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纵横家
其实，策划，并非现代才出现的新概念，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策划”，在古籍中又作“策画”。“策”，在古代是一种赶马用的棍子，一端有尖刺，能用来刺激马身，催马奔驰。由此而生“策动”、“策应”、“策论”、“策士”。“策”字的另一解为“筹”，是一种计算的工具，由此又引申出“筹策”、“计策”、“策划”等。
古之“策划”，指筹谋、计划，也指一种谋略之术，有上策、中策、下策之分。
最早的谋略大家应首推被民间称为姜太公的吕尚。《史记》记载：周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另一说是周西伯被商纣王拘于蚞里，太公与另二人“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太公又佐武王伐纣成功。“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
吕尚的兵法、谋略等著作早已失传，后人却依托太公之名著了《太公》、《太公六韬》等二百余篇。
稍后的一个杰出策划大师是春秋后期越国大夫范蠡。当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勒兵”欲伐越报仇，因而要抢先伐吴的时候，范蠡极力劝阻。可是勾践不听，招致大败，而当勾践被吴王围困于会稽山上，请降不得许，“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的时候，范蠡又与大夫文种定计使勾践得救，并随勾践赴吴为质3年。归国后，他佐勾践卧薪尝胆，“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
就在这时，他作书辞别勾践，勾践坚决不让他走，并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但他还是毅然偷偷携西施与他的徒属泛湖浮海到了齐国，并从那里带信给文种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未听其言，结果不久因受谗言之害，被越王赐剑自杀。
诸葛亮的“空城计”、“七擒七纵”，都是策划高手的杰作。
曹操也重策划，《晋纪》载：“魏武帝为丞相，命高祖（司马懿）为文学掾，每与谋策划，多善。”
西汉的曲逆侯陈平，曾经是一个“策士”，“起为策士，辅成帝国”。
因而，古人说：“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人物志•接识》）
然而，中国历史上策士英雄大展身手、纵横捭阖、声名显赫、争奇斗智的年代，最为光彩的要算是春秋战国了。
那是一个策划家的时代。
据《史记》与《战国策》等古籍记载，中国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互相征伐，后来又出现了“七雄”争霸，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斗争激烈，错综复杂。基于形势需要，读书人中出现了一个专门做说客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所谓“策士”、“谋士”阶层，谋略之学也发展到了奇妙精微的程度。他们穿梭奔走于各国之间，“巧言饰辨，诈为权变”，运筹策划，出谋定计。其奇才俊士，往往凭着一篇游说词或者某项计谋，就可左右局势的发展，决定一国的安危存亡。
七强相争时的谋士们因大体上分为“合纵”与“连横”两派（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合纵派主张六国联合抗秦，连横派主张六国分别事秦），被后世称为“纵横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苏秦与张仪。
苏秦、张仪，这两位“合纵”、“连横”的发明者，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策划大师。他们在七国之间穿梭来往，向各国君主进行眼花缭乱的巡回演说，使那些庸碌无能的君主们头晕眼花，无所适从，甚至唯唯诺诺，跪而求教。
特别是苏秦，简直成了智能的化身、计谋的代号。“合纵六国”，就是他的一大策划，结果是六国联合结盟抗秦，苏秦还当上了“合纵长”，即“联合国秘书长”，“佩六国相印”，“总辖六国之民”。他“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延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于是“天上之大，百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可见，策士的谋智在当时是关系一国之生死存亡的。
《战国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歌颂了那些从穷乡僻壤冲杀出来的纵横捭阖之士，公然提出“士可贵，王者不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策划家在当时社会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当时已经把智力当做商品一样出售，所谓“待价而沽”。为了昂其“值”，他们大力吹嘘“口舌之功”。过去的儒家重“义”而非“利”，甚至在说教时斥“利”而颂“义”。纵横家则勇敢地撕开了这一层虚伪的面纱，旗帜鲜明地提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们以“名利双收”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求“扬名”为杀身的报偿。“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几乎成了策士们的口头禅。
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是纵横家的武器，他们在策划中十分重视审时度势，苏秦曾提出“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背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这种尊“时”的思想在《战国策》中比比皆是，所谓“百世之一时也”、“百代之一时也”、“务兴于时”、“时不可失”之类的策论，随处可见。
战国时代对智能、策划的崇尚以及策士尊贵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一种奇观，它标志着人们的初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较量和蛮力相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的较量。因此，人的价值、智能的价值、策划的价值就不能不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