散步。我很高兴自己在爱她，又敢说出口来，要不是我的混话毁掉了全部情趣的话，我本会置身于最甜蜜的处境之中的。我起先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在受其爱抚时怎么那么傻乎乎的，但我的心从来就不会对所思所想有丝毫的隐瞒，不久便把我的猜疑告诉了她。她想一笑了之，但这个方法并未奏效。这可能已使我感到怒不可遏了，所以她便换了腔调。她那同情人的温柔是战无不胜的；她责备了我，触动了我的心；她对我的无端畏惧表示出担忧，而我则滥用了她的担忧。我要求她证明她并没嘲弄我。她看到了，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使我心里踏实。我变得急不可耐；这一步是惟妙惟肖的。一个女人已经到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步，竟然这么便宜地便脱身而去，真是令人惊讶，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凡是最亲密的友谊可以给予的，她都没有拒绝我，但她却没有给予我任何会使她不忠的东西，而且，我很惭愧地看到，她的些微恩宠激发我的感官的那种炽热，在她自己身上却引不起半点星火。

我曾在某处说过，如果你不想给感官以刺激的话，你就绝不该给予感官任何东西。为了了解这句格言对乌德托夫人来说是多么地不正确，她是多么地不无道理地自持自重，就必须详细了解我们那长时间的、经常不断的亲切交谈，必须详细了解我俩在那四个月的相处之中，交谈的热烈劲儿。我俩是在一种两个异性朋友几无先例的亲密之中度过的那四个月，而且双方都自我约束，从未越雷池一步。啊！如果说我迟迟地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情的话，可我的心和我的感官当时可没少为它付出代价！如果连单相思都能引发这样的激情，那么，若是依傍在一个为我们所爱又爱我们的人身边，那所感受到的激情该是多大啊！

但我说这是单相思是言之无理；我的爱看上去像是如此，但它是双方都有的爱，尽管不是彼此间的爱。我俩都各自陶醉于爱情之中了，她是在想她的情人，而我则在想她。我俩的叹息、我俩的甜蜜的泪水融汇在一起了。我俩都是缱绻的知己，我们的感情有着许多相关之处，不可能在某一点上交织在一起。然而，在这种危险的陶醉之中，她一刻也未忘乎所以，而我则敢说，敢发誓，如果说我有时被自己的感官所诱惑，曾企图使她失节，但却从未真正地想占有她。我那激情的炽热本身就把这激情给抑制住了。克己的职责激越着我的心灵。一切美德的光辉在我眼里把我心中的偶像给笼罩起来，因此玷污其神圣的形象无异于将它摧毁。我也许会犯下这个罪孽，我在心中成百次地犯下了它，但是，玷污我的索菲[528]？啊，难道能这么干吗？不，不，我对她说过上百次，即使我有使自己得到满足的权利，即使她的意愿由我支配，除了某些短暂的狂热时刻而外，我都会拒绝以此代价来得到幸福的。我太爱她了，以致不愿占有她。

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将近一法里。我常去那儿，有时就在那边过夜了。一天晚上，我俩单独用完晚餐之后，便趁着皎洁的月色去园中散步了。园子尽头有一片挺大的矮树林，我们走了进去，找到一处建有瀑布的漂亮树丛。那飞瀑是我给她出的主意，她同意后，让人修造的。永难磨灭的无邪和惬意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树丛中，我同她坐在花儿盛开的槐树下的一片草地上，为了表达出我内心的情感，我找到了真正无愧这种情感的语言。这是我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我是崇高的，如果人们可以这样来称呼最温馨、最炽热的爱情所能给一个人的心带来所有这一切可爱而迷人的东西的话。我在她的腿上洒下了多少令人心醉的泪水啊！我让她也不由自主地流下多少这样的眼泪啊！最后，她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呼喊道：“不，从未有哪个男人像您这么可爱的，从未有哪个情人像您这么去爱的！可是，您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听着我们，而我的心是不会爱两次的。”我唉叹一声，便不说话了。我拥抱她。多么热烈的拥抱啊！但仅此而已。她独自一人生活已经六个月了，也就是说远离着她的情人以及她的丈夫；我差不多每天都见着她也已有三个月了。我俩单独晚餐过后，便在月光之下，一起待在一处树丛中，热烈无比、温情缠绵地交谈了两个小时之后，她在夜阑人静之中，离开朋友的怀抱，走出那片树丛，身心都同走进树丛时一样地无瑕，一样地纯洁。读者们，你们去考虑这一切情景吧，我将不再多说什么了。

请大家可别以为，此时此刻，我的感官让我平静如水了，就像在泰蕾兹和妈妈身旁那样。我已经说过了，这一次是爱情，而且是迸发出全部能量、全部狂热的爱情。我将不去描绘我经久不绝地感觉到的心的骚动、颤抖、跳动、痉挛、虚弱。大家凭着她的形象在我心头所产生的效果就可以判断得出了。我说过了，退隐庐离奥博纳老远，我常常经景色迷人的昂蒂里山坡前往。我一边走一边幻想着我要去看望的那个女人，幻想着她将给予我的亲切接待，幻想着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个亲吻。单单这一个吻，这一个不祥的吻，在我还没尝到之前，就已经使我热血沸腾了，以致使我晕晕乎乎，两眼发花，两腿发抖，站立不住。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坐了下来。我全身整个儿地乱了套了，快要晕过去了。我对这一危险早有所准备，所以在去的路上，总是想方设法地分心，去想别的事情。可是，还没走上二十步，那些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情景全都向我袭来，使我无法摆脱，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我都不信我能独自一人安然无恙地走完这段路程。我走到奥博纳时，常常是软弱无力，疲惫不堪，人要散架，站都站不住了。可一见到她，我便恢复如初，在她身边，只觉得精力过剩，可又总也无用武之地，颇为苦恼。在我来的路上，在看到奥博纳的地方，有一个景色宜人的高处，人称奥林匹斯山，我俩有时各自相向地走到这儿来。我常常是第一个走到；我生来就是为了等她的；可这种等待让人多么心焦猴急啊！为了分心，我便试图用铅笔写点情书，那是我本会用我最纯洁的鲜血来书写的情书，但我从未写完一封能够看得清的情书来。当她在我俩约定的石缝中找到一封这样的情书时，她除了可以从中看出我写它时的那副可怜相而外，什么也看不到。这种状况，特别是它的持续不断，在三个月的连续激动和克制之后，使我精疲力竭，好几年都未能缓过劲儿来，终于使我得了我将把它或者它将把我带进坟墓中去的疝气。这也许是大自然所能造就的秉性最易激动又最为胆怯之人唯一的爱情享受。这也是我在世上最后的那段美好时日。此后，我一生中一连串的不幸便开始了，大家将会看到它们是接踵而至的。

在我一生的全部过程中，大家都看到了，我的心如水晶般透明，憋着的稍微强烈点的感情连一分钟都藏不住。所以，可想而知，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能藏得很久吗？我俩的亲密关系有目共睹，而我们也不藏藏掖掖，神秘兮兮的。这种亲密关系天生就无需保密，而且，乌德托夫人对我有着她无可自责的最亲切的友谊，而我对她则怀着除我而外再没别人能了解的理所当然的敬重。她为人坦率、大大咧咧、有嘴无心；而我则真诚、笨拙、自傲、急躁、狂热。我们自以为相安无事，但却比我们真的干了越轨之事给人留下的把柄还要多。我俩都常去舍弗莱特，常在那儿会面，有时甚至还事先约好。

我们在那儿像平日里一样地生活，每天都在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住所窗前的那个园子里并肩散步，畅谈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无邪的计划。埃皮奈夫人从窗户里观察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故意气她，因此眼里冒火，心里憋着一肚子气。

女人一个个都有掩饰自己的愤怒的本事，特别是在愤怒至极的时候。埃皮奈夫人脾气暴躁，却审慎善思，这个本事掌握得尤其独到。她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怀疑，而且，她一面对我加倍地关心、体贴，而且几乎故意挑逗我，一面对其小姑子装出毫不客气的神气来，好像还故意在暗示我她瞧不起自己的小姑子。可想而知，她是不会得逞的，但这可让我遭罪了。我被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撕扯着，既深为她对我的亲切所感动，又因见到她不尊重乌德托夫人而怒不可遏。乌德托夫人温柔得像天使一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一切，甚至对她嫂子都没有表示不满。再说，她常常着实大大咧咧的，对这类事情总是无所谓的，所以大半时间她根本就没有看出嫂子在鄙视她。

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激情，眼睛里只有索菲（这是乌德托夫人的一个芳名），甚至都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埃皮奈全家以及不速之客的笑柄。奥尔巴什男爵，据我所知，以前从未到过舍弗莱特，也算是这些不速之客中的一个。如果我像以后那样多疑的话，我就肯定会猜到是埃皮奈夫人安排好了，让他来看看日内瓦公民谈情说爱的好戏的。可是，我当时愚蠢至极，连大家一目了然的事都没有看出来。然而，尽管我又傻又笨，但我仍能看出男爵比平时高兴，快活。他不像往日那样虎着脸看我，而是冲着我说出许多嘲讽的话，而我却一点也听不明白。我睁大眼睛，答不上话来。埃皮奈夫人跟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可我仍弄不清他们这是在发哪门子疯。由于并没有什么越过玩笑范围的，所以，即使我当时看出了门道，所能做的顶多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打哈哈。但是，从男爵的那个快活劲儿，人们的确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要是我像以后回想起来一样地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当时就会让我忐忑不安的。

乌德托夫人常去巴黎。有一天，在她从巴黎回来之后，我去奥博纳看她，发觉她很忧伤，而且看得出来，她哭过。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因为她丈夫的姐妹伯兰维尔夫人在场。但是，我瞅准一个空，向她表达了我的不安。她叹息着对我说：“唉！我非常担心，您的狂热将让我永世不得安宁。圣朗拜尔知道了，并且告诉了我。他倒是替我主持公道的，但挺生气，糟糕的是，他只告诉了我一部分。幸好，我没有对他隐瞒咱俩的关系，而且这也是他给促成的。我的信里尽在提您，宛如我的心里总装着您一样。我只对他隐瞒了您的那种失去理智的爱；我一直希望您能从这种爱中得到解脱，而他尽管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把这种爱当成了我的罪过。有人说我们的坏话，在伤害我，但随它去吧。我们要么一刀两断，要么您就像应该做的那样做。我不想再向我的情人瞒着点什么了。”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受到羞辱，无地自容，特别是因为自己的错，受到一个我原该成为其导师的年轻女人的义正词严的责备。我真恨我自己。要是受害者使我产生的怜惜使我心软的话，这种自我痛恨也许足以克服掉我的脆弱的。唉！此时此刻，我的心正被四处渗进的泪水所淹没，哪儿还能硬得起来？这种怜香惜玉的心情很快便化作对卑劣的告密者的怒火。那帮人只看到一种有罪的但却是情不自禁的感情的坏的一面，却不相信，甚至也想象不出补过之心的真诚和清白。我们没多久便得知是谁跟我们玩的这一手。

我俩都知道，埃皮奈夫人同圣朗拜尔常有书信往来。这已不是她给乌德托夫人挑起的第一个风波了。她曾想方设法地要离间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而且有几次竟然得逞，令乌德托夫人心有余悸。此外，还有格里姆，我觉得他跟随加斯特利先生从军去了，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在那儿有时碰碰面。格里姆对乌德托夫人曾有所表示，但未能遂愿，所以大为恼火，就再也没有看过她。大家都知道，格里姆一向装着谦谦君子，当他觉着乌德托夫人宁可爱一个比他年纪大的人而不爱他，而且，自打他巴结上大人物之后，开口闭口都把此人当作自己的随从下属的，这时他的火气可想而知。

我起先只是对埃皮奈夫人有所怀疑，当得知我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就确信无疑。当我在舍弗莱特的时候，泰蕾兹也常来，不是给我送些信来，就是对我那病体给予必要的照顾。埃皮奈夫人曾问过她，乌德托夫人和我是否常常通信。一听泰蕾兹说是，埃皮奈夫人便要她把乌德托夫人的信交给她，并向泰蕾兹保证，她将重新把信封好，不露痕迹。泰蕾兹并未对她的建议表示多么气忿，甚至也没把这事告诉我，只是把带来的信藏得更严实些而已。她的小心谨慎真是太好了，因为她一来，埃皮奈夫人便派人盯住她，而且，有好几次，竟大胆地让人半路上截住她，在她的围裙里面搜寻。尤有甚者，有一天，她主动提出要同马尔让西先生一起到退隐庐来午餐，这还是我住进退隐庐后的第一次。她趁我同马尔让西去散步的时候，同泰蕾兹及其母亲一起进了我的书房，催促她们把乌德托夫人的信拿给她看。要是泰蕾兹的母亲知道信在哪儿的话，那信就被交出去了。但幸好，只有女儿一人知道，她硬说我没有保留一封信。

她的谎言无疑是充满着正直、忠诚、大度的，要是说破真情那就太无情无义了。埃皮奈夫人见无法糊弄住她，便竭力地激起她的妒意，责怪她太好说话，不长眼睛。她对她说：“您怎么会看不出他俩之间的罪恶勾当呢？如果明摆着的事您都视而不见，还需要有其他的证据的话，那您就准备好，想法搜寻证据吧。您说他一看完乌德托夫人的信，就把信撕掉了，那好！您就把碎纸片全都捡起来，交给我，我来把它们给拼贴好。”这就是我的女友对我伴侣的教导。

所有这些企图，泰蕾兹谨慎地对我隐瞒了很久。但是，她见我总这么困惑不解的，便认为有必要把真相告诉我了，以便我知道要对付的是谁，好采取措施，以应付别人对我的背叛。我真是怒不可遏，无法形容。我没有学埃皮奈夫人的样儿，鬼鬼祟祟的，也没有跟她斗心计，而是完全听凭我天生的急脾气的驱使，带着平常的那种轻率，公开地爆了起来。下面的信足以表明了双方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大家可以从中看出我有多欠考虑。

埃皮奈夫人的信（信函集A，第四十四号）

我怎么老见不到您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为您放心不下。您一再地答应我说在退隐庐和我这里两头跑跑的！在这方面，我是让您有自由的。可一个星期都过去了，您却根本没来。要不是人家告诉我说您身体挺好的话，我还以为您病了呢！我前天、昨天都在等您，可是没见您来。上帝啊！您到底怎么了？您又没有什么事。您也没有什么苦恼，因为，我敢说，若有的话，您是会立刻跑来向我倾诉的。您难道病了不成？快点让我放心吧，求求您了。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这个“再见”能给我换来一个“您好”。

复信

星期三晨

我还无法告诉您什么。我在等着心中更有数些，但我迟早会弄清楚的。在此期间，请您相信，被冤枉的人是会找到一个很热情的保护者来让那些造谣生事者后悔的，不管他们是谁。

埃皮奈夫人的第二封信（信函集A，第四十五号）

您知道不，您的信让我害怕？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我反复读了不下二十五次。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只看出您的不安和苦恼，看出您想等平静下来之后再告诉我。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就这么说妥了？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信任都怎么了？我怎么就失去了您的信赖了呢？您是冲我还是为我而生气呢？不管怎么说，您今晚就来吧，我求您了。要记住，一星期前，您曾答应过我，心里不藏任何事，有事就立即告诉我的。我亲爱的朋友，我深信这种信任……喏，我刚刚又读了一遍您的信，可我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它却让我发抖。我觉得您极度地烦躁。我很想替您排忧遣愁，但又不知您为何如此，所以不知道该跟您说些什么。我所能告诉您的就是，在见到您之前，我同您一样地痛苦。如果您今晚六点不来这里的话，我明天就去退隐庐，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也不管我自己身体如何，因为这种焦虑令我寝食难安。再见，我亲爱的好友。尽管我不知您需要与否，反正，恕我冒昧地对您说一句，您得尽量当心，别一个人老这么焦虑不安的。一只苍蝇也会变成一只怪兽的。我常常有这种体会。

复信

星期三晚

只要我依然如此焦虑不安，我就无法去看您，也无法接待您的来访。您所说的信任已不复存在，而且您也不容易再重新获得它了。现在，我在您的那番关切之中看到的只是，您盼着从别人的倾诉之中得到某种符合您的目的的好处。而我的心对于向它敞开的心扉来说是无话不说的，可是对于诡计和奸诈却是紧闭着的。从您所说的看不懂我的信这一点上来看，我承认您一向机智过人。您以为我那么傻，会认为您没有看懂？不。不过，我将会以我的坦诚战胜您的心计。我将更明白地解释一番，以便您更加听不明白。

两个相处甚得、有资格相爱的朋友，都是我亲爱的人。我心里很明白，您不会知道我指的是谁，除非我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您。我猜想，有人想拆散他俩，而且是利用我来使他俩中的一位心生嫉妒。这目标选得不太高明，但对那个居心叵测的人来说，似乎很合适，而这个居心叵测者，我怀疑就是您。我希望这变得清楚些了。

这样一来，我最敬重的那个女人可能在我完全知晓的情况之下，卑鄙无耻地把自己的心灵和身子分赠了两个情人，而我，则也无耻至极地成了这两个懦夫中的一个。如果我知道您一生当中有哪怕一时一刻这样去想她和我的话，我会恨您到死的。可是，我要指责您的是，您这么说了，而不只是这么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我闹不明白三个人中您想伤害的究竟是哪一个。您可要小心，您因不幸得逞而无法得到安宁了。我没对您也没对她隐瞒我所认为的某些关系的所有不好之处，但我想让它们通过与起因同样正当的办法得以终止，并让一种偷偷摸摸的爱情变成一种永久的友谊。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难道我能忍受不白之冤，让人利用来害我的朋友不成？不，我将永远不会原谅您的，我将成为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您的隐私将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永远不做一个无义之徒。

我相信目前的困惑不会持续很久的。我很快就会知晓我是否弄错了。那时候，我也许会有一些大错需要弥补，但那将是我平生最乐意做的事。可是，您知道我将如何在尚需在您身边度过的那极短的时间里，弥补我的过错吗？我将做除我之外没人会做的事；我将坦率地告诉您，社交界里是怎么看待您的，以及您在名声方面有哪些欠缺需加修补的。尽管您身边有许多所谓的朋友，但当您看到我离开之后，您就可以向真理道声永别了，您将再也找不到任何人跟您说真话了。

埃皮奈夫人的第三封信（信函集A，第四十六号）

我不懂您今天早上的信是什么意思。这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因为事实如此。您今晚的信我倒是看懂了，但您别怕，我不会回复您，因为我正急于把它给忘掉。尽管您让我可怜，但我仍禁不住感到这封信使我心中充满了苦涩。我！对您玩诡计，搞奸诈！我！竟被指责干了最卑鄙无耻的事！再见了，我很遗憾，您竟……再见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再见了，我十分急切地想原谅您。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来，您将受到比您猜疑的要好的接待。只是请您不必为我的名声操心劳神。别人的非议我并不介意。我行得正，这就足矣。此外，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对我来说跟对您来说一样亲爱的人儿出了什么事了。

这最后的一封信使我摆脱了一个可怕的难堪，但又把我扔进了另一个也很可怕的难堪之中。尽管所有这些来信复信往返神速，都是一天内的事，但这短暂间隔足以令我心中冒火，并使我想到自己有多么地不谨慎。乌德托夫人一再嘱咐我要保持冷静，让她独自一人去处理这事，而且，特别是在气头上，千万别公开决裂，闹得满城风雨。可我却用尽一切最明显、最恶毒的言词去辱骂一个生性忌恨的女人，无疑是火上浇油。毋庸置疑，我从她那儿所能得到的只是一封极其高傲、极其鄙夷、极其蔑视的回信，致使我只好立即离开她家，否则就是天下第一大可耻的懦夫。幸而她比我预料的要机敏，复信措辞婉转，使我不致走上这一极端。可是，我必须或者是离去，或者是立即去见她，二者必居其一。我选择了后者，但考虑到解释时的态度，不免颇费踌躇。因为，怎样才能既解决了问题，又不累及乌德托夫人和泰蕾兹呢？我要是把她们的名字供出来，岂不连累她们！我最担心的莫过于一个翻脸不认人而又善搞阴谋的女人对撞上其枪口的人的报复了。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不幸，所以我在自己的信中只是说是怀疑，而没有举出证人。显然，这样一来，我那么发火就更加不可原谅了，因为不能光凭一些单纯的猜疑，便像我刚刚对待埃皮奈夫人那样，去对待一个女人，特别是对待一位女友。但是，我这时却不卑不亢地完成了一件伟大而高尚的任务：我承担了一些更加严重的错误，以消除我潜藏着的错误和软弱，而那些所谓的严重错误则是我不能犯也从未犯过的。

我无需对付我所惧怕的那场交锋，我因为胆怯而避开了它。埃皮奈夫人一见到我，立即热泪滚滚地搂住了我的脖子。这种出乎意料而且是来自一位老朋友的欢迎令我感激至极，我也随之热泪纵横。我对她说了几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而她对我说的话则更加没有意义，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饭菜已摆好，我们便入了席。席间，在等待我以为挪到晚餐以后的那场解释的时候，我愁眉苦脸的，因为我心里一点事都搁不住，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看出我心里的哪怕一点点的焦虑。我那副尴尬相本该鼓起她的勇气的，可她并没有去冒这个险：晚餐后同晚餐前一样，都没去作什么解释。第二天也没进行解释，我俩只是默然相对着，顶多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我说几句诚恳的话语，以向她表明，我的怀疑尚无根据，诚心诚意地向她保证，如果怀疑是毫无根据的，我将永生永世地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好奇心，没想知道我到底怀疑些什么，也没想知道我是怎么会产生怀疑的，因此，我俩一笑泯冤仇，双方在见面时一拥抱，便尽释前嫌了。既然至少是在表面上她是唯一受到伤害的人，我觉得她自己都不想弄明白的事，就轮不着我去澄清了，所以我便怎样来就怎么回去了。而且，我又继续像从前一样地同她相处了，很快便几乎全部忘掉这场口角，而且还傻乎乎地以为她也把这事置诸脑后了，因为她看上去不再回想这事了。

大家很快就将看到，这还不是我的软弱给我造成的唯一痛苦，我还有一些其他更大的苦恼，但那并不是我自找的，而是因为有人想让我更加孤独，更加痛苦，才想把我从孤独中硬拉出来。这些苦恼源自狄德罗和奥尔巴什那帮人。自打我在退隐庐住下之后，狄德罗不是亲自出马，就是通过德莱尔不断地向我发难，而且，我很快便从德莱尔打趣我在乱树丛中乱跑的玩笑话中看出，他们多么高兴把隐士说成是风流情种啊。但是，我之所以同狄德罗闹翻，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另有其更加严重的原由。《私生子》发表之后，他给我寄来了一本，我像大家对待一个朋友的作品一样地兴致勃勃、专心致志地读了。当读到他附进其中的用对话拟就的诗论时，我很惊奇，甚至有点伤心地发现，有好些话语是冲着离群索居者的，这虽令人不快但尚可容忍，可是其中有这么一个论断就太尖刻、太粗暴、太过露骨了：“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种论断模棱两可，我觉得有两重意思：一个正确，另一个谬误；一个人是和想是孤独者，他就不可能，也不想去损害任何人，因此，他也不可能是个恶人。这个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特别是作此论断的人有一个离群索居的朋友，这就更需要他做出解释了。我觉得，或者是他在发表时忘了这个孤独的朋友，或者，如果说他记起了这个朋友，但至少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仅没有把自己的那位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古今有之的、在退隐中寻求安宁和平静的受人尊敬的贤哲，看作可敬而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开天辟地第一回，竟敢以他那支秃笔，不由分说地一律斥之为恶人，这太让人恼火，而且也太不地道了。

我真心喜欢狄德罗，我由衷地敬重他，而且我也信心十足地指望着他对我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可是，我十分恼火的是，他在我的爱好、志趣、生活方式以及所有一切只与我一个人有关的事情上，总在与我作对，乐此不疲。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想把我当作孩子似的摆布，我愤懑至极。他总是约人相见，又无故缺席，接着又心血来潮地重新相约，旋即又是失约，真令我十分厌烦。我每月都要白等他三四次，而且，我还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候他，最后，干等了他一整天；只好怏怏不乐地归来独自晚餐，心里对他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尊重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最后的那一次失约尤为严重，更使我寒心。我于是写信向他抱怨，但语多温柔亲切，我写着写着，泪水便沾湿了信纸。我的这封信应该是能感动得他也流出眼泪的。

大家一定猜想不出他是怎么回我这一封信的；我把他的回信一字不漏地抄录如下（原件见信函集A，第三十三号）：

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让您喜欢，感动了您。您不同意我对隐士的看法，您想为他们说多少好话您就说吧，您将是世界上我唯一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如果我说的话您不生气的话，我还有好多话要对您说。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说，埃皮奈夫人的公子信中有一句话，大概令您十分伤心，要不就是太不了解您的灵魂深处了。

这封信的最后两句话必须解释一下。

在我刚住进退隐庐时，勒瓦瑟尔太太似乎很不高兴，觉得这住处太孤单飘零了。她抱怨的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便建议她，如果她觉得巴黎好的话，我就送她回巴黎，并为她付房租，还如她在我身边一样地关心照料她。她拒绝了我的建议，口口声声说是在退隐庐非常高兴，说是乡间的空气对她大有好处。大家可以看到，此话不假，因为她在这儿可说是变得年轻了，而且比在巴黎时身体也好得多。她女儿甚至肯定地对我说，如果我们真要离开退隐庐，她打心眼里就会非常气恼的，因为退隐庐确实是一处迷人之所，而她一向又非常喜欢侍弄园子和果树，现在正是个好机会。她还说，她以前说的全是别人让她那么说的，好想法把我劝说回巴黎去。

此计不成，他们便想通过让我于心不安来获得好意劝说所未能获得的效果，说我把老太太留在乡下，远离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可能需要的救护，简直是犯罪，根本就没去想，她同其他许多老太太都会因乡间清新空气而延年益寿，而他们所说的救护，我家门口的蒙莫朗西就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巴黎才有老人，别的地方老人就活不下去了。勒瓦瑟尔太太吃得多，又暴饮暴食，常吐酸水和泻肚，一泻就是好几天，但泻泻反倒好。她在巴黎时也从不在意，听其自然；到了退隐庐，她也如法炮制，很清楚没有比这法子更好的了。

可他们却不管这些，说是乡下没有医生和药剂师，让她留在乡下就是想置她于死地，尽管她在乡下身体很好。狄德罗本该明确一下，人到多大年岁就不许住在巴黎以外，否则当以谋杀罪论处。

这就是他对我的两条严厉指控之一，他因此而不把我排除在他的“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那条论断之外，而且，这也是他那感人的惊呼以及他好心好意地加上的“如此等等”的意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

我认为回答这种指责的办法，最好莫过于让勒瓦瑟尔太太本人来说说。我请求她给埃皮奈夫人写一封信，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为了让她更放松一些，我不想去看她的信，并把我要抄录的下面这封信拿给她看。这封信是我写给埃皮奈夫人的，谈及我想对狄德罗的另一封更加严厉的信的答复，但埃皮奈夫人不许我寄出去。

星期四

勒瓦瑟尔太太大概要给您写信，我的好友。我请求她实实在在地把她的想法告诉您。为了让她无所顾忌，我跟她说，我不想去看她写的信，我请您别告诉我她的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既然您反对，那我就不把我的信寄出去了。可是，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假使我错了，那简直是卑鄙无耻，虚伪透顶，可我是绝不会这样的。《福音书》训诫我们，被人扇了左脸，就把右脸伸去让人打，而不是叫人求饶。您还记得喜剧中的那个人[526]吗，他一面拿着棍子打人，一面还在叫着“救命”？哲学家[524]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您可别高兴，以为坏天气会阻止他前来。他的怒火将会给予他友谊所不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将是他生平头一次说好要来就来了。他宁可累死，也要前来亲口把他信里对我的辱骂冲我吐出来，而我则只有耐心地听着他骂。他回到巴黎之后就会病倒，而我则按照惯例，成为一个怙恶不悛的人。怎么办呢？只好忍受着。

您难道对此人的聪颖不欣赏吗？他曾想坐车来圣德尼接我去吃饭，然后再用车把我送回来（见信函集A，第三十三号）。可是，一个星期之后（见信函集A，第三十四号），他手头拮据，只能徒步走到退隐庐来。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这倒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这么说来，一个星期的工夫，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了。

令堂大人贵体欠安，我对您的忧伤深表同情，不过，您也看到了，您的忧伤并不及我的痛苦。看到我们所爱之人染疾，虽说痛苦，但总不及看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残酷对待来得伤心。

再见了，我的好友，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谈论这桩不幸的事。您让我去巴黎，而且是冷静地去，说这将使我今后感到快乐的。

根据埃皮奈夫人的建议，我把我对勒瓦瑟尔太太的所作所为写信告诉了狄德罗。由于勒瓦瑟尔太太像大家所能想象的那样，选择留在退隐庐，说她在这儿身体很好，总有人陪伴，生活得挺快活，所以狄德罗不知道再怎么欲加我之罪了，便把我这个小心谨慎的做法也算成了一条罪状，并且还把勒瓦瑟尔太太继续留在退隐庐算成了我的另一条罪状，尽管是她自己愿意继续留下来的，而且无论过去和现在，只要她愿意，她都可以再回巴黎去生活，并仍可以得到我的资助，就如同在我身边时一样。

这就是我对狄德罗第三十三封信的第一个指斥的答复。而对他的第二个指责的解释，就在他的第四十四封信里：

“文人”（这是格里姆对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谑称）大概已经写信告诉您，城根下有二十个穷人又冻又饿，奄奄一息，正等着您布施点小钱给他们哩。我们常常闲聊的就是这类题材。如果您听见其余的那些话，您会像听了这种话一样地开心的。

下面是我对狄德罗似乎极为自豪的那可怕的论据的答复：

我认为我已经回答过“文人”，也就是一位总包税吏的公子了，说我并不同情他所看见的在城根下等着我布施几个小钱的那些穷人。我说很明显，他已经对他们大加施舍了；我是在请他代替我这么做的；巴黎的穷人不会因为他代替我而抱怨的；我将很不容易替蒙莫朗西的穷人们找到他们更加迫切需要的这么好的一个人。这儿有一位可尊敬的好老人，他劳苦了一辈子，现在干不动了，已风烛残年，将会冻饿而死。我每个星期一都给他两个苏，比我可能布施给城根下的那些穷人一百个里亚尔[522]都觉得心里舒坦。你们这些哲学家，你们真爱开玩笑，把城里的所有居民都看作是与你们的职责紧密相连的唯一的人。只有在乡间，人们才学会了爱人类，服务人类，而在城市里，只能学会蔑视人类。

可见一个聪明人糊涂到多么离奇的程度，他竟然大言不惭地把我离开巴黎说成是一大罪状，声称以我自己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人们不能远离首都而生活，否则就是个恶人。我今天真不明白，我怎么就没对他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反而蠢乎乎地回答他，而且还要生气。然而，埃皮奈夫人的决定以及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鼓噪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大获其利，以便都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是我的不对，而且狄德罗的拥护者乌德托夫人还想叫我去巴黎看看狄德罗，让我主动地与他和解。但尽管我很诚恳，实心实意，可和解却没能持续多久。她所借助的赢得我心的理由就是，此刻狄德罗正身遭不幸。除了《百科全书》激起的那场风暴而外，他当时正因其剧本而遭到极猛烈的抨击。尽管他在剧本前面写了一篇题记，人们还是指斥他全部抄袭了哥尔多尼[520]的东西。狄德罗比伏尔泰对批评更敏感，苦恼至极。格拉菲尼夫人甚至心怀叵测地散布流言，说我为此而与狄德罗绝交了。我觉得公开予以否认是既公正又仗义的事，于是我便不仅去同他一起待了两天，而且就住在他家里。这是我自打住进退隐庐后，第二次去巴黎。我第一次去巴黎是为了探望那个可怜的戈弗古尔的，他当时中风了，后来一直就没康复，在他得病时，我一直守在他的床头，直到他脱离危险为止。

狄德罗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朋友的拥抱，把一切是是非非全给抹掉了！此后，心里还能有什么芥蒂呢？我俩并未作多少解释。

彼此相骂无需解释。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忘掉这一切。没有耍什么心眼，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这跟同埃皮奈夫人不一样。他把《一家之长》的提纲拿给我看。我对他说：“这就是对《私生子》的最好的辩护。您要沉住气，精心写好这个本子，然后，一下子扔到您的敌人们的面前，让他们看看。”他这么做了，效果甚佳。将近六个月前，我就把《朱丽》的头两部分寄给了他，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可他还没有看过。我俩便一起读了一个分册。他觉得满纸“芜杂”，这是他的用语，也就是说，废话连篇，冗词赘句太多。这一点我自己也早已感觉到了，但那是高烧下的呓语，我一直未能删改掉。最后的几部分就不这样了。特别是第四部分，还有第六部分，都是遣词造句的杰作。

我到后的第二天，他一定要领我去奥尔巴什先生家晚餐。我俩的心思各异，因为我甚至都中止化学手稿的合同了，因为我气忿不过，不想为这手稿而向这种人表示感激涕零[518]。但狄德罗得胜了。

他对我发誓说，奥尔巴什先生打心眼儿里喜欢我；应该原谅他那副腔调，因为他对任何人都那个德性，而且，交情越深，他脾气越大。

他还游说我说，那稿子的报酬两年前就付了，拒绝接受是对付稿酬的人的一种侮辱，付稿酬的人又没有什么错，而且，拒绝接受的话，甚至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是在私下里责怪不该拖这么久才清账似的。他还补充说道：“我每天都见到奥尔巴什，我比您更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就算您有理由对他不满，难道您还能以为您的朋友会劝您干卑贱丢人的事吗？”总之，由于我一向懦弱，我被他牵住了鼻子，于是，我俩便前往男爵家晚餐去了。男爵像往常一样地接待了我，但他妻子对我却很冷淡，几乎不太客气。我认不出那个卡罗利娜了，她做姑娘时，对我可是非常和蔼可亲的。我很早以前便似乎感觉到了，自从格里姆常去埃纳家之后，这家人就对我看不顺眼了。

当我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上回来了。由于我不知道他回来，所以我是在回到乡下之后才见到他的，先是在舍弗莱特，然后是在退隐庐，他是同乌德托夫人一起来邀我去吃饭的。可想而知，我一见到他们。该有多么地高兴啊！而且，当我见到他俩情意相投时，我就愈发地欣喜万分。我很高兴没有干扰他俩的幸福，自己心里也很幸福。而且，我可以发誓，在我意乱情迷期间，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即使我能把乌德托夫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也不会愿意这么干的，况且，我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的。我觉得她在爱圣朗拜尔时是那么地可爱，以致我想象不出，她若是爱我时是否也能如此地可爱。我并不想拆散他俩，在我癫狂痴迷时，我真正希望于她的是，她能让我爱着她。总之，不管我对她如何地心醉神迷，但我仍觉得做她的知己和做她的垂爱对象一样地甜蜜。我从没有一时一刻视他的情人为自己的情敌过，而总是把他看作自己的朋友。有人会说，这还算不上是爱情，但没关系，反正这胜于爱情。

至于圣朗拜尔，他处事正派、明智：由于只有我一人是有罪之人，我也就是唯一受到惩罚的人，但受到的是宽大为怀的惩罚。他对待我虽严厉，但却友好，而且，我还看出来，我虽失去了一点他对我的敬重，但他对我的友谊却毫发未损。我对此感到宽慰，因为我知道，敬重将比友谊容易恢复，而且，我也知道，他十分通情达理，不会把一时间的情不自禁的软弱同生性恶劣混为一谈的。如果说在所发生的事情上我有错的话，那我的错也不大。难道是我去追他的情妇的吗？难道不是他把她给送上门来的吗？难道不是她跑来找我的吗？我能避而不见她吗？我能有什么法子？是他俩造的孽，可受苦的却是我。他要是换到我的位置，也会像我一样干的，也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管乌德托夫人多么忠诚，多么可敬，但她终归是个女人。他远离她，这就造成了无数的机会，因为诱惑是强烈的，要是换上一个更加胆大的男人，她就很难总能卓有成效地抵御住诱惑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俩能够克制住自己，从不越雷池一步，肯定是难能可贵的了。

尽管我在心灵深处为自己振振有词地辩解了一番，但驳斥我的表面现象不胜枚举，所以我心中始终压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羞愧，以致在他的面前，总有一种犯罪感，而他也借此对我大加羞辱。只举一例，便可看出这种彼此关系。饭后，我把去年写给伏尔泰的信念给他听；这封信他圣朗拜尔是早就听说过的。我念的时候，他竟睡着了，可我，从前是那么地高傲，今天又是这么地愚蠢，竟根本不敢停下不读，以致他打着呼噜，我却仍在继续地读。我是那么地卑躬屈膝，他是那么地得意洋洋。但是，他为人仗义豪爽，所以，他在报复我时，也只是趁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的时候。

他又走了之后，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对我的态度大大地改变了。

我很惊奇，仿佛没有料到似的。我为之所动，大大超过应有的程度，这使我非常痛苦。似乎我期待着能医治我的那所有一切，只不过是在把那支我折断而未拔出的箭更深地扎进我的心房。

我决心完全战胜自己，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疯狂激情变成一种纯洁而持久的友情。我为此而制定了最为美好的计划，而为了执行这些计划，则需要乌德托夫人的帮助。当我想跟她提起此事时，发现她心不在焉，面有难色。我感觉到她同我在一起已不再愉快了，而且，我也清楚地看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只是她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一直没能知晓。我无法弄清的她的这种变化使我很伤心。她向我追回她的信；我老老实实地全部退还了她，可她竟然怀疑我的老实态度，真是对我的极大羞辱。这种怀疑无异于又在我的心上出乎意料地捅了一刀。我的心她原该十分地了解的才对。她给还了我公道，但不是立即给还的。我明白，她对我还给她的那包东西进行了检查之后，才感到怀疑我是不对的。我甚至看出她为此而心中有愧，这使我心里平衡了一些。她要回了她的信，就该把我的信归还给我。可她对我说，信被她烧了。现在该是我产生怀疑了，而且，我承认，我至今仍在怀疑。不，像这类的信，人们是绝不会付之一炬的。人们发现《朱丽》里的信就像火一般的热。啊，上帝！要是看到那些信该有如何想法呢？不，不，能够激发起这么炽热的激情的女人是不会有勇气把激情的证据烧掉的。不过，我也不害怕她去滥用这些证据，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再说，我也早有防备。我那愚蠢而强烈地害怕被人耻笑之心使我在开始通信时，便采用了一种使我的信无法让他人看的笔调。我把我沉醉痴迷时与她的亲昵发展到以“你”来称呼她，而且，称呼得多么地甜甜蜜蜜啊！她肯定没有对此感到不悦。但她还是多次地抱怨过，不许我这么称呼她，但并未能奏效。她的抱怨只不过是惊醒了我的胆怯，可我却舍不得退回去。如果这些信还在，并且有朝一日重见天日的话，大家将可以看到我曾经是怎么地爱过。

乌德托夫人的冷淡给我造成的痛苦，以及我因此觉得的冤枉心情，使我做出了奇特的决定：向圣朗拜尔本人诉苦。在等着我就此事写给他的信产生效用的同时，我便沉于我本该早点寻求的种种消遣之中。当时，在舍弗莱特举行盛会，我为此准备音乐。一想到能在乌德托夫人面前显一显她所喜爱的艺术，我便来了兴头，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也有助于我劲头十足，那就是想表示一下，《乡村占卜者》的作者是懂音乐的，因为我早就发现，有人在暗中使坏，想使大家对此抱有怀疑，至少是怀疑我不会作曲。我在巴黎的初期作品，我在迪潘先生家和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受到的一次次考验，我十四年来，在最著名的艺术家中间，并且是当着他们的面谱写的大量乐曲，最后，还有那部歌剧《风流诗神》，甚至《乡村占卜者》那部歌剧，我为菲尔小姐专门写的由她在宗教音乐会上演唱的那首经文歌，以及我同最伟大的大师们一起就这门艺术所参加的那么多的研讨会，似乎全都应该防止或消除这样的一种怀疑。可是，持这种怀疑的甚至在舍弗莱特也大有人在，而且，我看得出，埃皮奈先生也不例外。我假装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专门替他作了一首经文曲，献给舍弗莱特小教堂，并请他根据自己的喜好为我提供歌词。他责成他儿子的家庭教师德里南去写。德里南把适合主题的歌词弄好给我之后一个星期，经文歌便谱写完成了。这一次能气坏艺术之神阿波罗，我还从未写出比这更加浑厚有力的音乐来过。歌词是以这句话开头的：Ecce Sedes bic Tonantis[513]。开头的磅礴气势与歌词交相呼应，而随后的全部曲子音调美极了，使大家惊叹不已。我喜欢用大乐队，于是，埃皮奈便把最好的合奏乐师集中了起来。意大利歌手布吕娜夫人演唱了这首经文歌，而且乐队伴奏得非常之好。这首经文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后来还被弄到宗教音乐会上去演唱，尽管有人暗中捣鬼，而且演奏得甚差，但仍两次获得热烈的掌声。我还为埃皮奈先生的生日构思了一个半是正剧半是哑剧的本子，由埃皮奈夫人把它写了出来，而谱写音乐的还是我。格里姆一到，就听说了我在和声方面的成功。一小时之后，大家便不再说起这事了，但据我所知，至少大家不再怀疑我是否会作曲了。

我本已不太喜欢舍弗莱特，格里姆一来，我便觉得再待下去简直是活受罪，因为我还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副神气的，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他来的前一天，我便被从我住的那间贵宾屋请了出来。那间屋与埃皮奈夫人的房间紧挨着，大家忙着收拾好给格里姆先生住，给我换了一间较远一些的房间。我笑着对埃皮奈夫人说：“喏，这就叫后浪推前浪。”她显得很窘迫。我当天晚上便更加明白缘何要我挪窝了，因为我得知在她的房间和我搬出的那个房间中间，有一个暗门，她以前认为没有必要指给我看。她同格里姆的关系无论是在她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连她丈夫都一清二楚。可是，尽管我知道她的更为重要的一些秘密，而且她也知道我守口如瓶，可她却不愿向我吐露这事，反而矢口否认。我明白，她的这种保留态度源自格里姆；后者知道我的所有秘密，却不愿让我知道他的任何秘密。

我旧有的感情尚未熄灭，而且此人也有一些真正的长处，这使我对他仍抱有好感，然而这却经不起他对这种好感的一味摧残。他为人处事的态度一如蒂菲埃尔伯爵[511]，我向他致意，他几乎都不搭理，从来就没有问候过我一次，而我跟他说话他理也不理，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冒尖，到处都抢风头，从来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如果他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倒也还罢了。

我仅从他那无数的例子中只举一例，大家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稍感不适，就让人给她送点吃的去她房间，然后便上楼准备坐在炉火旁吃晚饭了。她要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去了。格里姆跟着也上来了。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了，埃皮奈夫人坐在了炉火的一边，格里姆搬起一张扶手椅，坐到炉火的另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俩中间拖了过去，展开餐巾，准备吃饭，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埃皮奈夫人满脸通红，为了让他能改正他的粗鲁，便要把她自己的座位让给我坐。可格里姆一句话也不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总不能挨近炉火吧，所以决定在房间里踱步，等人给我添上一份餐具来。他竟让我在离火很远的桌子顶头吃了饭，连客气一声都没有。我身体不好，又比他年长，跟这家人相识比他早，还是我把他介绍来的哩，他现在成了女主人的宠儿，本该对我尊重客气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他对待我的态度都同这次一样。他不光是把我看成低他一等的人，而且把我视作一文不名。我几乎认不出当年在萨克森-哥特王储家以得我一盼为荣的那个老夫子了。我简直想象不出，他为什么一面不屑一顾、板着脸侮辱我，一面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相识的人中间大肆吹嘘他对我一往情深。一点不假，他对我是表示过友好，但那只是同情我的穷困潦倒，哀叹我的苦命，可我自己却并不觉得穷，觉得苦。他还说，他一直想周济我，可我却不知趣地拒绝了，使他觉得很伤心。他就是用这一手来让人赞赏他的多情、侠义，而谴责我的不知好歹、忘恩负义，并让人于不知不觉之中相信，在像他这样的一个保护者与像我这样的一个落魄者之间，只是一个施予、一个沐恩的关系，而想不到，即使如此，也应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在着。就我而言，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我在什么事上欠过这位我的保护者的情。我借过钱给他，可他却从未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时，我守护过他，而我患病时，他几乎都没来看过我；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了他，可他却从未介绍给我他的任何一位朋友；我曾竭尽全力地去为他宣扬，可他……如果他也宣扬过我的话，那也很少是当着众人的面，而且是采取的另一种方式。他从来就没有帮过或者说过要帮我任何忙。

他怎么就成了我的保护者呢？我怎么就成了他的被保护人了？

这我以前可没弄懂，现在仍旧不明白。

他对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傲气，这倒是不假，但却没有对谁像对我这样地粗鲁。我记得有一次，圣朗拜尔差点儿拿起他的盘子向他脑袋砸过去，因为格里姆当着全桌的人指斥他说谎，粗暴地对他说：“这不是真的。”他除了生来就说话武断，还有着一种小人得志的神气，蛮横得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他趋炎附势，忘乎所以，竟致摆出一副显贵中最没头脑的人的那种架势。他对自己的仆人从来就是叫“喂！”仿佛仆人多得不计其数，老爷不知谁在当班似的。他让仆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把钱朝地上一扔，而不是把钱交到仆人的手上。总之，他忘了仆人也是人，不管是什么事，都对仆人备加侮辱、嫌恶不屑，以致埃皮奈夫人推荐给他的那个很好的可怜孩子最后辞工不干了。他并没别的什么抱怨，只说是受不了这种对待：他成了这个新“自命不凡的人”的拉弗勒尔。

他既自视甚高，又图慕虚荣，虽长着两只迷迷糊糊的圆眼睛，一张呆滞发木的脸，却对女人有所图谋，自从与菲尔小姐闹了那段笑话之后，他在好多女子眼里竟成了一颗情种。这使他学起时髦来，养成了女人般的洁癖。他开始修饰打扮；梳妆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大家都知道他涂脂抹粉；我原先是不相信的，后来也开始相信了，不仅是因为看见他的面色鲜亮了，并在他的梳妆台上发现了一瓶瓶的脂粉，而且，有一天早晨，我走进他的房间时，看见他正用一把特制的小刷子在刷指甲，见我来了，仍挺自豪地在继续刷着。我断定，一个能每天早上花两个小时去刷指甲的人，那完全可能会花上点工夫去用白粉把脸上的坑坑洼洼给填平的。老好人戈弗古尔并非尖酸刻薄之人，也挺风趣地给他取了个绰号：“白面魔王”。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可笑的小事，但却与我的性格水火不容。这使我终于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怀疑。我难以相信，一个如此昏头昏脑的人，能够把心放在当中。他总吹嘘自己心地善良，注重感情。可他却有着只有灵魂卑劣者才有的一些缺点，这又如何与他所吹嘘的相一致呢？他既然有着一颗对身外之事始终激情满怀的心灵，却怎么会老是为自身的那么多区区小事而操心劳神呢？噢！上帝呀！但凡感觉到自己的心被这种圣火燃烧着的人，总在设法把心思吐露出来，把心中的一切展现出来，总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人看得一清二楚，绝不会作任何的粉饰。

我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那是埃皮奈夫人告诉我的，也是她所采纳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这种道德观，当我听到时，让我不胜感慨，尽管我当时还只是把它当成一句笑话。但是，我很快便看到，这一信条确确实实是他的行为准则，而且后来我有了许许多多深受其害的证明。这也就是狄德罗曾多次跟我谈及但从未向我阐释的那种内心信条。

我还想起好几年前就有人一再地警告我，说此人虚假、玩弄感情，特别是不喜欢我。我还想起了好几桩有关的小插曲，是弗朗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听的。他俩都瞧不起他，而且应是了解其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亲密女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格耶先生当时同波利尼亚克子爵过从甚密，正当格里姆开始踏进王宫府邸[509]的时候，他已在那里住了很久了。巴黎的人都知道，弗里森伯爵死后，格里姆如丧考妣，因为他在受到菲尔小姐的严责之后，需要维护他所沽钓而来的名声，而如果我当时眼睛亮堂些的话，本会比任何人都更能看得清楚其中的虚假来的。他被硬拉到加斯特利府去，痛不欲生的样子装得惟妙惟肖。

在府里，他每天早晨都跑到花园里痛哭一场，只要是府中的人能看到他，他便用浸满泪水的手帕捂住眼睛，可是，一旦转过一条小径，有些他没想到的人就会看到他立即把手帕装进口袋，拿出一本书来。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传遍了巴黎，不过，很快也就被人遗忘了。连我自己也忘了这事，只是有一件与我相关的事使我又记起它来。我住在格勒内尔街，病得要死，而他当时住在乡下。一天早晨，他气喘吁吁地跑来看我，说他是刚从乡下赶来的。不一会儿，我便知道，他是头一天从乡下上来的，有人还看见他在看戏哩。

这类事，我想起很多很多，但是，令我感触最深的却是，我很惊奇，自己怎么这么晚才看透他。我把我所有的朋友无一例外地全介绍给了格里姆，他们也全都成了他的朋友。我简直与他形影不离，几乎不愿看到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却不能进去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了另外一些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经由弗里森伯爵介绍。在他的这些朋友当中，没有一个成为我的朋友的。他从来就没有吭过一声，让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在我有时在他家里遇上的那些人中，从来就没有一个对我表示出丝毫的友善来，就连弗里森伯爵也是如此。他是住在伯爵家的，因此，若能与伯爵有点交往，我会很高兴的。弗里森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是如此，而格里姆同他关系更加亲密。不仅如此，我所介绍给他的我的那些朋友，在认识他之前都与我亲密无间，待认识了他之后，全都显然地变了。他从未介绍给我任何一个他的朋友，而我却把我所有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并且，他最后全把我的朋友给夺走了。如果说这就是友情的结果的话，那仇恨的结果又该是什么呢？

就连狄德罗一开始也多次提醒过我，说格里姆并不是我的朋友，尽管我对他那么信任。可后来，当他自己也已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他便改变了腔调。

我以前处理我那些孩子的办法是用不着别人帮忙的，可我却告诉了我的朋友们，目的只是让他们知道，以便在他们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本人要好。我告诉的这几个朋友一共是三位：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我最应该告诉的，可偏偏他我没告诉。但他知道了这件事。是谁告诉他的？我不得而知。这种不义之事不太可能是埃皮奈夫人所为，因为她知道，如果我也学她的样儿的话，我是有办法狠狠地报复她的。剩下的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俩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都一个鼻孔出气，尤其是在反对我的时候，因此，非常可能是他俩共同搞的罪恶阴谋。我没有把这秘密告诉杜克洛，因此，他本是有权随便说出这事来的，但我敢打赌，他是唯一保守此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共同策划把“女总督们”从我身边夺走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拉进来一起干，但却遭到了他鄙夷不屑的拒绝。我只是在后来才从他那里得知他们之间在这件事上所发生的事情。不过，从那时起，我已从泰蕾兹嘴里知道了不少情况，看出这其中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看出他们如果说是不想拂逆我的意愿的话，也是想摆布我，至少是要瞒着我，或者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来当工具，以实现什么阴谋。这一切肯定是不正大光明的。

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点。谁愿意相信这是友谊，那就相信去好了。

这种所谓的友谊让我在家里家外都必定要倒大霉。多年来，他们同勒瓦瑟尔太太经常不断地长谈，明显地改变了这个女人对我的看法，而这种看法的改变肯定是于我不利的。他们在这些鬼鬼祟祟的晤谈中都议论了些什么？干嘛那么讳莫如深的？老太婆说的话就那么有趣，让他们如获至宝？就那么重要，非得捂得严严实实不可？三四年来，他们的这种秘密会议一直持续不断，我原先一直觉得可笑极了，但转而一想，我开始觉着惊诧了。要是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女人在跟我捣什么鬼的话，这惊诧就会成为焦虑不安了。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大肆标榜他对我热情备至，可他对我的腔调却很难看出他的所谓的热情来。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未曾得到过他的丝毫好处，而他所假装对我抱有的仁慈非但对我无益，反而有害。他甚至尽其所能地断了我所选择的那个行当的财路，因为他把我描写成一个差劲儿的誊抄者。我承认他这一点倒是说对了，但这不该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不是信口雌黄，便另觅了一个誊抄者，把凡是能拉走的主顾全给我拉走了。就好像他就是计划着让我依附于他，依赖于他的威望来讨生活，并且要把我所有的路全给堵死，逼我就范。

在仔细想想这一切之后，我的理智终于告诉我，不该再像从前那样把他往好处想了。我看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情，我断定那是虚情假义。随后，我便决心不再见他，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并向她表明我这么做的无可辩驳的依据。不过，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说的是哪些依据。

她强烈地反对我的这一决定，可对我的依据又不太知道如何说是好。她尚未同他统一口径。但第二天，她没有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很巧妙的信，是他俩一起拟就的，她通过这封信，为他的不外露的性格辩解，而对事实只字不提，并且指责我不该怀疑他不忠于自己的朋友，敦促我与他重修旧好。这封信（见信函集A，第四十八号）使我拿不定主意了。在我俩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我发现她比第一次有所准备，我被她完全说服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是想岔了，这么看来，我真是很对不住一个朋友，应该赔礼道歉。总之，由于我已经一半出于自愿一半出于软弱，对狄德罗、奥尔巴什男爵做出过我本该要求对方做的一切主动和好的表示，我就像是乔治·唐丹[507]似的去了格里姆先生家，为他对我的冒犯而请求他原谅，始终是错以为，只要态度温和、方法得当，没有解不了的冤仇。这种错误的想法使我一辈子总是在自己的假朋友面前唯唯诺诺的。其实，恰恰相反，恶人的仇恨越是找不到根由就愈发地强烈，越是觉得自己不对就越是恨对的那个人。我仅凭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可以从格里姆和特隆桑身上找到对这一论断的很有力的证据。

他俩由于兴趣、爱好和怪癖所致，竟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根本就找不出我有任何对不起他俩的地方。他们的怒火日甚一日，就像老虎一样，越是迁就它，它就越是要发虎威。

我期待着格里姆因我屈尊俯就和主动和解之举而感动不已，会张开双臂，以诚恳真挚的友情来接待我。可他竟像是罗马皇帝，板着面孔，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像他那样的。我对他的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准备。当我十分尴尬地扮演着很不适合我的那个角色，怯生生地说了几句来见他的原因之后，他非但没有对我开恩，反而极其傲慢地说了一连串他事先准备好了的训词，列举了他的罕见的美德，特别是在对待友谊方面。他长时间地着重在一件事上，这事起先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大家看到他的朋友始终都是那么多。他一边在说，我一边心里在犯嘀咕，我若是成了他这个信条的唯一例外，那我可就惨透了。他一个劲儿地反复叨叨这一点，而且在装腔作势，使我想到，如果他在这一点上只是道出内心的情感的话，他就不会对这条格言如此上心。其实，他是在利用这个来帮助他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在这之前，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过一个朋友，除非是因为死了。可是在这之前，我就从没把这当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没把这当成为自己的一个信条。既然我俩彼此都有这一优点，如果他不是想先剥夺去我这一优点的话，那他一个劲儿地叨叨这事干什么？然后，他便处心积虑地举出证据来羞辱我，说我俩的共同朋友都偏爱他而不是我。我同他一样清楚，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种偏爱他是怎么弄来的？是因为他德高望重还是善耍手腕？是自己的威望在提高还是竭力地在贬损我？最后，当他尽情地在我俩之间拉大了距离，使我感到他就要施与我的宽大实属不易之后，便给了我一个吻，以示和解，还微微地拥抱了我一下，就像是国王在拥抱新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跌落下来，茫然不知所措，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这个场面宛如老师在训斥他的学生，最后免了他皮肉之苦而已。我每每回忆及此，总感到根据表面现象去判断有多么地骗人，而庸俗之辈又极其重视表面文章，而且，我还感到，常常是有罪之人极其大胆、极其自傲，而无辜者却总是羞愧难当，尴尬窘迫。

我俩算是和好了，这对于我那颗任何纷争都将引起它痛苦不堪的心来说，终归感到轻松一些的。大家可以料到，这样的一种和好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不过是剥夺了我对他抱怨的权利而已。因此，我决定忍受一切，不再吭一声。

这么多接踵而来的忧愁，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使我无力再控制住自己。圣朗拜尔没给我回信，乌德托夫人对我也疏远了，我不再敢向任何人敞开心扉，便开始害怕起来，生怕在将友谊当作心中偶像的同时，把自己的一生浪费在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去。经过这件事之后，与我交往的所有人中，只剩下两个人还让我仍旧表示敬重，我的心还能对他们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来到退隐庐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另一个是圣朗拜尔，我认为只有把我的心思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出来，才能很好地弥补我的过错，于是，我便决定一五一十地向他彻底忏悔，但绝不连累他的情妇。我并不怀疑，我这个选择仍旧是我的激情的一个陷阱，为的是与她更接近一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是真想毫无保留地扑到她的情人的怀抱中去，完完全全地听从他的指引，把心全都掏出来给他。

我一直打算给他写第二封信，我相信他是会回信的，可是，我突然间得知他没有回我第一封信的悲惨原因：那场战争太艰难了，他没有能够抗得住。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刚瘫痪了。而乌德托夫人也终因忧伤过度，自己也病倒了，无法立即给我写信。两三天后，她从巴黎——她当时在巴黎——告诉我，他已被送往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想说这个悲惨的消息让我同她一样地痛苦悲伤，但我不相信这个消息给我造成的忧伤会小于她的痛苦与眼泪。我见他病成这种样子，又担心是焦虑不安促成他病得这么厉害，所以心里难过极了，比以前我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更加触动我的心，我痛切地感到，按自己的估计，我没有必需的力量来承受如许的悲伤。幸好，这位慷慨大度的朋友没有让我长久地呆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尽管病魔缠身，但并末忘记我，我很快便从他的亲笔信中得知，我把他的心情和病体估计得太严重了。不过，现在该是讲述我的命运的大动荡的时候了，是讲把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的那个灾难的时候了。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这个灾难却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后果。

有一天，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埃皮奈夫人竟派人来找我。我一进她家门，便发现她的眼神和整个举止中有一种慌乱的神色，她平常是不这样的，世界上没有谁比她更会控制自己的表情和举止，为此我更加惊诧不已。她对我说：“我的朋友，我要去日内瓦了，我的胸部不适，身体垮得厉害，因此必须抛开一切事情，去找特隆桑看看。”这个决定如此突然，又时值入冬，所以我非常地惊讶，特别是我刚离开她才三十六小时，我走的时候，她根本没提这事。我问她将带谁一起去。她告诉我说，带她儿子和德里南先生一起去，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您呢，我的大熊，您不一起去吗？”由于我并不相信她这话当真，而且她知道在入冬季节，我几乎出不了房门，所以我便打趣地说，一个病人去陪另一个病人只有添乱。她自己看上去也不是真心邀我同往，所以这事也就过去了。我们只谈了谈出门的准备事项。她正在紧赶着准备，决定半个月后动身。

我用不着太多的洞察力便明白此行有一个瞒着我的秘密动机。这个秘密，这家人家的人全都知晓，唯独瞒着我一个人，但第二天就被泰蕾兹发现了，是总管泰西埃从女仆口中得知后告诉她的。

尽管我不是从埃皮奈夫人口中得知这一秘密的，我没有为她保密的义务，但是这一秘密同把它传给我的那些人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我不能连累他们，因此，我对此事将闭而不谈。不过，这些秘密虽说是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从我的嘴里或从我的笔端泄露出去，但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所以不会不被埃皮奈夫人的所有的圈中人知晓的。

我得知她此行的真正动机之后，便看出有一只仇家的手在暗中使劲，想让我成为埃皮奈夫人旅途中的护送人。不过，她并没有太坚持，所以我也就没把这事看得挺认真，并且觉得好笑，要是我傻乎乎地接受下来，那才真是当上了一个好看的角色了。不管怎么说，我的拒绝反倒让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终于说服其丈夫送她前去。[505]几天之后，我收到了狄德罗的便笺，我将转录于后。这张便笺只是折了一下，里面的内容谁都能一目了然。它是送到埃皮奈夫人家，托埃皮奈夫人的亲信、其子的家庭教师德里南先生转交给我的。

狄德罗的便笺（信函集A，第五十二号）

我生来就是喜欢您并让您苦恼的人。我听说埃皮奈夫人要去日内瓦，但却没听说您陪她去。我的朋友，如果您对埃皮奈夫人感到满意，您就该陪她一起去；如果是不满意的话，那就更应该陪她去。您是否对她施与您的恩惠感激不尽？这正好是个机会，您可部分地偿还所欠之情，感到宽慰。您一生之中还能找得到另一次机会来向她表达您的感激之情吗？她将前往一个仿佛从云端坠下的国度。她玉体欠安，需要娱乐和消遣。又时值冬季！喏，我的朋友，您以身体不好加以回绝，这理由可能比我想象的要有力得多。但是，您今天难道比一个月之前以及入春之后身体还要不好吗？您三个月之后将去旅行，难道就比今天方便得多？要是我，告诉您说吧，如果我受不了鞍马劳顿，我将拄上一根棍，跟随她去。再说，您难道不怕别人对您的行为说三道四吗？有人将会怀疑您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另有苦衷。我很清楚，您不管怎么做，都将总是有良心可以替您作证的，但光这个就够了吗？您难道可以如此这般地忽视他人的作证吗？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我之所以写这张便笺给您，既是想对得起您，也是为了对得起我自己。如果它使您不快，您就把它烧掉好了，以后也无需再提，就当是我根本没有写过似的。我向您致意，我爱您，拥抱您。

我一边读着，一边气得发抖，两眼发花，几乎没有读完，但这并未妨碍我看出狄德罗信中的花招。他是在装出一种比他在其他所有的信中更加温柔、更加亲切、更加真挚的口吻。在其他的信中，他顶多称呼我“我亲爱的”，连“朋友”二字都不屑冠之于我。我一看便知此信为何要通过他人之手转交给我了，那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等等，相当笨拙地露了馅，因为我们互相通信通常是通过邮寄，或者是通过蒙莫朗西的信使捎带，而他利用的这个办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当我怒火稍事平息，可以动笔的时候，我草草地给他回了一信，立即从我当时住的退隐庐，拿到舍弗莱特去给埃皮奈夫人看。

我当时都气糊涂了，想把我的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信一并亲自念给她听。下面就是我的回信：

我亲爱的朋友，您既不可能知道我对埃皮奈夫人有多么地感激，也不知道我是多么地希望报答她对我的恩惠；您既不知道她此行是否真的需要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希望我陪她去；既不知道我是否可能前往，也不知道我不能去的种种理由。我并不拒绝同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您得承认，您不事先想一想，就二话不说地规定我该怎么做，亲爱的哲学家，这等于是像个大糊涂虫似的在大发议论。我觉得其中最坏的是，您的意见并非出自您个人。除了我的脾气不好，不愿让第三者或者第四者以您的名义来牵着我的鼻子走而外，我还觉得这种转弯抹角之中有某些花招，与您的坦率很不合拍，而且，为您着想，也为了我，您今后还是别这样的为好。

您担心有人对我的行为说三道四，不过，我敢说，像您那样的一颗心是不敢把我的心往坏处想的。如果我能更多地像其他的人一样的话，他们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一些的。愿上帝保佑，别让我受到他们的赞许！随恶人怎么去窥探我、评说我好了，我卢梭生来就不怕他们，您狄德罗也从不会听信他们的。

您说如果您的便笺使我不快，就让我把它扔到火里，以后也无需再提！您以为我会就这么忘了从您那儿来的东西？我亲爱的，您在给我造成痛苦的时候，太不在意我的眼泪了，正如您在劝我注意自己的身体时不在意我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如果您能改弦更张的话，您的友谊就会对我更加地温馨，我也就因此而少让人可怜了。

我走进埃皮奈夫人的房间，发现格里姆同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大声地、清亮地把那两封信读给他们听，理直气壮得令自己都难以相信，而且，读完之后，还补充了几句，也一样地振振有词。

我发现他俩看到平常那么怯懦的一个人竟然如此大胆，感到十分沮丧、茫然，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我还特别看到那个盛气凌人的人垂下了目光，不敢正视我那闪亮的眼睛，但与此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在发誓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而且，我深信他俩在分手之前一定先密谋一番。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转给我的圣朗拜尔的回信（见信函集A，第五十七号），信上的地址仍是沃尔芬毕台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久。我写给他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所以他的回信才姗姗来迟。这封回信给了我一些安慰，这正是我此时此刻所急切需要的。信中充满了敬重和友谊，给了我以勇气和力量，以不辜负他的这番盛情。从这时起，我便恪守职责；要是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那么慷慨大度，那么忠厚正直，我肯定是万劫难复了。

天气转凉，大家都开始离开乡下。乌德托夫人通知我她打算来山谷向我告别的日子，并约我去奥博纳相见。这一天恰巧是埃皮奈夫人离开舍弗莱特去巴黎做完去旅行的准备工作的日子。幸而她早晨动身，我还来得及与她告别之后，去同她的小姑子一道午餐。

我兜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我一边走，一边又读了好几遍。这封信能防治我的软弱病。我下定决心，并且真的做到了把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女友和我的朋友的情妇。我同她单独共度了四五个小时，心里有着一种极其甜美的平静，即使就享受而言，甚至都比我以前在她身旁所感受到的狂热更美不胜言。由于她非常清楚我的心没有变，所以她对我为克制住自己所做的努力大为感动，更加地敬重我，而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她对我的友谊根本没有消逝。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归来，因为他虽说是已经康复，但无法再忍受战争的艰辛，正准备退役，回到她的身边来平平静静地生活。我俩拟定了三人亲密无间地相处的美好计划，而且此一计划可望长期执行，因为此计划是基于所有那些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聚在一起的那种感情，而我们三人都挺有才能和知识，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人相帮。可惜啊！我在沉醉于这种极其甜美的生活的希冀之中时，竟没太去考虑正在一旁等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们随后谈到了我当时同埃皮奈夫人的关系。我把狄德罗的信连同我的复信一起拿给她看，并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讲给她听，并告诉她我已决心离开退隐庐。她强烈地反对，其理由在我心中都非常地有份量。她向我表示她是多么地希望我去日内瓦旅行，可又想到我一拒绝，就必然连累了她。这一点狄德罗的信似乎早已说到了。然而，由于她像我一样地十分清楚我的理由，她也就没有坚持。但她硬要我不惜任何代价地避免把事情张扬出去，要我找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解释我拒绝去的原因，免得别人无中生有地瞎猜测，说她有什么蹊跷。我对她说，她给我强加了一项不易完成的任务，但我已决定不惜名誉也要弥补自己的过错，所以在名声让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我可以优先考虑她的名誉问题。大家马上就会看到我是否很好地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痛苦不幸的激情丝毫未减其热力，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像那一天那样地强烈地、温情地爱着我的索菲。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以及对负义的深恶痛绝，使得我在整个这次相会之中，感官竟能使我完全坐怀不乱，我连想吻她的手一下都没有。分别的时候，她当着仆人们的面，吻了我一下。这个吻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地给她的吻大为不同，但对我却是一种保证，使我恢复了自控的能力。我几乎可以断定，如果我的心有时间在平静之中坚强起来，不出三个月，我就能彻底康复了。

我同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到此就结束了。这种关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性，按照其表象作出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之中，这位可爱的女子在我身上激发的热情，也许是任何男人都未曾感受到的最激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而作出的罕见而痛楚的牺牲，将光照日月，可鉴世人。我俩在对方的眼里都拔得太高，不可能轻易地就自甘堕落。只有不配受人尊敬的人才会不顾一切地抛却这如此宝贵的尊敬。感情之强烈可能使我们去犯罪，但也正是这种强烈感情在阻止我们去犯罪的。

就这样，在同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保持了长久的友谊，而对另一个怀着一种极其强烈的爱之后，我在同一天里，分别地向她俩道别了：一个是此生未再相见，而另一个则只是又见过两次。我以后将叙述在什么情况之下又见过这另一个的。

她俩走了之后，我陷入极大的窘迫之中，要完成如许的紧迫而互相矛盾的义务，都是我的不谨慎所造成的。要是我处在正常情况之下，此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并被我拒绝之后，我尽可以安安生生地待着，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我已经把此事弄成了一件无法就此了结的事情了，除非离开退隐庐，否则免不了日后解释，可我刚刚答应乌德托夫人不搬走的，起码是眼下不搬走。再说，她曾经要求我向我的所谓的朋友们就我拒绝这次旅行表示歉意的，免得有人把我的拒绝归咎到她的身上。然而，我无法说出真正的原因而又不冒犯埃皮奈夫人。就她对我所做的一切而言，我肯定是欠她的情的。我思来想去，发现自己处身于严酷而不可避免的抉择：要么对不起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要么对不起我自己。我选择了后者。我坚决彻底地、毫不动摇地做出了这一抉择，大有一定要洗刷将我逼到这种山穷水尽地步的那些过错的大义凛然之气概。这种自我牺牲，我的仇家会大加利用，也许他们正等着我这样哩，它使得我名誉扫地，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策划，使得公众对我的敬重消失殆尽。但是，它却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敬重，使我在种种磨难之中得到了慰藉。大家将会看到，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做出类似的牺牲，也不是人们利用来抨击我的最后一次自我牺牲。

格里姆看上去像是唯一没有插手此事的人，因此，我决定向他说说明白。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了我想把这次日内瓦之行视作我的一种义务之可笑，说明了我若是一同前去，对埃皮奈夫人既无用又麻烦，以及因此而给我本人带来的种种不便。我实在憋不住，在信中流露出我是知道底细的，而且让他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声称我该陪同前往，而他则可以不去，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他。在这封信里，我因不能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理由，只好东拉西扯，从而使社会上一般人看来，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这封信对于像格里姆这样的人来说，是含蓄和谨言慎行的典范，因为他们了解我所没有说出的底细，并完全了解我的做法之正确的。我在假定我的其他的朋友也持狄德罗同样的看法，以便暗示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过这种想法的时候，甚至都不害怕别人再添加一个对我的偏见。乌德托夫人确实是这么想过，后来听了我的理由之后，她才改变主意的，这一点我瞒下没说。我为了让她不遭人怀疑同我串通一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我对她的不满。

这封信的结尾，对对方表示了极大的信赖，换了别人一定会深受感动的。我在要求格里姆考虑我的理由并随后向我说明他的看法的时候，明确地对他说，不论他是什么意见，我都会遵从的，而且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哪怕他说我应该去，我也会照办的，因为，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同其妻前往，我也陪着去的话，问题也就不大了，而这之前，他们是首先想把这差使交给我，见我不肯，才找的他。

格里姆拖了很久才回我信，而且信写得很特别，我将转录于下（见信函集A，第五十九号）。

埃皮奈夫人动身的日期推迟了。她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

我将细想您的来信。您老老实实地待在您的退隐庐吧。我将会及时地告诉您我的意见的。由于她近几天内不会动身，也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在此期间，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可以向她提出您愿为她效劳，不过我看提不提都是一回事，因为我同您本人一样了解您的处境，我相信她是会对您的提议给出应有的答复的。您这么做的唯一好处，我看就是您将可以告诉那些非要您去的人，如果说您没陪着去的话，那并不是说您未曾主动提出来过。此外，我实在不明白，您为什么非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就因为他的意见是要您去，您就以为您的所有朋友都在这么想。如果您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回答就能作为您对所有那些朋友的反驳，因为您心里总是想着要反驳他们。再见了，问候勒瓦瑟尔太大和“刑事犯”[503]。

读了这封信，我甚为震惊，焦虑不安地想弄明白这信是什么意思，但却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他不简单明了地回复我的信，反而花时间去胡猜乱想，仿佛他以前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还嫌不够似的。

他甚至通知我，让我耐心等待，稍安勿躁，仿佛牵涉到的是一个需待解决的深奥问题，要么就是他好像有什么心思，不想让我知道，直到他想告诉我为止。他这么小心翼翼，这么拖拖拉拉，这么神秘兮兮，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能这么对待别人的信赖不成？这种行为难道算是正直、善意的不成？我对这种行为尽量地往好处去找点理由，但徒劳无益，根本就没有找到。不管他是什么意图，如果是同我的相反的话，他的地位使得他的意图容易实现，而我因地位所限，是不可能阻止他的。他是一位显要亲王家的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交际圈中，大家都围着他转，他的话犹如圣谕，所以以他那惯常的机敏，很容易便能使他的全部机器转动起来。而我呢，势单力薄地待在退隐庐中，远离一切，没有人给出主意，没有任何交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只有老老实实地待着。我只不过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探问她儿子的病体，信写得十分客气，但并未上人圈套，去提议同她一起走。

我在这个狠心的人把我推入的那种极度的忐忑不安之中，仿佛等了有数百年之久，终于在八九十来天之后，得知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并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此信只有七八行，我竟没有读完……那是一封绝交信，但所用的词语，只有怀有血海深仇之人才会写得出来，但却因只想侮辱别人，反而显得愚蠢至极。他说凡是他去的地方，都不许我露面，仿佛那是他的世袭领地，未经准许，我不得入内似的。这封信，若是看的时候稍许冷静一些，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我没有把这封信抄录下来，甚至也没有读完，便立即给他退了回去，并附上下面这封信：

我一直不想怀疑您，尽管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我真恨自己这么晚才看透您。

我把您从容不迫地构思的信退还给您，那说的不是我。您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公开地恨我好了，这样您反倒可以少了一点虚伪。

我所说的他可以把我的上一封信拿给人看，指的是我回答他信上的一段话。根据他的那段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件事上有多么老谋深算。

我说过，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我的信可能在很多方面让人抓住把柄。他很高兴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怎么才能利用这个有利的一点而不把自己给牵连进去呢？他若是把我的那封信拿给人看，就可能遭人指责，说他辜负自己朋友的信任。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便想出同我绝交，而且其手段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并且在信中说他如何地照顾我，不把我的信拿给别人看。他深信不疑，我在气头上，肯定要拒绝他的那种虚情假义的小心谨慎，让他把我的信拿给所有的人看的：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而且，一切都像他安排好的那样发生了。他把我的信传遍了整个巴黎，而且还按照他的方式加以解说，但是他的解说却未能获得他所企盼的全部成功。他巧妙地征得我同意把信让大家看，但这并没让他免遭人们的非议，大家认为他是在随意抓住我的一句话来坑害我。大家总是在问，我同他有什么个人恩怨，使他竟如此这般地仇恨我。最后，大家都觉得，即使我有天大的不是，逼得他非同我绝交不可，那么，就算是友谊没有了，友谊所赋予的一些权利还是应该尊重的。但是，不幸的是，巴黎人很轻浮；当时的这些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者被人忽视了，得势之人由于在场而让人敬畏。

阴谋和恶毒的活动在继续着，花样翻新，而且，很快，它那不断产生的效果便将此前的所有一切给抹杀掉了。

这就是那个人，在那么长期地欺骗了我之后，怎样最后摘下了假面具，深信自己已把事情处理到这种地步，无需再对我戴着假面具了。我去除了生怕对这个恶棍有失公允的担心，让他自个儿去扪心自问，不再去想他了。我收到这封信的一个星期之后，又接到埃皮奈夫人的一封信，是从日内瓦寄来的，是对我上一封信的回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我从信中她生平第一次使用的口气看出，他俩是共同策划的，相信自己的种种计谋必然成功；我还看出，他俩把我看作一个到了山穷水尽的人，今后可以毫无危险地把我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

我的处境的确是悲惨至极。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均离我而去，而我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为什么离去的。狄德罗吹嘘自己仍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唯一的朋友，可他答应来看我都已经有三个月了，却压根儿没有来过。我已感到冬天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我的旧病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健壮，但毕竟受不了那么多的气恼情绪的打击。我已筋疲力尽，既无力气也无勇气去抵御任何事情。即使我早已说定，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一再劝我此刻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搬往何处，不知道怎么才能蹒跚而至新的地方。我一动不动，麻木不仁地待着，既无法有所作为，也无法进行思考。只要是一想到要迈上一步，写上一封信，或者说上一句话，我都会浑身发颤。

可是，我又不能接到埃皮奈夫人的信而不加批驳，除非我自己承认理应受到她和她的朋友对我的虐待。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决心告诉她，因为我从来也不怀疑她会出于人道，出于慷慨，出于礼貌，出于我一直认为她身上具有的、尽管是恶劣的那种情义而忙于认可的。下面就是我的那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退隐庐

假如人能因痛苦而死的话，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不过，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我俩之间的友谊终止了，夫人，但是，已不复存在的友谊仍旧有一些权利，我是知道尊重它们的。我一点儿也没忘记您对我的好处，您尽可以放心，我对您仍怀着一个不再被人爱的人所能有的感激之情。其他的话就都不必说了：我有自己的良心，而我请您也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我曾想过离开退隐庐，而且也应该如此，可有人认为我必须在这儿待到春暖花开。既然我的朋友们要我这样，我就待到春天吧，如果您同意的话。

这封信写完、发出之后，我便只考虑着安心待在退隐庐，养养身子，养精蓄锐，并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来年春天悄无声息地离去，而不显出绝交的架势。可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却并不这么想，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几天过后，我终于有幸接待了狄德罗的那一次屡应屡爽的来访。这次来访来得再及时不过了。他是我最早的朋友，而且几乎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朋友，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我在彼时彼刻见到了他该有多么地高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向他倾诉。有许多大家在他面前隐瞒着的、掩饰了的或者捏造的事情，我都对他说明白了。对所发生的一切，凡是我能告诉他的，我都告诉了他。我并未假惺惺地要瞒着他已非常清楚的事，也就是一种既不幸又疯癫的爱使我身败名裂的那件事。但是，我始终没说乌德托夫人知道我的爱，或者，我至少是没有承认我向她吐露过我的爱情。我跟他谈起了埃皮奈夫人为了弄到她小姑子写给我的那些非常纯真无邪的信而使用的很不像话的手段。我想让他从埃皮奈夫人企图迷惑的两个女人的嘴里直接听到那些详情。泰蕾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不过，轮到她母亲告诉他时，我听见她一口咬定她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我当时真的惊得目瞪口呆。她就是这么说的，而且，没有改过口。不到四天之前，她还亲口对我唠叨过这件事，可是，当着我的朋友的面，她却冲着我矢口否认了。这样一来，我觉得该下定决心了。我当时深切地感到，把这么一个老太婆如此长期地留在自己身边，真是太失策了。可我并没有因此而痛骂她一顿，我几乎不屑于对她说上几句鄙夷的话。我感到我欠她女儿不少的情；女儿的坚贞不渝的正直与其母的卑鄙懦弱有天壤之别。但是，从那时起，我对老太婆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只等着时机一到便付诸实行。

这个时机比我预想的来得要早。十二月十日，我收到了埃皮奈夫人对我上一封信的复信（见信函集B，第十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在好几年当中，我给了您所有一切可能的友谊和关照，可我今后只能对您表示爱莫能助了。您很不幸。我希望您的良心能同我的一样地平静。这对您的生活之安宁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您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您也应该如此，我很惊奇您的朋友们却挽留了您。要是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就自己的义务去向我的朋友们请教的，因此，关于您的义务，我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如此出乎意料而且又如此明白无误地下达的逐客令，容不得我有片刻的迟疑。不管天气如何，不管我的状况怎样，哪怕是我得在林中的业已白雪覆盖的大地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会说什么、做什么，反正我是得走了。我虽然很想凡事都要讨乌德托夫人的欢心，但毕竟不能丢了自己的老脸。

我处于一生中最可怕的山穷水尽之境，但我的主意已定。我发誓，不管怎么个情况，反正第八天就不再睡在退隐庐。我开始拾掇自己的衣物，决心宁可把它们扔在露天地里也要在第八天把钥匙还掉，因为我极其想在人们写信到日内瓦并接到回信之前把一切料理完毕。我有着一种我从未感觉到的勇气：我所有的力量又恢复了。这是荣誉和愤怒还给我的，是埃皮奈夫人所未曾料到的。运气也壮了我的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说了我的窘境，派人让我到他在蒙莫朗西路易山花园的他的一座小房子去住。我急切而感激不尽地接受了。交易很快就谈妥了；我匆忙地让人买了点家具，加上我们原先有的，可供泰蕾兹和我起居之用。我费了很大精力和钱财，让人把我的东西用车拉了去。尽管是冰天雪地，我两天工夫就把家搬完了，十二月十五日便把退隐庐的钥匙交还了，事前还把园丁的工资付了，但房租我是无法付的。

至于勒瓦瑟尔太太，我郑重地对她说，我们得分开了。她女儿想说服我，但我不为之所动。我让她带上她女儿和她共有的所有衣物家什，坐上邮车去了巴黎。我还给了她一些钱，并且保证替她付房租，不论她住在自己的孩子家里还是别处，并且保证尽我之所能赡养她，只要我自己有吃的，就绝不让她饿着。

最后，在我到了路易山的第三天，我便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夫人，当您不赞成我再住下去的时候，我就搬出了您家的房子，没有什么比这再简单和必要不过的了。知您不同意我在退隐庐过完冬天之后，我便在十二月十五日搬走了。我命中注定不由自主地住进来，也不由自主地搬出去。我感谢您敦促我搬进去住，如果我付出的代价小点的话，我当更加感激您的。再有，您认为我很不幸是对的。世界上没有谁比您更清楚我该是多么地不幸。诚然，选择错了朋友是个不幸，但是从那么甜蜜的错误中醒悟过来的不幸则是更加地残酷。

以上是我住进退隐庐以及逼我搬出的种种原由的忠实记录。

我未能中断这番叙述，而且，极其精确地记述下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段时期对我以后的生活有着一种一直波及到我生命最后时刻的影响。

第十节

我是凭着一种一时的激忿所给予我的非凡的力量离开退隐庐的，一旦到了外界，那股力量就不复存在了。我在新居一安顿下来，我的尿潴留病又复发了，来得迅猛而频繁，再加上折磨了我已有一段时日而我却不知其为病的疝气，也跑来添乱。着实令我痛苦不堪。很快，我的病便阵阵发作，疼痛难忍。我的老友蒂埃里大夫前来为我诊治，并根据我以前的病况把话给我挑明了。于是，探条、扩张器、绷带等风烛残年者所需之器械全都放在了我的周围，使我惨痛地感觉到，人已不年轻了，但还要要强，那是非吃苦头不可的。明媚春光并末恢复我的体力，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一种使我感到自己行将就木了的慵懒倦怠之中度过的。我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看着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摆脱了使我热爱生活的所有一切，我在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使我觉得生命可贵的东西，而看到的却只是病痛和苦难，使我享受不到任何欢乐。我渴望着自由自在、逃脱我的仇家魔掌的时刻的到来。不过，还是按照事态的发展，按部就班地叙述下去吧。

好像我退居蒙莫朗西令埃皮奈夫人十分尴尬，她可能真的没有料到。我病歪歪的，又是寒冬腊月，再加上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一切使格里姆和她相信，把我逼上绝路，我就必定会求饶，必定会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乞求留在尊严已喝令我搬出的那个避难之所。我突然搬走，他们来不及防我这一招儿，只有孤注一掷，要么彻底毁掉我，要么想方设法把我拽回来。格里姆采取了前者；但我认为埃皮奈夫人是宁可采取后者的，我是根据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回信这么认为的，她在回信中的语气比她以前的所有的信都婉转得多，似乎为摒弃前嫌敞开了大门。她的这封回信让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种拖延清楚地表明她为采用一个合适的语气而犯难，也表明她回信之前思考再三。她无法再做进一步的表示，否则就会连累上自己，但是，在她先前写的那些信之后，以及我突然离开她家之后，大家只会对她竟小心翼翼地在这封回信中不漏出一句难听的话来感到惊讶。我将把此信一字不漏地照录下来，以便大家做出判断（见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我昨天才收到您十二月十七日的来信。它被放在一只箱子里送来，箱子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我只想回答您的附注，至于信本身，我不太看得明白，要是情况允许我俩当面说个明白的话，我很想把这一切是是非非看作是一种误会。我还是回到您那个附注吧。您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早已说好，退隐庐园丁的工资经由您的手付给他，以便让他更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仰仗您的，免得他像先前的那个园丁一样跟您闹出不成体统的笑话来。事实是，他头几个季度的工钱已经交给您了，而且，我在临行前不几天，已经同您说好了，您垫付他的工钱我将补还给您。我知道，您一开始推来推去的，但是那工钱是我请您先垫一下的，我当然得补还给您，这是我们说好了的。卡乌埃告诉我说，您根本不愿意接下这笔钱。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现在命人把这笔钱带给您。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顾我们事先的约定，想替我付我的园丁的工钱，甚至连您搬出退隐庐之后的那段时间的工钱也给代付了。先生，我希望您记住我有幸对您说的这番话，别拒绝收下您好心替我垫付的那笔工钱。

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无法再信赖埃皮奈夫人了，所以根本不想再与她重结旧谊。我没有回她的这封信，我俩的通信到此为止。她看见我主意已定，自己也拿定了主意，于是，便完全与格里姆及奥尔巴什一伙沆瀣一气，与他们一道非把我彻底搞垮不可。他们在巴黎活动，而她则在日内瓦呼应。格里姆后来去日内瓦与她会合，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隆桑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拉过去了，他便大力地支持他们，成了我最疯狂的迫害者，可他同格里姆一样，并无丝毫可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仨配合一致，暗地里在日内瓦撒下了种子。四年之后，人们将会看到这些种子便萌芽了。

他们在巴黎就困难一些了，因为我在巴黎小有名气，而且巴黎人生性不爱结仇，所以不那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便开始鼓噪说是我离他们而去的。请你们去看看德莱尔的信吧（信函集B，第三十号）。因此，他们便一面假装始终是我的朋友，一面巧妙地抱怨我不够朋友，以达到恶毒攻击之目的。这样一来，人们因为未加提防，便更容易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责备了。

他们暗地里指责我不讲交情、忘恩负义，而且进行得小心谨慎，因此，收效更大。我知道他们在往我身上泼脏水，但却无从知晓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所能从流言蜚语中推测到的不外乎四大罪状：一、我退隐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三、拒绝陪同埃皮奈夫人前去日内瓦；四、搬出退隐庐。如果他们除此而外还添加了其他一些指责的话，由于他们搞得滴水不漏，我就根本无从得知究竟指责我些什么了。

我认为支配我命运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好了日后对付我的一整套办法的。其立竿见影、进展神速，凡是不知助纣为虐是轻而易举之事的人定会以为是个奇迹。必须尽量用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阴险隐秘的计谋的明显之处。

我虽名噪整个欧洲，但仍保留着我最初的那种种纯朴的志趣。

我对一切党派之争、勾心斗角深恶痛绝，这使得我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使得我除了心灵的种种依恋而外别无牵挂。我单寒羁旅，身居异国，离群索居，没有家庭，只恪守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因此我矢志不移地沿着正直的道路走着，绝不阿谀奉承或宽容照顾任何人而损及正义与真理。此外，两年来，我隐居乡间，不通消息，不去交际，对一切都一无所知也毫不想知，所以，虽住在离京城只有四法里的地方，但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我仿佛是置身于被大海阻隔的提尼安岛上一般。

格里姆、狄德罗、奥尔巴什恰恰相反，他们置身于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游甚广，几乎平分了其中的各个领域。

达官显贵、才子文人、法官、女人等等，他们都能串通一气，到处让人听从他们的摆布。大家大概已经看到这种地位给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处于我这种劣势的第四个人所具有的优势了。的确，狄德罗和奥尔巴什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策划阴险毒辣阴谋之人，因为他们一个无此险恶用心，另一个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配合得更好。格里姆独自在脑子里琢磨方案，只把其他二人需要知道以便付诸实行的部分告诉他俩。他对他俩的巨大影响使得这种配合变得易如反掌，而且全部阴谋的收效与他的高人一等的才能是相称合拍的。

正是凭藉这种高人一等的才能，他才感觉到他从我们各自地位之不同中所能获得的优势，拟定了彻底毁掉我的名声的计划，并给我冠之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名声，而且还不累及自己：他们先下手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黑墙，让我不可能看透他们的阴谋诡计，无法拆穿他们。

这一手是挺难搞的，因为必须在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人面前掩盖自己的不义行径，必须欺骗正直的人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拉走，不让我有一个朋友，不论是有地位还是没地位的朋友。我说什么好呢！反正不得让一句真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仗义之人跑来对我说：“您充什么道德君子？人家可是那么对待您的，而且大家都是据此来评判您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而格里姆也就完蛋了。他知道这个，但他深明己心，而且对他人的能耐也估计得很准。我为人类的荣誉而感到恼火：他竟算计得这么准确。

他在暗中行走，为了稳重起见，脚步就该放慢。他照计行事已有十二年之久，而最困难的事还有待完成，那就是蒙骗整个社会。

社会上有一些人眼睛比他想象的还要紧地盯着他。他害怕这个，所以还不敢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找到了把强大势力拉进来一起搞他的阴谋的不犯难的办法，而这股势力是可支配我的。他有恃无恐，往前走时风险就小多了。这股势力的喽罗们通常是不以正直自诩的，更谈不上什么光明磊落，所以他也就无需再担心有什么好心人会走露风声。他特别需要的是让我蒙在鼓里，始终不让我知道他的阴谋诡计，因为他很清楚，不管他如何机关算尽，我也能一眼看透的。他最大的花招儿就是一面诋毁我，一面还装出爱护我的样子，给他的背信负义披上豪爽仗义的外衣。

我通过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暗中指责，感觉出这个阴谋已初见成效，但却无法得知，甚至也无法推测到底指责我些什么。德莱尔在他一封封的信中告诉我说，有人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狄德罗更加神秘地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而当我向他俩追问清楚的时候，他们都只说是上面提到的那几大罪状。我感觉到乌德托夫人的一封封来信，逐渐地对我冷淡了。我不能把她的冷淡归罪于圣朗拜尔，因为他仍继续以同样的友情在给我写信，甚至归来之后还来看过我。我也不能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俩分手时都好好的，而且分手之后，除了我搬出退隐庐之外，我这方面又没出过什么差错，再说，我搬出退隐庐她也认为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虽不肯明说，但我已心领神会，这弄得我莫名其妙，使我对一切都深感不安。我知道她是顾虑她嫂子和格里姆，因为他俩与圣朗拜尔关系甚好；我担心他俩在捣鬼。这种惴惴不安又捅开了我的伤口，使我写起信来毫不客气，竟致使她讨厌我的信了。我隐隐约约地瞥见无数残酷的事，可又看不确凿。我身处一种对于一个浮想联翩的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境地。要是我完全孤独，什么事都不知道的话，我可能还平静些。可是，我的心仍有所依恋，我的仇家便抓住这一点对我加以攻击，而透进我退隐之所的微弱的光亮，也只能让我感到人们瞒着我在干一些神秘卑鄙的勾当。

我毫不怀疑，我真是要被这种过于残酷、过于难忍的痛苦压垮了，因为这与我的开朗、坦诚的天性相冲。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就非常害怕别人向我隐瞒感情，所幸，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被牵挂住了，从而得到了有益的排遣。狄德罗最后一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跟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个《日内瓦》条目。他告诉我说，这个条目是同上层的日内瓦人商定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喜剧院，措施都已采取了，剧场很快就能建成。由于狄德罗好像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之好，深信能够成功，而且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事要同他讨论，也就没再就此与他争辩，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对别人在我的祖国搞的所有这一套诱惑的花招儿非常气忿，所以焦急地等待着有此条目的那本《百科全书》的出版，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写篇辩文，以消除这恶劣的影响。我搬到路易山不久，便收到了那本书，发现那条目写得妙笔生花，无愧于大家手笔。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想驳斥的态度，而且，尽管我当时沮丧气馁，忧伤多病，天气寒冷，外加新居不适，尚未来得及布置停当，但我却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一切困难，开始动笔。

在相当寒冷的冬天，在二月里，而且是在我上面所描写的状况之下，我每天早上和午饭后，跑到住处园子尽头的四面透风的塔楼中，各待上两个钟头。塔楼在台坡道的尽头，俯临蒙莫朗西的山谷和池塘，远处可以望见那位贤德的卡蒂纳[501]的退隐之所——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蒂安城堡。正是在这个当时无物以挡风雪，除我心中之火外无火取暖的冰窖似的地方，我用了三周的时间，写完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是我此时在写作时感到兴味盎然的第一篇作品，因为《朱丽》连一半还没写完。此前，是道德的激愤赋予我以写作的灵感的，而这一次却是心灵的温柔多情使然。以前我作为旁观者所见到的不平使我恼怒；现在我成了其目标的不平使我忧伤，而这种忧伤并不含恼怒，只不过是一颗太多情、太温馨的心，被它原以为与它相同的心欺骗之后，不得不缩了回去的那种忧伤。我的心装满了新近发生的一切，仍在为那么多激烈的撞击而激动着，所以便把自己痛苦的感情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想法给搅和在一起了。从我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这种情况。我不知不觉地便把我当时的处境写进了作品里去。我在其中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以及我自己。我在写这部作品时，洒下了多少甜美的泪水啊！唉！人们在其中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爱情，我努力地医治的那致命的爱情，尚未从我心中消失。在这一切当中，还夹杂着我对自身的悲叹，我感到行将就木，以为要向公众作最后的诀别了。我非但并不怕死，反而高兴地看着死之将至。

可是要离开世人，我仍觉遗憾，因为他们还没了解我的全部价值，还不知道我本是多么值得他们爱戴的，如果他们更进一步了解我的话。这就是这部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特殊语调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前一部作品[499]的笔调大相径庭。

我把此信润色并誊清之后，准备付梓，可突然间，在久无音讯之后，乌德托夫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我还从来未曾感受过的最巨大的悲痛。她在来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四号）中告诉我说，我对她的激情全巴黎都知道了；说是我告诉了一些人，给捅出去了，并且传到了她情人的耳朵里，几乎送了他的命；还说他总算还了她一个公道，两人重归于好了；但是，她说，考虑到他以及她自己及其名声，她必须同我断绝一切来往；不过，她仍向我保证说，他和她都仍将永远关心我，在公众中为我辩护，并将不时地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

“你也算一个，狄德罗！”我嚷叫道，“你这个所谓的朋友！……”不过，我仍不能横下心来谴责他。我的这段恋情其他一些人也知道，可能是他们让他说出来的。我本想不信的……可很快我便不能不信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做出一件与其慷慨大度相称的事来。他比较了解我的心灵，知道我被我的一部分朋友背叛了，而且又被其他的朋友给抛弃了，便推测到我大概是处于什么状况之中了。他前来看我。第一次，他没有多少时间同我交谈。他第二次又来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要来，没在家。泰蕾兹在家，她与他交谈了两个多钟头，彼此谈到了很多事实。他和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从他那里得知，社会上没人怀疑我跟埃皮奈夫人的关系像格里姆现在同她的关系那样，我当时的那份惊讶，不亚于他自己听说这个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时的那份惊诧。圣朗拜尔也曾令那位夫人极为不快，所以在这方面与我的境况完全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我心中因与她绝交而产生的遗憾一扫而光。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向泰蕾兹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她和乌德托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让他以友谊作保证，绝不外传，可他却偏偏选中圣朗拜尔，把情况透露给他了。这一下我便横下心了，决定同狄德罗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表示的好，因为我早就发现，私下里绝交总对我不利，反而把友谊的假面具给我的最凶恶的敌人留下了。

在绝交这件事上，社会上所确定的那些礼仪准则似乎是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已经不再是某人的朋友而又偏偏要装着是他的朋友，这样就为自己留下了余地，好迷惑正派的人，以便坑害他。我记得，当名声显赫的孟德斯鸠同图尔纳米奈神父绝交时，他逢人便公开声明：“图尔纳米奈神父说我什么或我说他什么，你们都别相信，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朋友了。”这个方法很受欢迎，大家都赞扬这种坦诚直率和光明磊落的行为。我决定同狄德罗绝交时也效仿此法。可是，怎么才能从我的退隐之所把与他绝交的事正式公开出去而又不引起流言蜚语呢？于是，我想到在我的这篇作品中，以注释的形式，加进《教士书》中的一段话，以此宣布我同他的决裂，而且连原因也说明了，这原因任何知情人一看便知，而局外人则不明其所以然。此外，我在这篇作品中，凡是提到我与之绝交的这位朋友时，我都仍旧怀着即使友情已荡然无存，人们也始终应该怀有的那种尊敬。大家可以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这一切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走运有人倒霉，而人一倒霉，勇敢的行动似乎也会被看作是一个罪状。孟德斯鸠这么做就受到称赞，可我这么做就遭到指斥和责难。我的这篇作品一刊印出来，刚刚收到几本样书，我便给圣朗拜尔寄去一份。圣朗拜尔头一天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最最情深谊长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七号）。下面是他把我赠的样书退还我时写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八号）：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先生，说实在的，我不能接受您刚寄来的这个礼品。当我看到您在序言中针对狄德罗而引用的一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时，书便从我手中掉下去了。在今夏的几次交谈之后，我觉得您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您归罪于他的那些所谓的泄密之事与他无关。他可能有一些对不起您的地方，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我深知这并不能给您以权利，去公开地侮辱他。您不是不知道他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可您作为一个老友还要同那帮嫉妒者一起鼓噪。我无法向您掩饰，先生，这种残酷行为多么令我反感。我同狄德罗关系平平。但我尊重他，并深切地感觉出您给他这样一个人所造成的痛苦。对于这个人，您起码在我面前只是说过他有点软弱而已。先生，咱俩准则相悖，永难相投。请忘掉我这个人吧，这大概是并不困难的。我对别人从未做过让人长久难忘的好事或坏事。我么，先生，我答应忘掉您这个人，而只记住您的才能。

读到此信，我的愤恨大于伤心，而且，在我落难遭劫之际，我恢复了自己的傲岸，回了他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读您的来信时，我竟然很尊敬您，对它感到惊讶，而且还傻乎乎地为之激动，可我觉得此信不配让我回复。

我绝不想继续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了。如果她觉得已誊抄的没必要保留的话，她可以退还给我，我将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留着的话，那她也必须派人来取回她所剩下的纸和钱。我请她把她手中的那份提纲也同时归还给我。再见了，先生。

人在倒霉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能激怒卑怯的心灵，但却能使高尚的心感到欢悦。我这封回信似乎让圣朗拜尔反躬自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但他也因过于自傲而无法公开表示回心转意，便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缓和对我的打击的机会。半个月后，接到了埃皮奈先生如下这封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

二十六日，星期四

先生，您惠赠之书我已收到。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它。凡是您笔下写出来的作品我读起来总是那么高兴愉快。请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要不是事务缠身，无法在您附近多住一些时日的话，我本会亲自登门致谢的。可今年我在舍弗莱特住的时间不长。迪潘先生和夫人前来要我星期日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请圣朗拜尔先生、弗朗格耶先生和乌德托夫人也来。先生，如果您愿意光临，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将前来寒舍的所有的人都希望您能来，并将很高兴地与我分享同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的快乐。

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年以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了，一想到要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丢人现眼，我就发颤，我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考虑。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非要这样不可，既然埃皮奈代表众宾客这么说，既然他所说的那些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很想见到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接受我可以说是受到所有的人的邀请的宴请，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不便的。因此，我就答应了。星期天，天气很坏。埃皮奈先生派车来接我，我便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地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头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嫂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痛快快地出出气了。可以想象，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的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是不会谈笑风生的。我还从来没有那么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罢了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东拉西扯，但却是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地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了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挖苦，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没有予以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欣喜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醋意，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人们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未完全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住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致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誊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却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楷模。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我的仇敌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彬彬有礼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彼此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给我寄过。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却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笨和一向倒霉，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

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高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与《信使》主编，而是赠与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极漂亮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彬彬有礼，但怨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的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弄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印了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小小的但却是挺不愉快的分心事给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的，但却未见下文。我把我写信这件事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牟其利。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桎梏之后，我便平静而愉快地生活起来；我虽不再享有极其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我厌烦透了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我决定今后保持纯朴和善的交往。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甘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把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以及后来迁至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结识了几个近邻，使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其中，首推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一语成谶。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不相上下。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到颇为见效。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497]相媲美。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

那是莫勒翁家的封地，属于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就是在这块封地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难以为继。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厚，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儿》。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父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父，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个教区管管。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帕蒂斯特·卢梭私交甚笃。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大名鼎鼎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得咬牙切齿。他知道许多有关上述两人的罕见轶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的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年老垂暮，但对所处理之事仍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评说得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父所言。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了。在我所有的长期近邻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感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感遗憾的人。

我在蒙莫朗西认识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士，其中有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父，他尽管稍带点学究气，但我仍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好先生。然而，我虽喜欢他的朴素无华，但却弄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渴望而且还善于往大人物、女人、信徒、哲学家堆里到处乱钻。他善于左右逢源。我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显然，我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嘿嘿地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好好先生。我从他的笑里发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使他在我眼里的形象便完全改变了，而且，从此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他那嘲讽的神态。他那个笑简直就像巴努奇买了丹德诺的羊时的笑[495]。我俩自我搬到退隐庐不久便认识了，他常常来看我。我在蒙莫朗西已经住下之后，他却离开那儿，回到巴黎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尔太太。有一天，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这个女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格里姆先生主动要求赡养她，并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好心。我听说是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但勒瓦瑟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去。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产生了什么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让人易于理解的关系的话，如果我把她带到乡下时，他们没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而现在他又把她弄到乡下来，仿佛她自那以后变得年轻了似的话，这个消息本不会让我那么吃惊的。我明白，那老太婆之所以想征得我的允许，无非是不想失去我所给她的那一份。其实，即使我不同意，她也会不顾一切地接受的。尽管这份好心善意让我觉得非常意外，但它当时并没像后来那样地让我震惊。可是，就算我能料到后来所洞察的所有一切，我也照样得像我所做的并且是不得不做的那样表示同意的，否则就有与格里姆讨价还价之嫌。从此，贝蒂埃神父便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好好先生的看法。我的这一看法曾让他好笑，并且说明我有多么地愚蠢。

就是这位贝蒂埃神父，他有两个熟人，不知为什么也想认识我。我与他们在趣味方面肯定是毫不搭界的。他们是麦尔基塞代克[490]的子孙，大家都不知其祖籍和家世，可能连其真名实姓也不得而知。他们是冉森教徒，被人以为是化装的教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佩带长剑的那种可笑方式使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他们貌似派系头领，而我则从不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报》的。他俩一个高大，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名叫费朗先生；另一个个儿矮，墩实，皮笑肉不笑的，爱争好吵，名叫米纳尔先生。

他俩以老表相称。他们一直同达朗贝尔一起，住在巴黎，寄寓他的乳母卢梭太太家里。他们在蒙莫朗西曾租过一座小房子，在那儿度夏。他们自个儿做家务，既无仆人也没跑腿的。他俩每人一个星期，轮流采购、做饭和打扫屋子。他们安排得挺不错，我们有时候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起兴趣来。就我而言，我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才对他们感兴趣的。而且，为了能够玩上不大的一盘，得干等上四个钟头。由于他们到处乱钻，什么事都想插上一杠子，所以泰蕾兹管他们叫“长舌妇”，就这样，这个绰号便在蒙莫朗西传开来了。

这就是除了我的房东、老好人马达斯先生而外，我在乡下的主要相识。我在巴黎也有不少熟人，只要我愿意，足以让我在那儿生活得很惬意，远离文人们的干扰。在文人堆里，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了，因为德莱尔还太年轻，而且，尽管他看清了那帮哲学家们对我搞的阴谋诡计之后，已经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我对他轻易地就充当那帮人的代言人来对付我，仍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先数可敬的老友罗甘先生。他是我美好年代的一位朋友，我与他结交并非因我的作品出了名之故，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保持着与他的友情。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尚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人，名叫库安德，我当时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为人心细、和蔼，热情，但却很无知，不知天高地厚，贪馋好吃，自命不凡，我一搬进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而且，不久便毛遂自荐，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住到了我的家里。他对绘画有点兴趣，并且认识艺术家们。在《朱丽》的版画插图上，他倒是帮了我的忙，他负责指导绘图和制版，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有迪潘先生一家。尽管这家人家已不像迪潘夫人风光年代那么名声显赫了，但由于主人们的德高望重以及对聚会宾客的严格挑选，仍旧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庭之一。由于我未曾抛开他们去另攀高枝，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了去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始终对我以朋友相待，而且我也坚信任何时候去迪潘夫人家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的。自从他们在克里希购置了一个别墅，我甚至把迪潘夫人视作我的女乡邻中的一个了。我有时去克里希住上一两天，而且，如果迪潘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融洽的话，我可能跑得更勤快些的。但是，在同一家人家，夹在两个不和睦的女人中间，让人左右为难，使我觉得在克里希太拘束局促。我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切，所以我喜欢在德耶更自由地见到她，因为德耶几乎就在我家门口，她在那儿租赁了一间小屋；甚至也喜欢在我家里见到她：她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虔诚笃信地遵奉宗教之后，便不再与达朗拜尔一伙、马蒙泰尔一伙以及大部分文人来往了。我想，特吕布莱神父她还见见，因为他那时是个半吊子信徒，不过，她仍旧很讨厌他。而我是她先前一心想结识的人，所以没有失去她的好心关照，而且一直有通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鸡过年，并且打算开春来看我，但却与卢森堡夫人的一次旅行冲突了。我在此应对她特别地提上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之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受宫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巴黎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来蒙莫朗西看我。他佩带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心地仍旧那么善良，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可爱。要不是库安德像他惯常那样在我俩之间插一杠子，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热情地为我效劳竟取我而代之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的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极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高兴极了，就要去看他，不是出于礼貌而是视之为快活的事。我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道折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巴黎了，午间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子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马车，令我望而生畏。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从容容，叙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致感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露面了。这种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大为恼火，让他觉得我不是疏懒，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无罪的。如果做了点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坚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拖拉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却更加做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

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欢同我相见，同我聊聊意大利的事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交部里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高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们省里买了一个官职，有时因公出差来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极为殷勤好客，甚至都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尽管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发生龃龉。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是可爱，但却没有才气，人长得挺漂亮，有点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很欣赏，也拿出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感兴趣。那是五十多年来宫廷和巴黎所有滑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处无法找到的轶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没人会想出来这么搞的。

在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时极为冷淡、生硬，与他平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出了他的家门，下定决心不再踏进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别人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露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出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拼命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深信在谈起他及他的家人时，我始终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欢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恭敬有加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思前想后，我总算悟出是怎么回事来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相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两三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很和蔼可亲的人，毫无放浪形骸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挺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的人儿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姑娘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出来时，一个个都挺快活，感情非常相投。此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三四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出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了，我见他不肯说个明白，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自己的拙著寄赠于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交。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失之过晚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曾挺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但却没把他列入我的友人名单之中的原由。

我不再加上许多其他熟人，免得把这份名单拉得太长了。这些熟人或者是不太亲密，或者是因为我不在巴黎而生疏了，不过，我有时候仍旧在乡下看到他们，或者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邻居家中。譬如孔迪亚克神父、马布利神父、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昂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全写出来就太长了。我要稍稍提一句与马尔让西先生的交往，他是国王的近侍，以前曾是奥尔巴什一伙的，后来同我一样离开了他们，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了。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便死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却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不记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述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先生，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照。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资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印行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了，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财——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被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是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诸多不幸，但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但是，他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极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润色这部作品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何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有所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给删掉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非不知道这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此事告诉了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另一位贵妇人[488]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不知晓，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之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心好了，说那位贵妇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之际，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却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此职。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费事，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需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一流文人的圈中。前二人我早已相识，与后两者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做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对真实，对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身与我又有何相干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藉激情而写的。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保守得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

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痛恨透顶，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痛恨不已。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让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需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却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种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欢喜，免得大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混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点上却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若是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486]，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子儿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干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却足足花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点花招儿，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伺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

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口味，那么大把花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流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色。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爱洛伊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儿》已差不多要完工了，稿酬大概起码是上面钱数的一倍。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而可以活下去了。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花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工夫，我便把《社会契约论》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打零工，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为了挣几个钱。我对这个零工可以随意放弃或完成，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看有无必要再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给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打算，如果我能完全放弃誊抄的活计，我就远离巴黎，因为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我开支过大，而且又剥夺了我挣钱贴补的时间。因此，为了防止在我退隐之时人们所说的作家一旦搁笔必然苦闷彷徨的那种苦恼，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项工作——写我的回忆录——这可填补我的孤寂空虚，但我并不想在我生前将它付梓。我不知道雷伊怎么会心血来潮，早就逼着我写自己的回忆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值得回忆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写的时候坦率直露，这回忆录就能变得有趣了，所以，我决心以一种没有先例的真实性来使这本回忆录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以便使人们起码有这么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总是笑话蒙泰涅[484]的假天真，他一面假惺惺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但又谨小慎微地把它们都描写成可爱的小瑕疵而已。而我曾一直认为，并且现在依然认为，我总的说来，可算是人尖子，但依我看，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管有多么纯洁，总不免窝藏着某些可憎的恶念。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与我的原貌相去甚远，而且有时候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尽管我丝毫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毛病，我若是亮出本来面目也还是只会有所得的。此外，写这本书就不得不把别人的真实面目也暴露出来，因此，该书也只能是在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死后才能出版，这使我更加大胆地去进行忏悔，永远无需在任何人面前脸红了。于是，我便决心把我的闲暇用来好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并开始搜集可以引导或唤起我回忆的那些信件和材料，非常惋惜此前被我撕毁、烧掉、丢失的所有那些东西。这个绝对的隐遁计划是我平生所做的最入情入理的计划中的一个，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而且，我已经在付诸执行了，可是，上苍却偏偏为我准备了另一种命运，把我投进了一种新的漩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此作姓氏的名门望族的一片美丽的家产，后遭没收，就不再属于这家人家了。随后又被亨利公爵的胞妹带到孔代家族手中，名字蒙莫朗西便被改为昂吉安了。现在这片公爵封地已没有别的城堡，只剩下一座旧塔楼，作收藏档案和接受僚属拜谒之用。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可见一座私人宅第，是绰号“穷人”的克罗扎建造的，其富丽堂皇，堪与最豪华的府第名实相符。这座美丽的建筑物的巍峨外观、它建在其上的那片平台、它那也许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景色、它那出自名家绘过的宽阔沙龙、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482]设计的花园，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巍峨之中透着纯朴之风的整体，令人拍案叫绝，叹而观止。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占着这个宅第，每年都要来这个他祖辈为其主人的地方两次，一共待上五六个星期，虽说是作为普通住户来的，但其排场绝不减当年家族的风光。在我搬到蒙莫朗西之后，元帅第一次来时，元帅及元帅夫人便派了他们的一个仆人前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好，并请我有兴趣的话随时到他们那儿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次来这里，都想着向我作出同样的问候和邀请。这使我回想起贝赞瓦尔夫人打发我去配膳房吃饭的事来。时代变了，但我却依然故我。我绝不愿意让人给打发到配膳室去用餐，也不指望与大人物们同席共饮。

我倒是宁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既别捧我，也别糟践我。我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地答复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问候，但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身体不适，又生性胆怯、拙于言词，一想到置身宫廷要人之中，便浑身发颤，所以都没敢进府拜谢，尽管我挺清楚他们是很希望我去的，但我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更多地是出于好奇，而非对我的青睐。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至，甚至愈演愈烈。布弗莱伯爵夫人与元帅夫人关系极其密切，她来到蒙莫朗西之后，便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并说是要来看看我。我有礼貌地回答了她，但却并未松口。

次年，一七五九年的复活节期间，既是孔蒂王府中人，也是卢森堡夫人圈中人的罗伦齐骑士，前来看过我好几次，我们这就认识了，于是，他便敦促我到府第去，但我还是没有去。最后，一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只见卢森堡元帅来了，身后还跟着几名仆从。这么一来，我就无法推脱了，只好去拜访他，并向他曾代表她向我恳切致意的元帅夫人表示敬意，否则将会被视作傲慢无礼和毫无教养的人。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兆头之下，开始了我无法再一个劲儿地推脱的交往，但我在此之前，总有一种非常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觉得避之惟恐不及。

我极其害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和蔼可亲。十多年前，当她不是布莱尔公爵夫人的时候，当她还年轻貌美、艳丽可人的时候，我在剧场和迪潘夫人家中就见过她好几次。但人家都说她很坏，而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有此恶名当然让我害怕了。但我一见到她，便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楚楚动人。她那风韵是经年不衰的，是最能引起我的心灵震颤的。我原以为她的谈话必然是咄咄逼人、满含讥讽的，但恰恰相反，非常有趣。卢森堡夫人说起话来并不妙趣横生，并不字字珠玑，而且，严格来说，也不寓意深远，但却甜美甘醇，虽语不惊人，却总让人听着愉快。她的恭维话尤因其质朴而更加醉人，就好像是脱口而出，而未经琢磨，是她心声的自然流露，就因为她的心中洋溢着太多的感情。自第一次拜访时，我觉得就已经发现，尽管我神情木讷，笨词拙句，但她并不讨厌我。所有的宫廷贵妇，只要她们愿意，不管真心还是假意，都能让您这么以为，但是，并非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像卢森堡夫人那样，使您产生这种极其温馨的想法，以致您根本就不再会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儿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那个又精又刁、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的小疯婆子想着拉拢我，在她婆母对我备加称赞之时，别有用心地说些虚情假义的话语，使我疑心她们在嘲弄我的话，我从第一天起，对卢森堡夫人很快就会完全信任了。

要不是元帅先生的那极端的善良向我证明他俩的美意也是出自真心的话，我也许很难摆脱在这两位夫人面前的那种疑惧。以我那腼腆性格，仅凭他的几句话就立即相信他是想平等待我的，这就够令人惊讶的了；而他也只是根据我的几句话立刻判定我是愿意淡泊功名的，这也许更加叫人惊奇的了。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有理由满足自己的现状，不愿有所改变，所以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卢森堡夫人，都似乎一刻也不愿过问我的钱财和命运。尽管我对他俩对我的亲切关怀没有任何怀疑，但他们都从来没有提议为我谋个一官半职，也没有说是要尽力提拔我。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想让我进法兰西科学院。我以宗教信仰为由推辞了；她说这不是个障碍，即使是，她也负责排除掉。我回答说，不管成为这么著名的机构的成员于我有多么荣耀，但我既然曾经回绝过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是拒绝了波兰国王，不愿进南锡科学院，那我再要进任何一个科学院，都是不光明磊落的。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所以此事也就没有再谈。与这么显赫的大人物结交，于我在一切方面都是有利的，因为卢森堡先生毕竟是，而且无愧是国王的知己，但我与他的交往却是那么地纯朴，这与我刚刚抛开的那些所谓保护者朋友的那种经常不断的、既假惺惺又令人讨厌不已的关怀真是相去甚远，他们总在想方设法贬损我而不是帮助我。

当元帅先生前来路易山看我的时候，我在我那唯一的房间里接待了他及其随从，显得十分尴尬，并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让他在我的脏碟子破碗中间就坐，而是因为我的地板已经烂了，在往下塌陷，害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完全给踩塌下去。我对自己的危险倒并不太在意，而是担心这位忠厚大人因其仁爱而遭到危险，所以便赶紧请他出屋，不顾天寒地冻，领他去了我那四面透风、没有壁炉的塔楼。他进了塔楼之后，我便告诉他为什么要把他领到这儿来。

他把这事说给元帅夫人听了，因此，夫妇俩便敦促我在整修地板期间，同意在府里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住到花园中间、人称“小城堡”的一座独立宅子里去。这座小宅子漂亮极了，值得谈上一谈。

蒙莫朗西的园子（或称花园）不像舍弗莱特园子那样修建在平地上。它地势起伏，高低不平，小丘洼地夹杂其间，能工巧匠便据此而使树丛、饰物、溪流、景色变幻万千，可以说是通过匠心独运，把本身挺狭小的天地拓宽扩大了。园子高处为平台和城堡；底部形成一个隘口，面向山谷拓展开来，拐角处是一片池塘。隘口开阔处是一片柑桔园，而大池塘周围则被树丛和大树装点得非常美丽。在柑桔园和大池塘中间就是我所说的那座“小城堡”。这座建筑物及其周围的土地早先是属于大名鼎鼎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以他那装饰与建筑的绝妙美感建造并装饰了它。这座城堡此后虽经重建，但始终依照其第一位主人的蓝图。它虽小而简单，但却很雅致。由于它位于谷底，置于盆地的柑桔园和大池塘中间，容易受潮，所以便从当中上下两层圆柱之间辟出一个列柱廊，使空气在整个小城堡内得以流通，因此，尽管地势低洼，仍能保持干燥。当人们从充作此宅远景的对面高处望过来时，它便完全像是被水围住了似的，人们还以为看见的是一座迷人的小岛，或者是以为看见了马约尔湖里的三个波罗美岛中人称Isola bella的最美丽的那座小岛。

在这座幽静的宅子里，除了一层的一座舞厅、一间台球室和一间厨房外，一共有四套房间，他们便让我在这四套中随意挑选一套。我挑的是厨房上面的最小、最简单的那一套，连同厨房也归我了。这套房间干净得很，家具是白的和蓝的。就是在这幽深恬静的悠然环境之中，我置身于林木池水之间，听着各种鸟儿的欢唱，闻着柑桔花香，乐不知疲地写出了《爱弥儿》的第五章，书中那清新色彩大部分得益于我对写书时所处环境的强烈印象。

每天清晨，日出时分，我是多么急切地跑到列柱廊上去呼吸那清香空气啊！我在列柱廊上同我的泰蕾兹单独在一起喝的牛奶咖啡有多么香醇啊！我的母猫和狗陪伴着我们。有了它俩作伴，此生足矣，永远也不会有片刻的烦恼。在那里，我恍如置身人间天堂，生活得犹如在天堂里一样地无邪，品尝着天堂里同样的幸福。

七月里来这儿时，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关怀不尽，体贴入微，因此，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照应，我无以回报，只有经常去看望他们。我几乎时刻不离其左右：我每天早上去向元帅夫人问安，在那儿吃午饭，下午同元帅一起散步，但我不在他们那儿吃晚饭，因为宾客如云，而且对我来说，饭吃得也太晚。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如果我知道适可而止的话，也绝不会有什么害处。

但是，我在友情上从来不知道保持中庸，不知道左右逢源即可。我总是要么实心实意，要么形同路人。不久，我便变得实心实意了。我看见自己被一些身高位显的人所款待，所宠爱，便忘乎所以，以为与他们结下了只有与之平起平坐的人才有的一种友谊，行为举止上，与他们亲切随便至极，可他们对待我时，却始终未曾减少他们使我习惯了的那种礼貌。不过，我同元帅夫人在一起时总是不那么自在。尽管我对她的性格心里还不完全踏实，但我更怕的倒是她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这一点，她让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交谈时很难伺候，而且也知道她有权这样。我知道女人们，特别是贵妇人们，喜欢绝对地开心畅怀，知道宁可冒犯她们也别让她们觉得厌烦，因此，我根据她对刚刚离去的客人们说的话的反应，判断出她对我的笨嘴拙舌该有什么想法了。我想到了个权宜之计，以摆脱我在她面前说话时的那份尴尬：念书给她听。她曾听说过《朱丽》那本书，她知道正在付印，她表示很想尽快看到这本书，我便主动提出念给她听，她同意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光景去她屋里，卢森堡先生也来，我们便把门关好。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把书稿掐算好了，即使他们此行没有提前结束[480]，也够他们在这儿期间读的。这个权宜之计大获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及其作者。她一开口总谈起我，关注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一些中听的话，每天总要拥抱我十次。她要我吃饭时总坐在她身边，要是有几个大人物想占我的位子，她就对他们说那是我的座位，让他们坐到别的位子上去。可想而知，像我这样一个稍微一点爱意便为之倾倒的人，她的这番美意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真的恋上她了，同她对我所表示的依恋不相上下。看见她这么入痴入迷，又感到自己缺少风趣，难以为继，所以我非常担心的是，她的这种痴迷会变成厌恶。不幸得很，这种担心简直是太有根据了。

在她和我的气质上，一定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甚至在书信中，随时冒出的蠢话而外，就是当我同她在一起相处甚得之时，也会有些事情让她觉得不快，而我却还没搞懂是什么原因。我将只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可以举出好多的例子来的。她知道我在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一份《爱洛伊丝》，按页计酬。她也想弄一份，也照页付酬。我答应了她。因此，我便将她归入我的主顾之列，并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感激和客气。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下面是她给我的回信（信函集C，第四十三号），我看了简直像是从云端坠落下来。

星期二，于凡尔赛

我很欣然，我很高兴。您的来信让我感到无尽的欢快，因此我急急忙忙地写信告诉您，并向您表示谢意。

您在信中说：“尽管您肯定是我的一位很好的主顾，但我觉得羞于要您的钱：按理说，应是我来支付我所得到的为您干活的乐趣的。”对此，我不必对您多说了。我很遗憾您从未谈起过您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比您的身体更让我关心的了。我真心实意地喜欢您，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对您说，我把这一点写信告诉您，我觉得很伤心，因为我若是亲口对您说会很高兴的。卢森堡先生爱您，并衷心地问候您。

接到此信，我急着要回她一信，一面反复地琢磨我信上的话，以便悟出她在什么地方产生了误解，可是，我怀着可想而知的惴惴不安的心情，琢磨了好几天，始终也没弄明白。最后，我就此给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于蒙莫朗西

上信发出之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了我的那段话。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思做了思考，又照别人可能对它做出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思来想去，可是，元帅夫人，我坦白地对您说，我现在已不知道是我应该向您致歉呢，抑或您该向我致歉。

这些信写的时候距今已十年了。从那时起，我便经常地回想它们，可我至今仍在这一点上糊涂至极，始终弄不明白，她在那段话里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且莫说是冒犯，就说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爱洛伊丝》手抄本，我应该在此说一下我想了什么办法，以使它比其他手抄本有明显的长处。我还写过一部《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犹豫了很久，无法决定是否将它全部或部分地插进我觉得缺少它似的这部作品中来。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全部删掉了，因为它与全书格调不同，会损害全书的那种动人的纯朴风格的。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了：在这部奇遇记中，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其性格十分可憎可鄙，有些地方虽说是不能往卢森堡夫人身上扯，但对于那些知晓其名的人来说，就可能会说是在影射她的了。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所采取的删削决定，并且付之实行了。但是，因为心血来潮，想要在给她的那份手抄本中加上一些别的抄本中所没有的东西，我竟然又想起了那篇不幸的奇遇记来，计划着搞个缩写加进去。真是鬼使神差，这只能说是那总在把我往绝路上拖拽的盲目宿命在作祟，否则无法解释我为何如此荒唐无稽！

Quos vult perdere Juppiter dementat.[478]

我傻乎乎地殚精竭虑、颇费工夫地写好了这个缩写，把它像稀世珍宝似的寄给了她，还煞有介事地事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烧毁，这篇缩写是专给她一个人的，谁也看不到，除非她自己拿给别人看。这么做，非但未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向她表明我的谨慎小心，守口如瓶，反而等于是在告诉她我自己就觉得有影射之嫌，可能会冒犯她。我真是蠢到家了，竟然深信她会对我的做法颇为满意的。她并没像我企盼的那样，就此向我大加恭维，而且，令我极其惊讶的是，她竟从来也没跟我谈起过我给她寄去的那篇缩写。而我则一直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洋洋得意，只是在很久之后，我才根据其他一些迹象，推断出它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她的这份手抄本，我还有过一个比较合理的想法，但其后果虽然长远之后才出现，仍旧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命中注定让一个人遭殃，什么倒霉的事全都接踵而来！我想着要用《朱丽》上的版画图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原图稿正好与这个抄本同样大小。于是，我便向库安德索要原图稿，因为它无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属于我，更何况我还把销量很大的版画收入让给他了。库安德不像我那么蠢笨，他狡猾透顶。他见我一个劲儿地追讨图稿，终于知道我意欲何为。于是，他借口要在原图稿上增加点装饰，扣住不放，最后自己亲自送去。

Ego versiculos feci, fulit alter honores.[476]

库安德因此而得以堂而皇之地踏入卢森堡府第。自从我住到“小城堡”之后，他常来看我，而且总是一大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样一来，我白天就得陪着他，根本去不了主人的大城堡了。主人当然要责备我，因此我便说出了没去的原因。于是，他们便催我把库安德先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追求的目的。就这样，由于人家对我的一片好心，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主人在没有别人同桌的情况之下，有时也赐他一座的——突然之间便被邀请去与一位法兰西元帅同席，与亲王、公爵夫人以及宫中所有显贵坐在一起。我将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元帅先生必须尽早回巴黎去，午饭后便对众宾客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道上去散步，送送库安德先生。”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也激动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后面跟随着，像个孩子似的眼泪直流，真想亲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足印。这个手抄本的故事让我把许多以后的事情提前在这儿说出来了。还是就我记忆所及，按部就班地继续往下写吧。

路易山的小屋一修葺完毕，我便让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简单朴素，然后便搬回来住下了，因为我不能放弃我离开退隐庐时所立下的规矩：始终要有一个属于我的居所。可我又舍不得离开“小城堡”的那套房间，因此，我留下了房间钥匙，并且，因为非常留恋在列柱廊上的美好的早餐，便常常去“小城堡”过夜，有时候，一住就是两三天，仿佛是去住乡间别墅一般。我当时也许是欧洲住得最好、最惬意的一个平民百姓。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是世界上第一好人，让我全权处理路易山房屋的修葺，而且要我随意支配他的工匠，他自己根本就不掺和。因此，我便想法把二楼的唯一一间房间改成一个小套，辟成一间卧房、一间过厅和一间藏衣间。楼下是厨房和泰蕾兹的卧室。塔楼里装了一个很好的玻璃隔板和一个壁炉，充当我的书房。我在书房里时，以装饰平台当消遣。平台上已有两行菩提幼树遮荫，我又在那儿添了两行，做成一个绿荫书斋。我在平台上放了一张石桌和几张石凳，并在平台周边种了一些丁香、山梅、忍冬，还搞了一个漂亮的花坛，与两行树木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城堡中的平台要高，景色起码与之一样美丽，而且，我还在上面养了无数的鸟儿。它成了我的客厅，以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坦格利亲王、阿尔芒蒂埃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其他一些人物。他们不顾一段十分累人的坡道，从大城堡前来路易山拜访。他们之所以前来拜访，全仰仗的是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心中对他俩感激不尽。正是出于这种感激涕零，我有一次拥抱卢森堡先生时对他说：“啊！元帅先生，我在认识您之前，很恨大人物，而自您让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受到人们的崇敬之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我敢问所有在这一时期见过我的人，他们是否看到过这番荣耀有过一时一刻使我忘乎所以？这股香气是否冲昏了我的头脑？他们是否看到我在举止上前后不一了？在态度上不那么单纯了？同平民百姓不那么密切了？同左邻右舍不那么亲密无间了？在我能帮人时，是否有过讨厌人家给我增添的无数的、往往是不应有的麻烦而不那么痛痛快快地帮助别人了？诚然，我的心因对主人的真诚依恋而被吸引到蒙莫朗西府第去，但它依然在把我领回到了我的左邻右舍中间，前去尝尝对我而言，除此而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等和纯朴的生活的甘美。泰蕾兹同名叫皮约的邻居、泥瓦匠的女儿交上了朋友，我也同她父亲成了好友。为了取悦元帅夫人，我上午前去府第，不无拘束地吃完午饭之后，便心急火燎地跑回来，跟老好人皮约及其家人一起吃晚饭，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

除了这两个住处而外，我不久又在巴黎卢森堡府中有了第三个居所。两位主人一再坚请我抽空去那儿看看他们，所以我也就答应了，尽管我对巴黎已深恶痛绝。自从我搬到退隐庐以后，我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两次而外，再没去过巴黎。不过，我也只是在约好的日子里去的，纯粹是去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便回来了。我进出巴黎走的都是面对大马路的那座花园，所以，我可以绝对精确无误地说，我没把脚踏上巴黎的街道。

在这过眼烟云似的飞黄腾达之中，预示着其结束的一场灾祸早就在酝酿了。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同往常一样，不由自主地便又结识了一个人。此人在我的一生中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家读到下面就将可以判断得出是福还是祸。那就是我的芳邻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丈夫刚在蒙莫朗西附近的索瓦西买下了一座别墅。她原叫达尔斯小姐，是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却一贫如洗，因此便把女儿嫁给了韦尔德兰先生。后者又老，又丑，又聋，而且脾气粗暴，凶狠，醋劲很大，面带刀疤，还是个独眼，但是，如能顺着他的毛，他还是个好人，而且，还有一万五到两万利弗尔的年金。她就是冲着这份年金被嫁给他的。这个宝货就知道咒骂，吼叫，训人，大发雷霆，弄得自己的妻子整天哭哭啼啼，最后还是满足妻子的要求，但这样仍旧让妻子发火，因为她非要让他承认是他自个儿愿意满足她的要求的，而并非是她逼迫他干的。我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是这位妻子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她丈夫的朋友。

几年前，他把靠近奥博纳和昂蒂里的马尔让西堡租给了他们，我同乌德托夫人卿卿我我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儿。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是通过她俩共同的朋友奥伯台尔夫人结识的，由于马尔让西花园正好横在去乌德托夫人所喜爱散步的奥林匹斯山的路上，韦尔德兰夫人便给了她一把园门钥匙，让她好穿过去。有了这把钥匙，我也常同她一起穿过那座花园。但是，我不喜欢没约会就碰到人，所以，当韦尔德兰夫人偶然待在我们要去的路上时，我便让她俩单独聊聊，不插一句话，只顾自个儿往前走。这种缺乏风度的态度大概不会让她对我产生好的印象。然而，当她在索瓦西的时候，还是找上我的门来。她来路易山找过我好几次，但都没见到我，而且，见我不去回访她，便想出逼我前去的法子，给我送了几盆花来装饰平台。这样就不得不去登门致谢了。一来二往，我们便熟识了。

与她的结识，同我被迫结识的所有的人一样，一开始便风波四起，甚至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韦尔德兰夫人与我的气质过于格格不入。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张口就来，必须时刻提防着，否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被人嘲弄了，我觉得这太累人了。我想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她兄弟刚奉命指挥一艘三桅战舰去追打英国人。我便谈起如何装备这艘战舰而又不致影响它的轻快的方法。“是呀，”她以极其平淡的口气说，“只要装上够打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见她在背后说她朋友的好话而不带点讥讽的。她即使不朝坏处想，也要往滑稽可笑处看，连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不能幸免。我觉得她还有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地方，譬如，她老是给你捎个口信，送点小礼物，写个便笺什么的，我就得白费力气地去答复，总是弄得你左右为难，不知是收下的好，还是拒绝的好。可是，由于经常见到她，我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恼，与我同病相怜。我俩相互倾诉，使彼此间的单独相处变得有趣了。没有什么比一起伤心落泪的温馨更能让两情相依的了。我俩都在找机会互相安慰，而这种需求常常使我原谅了她的许多事情。我曾经在坦诚地待她时表现得极其粗暴，因此，在有时不太尊重她的性格之后，现在则必须真的对她大加重视，才能相信她会真心原谅于我。下面是我有时给她写的信中的一个样品，必须指出，她对这种信所写的回信中，从未显出过有一丝一毫的不快。

十一月十五日，于蒙莫朗西

您对我说，夫人，您没把话说清楚，您那是为了告诉我，我说的话词不达意。您跟我说起您所谓的愚蠢，无非是让我感觉出自己的愚蠢来。您夸自己是个太实在的女人，仿佛您害怕别人抓住这话去这么认为您似的，而您之所以向我表示歉意，为的是告诉我，我应向您道歉。是呀，夫人，这我很清楚，是我愚蠢，是我是太实在的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比这还要更糟。是我用词不当，不能让像您这样的一位注意言词又善于辞令的法国贵妇人满意。不过，请您注意，我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思来遣词造句的，根本就不懂也不想考虑巴黎道德高尚的社交场合中所赋予语言的那种高雅含义。诚然，有时候我的用语模棱两可，但我总尽力用我的行为举止来确定其含义……

此信的余下部分差不多也是这种口气。请参看她的回信（信函集D，第四十一号），看一看一个女人的心有多么不可思议地委婉，竟至对这样的一封信，不仅在回信时，甚至在见到我时，也都没有流露出任何反感。库安德善于投机钻营，竟至肆无忌惮，厚颜无耻，我所有的朋友家他都往里面钻，不久，他便以我的名义挤进韦尔德兰夫人家中，而且，背着我，很快便比我同她更加热络了。这个库安德简直是个怪人。他打着我的旗号钻到我所有的熟人家里，大模大样地待下，又吃又喝。他热情满怀地替我说话，谈起我来时总是眼泪汪汪的，可是，来看我的时候，他却对他的所有这些交往以及他明知我会感到兴趣的事，总是讳莫如深。他非但不把他听到的、谈到的，或者是看到的有关我的事告诉我，反而听我说，还要刨问我。

他对巴黎的事，除了我告诉他的，就一无所知。总之，尽管大家都跟我谈起他，可他却从来不跟我谈起任何人。他只对我这个朋友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不过，暂且按下不表库安德和韦尔德兰夫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们的。

我回到路易山不几时，画家拉图尔便来看我，把为我画的那幅色粉肖像画也带来了。此画几年前他曾放在沙龙里展览过。他曾想把此画送我，我没有接受。但埃皮奈夫人曾把她的肖像画给过我，并想要我的那幅肖像画，便怂恿我再去向他讨来。拉图尔又花时间把此画润色了一番。在此期间，我同埃皮奈夫人绝交了，并把她的画还给了她。既然无需再把我的画送她，我便把它挂在“小城堡”我的卧室里了。卢森堡先生来后看见了，觉得此画甚好，我提出送与他，他接受了，我便派人给他送了去。他和元帅夫人都清楚，如果能得到他俩的肖像，我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便让高手绘制了两幅袖珍肖像，嵌于整块水晶石制作的一只镶金糖果盒上，慎重其事地把它当作礼物赠送给我，使我欣喜异常。卢森堡夫人从不愿意答应让自己的肖像嵌于盒子上面。她曾多次责怪我爱卢森堡先生胜过于爱她，我也从未就此争辩过，因为这是事实。她用这种镶嵌她的肖像的方式，极其委婉地，但却是明白无误地向我表明，她没有忘记我的这种偏爱。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干了一件蠢事，无助于我保持她对我的恩宠。尽管我根本就不认识西鲁埃特先生[474]，也并不喜欢他，但我对他的行政措施却很感佩。当他开始对金融家下手的时候，我便看出他开始动作的时机不好，但并未因此而不衷心祝愿他旗开得胜。当我听说他被调职的时候，我那股傻劲儿又上来了，给他写了下面的这封信，我可以肯定，我并不想为此信正名。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二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请接受一个离群索居者的敬意。此索居者您并不认识，但他因您的才能而对您深为敬重，因您的施政纲领而对您十分景仰，他因仰慕您而认为您在其位不会长久。您因只能舍这误国的京都才能救国，而置唯利是图者的叫嚷于不顾。看见您狠狠惩治那帮混蛋，我曾一直羡慕您的有职有权；看见您虽然离职，但却矢志不移，我深感钦佩。您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先生，因为您的官职给您留下了一个美名，将没有人能与您相提并论。骗子们的诅咒正是正直之人的光荣。

卢森堡夫人知道我写过这封信，复活节期间，她来时跟我谈起了它。我把信给她看了，她说想要一份抄件，我便送了一份给她。但是，我在给她时，并不知道她也是那帮关心分包税并使西鲁埃特离职的唯利是图者中的一分子。从我所干的所有的蠢事来看，就好像我是有意要激起一位可亲可爱又有权有势的女人的仇恨似的，其实，说实在的，我对这个女人日益依恋，远非想要失去她对我的恩宠，尽管我由于愚蠢透顶，尽做些必遭倒霉的事情。我想用不着多说，我在上卷中谈到的特隆桑先生的鸦片制剂的事与她有关；另一个女人则是米尔普瓦夫人。她俩谁都没有对我再提起此事，也没有丝毫还记得此事的样子。但是，要说是卢森堡夫人真的会忘掉这事，即使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那也是太难以相信。

而我则对于自己干的蠢事的后果稀里糊涂，自以为没有故意做出任何冒犯她的事来，却不知女人是永远不会宽恕这等蠢事的，即使她心里非常明白你绝不是故意这么干的。

然而，尽管她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尽管我还没有发现她的热情有所减退，她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种确有根据的预感在继续，在增强，使我每每感到不寒而栗，担心她的热情很快将变成对我的厌烦。我能指望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持之以恒地善待我这个不知好歹的人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掩饰闷在心里的那种令我惴惴不安、令我更加忧心仲仲的预感。下面的这封信包含着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大家从中将可看出我的忧愁来。这封信在草稿上没有注明日期，最迟是一七六〇年十月写的。

你们的善意是多么地残忍啊！为什么要扰乱一个本已弃绝生活乐趣、免得再生烦恼的索居者的平静呢？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牢固的友情，但未免枉然。在我以前可以取得的地位中，我都没有结下这种友情，难道我还该在你们这么高贵地位的人中去寻求吗？权与利都动不了我的心了。我既不虚荣，也不胆怯。我能抗御一切，除了柔情。为什么你们俩都在向我必须克服的弱点进攻呢？我们地位悬殊，光凭柔情的表露就会将我的心贴近你们吗？对于一颗一往情深、只能感受友情的心灵来说，单是感激就足够了吗？友情，元帅夫人！啊！这正是我的不幸！对于您，对于元帅先生，使用这个字眼儿只是觉得美而已，可我却荒唐地拿你们当了真。你们是在玩玩耍耍，而我却执著情深，但玩耍完了，又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怅惘。

我多么地痛恨你们的所有那些头衔啊！我又多么为你们有那些头衔而惋惜啊！你们为什么不住在克拉兰斯[472]！那我就可以去那儿寻觅我人生的幸福了。可蒙莫朗西城堡呀，卢森堡府第呀，难道人们应该在这些地方看到让-雅克吗？一个平等之友难道应该把一颗心的爱送到这些地方去吗？这颗温情的心，它以爱来报答人们对它的尊敬，以为完全地报答了它所受到的爱了。您是善良而多情的，这我知道，也已看到。我很遗憾没能更早一点地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您所处的地位，由于您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能给人以持久的印象的，而且，那么多的新事物在互相抵消，以致没有一个能留存下来。夫人，您在使我无法再效仿您之后，将会忘掉我的。我的不幸多数是您所造成的，所以您是不能得到谅解的。

我在信中把卢森堡先生也扯上了，免得她觉得我的这番恭维难以承受，因为，我对卢森堡先生毕竟深信不疑，对他的友谊的持久性未曾有过丝毫的担心。元帅夫人使我感到的害怕，从未有一时一刻使我连带着对他也担心害怕起来。我知道他生性软弱，但为人可靠，所以，对他的品行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我并不担心他会冷漠无情，诚如我并不指望他会有一种豪迈之情。我俩相处时的朴实和热络表明我们彼此有多么信赖。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只要我活着，我就将永远崇敬、爱戴这位高尚的大人物，而且，无论别人如何想方设法地离间我们，我也始终坚信，他至死都将是我的朋友，仿佛我听见他的临终遗言一般。

一七六〇年，他们第二次来蒙莫朗西休憩时，《朱丽》已经读完，我便借助于对《爱弥儿》的朗读，好在卢森堡夫人身边待下去。

但这一次未能奏效，或许是题材不合她的口味，或许是老这么读，终于使她觉得厌烦了。然而，因为她责怪我让书商们坑了，想叫我让她负责找人刊印此书，以便让我从中获取最好的效益。我同意了，但我特别提出，不得在法国付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争执了很久，因为我认为不可能得到默许，甚至去请求默许都是不谨慎的，而我又不愿未经默许便让它在法兰西王国刊印，可她却硬说，即使在政府现已采取的制度之下，通过审查也并不犯难的。她想出办法来，让马尔泽布尔先生也同意了她的意见。马尔泽布尔先生就此事亲笔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我表明《萨瓦副本堂神父的信仰》正是一部到处能受世人赞赏的作品，而且，就当时情况而言，连宫廷也会赞许的。我看到这位一向胆小怕事的官员，在这件事上竟如此地随和通融，感到非常惊奇。由于一部书只需经他首肯，印制即为合法，所以我也就不再对印制此书表示异议了。然而，出于一种特别的考虑，我仍旧要求让该书在荷兰付印，并且交由书商内奥姆印制。我不光是指明了书商，还把印书的事预先通知了他。但我还是同意这一版由一位法国书商经销，书印好后，想在巴黎或别的什么地方发行都可以，因为这种销售与我无关。卢森堡夫人和我正是这么商定妥了的，而且，我随后便把我的手稿交给了她。

她这次前来还带上了她的孙女布弗莱小姐，即今日之洛赞公爵夫人。她的芳名叫阿梅莉，是个迷人的姑娘。她确实有着一个处女的容貌、温柔与娇羞。没有什么比她那面庞更加可爱、更加有趣的了；没有什么比她使人产生的印象更加温馨、更加纯洁的了。再说，她还是个孩子，还不足十一岁。元帅夫人觉得她太胆怯，便变着法子来激发她。元帅夫人曾多次允许我亲她；我便以惯常的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亲了她。换了别人会说出种种甜言蜜语来，可我却一言不发地待着，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究竟是那可怜的姑娘还是我自己更害臊。有一天，我在小城堡的楼梯上碰见她：她刚去看过泰蕾兹；她的女管家还在同泰蕾兹说话。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便提出亲她一下。她心清无邪，没有拒绝，因为当天早上她还遵奉祖母之命，并当着祖母的面，接受过我的一个吻。第二天，在元帅夫人床边读《爱弥儿》时，我正巧读到我不无道理地责备自己头一天所干的事情的类似的一段。她觉得我的想法很正确，还就此说了一些很合乎情理的话，羞得我满面通红。我真是百般诅咒我那不可思议的愚蠢，它使我往往表现出一副下流、罪孽的样子，其实我只不过是愚笨和窘迫而已！这种愚蠢，在一个大家都知道并非不聪明的人身上，人家甚至会以为是一种虚假的辩解。我可以发誓，在这个受人大加鞭笞的一吻以及其他的吻中，阿梅莉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不会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可以发誓说，如果当时我能避免遇上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这倒并不是我很不乐意见到她，而是因为不能临时想出好听的话语来对她说而颇觉尴尬。一个连国王们的权力都没有吓倒的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孩子吓住呢？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没有一点随机应变的能力，怎么做才对呢？如果我不得不与所遇到的人说话，准保要说出蠢话来的；可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又准被认为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一只野性十足的猛兽、一头大熊。要是我真的是个十足的蠢蛋，可能于我更加有利一些。可是，我在社交场上缺乏的才能，反而成了毁掉我所具有的才能的工具了。

就在此次休憩结束之时，卢森堡夫人做了一件好事，其中也有我的份儿。狄德罗因为很不谨慎，冒犯了卢森堡先生的女儿罗拜克亲王夫人。后者所保护的人帕利索便通过喜剧《哲学家们》来为她出气。在这部喜剧中，我被嘲讽，而狄德罗则被挖苦得极其厉害。作者在剧中对我稍许手下留情了，我想，不是因为他欠我的情，而是害怕得罪他的保护人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她父亲喜欢我。我当时尚不认识的书商迪舍纳，在该剧本印成之后，给我寄了一本。我怀疑他是受帕利索的指使。帕利索也许以为我看到我已与之绝交的一个人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一定会很开心的。他大错特错了。我认为狄德罗是多嘴多舌而又软弱，而不是生性恶劣，所以，我虽与他绝交，但仍旧在心中保存着对他的爱戴，甚至敬重，并且保持着对我们旧情的尊重，因为我知道这段旧情无论是他还是我，长期之间一直是真心实意的。同格里姆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格里姆生性虚假，从未爱过我，他甚至都谈不上爱别人。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抱怨的，只是为了满足他那阴暗的嫉妒心，便满心喜欢地戴上假面具，变成我的一个最凶狠的诬蔑者。格里姆对我来说已不值一提了，但狄德罗将永远是我的旧友。看到这个可鄙的剧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竟至无法卒读，所以没有读完，我便将它寄还迪舍纳，并附上如下的一封信：

一七六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溜了一眼您给我寄来的剧本，看见自己在其中受到赞扬，不胜惶恐。我不接受您的这份可憎可鄙的礼物。我深信，您在给我寄它时，根本不想侮辱我，但您不知道，或者是忘了，我曾有幸成为一个可敬之人的朋友，可此人竟在这个诽谤剧中被可耻地玷辱和诬蔑了。

迪舍纳把我的这封信拿出来让人看了。狄德罗知道后本该深为感动的，可他却十分恼火。他自尊心很强，不能原谅我这侠义之举，显得高他一筹。而且，我知道，他妻子到处大放厥词，辱骂我，但我倒并不介意，因为我很清楚，人人都知道她是个泼妇。

狄德罗也没歇着，他找到了莫尔莱神父来替他报仇。莫尔莱仿效《小先知书》，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梦呓》，反对帕利索。但他在文中大失检点，冒犯了罗拜克夫人，被她的朋友们让人把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因为就她本人而言，她生性不爱记仇，而且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深信她没有参与这事。

达朗贝尔因跟莫尔莱神父过从甚密，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请求卢森堡夫人出面搭救他，作为感谢，答应在《百科全书》中对她写上溢美之词，下面是我的回信：

先生，我没有等您来信就向卢森堡元帅夫人表达了莫尔莱神父的被捕使我感到的痛苦。她知道我对此事的关切，她也将知晓您对此事的关注，而且，只要她知道莫尔莱神父是个优秀的人，她自己也就会对此事表示关心的。不过，尽管我有幸受到她和元帅先生的青睐，使我平生感到安慰，尽管他们久闻您朋友的大名，会对莫尔莱神父予以帮助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件事上究竟会利用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人品的影响到什么程度。我甚至不相信那报复之事像您似乎认为的那样，与罗拜克亲王夫人有关。即使真的与她有关，您也不该指望复仇的快乐是只属于哲学家们所有的。哲学家们想当女人，女人们就会当哲学家。

我将把您的信呈送卢森堡夫人，她一有什么说法，我将立即告诉您。在此期间，以我对她的深切了解，我可以事先向您保证，即使她乐意出面搭救莫尔莱神父，她也根本就不会接受您所说的那种在《百科全书》中表示的感谢的，尽管她会引以为荣。因为她行善并非是为图赞美，而是为了让她的善良之心得到满足。

我竭尽全力地激发卢森堡夫人的热情和善心，以解救那个可怜的被囚人，结果成功了。她专门去了一趟凡尔赛，去看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因此而缩短了她在蒙莫朗西小住的时日。与此同时，元帅先生也不得不离开蒙莫朗西去鲁昂，因为诺曼底议会有些不稳，国王派他去那儿当总督，以稳定局势。下面是卢森堡夫人走后第三天给我写来的信（信函集D，第二十三号）：

星期三，于凡尔赛卢森堡

先生已于昨晨六时走了。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去。我在等他的消息，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要在那儿待多久。我见过圣佛罗兰丹先生了，他很愿意为莫尔莱神父出力，但他发现此案之中有一些障碍，不过，他希望下周晋见国王时一下子就把它们给扫除掉。

我也请求过，别把他流放了，因为正在议论此事，要把他发配到南锡去。先生，这些就是我已获得的结果，但我答应您，此案若不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我就决不让圣佛罗兰丹先生安生。现在，请让我告诉您，这么早早地离开您，我有多么惆怅，不过，我很高兴您并未猜想到我的这种心情。我衷心地、终身地爱您。

几天之后，我接到了达朗贝尔如下的这封信（信函集D，第二十六号），令我真的高兴不已：

八月一日

多亏了您的奔忙，我亲爱的哲学家，神父已经出了巴士底狱，他被捕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马上就要到乡下去，并同我一起向您表示无限的感激与敬意。Vale et me ama.[467]

几天之后，莫尔莱神父也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函集D，第二十九号），可我觉得此信中并未流露出什么激动之情，而且似乎有点在贬低我所给予他的帮助。而且，此后不久，我发觉达朗贝尔和他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可说是——我不说取我而代之——继承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在她心目中所失去的地位。然而，我根本没去猜想是莫尔莱神父促成我的失宠的，我太敬重他了，不会去这么猜疑他的。至于达朗贝尔先生，我在此先不说什么，我以后还要谈到他的。

在这同一时期，我又遇上另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他见信后大吵大嚷，仿佛受到极大的侮辱似的，可他又从未将此信拿给任何人看。我将在此把他所不愿做的事给补做上。

特吕布莱神父我有点认识，但很少谋面。他于一七六〇年六月十三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函集D，第十一号），告诉我他的朋友及信友福尔梅先生曾经在其报上登了我致伏尔泰先生论及里斯本灾难的信。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以他那精明而狡狯的鬼把戏，问我若把此信重印的话将意下如何，可他却不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我。由于我打心眼里痛恨这种奸诈之人，我像应该的那样向他表示了谢意，但口气却很严厉，他虽感觉到了，可却并末妨碍他巧言令色地又给我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早就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为止。

不管特吕布莱可能怎么说的，我反正很明白，福尔梅根本就没找到那封印出来的信，而那封信第一次印出来正是出自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为自己牟利，尽管他还没无耻到极点，把一本已出版的书的作者名字抹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拿去出售赚钱。可那信的原稿是怎么落到他的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我头脑简单，竟为之犯难。尽管伏尔泰在这封信中被推崇备至，可是，如果我不得到他的认可便将信让人印了出来，不管他自己的做法有多不正派，他还是大有理由抱怨的，因此，我决定就此给他写一封信。下面就是那第二封信，他没有回我这封信，而且为了更加随意地大发脾气，他还假装被这封信给气疯了。

一七六〇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一直以为决不会再与您通信的。但是，得知我于一七五六年给您的那封信在柏林印了出来之后，我对此的所作所为，我得告诉您，并将真诚朴实地完成这一义务。

这封信因为是确确实实写给您的，所以就绝不是旨在付印的。

我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因为，出于友谊的缘故，我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三人也因同样的原因，更不能践踏自己的诺言，滥用手中抄件。这三人就是迪潘夫人的儿媳舍农索夫人、乌德托伯爵夫人以及一位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一直希望这封信能印出来，并因此而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回答她说得看您的意思。她便征求您的意见，您拒绝了，因此此事就搁下不提了。

可是，我与之并无任何关系的特吕布莱神父先生刚刚写信给我，满怀真诚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一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见到了这封信，还附有一编者按，日期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说是他于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的书商处发观的，而且还说，由于是印在一页活页纸上的，一经散佚即难复得，所以他觉得应该登在他的报纸上。

先生，我对此事所知晓的就是这一些。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在巴黎尚无人听说过这封信。还有一点也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落入福尔梅先生手中的那一份，无论是手抄件还是印刷件，只能是从您那儿——这好像不大可能——或者是从我刚刚提到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人手中漏出去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确实无误的，那就是两位夫人是干不出这种背信弃义之事的。我在退隐之中，无法知道得更多。您有一些通信关系，如果此事值得的话，您通过这些关系很容易就能查个水落石出，以正视听。

在他的同一封信中，特吕布莱神父先生还向我表示，他把那份报纸给保存下来了，未经我的同意，绝不借给别人。我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不过，那份报纸可能在巴黎并非是唯一的一份。先生，我希望那封信没在巴黎印行，而且，我将尽最大努力阻止其印行。但是，如果我阻止不了的话，如果我及时得知我能有优先印行权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地由我亲自让人去付印。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

至于您对那封信的复信，我没拿给任何人看，而且，您尽管放心好了，未经您的同意，它是不会被刊印出来的，而我也当然不会那么不知好歹去要求您予以同意的，因为我很清楚，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信，并不是写来让众人看的。不过，如果您想写这么一封信让众人看，并且是写给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把它原封不动地附于我的信后，而且不作一点回驳。

我一点也不喜欢您，先生。您对我这么个门生和您的热烈拥护者造成了种种使我最痛心扼腕的痛苦。您曾在日内瓦被收留，可您不思报答，却断送了日内瓦；我曾在我的同胞们面前为您竭力捧场，可您不思报答，反而离间我同我的同胞。是您让我在我的祖国待不下去的；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既失去垂死者的一切慰藉，又获得被扔进拉圾堆里去的荣耀，而您却将在我的祖国获取一个人所能期待的所有的荣光。总之，我恨您，因为您希望这样，但是我是作为一个更配爱您的人在恨您的，如果您愿意我爱您的话。在我的心中所充满的对您的所有情感之中，惟有对您那卓杰才气无法拒绝的赞美以及对您的著作的爱还残存着。如果我在您身上尊崇的只是您的才气的话，那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会丢掉对您才气所应有的尊敬以及此尊敬所要求的礼貌。

在所有这些使我的决心日益坚定的文学上的小烦恼中，我得到了文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荣耀，我对此最为感动：孔蒂亲王竟然两次大驾光临寒舍，一次是去“小城堡”，另一次是去路易山。他甚至两次都选在卢森堡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便明显表示他是专程来看我的。我从未怀疑过，这位亲王最初对我的仁爱是亏了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玉成，但我也并不怀疑，他自此之后不断地令我蓬荜生辉是出于他自己的情感，并且也由于我自己的努力。

由于路易山的房间很小，而塔楼的景色甚佳，我便把亲王领到塔楼里去。亲王恩宠有加，竟让我荣幸地陪他下棋。我知道他总赢罗伦齐骑士，而后者的棋艺比我高超。然而，不管罗伦齐骑士及观战者们如何对我又递眼色，又做鬼脸，我只当没有看见，我们下的两盘棋全是我赢了。下完时，我以恭敬而庄重的口吻对他说：“大人，我太崇敬尊贵的殿下了，以致想着下棋时非要赢您不可。”这位伟大的亲王才华横溢、出类拔萃，不喜欢受人阿谀奉承，至少我认为他确确实实地感觉到，只有我在下棋时把他视作常人，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我这一点真的感到欣然。

即使他因此而对我不悦，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没有想法欺骗他，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他对我的仁爱，我心中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但若说是需要自责的话，那就是有时候我在报答他时，举止欠佳，而他对我施恩添宠时却是风雅有致的。不几日后，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子野味，我竟大模大样地收下了。又过了几天，他又让人给我送了一篮，他的一位随猎武将遵奉其命给我写了一信，告诉我说那是殿下狩猎的成果，是他亲手射杀的。我照样收下了，不过，我给布弗莱夫人写信说，再送我就不收了。这封信受到异口同声地责骂，而且也确实该骂。拒绝一位亲王亲手猎获的猎物，而且又是那么客气相赠的，这并不表明一个高傲之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时的细心，而是说明了一个不识好歹的没有教养的人的粗鄙。我在信函集中重读这封信时，每每感到汗颜，深悔不该写这封信。不过，我之所以写我的《忏悔录》，并不是要把自己的蠢事隐瞒下来，而这件事让我太恨我自己了，所以更不能掩饰过去。

我差一点儿又干了一件蠢事，几乎成了他的情敌。当时，布弗莱夫人是他的情妇，可我却一无所知。她常同罗伦齐骑士一起来看我。她很美丽，人也还年轻。她爱装出一副古罗马人的架势，而我则总是思想浪漫，因此，我俩便比较相投。我几乎迷上她了；我想她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跟我谈起过这事，而且并没有让我泄气的样子。可是，这一回，我变乖了，而且，都五十岁的人了，也该学乖了。我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刚刚把那帮人老心不老的人教训了一通，而自己却不思汲取教训，岂不脸红？再说，得知我原先并不知晓的情况，再要与这么位大人物相争，那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昏了头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也许还没完全摆脱对乌德托夫人的爱，觉得再没有什么能在我心中代替她的了，我这后半生已向爱情诀别了。就在我这么写的时候，我还刚刚被一位年轻女子看中，受到她极危险的挑逗，一双美目令人乱了方寸，但是，如果说她假装忘了我是个年届花甲的老人的话，我自己可记得很清楚。我这一步都没陷下去，也就不再害怕失足，对自己的余生也可以放心了。

布弗莱夫人既然发现她使我动了心，也就能看出我战胜了自己。我既不那么傻，也不那么狂，以为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能使她产生兴趣。但是，从她同泰蕾兹说的一些话来看，我认为我曾引起了她的好奇。如果确实如此，而且她又因这种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而不原谅我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我确实生来就是自己弱点的受害者，因为那征服了我的爱情对我来说不啻是颗灾星，而被我战胜了的爱情则使我更加惨遭厄运。

在这两章中充作我的指南的信函集，到这里就结束了。以后，我将只是根据自己记忆的踪迹往下写了。在这段残酷的时期，我的记忆是如此地清晰，所留下的印象又是那么地强烈，所以，尽管我被抛在自己种种灾难的汪洋之中，但我却无法忘记我第一次惨遭不幸的详细情节，虽然其后果我已记忆模糊了。因此，在下面的一章中，我仍能挺自信地往下进行。如果再走得远一些，那就只好摸索着前行了。

第十一节

尽管久已付梓的《朱丽》到一七六〇年年底尚未问世，但已开始哄传开来。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起它。乌德托夫人甚至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该书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国王圣颜大悦。我也让杜克洛读过，他后来在法兰西科学院谈起了它。整个巴黎都在焦急地等着见到这部小说。圣雅克街的各家书店以及王宫街书店被前来打探此书消息的人挤破了门。它终于出版了，而且一反常态，非常成功，没有辜负翘首以待的人们。太子妃是最先读到它的人中的一个，在对卢森堡先生谈起时，说这是一部绝妙佳作。文学圈中人的情感则各不相同。但在社会上，则只有一个看法，特别是女人们，对该书及其作者都如醉如痴，以致我敢说，如果我下手的话，即使在上层女人中，也很少有不被我俘虏的。在这方面，我是有证据的，但我不想写出来，而且，这些证据无需验证，便可证实我的论断。奇怪的是，这本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各地更加成功，尽管法国人，不论男女，在书中都没得到很好的对待。与我的期待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反倒不怎么样，而在巴黎则大获成功。难道说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比在别处更占上风？当然不是。但是，在巴黎却有着一种美妙的感觉在占着统治地位，它激越着人们的心灵去向往友谊、爱情、道德，它使我们珍惜我们身上已不再具有而别人身上还有的那种纯洁、多情、正直的感情。今后，腐化堕落到处皆然，风尚、道德在欧洲已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说对风尚、道德还有点依恋的话，那就只有在巴黎能够找到。

透过若许偏见及虚假激情，想在人心中分辨出真正的自然情感来，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必须具有只能是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获取的一种精细的分寸感，恕我斗胆，才能体会得出这部作品中所充满着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情感。我可以毫无惧色地把该书的第四章与《克莱芙公主》[465]相媲美，而且，我可以说，如果这两篇东西只是在外省被人读到的话，是绝不会有人能体会得出它们的全部价值的。因此，如果说这本书在宫廷中大获成功的话，那也不必大惊小怪。该书充满了生动而含蓄的妙笔，宫廷中人应该对此颇为欣赏，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善于悟出这些生花妙笔。不过，在此还得区别一下。这本书是不适合有种人读的，他们有的只是奸诈，他们的精明只表现在探究恶事上，好处看不到，只往坏处瞧。譬如，假使《朱丽》在我所想的某个国家出版的话，我肯定没人能将它读完，而且，它必被制于机先，灭于无形。

人们给我写的关于这本书的信，大部分都被我收集成一个集子，现存于纳达亚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信函集子出版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有一些非常离奇的事，而且还会看到看法上有多大的对立，说明与公众打交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该集子中所最没注意到的而且也是使它始终成为一部无出其右的作品的，是其题材的单纯和趣味之连贯。书中的趣味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在整整六卷中，贯彻始终，没有插叙，没有浪漫奇遇，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狄德罗对理查森[463]大加恭维，说他的场景变幻莫测，人物风貌各异。理查森把其人物特点和场景变幻描绘得淋漓尽致，确实应该受到称赞，但是，在场景及人物的数量方面，他落入了最乏味的小说家们的窠臼，以大量的人物及其奇遇来填补人物思想之贫乏。通过不断地推出耸人听闻的奇遇和像走马灯似的新面孔，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事，但要是始终让读者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同一些对象上而又不依赖奇闻异事，那肯定是要难得多了。如果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条件相等，而题材的单纯又能增加作品之美的话，那么理查森的小说虽说是在其他方面都高人一筹，但在这一方面却无法与我的这部作品相提并论。然而，我知道我的这部小说了无声息了，而且我也知道个中原委，但它是会复活的。

我的全部担心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致使情节发展变得枯燥乏味，不能让作品的趣味贯彻始终。但我因一个事实而心里踏实了。

光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所有赞许都更加使我满心欢喜。

该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面世的。有一天，歌剧院正要举办舞会，书贩把它带给了塔尔蒙王妃。晚饭后，王妃让人给她穿衣服，准备去跳舞，然后，便一面等着，一面开始读这本新小说。午夜时分，她命人给她套车，一面仍在继续阅读。有人前来禀报，车已套好，但她没有搭理。仆人们见她读得忘了时间，便来告诉她说已经凌晨两点了。“还不着急，”她一面说，一面仍在读着。过了一阵儿，她的表停了，便按铃问仆人几点钟了。仆人回答说四点了。“这么说，”她说，“去参加舞会已经太迟了，让人把马卸了吧。”于是，她让人给她脱去礼服，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有人跟我讲了这段花絮，我一直盼着能见一见塔尔蒙夫人，不仅是想从她本人口中知道此事是否的确当真，而且还因为我素来认为，如果没有那第六感官的话，一个人是不会对《爱洛伊丝》产生这么强烈的兴趣的，而这第六感官就是道德感，具有这种道德感的心灵真是凤毛麟角，但无此则谁也甭想明白我的心。

使得女人们对我产生如此好感的是，她们深信我在书中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想法如此地坚定，以致波利尼亚克夫人竟然写信托韦尔德兰夫人让我给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坚信，一个人如果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是无法将那些感情写得那么生动的，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如此这般地描绘出爱的狂热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的是对的，而且，可以肯定，我写这部小说时心中充满甜蜜的激情。但是，以为必须有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这种激情，那就错了。人们远远没有想到我对想象中的对象达到了何种意乱情迷的程度。若是没有对青年时代的一些怀旧之感，如果没有乌德托夫人，那我所感受的和描写的爱就只能是以神话女妖为对象了。我既不想证实也不想批驳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想法。大家可以在我另外让人印的对话体的序言里，看到我是如何让广大读者在这一点上处于悬念之中的。过于严格的人说我本该干干脆脆地把真相挑明。而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这样不可，而且，我认为，若是真的做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声明，那就愚蠢多于坦诚了。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永久的和平》问世了。头一年，我就把此书的手稿让给了一份名为《世界报》的报纸主笔，一个名叫巴斯蒂德的先生，他不容分说，硬要将我的全部手稿全都塞到那份报纸上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以后者的名义前来催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说了《朱丽》，想让我把它放在他的报上连载。他还想让我把《爱弥儿》也刊登在他的报上；如果他听说有《社会契约论》一书的话，也会要求把它登在他的报上的。最后，我实在是被他的搅扰弄烦了，便决定以十二个金路易为代价，把我那份《永久的和平》的摘要让给了他。我们商定，该摘要将刊印在他的报上，可是，他一拿到那份手稿，便认为最好是印成单行本，还按审查要求的那样进行了若干删节。我若是把我对该书的评论也附在其中，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非常走运，我根本没有对巴斯蒂德谈到我的这个评论，它也根本不在我俩协议的范围之中。这篇评论仍然是一份手稿，与我的文稿放在了一起。万一它能重见天日，大家将会从中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玩笑和他那嘲讽的口吻让我多么好笑啊。对这个可怜之人在他硬要掺和谈论的政治问题上的见解，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在我在社会上名声鹊起，并且深受贵妇们青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卢森堡府中地位日下，并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厚爱及友情似乎在与日俱增，但在元帅夫人面前则不然。自从我再没什么好读给她听的之后，她的房间就不太为我敞开了，而且，在她来蒙莫朗西休憩时，尽管我仍较勤快地去问安，但我只是在饭桌上才能见到她。甚至我的座位已不再指明是在她的身旁了。由于她不再主动让我坐在她的身边，由于她很少搭理我，而且我也不再有什么大事要说给她听了，所以我索性坐在别处，觉得这样更加自在一些，特别是晚上。这样，我便本能地渐渐习惯于坐得离元帅先生更加靠近一些。

提到晚上，我记得曾说过我不在大城堡中用餐，这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的确是如此。但是，由于卢森堡先生根本不吃午饭，甚至都不在饭桌上坐一坐，结果都已经好几个月，我在他家都混熟了，可却还从未与他在一起吃过饭。他好意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客人不多时，我有时便决定留下来吃晚饭，而且感觉非常之好，因为午饭几乎是在露天里吃的，而且正如俗话所说，屁股都不沾板凳，而晚餐则不然，吃饭时间很长，因为大家散了很多的步回来，很希望边吃晚饭边休息。晚餐很丰盛，因为卢森堡先生挺讲究吃；也很惬意，因为卢森堡夫人在尽女主人的职责招待大家。若不作这个解释，大家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的一封信的结尾的几句话（信函集C，第三十六号）。他在信尾说，他对我们的散步总是回味无穷，他还补充说，“特别是”，我们晚上回到大院里，根本看不到马车的辙印。这是因为每天清晨有人用耙子把院子里的沙子耙平，除去车辙，我可以根据下午来的客人的印迹来判断客人的多寡。

自从我有幸结识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以来，他家丧事不断。一七六一年，他的灾难达到了顶点：仿佛我命中注定的灾祸要传给我最为依恋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他的妹妹维尔罗瓦公爵夫人；第二年，他失去了他的女儿罗拜克亲王夫人；第三年，他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失去了他这支血脉和姓氏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两个支柱。他表面上显得勇敢地承受着这种种打击，但内心深处却在流血，至死未停，而且，身体也每况愈下。他儿子突然悲惨地死去，这对他的打击尤其明显，因为国王正好刚刚诏示，让他儿子，并答应他的孙子世袭近卫队队长之职。他痛苦不堪地眼睁睁看着他那前途无量的孙子渐渐地咽气，而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医生，把药当饭吃，让这可怜的孩子被活活地饿死。唉！要是大家肯听我的话，祖孙二人至今都会健在的。我对元帅先生什么话没有当面说，没有写信说呀，我对蒙莫朗西夫人什么意见没有提过呀，可做母亲的迷信医生，让她儿子谨遵医嘱，忌食过度。卢森堡夫人同我的想法一样，但却不愿僭越孩子母亲的权利；卢森堡先生是个温和而心软之人，根本就不喜欢拂逆他人。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461]奉若神明，终于使自己的儿子因此而成了牺牲品。当这个可怜的孩子获准同布弗莱夫人一道前来路易山，向泰蕾兹要点心吃，在他那饥肠寡肚中塞进点食物时，他是多么地开心啊！当我看到家财万贯、名声显赫、官高位尊的一家人家的唯一继承人，像一个乞丐似的贪婪地大嚼很小的一块面包时，我是多么揪心地在暗叹那富贵荣华的悲惨啊！可是，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是枉然，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对江湖郎中的同样信任既害死了孙子，又为祖父掘下了坟墓，但其中也有尽想掩饰年老体衰的那种胆怯心情。卢森堡先生不时地感觉大脚趾头有点疼痛，来蒙莫朗西时就犯过一次，弄得他又是失眠又是发烧的。我大胆地说是痛风，卢森堡夫人还训了我一通。

元帅先生的那位外科医生兼仆人硬说不是痛风，便用止疼膏把患处包扎起来。遗憾的是疼痛真的止住了，因此，再疼的时候，当然就使用止了疼的那同样的方法。由于体质渐亏，疼痛一次比一次厉害，药量也就相应地加大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总算看出这是痛风，便反对使用这种没有道理的治疗方法。可是大家都瞒着她，因此，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错，一心想治好自己的病，反而在几年之后死去了。不过，咱们先别把这种种不幸提得太前了，我在这个不幸之前还有好多好多的不幸之事要叙述哩！

奇怪得很，不知怎么搞的，我所能说的和做的，似乎都注定要让卢森堡夫人不悦，即使在我一门心思地想保持她对我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连不断地感觉到的疼痛使得我更加记挂着他，因此也记挂着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俩总是相濡以沫，夫唱妇随，所以只要对其中的一位有感情，就必然会对另一位也有感情。元帅先生渐渐老矣。宫廷事务的辛劳，事事都得操心，再加上老是陪侍狩猎，特别是每年有一个季度要去军中，鞍马劳顿……凡此种种，需要有年轻人的精力才行，可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支撑得住他身居高位所需的精力了。既然他的种种官衔将要分散掉，而且他死了以后，他的宗族也就随之湮灭，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继续一种其目的在于封妻荫子的辛劳生活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仨时，他开始抱怨宫廷生活之劳苦，一副相继痛失亲人而心灰意冷的样子，我便壮着胆子跟他说到退休的事，以西尼阿斯向皮洛斯所提之忠告[459]劝诫于他。他长叹一声，未置可否。可是，卢森堡夫人一见只有她和我两人时，便怒气冲冲地驳斥了我的忠告，看来这一忠告把她给吓坏了。她还说了一个理由，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不再重弹劝他退休的老调了。她那理由是，长期生活在宫廷中，已养成了习惯，习惯成了自然，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对卢森堡先生来说，这也是一种排忧遣愁的方法，而我所建议的退休，对他而言，不是休息而是放逐，其无所事事、烦恼愁闷、忧伤悲痛，很快就会要了他的老命。尽管她应该看得出来我已被她说服，应该相信我对她许下的诺言，相信我会恪守自己的诺言，可是她似乎对此始终很不放心，而且，我记得打那以后，我同元帅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变得日渐稀少，而且几乎老是有人前来打搅。

当我的愚笨和晦气一起在她面前损害我的时候，她常见到并且最为喜欢的那些人也在落井下石。特别是布弗莱神父这个风头出尽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从来就对我没有好感。他不仅是元帅夫人圈中唯一的一个从不屑于我的人，而且我似乎发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都要在元帅夫人面前失宠一些。说实在的，即使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但他的在场就够我受的了，因为他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使我相形见绌，更加愚笨不堪。开头两年，他几乎没来过蒙莫朗西，而且蒙元帅夫人的宽厚，我还凑乎着像个样子，但是，自他来得勤了一些之后，我便挺不住了。我本想躲在他的羽翼之下，尽量想法让他对我友好，可是，我那副阴郁的样子，使我心想讨他欢喜，但却无法奏效，而且，我为此而做出来的蠢事终于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完全失宠了，在他面前也没得到好处。他聪明过人，本可以事事遂愿的，但他却不能专心致志，又放荡不羁，所以在任何事上都是半吊子货。可是，塞翁失马，上流社会要的就是你的一知半解，正好可以大出风头。他能做一手绝妙小诗，情书也写得挺美，西斯特尔琴[457]也能拨弄几下，色粉画也能涂上几笔。他竟然想给卢森堡夫人画上一幅肖像，那像画得可真吓人。卢森堡夫人说画得一点儿也不像，此话确实不假。那该死的神父便来问我，而我这个傻瓜，竟然撒谎说是画得挺像。我是想讨好神父的，可却得罪了元帅夫人，她记住了我的这一过错，而神父干了坏事之后，反在嘲讽我。吃一堑长一智，虽说亡羊补牢，但还是学会了没这本事就别想着乱吹乱拍。

我的能耐就是颇为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对人们说出有益的但逆耳的真言。我必须坚持这一点。我生来别说是吹捧别人，连赞扬都不会。我想赞许时的那个笨样儿简直比我批评起人来时的厉害劲儿都更让我倒霉。我来举一个极其可怕的例子，其后果不仅影响了我余生的命运，而且也许将决定我死后的名声。

在来蒙莫朗西休憩期间，舒瓦塞尔先生[455]有时要去大城堡晚餐。有一天，他来时，我正往外走。他们便谈起了我，卢森堡先生跟他讲述了我在威尼斯时与蒙泰居间的瓜葛。舒瓦塞尔先生说我放弃这个职业很可惜，如果我愿意回到外交界中来的话，他很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便把这个意思转告了我；我因从未受到大臣们的青睐而备加感动，但我不敢保证，尽管我有此心，要是我的身体允许我加以考虑的话，我是否就能避免再干蠢事。雄心壮志只有在其他所有的激情留下的短暂瞬间窃据于我的心中，而这一短暂瞬间已足以让我重下决心。舒瓦塞尔先生的这番好意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使我更加钦佩他任大臣以来在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453]，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中受到敬重，而我对他的几位前任则不以为然，包括我一直视之为首相的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当有谣传说她和他两人之中将有一人被排挤掉的时候，我认为在祝愿舒瓦塞尔先生取胜就是在祈祷法兰西的荣光。我对蓬巴杜尔夫人一向抱有反感，甚至在她发迹之前，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见到她，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亦然。自那以后，我就因她在狄德罗的事上沉默不语而不满于她了，而且，凡是与我有关的问题，无论是《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还是任何收益上都未给我带来相应好处的《乡村占卜者》，她的所有行径都让我不满，而且，在所有的场合，我总是发觉她很不愿意帮我的忙，可罗伦齐骑士却建议我写点东西颂扬她这位贵妇人，言下之意是这样对我有好处。这个建议让我怒不可遏，特别是我看得一清二楚，不是他主动这么建议的，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是蠢蛋一个，只是在别人的怂恿之下才去想一想，动一动。我太不会克制自己，我对其建议的鄙夷不屑没能瞒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的不悦也没能瞒过任何人。我敢肯定，她知道了这一点，而所有这一切把我的切身利益同我的天然秉性混合在一起，促使我去为舒瓦塞尔先生祈祷。我只知道对他的才能深怀敬意，又对他对我的美意怀着感激之情，再说，我因离群索居而不知他的爱好以及生活方式，所以便预先将他视作为公众和我自己报仇之人了。而且，我当时正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润色，便在书中把我对前几任外交大臣以及开始胜过前任的现任的看法一下子全写出来了。在这件事上，我违背了自己最信奉的箴言，而且，还没有想到，当你想在同一篇文章中，强烈地称颂或贬斥而又不指名道姓的时候，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与称颂对象完全吻合，使最为狐疑好胜之人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模棱两可之处。我在这一点上太傻了，过于放心大胆，脑子里绝没想到有人会产生误解。

大家不一会儿就会看到我说的是否有道理了。

我的“好运”之一就是，在我的交往之中，始终有一些女作家。

我以为在大人物中，至少可以避开这种“好运”了。其实不然，它仍然紧跟着我不放。据我所知，卢森堡夫人是从来没有这种怪癖的，但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她写了一部散文悲剧，先是在孔蒂亲王先生的圈子中诵读、传阅，并受到吹捧，可她并不满足于这么多的称颂，非要跑来问我，想得到我的赞扬。我的赞扬她倒是得到了，但却不热烈，可这正是该作所应该得到的称赞。此外，我还觉得应该告诉她，她的这部《侠义的奴隶》与一部英国剧本颇为相似，该英国剧本虽不太有名，但却已译成法文了，剧名为《奥罗诺哥》[451]。布弗莱夫人感谢我的看法，但却向我保证她的剧本与另一剧本毫无相似之处。我除了对她本人而外，从未对世上任何人说过，这剧本与另一剧本有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要对她说，也只是为了完成她强加于我的义务而已。自那以后，此事不禁让我时常想起吉尔·布拉斯在布道大主教面前尽责的后果[449]。

除了不喜欢我的布弗莱神父，除了我在其面前犯过女人和作家都永不会宽恕的错误的布弗莱夫人以外，我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朋友也都不太愿意与我交朋友。特别是埃诺议长先生，他入了作家之列，就免不了染上他们的毛病；还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她俩都跟伏尔泰过从甚密，而且是达朗贝尔的亲密女友，莱斯彼纳斯小姐甚至终于与达朗贝尔生活在一起，与他心心相印，相敬如宾，而且根本不可能不如此。我起先很关注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让我看了觉得可怜。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与我的大相径庭，差不多一个起床另一个就寝；她对小聪明的人痴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家出了一本无足轻重的破书，她便极为认真以待，或捧或贬；她颐指气使、专断粗暴，无论什么事她或赞成或反对，都过于激动，谈起来浑身哆嗦；她因判断的激烈和顽固而偏见甚深，桀骜难驯，感情用事。凡此种种，使我很快便对她产生反感，不愿再关心她了，并且与她疏远了。她看出这一点来，这就足以使她暴跳如雷。尽管我挺明白有此性格的女人会有多么可怕，但我宁可因她的痛恨而遭殃，也不愿因她的友谊而罹难。

我在卢森堡夫人圈中不仅朋友很少，而且在她家里还结了仇人。仇人虽只有一个，但以我今日之处境，这个仇人能以一当百。这指的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因为他不仅曾前来看望过我，还好几次请我去维尔罗瓦，而且，由于我对他的邀请回答得尽我可能地彬彬有礼、客客气气，而他则把我的含糊答复当作同意，为卢森堡夫妇安排了半个来月的小憩，并提议让我与他们一同前往。由于当时我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不能出远门，否则会有危险，我便请卢森堡先生代为婉谢。大家可从他的回信（信函集D，第三号）看到，这并未引起任何的芥蒂，而且，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对我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厚爱。他的侄子兼继承人、年轻的维尔罗瓦侯爵却不像他伯父待我那么和蔼可亲了，不过，我也实话实说，我对他也没有像对他伯父那么尊敬。他轻率的神气让我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他对我的憎恨。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饭桌上戏弄我。我没有沉得住气，因为我很蠢笨，没有一点巧于应付的能力，一生气，就更加地失去冷静。我有一条狗，是我几乎刚搬到退隐庐，人家在它还是小狗的时候送给我的，我当时便唤它“公爵”。这狗虽不漂亮，但却属稀有品种，我把它当成伴侣和朋友，而它肯定比大部分以朋友自诩的人更称得上朋友。由于它生性喜欢粘乎人，又有感情，而且我俩又相依为命，所以它在蒙莫朗西堡便出了名。但是，由于我那极其愚蠢的胆怯，我把它的名字改成“土耳其人”，其实有许许多多的狗都取名“侯爵”，也没见哪位侯爵大人因此而发火的。维尔罗瓦侯爵得知我替狗改名，便紧着追问我，以致我不得不当着满桌宾客把我做的事讲了出来。在这件事里，给狗取名“公爵”倒没有什么不恭之处，不恭的倒是把这个名字给改了。更糟的是，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生就要当公爵，而且今天已是公爵了，他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给我造成的窘迫以及这窘迫所造成的后果。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伯母就此对他大加训斥了，可想而知，如果他真的挨了训斥，他是绝不会轻饶了我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府第还是在圣殿区[444]，我所能依赖来对付这一切的只有罗伦齐骑士，他声称是我的朋友，但他与达朗贝尔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在达朗贝尔的羽翼下，在女人们面前充作大几何学家。此外，他还是个侍从骑士[442]，或者说是个专门向布弗莱夫人献殷勤的人，而布弗莱夫人与达朗贝尔相交甚厚。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并且她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因此，我在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为我的笨拙说话，以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不致失宠，反而接近她的所有人都好像是在齐心协力地要在她的思想上贬损于我。然而，她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爱弥儿》的出版而外，在这同一时期，还向我表示过另外一种关怀和善意，致使我相信，即使她讨厌我，也会维系并将永远维系她曾一再许以我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我一旦确信可以信赖她的这份感情，便开始向她坦白我的所有过错，以求得心灵的平静。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不可践踏的准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绝不显得更好或更坏。

我曾向她叙述了我与泰蕾兹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连我怎么处理的我那几个孩子，我都没有向她隐瞒。她听了我的忏悔之后，对我很好，甚至可说是太好了，并没有像我应该受到的那样对我大加谴责，而且特别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见她对泰蕾兹备加疼爱，常给她点小礼物，派人去找她，请她去看她，见到泰蕾兹时爱抚有加，而且还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拥抱她。可怜的泰蕾兹真是高兴异常，感激涕零，我当然也不例外。卢森堡先生和夫人通过她所表示的对我的深情厚谊，比直接对我施于的情爱更加使我感受良深。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情况一直如此。但是后来，元帅夫人竟仁爱地想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老大的襁褓中放了一个暗码，因此便让我告诉她，而我也就告诉她了。于是，她便派她的心腹仆人拉罗什去寻找，可是，尽管事隔不过十二三年，但拉罗什寻来找去，并未找到。要是孤儿院的登记簿保存完好的话，要是认认真真地去找的话，那暗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么说，寻找失败并没让我怎么生气，如果这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关注他的命运，那才让我更恼火哩。如果人家按图索骥，随便拿一个孩子来说是我的，我一定会疑惑果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别人给掉了包？那样一来，我心里会打鼓，反而更加揪心，我也就根本体味不到这种天伦之乐的全部情趣了，而这种天伦之乐至少应从孩子小时候起便朝夕相处，才能得以维系。长期的离开一个你还没认识的孩子，势必要削弱，而且最终要消除掉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的，而且，你永远不会像爱你自己亲自喂大的孩子一样地去爱送给别人去奶大的孩子的。我在此所说的，就我的过错的后果而言，是可以减轻我的过错的，但就其根源而言，则只有加重我的罪孽。

有件事提一提也许是不无益处的：那个拉罗什通过泰蕾兹的介绍，认识了勒瓦瑟尔太太。格里姆继续把她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搬走之后，就是通过拉罗什先生一直继续给这个女人送钱去的，而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点礼物给她。因此，尽管她老是抱怨，但日子过得肯定是不错的。至于格里姆，由于我根本就不喜欢谈论我应该痛恨的人，所以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同卢森堡夫人谈起他。但她曾多次逗我谈起他，却不告诉我她对此人有何看法，也从不让我看出此人与她是否相识。由于我不喜欢对我所喜爱的、对我又毫无保留的人留一手，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所以，自那时起，我有时便要想到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但那也只是因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引发的。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没有听见说起它。最后，我才听说在巴黎已同书商迪舍纳谈妥交易，并通过后者同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达成协议。卢森堡夫人把我要同迪舍纳签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来让我签字，我认出那笔迹是马尔泽布尔先生没有亲笔给我写的那些信的同一个人的笔迹。我深信我的这个合同是经这位官员的认可并在他面前拟订的，所以便放心大胆地签了字。迪舍纳为这部书稿将付我一半稿酬——六千法郎，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二百本样书。我签好一式两份合同之后，便将它们按卢森堡夫人所希望的那样寄回给她了。她把其中的一份给了迪舍纳，另一份自己留下了，而没有退还给我，而我也再没有见过它。

我结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虽对我的隐退计划有所妨碍，但却没让我完全抛弃它。即使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春风得意之时，我也总是感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她的那种真情实感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而我最犯难的是如何把这种真情实感同更适合我的口味而又较少地损害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身体，可那份尴尬和那些晚餐还是使我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关怀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譬如，每天晚上，晚宴之后，一向早睡的元帅先生，总是不容分说地把我叫走，让我也早点去睡。只是在我的灾祸降临之前不多时，他才不知何故不再对我如此关心了。

早在发觉元帅夫人态度变得冷淡之前，我便想着避免这种处境，执行自己原先的计划。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得等着《爱弥儿》的合同的签订。在此期间，我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加工，然后把书稿寄给了雷伊，索价一千法郎。他付给了我。我也许不应该漏叙一件与上述书稿有关的小事。我是将书稿封好寄给沃州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神父迪瓦赞的，因为他有时来看望我，跟雷伊又有联系，便负责将书稿寄给雷伊。该书稿因字写得很小，所以体积不大，还塞不满他的口袋哩。可是，过关卡的时候那包书稿不知怎么就落到关员手中，并被打开检查，然后，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取时，他们便还给了他。这就使他自己得以读到这部书稿，他还很天真地告诉了我，并且对该作大加褒奖，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指斥的话，但骨子里想必在等着该书正式出版时，定要为基督教报仇雪恨。他又将书稿重新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写信向我汇报此事时大体就是这么说的，而我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一直不时地在搞的《音乐辞典》而外，我还有其他几篇不太重要的作品，全都整理好可以出版，而且我准备或者分别印成单行本，或者有朝一日出全集的话，就收到全集中去。

这些作品大部分还都是手稿，存于迪佩鲁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一部《语言起源论》，我曾让马尔泽布尔先生和罗伦齐骑士看过，后者还对我说是写得很好。我算了一下，所有这些作品的收入加起来，扣除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八千到一万法郎，我想把这笔钱存起来作为我和泰蕾兹的终身年金。然后，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俩将去外省的偏远地区一起生活，不再让公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只求安安静静地了却此生，一面继续在自己周围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善事，并悠然自得地去写我一直思索着的回忆录。

这就是我的打算，而我则将不该略而不谈的雷伊的慷慨仗义促使其得以执行。人们在巴黎没少对我说这位书商的坏话，可他却是我与之打交道的所有的书商中，唯一一个我总要赞扬的人。确实，我俩常为印行我的作品发生争吵。他漫不经心，而我则好激动。

但是，在金钱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尽管我从未与他签过任何正式协议，可我始终觉得他一丝不苟，公正合理。甚至也只有他一个人曾坦率地向我承认，跟我合作，他生意挺好，而且，他还常常跟我说，他能发财是多亏了我，还提议分给我一点。由于无法直接报答我，他便想至少通过我的“女总督”来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因此他给了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并在证明上写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提供的好处的。他做这件事时只是他知我知，没有张扬，没有夸耀，没有言声，若不是我首先对大家说起，是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对此做法深为感动，所以自此之后，便与雷伊结下了一种真正的友情。不久之后，他想让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可我被逼入的这种处境给我造成了一种遗憾，那就是人家使得我今后无法使我的情感有益于我的教女及其父母。我为何对这位书商的朴实的慷慨之举如此动情，而对那么多有钱有势之人鼓噪的情谊却无动于衷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满世界地叫嚷说是对我如何如何地恩爱有加，可我却从未有丝毫的感觉。这是他们的错呢还是我的错？是他们浮华虚夸还是我忘恩负义？明眼的读者，请你们去掂量，去判断吧，我自己就不说了。

这份年金对维持泰蕾兹的生活可是一个大的保障，也使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不过，我自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包括别人送她的所有礼物我也从不染指，始终是她一人独享的。当我替她保管钱的时候，我都一笔笔地给她记上明细账，从没拿过她的一个子儿用于我们的共同开支，即使在她比我钱多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的就是我俩的，”我对她说，“而你的就是你的。”我一直就是按照这条原则与她相处的；我还经常地对她讲我的这条原则。那些卑鄙下流地指责我通过她的手去接受我不愿亲手接受的东西的人，无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会乐意地与她一起吃的，但要是她所收受的，那我是绝不会吃的。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为我作证，而且，根据自然规律，我死在她的前面，她也将可以为我作证。不幸的是，她在各个方面都不知节俭，不会打算，大手大脚，倒不是因为爱慕虚荣，也不是讲究吃穿，只是大大咧咧使然。世上并无完人，既然她的绝妙的长处必须有所抵消，那我宁可她有一些缺点而不是恶习，尽管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俩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为她像从前为妈妈那样操碎了心，总想替她攒点积蓄，以便有朝一日作为她的生活来源。但我的心全都白操了。她同妈妈一样，从不算计，不管我怎么竭尽全力，她们总是有多少花多少。尽管泰蕾兹不讲究穿戴，但雷伊的年金从来就不够她穿衣戴帽的，我每年还得拿出钱来贴补她。

无论她还是我，我俩生来就永远当不了阔人，而我当然是不把这一点也列入我的种种不幸之中的。

《社会契约论》印得挺快。可《爱弥儿》则不然，我还一直等着它的出版，以执行我思考着的退隐计划。迪舍纳时不时地寄些清样来让我挑选。当我选定之后，他不是立即开印，而是又给我寄些别的清样来。最后，当我们对尺寸、字样完全定下来，而且他已经把我稍加改动的一份校样印出好几页之后，他又重新印来印去的，直到半年之后，仍原地踏步，一无进展。在这些试印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该作品将在法国以及荷兰印出，将同时出版两个版本。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不再能主宰自己的作品了。我不仅根本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一直是反对的。但是，最后，既然这个版本不管我愿意与否，正在印行之中，既然它还作了另一版的模式，那就必须好好看看校样，别让人把我的书删来改去，弄得面目全非。再说，该书是完全由主管官员认可的，而且可以说是他在指挥印行，他还常常给我来信，并且为此还来看过我。我马上就要谈谈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看我的。

当迪舍纳进展缓慢的时候，受到他制约的内奥姆则更加行动迟缓。人家没有定时地将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认为在迪舍纳的行径——也就是替他干活的居伊的行径——中，发现了他的叵测居心，而且，他看见人家不履行合同，便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大诉其苦，大鸣不平，而我自己就有一肚子苦水，对他则爱莫能助了。他的朋友盖兰当时经常能见到我，总是跟我谈起这本书，但谈起来总是抱着极大的保留。他对这本书在法国的印行以及主管官员插手其间，虽耳有所闻，但不知究里。他因此书会给我带来的麻烦而对我表示同情，但又好像在责备我不谨慎，可却从不愿意说出我究竟怎么不谨慎了。他总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似乎是在故意套我的话。我当时极其安然无恙，所以便笑对他那种谨小慎微、神秘兮兮的腔调，认为他那是因常跑达官显贵的办公室而染上的恶癖。我深信这本书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深信它不仅有主管官员的赞成和保护，而且值得受到并且深得主管部门的青睐，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勇气把事情办好，而且耻笑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胆小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承认，如果我对这部作品的有益及其保护人的公正缺乏信任的话，我对杜克洛的正直和见解的信任本会让我也像他一样地惊恐不安的。当《爱弥儿》付印时，他从巴伊先生家跑来看我，跟我谈起此书。我给他读了《萨瓦副本堂神父的信仰》。他静静地听着，而且我觉得他听得津津有味。我一读完，他便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那本书的一部分？”

“是呀，”我对他说，“人们本该根据国王的御旨在卢浮宫里印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对我说，“但请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您给我念过这篇东西。”他那令人惊奇的表达方式叫我愕然，但却没让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尔泽布尔先生见面。我难以设想他在同一问题上怎么与他的想法如此大相径庭。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了，但身体却一天也没有好过。尽管那儿空气极为清新，但水质很差，这很可能就是加剧我的旧病复发的原因之一。将近一七六一年秋末，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是在几乎没有间断过的痛苦中度过的。肉体的疼痛被无数的忧虑加重，进而使我感到这些忧虑更加重压在心头。一段时间以来，朦朦胧胧的忧愁预感搅得我心烦意乱，可我又不知到底愁些什么。我常收到一些挺奇怪的匿名信，甚至一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过巴黎议会的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当前的现实，认为今后也好不了，便问我选择一处退隐之地的话，是日内瓦好还是瑞士好，以便带着全家一道去。我还收到过某议院主席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当时与宫廷失和的该议院起草一些备忘录和谏书，答应向我提供为此所需的所有文件和资料。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爱发脾气。接到这些信的时候，我便火冒三丈，回信时便没好气，对他们的请求一概予以回绝。这种拒绝当然不是我所要引为自责的，因为这些信可能是我的敌人们下的套，而且，他们向我请求的事正与我永远不愿违背的准则背道而驰。但是，我本可以表示婉拒，无需厉声厉气，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怎么觉得惊讶，因为我同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腐朽制度在威胁着法国，使之很快就要崩溃。

全都源自政府的过错的一场不幸战争的种种灾难；财政上的难以置信的混乱；一直掌握在两三位大臣手中的行政管理上的尔虞我诈，他们公开争斗，为了相互攻讦，竟损及王国；人民和国家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一个顽固女人[440]的执拗，她就是有点脑子的话，也总是用在自己的好恶上，几乎总是排斥最有能力的异己，以便安插自己最满意的人。凡此种种，全都在证实该参议员以及公众及我本人的预见之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多次让我举棋不定，是否我自己也将赶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种种动乱之前，去王国之外找一片净土。但是，因为我淡泊人生、性格内向，所以我放心地认为在我所自愿去过的孤独生活之中，是不会有任何风暴袭击到我的头上的。

我只是颇觉遗憾，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森堡先生却准备接受一些使他在政府中失去人心的任务。我本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为自己留点后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担心的那样突然垮下来，而且，我现在仍旧觉得，如果政权最终不是只落在一个人手里的话，那么法国专制王朝现在必不可免地会陷入绝境了[438]。

当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之时，《爱弥儿》的印行也慢慢腾腾的，竟至最后完全搁浅了，而我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居伊也不再给我写信，也不复我的信，我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消息，一点儿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当时在乡下。无论多大的不幸，只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绝不会惊慌失措，垂头丧气。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憎恨黑暗那阴森的样子；我对神秘总是胆战心惊；神秘与我那坦率到冒失程度的生性水火难容。我觉得，看见一个最狰狞的怪物我都不怎么害怕，但如果我夜间看见一个蒙着白床单的人影儿，我会吓得要死的。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长久的沉寂煽动起来，一个劲儿地在我眼前画出种种鬼影来。我越是一心惦记我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书的出版，就越是苦苦思索是什么原因使它搁浅了，而且，我一向爱走极端，以为在该书的受阻中，看出有人想把它取缔。然而，我又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所以心里简直是七上八下的。我一封封信写给居伊，写给马尔泽布尔先生，写给卢森堡夫人，可是，总也不见回信，或者说我越等信越不来，因此，我简直六神无主，快要发疯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候，我听说耶稣会士格里菲曾谈起《爱弥儿》，而且还引用过其中的几段。我一听，脑子登时如闪电一般，揭开了道德败坏的整个神秘面纱：我十分清楚地、确有把握地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宛如神灵给了我启示。我在想象：耶稣会士们被我在谈论中学[436]时的那种轻蔑口气所激怒，把我的作品给夺了去；是他们在阻碍该书的出版；他们从其朋友盖兰处得知我的病况，认为我行将就木——我对此也深信不疑——便想推迟到我死后再说，处心积虑地删节，篡改我的作品，强加给我一些与我意见相左的意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令人惊奇的是，有多少事实和情景一齐涌入我的脑海来印证这种疯狂想法，使它显得像真的似的，何止于此！竟像是在向我显示此想法是有根有据，一目了然的。盖兰已完全投靠耶稣会士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认为他一次次向我表示结交的愿望全是耶稣会士们的主意，我深信是他们鼓动他来催逼我与内奥姆签约的，认为他们正是通过那个内奥姆才得到我那部作品的头几页的，然后便想出法子来阻止该书在迪舍纳那儿印刷，并且也许夺去了书稿，以便随心所欲地大做手脚，等到我死之后，可以按他们的意思出版发行。不管贝蒂埃神父如何花言巧语，我都始终感觉到，耶稣会士们不喜欢我，不仅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所有准则比我的同行们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背他们的教义和威信，加之，狂热的无神论者同狂热的有神论者都具有不容忍的态度，他们的观点甚至可能互相接近，如同他们过去对中国的问题一样[434]，也如同他们现在反对我时那样。而合理的和有道德的宗教则不然，它因而取消了一切人对信仰的权力，而使得掌握这种权力的专断者成了无本之木。我知道大法官先生[432]同耶稣会士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担心其子被做父亲的吓住，被迫把他保护过的那部作品交出去。我甚至认为从他们开始对头两卷的吹毛求疵之中，看出了马尔泽布尔撒手不管的后果，因为他们毫无道理地要对头两卷进行改版。而另外的两卷，大家不是不知道，尽是些激烈的言词，如果像对头两卷那么审查，非推倒重来不可。此外，我还知道，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也亲口对我这么说的，他是责成格拉夫神父监督该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也是耶稣会士们的一个拥护者。我到处看到的都是耶稣会士，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已处在被消灭的前夕，为了求得生存，要干的事多得很，何故与一部与己无关的书的出版过不去。

我说“没有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且，马尔泽布尔先生一得知我有这种想法，便特意指出来反驳我。他是从我的另一个想法得知我上面的怪想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要想判断他毫无所知的大事，当然是错误百出的，因为我从不愿意相信耶稣会士们已自身难保了，我把广为流传的闲言看成是他们用来麻痹自己对手的一种诱饵。他们往日无事不成，无可争议，致使我对他们的权可倾国产生一种极其可怕的印象，竟至为议会的威信扫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塞尔先生曾在耶稣会士那儿学习过，我知道蓬巴杜尔夫人跟耶稣会士们相处得不错，我也知道他们跟宠幸和权臣结成的同盟，始终对双方反对共同仇敌似乎都很有利。宫廷好像是撒手不管，而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遭到什么严重的挫折的话，那么，能有足够力量打击它的也绝不是议会。

因此，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判断出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也是有征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所有传言中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一种伪装和奸诈，认为他们平安无事，有的是时间来处理一切事情，所以我深信他们不久就将粉碎冉森教派，粉碎议会，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所有不接受他们奴役的人。我也深信，他们如果终于让我的那本书出版的话，那也是在把它改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武器，并借重我的名字去吓唬读者。

我当时已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很不明白，这种胡思乱想怎么竟然没有致我于死，因为我一想到我这本最有价值、最优秀的著作在我死后将使我名誉扫地，我便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这么怕死过，而且，我相信，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死去的话，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在今天，我眼睁睁地看着最阴险、最毒辣的阴谋正在毫无阻拦地付诸实行，我也会死得比先前心安气顺得多的，因为我坚信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还我清白的一个证据，它迟早都会挫败那些人的阴谋的。

马尔泽布尔先生亲眼目睹我的焦躁，并倾听了我的怨愤，费尽心思地安慰我，这证明了他有着一颗菩萨心肠。卢森堡夫人也致力于这一善举，曾多次去迪舍纳那儿，了解出版的事怎么样了。最后，书又继续印刷了，并且进展得挺顺利，可我始终没弄明白它为什么搁浅的。马尔泽布尔先生劳动大驾，前来蒙莫朗西安慰我，他总算让我平静下来，因为我对他的正直绝对信任，消除了我那可怜的脑袋里的疑惑，所以他安抚我的话便句句入耳。他见我忧心忡仲、惶惑不安的样子，自然觉得我非常值得同情。他也确实在可怜我，因为他又想起了他周围的那帮哲学家经常不断地给他灌输的话语。

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声言我在那儿是待不长的。当他们看到我坚持住下去时，便说我这是因为执拗，因为自尊，因为羞于改口，但又扬言我在那儿会闷死的，而且说我过得非常不幸。马尔泽布尔先生信以为真，还写信来劝过我。我如此敬重的一个人竟有这种错误想法，让我颇为伤心，于是，我便连续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述我这么做的真正动机，我如实地向他描绘了我的情趣、我的志向、我的性格以及我心中的所思所想。

这四封信我没打草稿，笔走龙蛇地信笔写去，甚至写完之后也没复看一遍，它们也许是我这辈子写得如此顺畅的唯一的东西，尤其是我当时万般痛苦，极度颓丧，这就更令人惊奇了。我自觉已心力交瘁，一想到我在正直的人们心中留下一种对自己极不公正的看法，不觉悲从中来，因此，我便力图通过在这四封信中匆匆地拟就的纲要，来多少代替一下我已计划好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了挺高兴，并在巴黎拿给人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此详述的东西的概要，正因为如此，它们值得保存下来。大家将可以在我的信函箱中见到这几封信的抄件，那是经我请求他让人抄的，并且，几年之后寄给了我。

唯一使我伤心的事就是，在我死之将至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可资信赖的文人，让我能把我的文稿交在他的手里，等我死了之后，为我进行整理。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便与穆尔杜交上了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真希望他能来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一愿望，而且，我认为，如果他的事务摆脱得开，家里人也同意的话，他本会很乐意地做此善事的。由于不能遂愿，我至少想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因此，便在《萨瓦副本堂神父的信仰》一书出版之前寄给了他。他很高兴，但我觉得他在回信中并没有表现出我当时期待着该书效果时那么笃定。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别人没有的几篇东西。我给他寄去了《悼故奥尔良公爵》，这是我替达尔蒂神父写的悼词，神父并未宣读，因为他没有料到，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一直在继续着，甚至挺顺当地完成了。我还发现有一点是挺奇怪的：在对头两卷非逼着改版之后，人们对后两卷却一句话也没说，对其内容并未挑剔就让出版了。可我仍旧有点不放心，我不得不说一说。在害怕耶稣会士之后，我对冉森教派和哲学家们也害怕起来。我是一切所谓党派帮系的敌人，我从来就不指望这种人对我有好感。“长舌妇们”一段时间之前，离开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住了下来，以致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得到在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从他们的花园，轻易地就可以翻过与我的塔楼相隔的那堵矮墙。我曾把这个塔楼改作我的书斋，所以我在塔楼里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好的散页。人家随印随寄，我便随即将这些散页装订起来，因此，在人家出版之前，我的桌上已经早有我的全部成书了。我的愚蠢，我的马虎，我对我囿于其花园之中的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了关好塔楼的门，而第二天早上便发现它大开着，要不是我觉得文稿被动过的话，我还不会惊慌的。我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便小心些了，把塔楼的门关好。

但门锁不好，锁不牢。由于我开始留心了，所以便发现比让门大开着时翻动得更加厉害。最后，我装订好的书中有一卷竟然丢了一天两夜，不知去向，直到第三天早上，我才发现它又回到了我的书桌上。我未曾，也从未怀疑过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外甥迪莫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俩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长舌妇们”有所怀疑了。我知道他们虽说是冉森教派，但却与达朗贝尔有联系，而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使我有点不安，也使我更加警惕。我把文稿都拿回到我的房间里，并且完全中断了与“长舌妇们”的往来，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拿我不慎借给他们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家人家炫耀。尽管直到我搬走之前他们仍一直与我为邻，但我自那以后就再没有与他们有过来往。

《社会契约论》在《爱弥儿》之前的一两个月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绝不要偷偷地把我的任何一本书运到法国来，所以他便致函主管官员，呈请批准这部著作经由海上从鲁昂运进来。雷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包裹在鲁昂撂了好几个月，最后又给他退了回去。他们本想将这些包裹没收的，可是雷伊不依不饶地闹了起来，只好退还给他。一些好奇者从阿姆斯特丹弄来了几套，在法国悄悄地传看起来。莫勒翁曾听说过此书，甚至还看过几页，便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它。那神秘劲儿令我吃惊，要不是我深信我在各个方面手续完备，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的话，要不是我那伟大的准则使我放心大胆的话，我真的要惴惴不安的。我甚至深信不疑，舒瓦塞尔先生已经对我十分青睐，并对我因对其景仰而在这本书中对他表示的赞扬深有所感，他在这种场合一定是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不良居心的。

我肯定是有理由在此时此刻像在从前一样地指望得到卢森堡先生的仁爱之心，指望必要之时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给予我的友好表示从未有这么频繁、这么感人的。在他复活节前来小憩之时，由于我的身体很糟，去不了大城堡，他没有一天不来看望我的，最后，见我痛苦不堪，便死活要我去让科姆修士诊断一下，并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有胆量——这在一位达官显贵身上的确是罕见而令人钦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我动那既疼痛难忍又耗时甚久的手术。不过，那手术只不过是探查而已，但我却从未被好好探查过，即使是莫朗，他试过好几次，但都未能成功。科姆修士的手又轻又巧，无与伦比，终于在让我受了两个多小时的罪之后，把一根很小的探条插了进去。在这两个多小时之中，我拼命地忍住，不哼一声，免得让好心的元帅那颗仁慈的心听了心碎。头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认为探到了一块大的结石，并且告诉了我；第二次再探，他却又找不到它了。他又一再地探来探去，既仔细又准确，令我觉着时间特长，然后他说根本没有结石，但前列腺上有硬块，比一般的要粗大。他觉得膀胱很大，但情况良好，最后告诉我说，我将非常痛苦，但生命无虞。如果他的第二个预言同第一个预言一样准确的话，那我的痛苦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

就这样，我在那么多年中，被相继说成有二十种病，其实我并没有，因此，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是不治之症，但却又是不会致死的病，它将伴我终身。这么恍然大悟之后，我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不再老想着自己要被结石残酷折磨致死。我不再害怕多年前断在尿道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变成一块结石的核儿了。我解脱了对我来说比实际病痛更加难忍的假想的病痛，也就能比较平静地忍受着那实际的病痛了。很显然，自那以后，我对我的病远没有以前感觉的那么痛苦了，而每当我想起这种放松全是多亏了卢森堡先生时，我总要因追思他而伤怀。

我可以说又活过来了，也就比先前更加关心我欲依之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只等着《爱弥儿》一出版，便付之执行。我考虑的是都兰地区，因为我曾到过那儿，非常欢喜，它不仅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柔：

La terra moll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 abitator Produce.[430]

我早已经把我的计划跟卢森堡先生谈过，他曾想劝我改变初衷；我这次又对他提起，说是已铁了心了。于是，他便建议我住到离巴黎十五法里的美尔鲁堡去，认为那是可能适合于我的一个退避之所，他们夫妇俩都很高兴让我住进去。他的这个建议使我有所触动，也很合吾意。首先，得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约好了日子，元帅先生派他的仆人和车子来接我去。可临到那一天，我身体极为不适，只好把这事推迟，而后来又阴错阳差地未能成行。后来听说美尔鲁的地产不属于元帅先生而属于元帅夫人，我没有去成反觉更加心安理得了。

《爱弥儿》终于出版了，没再听说什么改版，也没听说有任何的困难。出版之前，元帅先生向我要走了马尔泽布尔先生与这部著作相关的所有信件。我对他们两人绝对信任，自己又有着极大的安全感，也就没去考虑他在要走信的这件事上有什么特别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地方。我把信退还了，只有一两封因为无意之中夹在了什么书里而没有退还。此前不久，马尔泽布尔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要取回我在为耶稣会士而惊恐之时写给迪舍纳的信；必须承认，这些信是不会为我的理智增光添彩的。但是，我回答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上，我是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不想装得更好，因此他可以把那些信留给迪舍纳好了。后来他怎么处理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本书的出版没有像我其他所有作品那样，引起热烈的喝彩声。从未有过什么作品获得如此多的私下赞美而又未见有公开颂扬的。最有能力评论它的那些人对我说的和写信跟我谈的，都证实那是我的作品中的最上乘之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他们说的时候都是那么谨小慎微，真是十分蹊跷，仿佛有必要将人们对该书所认为的长处严加保密似的。布弗莱夫人写信向我表示该书作者应立塑像，应受所有的人的崇敬，可在信末却毫不客气地让我把她的信寄还于她。达朗贝尔写信给我说，这部作品决定了我高人一筹，将使我位居所有文人之首，可他在信末却未署名，而他在这之前写给我的信全都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个可靠的朋友，一个真心实意的人，却也谨小慎微，他很看重这本书，但却避免跟我写信谈它。拉孔达米纳[428]只就《萨瓦副本堂神父的信仰》一书东拉西扯。克莱罗[426]在信中也只谈这同一篇著作，但他敢于表示在读到它时的激动心情，并且明确地向我表示读了这篇东西之后，他那颗衰老的心炽热了：在接受我的这部赠书的所有人中，只有他向大家高声地、自由地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该书出售之前，我也赠送了一本给马达斯先生。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蒂安有座别墅，他的旧相识马达斯有时得空便去那儿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发售之前读到了它。布莱尔先生在把书还给他时，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话当天便传到我的耳朵里了：“马达斯先生，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但不久就会引起的纷纷议论，要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把这句话转告于我时，我只是一笑了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文官在故弄玄虚，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传到我耳朵里的所有令人不安的话语都没有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深，而且，我远没料到自己在任何方面会有什么灾难，坚信这部著作既有益又上乘，深信在各个方面都合乎规定，而且像我所认为的那样，确信卢森堡夫人的全部威信和主管部的青睐，所以庆幸自己在刚刚压倒所有的妒嫉者的时候，做出了激流勇退的决定。

在这部书的出版之中，只有一件事让我惶恐不安，这倒不是指我的人身安全，而是指我的心灵之不平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非常清楚地，并且是十分气愤地看到，为了让王公老爷们恣意寻乐，不幸的农民们受到了何种迫害，农民们只有忍气吞声地任由供射猎的野兽践踏自己的田地，只能扯起嗓子来哄而已，还不得不在自己的蚕豆地和豌豆田里守夜，带着锅、鼓、铃铛，以哄跑野猪。

我亲眼目睹过夏洛莱伯爵是如何残酷对待这些可怜人的，所以便在《爱弥儿》的末尾对这种暴行抨击了一番。还有一件违背自己准则的事，难免让我受到惩罚。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侍军官在亲王的封地上也同样为所欲为。我对亲王是满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我很担心他把我出于人道的激忿而说他叔父的话当成是针对他的，从而怀恨在心。然而，由于我的良心让我在这一点上尽管放心，所以我便因此而心里踏实了。我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从未听说这位高贵的亲王对那一段落有所注意，其实它是我有幸得识亲王之前很久就写下了的。

我的书出版前后的不几天（我记不太准了），出版了同一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除了摘要中夹杂着的几句废话而外，同我的第一卷一字不差。书上印的是一个日内瓦人的名字，叫巴勒克赛尔，并在题下注明他曾获得哈莱姆学院奖。我很明白，这个学院以及这个奖纯粹是新造出来的，以掩人耳目，遮盖其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出来，这事早有预谋，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既不明白我的手稿是怎么传出去的，因为没传出去则不可能遭到剽窃，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杜撰出这个所谓的奖的故事来，因为设奖则必须有点根据才是。只是在许多年之后，由于狄维尔诺瓦说漏了嘴，我才洞穿了这个秘密，窥视出为何要弄出个什么巴勒克赛尔先生来的缘故。

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开始传来，但凡目光稍为敏锐点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关于我的书以及我本人，有什么阴谋在酝酿着，很快就要露出狰狞。可我却仍旧高枕无忧，愚蠢透顶，万万没有料到大难临头，甚至在感到灾难的恶果之后还没猜到是什么原因。人们先开始比较巧妙地放出风声来说，在打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不能偏袒攻击教会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在《爱弥儿》上署了自己的名字，可我在我所有其他的作品上全都是署了名的，也没见有人对此说过什么呀。看起来人们是担心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虽说是甚为遗憾，但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而且，我的不谨慎又授人以柄。这些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可我并不怎么惊慌不安，我甚至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其中会有我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靠山很硬，各个方面都极合规定，而且我也并不害怕卢森堡夫人因为一个完全由她一手造成的错误——如果有此错误的话——而陷我于尴尬处境。但是，我知道，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通常是严惩书商，而饶过作者的，因此，我不禁为可怜的迪舍纳捏一把汗，万一马尔泽布尔先生撇下他不管，那他可就惨了。

我处乱不惊。流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根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421]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词而不像出自一位参议员之口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巴什那帮人假造出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种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流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管我的书在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却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口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塞尔先生的坏话了？”

“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美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道。“没有一句话，”我回答道，“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时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做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挺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他正要接着说点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这番谈话，虽说很短，但起码是在某个方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并且使我明白人们记恨的确实是我。我为我那闻所未闻的宿命而悲叹，无论我说什么好话或做什么好事，它都要使之变得对我有害。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布尔先生作为我的挡箭牌，所以看不出人们怎么就能避开他们，而将矛头直接指向我。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已不再是什么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人们已不想费劲乏力地去弄明白我是否真的对了或错了。此时，雷声越来越大，暴风雨将至。就连内奥姆在他东拉西扯时也不免向我表示很后悔，不该插手这部作品，并且深信该书及其作者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但是，始终有一件事让我心里踏实：我看见卢森堡夫人一直那么平静，那么高兴，那么笑容可掬，那一定是她对自己的事确有把握，否则她不会不为我而有所不安的，不会不对我说上一句同情话或者表示点歉意的，不会那么不动声色地看着事态如此发展下去，仿佛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似的，仿佛对我毫不感兴趣似的。使我惊讶的是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而我觉得她本该对我说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看上去不太平静。她来来去去都是一副急躁不安的样子，四处奔波，并且向我保证，孔蒂亲王先生也在奔忙，以阻止人们准备对我的打击，而且，她始终把这个打击归咎于当前形势，因为对议会来说，重要的是别让耶稣会士们指责不关心宗教。然而，她似乎对亲王以及她自己的活动的成功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她的一次次谈话令人紧张而非放心，意思都是让我避避风头，并且总是劝我到英国去，主动给我介绍许多在英国的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友、大名鼎鼎的休谟[419]。见我非要待着不走，她便想出能让我动摇的一招。她暗示我，如果我被捕受审的话，我就会被迫供出卢森堡夫人来的，而她对我的友谊深厚，使我不该冒这种会牵连上她的危险。我回答说，万一如此，尽管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特别是对我而言，因为我是决心在审判官面前，永远不会违背誓言或撒谎的，不管说出真话来可能会有什么危险。

见我对她的想法有点动心，但又见我下不了决心逃走，她便对我谈起了去巴士底狱关上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会裁判的一种手段，因为议会是不干预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要它不是以我的名义请求的就行。由于她没再跟我提起这事，我后来就以为她提此建议是在试探试探我，人家并不愿意采取这种权宜的办法来了结一切恩怨。

不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德耶的神父、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那儿接到一封信，下面有一通知，神父说是从消息可靠人士那儿得到的，说是议会将用严厉措辞起诉我，并注明了哪一天我将被拘捕。我判断此通知系奥尔巴什一伙假造的；我知道议会是很注意程序的，在不先依照司法程序搞清我是否承认写了这本书，我是否真的就是该书的作者，就这么一纸通令，将我逮捕，那是完全违反程序了。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才能根据简单的迹象下令逮捕被告，因为害怕被告逃脱法网。但是，要想惩治像我这样本应受到尊敬和奖励的一种违法行为，应针对作品起诉，而要尽量避免涉及作者。”对此，她向我指出了一个细微的差别，可我忘记了是什么差别，以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是对我的一种恩典。第二天，我便收到居伊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在他去检察长家的那一天，他在其写字台上看到一份针对《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人，该书是他承印的，可他却丝毫不为自个儿的事担忧，反而大发慈悲地把这个通知告诉作者。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切怎么能够让我相信！一个被检察长接见的书商，竟在其写字台上从从容容地读到手稿和底稿，那也太简单，太容易了吧！布弗莱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根据人们不断地向我的耳朵里灌输的这种种荒唐话，我真的以为所有的人全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秘密别人不愿告诉我，所以我坐待事态的发展，深信自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正直的，无辜的，而且，我也极其高兴，不管有什么迫害在等待着我，反正为真理而受苦是无上荣光的事。我毫无惧色，也绝不躲躲藏藏，我每天都去大城堡，每天下午照样散步。六月八日，就在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还同两位奥拉托利会的教授阿拉玛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起散步。我们带上点心去尚波，吃得津津有味的。我们忘了带酒杯，便把黑麦杆插到酒瓶里去吸，大家都争相挑选最粗的麦杆，看谁吸得最多。我一生中从未这么开心过。

我讲述过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失眠的。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每晚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直看到眼皮抬不起来，就把蜡烛吹灭，尽量迷糊一会儿，但总是迷糊不长。我每晚通常读的是《圣经》，我就这样连续地从头至尾读了至少有五六遍。那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更无睡意，便读得时间更长一些，我把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417]为结尾的那一章整个儿地读完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一章就是《士师记》[415]，因为自那以后，我就没再读过这一章。这篇故事令我爱不释手，可当我恍若身在梦中的时候，突然被响声和亮光惊醒了。泰蕾兹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后者见我突然坐直身子，便对我说：“别害怕，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您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孔蒂亲王先生的信。”的确，在卢森堡夫人的信中，我发现了这位亲王派一位专差给她送去的那封信，里面指明，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对我进行严厉起诉。他对她说：“问题极其严重，怎么挡也挡不住。宫廷要严办，议会也要严惩，早上七点就将发出逮捕令，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他了。我总算说妥，若是他远走高飞，就不再追捕他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抓去的话，那他必被捕无疑。”

拉罗什代表元帅夫人催促我赶快起来，去与她商量商量。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她刚刚睡下。“她在等您，”他补充道，“她不愿意在见到您之前就睡着了。”我匆忙穿好衣服，向元帅夫人处跑去。

我觉得她焦躁不安。她这是头一次这样。她的慌乱令我动容。

在这紧张的时刻，又是深更半夜，我自己也不免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便忘了我自己，只想着她，只想到假使我被抓去，她将要扮演的悲惨角色。因为，我虽自觉有勇气只讲真话，哪怕这真话对我有害，会毁掉我，可我却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镇静，缺乏足够的机智，也许还缺乏足够的刚毅，在被逼得太紧时，难免会把她给牵连进去。这就决定我去牺牲自己的荣誉以求得她的平静，决定我在这件事上做出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话是永远不会做的事。在我下定决心的当儿，我便将自己的决心告诉了她，绝不愿意让她付出代价，从而有损于我的牺牲的价值。我深信她是不会误解我的动机的，可是，她却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以表示她对此深为感动。我对她这么无动于衷很恼火，以致举棋不定，很想缩回去，但是，元帅先生突然来了，布弗莱夫人不一会儿也从巴黎来了。他们做了卢森堡夫人本该做的事情。我受了一番恭维，羞于改口，因此，剩下的只是我隐遁到何处以及何时离去的问题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隐姓埋名，在他家躲上几日，以便从容不迫地商量一下，采取措施，但我没有同意，也没同意偷偷地溜到圣殿区去。我执拗地要当天就走，不想躲在任何地方。

我感到自己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一些隐而不露的有势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国，但仍应离开它，以求得安生。我首先考虑的是退居日内瓦，但稍加考虑之后，我便放弃了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的势力还大，如果它想要折磨我的话，在哪个城市它也是不会让我得到安宁的。我知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日内瓦议会中激起了对我的仇恨，而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达出来就越是危险。我知道，最后，当《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曾在特隆桑医生的请求之下，迫不及待地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无人响应，甚至在巴黎也没人吭声，便自觉很蠢，颇为羞惭，才收回禁令。我并不怀疑，它觉得此次机会难得，一定会尽量想法利用的。我知道，尽管所有的日内瓦人表面上装得挺漂亮，但心里在暗暗地嫉妒我，只等机会来了好发泄积怨。

然而，对祖国的爱心在召唤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而且，要是我能够庆幸在自己的祖国平平安安地生活的话，我是不会有所迟疑的。

但是，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像个逃亡者似的去那儿避难，所以我便决定只是在靠近自己祖国的地方待下来，并到瑞士去等着看看人们在日内瓦对我将采取什么决定。大家马上就会看到，这种不安不会很长。

布弗莱夫人对于这个决定很不以为然，又在努力地劝说我，让我去英国。她没有说动我。我从来就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而布弗莱夫人好话说尽，也远远未能打消我的厌恶之情，反而似乎使之有增无减，我也不知到底是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就走，大家都以为我一大清早就走了。我派拉罗什去拿我的文稿，他连对泰蕾兹都未肯说一声我是走了还是没走。自打我决定有朝一日要写我的回忆录，我便收集了许多信件和文稿，需要跑好几趟去拿。已经整理好的那些文稿，有一部分是单放着的，而我则整个上午都在整理其他的文稿，以便只拣对我有用的带了走，把没用的烧了。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干这个活儿，但这活儿挺费时间，我俩一上午都没有弄完，所以我也就来不及烧了。元帅先生主动提出由他负责把剩下的分拣完，把不要的由他亲自烧掉，而不交给任何人，然后把拣出来的全部寄去给我。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很高兴摆脱了这件繁琐的事，好同我马上就要与之永别的极其亲爱的一些人度过我所剩不多的几个钟头。他把我留下这些文稿的房间钥匙拿去了，并且在我再三请求之下，派人去寻我那可怜的“姨妈”。她因不知我情况如何以及她将会怎样而急得要死，正时刻准备着法院来人，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大城堡中来，什么话也没告诉她，她还以为我早就远走高飞了。她一看见我，便高声尖叫一声，扑到我的怀里。

啊，情谊，心心相印，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我俩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甜蜜、温馨的日月，一起涌上了心头，使我在将近十七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之后，更加痛切地感到第一次离别那撕心裂肺之痛。元帅目睹这离情别绪，也不禁潸然泪下，悄悄地走开了。泰蕾兹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告诉她此刻跟随我去之不便，以及她留下来清理我的物件、收回我的钱款之必要。

依照惯例，下令逮捕某人时，就要拿走他的文稿，封存他的物件，或列一个清单，并指派一人看管。必须让她留下来注视人家如何处理，尽可能地损失小些。我答应她不久就让她来找我。元帅先生也确认了我的这一许诺，但我始终不想告诉她我要去哪儿，以便她在遭到前来抓我的人的盘问时，可以照直说她确实不知我的去向。分手之时，我拥抱住她，心中感到一种很特别的激动，于是，我在激动之中，唉，真是一语成谶，对她说道：“孩子，你必须拿出勇气来。在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你与我有福共享，今后，既然你自己愿意，那你就得与我有难同当了。从今往后，等着你的只是跟着我去受苦受难了。我的命运从今天这个可悲的日子就开始了，它将追逼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所剩下的只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本该十点就来的。

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可他们还没有来。原先定好我将乘驿马的。我根本没有自己的马车，元帅先生便送了我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夫，送我到第一个驿站，在那儿，由于他事先已安排好了，人家毫无难色地便给我提供了两匹驿马。

由于我没入席午餐，也没在大城堡露面，夫人们便前来我待了一整天的那间中二楼里向我告别。元帅夫人满面愁容地拥抱了我好几次，但我在她的拥抱中没再感到两三年前她频频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密急切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还说了许多中听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加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的拥抱，因为她当时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一位极其冷峻、端庄和矜持的女人，我觉得她还没完全摆脱掉洛林家族的那种生来就有的高傲。她从来就没有太关注我。或许是我受宠若惊，力图抬高这种恩宠的价值，或许是她在拥抱我时确实加进了一点高贵女人所固有的那种恻隐之心，反正我从她的动作和目光中发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力，直入我的肺腑。后来，当我回想起她的拥抱时，我常常在猜测，她因为不知道我将命归何处，所以刹那间，对我的不幸不禁动了侧隐之心。

元帅先生一直没有开口，面色苍白得犹如死人。他非要把我一直送到停在饮马槽边的车上去。我俩穿过整座花园，一句话也没说。我身上带着钥匙，用它打开了园门，然后，我没把钥匙装进口袋，而是默然无语地把它还给了他。他接过钥匙时的那份激动令我惊诧，使我此后不禁经常回想起来总不免要黯然神伤。我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时刻比这次离别更加难舍难分的了。我俩久久地、默默无言地拥抱着：我们彼此都感觉出这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和蒙莫朗西之间的路上，我遇上一辆高级租用马车，上面坐着四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含着微笑向我打着招呼。据泰蕾兹后来向我描绘的法院来的人的相貌，以及他们到的时间和行为举止，我毫不怀疑那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听说逮捕令不是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是七点下达的，而是直到中午才下达。我必须穿过整个巴黎。坐在一辆敞开的马车里是藏不严实的。我看见街上有好几个人像是认识我似的在向我打招呼，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当晚，我便绕道穿过维尔罗瓦封地。在里昂，坐驿车者都得被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名改姓的人来说，可就尴尬了。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前去求维尔罗瓦先生，请他想法替我免去这份苦差使。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可我没有用它，因为我没经过里昂。这封信仍原封未动地存在我的信函箱中。

公爵先生一再劝说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我宁可继续上路，因此我当天又赶了两个驿站。

由于车座很硬，加之身体太差，无法拼命赶路。再说，我的样子也不够威严，不会得到很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法国，驿马跑得快和慢，全看车夫如何赶法了。我以为多多犒赏车夫，就可以弥补自己那相貌平平、言语笨拙了，可这反而更糟。车夫们竟拿我当成跑腿的，平生头一遭坐驿车出门办事。此后，我得到的便一直是一些驽马，而且还成了车夫们捉弄的玩偶。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一句话不说，随他们如何驾车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样。

我是有办法排除旅途中的烦闷的。我把最近发生的一切翻来覆去地加以思考，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我既无这种能耐，也没这个心思。令人惊讶的是，我对已经过去的灾祸很容易忘记，尽管它可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一想到大难临头，我会吓得半死，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将会如何，可是一旦灾难发生了，我也就不怎么去想它了，很容易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那害苦我的想象力总是在自寻烦恼，灾难未到，总要猜测个没完没了，而且使我又无法去回想已经出现过的那些灾难。对于已成事实的事也就无需再去小心防范了，而且再去想它也无济于事。我可以说是为将要到来的不幸耗尽了心思，我越是因猜测它而吃尽苦头，也就越容易忘掉它。而与此相反，当我不断地回想起昔日的幸福时，我便在回味它，品尝它，可以说是愿意何时拿它出来享受就拿它出来。我感到，正是多亏了这种很好的秉性，我大概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记恨。记恨心总缠着一个爱报复的人，使之对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变着法儿也要找他的仇家报仇，殊不知自己反倒为此而痛苦不堪。我生性好激动，一激动，马上便气忿不已，怒不可遏，但复仇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对受到的冒犯很少介意，所以也就不太去想冒犯我的人。

我之所以想到他使我遭受的不幸，是因为担心再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损害我，他那对我已造成的损害，我可能立马就会忘记。人们常在劝诫我们，要英雄海量，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美好的品德，但对我却谈不上。我不知道自己的心灵能否控制住仇恨，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仇恨，而且，我也极少去想我的仇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饶恕他们的美德。我不清楚他们为使我痛苦而自寻烦恼到了什么程度。我受他们的摆布，他们有权有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有一件事是超出他们的权势的，而且也是我以此向他们挑战的，那就是他们在为害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却无法迫使我也为害他们而殚思竭虑。

自我动身的第二天，我便把新近发生的所有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我不得不小心提防的事而外，什么议会呀，蓬巴杜尔夫人呀，舒瓦塞尔先生呀，格里姆呀，达朗贝尔呀，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被我抛诸脑后了。相反，我却记起我动身前夕最后读的那本书。我也回想起了格斯奈尔[413]的《牧歌》，是其译者于贝尔前些日子寄给我的。这两个念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完美地交织在我的思想里，以致我想设法将它们聚在一起，按照格斯奈尔的笔法，写一个“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题材。这种纯朴的田园风格似乎不怎么适合这么惨烈的一个题材，而且，我当前的处境也使我高兴不起来，无法把这一题材写得欢快一些。但是，我仍想试一试，这纯粹是为了解除鞍马劳顿，根本就不想获得成功。我刚一试，便惊讶地觉得思想非常集中，而且表达时也很得心应手。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后来，我在莫蒂埃将它写完了。我深信，我一生之中从未写过什么比它风尚更淳朴感人、色彩更清新、描绘更纯真、个性更贴切、凡事皆具古朴之风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未被那基调悲惨的主题所损害。除此而外，我还因此而具有了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说不是我的作品中的最佳之作，那也将永远是我最为珍贵的作品。我每每读到，并且在我将重读它时，都会感到心中有着一种无怨无艾的欢快，远远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尖酸刻薄，反而能聊以自慰，在自身找点什么来补偿自己所遭受的不幸。假如有人将所有那些在自己的书中对自己从未遭受过的不幸表现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们聚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与我相类似的处境之中，在他们的尊严受到侮辱时的最初的愤怒之中，让他们来写这样一部作品，看看他们将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吧。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决定去伊弗东我那善良老友罗甘先生那儿停停。他退居那儿已经有几年了，甚至还邀请过我去那儿看他。我在途中听说经过里昂要走弯路，所以去伊弗东就省得绕里昂了。可是，那就得经由贝藏松，那也是个军事要塞，因此也要遭遇同样的不便。因此，我决定绕点路，经过萨兰，借口去看看迪潘先生的侄子米朗先生，他在盐场供职，曾经一再邀请我去看他。

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米朗先生，所以很高兴不必停留，继续赶路，没有遭到任何人的盘问。

进入伯尔尼境内时，我让马车停下。我下了车，跪在地上，拥抱、亲吻着大地，激动地嚷道：“苍天啊！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便又盲目又自信，总是对将铸成我的不幸的事物热情满怀。我的车夫大惊失色，以为我疯了。我重又上了车，没几个小时，我便感受到扑在可敬的罗甘怀抱中的那种既清纯又强烈的快乐了。啊！让我们在这位可敬的主人家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他家恢复点勇气和力量，我不久将使之有用武之地。

我刚才就我所能回想起来的所有情景作了不厌其详的叙述，这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它们显得不太明晰，但是，当人们一旦掌握了阴谋的线索，它们就能让人看到阴谋的施展。譬如，它们对我马上要提出的问题虽不能提供初步概念，但却大大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咱们假定，为了实行以我为目标的阴谋，必须让我离得远远的，那么为了让我走开，则必须让一切都像所发生的那样发生。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的夜半使者所惊吓，不被她的惊慌乱了方寸，而一如我开始时那样岿然不动，不是待在大城堡，而是回到我的床上安安稳稳地睡个懒觉，我也照样会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解开其他许多问题也得取决于这一问题，而要研究它，那就很有必要搞清那威吓性的逮捕令和实际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

这是个粗略的，但却是明显的例子，表明在陈述的事实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可以据此通过推论去找出其中的秘密原因。

第十二节

从此，黑暗的樊篱便开始筑起了，我被禁锢其中整整八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无法穿破它那阴森的黑暗。在我遭受没顶之灾的深渊之中，我感觉得出所受打击之严重，我也隐约看到别人打击我时所用的那件直接的工具，可我却无法看清操纵那工具的手，也看不清那手是怎么使用那工具的。耻辱和不幸像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不留任何痕迹。当我那破碎的心发出几声叹息来时，我像是个无病呻吟的人，而弄得我一败涂地的那些人却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招儿，让公众不知不觉地便成了他们的同谋，而且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恶果。因此，在我叙述那些与我相关的事情，叙述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我却无法看清造成这一切的那只毒手，无法在讲明情况的同时找到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全都在前三章里写明了；所有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所有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也都阐明了。可是，要我说出这各式各样的原因是怎样聚合起来造成我一生中的种种离奇之事的，那我可说不清楚，连推测也难。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哪位义士愿意探究这些秘密，找出真相，那就请他再仔细地读一读前三章，然后，在他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利用他们掌握的材料，一个阴谋一个阴谋地，一个代理人一个代理人地倒查回去，一直追查到整个这一切的最初的策划者，而我肯定清楚他最终查出来的是谁。但是引导读者去穷根探源的那些暗道阴森漆黑，曲曲弯弯，我自己一走就会迷路的。

我在伊弗东逗留期间，结识了罗甘先生全家，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及其几个女儿。我想我曾经说过，女儿们的父亲我在里昂早就认识了。她是来伊弗东看望舅舅和姨妈们的；她的大女儿大约十五岁，天资聪颖，脾气温顺，我很喜欢。我友谊至深地依恋上这位母亲和她的这位女儿了。这个女孩由罗甘先生作主，许配给了他的当了上校的侄儿。上校已是个中年人，对我也极为尊崇。但是，尽管做伯父的十分热衷于这门亲事，做侄儿的也盼着遂了心愿，我也希望男女双方好事成真，但是，双方年岁相差太大，而且，那女孩又极不愿从命，所以我便同她母亲一道力阻这门亲事，结果婚约取消了。后来，上校娶了同是他的表妹的迪伦丝小姐。我打心眼里认为她性情和相貌俱佳，使得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如此，罗甘先生还是没有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可我却对此事感到问心无愧，我坚信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庭，我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要求的义务。这种义务并不是事事逢源，而是事事尽心尽力地提出忠告。

万一回到日内瓦去，无需多猜，我就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

我的那本书在日内瓦被焚烧了，而且，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巴黎下达逮捕令之后的九天，日内瓦也下达了对我的逮捕令。在日内瓦的逮捕令中，荒谬绝伦之处比比皆是，而且，教会敕令也在其中大受践踏，所以，当我听到此消息时，还真的不敢相信，等到完全证实之后，我真不寒而栗，担心如此明目张胆地，如此骇人听闻地践踏以良知为始的一切法律，会把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可我放心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说在平民百姓中还有烦言，那只是冲着我来的，我被所有的饶舌轻浮之人以及所有的学究看成是一个没有背好教理问答、要挨鞭子的小学生。

这两道逮捕令是个信号，表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对我的诅咒，其愤怒程度简直是没有先例的。所有的杂志、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小册子都鼓噪起来，一片喊杀声。尤其是法国人，这个如此温情、如此有礼貌、如此仗义、自诩对落难之人如此亲切、如此看重的人民，竟突然忘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美德，争相地侮辱我，其咒骂的次数和猛烈程度均高出他人一筹。我成了一个大逆不道之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头猛兽，一只狼。《特雷夫报》的续办人，诅咒我得了什么变狼妄想症，而其妄言浪语恰恰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得了这种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不论写什么题目的文章，如果不在其中加点诅咒我的话，就得担心被带进警察局去。我在寻找这种一致的仇恨的原因，但徒劳无益，我几乎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什么！《永久的和平》的编者在煽动不和！《萨瓦副本堂神父的信仰》的出版者是个大逆不道之人！《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只狼！《爱弥儿》的作者是个狂人！唉，我的上帝！假如我出了《精神论》[411]，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著作，那又该成为什么了呢？可是，在掀起的反对该书作者的声浪中，公众根本没有与迫害者沆瀣一气，而是对作者大加赞扬，为他出气。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那些著作比较一下，把它们受到的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比较一下；请大家从这些不同之中找出一些能够令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满意的原因来：这就是我所请求的一切，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我在伊弗东觉得非常之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及其全家的一再挽留下，我便决定在那儿待下去。该城大法官莫瓦利·德·然让先生也好心地劝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中有一小楼，在庭院和花园中间，他一再要求我住在那儿，我同意了，然后，他便立即着手布置，配备上我的小家庭所需的一应物品。方旗骑士[409]罗甘是围着我转的几个殷勤备至者之一，整天都不离我左右。我始终对这么恩爱有加深有所触，但有时也觉得怪烦的。搬家的日子已经定好了，而且我也已经给泰蕾兹写了信，可是，我突然得知，在伯尔尼掀起了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虔诚的教徒们掀起来的，可我始终未能看穿其最初的起因。参议院不知受到谁的挑唆，似乎不愿让我在隐遁中得以安宁。大法官先生一得到这一骚动不安的消息，就给好几位政府成员写信，为我辩白，责备他们不该盲目采取不宽容的态度，羞辱他们竟容那么多的盗匪藏匿在其邦内，却容不下一个受迫害的有才之人。有理智的人已经猜到，他的严厉斥责非但起不了缓和作用，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威信和雄辩都未能阻挡住打击的到来。当他获悉他得向我下达的命令时，便事先向我透了风。为了不坐等命令到来，我便决定第二天就动身。犯愁的是不知往哪儿去，因为我已看到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而且我也清楚地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各国都将急于仿效自己的邻国。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莫蒂埃村的一座家具齐全的空屋子去。这座屋子在纳沙泰尔邦[407]的特拉维尔谷中，属她儿子所有，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一提议实在是及时雨，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我心里有一个难处，不便启齿，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再加上我心底里又倾慕法国，所以我便对普鲁士国王有所厌恶，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的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装框版画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尊容，下方写了一首二行诗，末尾一句是：

他思想如哲学家，行为则是国王。

这句诗要是换在别人的笔下，则会是一句挺美的颂词，可是，在我的笔下，却有着一种并不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且，上一句诗[405]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含义。这首二行诗来看我的人全都看到了，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算少。罗伦齐骑士甚至把它抄给了达朗贝尔，而我深信，达朗贝尔一定挖空心思拿它去代我向这位国王取宠的。这第一个错还不算，我又在《爱弥儿》的一段中犯了个大错：大家在这一段中，从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403]身上较清楚地看到我暗指何人，而且这一影射并未逃过吹毛求疵的那帮人，因为连布弗莱夫人都曾多次向我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我坚信我在普鲁士国王的生死簿上是被用朱笔勾过的。再说，假设他果然具有我斗胆地加给他的那些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及我这个作者就凭这一点也要让他龙颜不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恨得我要死，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但只要一读我的作品就会如此。

然而，我壮着胆子去听凭他的摆布，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危险并不大。我知道卑劣的情感只能支配软弱之人，对于性格坚强的人则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一向认为他就是后一种人。我断定，根据他的统治手腕，遇到这种机会，他是要表现一下豁达大度的，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不能让他这么表现一下的。我认为，一种卑劣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刻也不会胜过他对荣誉的追求，而且，我处在他的位置，也觉得他有可能趁此机会以其慷慨来使曾经敢于非议他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我怀着一种自认为他会感到其价值的信任，前往莫蒂埃居住了，并且暗自思忖：当让-雅克以科里奥朗[398]相比的时候，普鲁士国王难道还能不如沃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非要陪我一起翻过山去，亲自把我在莫蒂埃安顿好。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的一位小姑子，名叫吉拉尔迪埃夫人，我要去住的那座屋子她原先住着挺惬意的，见我来了，并不太高兴。然而，她仍然豁然大度地让我住了进去，而且，我在等着泰蕾兹搬来，把我的小家安排好期间，就在她那儿吃的饭。

自我离开蒙莫朗西起，我感到自己从今往后将在世上东躲西藏了，所以犹豫着没让泰蕾兹前来找我，不想让她同我一起过我那注定要过的漂泊无着的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灾祸，我俩的关系要有变化了，在此之前是我对她施以宠爱与恩情，今后将变为是她对我施以宠爱和恩情了。如果她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种种不幸的考验的话，她也会因我的那些不幸而悲痛万分的，而且，她的痛苦将加深我的苦痛。如果我的失宠凉了她的心，她将会向我夸耀她的坚贞不渝，视之为她的一种牺牲，而且，她感觉不到我同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那种乐趣，而只是感觉到无论命运迫使我去向何方，她都愿意跟着我去的那种美德。

我必须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掩饰我那可怜的妈妈以及我自己的缺点，因此，我也就不该对泰蕾兹有所宽容，不管我是多么乐意于崇敬对我来说如此亲爱的一个人，我也不愿隐瞒她的过错，如果说内心情感不由自主的变化也算是个真正的过错的话。我很早就发现她的心在渐渐地冷下来。我感觉她对我已不像我俩美好岁月时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是感觉出这一点来。

我重又陷入我在妈妈身边感受到其后果的那同样的尴尬之中，而这种后果在泰蕾兹身边也一模一样：我们别去寻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在无论哪个女人身边都是一样的。我对我的孩子们所做出的决定，尽管我觉得十分合情合理，但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在我思考我的《论教育》时，我感觉到自己忽略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免除的一些义务。我的内疚最后变得如此强烈，致使我几乎不得不在《爱弥儿》的开头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而且话说得那么一目了然，以致读完这一段之后，有谁还有勇气责怪我的过错的话，那就很令人惊诧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依然如故，甚至更糟，因为我的那些敌人一心想抓我的把柄，对我恨之入骨。我害怕重蹈覆辙，也不想冒此危险，所以我宁可忍受清心寡欲之苦，也不愿让泰蕾兹今后陷入同样困境。此外，我早就发现，房事明显地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这双重理由，我曾屡下狠心，但有时却不能坚持，不过，这三四年来，我比以前持之以恒了。正是这样，自那时起，我便发觉泰蕾兹有所冷淡：她虽说因为义务而对我感情依旧，但在爱情方面则不再一样了。这必然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少了点乐趣，因此我就在想，她深信无论她身在何处，都能继续得到我的照顾，所以也许宁愿留在巴黎而不愿随我漂泊。然而，在我俩离别之时，她曾是那么依依不舍，要求我一定答应让她将去寻我。自我走后，她向孔蒂亲王和卢森堡先生都一再强烈地表示寻我的愿望，以致我非但没有勇气向她提出分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当我心里实在是觉得离不了她之后，我便只想到一再要求她快到我的身边来。因此，我便给她写信，让她动身前来，她也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但这可是我们多年形影相随之后的第一次分离，我们彼此都觉得这次分离是那么地痛苦不堪。我们拥抱在一起时，心里真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啊，温情和欢乐的泪水是多么地甜美！我的心在如饥似渴地畅饮着这甜美的泪水！这样的泪水人们为何让我流得这么少呢？

我到了莫蒂埃，便给纳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基思勋爵写了信，告诉他我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退隐一事，并请求他予以保护。

他以人所共知、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份豪爽回复了我。他邀请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道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是特拉维尔谷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甚是得宠。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慈眉善目，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俩之间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感情在我来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一方面，如果不是那帮剥夺了我一生所有慰藉的奸佞趁我远离他时，欺他年迈，在他面前把我说得一无是处的话，也是会一直不变的。

乔治·基思是苏格兰世袭元帅，也是那位生的伟大、生的光荣的名将基思的兄弟。他年轻时便离开了故乡，因为忠于斯图亚特家族而遭放逐。但他发现这个家族一贯生性无义而暴虐，所以很快便对它感到厌恶了。他在西班牙待了很久，很喜欢那儿的气候，最后，同他兄长一样，依附了知人善任的普鲁士国王，兄弟两人都受到了重用。普鲁士国王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基思元帅为他效尽犬马之劳，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获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的那颗完全共和主义的、高尚的灵魂，只有在友情的重负之下才会屈服。但它屈服得又是那么完全彻底，以致尽管两人思想迥异，但他一旦依附了腓特烈，眼里就只有这位国王了。国王委托他负责了一些重大事务，派他去巴黎，去西班牙，最后，见他年迈，需要休息，便委他以纳沙泰尔邦总督之职，借以怡养天年，并使该小邦人民生活幸福。

纳沙泰尔人只重金玉其表，不识真知实才，一听人侃侃而谈，便以为是才气过人，看到一个冷静而不拘俗套的人，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视为粗俗，把他的言简意赅当成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关心爱护，因为他只愿助人而不愿逢迎，根本就不会讨好他所不欣赏的人。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撵走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判在地狱中[396]。在这个可笑的事件中，勋爵因反对牧师们僭越权力而遭到他为其着想的全邦人的反对。当我到来时，这愚蠢的反对声尚未止息。他至少被看作是个易让人产生偏见之人，而在他所受到的所有责难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在看到这位尊敬长者时，第一个感觉便是为他那被岁月耗尽的瘦削躯体而动容。但是，当我抬眼看到他那神采奕奕、爽朗而高贵的面容时，我不觉一怔，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充满信任，这种感情战胜了其他的情感。我走上前去，对他简单说了几句寒喧话。他只是听了听，便谈起了别的事情，仿佛我已来了有一个星期了似的。他没有给我让座，而他这位领主也直挺挺地站着。但我从这位勋爵的深邃而精明的眼神中，看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温情，所以我马上就感到很自在，无拘无束地走到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从他一开始就采用的亲切口吻中，我感到我这种随意的做法让他高兴，我猜想他心里一定在说：“此人不是纳沙泰尔人。”

性格相投真是效果奇特！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人心已经失却其自然热力了，可是这位善良老人的心却为我而奇怪地炽热起来，令人惊诧不已。他竟跑来莫蒂埃看我，借口要打鹌鹑，可是，住了两天，连枪也没摸一下。我俩之间建立起了那么深厚的友谊——确实如此——以致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城堡离莫蒂埃六法里，我顶多半个月就得去那儿住上一天一夜，然后便又像朝圣者似的走回来，心中一直惦念着他。我从前从退隐庐往奥博纳跑时的激动心情当然与此迥然不同，但那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的感觉更加甜美。一路上，当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者那慈父般的善心，那可亲可爱的美德，那慈善旷达时，我流下了多少动情的泪水啊！我称呼他为父亲，他唤我为孩子。这种甜蜜的称呼部分地说明了把我俩聚在一起的那份依恋之情，但却还不能反映我俩彼此相互的需要和不断相见的愿望。他非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城堡去，老是催我在我临时住的那套房间住下去。最后，我对他说，我在自己家里更自由一些，我宁愿一辈子这么跑来跑去地去看望他。他很赞赏我的坦诚，就没再提这事了。啊，善良的勋爵！啊，我可敬的父亲！

我现在想到您时，心里仍多么激动啊！啊！那帮凶狠的家伙，他们把您硬从我身边离间开去，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不，不，伟大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您是，而且将永远是始终如一的，而我也是依然如故的。他们欺骗了您，但却没有改变您。

元帅勋爵并不是完美无缺。他是个智者，但毕竟是个人。他具有最深邃的思想，他最能掌握分寸，最了解人，但有时却也受人蒙骗，而且迷不知返。他的脾气很特别，看问题有点古怪、离奇。他看上去把天天见到的人都忘掉了，可是在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心常显得不是时候；他送人礼物全凭自己心血来潮，而不是考虑合适与否。他脑子里一想起什么，便立即把礼物送给您或寄给您，不问价值之高低贵贱。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去报效普鲁士国王，前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满满一小袋豌豆，命他转交给国王。国王收到这个奇特的“推荐信”，立即任用了送“信”的人。才高智远的人之间有着一种共同语言，那是凡夫俗子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元帅勋爵的这种类似一位美妇人的任性的小小怪癖，使我觉得他分外有趣。我深信，而且后来也深深体会到，这些小小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谊在关键时刻要求他对别人施舍的种种照顾。不过，说实在的，在他照顾别人的方式方法上，与他在对人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奇特之处。我只就一件小事举一个例子。由于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一天走到对我来说实在太累，我通常便把它分成两段来走，午后动身，半路上，夜宿布洛特。居处主人桑托兹，需要向柏林求得一项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恩准，便求我转请总督阁下代为求情。我很乐意帮他这个忙，便带上他一起去了。我让他先留在候见厅里，我去同勋爵谈这事，可勋爵没有吭声。上午过去了，我穿过候见厅去吃午饭，看见可怜的桑托兹等得心急火燎的。我以为勋爵早已把他给忘了，便在入席之前，又跟他提起这事，他仍旧和先前一样没有吭声。我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在让我感觉出我很不识相，有点受不了，便不再言语，暗自在为可怜的桑托兹叫苦。第二天返回时，桑托兹一再向我道谢，说他在总督府上受到了盛情款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弄得我瞠目结舌。三个星期之后，勋爵把桑托兹所要的诏令派人送给了他。诏令是经国王御批的，由大臣下发的。勋爵在办这件事时，从不愿跟我，也没跟桑托兹说一句，吭一声，我还以为他不肯办呢。

我真想继续谈论乔治·基思。我最后的美好回忆就是源自于他的，而除此之外，我的生活剩下的就只是痛苦和揪心了。一想起这些揪心事来，我便悲从中来，恍恍惚惚，斩不断，理还乱，讲出来也不可能前后有序，所以，今后我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很快便因得到了国王给元帅勋爵的答复，同意我避难，从而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大家可以想象，我把元帅勋爵看作了我的辩护人。国王陛下不仅赞同他的做法，而且还责成他——我得把一切都说出来——给我十二个金路易。好心的勋爵被这样一个差使弄得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办才能使我不致感到难堪，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把这笔钱折成实物，告诉我说，他奉命给我提供劈柴、木炭，好让我开始过起小日子来。他甚至还补充说——这也许是他自个儿的意思——如果我愿意选定一个地方的话，国王很乐意让人按我的意愿为我建造一座小屋。这份好意让我深为感动，使我对前面的馈赠的计较显得小家子气了。尽管这两份厚意我都没有接受，但我已将腓特烈看作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真心实意地依附于他，以致自那时起，我便对他的光荣十分上心，一如我此前一直对他的成就不以为然一样。因为不久之后对他所促成的和平[394]，我做了一个很别致的彩灯，以表示我的欢悦。那是一圈花环式小彩灯，我用它来装饰起我住的那所房屋，而且，说实在的，我有着一种自傲的报复心理，花掉了几乎是他本想送我的那笔钱的钱数。和约签订之后，我以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光荣达到了顶峰，他将为自己造就另一种光荣，振兴自己的国家，化剑为犁，兴商重贾，开垦荒地，安置移民，睦邻友好，由欧洲的灾星一变而成为欧洲的主宰。他可以无所忧虑地放下刀剑，可以完全相信别人是不会再迫使他重新握起它来的了。我见他仍不化干戈为玉帛，便害怕他错误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只成为半拉子伟人。我为此大胆地给他写了一信，并且，以他那种气质的人生来就喜欢的那种随便的口气，把那神圣的真理之声送进了他的耳朵里。有资格听到这真理之声的君王寥寥无几。我这么放肆，只是悄然为之，只有他知我知而已。我甚至连元帅勋爵都没有告诉，我是将此信封严后交给他的。他没问是什么内容，便把信送出去了。国王没作任何答复。不久，元帅勋爵去柏林的时候，他只是对他说，我把他给狠狠地训了一通。因此，我明白了，我的信没得到好的结果，而我那热情坦率被看作是一个腐儒的粗鄙无礼了。实际上，这完全有可能；也许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采用了不该采用的口气。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完全是用心良苦。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住下来不久，有了一切可能有的保证，相信人家会让我在此安静度日，因此我便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我的一生之中，这个念头曾动过多次，在蒙莫朗西时，更是常常这么想，因为在蒙莫朗西，由于经常使用探条的缘故，我被迫常待在屋里，这就更使我觉得有一件长袍的好处。正巧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常来看望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亲戚，我便想趁此机会让他给做一件，这可能会引起闲言碎语，可我并不在乎。然而，我在采用这套新的打扮之前，还是想听听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倒是极力地劝说我这么穿戴。因此，我便置办了一小衣橱亚美尼亚衣裳。但是，冲我而来的风暴使我把这么穿戴推迟到平静些的时候再说。只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因为旧病又犯了，不得不求助探条的时候，我才觉得可以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而不致冒任何风险，特别是我还事先征求了当地牧师的意见，他对我说，我甚至可以穿上它去圣堂都不会引起哗然的。于是，我便穿上外套和皮里长袍，戴上了皮软帽，系上了腰带，就这么一副打扮去参加了圣事，然后，便觉得就这样上元帅勋爵家去也无伤大雅。元帅阁下见我这身打扮，客气了一句“Salamaleki”[392]，没说别的，因此，我就这么定了，日后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完全抛开文学之后，我就只想过一种平静温馨的日子，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我独自一人时，从不知烦闷，即使是完全无所事事，因为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这就足以让我闲不着了。只有几个人在屋里相对而坐，纵横捭阖，胡吹神侃，嘴不停歇，那才叫我无法忍受哩。走走路，散散步，倒还可以，至少脚和眼闲不着。但是，双手抱臂地坐在那儿，谈谈天气如何，埋怨苍蝇嗡嗡，或者更糟，互相恭维吹嘘，那简直是让我活受罪，要了我的命了。为了不致活得像个野人，我便想起学着编束带。我带上坐垫去串门，或者像女人们那样坐到门口去干活儿，同过路人聊聊天。这样我就能忍受一点无聊的废话，并能让我不致厌烦地在芳邻家消磨点时间。我有好几位芳邻长得挺可爱的，而且不乏才智。其中有一位名叫伊莎贝尔·迪维尔诺瓦，是纳沙泰尔检察长的千金，我觉得她挺不错的，所以便与她结下了特别的友情，这对她大有裨益，因为我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一些重要关头还照顾过她。因此，现在，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才有了她的理智、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和幸福。在我这一方面，我也是多亏了她才得到一些非常温馨的慰藉的，特别是在一个十分凄苦的冬季，我身处病痛和苦恼俱烈之时，她常常跑来与泰蕾兹和我一起度过那漫漫长夜，巧用她那聪明才智，同我们促膝谈心，互诉衷肠，使人不再觉得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叫她为“女儿”，我俩仍旧这么互相称呼着，我希望这种称呼将永远给她和我留下亲切的回忆。为了使我编的束带有点用处，我便在我的那些年轻女友结婚时送给她们作礼物，条件是她们将来自己喂养孩子。伊莎贝尔的姐姐结婚时有了我给的这件礼物，而且没有辜负它；伊莎贝尔也有了一份，她也是一心想着不要辜负它的，可是她却未能有福份如愿以偿。我在赠送这些束带给她俩的同时，曾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轰动一时，但第二封信却无声无息：友谊本无需如此闹哄哄的。

我与左邻右舍有不少的来往，详情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却是应该提上一笔的。皮利上校在山里有一所房子，他每年夏天都来消夏。我一直不急于结识他，因为我知道他与宫廷和元帅勋爵的关系不好，他根本就不去看元帅。然而，由于他跑来看我，而且还对我十分客气，我只好去回访他。就这样，一来二往便熟识了，有时还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在他家认识了迪贝鲁先生，随后，便相交甚笃，所以不能不谈一谈他。

迪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是苏里南的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的继承人、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他的遗孀。后者再次丧夫之后，便带着儿子来到她第二个丈夫的故里定居。迪贝鲁是独生子，极其富有，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精心培育，良好的教育使他受益匪浅。他懂得许多知识，但都一知半解，对艺术也有所钟爱，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善于推理：他一副冷峻、深邃的荷兰人模样，肤色黑红黑红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大大有助于他的这种自吹自擂。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耳朵聋，且患有痛风病。这使得他的一切举止动作都极其稳重，极其严肃，而且，尽管他喜欢争论，有时甚至争得很久，但一般来说却说话很少，因为他听不见。他的整个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暗自思忖：“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哲，有他这样的人做朋友会很幸福的。”他常冲我说话，却从不对我作任何恭维，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很少跟我谈我，谈我的书，也很少跟我谈他自己。他倒并非是没有看法，而且他所说的话还挺正确的。他说话之正确与准确，十分吸引我。他在思想上没有元帅勋爵的高明和精细，但却不乏元帅说话的质朴，这一点可说是与元帅不谋而合。我对他并不着迷，但因敬重而产生了好感，渐渐地由敬重而变成了友情。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忘掉了我当初不愿与奥尔巴什男爵交往的那种异议：“他太富有了。”我想我当时的看法是错的。可是，现实让我怀疑，一个腰缠万贯之人，不论他是谁，会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准则及其制订人的。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见到迪贝鲁，因为我压根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皮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根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子脾气，这得谈上一谈。

尽管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中，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至少却并未避免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

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但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

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挺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想象不出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遵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

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的议会和纳沙泰尔的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体。我眼见领圣体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按我所说的条件同意我领圣体，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觉得这真是美不胜言。于是，我满心激动，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体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体。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390]，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管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这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软。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根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干？操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于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却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我可以做到不失身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此处生活费用挺高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点点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那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

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子里，好引导我按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将近十年以来的信件我也没有停止挑选。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出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都哪儿去了呢？我的文稿留在卢森堡府中的那几个月中，有谁拿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的。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不得不凭着记忆摸索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好，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但一无所获。我看到这段空白确实存在，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顶多是狄德罗的一点烦扰，德莱尔的一点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这些信能对谁那么重要呢？想拿去干什么用呢？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

确证有这一段空白之后，我又在自己的稿子中查来查去，看看会不会发现还有别的短缺。我又发现几件，而且，由于我的记性不好，致使我猜想在我的众多文稿之中还会有别的短缺。我所发现短缺的有《感性伦理学》的草稿和《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的草稿。我得承认，这后一部稿子的丢失使我怀疑上了卢森堡夫人。这些文稿是她的仆人拉罗什寄给我的，我猜想世上只有她会对这堆废纸感兴趣。但是，另外那一部以及被窃去的那些信件，她拿去又有什么用？

她即使对那些信件心怀叵测，也不可能用来损害我的，除非加以篡改。至于元帅先生，我对他的耿直以及他对我的真情实意是很了解的，我一刻也不会怀疑到他的。我甚至都无法怀疑到元帅夫人的头上。我冥思苦想了许久，一直在寻找这个窃贼，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想法，认为是达朗贝尔所为，因为他已经钻进卢森堡夫人家里，可能是找到法子探知那些文稿存于何处，并窃走了他所喜欢的，不管是手稿还是信件，或许是为了想法给我造成点烦恼，或许是把可能对他合适的东西窃为已有。我猜想他是被《感性伦理学》这部书名所迷惑，以为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纲要，他可以从中找到大家想象得出的东西，以反对我。我深信他一看那书稿很快便会释疑，而且我已决心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这些盗窃已不以为然，因为那同一只贼手已不是第一次偷我了，我以前一直忍着，一声未吭。不久，我便不再去想这种不义之事，就像从未有过这种事似的，而开始聚集人们给我留下的那些材料，开始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在日内瓦，牧师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违反了教会法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一种普通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向我保证说，公众会弥补议会的过失的。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侮辱继续存在，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在努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他们在暗中策划，但却一声不吭，任随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让平民百姓觉着我可憎可恶，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是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面反对非法诉讼程序，但却白白地期待了一年多，最后，我打定了主意，眼见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们所抛弃，我决心背弃我那使我寒心的祖国，其实，我从未在自己的祖国生活过，也未曾得过它的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作为对我曾尽力为它增光添彩的报答，它竟然全国上下如此一致地可耻地对待我，而那些本该出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给那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放弃我的市民权，但我在信中仍注意到礼貌和克制。我的敌人们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落难之际做出豪迈之举时，始终都很注意礼貌和克制的。

我的这一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该不为我伸张正义，于是，他们便捍卫起我来，可已为时晚矣。他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把我的事一并算上，作为多次上书的内容，写得入情入理。议会有法国政府支持，有恃无恐，对他们的要求粗暴、断然地加以回绝，致使他们更加觉得议会打定主意要奴役他们，所以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意见书的内容。因这番争吵，出了不少的小册子，但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之前，这些小册子都没起过任何作用。《乡间来信》是为议会张目的作品，写得妙笔生花，国民代表[388]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压垮了。此作乃其作者稀世奇才的传世之作，出自检察长特隆尚[386]之手。特隆尚是个才华横溢、开明远见之人，深谙法律和共和国政体。Siluit terra[384]。国民代表们从最初的颓丧中恢复过来，准备撰文作答，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凑乎着写成了。但是，他们全都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这项工作我准备并执行得十分机密，以致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的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然而，我未能避免让这一作品在发表之前在法国为人所知，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者却极其不同。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上来便先跟我谈一些我能与他们谈的事情。在莫蒂埃，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云云。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寡廉鲜耻的阿谀，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自报家门，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是一个路数，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该由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来看我。大家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我由于并无防人之心，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地知之甚详。

譬如，我就是这样接待过范斯先生的来访。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队长，他竟然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自己的马，跟着我徒步走到拉费里埃尔，可我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玩比尔包开球而外，并无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我还接待过一次更加特别的来访。有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着自己小行李的骡子，住进客栈之后，自己刷洗干净骡子，然后便要求前来看我。看着这两个赶骡子的人的一身装束，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走私贩子，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子跑来拜访我了。他们一开口同我谈话，我便知道他们并不是这种人，但是，尽管不是走私贩子，却可能是两个冒险家，这种疑心使我一时间心存戒备。他们很快便让我心里踏实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拉杜尔·迪潘伯爵，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氏，是一位前军人，他把圣-路易十字奖章放在兜里，免得招摇过市。这两位先生都很可爱，都很有才气，他们的谈吐落落大方而又妙趣横生。他们的旅行方式极不合法国绅士风度，但却与我的口味颇为相投，致使我对他俩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他们的谈吐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与他俩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现在还在来往，他们又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不再是走来的，一开始走了来倒是挺好的。然而，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觉得他们同我的兴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越感到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发觉我的作品他们并不熟悉，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共鸣。那他们到底对我何所求呢？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跑来看我？为什么一待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为什么那么殷切希望我去做客？我当时没有想到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而是自那以后，我有时候这么自己在问自己。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便未加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神情开朗，我更喜欢。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骗过那帮在去荷兰的路上等着我的邮包的人。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

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于是，我只好又去找雷伊，并且留着心思，一分册一分册地寄去，在得知收到前一分册之后，才寄去下一分册。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我知道它已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被看过了，而且，纳沙泰尔的德斯什尼还跟我提到过一本名为《山中人》的书，说是奥尔巴什跟他说过是我写的。我如实地告诉他说，没有叫这么个名字的书。当《山中来信》发表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斥责我撒谎，其实我对他说的只是实情。这就说明我是怎么确知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的。我深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便不得不往别的方面去猜，而我猜得最多的是邮包在邮局被人拆开过。

几乎与此同时结识的另一个人，一开始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名叫拉利奥先生，尼姆人氏，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影像，说是需要用来让勒穆瓦纳先生替我雕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斋里。如果这是为了感化我而想出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它是完全奏效的。我断定，一个想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自己书斋里的人，一定饱览我的著作，因此，也折服于我的信条，并且非常喜欢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灵犀相通的。这么一想，我很难不受到诱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非常热心，想帮我许多小忙，想插手我的许多小事。但是，我毕竟感到怀疑，在他一生中所读过的那不多的几本书中是否有我的一本。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书斋，即使有，是否物尽其用，至于那半身像，只不过是一个差劲的黏土雏形，确系勒穆瓦纳所塑，雕的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但他却到处宣扬是我的雕像，仿佛它与我有点相像似的。

因对我的情感以及我的著作感兴趣而前来看望我的唯一的一个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年轻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因具有令人赞赏的才华和自命不凡而在巴黎，在社交界出过风头，也许现在仍风头不减。在我遭难前的那个冬天，他曾跑来蒙莫朗西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我很喜欢。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给我，而且，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他读了《爱弥儿》之后，确实晕头转向，反正他告诉我说，他要脱离军旅，独立地生活，还告诉我说他将学木工活儿。他有一位兄长，是同一个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独宠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笃信的信徒，不知是受哪一位伪善的神父指导，对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教，甚至谴责他与我来往，实属十恶不赦。他因此而愤懑不平，欲与他的母亲断绝关系，走我刚才说的那条道，干脆做一个小“爱弥儿”。

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让我着实乱了方寸，我连忙给他写信，让他回心转意。我尽自己的可能，使出浑身解数，去规劝他，总算将他说动了。他恢复了对母亲的孝道，并且从团长手里要回了他的辞呈。他在把辞呈递交团长之后，团长审慎地未作任何处理，以便让他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考虑。圣布里松丢开了他的那些疯狂念头之后，又动了一个念头，虽说不那么荒唐，但却不怎么合我口味：他想当作家。他连续地出了两三本小册子，看得出他倒并不是一个没有才气的人，但我却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就此对他有所赞扬，没有鼓励他继续此道而问心有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俩一起前往圣皮埃尔岛一游。在这次游玩中，我发觉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他时判若两人。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矫揉造作的架势，我开始倒并不觉得恼火，但自此之后，我脑子里总要常常回想起来。当我前往伦敦，路过巴黎时，他到圣西蒙旅店又来看过我一次。我在那里得知——他先前并未告诉过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之中，并且经常见到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了，也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转告我点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但看样子对我始终无甚好感。总而言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如同与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一下子便中断了。可是，范斯并不欠我什么情，而他则欠我点什么，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蠢事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把戏：实际上，这倒是大有可能的。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非常之多。德吕克父子就相继选上我当他们的看护：父亲是在半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一动身便病了，父子二人都前来我处休养了。牧师们、亲戚们、伪善者们，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跑来，他们不像从法国来的人，为了崇拜我或挖苦我而来，他们则是为了斥责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觉得开心的人是穆尔杜，他跑来同我一起待了三四天，我真想再多留他一些时日。来人中跑得最勤、最死皮赖脸、烦得我够呛的是迪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一位日内瓦的商贾、法国难民、纳沙泰尔的检察长的亲戚。这位日内瓦的迪维尔诺瓦先生每年来莫蒂埃两次，是专程前来看我的，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地待在我家，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我无可奈何地探听我的隐秘，凡是我的事他都要插上一手，可我俩之间在思想上，爱好上，感情上，知识上，都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我怀疑他一辈子是否读完过任何种类的任何一本书，甚至连我的书写的是什么恐怕都未必知道。在我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可却对此毫无兴趣，而且也没什么话好跟我说的，而我也没什么话好跟他说。

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里，跟我相对而坐了三整天，我以为他会因为感到厌烦并且看出他让我有多么讨厌而识相地离去，可他仍旧死赖着不走，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为何如此有耐心。

在所有这些我只是迫不得已结识和维持的关系中，只有一个是我感觉愉快并且打心眼儿里真正关切，是我不应该漏掉不说的。

那是一个匈牙利青年，他来到纳沙泰尔定居，然后，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他从纳沙泰尔也到了莫蒂埃。在当地，人们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面容讨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逢人便说，而且还暗示于我，他只是冲着我才来纳沙泰尔的，想通过与我的交往，趁年轻之时修身养性。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使我觉得与他的谈吐相一致，我以为，这个我看着无处不好，又是怀着如此可敬的动机前来寻我的年轻人，我若是将他拒之门外，那就是未尽到一个最伟大的义务了。我与人交往，从不会半心半意的。很快，他就获得了我的全部友情、全部信赖，我俩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去徒步郊游，他都相随相伴，而且也喜欢上徒步旅行了。我领他去元帅勋爵家，后者对他百般地疼爱。由于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他同我说话，给我写信便只有用拉丁文，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丝毫未使我俩交谈的流畅和热烈受到影响。他跟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务、他的遭遇，也谈到维也纳宫廷，而且对其中的内幕了如指掌。总之，在我俩相处最为亲密的近两年当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凡事不急，品行不仅正直，而且高雅，衣着整洁干净，谈吐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透着良家子弟所有的特征，令我觉得非常可敬可佩，不能不喜欢他。

在我俩过从甚密之时，迪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当心前来我身边住下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说，此人是法国政府安插在我身边的一名奸细。这一警告是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因为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提醒我凡事要留神，说有人在窥视我，在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引到法国领土上去，以便在那儿对我下毒手。

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这帮无聊的警告者们的嘴给堵上，我便事先未向他有任何透露地建议他一起去蓬达里埃徒步远游，他同意了。到了蓬达里埃时，我便将迪维尔诺瓦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热烈地拥抱着他说：“索特恩无需我向他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是知人识人的。”这拥抱非常温馨；这也是心灵的一种快乐，是迫害者们所不识，也无法从被迫害者那儿夺走的。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索特恩是个奸细，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有勇气经常将他的心向我紧锁着，并且用一些谎言来蒙骗我。他跟我胡诌了一个不知什么故事，竟使我觉得他非回国去不可。我还劝他尽快动身。于是，他走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去斯特拉斯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儿把一个家庭搅得乱七八糟：那做丈夫的知道我常与他见面，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遗余力地劝说年轻妻子回归妇道，劝说索特恩别忘了为人之道。当我以为他俩已完全分手的时候，这对男女却又聚首一处了，而且做丈夫的还殷勤地将年轻人又邀至家中住下。这时候，我就不再好说什么了。我得知那个所谓的男爵用了一大堆谎话骗了我。他根本就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汉姆。至于男爵那头衔，是人家在瑞士加给他的，我不能责怪他，因为他从未自称是男爵。但是，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是个小贵族，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元帅勋爵，曾经去过匈牙利，他一直视他为贵族，并且是以此相待的。

他刚一离去，他在莫蒂埃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佣便声称身怀有孕了，说是他搞的。那女佣是个下流贱货，而索特恩在整个地区都因其行为道德之高尚而遍受敬重和爱戴，而且他又一向喜欢干干净净的，所以这盆脏水令大家都非常恼火。当地最可爱的那些女人曾百般挑逗他都未能如愿，闻听此事，都怒不可遏。我也气得七窍生烟。我竭尽全力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闭嘴，允诺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汉姆作保。我给他写了信，我不仅深信那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且她是装出来的，而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和我的敌人玩的一个把戏。我要他回来羞辱这个女混蛋和教唆她的那帮人。可他回信中的软弱令我惊奇。他写信给那个下贱货所在教区的牧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一看这个架势，便不再掺和了，非常惊奇如此放荡不羁的一个人，竟能相当地克制自己，在与我过从甚密之时，以其矜持将我给蒙骗了。

索特斯汉姆从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去寻出路，但找到的只是贫困。他给我写信，诉说了他的Peccavi[382]。我回想起我俩往日的友谊，不禁心有所动，于是便寄了点钱给他。第二年，在路过巴黎时，我又见到了他，看他差不多还是那么窘困，但已是拉利奥先生的好友了，可我却无法知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他们是老友还是新朋。两年之后，索特斯汉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那儿给我写过信，后在那儿去世了。这就是我俩交往的简单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遭遇。不过，我虽悲叹这位不幸青年的命运，但仍始终深信他是个良家子弟，深信他之所以放浪形骸，全都是他所处环境使然。

这就是我在莫蒂埃所交往和结识的人。得有多少这样的交往和结识才能补偿我在此同一时期所受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就是卢森堡先生之死。他是被医生们长期折磨之后，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得的是痛风，可他们硬说不是，当成了一种他们认为能治好的病来治。关于这一点，如果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先生给我写信说的情况的话，那就完全应该根据这一惨痛而难忘的例子为大人物的不幸悲叹痛惜。

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之死使我尤其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的唯一的真心朋友，他那极其温和的性格使我完全忘了他的身份地位，使我像同地位一样的人那样与他情深意笃。我俩的交往并未因我的隐遁而终止，他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写信。然而，我认为我也看出来了，我的离去，或者说我的不幸，使他的情感也降了温。一位朝臣对一个他知道已在君王们面前失宠的人仍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再说，我断定，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巨大影响是于我不利的，她一定是趁我离去之机，给他吹风，损害于我。至于她本人，尽管仍然装出点友好表示，但已实属罕见了，并且日甚一日地毫不掩饰她对我的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她断断续续地给我往瑞士写了四五封信，然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信了，也怪我当时仍太主观，太自信，太盲目，没有看出她对我已不只是冷淡而已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后，往卢森堡府中跑得特勤。他写信给我，说是元帅先生的遗嘱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完全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并未怀疑。这使我心里颇费踌躇，到底如何对待他的遗赠。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不管所赠何物，都接受下来，以表示对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的崇敬，因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不怎么会有友情的，可他却对我怀有一种真正的友情。但我被免除了这一义务，因为我没再听说这个不知真假的遗赠。说实在的，我若是趁我所情有独钟的人的死而捞点什么的话，那会使我因违背了我道德准则中的一条而痛苦不堪的。在我们的朋友米萨尔病危的时候，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关怀表示感激之际，暗示他给我们点好处。“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我们在对我们生命垂危的朋友尽我们伤心而神圣的义务的时候，千万别有非份之想，从而玷污了自己。我希望任何人的遗嘱上都别有我的名字，至少永远别在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的遗嘱上有。”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元帅勋爵跟我谈起了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其中留点什么给我，而我对他的回答，已在上卷中谈到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更加欲哭无泪，那就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母亲中最好的母亲撒手西归了。她已不胜年迈，不胜残疾和穷困，脱离了这人间苦海，去到善人天国，去甜美地回忆在人世间所做的善行义举，以作永恒的回报。去吧，温柔而慈善的灵魂，去到费讷隆、贝尔奈、卡蒂纳那样的人身边去吧，去到那些虽地位卑贱，但能像他们一样慈悲为怀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您的慈缘善果吧，去为您的受养育者准备好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您身边占有的位置吧！您是不幸中的大幸，上苍结束了您的苦痛，也就免去您看到受您养育者的不幸时的扼腕切肤之痛了！因为害怕把我先前所受的种种灾难告诉她而让她伤心落泪，我到了瑞士之后，就没给她写过信。但是，我却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打听她的消息。是他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安慰受苦的人们了，她自己也不再受苦受难了。我自己也很快就要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我那脆弱的想象力将不会相信我所期待于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获得的幸福美满。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不再有朋友可失去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元帅勋爵。他没有死，但却不愿再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效力了，便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还在人间，我希望他将活得比我长久。他还健在，而且，多亏了他，我才没有完全断绝尘缘。尘世上还剩下一个配有我的友谊之人，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所感觉的友谊而非人们所启迪的友谊之中。但是，我已失却他的友谊所施与我的种种温馨了，因此，我只能把他列入我仍爱着但已不再有联系的人中了。他正要前往英国去接受国王的恩典，收回他已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在分别之时，并非没有订过一些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似乎对他和对我几乎都是甜蜜美好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下来，我将去那里找他。但是，这个计划过于让我称心了，以致我不可能希望它得以实现。后来，他并没待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情真意切的邀请，使他回到了柏林，大家马上就可看到，我是怎么受到阻碍，未能去那儿与他重见的。

他在动身之前，已预见到人们开始掀起的反对我的那场风暴的到来，因此便主动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似乎是对付别人可能要将我驱逐出境的一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与的。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干。但是，人们在对所有的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父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点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对我不怀好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一刻也不能相信这封荒诞的信会出自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他的沉默令我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父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就算是他说得有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在其灾难深重之时再踹上一脚，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其作者对我已是横下心来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父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理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据我的判断，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却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的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的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污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但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但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热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的，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却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却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需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地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笨嘴拙舌，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决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却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自以为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坚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管他如何酒肉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的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热情的皮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进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子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致尽管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极其模糊，所以对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理不出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零零碎碎，互不连贯。我记得，与宗教界曾有过什么谈判，是蒙莫兰从中撮合的。他假装说是大家害怕我的著作会扰乱地方安宁，有人会责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胡乱地写。他曾暗示我，如果保证放下笔杆子，可以既往不咎。我心里早就有此意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宗教界，但却有个条件，那就是只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竟然立了字据，一式两份，并且做了他所要求的某些改动。由于宗教界没有满足我的条件，我便索回我的字据；他还给我一份，把另一份扣下了，借口说是弄丢了。此后，群氓受牧师们的公开煽动，无视国王御诏，无视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是无法无天。在宣教台上，我被打成反基督者，在乡间，我被当作狼人[380]一般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让群氓们很容易识别，我痛切地感到多有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弃之不穿，我觉得是一种懦弱。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仍旧穿着皮里长袍，戴着皮软帽，静静地在当地散步，遭到无赖们的一片嘲骂，有时还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好多次，在走过一些人家门前的时候，只听见住在里面的人在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没有赶忙溜走，他们因此更加来气，不过，也只是威胁几句而已，起码是没有动枪。

在这群情激昂之中，我仍旧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令我极其感动。第一件是通过元帅勋爵的关系，我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仁人君子对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针对我搞的卑鄙伎俩无不气愤填膺，憎恨诅咒那帮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外人唆使，只不过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而已，而且生怕对我的做法最后会导致货真价实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地方官员，特别是接替迪维尔诺瓦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全都竭尽全力地在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是单枪匹马，却更加尽力，而且收效更大。就是他，想出办法让老教友们恪守职责，让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由于他有点声望，他就尽其所能地利用它来制止骚动，但他拥有的只是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只能用它来与金钱和酒肉对抗，所以并不是势均力敌，而在这一点上，蒙莫兰战胜了他。然而，我对他的关怀、他的热忱是深为感动的，总想以德报德，总想采取什么方式还清他的这份情。我知道，他一直深切盼望着能谋得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不合宫廷意愿，表现欠佳，所以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宠了。我斗胆地给元帅勋爵写了封信为他求情，甚至还大胆地提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席位。真是走运极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国王几乎立即把这一席位委给了他。就这样，一直把我一面捧得很高，一面将我摔得太低的命运，继续在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正当群氓们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的时候，我却造就了一名邦议员。

我的另一大快事就是韦德兰夫人带着女儿一起前来看我。她是领着她女儿去布尔波纳洗温泉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处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备加关怀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厌恶。我的心为她的爱抚所征服，对她此前一直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投桃报李了。我对她的这次来访深为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为了鼓足勇气，我极其需要朋友的慰藉。我担心我所受到的群氓们的侮辱使她承受不了，本想不让她看到那些情景，免得让她伤心，但我又办不到，尽管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在场震慑住了那帮无礼的人，但她还是看到了不少情况，能够判断出我单独一人时的情景。甚至就在她在我家住着的时候，我开始在夜间，在自己的住处，受到袭击。她的女仆有一天早晨，发现我的窗户被夜里投掷的石块给堵住了。我门口街边一只沉甸甸的石凳，原是固定着的，被挪动，立着顶住我的门，如果不是发现得早，谁第一个出去开大门，肯定要被砸死的。韦德兰夫人对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因为，除了她亲眼目睹的而外，她的心腹男仆在村子里交游甚广，跟所有的人都进行接触，有人甚至见他跟蒙莫兰交谈过。然而，她却似乎对我的遭遇毫不介意，既没跟我提及蒙莫兰，也没跟我谈起过任何人，当我有时跟她谈起时，她也很少回答我。只是她深信我住到英国比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合适，跟我常常谈到当时正在巴黎的休谟先生，谈他对我多么有感情，谈他多么希望在他的祖国能帮我。现在该是谈谈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名气很大，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一些论商业和政治的书，最近又出版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雷沃神父的译本读过一点的他的唯一一部著述。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根据人家跟我谈起的他的情况，我相信休谟先生把一颗共和主义的灵魂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结合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我把他对查理一世的全部颂扬视作一种公正的奇迹，从而对他的道德和才情钦佩之至。结识这位罕见之人和获得他的友情的愿望，大大地增强了我因他的密友布弗莱夫人早已劝过我去英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我到瑞士之后，经布弗莱夫人之手转来一封他的信，一封极其殷切客气的信，他在信中除对我的才气不惜溢美之词之外，还急切地邀请我去英国，愿运用自己的声望，并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使我在英国过得愉快。我在此地见到他的同胞及朋友元帅勋爵，后者证实了我所认为的休谟先生具有的一切长处，甚至还告诉我一则有关休谟先生的文学轶事，此事令他十分惊讶，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抨击休谟，但其作品付梓时，他人并不在。休谟便负责看他的校样，并监督发行。这种行为举止正好与我的情趣相投。我也正是这样，曾有人写了一首歌攻击我，我却帮他去卖，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德兰夫人跑来跟我眉飞色舞地谈论休谟对我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急切地盼着我去英国，以蓬荜生辉——她就是这么说的——的时候，我已完全对休谟怀有深深的好感了。她对我百般鼓动，叫我利用他的这份盛情，叫我给休谟先生去信。由于我天生地不喜欢英国，而且不到走投无路也绝不走这一着棋，所以我拒绝写信去，也不肯应承，但我让她全权处理，为使休谟热情不减，她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她在离开莫蒂埃时，由于已经说尽了这位名人的好话，所以使我深信，他已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了，而且她更加是他的好友了。

她一走，蒙莫兰便加紧活动，群氓们更加无法无天了。然而，我仍旧岿然不动地在嘲骂声中散步，而且，因跟迪维尔诺瓦博士在一起而开始感觉兴趣的植物学，给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乐趣，使我足迹踏遍全邦，采集标本，对那帮无赖的叫嚣无动于衷。我的镇定自若令他们更加怒不可遏。最使我痛心伤怀的种种事情中的一件是，我看见许多朋友或者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到我的迫害者们的同盟中去了，譬如迪维尔诺瓦一家、我的那位伊莎贝尔的父亲及兄长、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行为举止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为了免得生气，我便拿他寻开心，我按《小先知》的笔调，写了不多几页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梦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想出法子，挺逗趣地拿当时成为迫害我的借口的那些奇迹嬉笑怒骂了一番。迪贝鲁把这篇东西在日内瓦让人印了出来，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平平。纳沙泰尔人就是用足了心思，对于这种稍微细腻一点的雅谑，这种风趣，他们就体会不太出来了。

我同一时期还写过一篇东西，用的心思稍许多些，大家将会在我的文稿中见到此手稿。我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在一道道通缉令和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特别起劲，叫嚷得最凶，特别是我的朋友凡尔纳，以一种为神学赴汤蹈火的精神，恰恰选中这个时候，发表一些信件来攻击我，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这些信的口气虽洋洋得意，但却并不怎么高明，尽管有人说博物学家博内曾经插手。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但一牵涉到我，他便立即显出他那偏狭的正统派神气来。我当然是不想回驳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中说句话的机会，我便在其中夹进一个颇鄙夷不屑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疯狂地叫嚷，而且迪维尔诺瓦还告诉我说，他气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久之后，出现一张匿名的散页印刷品，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372]写的。在这个匿名散页印刷品中，我被指斥让自己的孩子们流落街头，自己跟一个包月娼妓厮混，纵情声色，梅毒遍体，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妙语佳言。我不难看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我在读到这篇诽谤短文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真正重视人世间的名份和声誉，因为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从未进过窑子的人，一个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羞涩如少女的人，被说成是逛窑子的老手，看到自己被人说成是满身梅毒，可我却从未得过一点这样的病，而且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认为我根本得不了这种病。经过反复掂量，我认为只有将这篇诽谤短文拿到我住过最久的那座城市去印行，才能更好地批驳它，于是，我便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来，并加上一条按语，把凡尔纳的尊姓大名点出来，再加上几条短注，以澄清事实。让人印了这篇短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满足，我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敬重，而且，我当时同他保持通信往来。这位亲王、迪贝鲁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不相信凡尔纳会是此诽谤文的作者，责备我过于轻率地就把他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经他们一说，我有所顾虑了，便写信给迪舍纳，让他不要印那篇诽谤文了。居伊写信给我，说是已经抽出不印了。可我并不知道他此话是否当真。我发觉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谎话连篇的，所以这一次再撒一回谎也不足为奇。从此以后，我便被深深的黑暗给笼罩住了，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我的指控，其态度之温和简直令人惊诧，特别是他在先前表现得那么暴跳如雷。他给我写了两三封信，非常克制，我觉得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我的回信设法弄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我是否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很短，很干巴，很生硬，但用词却未失礼貌，他一点儿也没动气。接到他的第三封信，我见他想保持一种通信联系，便没再回他的信了。他又通过迪维尔诺瓦向我作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迪贝鲁说，她肯定那篇诽谤文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但是，由于我总归也会弄错的，那样的话我就得正式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让迪维尔诺瓦捎话给他，如果他能向我指出那篇诽谤文的真正作者是谁，或者起码向我证明那不是他写的，我就将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仅如此，我因深深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冤枉了他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向我证明什么，所以我决定在一篇比较长的声明中写明我深信是他的种种理由，请凡尔纳不能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加以判断。人们将猜不出我选的这个仲裁人是哪一个——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声明的末尾宣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在审阅了声明，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它力所能及的成功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的作者，那我便立即去向他负荆请罪，直至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人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的信心，从未像在这篇入情入理而又感人肺腑的声明中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跃然纸上，我在其中毫不犹豫地把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们当成了诬蔑者和我的公断人。我把此声明念给迪贝鲁听，他的意见是不要它，我便没有用它。他劝我等着凡尔纳答应向我提供的证据，我便等着，而且现在还在等。他劝我在等的时候别再吭声，我便默不作声，而且在有生之年也将沉默不语，任人去叱责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名强加给了凡尔纳，可我内心深处坚信，如同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地坚信，他就是诽谤文的作者。我的声明在迪贝鲁的手中。万一它能得见天日，人们将在其中看到我所说的种种理由，而且，我希望人们将会从中了解到我的同胞们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的灾难了，该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谷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承受了八个月最卑鄙的虐待之后离开时的情况了。这段不愉快的时期的细枝末节要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将可以在迪贝鲁发表的有关的那篇记事中看得到，我在下面将要谈谈这篇记事。

自从韦德兰夫人走后，骚动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国王连连下诏，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领主和当地官员们对我百般呵护，但老百姓就是把我看作是个反基督者，而且眼见怎么鼓噪也无济于事，便终于想动真格的了。我走在路上，石块已开始向我掷来，不过离得稍微远了点儿，还砸不着我。最后，在九月初开始的莫蒂埃集市之夜，我在住处被袭击了，并且危及所有住在宅子里的人的生命。

午夜时分，只听见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随后石块便像雨点般地冲着面对长廊的窗户和门砸来，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我的狗是睡在长廊上的，先还在狂吠，后来也给吓得不敢叫唤了，逃到角落里去，又咬又挠板壁，想逃出去。我听见声响便起来了，正要走出卧房到厨房里去，突然一块石头猛力地掷来，打破窗户，飞过厨房，砸开我的房门，落在了我的床脚下。我若是早起来一秒钟，那石头准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待我一出房门，那块石头正好迎面飞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泰蕾兹也早已经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朝我跑过来。我俩紧贴着一面墙，避开窗户正面，免遭石块袭击，并商量如何躲避才好，因为跑出去呼救正好让人给砸死。幸好，住在我下面的一个老先生的女仆，听见动静起来了，跑去叫住在我们对门的领主。后者连忙跳下床，匆忙穿上晨衣，立即带上警卫队赶了来。警卫队因有集市，当夜正在巡逻，当时就在附近。领主见被砸得一蹋糊涂，脸都吓白了，再一看长廊里满是石头，不禁惊呼：“上帝！成了采石场了！”在查看楼下时，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砸开了，有人想从长廊闯进屋子里来。

在研究为何警卫队根本没有发现或阻止骚乱时，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晚的警卫任务虽然已轮到别的村子了，可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要由他们来巡逻。第二天，领主把他的报告呈送给邦议会。两天后，邦议会下令他调查这一事件，允诺要犒赏揭发罪犯的人，并为揭发人保密，同时，在破案期间，派人警卫我的屋子和与之相邻的领主的屋子，费用由国王负担。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迪维尔诺瓦及其父亲，总而言之，当地的头面人物全都跑来看我，异口同声地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我已无法再安然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一教区。我甚至发现，领主也被这帮暴民的愤怒吓破了胆，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也很愿意看到我尽早离开，免得他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也可以离开此地——我走了之后，他也真的走了。我让步了，而且都没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百姓们对我的仇恨，我的心都碎了，真也受不了了。

我有不止一条退路可以选择。自从韦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之后，她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还建议我去他的一处庄园。韦德兰夫人把这个去处描绘得舒适温馨，把那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起居叙述得极尽其详。足见那位沃波尔爵士是跟她一起商定好这一计划的。

元帅勋爵曾一直劝我住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也向我提供了他的一处庄园作为我的栖身之地。不过，他后来又向我提出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在他身边，这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些。他最近还告诉过我国王跟他谈起我时说的话，意思是邀请我住到那儿去，而且，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翘首以待我的到来，竟写信给我，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是，我对瑞士感情甚深，下不了狠心离开它，只要我有可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几个月来一直盘算着的一个计划。我因为怕打断我的叙述，对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说一下。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那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比埃纳湖中央。头年夏天，我同迪贝鲁徒步远游时，我们参观过该岛，简直被它给迷住了，自那以后，便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在那岛上住下。最大的障碍就是，该岛属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伯尔尼人曾可耻地将我驱逐出境，所以，除了我的傲岸不容我回到那帮曾经粗暴地对待我的人那儿去之外，我还有理由担心他们在这个岛上比在伊弗东更要让我不得安宁。我曾就此请教过元帅勋爵，他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伯尔尼人会很乐意看到我囿于该岛，作为人质，以使我在将来写东西时有所顾忌。元帅勋爵也曾通过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斯图尔勒先生就此去试探过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过该邦的一些头领谈过，并根据他们的答复，向元帅勋爵保证，伯尔尼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为羞愧，正求之不得我能住到圣皮埃尔岛上来，保证不会骚扰我的。为了慎之又慎，我在冒险前去居住之前，又通过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番，夏耶上校证实了上面的说法。由于该岛税务官从他的上司们那儿已接到允许我住进该岛的许可，我认为自己住到税务官家里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因为邦首脑和岛主人都默许了。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我不能指望伯尔尼的大人先生们会公开地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不能指望他们会如此这般地违背所有权势者的那条最不容侵犯的信条的。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称为土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央，方圆有半法里。地方虽然不大，但却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产物。

上面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且，由于地形起伏不定，整个岛子形成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形状，特别是各个部分无法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是互相掩映，让人以为该岛比实际上更大。岛的西边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与格勒莱斯镇和博纳维尔镇遥相呼应。平台上，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被一个“大沙龙”拦腰切断，葡萄收获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便从邻近的岸边聚到这里，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幢房屋，既宽敞又舒适，由税务官住着，位于一个凹处，大风吹不着它。

岛子南边，五六百步开外，是另一个小岛，比它小得多，荒无人烟，就好像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吹开去的，砾石中，只长有柳树和春蓼，不过，上面倒是有一高高的小丘，绿草茵茵，赏心怡人。该湖状如一个几乎规则的椭圆，湖岸虽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千姿百态，但依然构成一片美景，特别是西岸，人烟稠密，山脚下是一片片葡萄园，几乎与科特-罗蒂[370]相似，只是所产的葡萄酒却大为逊色。由南往北，还可以在西岸看到圣-让大法官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埃纳以及湖尽头的尼多镇。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村庄点缀在这些镇子中间。

这就是我早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那个退隐处，我决定离开特拉维谷之后，便直奔那儿定居。这一选择非常符合我那平静的爱好和孤独而懒散的性格，所以我把它归入我最为醉心的美梦之中。我觉得，在这个岛上，我将更加与世人隔绝，更可免遭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遗忘，一句话，更可以沉醉于无所用心和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我真想将自己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岛上，和世人不再来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采取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措施，以便摆脱与世人交往的必要。

关键是生活的问题。在该岛上，食品昂贵，运输困难，因此，生活费用很高，加之，还得听那个税务官的摆布。由于迪贝鲁很乐意地同我一起做出了安排，他取代了承揽了我的全集而又放弃出版的那伙书商，所以上面的那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我把出版全集的所有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纂。此外，我还答应将我的回忆录交给他，让他全面保管我的所有文稿，但我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只能在我死后才可利用它们，因为一心想着能安安生生地了却此生，不想让公众再想起我来。这么一来，他负责向我支付的终身年金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主动送我一笔年金，达一千二百法郎，我只是把它减了一半之后才收下的。他想把年金的本金给我，因为苦于无处存放，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它交给了迪贝鲁，此钱仍在后者手中，由后者按他和馈赠者商定的标准支付我终身年金。因此，把我跟迪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所赠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泰蕾兹——和我要从迪舍纳那儿支取的三百法郎的年金加在一起，我满可以过上一种体体面面的日子了，不光是对我而言，而且在我死后，对泰蕾兹也是如此，因为我把雷伊付给的年金和元帅勋爵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了。这样，我就不再担心她没有饭吃了，也无需担心自己会饿死了。但是，我命运中注定了我不得不拒绝财运和劳动给我送上门来的所有财源，注定了我死时将同在世时一样穷困潦倒。大家可以判断，人们通过断绝我的一切活路，以迫使我接受羞辱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使我身败名裂的那种种安排，我是否会予以接受呢，除非我是自甘堕落。他们又怎么会料到我在这两者之间将做出的抉择呢？他们始终是以其之心度吾之腹。

生活上放心了，其他方面也就无可忧虑了。尽管我把整个世界让给了我的仇敌们去为所欲为，但我在支配我写作的崇高激情中和我的准则的始终如一中，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明证，这一明证与我发自本性的一切行为举止是相应相符的。我无需别的什么辩护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可以在我的名下描绘出另一个人来，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通过我的种种过错和软弱，通过我不堪忍受任何羁绊的性格，人们将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

因此，我可以说是辞别了世事，辞别了我同时代的人，永别尘世，将自己禁锢在这座岛上，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决心。我打算在岛上最终实践我想过的那种无所用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把上苍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用于这一计划，但却徒劳无益。这座小岛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368]，那个人们可以安睡的甜美梦乡：

人们在此更进一步，可以无所用心。

这“更进一步”是我的全部所需，因为我一向很少因不能安睡而抱憾，所以无所用心对我足矣，而且，只要我无所事事，我宁可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计划的年岁已成过去，而虚荣并未使我欢悦，只是让我晕头转向，所以我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存不逝的闲散中生活。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幸福之人的生活，我从今往后将把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无上幸福。

责备我有那么多矛盾的那些人将又要在这里指责我自相矛盾了。我说过，社交圈子中的无所事事令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里却偏偏去寻求孤独，以追求无所用心。可我正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由于大自然使然，而非我本人的过错。其实，这里面极少矛盾，所以我才始终如故。社交场上的闲散简直是要人命，因为那是必须如此的，而孤独中的闲逸则是美不胜言的，因为它是自由自在的，自觉自愿的。在一伙人中间，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如此的。我必须或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脚都不能乱动，不敢随心所欲地跑呀，跳呀，唱呀，叫呀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只是闲得无聊透顶和拘束得痛苦难耐。我被迫去注意听别人说的那一大堆蠢话，那一句句恭维，并且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便轮上我时，也插上去说说自己的哑谜和谎言。你们把这也叫闲逸吗？这简直是在受苦役。

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搂着双臂待在那儿不做事，而且连脑子也不动一动。而我所爱的既是像孩子似的闲逸，不停地动唤，却什么事也不干，又是一个年迈的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却动脑不动手。我喜欢忙乎些没要紧的事，凡事都做一下，却一件也做不完。我喜欢任凭脑子的想象跑来走去的，想好的计划随即改变。我喜欢盯着苍蝇看它飞来飞去，甚至想搬开一块岩石，看看下面藏着什么。我喜欢兴致勃勃地从事一项十年方能完成的工作，可是过不了十分钟又毫不遗憾地将它放弃了。总之，我喜欢整天毫无目的、毫无结果地游来荡去，凡事都只是凭着一时的兴头。

植物学是我一向看重的，而且已开始成为我的癖好了，它正是一种闲暇时研究的学问，适宜于填满我闲逸的全部空隙，又不致让我的想象力胡乱驰骋，也不会导致完全无所事事的烦闷。漫不经心地在林中和田野里漫步，机械地这儿摘朵花，那儿折一个枝，随意地拿点什么草叶就放在嘴里咀嚼，千百遍地观察同一件东西，而且兴致永远不减，因为我看过就忘。凡此种种足可以让我度过千万年而不致有片刻的烦闷。不论植物的构造有多么美妙，多么奇特，多么千姿百态，它都不怎么能引起一个门外汉的惊叹，使他产生兴趣。植物结构中的这种虽一贯相似但却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只能使那些对植物界已有所了解的人叹为观止。而其他的人，目睹大自然的所有这些宝物，则只能发出一种愚蠢而单调的赞叹而已。他们仔细观察时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看些什么，而且，他们也看不出整体之美，因为他们对于使观察者感到惊叹不已的那种关联、组合间的你依我赖，摸不着门道。我因记性不好，所以一直是处于这种幸福状态之中：因知之甚少，对一切都觉得新鲜，而又因多少有所知而不觉得新奇。此岛虽小，但岛上的土壤却各不相同，给我提供了多样的草木，足够我终身观察和消闲的了。我不愿岛上有一根草毛我没分析过的，而且我已在考虑通过大量新奇的观察，写一本《圣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让泰蕾兹带着我的书籍和衣物来了。我们就寄宿在该岛的税务官家里。他妻子有姐妹在尼多，常轮流前来看她，并跟泰蕾兹作伴。我在岛上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其中度过此生，而且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只能使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出马上就将接踵而至的那种生活的苦涩来。

我向来就喜欢水，对水充满激情，一见到水，就会产生一种美不胜言的幻想，尽管常常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当天气清朗时，起床之后，我总要跑上平台，呼吸早晨那有益健康的清新空气，放眼眺望这美丽湖泊的远方天际以及湖岸边那令我心旷神怡的山峦。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其丰功伟绩的静默赞赏更能表达对神明的崇敬的了，这种静默的赞赏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城市居民因只能看见墙壁、街道和犯罪，而很少信仰了。

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乡民，特别是一些孤独者，竟根本没有信仰。他们的灵魂怎么就不每天每日飘然欲仙地升华上百次，去神往那位令他们惊叹的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呢？对于我来说，特别是经过彻夜难眠起床之后，由于长期的习惯使然，我的心会如此这般地神驰飞升，丝毫不觉思索之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使我的眼睛为大自然的美丽景象所吸引。我在房间里很少祈祷，而且没有激情，但是，一看见美丽景致，我便感到激动，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读过一本书，说是有一位贤明的主教，在巡视自己的教区时，发现一位老妪在祷告时，只会噢噢连声，他便对她说：“大娘，您就永远这么祷告吧，您的祷告比我们的好。”这种最好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

早饭后，我便极不乐意地匆忙写上几封倒霉的信，热切地盼着根本不再写信的幸福时刻的到来。然后，我便在我的书籍和文稿堆前忙活一阵，把它们拆开包，整理一番，但根本不去读它们，而这种整理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的活计[366]，给了我片刻的欢悦。随后，我厌烦了，便撇下这活计，把上午剩下的三四个小时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林奈[364]的分类法，我对他的分类法产生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激情，甚至在感到它空洞无物之后亦然。我认为，这位伟大的观察家是除了路德维希[362]之外，到目前为止唯一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人。但是，他用在标本室和花园中研究的时间太多，而在大自然中研究得就不够了。而我则把整个岛子当作大花园，一旦我需要观察什么或验证一下观察，我便挟着书本跑到树林中或草地上去，躺在要研究的那种植物旁边的地上，从容不迫地仔细研究它生长的情况。这种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植物经人工培育和改变性质之前，能了解到它们的原本状态。据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完美无缺地说出并了解御花园中的所有植物，但到了乡下却无知透顶，全不认识了。而我则正好相反，我对大自然的东西知道一些，对园丁栽培的则一无所知。

下午的时间，我全部为我那闲散而不经心的性情所支配，任随自己一时心血来潮而毫无定规地行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扔下饭碗就独自跳上税务官教给我用单桨划的一叶小舟上去，一直划到湖中央。我在泛舟的时候，产生一种快乐，简直要浑身发颤了，可我却说不出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有着一种也许是暗自庆幸逃出了恶人的魔掌的感觉。然后，我便独自在这湖中荡漾，有时划近岸边，但从不登岸。我常常任随小舟让风吹水涌，自己则毫无目的地沉思遐想，虽然想得蹊跷，但却不乏其温馨。我有时还心有所动地呼喊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我现在就只在你的守护之下了，这儿绝没有诡谲奸佞之徒横亘在你我之间。”我就这样远离陆地有半法里之遥，真恨不得此湖能是一个大海洋。然而，我可怜的狗却不像我那么喜欢久久地待在水上，为了让它开心，我通常是有一个荡舟的目的地，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上面漫步一两个钟头，或者躺在土丘顶上的草地中，尽情地观赏那湖及其周围景致，仔细观察研究我身边的所有花草，并且像鲁滨逊那样，为自己在这座小岛上建造一个想象中的居所。我对这个小土岗情有独钟。当我可以带着泰蕾兹和税务官夫人及其姐妹们来这里时，我因能成为她们的船夫和向导而多么的自豪啊！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带了一些兔子来，好让它们在此繁衍后代；这对让-雅克来说，简直像是在过节一般。这一群小动物使我觉得这座小岛更加情趣盎然了。自此以后，我便更加经常地往那儿跑，而且兴趣越来越浓，想寻找到新居民繁衍的踪迹。

除了这些消闲之外，我还有一种消遣，它使我回忆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是季节特别赏赐于我的。那就是收获蔬菜水果的田野上的劳作，泰蕾兹和我以能同税务官夫人及其全家一起劳动而感到快乐。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基什贝尔格先生的伯尔尼人前来看我，见我骑在一棵大树上，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已经装满了苹果，动弹不了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另几次类似相遇并不觉得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目睹我是如何安排闲暇时光之后，别再想着打扰我的安宁，让我在孤独之中能安安生生的。我真恨不得能被他们的意志而非自己的意愿给囚禁于这种孤寂之中，那我也就可以放心，无需看到自己受人惊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自白，是我预先就深信读者们不会相信我的自白中的又一个。读者们始终冥顽不化地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尽管他们在我整个一生中，不得不看到在我的内心中有成百上千的感受与他们的毫不相同。更加蹊跷的是，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我有着他们所没有的好的或不好不坏的种种感情，一面却始终在把坏到极点、他们明知凡是人都不会有的那种坏的感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于是，他们觉得只要将我放在与大自然相矛盾的地位上，只要让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就万事大吉了。他们一旦想糟践我，就会觉得任何荒诞无稽的事都是可以相信的；而要是想往我脸上贴金，又觉得没有什么离奇之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会怎么认为或怎么说，我反正仍旧要继续把让-雅克·卢梭的为人以及他的所思所为如实地展现出来，对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之特殊不加解释，不作辩解，也不去研究别人是否与他想的一样。我对圣皮埃尔岛如此如意，在岛上生活对我又极其合适，所以我把所有的欲望都倾注于该岛上，决计绝不再走出此岛。我必须去附近拜访，必须去纳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这已经使我一想起来就疲惫不堪了。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折去我一天的幸福，而走出此湖范围对我来说则犹如鱼儿离开了水。再说，往日的经验已使我不寒而栗。随便什么好事只要一使我心满意足，就足以让我做好失去它的准备，而在此岛上了却一生的那种急切盼望则与担心被迫离开的恐惧相伴相随。我已经养成习惯，晚间去湖滩上坐坐，特别是当水大浪急的时候。看着浪涛在我脚下拍击，我感到有一种奇特的快乐。它使我联想到尘世的喧嚣和我的居处之宁静。这么一想，我有时便不觉动容，甚至感到泪水从眼眶中溢出。我深情地享有着的这种宁静只有怕失去它的不安心情才会扰乱它，但那不安十分强烈，以致破坏了这种宁静的甜美。我深感我的处境朝不保夕，所以不敢过于奢望。“啊！”我暗自思忖，“我真恨不得用我根本就不想要的那种离开此地的自由去换取能够永远留在这里的保证啊！我真想被强迫留在这里，而不是受人恩泽被容留于此啊！仅仅是想容留我在这里的那些人每时每刻都能把我从这儿赶走，因此我还能指望我的那些迫害者见我在这儿很幸福而让我继续幸福下去吗？啊！只许我在此生活是不够的，我希望人们能判处我住在此处，我希望被迫居于此地，而不致被迫搬走。”我以嫉羡的目光看了看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静地待在阿尔贝城堡中，只要想幸福就幸福。最后，由于我总是这么瞻前顾后，老是为令人不安的预感所困扰，总觉得新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袭来，所以我竟然希望，而且是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希望，人们别只是容忍我住在该岛，而是把它当成我的终身监狱，而且，我可以发誓，我会以最大的喜悦去把牢底坐穿的，因为我无限希冀在岛上度过余生，而不愿遭受到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了事实。在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却收到尼多的大法官先生的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在信中以邦议会的大人先生们的名义下令我离开该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区。我读着此信恍如做梦一般。没有什么能比这道命令更不合情理，更莫名其妙，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以为自己的预感只不过是惊弓之鸟的胆战心惊而已，并没把它视作可能会有丝毫根据的一种预见。我曾采取种种措施以确保自己有当局的默许；人们也已让我安然地搬来岛上；好几个伯尔尼人以及对我友情深重、厚礼相待的大法官本人都曾来看望过我；季节转凉，驱逐一个风烛残年之人是极其残酷的。凡此种种，都使我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道命令中有所误会，而且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是专门挑选收获葡萄的忙季和参议院一小撮人正在休会期间，出其不意地给我这个打击的。

我一气之下，差点儿立即拂袖而去。可是，往哪儿去呢？严冬将至，既无目的地，又无准备，既无车夫，又无马车，如何是好呢？除非把文稿、衣服、什物，统统撇弃，否则就得要时间整理，而命令里又没说是否给我留有时间。灾难的连绵不断已使我力虚气馁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天生的傲岸已不得不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尽管心里忿忿不平，但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求宽容时日。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所以我便请他代为转达。他给我的信表明他极不赞成这道命令，他在下达此命令时是万分遗憾的，并且他的信中充满了痛心疾首和钦佩敬重的表示，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委婉地邀请我跟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深信，我的信会让那帮不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残暴，深信他们即使不收回这个如此残忍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留下一个合情合理的期限，也许让我熬过冬天，以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选好退避之所。

在等着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思索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看到方方面面困难重重，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此刻身体又极差，所以我完全泄气了，结果，使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智慧也丧失殆尽，无法对我的悲惨处境做出最好的抉择。无论我躲到哪里去，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逃脱人们为驱逐我而采取的两条道中的任何一条：一条是通过背地里的活动煽动群氓们来反对我；另一条是公开地把我撵走，不说明任何原因。因此，我无法指望有任何一处安全的退避之所，除非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可我的身体和严冬季节似乎又不允许我远走他乡。思来想去，我又回到了我刚才考虑的那种种想法上来，所以我斗胆地去希望，去提议，让人家还是把我永远监禁起来为好，免得我从我可能选中的避难之所不停地被人驱来赶去，满世界地漂泊无着。我第一封信寄出之后两天，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代我向诸位大人先生们转达我的提议。对我的这两封信的答复竟是一道措辞最明确、最严厉的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该岛以及该共和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不许返回，否则定严惩不贷。

此时此刻，我真是进退维谷。我后来也曾遇到过更大的焦虑，可却从未遇上比这更大的困难。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不得不抛弃我那在岛上过冬的美好打算。现在该补叙一下这件命中注定的轶事了。此事让我的厄运走到了极点，并且也连带着把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起拖向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刚刚萌发的美德本来是会使之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和古罗马相提并论的。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唯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我的这本书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他们对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深为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到就此重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于当地的一家望族，是驻法王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先生[360]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我虽说是感到这样的一项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来往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焦虑不安。我虽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该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了，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失之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却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该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怀疑，而当我听说他常去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跟舒瓦塞尔先生有些联系时，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可他在信中只是对我作了暗示，并不想挑明。

这一切让我的心部分地踏实了。然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要派兵，也闹不懂他们去那儿怎么会是为了保卫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科西嘉人完全有能力独自反抗热那亚人，所以我心里总不能完全踏实，也不能在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别人在耍花招嘲弄我之前，就一下子插手那件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真恨不得立即见到布塔弗柯先生，那我就可以真的摸清情况了。他也让我觉得他也有此愿望，因此我便焦急不安地等着与他相见。至于他是否真的有此打算，我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真有此打算，我因灾难重重也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的。

我越是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对自己手中的那些材料就越是研究得仔细，而且也越是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虑要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以及所有一切这个立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我日益明白，离得老远是不可能掌握引导自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真知灼见的。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告诉了布塔弗柯，他也有此同感。诚然，我并没完全下定决心前往科西嘉岛，但我已就这次旅行的办法大大地考虑了一番。我把此事同达斯蒂埃先生谈过，他以前曾在该岛，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供过职，对它应该很了解。

他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这一打算，而且我也承认，他对我描述的科西嘉人以及那地方的可怕情景，大大地冷却了我那想去他们中间生活的欲念。

但是，当我在莫蒂埃深受迫害，想到离开瑞士时，这种欲念又复活了，盼着最终能在这帮岛民中间找到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我得到的那种安宁。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对此行感到发怵，那就是我一向不适应并且厌恶紧张的生活，而若去那儿，则必须过这种生活。我生就是喜欢独自一人从从容容地进行思考的，而不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说或做或处理事务。大自然赋予了我前一种才能，也就拒绝给予我后一种才能。可我感到，我一到科西嘉岛，即使不直接参与公众事务，我也不得不被岛民们的热情所裹挟，而且常常要同他们的领袖们议事。我此行的目的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找退隐之所，而是去到民众中搜集我所需要的情况。很明显，我将支配不了自己，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我生就不习惯的漩涡中去，过一种完全有悖于我的兴趣的生活，而且，我在其中的表现将要让我倒霉。我预见到，我的出现反而使科西嘉岛人失却我的著作使他们产生的对我能力的信任，我将在他们中间威信扫地，他们对我原先抱有的信赖将化为乌有，这对我，对他们都是个损失，而我若失去他们的信赖，就无法圆满地完成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我深信，我如此不自量力，对他们来说，我将变得毫无用处，自己也将痛苦不堪。

好多年来，我一直被形形色色的风暴折磨着，打击着，迫害不断，四处奔命，弄得我疲惫不堪，我极其需要休息，而我的那些野蛮的敌人却偏偏存心不让我得到休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得到那种温馨的闲逸，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那种身心的恬静，自打我从爱情和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之后，我就一直神往着这种无上幸福。我恐惧地想着我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去投身其中的那种纷繁喧嚣的生活。如果说目标的伟大、壮丽和意义在激发我的勇气的话，那么我无法身体力行，无法顺利地完成使命则使我完全泄了气。即使独自殚思竭虑二十年，也比不上在人和事的纷扰中待上半年所耗的精力大，况且还肯定是一事无成。

我想到一个权宜之计，我认为它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我无论躲到何处，我的那些暗中的迫害者都要用阴谋来对付我，而我看到，只有科西嘉岛能使我在我的晚年得到迫害者们所不愿让我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那种安宁，所以我决心按照布塔弗柯先生的指示，一旦有可能，就上科西嘉岛去。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安静度日，我决计至少在表面上要拒绝立法工作，只限于就地写一写科西嘉岛人的历史，权作对他们的殷勤好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成功的端倪的话，我也会悄无声息地搞点必要的调查，以便对他们有所助益。我希望就这样一开始并不介入，能够暗地里，更加从容不迫地，思考出一个可能适合他们的计划来，这样既不用过于抛却我所珍爱的孤寂，也可使我不必受到一种我无法忍受也无力应付的生活的限制。

但是，就我的处境而言，此行并不容易实现。根据达斯蒂埃先生跟我谈的情况，我在那儿大概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带去，所以必须将内衣、外衣、锅碗瓢盆、纸张、书籍等一应物品全都随身带着。为了带着我的“女总督”去那儿安家，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拖着一大堆行李物品，走上二百法里，还得穿过好几位君王的疆土，而且，就全欧洲的那副腔调来看，我必须在受到种种磨难之后，准备好到处碰到阻碍，看到每个人都会以给我以新的贬损为荣，看到人人都会在我身上践踏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准则。

这样的一次远行，其花销之大，旅途之劳顿及危险，迫使我事先考虑好，仔细掂量种种困难。一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终于落得个单寒羁旅，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任随如达斯蒂埃先生所描绘的那个野蛮而凶残的民族的摆布，这就迫使我在付诸执行之前，将这一决定好生地考虑一番。我急切地盼着布塔弗柯先生让我期待的会晤的到来，等着晤谈的结果，以便完全打定主意。

我正这么举棋不定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紧。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二十四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岛子和整个国土，即使是长了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此情此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样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颓丧之际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了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忙活，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岛子，到达比埃纳时，天尚未过晌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不得不叙述一下。

左邻右舍的人风闻我被勒令离开隐退之所，便立即蜂拥而来，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憎可恶的虚情假义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忿忿不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名门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大威望。韦尔德迈以他的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之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是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一个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需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及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饶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而好心的关怀令我甚是惊讶。我根本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义切，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规劝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种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来，我便乱了方寸。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幕后主谋。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泰尔的来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毁灭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着陷阱。我惊奇地寻思巴泰尔的这番好意的原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藏有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曾多少认识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起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却深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如此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旨办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避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却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到来，深信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我才会觅得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岛子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儿见到了韦尔德迈和其他几位伯尔尼人在渡口迎候我。我们一起在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找一辆马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午饭时，这帮先生们又一再挽留，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其言词之恳切，情义之深重，使得我那颗从来就经不起好言相劝的心，尽管主意已定，仍不免被他们给说动了。他们一看我动心了，便更加执意挽留，以致我终于被说服了，同意在比埃纳至少待到来年春天。

韦尔德迈立即忙着为我找住处，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房间，还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小房间是在四层的后楼，对着院子，满是皮货商晾着的臭烘烘的麂皮。屋主是个矮个子，一脸委琐相，还挺狡诈，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浪荡子、赌棍，在这一带臭名昭著，既无妻子儿女，也无男仆女佣。我虽身居世上风景最佳之地，但却是凄凉孤独地囿于陋屋之中，不几天就非把人给憋死不可。尽管人家对我说居民们如何切盼我的到来，可我最为忧伤的是，走在街上，却看不出他们在态度上对我有丝毫客气的表示，看不出他们的目光中有丝毫亲切的神情。可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了，这时候，我听说而且第二天便看到、感到该城正在冲着我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骚乱。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跑来告诉我，第二天就将对我下达最严厉的命令，命我立即离开该邦，也就是说离开该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的；所有那些曾挽留我的人都作鸟兽散。韦尔德迈无影无踪了。我也不再听说起巴尔泰了，而且，他在我面前吹嘘的那些父老乡亲似乎也没对我有所关照。有一位名叫伏特拉维尔的先生，是伯尔尼人，在该城附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他倒是主动提出让我去避避风头，据他说，他希望我能躲过被人乱石砸死。虽然如此，但我并不觉得他的提议可取，我不想继续在这个“好客”之邦久留了。

然而，这么耽搁，三天过去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伯尔尼人限我离境的那二十四小时，我深知他们心狠手辣，正不知他们在我通过该邦时会如何刁难，适值尼多的大法官先生前来，为我解了围。

由于他极不赞成那帮大人先生们的粗暴行径，而他平素又豪爽仗义，所以认为应该公开表明他丝毫没有插手这事，并且毫无惧色地走出自己的司法辖区，跑来比埃纳拜访我。他是我临走的头一天来的，而且并不是微服私访，而是故意张扬，官服正襟，坐着专用马车，带着自己的秘书，并给我送来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从容不迫地通过伯尔尼邦，不用担心有人刁难。他的来访比护照还要让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也会为此而感动不已的。为呵护一个无端受压的弱者而如此勇敢，在我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远非其他任何事情可比。

最后，我好不容易雇了一辆马车，第二天清晨，在荣幸地见到该来的代表们之前，甚至在见到泰蕾兹之前，我便离开了这片嗜杀成性的土地。当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时，我曾写信告诉泰蕾兹，让她前来会我，可我已来不及写几句告诉她我已新灾难临头了。大家将在我的第三卷[358]——如果我还有力量写的话——中看到，我是怎么原以为要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去了英国的，看到那两位一心要摆布我的夫人，施尽阴谋诡计，把我从她们鞭长莫及的瑞士赶走之后，又是怎样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的[356]。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的一段话：“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知道一些与我刚刚叙过的相反的事的话，即使它们是历经千百次证实的，那也都是些谎言和骗局，而如果他们拒绝在我活着的时候同我一起把这话弄个一清二楚，查清究实，那他们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而我则敢大声地、无所畏惧地声明：无论是谁，连我的作品都没读过，仅凭自己的眼睛就将审视我的天性、性格、道德、志向、乐趣、习惯，并将认为我是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扼杀之人。”

我读完之后，众人鸦雀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我觉得她挺激动的样子，她明显地在颤抖，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缄默不语。这就是我从读我作品和所作声明中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