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
柳鸣九
1850年8月20日，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落辉的雾霭之中，一副包铅皮的橡木棺材缓缓放进了墓穴，这时，升起了一个声音，一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后来八十年代经常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代表的声音：“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耀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1]。
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时的颂词所能缔建起来的，哪怕是众口一致的颂词，而必须经过至少一二个历史时期的考验与鉴定。上述出自雨果之口的颂词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了，它承受了历史岁月的推敲。时至今日巴尔扎克不仅仅是法兰西上空的一颗星星，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星空中一个巨大的星座。当我们要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学历史中，举出这样一个作家，其劳动量最为惊人，其创作的规模最为宏大，众多的作品通过有机联系浑然一体，其创造精神最为浩博，思想内容丰富而厚实，而其整个创作既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构成了整个一个社会、整个一个时代的活的历史，又凝聚着丰富的艺术经验，具有强旺的艺术生命力，以永不磨灭的艺术灵光，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当我们要举出这样一个作家的时候，往往最先就想起了巴尔扎克这个名字。
一 岁月难，作品比岁月多
巴尔扎克几乎是与十九世纪同时诞生，而与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始终相随。1799年，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法国已经在十年前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被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被连根铲除。暴风骤雨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的进程还没有告终。这一年，拿破仑取得了政权，开始了“法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代了封建关系，拿破仑资产阶级帝国的版图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拿破仑军队带到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虽然1814年波旁王朝又得以复辟，但并未能阻止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的继续发展，而封建贵族阶级在复辟时期也未能免于“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2]的命运，不久，1830年的七月革命，就最终结束了法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自此以后，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再也无法站立起来，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树立了自己绝对的统治。
巴尔扎克所生活的这五十一年，正是法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在这个资产阶级发展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3]的时期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带有某种命定性，取决于血统与门第，而是在自由竞争中起伏沉浮，“杂货商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贵族有时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4]，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个人登龙发迹的保证，个人以自己的雄心与才能，就可以开拓自己的天地与领域。最高的典范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拿破仑，他从一个炮兵中尉成为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并且对有才能者加以破格的提拔，他的先例与他所充分兑现的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兰西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于是，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怀着各种野心与各种才能的人，都进行着紧张的奋斗。也许只有考虑到这种时代的氛围与风尚，才能理解巴尔扎克身上那种要创建一个文学帝国的雄心与动力，才能理解一个庸俗的资产者的儿子何以成为《人间喜剧》的作者。
其实，这种性质的雄心与动力在他父亲身上已经有了，只不过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在相当渺小的领域里。他的父亲出身于农村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但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为了向上爬，他把自己原来的姓氏巴尔萨加以修改，冒充十七世纪书信散文家巴尔扎克的本家。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生活的沧海桑田中，如鱼得水，不断升迁，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巴黎，他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一名体面的绅士，在外省，他是当地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颇有地位的头面人物，虽然早年只受过一点初级的教育，但他附庸风雅，还写过两本书与一本回忆录。如果说，巴尔扎克从他父亲那里所继承的强壮的体质，过人的精力和顽强奋斗的犟劲，对于他日后的惊人的雄心与劳作是不可忽视的天赋条件，那么，也许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那家庭变迁发展的历史所给予他的启示。
巴尔扎克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寄养在图尔市郊的农村，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既给他的童年带来了痛苦，无疑也养成了他独立奋斗的精神。他先后在图尔与巴黎念完中学，1816年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此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书记，他的父母希望他沿着这条路在法律界飞黄腾达，他肯定也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生活燃起过各种各样的野心：法兰西学院院士、参议院议员、部长、富翁。但他终于选定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道路，这时，他正二十岁。
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也许一开始就是惊人的，正像他后来在自己房间里一座拿破仑塑像的底座上所写的誓言那样：“彼以剑未竟之业，吾将以笔完成之”。他具备实现这一誓言的条件吗？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生来的文学天才，虽然，在小学与中学，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生，在大学，他是文科的旁听生，对文学创作早已有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法律期间，律师事务所的经历又增进了他对人生的了解和对充满各种利害冲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但他真正要取得文学的成就，竟还要花费十年的时光。起初，他在巴黎贫民区的一个阁楼上写他的诗体悲剧《克伦威尔》，结果，作品惨遭失败，为了经济独立，赚取稿费糊口，他与末流文人合作，写一些离奇怪诞、情调浪漫的无聊小说，这些无聊的小说有十几部之多。所幸他并没有把这些低劣之作当作自己真正的文学事业，皆署以笔名，并且在他成名之后，干脆就不承认出自他的手笔。炮制劣等小说并没有使他摆脱穷困，于是，他又梦想以各种办法发财致富，先是办出版事业，出版了莫里哀全集与拉封丹寓言集，结果大亏其本，接着，他又去经营印刷厂与铸字厂，同样以倒闭告终，留给他的是高达六万法郎的债务。这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了。
困顿出天才，这虽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但对巴尔扎克来说，倒确乎如此。
在这十年的艰难生涯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的练习，“我曾写了七部小说，作为初步的创作锻炼，一本练习对话，一本练习描写，一本练习如何组织人物，一本练习如何安排结构”，这显然磨炼出他小说家高超的艺术技巧。
在梦想发财，进行商业活动而又连遭失败的过程里，他亲身深入了现代社会那充满财产纠纷、买卖风险、竞争倾轧、投机倒把、阴谋陷害的经济生活，精通了期票、契约、证券、汇单的学问以及种种繁复的法律程序与手续，洞悉了那人欲横流中的每一个波澜，并且从自己失败与被追逼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金钱对现代生活、对人的命运的作用，这一切将构成他宏伟小说作品中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他在贫民区的生活，又使他认识了现代社会另一个巨大的群体，劳苦工人大众，“听着工人的谈话，我就能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着他们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脚上就穿着他们那满是窟窿的鞋子：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融为一体了……从那时起，我已经把那称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加以分解，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能识别他们好坏不同的各种品性，我那时已经明白这个郊区、这个革命策源地可能有些什么用处。”[5]这扩大了他小说家的社会视野，加深了他对同时包括了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两个对立面的现代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而他在贫民区经常对周围环境与人物内心生活的体验感受、分析揣度，则又养成了他作为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或缺的观察的习惯。
总之，这是巴尔扎克积累生活的十年，是他对现实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十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进行磨炼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一位伟大的小说家逐渐孕育成形了。
因此，他1828年搬进卡西尼街一号后，在自己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小塑像，并且在上面题写了他那豪言壮语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在文学领域里创造出拿破仑式的奇迹的条件。
要完成伟大的文学奇迹，剩下来的事情似乎主要就是勤奋、艰苦的创作劳动了，如果说巴尔扎克十年积累时期之漫长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他成熟阶段里巨大的创作量所显示出来的劳动强度，几乎可说是举世无双。1829年，他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朱安党人》问世，到1848年，他完成了两个剧本《后娘》与《生意人》而最后停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杂文、政论与剧本外，仅仅小说作品，他就创作了九十一部，平均每年写出小说四五种。
一开始，他那积蓄已久的创作力，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造成了一种耀目的奇景：1829年《朱安党人》问世以后到1832年，他写作和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其中有《苏城舞会》（1829）、《猫球商店》（1829）、《高利贷者》（1830）、《家族复仇》（1830）、《三十岁的女人》（1830）、《沙漠里的爱情》（1830）、《红色旅馆》（1831）、《夏倍上校》（1832）、《图尔的本堂神父》（1832）、《玄妙的杰作》（1832）等，这些思想内容高度浓缩、艺术技巧圆熟的现实主义名篇，同时，还有别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驴皮记》（1831）与对于了解巴尔扎克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自传性小说《路易·朗贝尔》（1832）。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丰收，一系列在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鸿篇巨著，以极大的密度相继问世：《乡村医生》（1833）、《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4）、《绝对之探求》（1834）、《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幽谷百合》（1835）、《无神论者望弥撒》（1836）、《禁治产》（1836）、《法西诺·加奈》（1836）、《老姑娘》（1836）、《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纽沁根银行》（1837）、《古物陈列室》（1838）、《比哀兰德》（1839）、《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1839）、《乡村本堂神父》（1841）、《于絮尔·弥罗埃》（1841）、《搅水女人》（1842），等等。
最后，他那宏伟的文学大厦落成了：1842年，他确定了《人间喜剧》的总体规划，把他数量庞大的作品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并且在最后几年里，又完成了几部文学巨著：《幻灭》三部曲（1837-1843）、《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与《农民》（未完成），更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文学大厦的内容。
上述这个清单虽然简略而不完全，但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人的智力劳动竟然可以生产这样大的出息。如果考虑到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增删，每排一次版校样要换十几次，那么，一部作品也就意味着成倍或数倍的工作量。他那紧张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度过的：半夜起床，喝一点咖啡，便开始写作，一口气工作十二小时，然后，再赶到印刷厂，审阅校样，同时又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或者，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两个月，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正是以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拼命的劳动，他十天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图尔的本堂神父》，三天三夜写出了不朽的杰作《高老头》，而《闻人高迪萨》与《卢琪利一家的自白》则都是一夜之间急就而成的……
还应该看到，巴尔扎克既不像蒙田那样有自己恬静的田庄，更不像伏尔泰那样有万贯家财，福楼拜的那种优裕的日子，他也未能享受，他一生始终是在经济的压力下进行写作。早年的穷困自不待言，后来他做生意亏本而欠下的债务，又成为了他沉重的包袱。是的，他成名以后丰厚的稿费收入使他还清了1829年以前所欠的六万法郎，但他奢侈的生活、阔绰的排场、放手的挥霍又使他不断欠下新债，到1836年的时候，债务总额又达到了十万法郎。旧的债务去，新的债务来，他的生活形成了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他所享用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在债券与期票紧张的川流不息之中维持着的，因此，不得不同时为了精神作品的生产与物质生活的保障而进行奋斗，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依然要不停地工作，没有尽头地奔忙，为的是设法支付票据”。[6]如何致富以彻底摆脱债务，始终是烦扰着他的一大问题。为此，他创办过两种杂志，其中之一几乎由他一人独力执笔；他制订过十几种企业计划，1838年，还亲自跑到科西嘉岛与撒丁岛，想找到可以开发的被废置的银矿；他还进行过许多试验，异想天开地想发明一种新的物质。而在碰壁之后，则又幻想有爱好艺术的大富翁给他无穷无尽的施舍，帮他还清债务，或者谋求娶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当他从所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仍然只能以他坚忍不拔的毅力、靠他强健的体格与创作才能去进行极度辛苦的创作劳动，在劳动中用浓烈的黑咖啡刺激他疲惫的身心。
日积月累，他消耗了成吨的咖啡，在为自己与富孀韩斯卡夫人的婚事奔忙了一阵之后，他结婚不到半年，终于倒了下来，死于五十一岁。一生如此短促，岁月如此困顿，而作品却比岁月还多。这是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人所创造的奇迹，也就是巴尔扎克作为文学家之所以伟大的第一层含义。
二 前所未有的文学大厦
对于文学家来说，多产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标志。在人类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多产作家并不乏其人，然而，能称得上伟大、能与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却几乎没有。巴尔扎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多产作家不知多少倍的是，他数量庞大的作品，并不是零乱的堆积，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人间喜剧》。
这是一个怎样的整体呢？它由那么多单个的艺术杰作组成，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或少数的几部，就足以使作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何况是那么庞大的数目。这些单个的艺术品所呈现的形象图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一部完整的历史，还不仅是一个世界、一部历史呢，它提供了分析与哲理，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个思维的体系。把这样一个整体比喻作什么呢？说它像一座宏伟的大厦、辉煌的宫殿，但砌成大厦或宫殿的每一块砖石，哪里有构成它的每一部作品那样富有艺术的生命？说它像一部丰富的交响乐，但哪一阕交响乐包含有它那么丰富的主题旋律与变奏？我们很难用人类劳动的任何其他产物，哪怕是奇妙的产物来比喻它，它就是它自己，它就是伟大的《人间喜剧》，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几乎是无法比喻的博大、浩瀚的内容：人的戏。
我们无意于神化巴尔扎克，他是人。他那宏伟得令人目眩的《人间喜剧》的整体，并不是一下就构思出来，就像仙杖一点，平地就出现了宫殿那样，它是以经年累月的劳动逐步酝酿筹建而成的。
早在1829年，他出版了《婚姻生理学》，“生理学”这一题名最初就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活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与立场，这正导致日后《人间喜剧》的产生，而且，这一部作品后来也构成了《人间喜剧》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即《分析研究》的内容。同年，他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私人生活场景》的合同。次年，即1830年，几乎是他在创作上刚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他就以《私人生活场景》为总的标题，出版了《家族复仇》、《品行恶劣的危险》、《苏城舞会》、《猫球商店》、《慈善的女人》等作品的结集。1831年，他又以《哲理小说与故事》为总的标题，出版了《驴皮记》、《该死的儿子》、《刽子手》、《长寿药水》、《玄妙的杰作》、《一个女人的侧影》等作品的结集，他这两个作品集的标题，实际上在写其中的作品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或者是同时产生的。因而，它们的出版不同于一般地将一些单篇独立的作品收集成册，而是明显表现出了巴尔扎克有心使他那些各自独立的作品服从某个统一的目的、形成某种整体结构的意图，而这两个结集，事实上也就是《人间喜剧》其他两部分即《风俗研究》与《哲学研究》的雏形。
1832年，他开始运用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再现的手法，找到了把他的作品联成一个整体的具体途径。
1833年，他与出版商签订了《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合同，1834年，他开始同时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与《哲学研究》出版他的作品，同年年底，他授意菲力克斯·达文为《哲学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序言，第一次正式宣告了他庞大的创作计划以及他正在从事创建“一个统一、独立、新鲜的整体”的意图，他这个“整体”包括了三大部分，即《风俗研究》、《哲学研究》与《分析研究》，而在1835年他授意菲力克斯·达文为《风俗研究》所写的序言中，他又正式宣告了《风俗研究》包括六个方面，即《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至此，他那宏伟的整体结构的基本面貌已完全呈现了出来。
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他于1841年最后决定给他的这个“整体结构”命名为《人间喜剧》。这个标题的原意是“人的戏”，与但丁的《神曲》之原意“神的戏”相对，显然是受了那位意大利诗人的杰作的启发而来。1842年，巴尔扎克写出了著名的《〈人间喜剧〉前言》，阐述了他这宏伟结构的宗旨和他创作的意图以及他在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1845年，他亲自编定了《人间喜剧》的总目，分为三大《研究》。总目中已完成的作品数，再加上1845年以后增写的小说数，具体情况如下：第一部分《风俗研究》为六个“场景”，《私人生活场景》中最后完成的小说共二十八部，另外四部已有提纲，尚未起草；《外省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十一部，另有六部未完成；《巴黎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十六部，另有六部未产生；《政治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四部，另有四部未完成；《军旅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两部，其他还有三十部仅有写作计划；《乡村生活场景》中已出版的为两部，基本上完成的为一部，另外还有两部在计划中。第二部分，《哲学研究》计划有二十七部小说，写成了二十二部，另有五部未完成。第三部分，《分析研究》计划包括五部作品，完成的为两部。以上总共已完成的作品计八十八部，是为《人间喜剧》的作品总数。
这一巨大的建筑工程，最初在巴尔扎克的思想里，“像一个美梦”，“又像一个幻想”，是那么难以实现，然而，他以令人崇敬的毅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了它，正像他所描述的，时而建起“庞大的结构”，时而完成“建筑物的某一富丽的突出部分”，时而选出“穹窿的拱顶”，时而又安装“哥特式的十字窗”，时而“把建筑物上的空白处用壁画填补起来”，时而“在这里加上一套组画，在那里雕塑一个重要的形象”，与此同时，又“以老螺钿工匠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7]。到这位勤劳的工匠逝世的时候，人们肯定可以看到还有些扫尾的工作没有完成，或者是几个脚手架还没有来得及拆除，或者是有几个窟窿需要填补，然而，千真万确的是，巴尔扎克那个美梦与幻想毕竟成为了现实，一座宏伟无比、光辉灿烂、结构纷繁复杂的大厦耸立在人类的面前。
从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人间喜剧》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个人所敢于设想的最庞大的作品”[8]。在巴尔扎克以前，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作家但丁，创作了气势浩大的长篇史诗《神曲》，共三部作品一百章，但显然不及《人间喜剧》宏大；十六世纪法国伟大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曾写过大型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但也只有五部；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不朽杰作《堂吉诃德》堪称巨著，但篇幅大体仅等于巴尔扎克的两部长篇《贝姨》与《邦斯舅舅》；十七世纪无与伦比的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创作上硕果累累，但他的全集不过三十三个剧本；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创作量相当惊人，但与《人间喜剧》也远远不能相比；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以十几部长篇小说来描写中世纪的故事，规模可谓庞大，巴尔扎克对他也甚为重视，但正有心要超越他，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指出，虽然司各特的创作量惊人，作品的内容丰富多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新意，把小说提到了历史哲学的地位，但司各特的创作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缺乏联系，而在巴尔扎克看来，缺乏这种联系，也就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篇完整的历史”，因此，他决心吸取司各特的教训，避免他的缺点，要在前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创建起“一个巍然壮观的整体”。这就是巴尔扎克在这篇前言中所说明的《人间喜剧》整体结构的由来。
巴尔扎克如何把他九十多部小说构成了一个整体呢？一般论者认为，是由于他创造并运用了著名的“人物再现”的手法。人物再现手法的开始运用，如我们已指出的，是在1832年，这年，巴尔扎克先在《图尔的本堂神父》中写了两个次要的人物波莉勒·德·魏尔勒瓦与路易·朗贝尔，稍后，又把这两个人物作为他另一部小说《路易·朗贝尔》中的主要形象。从此以后，他不断地运用这个方法，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如《高老头》中到巴黎来谋出路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后来又多次在其他作品中出现：在《纽沁根银行》与《小资产者》里，他替纽沁根当帮手，从事投机活动，大发了横财；在《夏娃的女儿》中，他爬上了副国务秘书的座椅；在《莫名其妙的戏子》中，他当上了贵族议员；在《阿尔西的议员》中，他娶了自己情妇纽沁根夫人的女儿；在《贝姨》中，他被封为伯爵。又如，伏脱冷这个人物，最初出现在《高老头》中的时候，是一个在逃的黑帮头子，社会法律的对立面，他一再出现在《幻灭》与《交际花盛衰记》等小说里，最后，他却成为了警察的密探，统治阶级的鹰犬。其他人物如金融家纽沁根、投机家杜蒂埃、不学无术凭生意经当上报纸总编辑的斐诺、贫苦知识分子出身而著名的皮安训、刁钻的商人玛古斯、军人勃里杜、进步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克里斯蒂安……都曾在不止一部作品里再现，据统计，反复在不同作品里再现过的人物有四百多个，有人物再现的作品共七十部，其中以《交际花盛衰记》的人物再现最多，达一百五十五个。
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作家采取这种手法，它完全是巴尔扎克的独创。巴尔扎克用它有效地把数量庞大的作品联结组合了起来，人物的不断再现，一方面使各个不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与故事情节，构成了同一个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生活面和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是同一个时期里同一社会生活的面面观，不论是从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与纵深发展过程，都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有机的内容；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既使得人物具有广泛的活动面，枝条蔓延，互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活动着、变化着的群体，又使其中某些重要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历历在目，大大丰富了重要人物形象的社会内容。总之，巴尔扎克的人物再现的方法，使得《人间喜剧》成为了内容丰富、浑然一体的社会生活的再现，它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果仅仅把《人间喜剧》的整体性归之于人物再现，那显然是不够的，《人间喜剧》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的主要基础，还是它所表现的现实生活的统一性，或者说是巴尔扎克所表现的具有统一性的现实，他自己说得好：“《人间喜剧》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9]。而关于《人间喜剧》的这种统一性的思想，在巴尔扎克那里又是极其丰富的。
巴尔扎克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他所要表现的并不是一个纯物质的静寂的世界，而是一个活动着的人的世界。因此，他在《人间喜剧》里，致力于描写出“自然加社会”的人的世界，他以统一观的思想，不仅把一定的自然条件、客观环境中的人所扮演的一出出戏剧与这种条件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表现，而且，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结合了起来加以描绘。特别是后者，更是他致力的重点。在他看来，“每只动物的习惯在任何时代都经常是相同的，可是国王、银行家、艺术家、资产阶级、教士和穷人的习惯、服装、言语、住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高下而起变化”[10]，他根据这种“社会加自然”的思想去分析和表现人，给他那为数二千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所组成的世界，提供了最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他明确指出，“作者首先致力于解剖人，可以说，这便是作品的统一性之所在”[11]。
为了在《人间喜剧》中，追求他对于统一世界的理想，巴尔扎克在表现社会生活时，力图不遗漏任何一个方面，或者说，他正是要以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描写，来构成一个艺术中的统一的世界，他的《风俗研究》中的六个场景——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乡村生活，几乎包罗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事实上，没有标出为场景的，如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法律诉讼、商业金融等等，亦无所不包。而它们在《人间喜剧》中之构成一个整体，也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同样，为了实现他对于统一世界的理想，巴尔扎克在表现人生的时候，又力图不遗漏任何一个阶段，或者说，他正是要以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描写，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的图景。他在《私人生活场景》的作品里，主要“描写童年、少年以及他们的过失”[12]；在《外省生活场景》的作品里，主要“表现热情、盘算、利欲和野心的时期”[13]，也就是成年时期；在《巴黎生活场景》的作品里，主要表现腐朽的、衰老的时期。
此外，为了表现“我们美丽的国家”的完整的形象，他又描写了不同的地域，描写了每个地域里不同的地理、家族、谱系、场所、物产、盾徽以及各阶层的人物：市民与贵族、手艺者与农民、政治家与花花公子……
总之，在《人间喜剧》里，有一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历史，巴尔扎克在这里所运用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或者像他所形容的那样，把“如此不同、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真实的各个独立的单篇”连在一起，以构成一面“世界的镜子”，这就是《人间喜剧》包括了九十多部作品而同时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基础，就是巴尔扎克创造了史无先例的宏伟整体的奥秘！
这样的宏图大业，固然与个人的天才、顽强的毅力、充沛的精力不可分，但与时代社会的条件更有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整体结构，应该说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十九世纪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它所包含的表现世界一体的思想，是十九世纪人类对现实世界认识的扩大与深化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必然的结果。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历史学中社会阶级论的出现，如果没有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空前增多，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整体”，一种“有联系的科学”，那么，作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最伟大代表的巴尔扎克，也许根本不可能具有《人间喜剧》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所必然要求的广阔的宏观的视野与世界统一性的思想。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在大学期间，曾接触过唯物主义哲学与历史学中的社会阶级论，而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他又明确说明了他从当时生物学、博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受到的影响，特别是从博物学家饶夫华·圣·伊莱尔的“统一图案”学说中得到的启发，他从自然环境造成了千殊万类的动物这一学说，认识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这样一个真理，从布封写出以全部动物为对象的《自然史》的先例，决心写出以全体人类为对象的巨著，这才产生了他关于《人间喜剧》整体结构的主意。是的，巴尔扎克的旷世奇才在文学史上的确少有，如果我们不能说他的天才盖过了他那些同样伟大杰出的先行者的话，那么，我们却完全可以说，他所遇上的时代社会条件，他所可以利用的人类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则正是那些先行者所完全未能见识的，因此，他也就有可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文学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巨制鸿篇又有着它历史社会的必然。
三 历史的百科全书
只从作品比岁月多、作品构成了巨大的整体这两方面来看巴尔扎克的伟大，当然还是不够，巴尔扎克的伟大有更深一层的、更重要的含义：他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的书记，他的《人间喜剧》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形象的历史。
巴尔扎克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一部卓越的历史呢？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这样宣称：“法国社会将要写写它的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与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能写出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巴尔扎克这一段言简意赅的话，包括了一个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纲领，与其说是它是1842年时巴尔扎克对自己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总结，不如说是他从1830年以来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实际上已经实践了的原则，他的《人间喜剧》就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应该说，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所根据的他的现实主义思想，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并不是创见，它属于亚里士多德最早所提出的“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去摹仿”这一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传统，而在他之前，至少有两个和他同样伟大的作家表述过同样的思想。莎士比亚这样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的演变发展的模型。”[14]塞万提斯也指出：“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15]这两位伟大的作家也是带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去描绘自己的时代社会的。
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他继承了历史上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且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发展到新的高峰。那么，巴尔扎克有别于历史上其他伟大作家的新贡献与新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巴尔扎克把模仿自然的思想，更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凝聚为描写历史时代、社会现实的创作纲领，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巴尔扎克这样自觉地把自己视为历史学家的鲜明意识，而且，还要“比历史学家做得更好些”[16]。巴尔扎克深知，历史的规律与小说的规律不同，历史作记载的是“过去发生的事”，小说写的是“庄严的谎话”，他之把小说创作比之于记录自己的时代，把自己比之于历史的书记，仅仅是在他所理解的这样的意义上而言的：他的小说要以细节上完全真实的描绘，去表现人类的各种典型，讲述私生活的戏剧，考查社会的设备，编纂职业名册，登记善恶的事实，而构成一部虽然并未发生过的，但其形象图景与客观现实同样可信可靠的历史，而且，其包罗万象，其完整的程度完全可与实际历史比美。从司各特的前车之鉴中，他吸取了经验教训，立意在一部作品里通过一个人物形象来表现一个时代，又在众多的作品里通过一系列人物，把作品联系起来以表现历史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一部作品就是一章，每一章都描写一个时代。但当他看到不同的人物不仅表现不同的时代，而且表现不同的类别，而一个社会正是由不同类别的人所组成的，于是，他就从表现纵的历史发展而变为表现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或断层。他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朱安党人》，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为内容，似乎可以说是他力图开始表现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尝试。而后，他就放弃了这一个表现人类发展史的计划，而集中表现他所熟识的当代社会，为自己的社会和时代作一位忠实的书记。
当然，在巴尔扎克以前的文学史上，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莫里哀的喜剧、十八世纪启蒙作家伏尔泰及狄德罗的某些作品，都是表现了自己时代社会的杰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与这些杰作不同的是，它在全面呈现当代生活的形象图景上达到了更全面、更详尽、更深入的程度。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他这样把对自己时代社会的文学描绘，提高到历史学考察某个时代社会时所具有的那种分门别类、齐全得不容许有任何疏漏的程度。他规模巨大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分为六个场景，首先就表明了他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全景的意图。这六个场景的确像历史的百科全书，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在这里几乎都得到了反映：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行动与战争，革命后直到七月王朝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与人物命运的沉浮，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依附于这个社会的娼妓生涯，外省青年的奋斗与悲剧，宗教领域里的虚伪与奸诈，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以及发迹与破产，金钱的魔力与人心的败坏，法律上的诉讼与纷争，文坛上的恶浊，新闻出版中的阴谋伎俩，流氓、犯罪分子的黑社会的内幕，农村中紧张的阶级关系，农民、资产者与地主之间复杂的矛盾，下层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因为《人间喜剧》具有宏大的规模，所以，它就得以将巨大的篇幅献给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风貌、状态、内情以及在其中发生的事件与在其中活动着的人物，都是以显微镜才有的放大比例和油画所特具的精细入微的笔法表现出来的。这是巴尔扎克的先行者与同时代人都没有做到的。以他的同时代人而言，在描绘现实的深刻性上唯一能与巴尔扎克比较的是司汤达。但司汤达在《红与黑》里用少数几章所表现的宗教界的钩心斗角、鬼蜮伎俩，巴尔扎克则以《图尔的本堂神父》这样整整一部作品来加以表现，当然更为淋漓尽致。司汤达在《红与黑》里以概括的手法来烘托的铜臭财利的氛围，巴尔扎克则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一系列作品里极其细致深刻地加以描写，包括揭示出人物大脑皮层的皱褶里和内心深处所渗透的这种铜臭的毒素，显然更为深刻。至于新闻出版行业中的卑鄙龌龊，十九世纪其他的作家几乎没有触及，而巴尔扎克则用了长篇小说《幻灭》的大部分篇幅来加以揭露。
固然，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和深入细致的程度来详尽地描写自己时代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作家的卓越之处，然而，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就不仅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绘出自己时代社会的生活现象，即风俗画，而且还要通过这种画面表现出自己时代社会某些本质的方面。巴尔扎克生活在从拿破仑帝国经波旁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的这一历史时期，这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反复争夺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经济领域里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又在政治领域里结束了与贵族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从而在法国全面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时代。巴尔扎克是在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军事征战的拿破仑时代成长起来的，在历史发展出现了反复的复辟王朝时期积累生活与写作经验，而在金融家、银行家建立起自己稳固统治的七月王朝时期写作他的《人间喜剧》。他的作品在全面反映了这一整个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又特别集中描写了1815年至1830年的复辟王朝时期，这个时期的矛盾虽然更为错综复杂，然而，巴尔扎克在对这个时期进行描绘的时候，已经亲身见证了它发展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条件得以表现出这一时期矛盾斗争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复辟王朝时期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曲折。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遭到失败后，被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又在欧洲各君主国的刺刀保护下，回到巴黎，重掌政权。不过，由于大革命早已将法国封建贵族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摧毁殆尽，而资本主义关系经过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帝国又大大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复辟王朝再也不可能在法国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即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封建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而不得不接受1789年以来的现实，在政治上通过君主立宪制分给资产阶级一部分权力。如果说，复辟王朝所代表的封建贵族势力在政治上还作为统治阶级，保持着至尊的地位的话，那末，在经济生活中，贵族阶级并没有因为波旁王朝复辟而稍减其衰颓败落之势。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以不可挡拒之势继续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继续咄咄进逼，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宰。这就是复辟时期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巴尔扎克所面对的基本形势，巴尔扎克作为自己时代历史的书记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深刻地认识并表现了这一基本的形势与阶级关系，他的《人间喜剧》就是这一形势与关系的形象再现。
经济生活的进程是社会现实中最根本的东西，而善于从经济关系来认识与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正是巴尔扎克令所有十九世纪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特长。他在《人间喜剧》里，虽然使读者看到贵族人物在社会上层熙熙攘攘、抛头露面，气派十足，俨然是世界的精华、社会的中坚、国家的主人，他们豪华的客厅是资产阶级时髦妇女所钦羡的所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构成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新闻，但巴尔扎克却又透过这社会生活的表层现象，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内在状态，让读者看出在那个时代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不是这些漂浮在社会表层的贵族人物，而是那些掌握着社会经济命脉的暴发户资产者。在《人间喜剧》里，粗俗的银行家纽沁根尽管被妻子与拉斯蒂涅骑士戴上了绿头巾，但他的票据却“闻名全欧”，他具有那样大的神通，可以“将议员出卖给政府”[17]，而且，好些贵族家庭的经济命运也都捏在他的手心，他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就使得漂浮在社会表层的那些贵族时髦人物，有的覆没沉底，有的逐浪高升。《人间喜剧》中另一个著名的人物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社会中也是举足轻重，他“有的是钱”，王公伯爵要向他借钱就不得不受他摆布，正是他，以债务逼迫复辟王朝政府中的要员，在人事任免上完全听命于他。巴尔扎克在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的力量与作用的时候，还把这种力量与作用在社会上造成迷信与崇拜的心理揭示得很深刻。纽沁根明明像一条巨蟒或一头老虎那样嗜血贪婪，吞并了好些家的财产，却偏偏被人视为“第一等正直的银行家”。同样，葛朗台老头虽然出身低贱，然而，他以其商业上的精明与经济实力，而在当地成为了“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甚至在人们的眼里，“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18]。
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以历史的书记自命的作家，复辟时期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能被置于他的创作视野之外的，他在《人间喜剧》里多次表现了这一个主题，而它恰巧是不那么容易表现的。众所周知，在复辟时期没有发生过两个阶级冲突的富有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作家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意志愿望、不同的倾向、不同的行事方式、不同的利益以及不同的策略手段的对立，从这些对立中概括出两个阶级互相矛盾斗争的实质以及斗争结果所具有的意味，这是作为文学中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巴尔扎克这位“历史学家”，正是通过平凡的生活现象，表现出了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描写出高贵、骄傲的贵族是如何败给了资产阶级。在《老姑娘》中，阿朗松城中富有的老处女违反先辈都是与贵族联姻的先例，在资产者与旧贵族之间选择了前者；在《古物陈列室》里，一个封建贵族的沙龙与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沙龙互相对立，像古董一样的旧贵族代表人物总想恢复过去的生活方式，更不愿意放下贵族的架子与资产者联姻，还期望后代光耀门庭，然而，“可怕的命运”却狠狠地嘲弄了这种矜持与梦想，最后的结局恰巧与这种贵族古董的愿望完全相反；在《苏城舞会》中，德·封丹纳伯爵就不得不采取识时务为俊杰的态度，让自己的女儿与资产阶级家庭结亲，而这只不过是顺应了当时“法国的贵族议员都在为儿子找一个有钱的媳妇”的社会风气。这些作品里婚姻问题上的悲喜剧，说明了资产阶级已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上风，封建贵族不得不放弃了他们最珍视的门第与血统的观念，解除了过去对资产者的优越感，而屈就在他们的金钱面前，这是旧阶级在道德与尊严上的一种失败与投降。这种贵族的失败与被战胜的主题，在另一些作品里更有所展开与深化，在《朗热公爵夫人》里，作者指出了复辟时期的贵族虽然是过去时代“最有诗意的残余”，但已经衰老而“容易被战胜”；在《蓓阿特丽斯》中，他又指出贵族社会“在复辟时期十五年这一段意外胜利的时间，并未能重建，倒被资产阶级用羊角槌撞击得分崩离析”；在《比哀兰德》中，他描写了地方上资产者与贵族的党派斗争，结果以资产者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至于贵族男女如何在资产阶级的金钱的腐蚀下而衰颓败坏，《人间喜剧》中则有更多的描写。
这就是巴尔扎克为自己时代的阶级关系与基本形势书写下来的历史。如果说，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基本形势在复辟时期已经很明朗的话，那么，到了1830年以后的七月王朝时期，则完全是既有的历史结局。随着在七月王朝时期生活经验的日益积累与对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认识日益深化，巴尔扎克在自己创作的后期，逐渐把他描写的范围扩大到他眼前的七月王朝时期。这样，他的《人间喜剧》也就更完整呈现出他所见证的阶级形势与历史发展，更全面地表现了整个这一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两个社会交替时期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它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恩格斯曾经做了崇高的评价：“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9]
巴尔扎克作为历史的书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自己时代社会的本质。在他的时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定型，资本主义关系与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全面奠定和巩固了下来，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活力的上升阶段。然而，巴尔扎克并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清晨的讴歌者，他透过这个时期的繁荣与活力，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新型的社会的根本特性，并把它深刻地表现在自己的《人间喜剧》里，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罪恶本质的揭露者。而作为一个揭露者，他又比任何一个十九世纪作家都更为准确，更为淋漓尽致，更为强而有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这样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他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的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金钱决定一切、金钱万能的本质，在《人间喜剧》里有着形象而深刻的表现。
巴尔扎克显然是站在一个高处，从1789年以后的历史进程来俯视自己时代社会的本质，从而使他《人间喜剧》中的形象表现具有了高度的社会概括性与历史论断式的科学性。他表现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新型的社会里，并没有实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而是实现了金钱的统治，“金钱是这个新社会的轴心”[20]，“黄金是世人膜拜的惟一力量”[21]。他还具体通过一系列资产者的形象，揭露出这些拥有大量钱财的暴发户是“无人知晓的国王，命运的主宰”，是这个社会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利用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2]，而法律，“替有钱人辩护，把有心肝的人送上断头台”[23]，是资产者手中的工具。至于政府机构，“也不过是富人之间制定的对付穷人的保险契约”而已。巴尔扎克这些形象描写揭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本质与国家政府的阶级性质，其广泛深刻的程度，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中是少见的。
巴尔扎克不愧是一位自命为风俗史历史学家的文学大师，他不仅以高度的概括性道出了自己时代社会的本质，而且善于描绘出这种本质所派生的种种社会风习与时代气氛。他表现出金钱的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腐蚀了一切，使整个社会都变成为“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24]，使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发散腐败的铜臭的气息。在上流社会，贵族妇女为了金钱而自寻失身之道，资产阶级妇女为了金钱与衣着而玩弄种种不忠于丈夫的手段，“隐藏在金银珠宝下的丑恶”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所能写得尽的；在政界，“每个人不是行贿，就是受贿”[25]，金钱“可以收买官员们的良心”[26]；在宗教界，虔诚神圣的宗教感情早已被金钱与现实利害的考虑涤荡无存；在文化领域，“文学有一副恶俗的生意面孔”[27]，真正的诗歌创作不能见容于生意经，“一切都由金钱决定”，“样样好卖钱，样样能创造，连名气在内”，“书不过是低价收进，高价出售的商品”[28]；在新闻出版界，各种舆论、各种伎俩的背后，都有金钱与现实利害在操纵，写的文章是捧是骂，全听作为承包商的报纸老板的指挥，任何人只要肯出二三十法郎，就可以买一篇吹捧的稿子……
既然社会的本质如此腐朽，一切都可以金钱为转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被扭曲、被败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充满了为了金钱与利益的冲突。巴尔扎克作为历史书记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不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描绘得异常真切生动。他深刻地看出了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以尖锐的形象与语言，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在他的笔下，这种纷争无处不在，“作品跟作品的斗争，人跟人的斗争，党派跟党派的斗争”，这种斗争任何人都“不能不卷入”，任何人都“必须有计划地厮杀”[29]。在这种纷争混战之中，道德沦丧，尊严丢尽，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凶狠厉毒：“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你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不留情地打击别人……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30]。社会本来是人的世界，但是，在残酷的社会法则下，却变成了如此可怕的情景：“你吞我，我吞你，像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31]。
在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社会恶的本质的描写中，更引人注意的还是他通过家庭悲剧来揭示这个社会拜金主义的本质以及金钱腐蚀一切、败坏人心的程度。他经常描写因为金钱与现实的利害而在一个个家庭中发生的矛盾、纠葛、争夺以至谋害，形式各异，格局不一，但动因与实质相同，这种悲剧是《人间喜剧》中最多见的题材。可以看到，在《欧也妮·葛朗台》中，金钱拜物教如何在葛朗台身上把对亲人的感情都剥得一干二净，导致了他女儿终身不幸；在《高老头》中，女儿为了钱财与享乐，像挤柠檬一样把父亲挤干之后，就扔弃不顾。金钱利害的打算如此侵蚀社会生活中最天然的范畴——亲近的血缘关系，使这种关系变得如此冷酷，这已经足以使人惊异了，但巴尔扎克还不满足于此，他更进一步把金钱的这种腐蚀力表现到极度，描述出资产阶级家庭悲剧中虽然没有出现毒药、匕首与流血，但其惨厉酷烈的程度却决不稍减。在《搅水女人》中，家庭里围绕着一笔遗产展开了残酷的争夺；在《于絮尔·弥罗埃》里，有钱的医生被亲戚们所包围，开始了一场无情无义的纷争；在《比哀兰德》里，一个天真的小姑娘因为是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被觊觎财产的亲戚蒙骗、残害致死；在《禁治产》里，由于财产的争执，妻子宣布丈夫是白痴，并进行控告；在《夏倍上校》里，妻子为了吞没和霸占丈夫的财产，竟要置他于绝境。巴尔扎克善于把这类家庭悲剧描写得令人心肠断裂，惊诧骇然，善于表现出利欲心理，谋取财利的鬼蜮手段违背人的正常感情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大大深化了他对产生这种悲剧的社会的本质的揭露，使他为自己时代社会所绘制的风俗画面，既有历史的价值，也富有伦理的意义。
巴尔扎克作为历史的书记，不仅以艺术形象再现了一定历史阶段里的阶级形势，揭示了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以冷静的科学的态度，思考与探讨了这个刚刚建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把它们表现在《人间喜剧》的艺术图景中，显示出他深刻的观察与敏锐的远见。
巴尔扎克的时代，资产阶级关于人的价值标准全面代替了贵族阶级的价值标准，人的价值不再以其血统与门第来衡量，而是以其才干与能力来衡量。拿破仑就是树立与实现这种价值标准的一个典范，不论从他本人的发展还是从他掌权后用人的政策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大革命后整整一代求发展的青年都以他为最高理想，他们对这种资产阶级价值标准的向往与因为这种价值标准在复辟时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苦闷和愤慨，曾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不止一个法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津津乐道的主题。巴尔扎克与众不同的是，他固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与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使得好些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升到了社会的上层，并通过《人间喜剧》中一些人物的发迹表现了这一社会法则，但他却又同时看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对于人才的阻碍与摧残以及资产阶级价值标准中丑恶的阶级内容，并且以他作品中典型的青年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深刻的认识。在《幻灭》中，大卫·赛夏虽然是一个有为的发明家，但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放弃了发明的专利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理想；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吕西安，在诗歌创作上确有才能，但“聪明才智要靠金钱做支点”，他的成果不止一次遭到了冷遇与嘲笑，在巴黎恶浊的氛围中，他离开了严肃的文学道路，被毒害成一个无耻的文痞，然后又被无情的社会现实压得粉碎，像他这种命运的青年显然不止一个，正如小说中一个人物所说：“这批小青虫没有变成蝴蝶就被踩死了”[32]。在《人间喜剧》里，倒也有一个青年向上爬获得了成功，那就是拉斯蒂涅，但他恰巧并不具有特别的正当的才能，他不是通过读书上进、奋发有为的道路进入社会上层的，而正是“抹煞良心，走邪路，装了伪君子而达到目的”。通过这个人物，巴尔扎克打破了资产阶级关于人的价值标准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法则，他还指出了这样的社会现象：“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显示出一种冷静的客观的态度，避免陷入十九世纪作家在表现青年人求发展而不可得的题材中经常有的那种感伤主义。
新闻报刊问题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另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巴尔扎克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表现在《人间喜剧》里。在封建时代，法国只有一些文艺、科学的杂志，没有政治性、社会性的日报，这种报纸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它们在革命斗争高潮的年代里，是各党派的喉舌与斗争工具，随着大革命的完成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进程，新闻报刊的作用与地位也有了变化。巴尔扎克敏锐地捕捉了这一变化的社会现象，他在《人间喜剧》里，充分写出了新闻报刊作为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性与它受制于金钱而作为金钱魔力的一种延伸，作为意识形态的商品化而起的恶的作用。它可以根据某种意图，无中生有，制造和散布流言，影响人们的思想，左右他们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物质的力量；它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可以进行吹捧，为人制造名声，又可以施以攻击，败坏声誉。虽然报纸新闻事业在巴尔扎克时代，规模并不巨大，仅仅是一种新兴的行业，但巴尔扎克却预见了这种行业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通过一个人物这样指出：“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的，十年之内样样都要受广告的统治。”[33]更为深刻的是，巴尔扎克清醒地看到这种看起来独立的力量，在那个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要受金钱的控制。他的杰作《幻灭》的主要篇幅，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社会现实，虽然他因此遭到了攻击，但他仍坚持他的揭露，他这样宣称：“新闻事业在当代风俗史中所起的作用如此大，以至一个作家如果在扮演的剧目中取消了这一场景，将来就会被视为懦夫，”[34]显示出他作为历史的书记决心写出一部时代的信史的勇气。
巴尔扎克的时代属于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时，还不具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一系列的特点，这些特点，如生产的集中与垄断、银行的新作用、金融寡头的出现、资本输出与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等，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末才逐渐出现。不过，巴尔扎克进行写作的时期，正是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统治的七月王朝，巴尔扎克像有预见的历史学家一样，从当前的经济生活中洞察了日后将充分发展扩大的某些萌芽，并且用艺术的形象来加以表现。在他的《人间喜剧》里，我们已经可以从纽沁根这个人物身上看到金融寡头的雏形。他集中了社会上各种有产者的货币资本，深入工业，掌握股票，进行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已经开始逐渐落在他手里；他还控制政府的人事任命，他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张到整个欧洲，而成为了“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巴尔扎克还详尽而精确地描写了这个由“中介人”向“垄断者”发展的趋势，他在金融市场上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他在股票生意上所使用的手段，他在发行有价证券以及在支付、清理上所施展的魔术，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已经开始带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金融资本活动的性质，而这个人物的得心顺手、飞黄腾达则又预示着金融寡头、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人间喜剧》中这些充分而细致的形象描写，说明了巴尔扎克对当代经济生活中的新动向有着深刻的认识，说明了他要为自己时代的“财政金融”留下一份透彻的历史记录的用心。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贫富对立与劳动人民的悲惨的处境问题。大革命的社会现实清楚地表明，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性王国与平等的理想已经完全破灭，而在革命高潮中作为革命力量的“第三等级”也早已分化，资产阶级再也不以全民利益的代表出现，成了为追求与维护自己的私利，为巩固资本主义秩序而压迫其他阶级，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因此，在这个新的社会里，富有与贫穷的对立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更加尖锐化，劳动群众的贫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条件。面对这种现实，十九世纪上半叶不止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与贫富对立，但都不及巴尔扎克反映得那样突出与鲜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不止一部作品触及了这个主题，他在《金眼姑娘》、《法西诺·加奈》、《交际花盛衰记》以及《海滨惨剧》里，都描写了工人、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每天像动物一样从事繁重的劳动，其负荷大大超出体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女工与童工更是悲惨，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生活。巴尔扎克一方面把这种生活与富人的穷奢极欲加以对比；另一方面又用劳动人民优秀的精神品质去对照资产阶级的腐朽丑恶，他在《无神论者望弥撒》中所描写的劳动者崇高的无私的人格，在那个卑污的社会里发出格外动人的光辉。巴尔扎克还直接面对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矛盾，以忠实的史学家的态度，道出了真实。他在《纽沁根银行》里，指出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的真实原因是：“七月革命以后，工人困苦到了极点”，“工人整天劳动，赚的钱不够活命，比一个苦工囚犯还不如”。他在《搅水女人》中还指出，1830年以后伊苏登种葡萄的农民起来暴动，是因为“日益受到种植费用与捐税的重压”。
对于十八世纪的启蒙作家来说，深刻地揭露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提出一些带根本性的社会现实问题，相对来说，也许还比较容易。因为法国封建专制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几百年中，它的本质、矛盾、问题、弊病，都早已逐渐地暴露了出来。但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却刚出现在地平线上不久，正在他的眼前以复杂的形式逐渐明朗、定型，要在变幻之中把握住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发现他刚产生的问题并预见其发展的趋势，显然就不那么容易。巴尔扎克做到了这点，在规模宏大的作品中，以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形象场景和无数精确真实的生活细节做到了这点，达到了历史学的广度与高度，而又比历史学更丰富、更深入、更生动。因此，虽然巴尔扎克的创作并非每个方面都受到他身后所有才智之士的称道，但他作为自己时代社会的历史学家的崇高地位与权威性，却从来没有遭到任何置疑；从雨果、乔治·桑到福楼拜、左拉、法朗士，无人不对巴尔扎克在真实描写历史这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赞颂备至。
四 丰富而深刻的思想
巴尔扎克不仅真实描绘自己的时代社会，是文学中的“历史学家”，而且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是文学中的“哲学家”、“思想家”，这是他之伟大的另一个方面。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加工的产物，思想性是作品的灵魂，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精神品格。对于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不必是文学家，但文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却必须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的特点，“谁要是谈到‘诗人’，他也就是在谈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35]，甚至有的批评家这样强调：“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艺术工匠而已”[36]。虽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发不发表哲学议论，但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质决定：是否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的特点，是否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了丰富的思想、高超的见解、敏锐的感受、隽永的哲理、对事物高屋建瓴的总体观，总之，是否表现了作家本人的精神才智与风采，毕竟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是否伟大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作家只有在自己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描绘中表现出了思想的丰富与深刻，才能以其艺术力量与思想力量而不朽，文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说明，这远远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做到的，这是少数杰出的、伟大的作家特有的标志，巴尔扎克就正是具有这种标志的少数杰出者、伟大者中的一个。
我们注意到，巴尔扎克笔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大尼埃·大丹士，他称这个人物为“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对他在成名之前的状态作了这样的描写：“大丹士认为不精通形而上学，一个人不可能出类拔萃。那时，他正在挖掘古往今来的哲学宝藏，预备吸收融化，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思想和事实，书本上的世界和活生生的世界，他都研究”[37]。是否可以说，这段描写就是巴尔扎克自身某些经验的写照？看来是可以的。事实上，巴尔扎克本人确是一个几乎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里都有所涉及的研究家。他研读过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与学说，具有广博的学识与修养，对于抽象的理论与形而上学还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期的观察与研究的基础上，又对生活有透辟的理解，堪称为一个他自己所称颂的“深刻的哲学家”。早在1834年，他就通过达文的笔，说明了自己创作的这一特点：“他那些作品都体现了早期的研究和他那形而上学精神的倾向，他的知识领域既多样又宽广。”[38]他对大丹士的描写，正反映了他主观上对于思想与研究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他把思想与研究当作作家的先决条件的那种卓见。正是在他这种对作家的高标准的要求下，在他自觉地要当“深刻哲学家”的努力下，《人间喜剧》得以成为一部富有才智的书，成为了一个尽管纷纭复杂但却充实丰富的思想“宝库”。
从《人间喜剧》的总体结构来看，巴尔扎克显然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只成为以情节取胜、供人消遣的故事，也不愿意自己的作品成为现实生活单纯的复写、缺乏思想意义的场景与画面，而是把《人间喜剧》的三大部分总称为三大“研究”，在“研究”之下，再分为若干“场景”，这就表明了，巴尔扎克是自觉地要通过现实生活的场景来表述一定的思想和哲理。关于这三大部分各自的性质与关系，他还作了这样的说明：“《风俗研究》是描写社会所有的现象，《哲学研究》是阐明这些现象的原因，而《分析研究》则是探讨其原则”[39]。就表述思想与哲理而言，巴尔扎克心目中的重点当然还是《哲学研究》与《分析研究》，用他的话来说，在《哲学研究》里，“一步深于一步的思想层层演绎”；在《分析研究》里，“有利于社会前途的新方案，诗意盎然地展开”。尽管在我们看来，《人间喜剧》中的主体部分《风俗研究》中的思想性，事实上要比后两大部分来得丰富深刻；尽管巴尔扎克阐明其原则与方案的主要作品如《乡村教士》、《乡村医生》，并不属于《哲学研究》与《分析研究》，而恰巧是在《风俗研究》中；尽管在巴尔扎克心目中，自己的形而上学精神的最高层《分析研究》并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尽管巴尔扎克所要阐述的原则与方案正好表现出他的阶级局限性，反映了他自己的弱点与缺陷，但他这整体的构思清楚地表明了，巴尔扎克力求使他的《人间喜剧》服从某一个思想目的，具有一种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特点，成为一种社会的研究，一种哲理的形象思维。
“他丰富、有力、繁茂，是丰满的乳房，泡沫满溢的酒杯，盛满了的酒桶，充沛的汁液，汹涌的岩浆，成簇的嫩芽，如滂沱大雨一般浩大的生命力”[40]，这是雨果形容莎士比亚的一段话，用这段话来形容巴尔扎克丰富强旺的思想力量，似乎也很恰当。我们读《人间喜剧》，既像进入到一个遍地都是思想之花、到处结着观念之果的园地，又像遇到了一个洞悉世情、视野旷阔、见解精辟、谈吐隽永的维吉尔，他引导我们游历过去的那个时代社会，向我们形容，述说，分析，议论，评点……
议论本是文学的大敌，它可以破坏文学作品的形象性，甚至可以使作品不成其为文学的作品，然而，在《人间喜剧》里，议论却居然与形象描写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别有兴味，增加阅读的兴趣。考其原因，是这些议论凝聚着作者深刻的观察、精细的世故，具有思想的闪光与耐人寻味的哲理，而其语言，请允许我们借用他自己的佳句来比喻，“像箭一般轻灵，不仅脱口而出，而且一针见血”。这些议论有时是作者站出来发表的，更多的情况则是被作者放在不同人物的口里，虽然在后一种情况，巴尔扎克要照顾到人物的身份、性格与习惯，但这些议论也都代表了巴尔扎克的真知灼见。
这里，有几个脍炙人口的范例，它们是巴尔扎克高超才智的标志。
请看鲍赛昂子爵夫人在自己寓所里对拉斯蒂涅的那一番议论。除去这个贵妇人由于已被情人公开抛弃而特有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语调，那一段话把“社会是一个泥坑”、“社会又卑鄙又残忍”的道理讲得多么透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冰冷与残酷指点得多么清楚。其中所抨击的一些世故，特别是人把人当作驿马来骑的比喻，包含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处世哲学多么深刻的剖析。
请看伏脱冷在伏盖公寓的院子里对拉斯蒂涅的那一大段高谈阔论。把一通议论写得那么洒脱豪放、淋漓尽致，难道是一个思想贫乏、见解平庸的作家所能想象的吗？在这里，警句层出不穷，铿锵作响，显示出写作者思想的分量质地，叫你非得一口气读完。“巴黎仿佛新大陆上的森林，有无数野蛮民族在活动”那段精辟的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深刻认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脏臭”，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生活的言简意赅的概括，是难得的警句；“巴黎的人是怎么打天下的？……清白老实一无用处”那一通冷嘲热讽，是对不择手段的自由竞争所作的批判；“在巴黎，正人君子是不声不响，不愿分赃的人”的一番议论，是对资产阶级道德沦丧的抨击。巴尔扎克在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用伏脱冷的“恶”的角度与“恶”的语言来加以表述的时候，又让奉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阵”的“天意”与“把所有的人一齐打倒”的“美学原则”的伏脱冷，自称为“诗人”与“艺术家”，他这绝妙的讽刺又显示出这样一种卓越高超的思想：资产阶级社会原是以“恶”为“善”、以“恶”为“美”的。
请看大丹士在卢森堡公园里与吕西安那一次关于文艺的谈话，你把它看作一篇精彩的论创作的文章也未尝不可，其中充满了精辟的文艺见解。大丹士头两句话就提出两个重要的思想：“所谓天才，就是耐性”与“什么艺术，还不是经过凝炼的自然”。这与其说是大丹士出口不凡，还不如说是巴尔扎克本人见解卓越。如果巴尔扎克没有把他深刻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锤炼成如此精辟的警句，他如何能使大丹士讲出这句打着自己独特印记的话来？接着，就是一段谈创作的宏论，在那里，丰富的思想观点叫人应接不暇，对司各特作品的优劣得失分析得那么精到，对如何走超越前人的新路指点得那么明确具体，对如何去“写出一部生动的法国史”，“刻画出时代的精神”以及如何描绘历史人物的形象论说得那么具有独创性，使人一看就是巴尔扎克本人丰富的创作思想的部分展示。
请看罗斯多在饭铺里对吕西安的一席忠告，那里有对法国文艺状况的出色的综述，有对文坛派系斗争的透辟的分析，有对文学商品化的揭示，有对资本主义与诗歌创作的敌对的论说，“诗神身上盖满了灰土，溅着街车的泥浆”，这诗一般的语句，表述了作者多么沉痛的思想！
这仅仅是取著名的几段而已，其他闪烁出现的思想火花，在《人间喜剧》里就像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无以数计的繁星：
“一切都是运动，思想是运动，自然界建立在运动之上”[41]，这是多么明确的辩证法的观点。
“思想与观念是人的内部机体的运动”，“理智完全是物质的产物”[42]，这是多么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
“如果工业产品的价值不高出成本一倍，工商业活动就不可能存在”[43]，作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精深的研究，怎么能讲出这样一句得到马克思肯定的很在行的话来？
“我见过旧时代，我现在又见了新时代，招牌换了，不错，可是酒没变，今天就是昨天的老弟”[44]，这是作者对从十八世纪到复辟时期法国农村中剥削关系并没有消灭这一现实所作的概括，表现了多么明确的历史批判精神！
“一切涉及私有财产的法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鼓励人勾心斗角，尽量出坏主意”[45]，这是多么一针见血的思想，一语就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维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特点。
“赛巴斯蒂安虽是懒散的天才，但在为数有限而相传稿本出于弥盖朗琪罗手笔的画上，的确把佛尼市派的色彩，斐冷翠派的布局，与拉斐尔的风格融于一炉”[46]，这是多么精湛的艺术评论，对艺术史没有深厚的修养，如何能够做出？
“持续不断的工作是人生的铁律，也就是艺术的铁律，因为艺术是最精醇的创造”[47]，这格言式的语句，浓缩着作者长期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包含着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
这类思想的火花，在《人间喜剧》里究竟有多少，我们实在难以做出统计，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它们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工商、法律、道德、心理、风俗、爱情、教育、文艺等等各个方面都不断闪现。正像他有超乎常人的健壮体格与充沛的精力一样，巴尔扎克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壮汉，他头脑里装满了思想，就像春天里成簇地向外茁生着的嫩芽一般，成千上万，多得不可数计，它们大量衍生，层出不穷，源源不断，以至巴尔扎克非得写《乡村教士》这样的作品，来倾泻他脑海里那思想之流。我们当然可以而且也应该责怪这作品中长篇累牍的议论流于说教，枯索沉闷，不是文学杰作所应有，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从那些议论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毕竟对那样多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并得出了那样多的见解、观点、分析、方案等等意识形态。
文学的思想应该寓于文学的形象，文学的形象应该具有思想性。在文学史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两类失于偏颇的作家，一种作家把自己的思想加以扩张、膨胀，因而缩小了形象在自己作品中的作用与地位，或者使形象简单地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一种作家则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堆砌了大量的生活形象，对现实作了繁琐的描绘、复写，而这些形象与复写中却缺少作家本人的思想与灵智。
巴尔扎克虽然在《乡村教士》这样的作品中多少陷于前一类偏颇，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善于把自己丰富深刻的思想寓于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善于把思想性与形象性结合得水乳交融的巨匠。如果说，像我们以上所指出的那样，巴尔扎克在作品的议论中，常常显示出了自己思想的才华，那么，他更多的是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他的灵智。当然，《人间喜剧》的各种场景，各部作品以及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就都从整体上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人类状况的认识以及与此有关的思想见解。其次，表现出作家的思想丰富性的，还不仅仅是作品与艺术形象的整体。读者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局部的描写与叙述中，也渗透着巴尔扎克那强旺的喷溢而出的思想之流。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个思想丰富的作家，在选取每一个场景，捕捉每一个生活形象，采用每一个角度，渲染每一种底色，勾画出每一笔的时候，总是出于某种考虑，带着某种见解，怀着某种情绪，力图赋予某种意味以唤起读者的某种联想或某种观念。他不像左拉那样，只怀着一个实录的目的，把那些生活形象堆砌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却要使每一个形象都表达他的思想倾向与感情色彩。因而，他也就获得了他的优越性，使他作品中的形象描绘充满了一种思想的生命力，一种感情的色彩，一种意趣的魅力，这恰巧是左拉的形象描绘所少有的，这也就构成了巴尔扎克比左拉更伟大的一个原因。
请看他在《驴皮记》中对于赌场的描写。从那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赌场那简陋陈设的每一个细节，阴暗角落里腐朽的气氛，赌客们狂热的投机心理，冰冷的面孔，狠狠的眼光。在对环境与氛围，对“物”的描写上，巴尔扎克细致与准确的程度并不下于左拉描写万象剧场（《娜娜》），不下于阿兰·罗伯-格里耶描写咖啡馆（《橡皮》），但是，他的描写却并不是冷漠的，简单录像式的！而是采取了一个哲理的角度，带有哲理色彩与哲理意味。仅仅是主人公进入赌馆把帽子交给守门人这一个细节，就被作者赋予了一种象征的意义，在这段描述里，作者竟注入了那么多思想内容：对法律保护赌博的讽刺，对赌馆吃人的本质与它作为刑场的认识，关于人性的弱点与贪婪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感慨与见解。以至你可以说，这里的对客观环境与事物的每一笔描述，都浸透了哲理的汁液。
请看《比哀兰德》的开篇对那个外省小城市之晨的描写。作者始终在描写中出现，他的思想情感伴随着在这清晨之中一一出现的人与事，就像在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构成了那些在舞台上一一搬演的事件的背景与底色，不过比合唱队更不着痕迹，更与形象、事件水乳交融。他对广场周围房屋的描写，使你感到他对小商人的“俗气与得意”的反感。他对少年人布里谷唱的那首民歌的复述，结合着他精辟的文艺见解，流露出他自己的情趣。他如何描写那个海格龙老姑娘的露面的？他通过这个人物的形貌、表情、举止，一下就表现出这个老姑娘的变态心理，显示出他自己深刻的心理学的见识。而他对比哀兰德的形象和对她始而乐继而惊恐的描写，又明白地表露出他认为日常的家务纠纷中也常有惊心动魄的惨剧这种认识。
请看《高老头》中伏脱冷这个人物是如何退场的。那是他遭到暗探逮捕的一场，就其客观的形象描绘而言，这既是一个不寻常的场景，也是一个紧张的情节，在这场景、在这情节中，巴尔扎克灌入了极为复杂、极为深刻的思想。你看，他写出“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如何“好似一道阳光”，和善的脸是如何变得“狰狞可怕”，好比火山一样快要爆发的满腔愤怒，在一种“人的最高的精神力量”的控制下，如何突然“化得无影无踪”，还有他那“狮子般的动作”、“犷野的力”、“强悍与狡猾”如何与“温柔的笑”形成对照，他在危难时“亲狎，下流，令人触目惊心的气概，忽而滑稽忽而可怕的谈吐”如何与“温柔又凄凉”的声音形成对照，他整个形体如何“仿佛被地狱的火焰照亮”，特别是，巴尔扎克还把这个气概非凡的人物与告发了他的米旭诺小姐“像木乃伊一样干瘪”的形象，她“毒蛇似的”眼光加以对比。通过这些描写，巴尔扎克表现了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理解：“这个人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典型，代表整个堕落的民族，野蛮而又合理，粗暴而又能屈能伸的民族”。而且，把他提高到美学的范畴来加以理解：这个人物成了“一首恶魔的诗”，“把他画下来倒是挺美的”。在所有这些形象描写里，蕴藏着巴尔扎克多么丰富而复杂、多么值得深入挖掘的善恶观与美丑观！
请看《贝姨》中对于万塞斯拉斯发展变化的描述。这个雕刻家在贫穷与平凡的命运的鞭策下，总算跨过了艺术领域中的鸿沟，在创作上显示了一些才能，然而，与贵族小姐结婚后，舒适的生活却使他陷于懒散、惰怠，耽于幻想。巴尔扎克不满足于简单的复述，而是使自己的复述中不断地冒出清冽的思想的泉水，凝结为经验谈的结晶，使读者在关于人类的精神劳动、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条件与规律、关于雕塑艺术的特点以及关于天才获得成功的道路等等这些问题上，领受到作者那高超的智慧。
以《人间喜剧》中所表述或所流露的多方面的丰富思想而言，我们仅把巴尔扎克视为一个有思想素质的文学家，也许还是不够的。可以说，他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家，他的《人间喜剧》中的大量思想见解与他相当数量的杂文、评论文章中的观点主张，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思想系统，尽管作为思想系统，其中是充满了矛盾的。
在哲学思想上，他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物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承认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从属于物质，人是环境的产物，并被不同的环境塑造为千殊万类。他还具有一些辩证法的观点，把自然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其中的万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他还认为，运动是一切物质的特性，他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路易·朗贝尔》中比较集中地表述这一系列观点。然而，巴尔扎克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他有时热衷于唯心主义的唯灵论，把唯灵论与唯物论相提并论，因此，就不免陷入神秘主义，相信手相学、骨相学、占卜学等迷信谬说，而在他的思想中，宗教的概念与词汇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政治思想上，巴尔扎克实际上怀有与他保王党的政治态度相矛盾的一系列政治观点。1831年转向正统主义并参加保王党的政治活动，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明确宣布自己是“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就是宗教与君主政体”，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把巴尔扎克视为保王党人的根据。然而，巴尔扎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保王党人，他怀着“会使我遭到自己的党的忌恨”的“政治思想的秘密”[48]，主张法国采取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私有财产，给中产阶级以最大的自由，对下层人民的生活加以改善。他这种主张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主张在法国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贵族大土地所有制的正统保王主义有根本的不同，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远比保王主义深得多的内容。他接受了资产阶级历史学派阶级论的影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法国的历史与现实。他看到了穷人与富人的矛盾，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斗争，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他有意识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搏斗，并且指出了后者必然灭亡的命运。然而，他又出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出于他自己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反感，而流露了对没落的贵族人物的同情；他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并作为一个梦想在经济上发迹，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不断碰壁的个人奋斗者，自然反对七月王朝时期独占统治权的金融资产阶级，这是他在《人间喜剧》里对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现实、对资产阶级暴发户与人欲横流的社会风俗持揭露批判态度的政治思想基础；同样，他作为一个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又表现出严重的阶级局限，对下层人民的政治权利，采取否定的态度，不赞成人民参加政治，并主张防范社会下层所制造的动乱。然而，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劳动人民艰苦悲惨的生活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作品中对劳动人民身上优秀的品质，也作过由衷的赞美，并且，“以毫不掩饰的赞赏去述说他的政治上的死敌，圣玛利修道院街的共和主义的英雄们”[49]。
在经济思想上，巴尔扎克，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对人类经济生活从来十分重视，强调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同的经济状况决定不同的思想精神状况，不同的阶级经济利益造成不同的阶级愿望、阶级要求与阶级主张。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正是从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的得势与衰落，来描写这两个阶级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的。对于法国的经济现状，他极力主张对内保证自由竞争，减低税收，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对外大力进行自由贸易，多方面开辟出口，鼓励参加贸易竞争，以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他的这些主张，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在宗教思想上，巴尔扎克表现了中小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局限性。尽管巴尔扎克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本人并不具有宗教的虔诚，然而，他却大肆宣扬并主张天主教。作为求发展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巴尔扎克希望社会安定，政局平稳，不同阶级在现存私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协调与平衡。然而，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遭到了野心、贪婪、叛逆、人欲横流的冲击，也受到下层人民抗争的挑战，而宗教则是能制驭这些破坏性的因素，减少社会罪恶，平息下层人民的愤怒与不稳的有利手段。因此，他不仅主张要用天主教作为稳定社会的工具，而且，把它作为指导自己写作的一个原则。
在文艺思想上，巴尔扎克具有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一方面，他认为文艺作品应该是对自然、对现实的再现，这种再现不是简单的临摹，而是对自然、对现实的凝练与概括，文学家应该以表现现实生活为己任，真实地描写现实，为自己的时代社会担任书记。揭示生活的创伤，是文学家的职责，他反对文学描写中的不真实与违反常情，要求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都符合自然、合情合理。为此，他主张文学家必须观察与研究生活，必须进行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并且要塑造出既有人性的真实，又打着社会阶级生活烙印、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在巴尔扎克的文艺观中，与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并存的，也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他认为艺术创作中有某种神秘奥妙的东西，他强调天才的预见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还特别推崇激情。比较起来，在巴尔扎克身上占主要的统治地位的，还是他那与时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真实描写现实、揭示现实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与要求。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创作中所尊奉的首要的原则，既超过他的某些非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也超过了他本人所宣告的另外两个更高的原则，即宗教与君主政体。这就足以使他在《人间喜剧》里是按照现实社会的真实去进行描写，而不是按照他的主观企图，也不是根据他一时的政治态度去进行创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己世界观中某些消极的思想，摆脱了这些思想对创作的影响与制约，而获得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和所带来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巴尔扎克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世界观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个庞大整体与它所包括的无数的思想、观点、见解、论述，都竞相在《人间喜剧》中表现自己，争获自己的地位，渗入一定的篇章。因此，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也就决定了巴尔扎克创作的矛盾，他在思想上的进步性与阶级局限性，也就构成了他创作中强有力的方面与弱点。
巴尔扎克出身于祖上是农村小私有者，而父亲则上升成中产者的家庭，他虽然也过过阔绰的生活并向往贵族的虚荣，但他本人的经济地位一直是不稳定的，从其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来说，他是典型的中小资产阶级成员。作为中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巴尔扎克所倾慕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和平与安定，他所要求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竞争与自由发展。然而，他生活与创作的七月王朝时期，却已经是金融资产阶级独占统治权，社会经济生活已开始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他本身的阶级利益、阶级要求与眼前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就决定了他对这种现实持批判的立场。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巴尔扎克是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第一代人，他像自己的同时代人一样，在精神上是由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和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所哺育长大的，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原则，成为了他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武器与尺度，也成为他在回顾历史时对法国大革命高潮中的暴力进行非难的口实，而他对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矛盾的态度，也是根源于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巴尔扎克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力量从根本上是由他作为中小资产者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阶级地位以及他所掌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原则来决定的，而他这种力量的水平也只可能达到这种阶级地位与这种思想体系所容许的程度，这种力量的极限也就是这种地位与这种思想体系所可能具有的极限。虽然巴尔扎克的思想根本上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社会、阶级的局限性，但他在那么庞大的作品结构中，在那么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形象图景中，表现了那么多富有社会阶级内容，与现实生活同样复杂、同样丰富的思想，毕竟是令人惊叹的一件事。如果说，巴尔扎克在真实描写现实生活方面，堪称为时代历史的书记，那么，他在表述丰富的思想上，则可说是——请允许我们再一次借用雨果论莎士比亚时用过的一个比喻——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思想的“贮存器”。
五 辉煌的艺术
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一定毫无例外都能流传下来（我们知道，历史过程中足以使文化泯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得以在文学史上留存的作品，总有一定的艺术性。艺术性是维持作品的生命力的保证。巴尔扎克的文学大厦，得以屹立在人类文化史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不仅不像土质的建筑那样在时代风雨的侵蚀下土崩瓦解，而且愈到后来，愈见其巍峨壮观，这不能不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艺术性。一个作家能够以艺术的手法建成如此庞大的文学大厦，这又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巴尔扎克是这种奇迹的创造者，这是他作为文学家之所以伟大的又一层含义。
不同作家所运用的艺术手段总有不同，他们获取艺术魅力的途径也各不一致，文学园地里总是呈现出因人而异的种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那么，巴尔扎克是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他的艺术魅力的？他的艺术王国是如何构成的？他在艺术上呈现出哪种风格？他的艺术性属于哪个性质？
他肯定不是以精美的辞章取胜，像梅里美、福楼拜那样，远远没有做到既核字省句又剖析毫厘；他显然不追求典雅的趣味、端庄的仪态、整齐匀称的结构，在这方面，他与古典主义的大师高乃依、拉辛相距万里；他的所长也不是优美的笔调、华丽的辞采，不如夏多布里昂那样具有“文字的魔力”；他也不像雨果那样堪称语言大师，以其高超完美的语言技巧与充满感情色彩的文笔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究竟他的艺术性何在？
让我们从第一个印象出发。任何文学作品第一个印象总是通过语言，语言是最初的媒介。我们一打开巴尔扎克的作品，第一个印象似乎并不太妙，好像是面对着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不修边幅，总不能算美，不论其内在的价值有多少。巴尔扎克的不修边幅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他身上的衣物与装饰品显然太多，太杂，而没有整齐地协调地穿戴得当。在这里，经常可见纷繁的辞藻、夸张的语汇、粗俗的语言以及科学的术语、哲理的空话，所有这些，使人感到“巴尔扎克的词汇，像一部手工艺词典，一部哲学教科书，一部自然科学百科全书”[50]，而且问题还在于，这些庞杂的词汇有时运用得并不精当。而在更多的时候，它们都蜂拥而上，作者把它们召唤来，有时是为了表述高深的哲理，有时是为了表现复杂的生活内容。它们拥挤在文句的狭小容积里，难免不协调、生涩、撞碰，而作者有时又陷于自己丰富的思想所构成的迷宫里而未能自拔。于是，文句有时候就必然像一团没有完全理清的线团，加以，巴尔扎克写得太快，他缺乏福楼拜那种对语言的锤炼、推敲，这就出现了有名的巴尔扎克语言的粗疏。对此，巴尔扎克亦不无自知之明，他在《邦斯舅舅》里，就曾请读者原谅他作品中“誊写的错误”，只不过态度有点文过饰非，语调有点玩世不恭而已。
然而，巴尔扎克的语言同时又给你另外一种深刻的印象与感觉。它带给你缤纷的色彩、丰富的音响、层出不穷的形象、意味深长的含义，它的跳跃与飞动可以使你“在短短十行里面，跑遍了思想和世界的全境”[51]，在这里，你像走进了茂密而广袤的森林，或者面临着辽阔无垠的地平线，你的注意力不断被新鲜的东西所吸引、所刺激。如何解释巴尔扎克语言的丰富与庞杂？只能说这是十九世纪社会生活的地平线极大地开阔的结果，是十九世纪迅速变化、纷纭复杂的现实的一种反映。一个作家，当他要表现这个时代如此丰富、如此复杂的内容，他能不追求同样丰富、同样复杂的语言？巴尔扎克比以往的法国作家更面临这个课题，因为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他也比同时代的作家更面临这个课题，因为他所描写的本时代的现实生活比谁都要更广泛。他解决了这个课题，成为了这个世纪最庞大的语言宝库的掌握者，这是他作为语言大师的标志。
巴尔扎克在文学语言上的成就，不仅在于掌握了丰富复杂的语言，而且在于他善于运用这种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事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十九世纪生产力、科学以及人类思维的发展，使得人们发现了无数不同事物之间过去未被认识的关系，世界与现实生活作为其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关系的整体，更生动、更活跃地呈现在人的面前，事物不再是孤立的，隔离的，而是互相牵制、互相关联、互相沟通、互为因果。巴尔扎克的语言适应了这个时代人类思维的发展，他善于在各个不同的事物、相距甚远的领域、截然相反的范畴之间，建立起对比、借喻、比拟与通感，“化学能说明爱情，烹饪和政治有关，音乐或油盐店是哲学的近亲”[52]。在这里，读者的智力被引导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一个事物，不断得到开拓的感受。还由于发现了事物之间好些前所未闻的关系而得到一种难得的满足，从而对物的关系，事物的本质和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一体性，达到更深的认识。既然巴尔扎克的语言所表现的是如此复杂的生活内容与如此精细的思维，而在精细的事物上稍为疏忽，就更容易造成明显触目的粗痕，因而，巴尔扎克有时在语言上不精当、不准确，难道不又是值得谅解吗？
透过语言，我们很快就接触到巴尔扎克的描绘。在《人间喜剧》的很多作品里，我们都可以读到对各种环境、景物与场面的描绘，这里有巴黎贵妇人陈设精美的沙龙，大银行家奢华的府第，拉丁区充满酸腐气味的公寓，嘈杂的剧场，乌烟瘴气的赌馆，巴黎形形色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古董店，阴暗悲惨的工人区，贫民的寒冷的阁楼，廉价的小饭馆，塞纳河畔的书店，凌乱无章的报社，集中了各种利害冲突的律师事务所，大地主的景色优美的庄园，农民寒碜的茅舍，外省小城偏僻的风光，沙希地区优美的风景，资产者像修道院一样的住宅，陈旧简陋的印刷厂，官吏的办公室以至社会各阶层人物不同的房屋建筑、居住条件、室内陈设、家具什物，等等。我们可以说，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几乎都被巴尔扎克描写尽了，这些描绘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笔法，它们详尽、细微、生动、具体，呈现出一幅幅真切的图景！是现实生活场景最忠实、最严格的临摹，足以使读者如身临其境。
对于巴尔扎克的描绘，同样也并非没有微词，有的批评家，特别是现代的作家、批评家，曾经非议巴尔扎克的描绘过于繁琐、详尽。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巴尔扎克是在没有电影与电视的时代进行写作，那时的小说，还负担着现代生活中电影与电视的一部分作用，小说的作者必须作详尽细致的描绘，才能使读者跨过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置身于小说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场面。巴尔扎克的描绘无疑满足了自己时代社会的这种要求，即使在今天，我们要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情景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不正要通过巴尔扎克的描绘？巴尔扎克的描绘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一去不复返的情景真实地记录了下来，构成了有生命力的形象图景，而以其意义来说，则具有永久的认识价值。
在描绘的艺术性上，巴尔扎克是人类文学史上少数几个第一流的大师之一。仅以他的风景描写而言，其成就就是令人赞叹的，他向我们展现了那么多不同的景色，每一景都使人流连忘返。请看，《朱安党人》中布列塔尼的山林，《塞拉菲达》中的挪威风光，《乡村医生》中的多菲奈山谷，《驴皮记》中的奥维安角隅，《三十岁的女人》中的海景与巴黎掠影，《农民》中的艾格庄……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文学史上散文描绘中的出色的篇章。
他的描绘，就局部而言，精细入微，准确逼真，就全面而言，则有条不紊、从容展开，它既使读者感受到微妙的细部，又获得全貌的鸟瞰。在描绘的技巧与章法上，他无疑是后来现实主义作家的先导，并且在他们之中，至今仍保持着典范的地位，即使后来在描写上刻意求工，力图有所作为的左拉，也并没有能够“后来居上”。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超乎于一般写实主义作家的是，他的描绘远远不是“就事论事”的，他不仅把眼前情景的格局、距离、色彩、光度、声响表现出来，而且，他还在描绘中给读者以更为开阔的时空感，他的描绘也使人联想到其他的更广泛的空间与更多的社会内容，还给人提供并启示眼前的情景与其他领域的通感。请读读《农民》中对于艾格庄的描写，那辽阔庄园的妩媚风光写得多么出色，通过对眼前景致的描绘，巴尔扎克还让你知道了这个庄园的过去，又使你脑海里呈现出巴黎五十里以外的这片广阔的天地，还引起你对荣军院的联想以及关于社会人间荣辱兴衰的感慨，又在如此迷人的景色与历史上那些艺术杰作之间建立起通感。于是，他的描绘就不仅限于眼前的事物，而且还具有多重的层次，更为深广的内容，这只可能出自大师的手笔，而非仅有临摹技巧的小匠所能为者。此外，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是平庸的描绘所不能企及的，那就是在巴尔扎克描绘中搏动着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首先来自作者本人的心灵。巴尔扎克总是带着感情去进行描绘的，因而也就使他的描绘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他写山水美景的时候，字里行间充满了自己的怡然自得；他写充满浓烈花香的森林的时候，自己就有些陶醉；他写室内精美的陈设的时候，多少也有些羡慕；他写塞纳河畔的书店的时候，又带着对那种文化生意经的讽嘲……总之，巴尔扎克的描绘往往表现出他自己的思想感情，甚至他自己的七情六欲。其次，巴尔扎克的描绘中之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是因为这些描绘往往都是为表现人物的性格服务，它们往往就是人物性格的一种外延。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加以评论。
再继续下去，我们就接触到巴尔扎克的叙述。巴尔扎克具有非凡的复述故事的才能，无疑是这种技艺的一位大师。当我们接触到他的描绘时，有时还会因为它多少有点累赘而稍感不满足，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他叙述的境界时，却甚感酣畅，就像乘舟顺流而下，坦坦荡荡，眼前的风光景致层出不穷，引人入胜。巴尔扎克显然不是那种具有散文风格的小说家，那些作家不追求故事性与戏剧性，他们的结构比较松散、灵活、自由。巴尔扎克不然，他以自己的创作，似乎立下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法：如果没有故事情节，就不成其为小说；如果没有复述的才能，就不是一个够格的小说家。这一条法规至今无疑仍为一些批评家所尊奉。不论这是否算得上文艺创作中一条绝对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说，巴尔扎克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最高的典范。他的《人间喜剧》近百部作品，几乎都具有生动的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他的叙述方式千变万化，每部作品都各不雷同。有时，他以人物特写开始，通过对人物生活的描述，引出各种矛盾，如《邦斯舅舅》；有时，他从环境描写着笔，先把一个环境写活，而后叙述在这个环境里一一搬演的事件，如《农民》；有时，他从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开始，让各种矛盾或至少是那些主要的矛盾在这个场面上露头，而后引申开去，如《贝姨》；有时，他采取编年史的手法，顺时序而下，如《欧也妮·葛朗台》；有时，他又颠倒时序，从后果往前回溯，如《无神论者望弥撒》；有时，他平铺直叙，如《苏城舞会》；有时，他还在人物的对话中进行复述，如《纽沁根银行》。不论他采用什么复述方式，他都善于生发展开，又善于层层深入；不论矛盾多么复杂，头绪多么繁纷，他都有条不紊，精简得当，照顾全面，叫人难以找到疏漏；他还善于引人入胜，他所叙述的事情往往不流于公式，更不是出于概念，而像生活一样真实，但又比生活更有戏剧性，起伏跌宕，曲折幽深，其发展变化往往难以预测，其结果又常出人意料。在《高老头》里，你开始一定对高老头的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感到蹊跷，而后，蛛丝马迹露出了事情的端倪，最后，原来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贝姨》里，矛盾纠缠在一起，愈来愈复杂，你看到了那个社会里触目惊心的丑恶生活，但你却没有想到，最后是那么可怕的糜烂与腐朽……就这样，你在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时，你在倾听他的叙述时，也就阅尽了各种各样的人生，知晓了千奇百怪的社会生活。
是的，巴尔扎克的叙述充满了戏剧性，但它并不是“传奇性的”，他不像司各特叙写中世纪的历史或像欧仁·苏叙写现代生活那样，安排了好些现实生活中难得见到的传奇的事件、人为的巧合与臆造的偶然性。在他的小说里，事件都是由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所组成，情节变化的契机也都合情合理，一旦发生转折，事情又急转直下，波澜起伏，最后达到了令人拍案惊奇的结局。读者也许会觉得巴尔扎克在作品里所叙说的这一切，真叫人惊心动魄、勾魂断肠，在现实生活里也颇不寻常，但是，细想之下，这一切不又是由一个个日常生活的场景所组成？这一切不都是像平静的河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淌过来的？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哪样不带有自己的必然性？这就是巴尔扎克高超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基础，就在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作了大量的观察，对生活素材进行了广泛的积累，作了严格的选择与反复的提炼，才能叫读者对他所叙述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而又不能不信。当然，他所叙述的故事也有荒诞不经的，一看就是出于作者的主观幻想，如《驴皮记》、《长寿药水》。但在这里，巴尔扎克又显示出他另一种才能，即浪漫主义的才能，他以奇特的想象、深邃的哲理、神秘的气氛吸引着读者，在《人间喜剧》里别开生面，而且是以怎样的一种浪漫主义才能啊！他所叙述的是非现实的事件，而这非现实的事件又具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根由，并且，它还是由一些现实生活的细节与场景所构成的，它所体现的艺术经验，理应得到后人的重视。
叙述艺术的魅力不仅来自叙述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来自作为叙述者的作家本人的“声调”与风度。试想，同一件事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来叙述，一个智慧高超、视野开阔、富有情趣，另一个思想平庸、见识浅薄、心胸褊狭，其结果将会有何等的天壤之别。巴尔扎克是怎样的叙述者呢？他的语调是那么调侃，眼光是那么明察秋毫，见解是那么深刻，态度是那么练达，感情是那么炽热，性格又是那么活跃，所有这些使得他充满形象的叙述里，又带有了隽永的哲理、感人的激情与盎然的风趣，这是巴尔扎克叙述的魅力的主要的源泉，也是巴尔扎克超越于一般的“讲故事的人”的所在。
巴尔扎克的辉煌艺术的最高顶点，是他的人物塑造。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相比，巴尔扎克的人物画廊显然具有更大的规模与更充实的内容。首先，当然是这个画廊中的人数。《人间喜剧》的两千四百多个人物中，描写得生动活现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典型意义的，就有将近一百个之多。法国十九世纪社会生活中各阶级、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在这里几乎都应有尽有：资产者、贵族、官吏、大学生、小商人、狱卒、教士、银行家、显贵、新闻记者、医生、军人、出版家、书商、戏子、雕刻家、律师、小地产所有者、大庄园主、农民、管家、仆役、城市贫民、妓女、强盗……而且，每一个阶级、每一种类型的人物还不止一个模特儿。以资产者而言，这里有金融资产阶级、大银行家纽沁根，有城市高利贷者高布赛克，有农村高利贷者里谷，有大资产阶级兼地主葛朗台，有小资本家赛查·皮罗多……以军人而言，竟有这样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夏倍上校、于洛将军、勃里杜、艾格尔蒙、刚得兰、墨勒、狄亚德以及“心锁”与“美脚”……这一人物形象之流所组成的画廊，就是当代社会生活形形色色的众生相的一个缩影。这个异常丰富的肖像博物馆不仅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感到惊异，即使是巴尔扎克同时代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笔触之广泛，竟能描写出当代人也难以遇到的那些特殊的人物：“人们不能了解他怎么会知道杰尼斯塔斯所拜访过的那个被一群孩子拖累着的贫妇的一家，他在什么奇怪的地方遇见过布蒂费那个在乡下反抗法律的牧人，还有伏脱冷那个嘲笑整个文明、在巴黎的中心塑造文明、又在监狱深处统治文明的人”[53]。
在人物塑造上，真正显示出巴尔扎克高度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的是，他的好些人物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而且都是特定的阶级的典型。巴尔扎克并不是一个彻底的阶级论者，但他却在一定的程度上自觉地以阶级论来观察社会与人，他把人视为社会环境与阶级生活的产物，不同类型的人是不同的环境与生活造就出来的。他以这种观点去认识与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就能够看到“国王、银行家、艺术家、资产者、教士和穷人的习惯、服装、言语、住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高低而起变化”[54]，并且用艺术的方法，描绘出具有各种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标志的不同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的人做了大量的观察，选取了一些同类人的本质特征，集中表现在他某个人物身上，要使“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成为“类的样本”[55]，还通过这种人物“以绘写出时代的广阔面貌”[56]。
这种塑造典型的方法，巴尔扎克几乎是寸步不离，紧紧掌握，即使是对次要的人物，他也力图运用这个方法，目的在于要在人物身上表现出更多一些社会阶级内容。如像达文就曾告诉我们，巴尔扎克在《苏城舞会》中，描写了封丹纳小姐因为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带来她梦想的同贵族结亲的荣耀时就压制自己内心的爱情，仅仅这个细节，就是为了表现复辟时期最典型的一种社会现象，即贵族沦于没落而又不甘心没落的阶级心理。由于巴尔扎克十分自觉在创作中坚持运用这种艺术方法，《人间喜剧》中堪称为“类的标本”的典型人物也就远远不止一个两个，而且，每一个典型人物鲜明突出的程度，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第一流的。在葛朗台身上，几乎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以及作者对他的介绍，都使人们看到资产者的贪婪、吝啬、虚伪、狡黠，人们不能不佩服巴尔扎克塑造这个阶级典型的高超技巧。他所选择的每一个细节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却又强烈集中地表现出葛朗台的阶级属性。如，当他听到夏尔因为丧父而哭泣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这孩子没有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仅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人看到葛朗台灵魂的深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拜金主义在资产阶级中是如何完全窒息了自然人性？而这个人物在商业活动中的种种欺骗手法，包括他如何假装口吃耳聋，则又使人明白无误地看到商业资产阶级的活动特征。在另一个著名人物形象纽沁根身上，他的无耻、腐朽、贪婪、狠毒以及他十足的气派与他大规模吞并的本领，都充分表现出大金融资产阶级的本质，并预示着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级特征。在封丹纳伯爵身上，他那种想要维持世家的尊严而又不得不与资产阶级攀亲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复辟时期贵族阶级尴尬的处境与心理。拉斯蒂涅也是《人间喜剧》中一个著名的典型，他那种不择手段向上爬的经历，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中大批野心家的集中写照，而他从外省来到巴黎这个染缸中，逐渐抛弃了自己仅有的一点纯朴气，直到埋葬了自己年轻人最后一滴眼泪，则又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成千个青年人在腐朽的社会环境里被污染、被腐蚀的悲剧……《人间喜剧》中的各种人物，无一不体现着一定的社会阶级内容，他们是巴尔扎克用来表现自己时代社会的“工具”，对于后世读者来说，都有着可贵的认识价值。
典型形象要不流于概念化、脸谱化，最重要的条件是个性化。巴尔扎克在这方面取得了典范性的成就。他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生动真实，栩栩如生。他对人物的外貌的描写，首先就给读者强烈、深刻的印象。你一看高布赛克那张没有血色的、灰白的脸，就知道这是一个冷酷到了极点的冷血动物；你一看福尔松老头的外貌，马上就认出了这是一个农村艰苦生活中的懒汉；米旭诺的神情使人立刻看出她卑劣、贪心、凶狠的性格；伏脱冷的形体、相貌，给你一个混世魔王的印象。正像在现实生活中观察敏锐、理解深刻的人一眼就能把一个对象看透一样，巴尔扎克一笔就透进了人物的性格核心，并且把这种洞察感传达给了读者。
当然，巴尔扎克是决不会停留在人物的外表形貌上，他更大的兴趣还是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状态、感情活动，进行心理刻画。他既善于表现感情的形而上学，更善于表现感情的戏剧冲突。他在表现感情的形而上学，对人物的内心状态进行概括、综述与分析的时候，显示了他对普遍的世情人心以及其中哲理的广泛认识；他在表现感情的戏剧冲突时，则又显示了他对处于特定环境、特定情势下的某一个个人内心变化的深刻理解。从这两方面去表现人物，巴尔扎克就得以把他的人物整个地加以透视，而将影像全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巴尔扎克塑造典型人物的另一个同样重要，也许还更为重要的手段，是人物的行动。他总是把自己的人物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一定的现实条件下，让他们不断地活动，不断地“表演”，以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来展示他们的性格、本质，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也就不平面化了，而是立体的，就像是一尊尊逼真的塑像。巴尔扎克的这种技艺，在《人间喜剧》里俯拾即是，不用举那些著名的典型为例，只需一提《幻灭》中对出版商道格罗的一段描写就够了。道格罗原来决心花一千法郎买下吕西安一部书稿的版权，他一进吕西安所住的那个寒碜的旅馆，就只准备出八百法郎了，当他一听说吕西安是住在旅馆的阁楼上，又降低两百法郎，而他进到吕西安的房间，看到他那等着米下锅的贫困的情景，就以大发慈悲的神情和特别甜的声调，向吕西安宣布要用四百法郎收下他的书稿。道格罗是一个很次要的人物，他的性格与为人，读者本来并不了解，但随着他走进旅馆，登上阁楼，在短短的片刻之间，就对他很有认识了。
巴尔扎克在塑造人物中，一方面将社会阶级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将某种意义上的普遍人性与个性结合起来。不可否认，巴尔扎克有人性论的一方面，他往往也从抽象人性来观察人与描写人。在他看来，人身上总有这种或那种带有普遍性的感情与欲望，也就是作为七情六欲的“情感”。他既关注于人的社会阶级性，但对这种抽象的、普遍的情欲也满有兴趣，甚至是兴趣盎然。他喜欢去描写这种东西，有时还倾注很大的力量，把某种情欲加以强化、加以凝聚，集中放在某个人物身上，让这种情感或欲望君临一切，控制一切，排除其他的感情，不受理性的束缚，置社会生活的规范、道德标准以及其他的生活要求于不顾，狂放冲击，放肆为虐，最后，在人物身上造成耸人听闻的结果。这种手法，就像是用某种彩色的聚光灯照射在一个塑像的身上，使它透亮着这种彩色。这就是巴尔扎克笔下著名的“偏执狂”，如葛朗台老头的贪财悭吝，于洛将军的嗜色如命，高老头的盲目的父爱，贝姨的顽强的报复心，勃里杜的冷酷粗暴，其他如邦斯舅舅的贪食，又何尝不带有这种性质。如果这种手法运用不当，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单一地运用这种手法，那么，他的人物肯定会成为抽象化、概念化的感情的符号，并且其形象也会由于这单一的“情欲”而扭曲、变形，不像人间的真人。然而，巴尔扎克是一个大师，他深得艺术的真谛，他善于将各种手法结合在一起，成为达到奇妙境界的艺术。他在运用这种把感情表现为偏执的时候，又紧紧抓住个性化这一条艺术生命线。他还具有那样高的洞察能力，可以把同一类型、同一偏执的不同人物区别开来，而使他的人物各异其面、各具特点。在《人间喜剧》里仅悭吝人的形象就有好些：《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高利贷者》中的高布赛克、《农民》中的里谷、《朱安党人》中的奥日芒、《幻灭》中的赛夏，《搅水女人》中的奥松……他们哪一个不具有自己独特的形貌、习气与特点，谁会将他们混淆？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巴尔扎克这种表现人性的手法与他的阶级社会的眼光又是同时并存的，相得益彰、相互结合的，这就使巴尔扎克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都打着时代社会的烙印，又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超越于时代社会的普遍意义。
在巴尔扎克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塑造艺术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总是把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结合起来，把人物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展开自己的性格，而又在环境的描写中注意烘托与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两种描写在他的作品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统一的艺术效果。他对伏盖公寓的描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篇章。这个寒碜、俗气、酸腐、发出霉烂味道的公寓，不仅是它的主人伏盖太太的特点与格调的象征，而且也最能表现出栖身在这里的其他人物，如往上爬的穷大学生、被遗弃的小姐、在逃的苦役犯、过清贫日子的商人、低贱的小职员与老姑娘，在巴黎这卑污的泥沼中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肮脏与卑劣。其他如《幽谷百合》中幽静恬美的自然景色衬托出女主人公性格的淑静，《欧也妮·葛朗台》中对葛朗台的住宅以及家具陈设的描写表现出主人公的性格，《图尔的本堂神父》中对迦玛小姐出租的房间的描写使读者深深感到两个教会人物钩心斗角的那种鸡零狗碎的性质，等等，都是巴尔扎克通过典型环境来表现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著名范例。
法国的小说，如果从中世纪的市民故事算起，到十九世纪已有六七个世纪的历史，但法国小说艺术发展上的最大一次飞跃，显然要算巴尔扎克，特别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艺术来说更是如此。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就是真实地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水平的高低，就是描写现实生活究竟出色到什么程度。巴尔扎克在这方面远远超越了所有那些杰出的先行者，他不仅超越了具有夸张荒诞风格的拉伯雷，超越了从事心理描写的先驱拉法耶特夫人，超越了十八世纪的哲理小说家，也超越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伟大先驱狄德罗。巴尔扎克带给了小说艺术一系列新的东西：他完成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的无所不有的描绘，他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小说艺术对真实的追求，使文学描绘从来没有像他这样酷似现实，栩栩如生，堪称现实生活准确的再现；他通过私人生活、日常琐事而不是传奇去表现戏剧性，使私人生活的细节成为了小说表现的对象，成为了作家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手段；他大大开拓并丰富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提供了从肖像描写到内心刻画、从描写人物的环境到展示人物的言行的全面的艺术经验，使得在小说中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成为可能。正是以这些贡献，巴尔扎克把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推进到全面成熟的高度。他的这些贡献，不论在法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巴尔扎克所开辟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新途径，成为了后代现实主义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传统道路，直至今天，这一条传统的道路仍保持着“前者呼、后者应”，行者往来而不绝的兴旺景象。
六 巴尔扎克与我们
不言而喻，作为人类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文学遗产，理应得到我们格外的重视。
巴尔扎克的全部文学遗产，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它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它向我们提供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生活无与伦比的图画，是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时代、那个国度、那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可宝贵的文献，它的全部形象图景与细节都具有政治、历史、经济的认识价值。
它所蕴藏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珍视，它对我们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他真实描写现实、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方法，至今仍不失为一种典范。
它作为历史上极为重大的文学现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对于研究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以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它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说明了两者的矛盾统一；在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它清楚地表明，从来没有抽象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巴尔扎克在自己的时代就是一个创新者，而后才又发展了传统；在创作方法上，它给我们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巴尔扎克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就不是单一的，某种创作方法并不一定就决定作品的成败，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
当然，巴尔扎克的文学遗产作为过去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文学的状况与性质，使我们看到这个阶级的杰出人物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优点与弱点、强有力的方面与局限性的所在，使我们在这里，也像在其他资产阶级时代伟大的作家那里一样，看到“你又贫穷，又富足，你又强壮，又孱弱”这样一种矛盾，从而激励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去创造更为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