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最初的操练

在我先是业余后是专业的写作生涯里，后来一直把散文《夜过流沙沟》作为处女作。这篇散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初的《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刊名可能叫《红雨》，取自毛泽东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

我至今也搞不大准确“处女作”的含义，是指平生写下的第一篇作品呢，还是指公开发表的作品？我把《夜过流沙沟》作为处女作，是按后一种含义，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而此前曾经写过不少散文、诗歌、小说，都没有达到发表水平自行销毁了。而按照“处女作”的客观直接的含义，应该是指第一次写下的作品，而不管它发表与否。

其实，在后来被我作为处女作认定的《夜》文发表之前，我还发表过两次作品，而且都是发表在《西安晚报》的文艺副刊上。第一次在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刚刚进入初中三年级，正是“大跃进”势头最猛的时候，学校几乎处于停课或半停课状态。我们一阵儿被安排到东郊的塬坡上轰打麻雀，一阵儿端着洗脸盆到灞河里去淘铁沙，一阵儿又到纺织厂周围的马路小巷及垃圾堆上去捡拾废铁。学校的校园里已经垒起了土法炼铁炉子，一伙从各个班级抽调出来的比较能干的学生和几位老师，从早到晚围着那个实在不敢恭维的小泥炉子忙活。学校前门外从生产队借来的一块田地上，栽上了一块木牌，写着亩产多少万斤的“卫星”指标，同样有一群学生和几个老师从早到晚在那块神秘的土地上折腾。我对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只感觉到很热闹，却对任何一项也插不上手，倒是对正在掀起的全民写作诗歌运动更感兴趣。我那时候已经偏爱文学，半停课的松散秩序里正好可以阅读文学作品。每逢周日回家往来的路上，沿途所过的大小村庄，靠着大路或村巷的庄稼院的围墙和房墙上，全都绘上了浪漫主义的图画并配着浪漫主义的诗歌。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诗配画，一位头裹羊肚手巾的壮汉双臂推开两座山峰，配着一首响遍全国城乡的诗歌，末尾一句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看着骤然间魔术般变出诗画满墙的乡村，读着这样昂扬的诗句，我往往涌起亢奋和欢乐。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让大家写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诗歌，我一气写下五首，每首四句。作文本发回来时，老师给我写了整整一页评语，全是褒奖的好话。我便斗胆把这五首诗寄到《西安晚报》去。几天后，有同学在阅报栏上发现了我的名字，问是不是我寄过稿。我竟然很激动，激动到不好意思到阅报栏前去。后来被两个同学拽着到了校门前院的阅报栏，我看见了印在我名字下的四句诗。姑且按当年的概念仍然称它为诗吧，尽管它不过是顺口溜，确凿是我第一次见诸报刊的作品。

到了一九六四年，我所在的西安郊区全面开展以阶级教育为纲的“面上社教”运动。冬天里，公社团委安排春节前夕要搞文艺会演，各个村子的团支部都要出节目，我所在的农业中学也接受了任务，却犯起愁来，我根本不会排练文艺节目。情急之下，我把当地一位老贫农的家史编成一首陕西快板，找了一位口才和嗓门比较亮堂的学生，演出后颇多反响。很快，这个快板就在《西安晚报》临时开设的《春节演唱》专栏里全文发表了。

次年，即一九六五年初春，我的散文《夜过流沙沟》在《西安晚报》发表出来。我后来之所以把它作为我的处女作，主要是一种心理因素，即散文才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正宗。上初三时发表的那四句顺口溜且不说了，篇幅较长的那首陕西快板，从文艺分类上属于曲艺作品，归不到文学的范畴里来。那是对一次临时任务的响应，我真正痴迷、潜心追求的是文学类里的小说、散文以及新诗歌，曲艺从来不是我写作的兴趣。我在后来许多年里几乎没有提说过那四句顺口溜和那首陕西快板的事。在我的创作心理中，《夜》文的发表才是我真正感到鼓舞感到兴奋感到了入门意义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三次把钢笔写的文字变为公开发表的铅字，都发生在《西安晚报》的副刊上，在我整个创作生涯中是保有永久之鲜活的记忆的。

随后，我在《西安晚报》连续发表过六七篇散文，直到“文革”开始前该报中止文艺副刊，大约有一年稍多点的时日。这是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重大的挫伤。刚刚感受到发表作品的鼓舞，刚刚以为摸得文学殿堂的门槛，那门却关上了。尽管有点残酷，美好的记忆依然美好。我记得收到过一位和我同姓的编辑的信。信的原话也大致记着：你的诗歌比起你的散文来稍微逊色。建议你先专注散文，有所突破，然后再触类旁通。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封指导我的写作的信。

我那时候二十岁出头，喜欢写小说、散文和诗歌。这封信恰是在发表了我一首短诗之后写给我的。我立即就掂量出我的诗歌是令编辑勉为其难的水准，相对而言是弱于散文的。我很想当面聆听一个编辑的指导，于是便带着一篇新写的散文，登门求教给我写信的陈编辑去了。真正是诚惶诚恐的，真正是神圣而又庄严的，真正是虔诚敬重地走进西安晚报社大门的。小小的副刊编辑部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编辑，男的年龄稍长，女的不仅年轻，而且很漂亮，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就不敢再看了。然后我就在陈编辑对面坐下。他话不多，赞扬了我的散文，也坦率地表示不大欣赏我的诗歌，仍然重复着信中的意见。这是“文革”前我唯一一次看见过的文学编辑和编辑室里的情景。人生总是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印象最为深刻。

许多年后，在《西安晚报》的某次座谈会上见到李焱，交谈中才知道，她就是那位漂亮得让我不敢再看第二眼的年轻女编辑。她已人到中年，精干而又豁朗，成为文艺部主任了，美丽依然美丽，却不怕人看了。在我也有了欣赏美的勇气。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大踏步地发展前进了。遗憾的是，我曾多次打问，均得不到陈编辑调到什么地方去了。

“文革”中期，大约是一九七一年，我所工作的公社来了《西安晚报》一位记者，采访合作医疗的发展，由我陪同引路。他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后很惊奇地说，听说他要到西安郊区来采访，一位姓张的编辑让他留心打听一下我。这样，我就和文艺部的张月赓认识了。他说他“文革”前也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见过我发表的几篇小散文。《西安晚报》要恢复文艺副刊了，他已调到文艺部来，便打听我，想约稿。我说我已经六七年不写这类东西了，倒是熟悉了给上边写某项工作的总结材料和公社领导的报告。他坚持不让，说我总是有文学基础的，重新试笔还是可以作为的。我便不好再推谢，却一直难以形成艺术思维并提起笔来。

拖了半年，他不断催问，不断鼓励，我终于写成了中断六七年之久的又一个“第一篇”散文《闪亮的红星》。这期间我和公社的赤脚医生到灞水之源的秦岭山中采药，闻听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诸多感人事迹，遂写成这篇散文。交给老张时，依然是诚惶诚恐。我对他说，六七年了，手生了思维也僵了，连一句生动的词儿也蹦不出来。老张却甚为满意，很快在《西安晚报》刚刚恢复的《红雨》副刊上发表，据说引起了一些反响。我明白也清醒，“文革”开始后的六七年里，文学和艺术类杂志全都停刊，报纸文艺副刊也取消了，书店里也是除了浩然的小说再见不到任何文艺书籍了。与文艺几乎绝缘了六七年的民众，在报纸上突然看到一篇散文，肯定首先会有新鲜感，绝不会是我写出了什么佳作。

对我来说，这篇艰难作成的散文的成败并不足论，重要的是把截断了六七年、干涸了六七年的那根文学神经接通了、湿润了，思维以文学的形式重新流动起来了。此后，我便有小散文不断送到老张手里。发表之后，他寄我一张最高价码的一元五角的购书证。我到指定的钟楼新华书店去，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买的书，便选择了巴掌大的《新华词典》，供孩子念书用；多到一家用不完，便送亲戚朋友的孩子。我以为文学创作仅仅只是发端于人的兴趣，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就是由此而想到的。想想那时候不仅没有稿酬，稍有不慎便会惹出文字狱的灾祸来，我当时也搞不清为什么要点灯熬油自赔纸张劳心伤神去写这类散文和小说，后来长了些年岁才悟出是那根神经在作祟。

这种既不能获利也无什么名可言的写作，仍然在业余时间里兴味十足地继续着。我和张月赓的友谊也延续着。老张几年前已经退休，偶尔打个电话过来，不吃大菜和地方风味，却好吃洋餐肯德基。我们俩便走到格局新颖的肯德基店，吃一块鸡腿，啜一盒冰淇淋，看着周围尽是青年男女和小孩子的食客，我们两个头发稀疏灰白的半老汉，却有滋有味忆及当年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稿的事。时代发展了，生活观念更新了，文学也回归到文学的本源上来了。我们尚未完全落伍，尤以这种文学结缘的友谊比什么都更令人熨帖。

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一块重要园地。新文学发起之初直到解放，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的许多著述，都是在报纸副刊上与读者见面的。“文革”前的十七年，陕西两家公开发行的大报——《陕西日报》和《西安晚报》的文艺副刊，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业余作者操练文字的重要园地。现在刊物多了，报纸也多了，传媒工具更现代化了，然而报纸的文艺副刊仍然独具其风采。我在此向《西安晚报》的一茬接一茬的新老文艺编辑们致以真诚的祝福，你们是真正无私的幕后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