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与卢照邻

诗是人生的拐杖

杨炯（650—695），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十一岁就入弘文馆待制，让那些考试考白了头的人十分羡慕。

也别太羡慕，这位神童在弘文馆居然待制了十六年才应制举，后被补为秘书省校书郎，一个九品小官。他所谓的弘文馆待制，就是边学习边等候吏部考试。估计唐高宗忙得忘了有位神童叫杨炯，也没哪位大臣给唐高宗提个醒。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杨炯恃才傲物呗。不服王勃，最多只得罪王勃。可他讥讽一些朝官为“麒麟楦”，就将一朝臣子得罪光了。

杨炯说：“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这句话让人费解，人家问他：怎么就像麒麟楦呢？他回答：“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头驴，刻画头角，修饰毛皮，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嘛！”觉得这话还不过瘾，他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有什么区别呢？”

活该他待制十六年，又在九品小官上郁沉三四年。

杨炯在官场上磨砺了三四年，棱角被磨光了一些，懂了点人情世故，终于在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的推荐，晋升为崇文馆学士。一年后，他又跃升为太子詹事司直。这个太子就是斗鸡时被王勃写下《檄英王鸡》的英王李哲，现已改名李显，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

杨炯从九品小官，一下子窜升至七品官，担任颇为重要的职务，当时的心情自然大好，于是写下了《庭菊赋》。这首赋与《滕王阁序》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没法比，名不见经传。

好日子没过两年，杨炯的族兄杨神让跟随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后被杀，他受到牵连，被贬至四川梓州担任司法参军。

690年贬放期满，杨炯回到洛阳，被武则天安排到习艺馆当老师。

这时候的杨炯，棱角已被磨平，虽然内心对武则天安排的职位郁闷不满，表面上却向武则天大献殷勤，献上《盂兰盆赋》，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可惜这时候有个宋之问，比他更会拍马屁，将他比了下去。

692年，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市）县令。他为政一方时，亲政爱民，恪尽职守。他在任上死后，当地百姓建了座杨公祠，祠内有杨炯塑像，并刻对联“当年遗手泽，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贤令，泼水江旁千秋俎豆”。

相传杨炯任盈川令后，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到附近二十八都（相当于行政村）六十八庄（相当于自然村）巡视。杨炯所到之处，庄稼地里的害虫都会被一种白鸟吃掉，因此这些地方都会粮食丰收，六畜兴旺。拥有如此神奇功能的县令，自然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

传说唐证圣元年（695），盈川遭遇罕见大旱，田地龟裂，庄稼枯焦，百姓求神拜佛，旱情未解，杨炯心急如焚。当年农历七月初九，杨炯仰天长叹：“吾无力救盈川百姓于水火，枉哉焉！”为求甘霖，杨炯遂纵身跳入盈川潭中，以身殉职。他跳潭之后，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旱情顷刻解除。当地百姓感其恩泽，为其建祠塑像，尊为城隍，长年祭拜。

杨炯在盈川县令任上去世，在695年前后。

从此，当地百姓为求丰衣足食，四季平安，每年农历六月初一，都要举行“杨炯出巡”祭祀仪式，代代延续。年代越久，后来的仪式愈加隆重，参加祭礼的包括原属二十八都六十八庄的百姓，所有参加祭祀活动的人都要沐浴更衣，以示敬重。

据《龙游县志》载，浙江省衢州市原盈川故址，现为盈川村，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也称城隍庙，内有杨炯塑像，千百年来香火不绝。传说该祠几经搬迁，地址有三处：第一处在盈川村西，位于大觉寺古庙边，建于宋代，毁于元初；第二处在盈川村东，傍衢江，划归龙游，于1940年拆除；第三处为现庙，于1986年6月倒塌，现仅存部分建筑。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一生所写的诗都为五言，最出名的一首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写得慷慨激昂，“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一联，更是激发了众多读书人投笔从戎，到边关建功立业的激情。这首诗也是边塞诗的引领之作，成为后来边塞诗人学习的样板。

杨炯前半生狂傲，但后半生很务实。他年轻时说过“耻居王后”，但王勃去世后，他在给《王子安集》作的序中盛赞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赞誉王勃的诗文“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

“初唐四杰”中的王、杨、骆的经历，已经够坎坷，可以说是很不幸了，卢照邻更甚，他的一生只能用悲苦来形容。

卢照邻（约636—695），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与王、杨、骆三人六七岁能写出让人传诵的诗相比，他十岁左右博学能文就显得不太出彩，但他跟王勃一样，曾拜在孙思邈门下学过医，精通医药。

他自号幽忧子，似乎就注定了忧郁悲苦的一生。

654年，卢照邻经推荐，任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很受邓王器重，被邓王称为“吾之相如（司马相如）也”。668年，卢照邻被贬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县尉。被贬期满，卢照邻寓居洛阳，写下了名动一时的长诗《长安古意》。

《长安古意》中最出名的两句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被后人合成为名句“只羡鸳鸯不羡仙”。

《长安古意》奠定了卢照邻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又给他带来横祸。有小人拎出诗中“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两句，当作把柄，告发他讥讽当时不可一世的武三思。武三思当时刚好被武则天封为梁王，于是当地府尹将卢照邻抓进了监狱。

后经友人营救，卢照邻被放了出来。可这时候，他的父亲因他入狱，惊恐而逝。卢照邻悲痛万分，在太白山守孝三年，结果染上了“风疾”。

这种病折磨得他痛不欲生。三年守孝期满的时候，朝廷因他的诗文名气征他入朝为官，但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双脚萎缩，一只手也残废了，所以他根本无力应召出仕。最终，不堪病痛折磨的卢照邻，在写下《五悲文》后，投颍水而亡。

“王杨卢骆”社会地位低微，命运坎坷，但他们为唐诗做出的贡献，让后人顶礼膜拜。

郑振铎评论王勃：“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

“初唐四杰”将诗歌题材从宫廷、台阁的狭小范围解放出来，逐步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

“初唐四杰”的诗歌题材广泛，写过激昂的边塞诗，写过揭露社会现实、同情妇女不幸遭遇、抒发怀才不遇愤慨的诗歌，以迥异于宫廷诗的“骨气”和“兴寄”开启了盛唐之音。

“初唐四杰”都有政治理想，都希望做出不平凡的事业。聪颖早慧、少负才名，使他们信心爆满，对自己建功立业的期望很高，可是他们恃才傲物，注定不为当权者所容，所以他们的共同命运是遭遇坎坷。

对理想的期望与对现实的感伤愤慨交融在一起，成为“初唐四杰”诗歌中呈现出的“骨气”与“兴寄”。他们诗歌的“骨气”具备刚健充实的气势和慷慨激昂的情怀。而这种“骨气”是那些没有经历命运坎坷的高官所不具备的，高官所作的应制诗“纤丽婉媚”，只知粉饰太平，根本没有真情实感。“兴寄”因物起兴、托物喻志（比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使“初唐四杰”的诗有很深刻的寓意。

除了诗歌题材与内涵，“初唐四杰”还在诗歌体制上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初唐四杰”的诗歌，各体皆备，最突出的是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

五律以王、杨最为擅长，骆宾王也有不少佳作。在“初唐四杰”之前，初唐五言古诗比较板滞，缺乏流畅圆美的声韵。“初唐四杰”注意在偶句中掺入散句，适当运用虚词连贯上下句文气，使声调更加谐畅圆转，比如“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句中加“与”及“共”两个虚词的答案。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及杨炯的《从军行》，从平仄声律、文字对仗，以及起结作法来看，都已经是符合格律要求的五言律诗。

七言歌行则以卢、骆成就最高。他们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扩展篇幅，学习辞赋的写作手法，通过反复排比、勾连，使这类诗歌获得更大的表现生活的能力。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及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等，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

“初唐四杰”处在古体诗向律诗（又称近体诗）的转型期，所作的五言律诗趋于成熟，不过，当时的七言律诗还未成熟，所以后来也有人脱离当时的发展背景，讥笑“初唐四杰”的诗粗鄙。盛唐时，杜甫写下《戏为六绝句》，为“初唐四杰”正名：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时至今日，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只知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只知写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骆宾王，只知写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杨炯，只知写出“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卢照邻，谁还知道那些对他们讥笑、攻讦之人呢？

“初唐四杰”是促使唐诗兴盛的先驱，是唐诗的“黎明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