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与《汉书》

司马迁对历史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任太史令之职。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父亲到长安，曾师从经学名家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以后又因奉使外出、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各地。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在这过程中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搜集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也继承了父亲著述历史的遗愿。

这以后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司马迁出于对李陵的了解和同情，愤于朝臣一味逢迎上意、痛诋李陵的丑态，便为之作了辩护。然而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他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远比死刑更为痛苦的奇耻大辱。只是因为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他才“隐忍苟活”，而将著述历史视为生命的完成。这也是一位知识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在约写于太始三年的《报任安书》中，提到《史记》已大致成书。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而东汉卫宏的《汉书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是古代第一部通史，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生平和政绩，是全书的大纲；“表”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以便查检；“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在汉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空间则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实际上就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意味着以宏大的眼界全面地总结历史，也意味着以个人的思考深刻地理解历史。

首先，在那个专制制度高度强化、歌颂成为文人的职业的时代，《史记》却拒绝歌颂而采取批判的态度。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对武帝任用酷吏、残害人民、选用人才唯己所好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司马迁都无畏地加以揭示，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基于自己有系统的思想立场和对史实的考察。在政治上，司马迁较为赞赏汉初以来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清静无为”的统治政策，认为这对于安定人民的生活和民间财富的增长起了好的作用，而景帝、武帝时代皇帝独裁的强化和他们好大喜功、与民争利的举措，在他看来是造成一系列社会危机的根源。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这是司马迁关心的同时也为之困扰的问题。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清楚地看到：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那么道义的力量何在？《史记》七十列传以《伯夷列传》为第一，这表明了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也就从伯夷、叔齐“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的事实中，他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追问。在司马迁的历史描述中，那些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虽然司马迁不曾对这些现象给出明白的解释，却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而史家的责任，司马迁认为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得以垂名后世，而这里面也包含了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和失败的英雄。历史必然包含了评价，但《史记》并不以官方的、现时的、习见的评价作为标准，他试图找到自己的更为合理的方法。独立而自由的思考使司马迁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包括一部分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在帝王、卿相之外，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等等，也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多少呈现了社会的复杂组合。而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也并非很简单的，前后有些矛盾也无妨。例如《伯夷列传》歌颂了两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晏列传》却又赞美先后奉事互为死敌的公子纠与齐桓公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在指明了游侠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的同时，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似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由于社会本身的复杂，他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

班固对司马迁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主要是谬于汉代的统治思想——深感不满。然而，正是由于司马迁较少受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司马迁的个性和他写作《史记》的心态，首先决定了这部史书的文学性。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罹祸，本也是一场由性格导致的悲剧。总之，司马迁其实是有着诗人气质的。而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种“发愤著书”之说不一定完全符合那些古人著述的实情，却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他把写作《史记》当作宣泄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向现实作抗争的手段，因而在书中处处渗透了自己的感情。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一特点而言的。与此相应，司马迁对历史的关注，一个中心的内容是对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物命运的关注；而描述历史人物的事迹，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和这些人物的对话。举例来说，司马迁在受刑之后是“隐忍苟活”的，这虽有最充足的理由，也仍然刺痛着他的心。他无疑有着死亡的欲望，而《史记》中也一再写到壮丽的死亡：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这种悲剧场面不仅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因为关注人在历史中如何生存、人的命运为什么力量所决定这些问题，司马迁创立了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当然，过去的历史著作也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地域、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过去的历史著作通常只记载上层政治人物的事迹，再加上一部分游士等，而《史记》力图考察宏大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人物面貌要丰富得多。

从总体上说，《史记》所描写的人物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广、李斯、屈原、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常特意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刘邦微贱时游手好闲，父亲不喜欢他，做了皇帝之后刘邦还不肯忘记把他嘲弄了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将人物的性格、人性中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暴露得尤为充分。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藤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写作人物传记时，使用了文学的叙事方法。

《史记》的人物传记，极少有后代正史中常见的排比人物履历的写法；作为历史著作，特别是在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时，它不能避免某些必要的交代，但传记的核心部分，通常是一系列经过精心选择并精心描绘出来的具体生动的事件，有些并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项羽本纪》中从诛宋义、救巨鹿、鸿门宴直到垓下之围、乌江自刎，均非平淡的叙述。文学叙事的特点，就是要构造鲜活的场景，令读者获得如临其境的真实感，这和历史所追求的真实是不同的。《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在重要史实方面严格推究，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再现历史的“现场”和人物的活动，必然要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如《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但不仅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而且从逻辑上推断，其真实性也十分可疑：李斯上厕所，谁看见了呢？然而作为文学性的传记，这种细节却是展现人物性格及其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史记》中用许多这样的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了抽象的人物评述。

《史记》的叙事手段也非常丰富。譬如说司马迁很喜欢描写戏剧性的场景，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能够营造逼真的场景与氛围；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造成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人物彼此对照，性格愈显鲜明。在关于鸿门宴的不算很长的描写中，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史记》的语言也历来被尊为典范。司马迁极少运用当时文人惯用的铺张排比手法，淳朴简洁、疏宕从容、流畅而富于变化，是《史记》基本的散文风格；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注入情感的，他的文字很自然地形成了与情绪相适应的节奏感。在写人物对话时，《史记》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史记》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从《史记》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性的叙事散文。在这以前的历史著作，当然都属于叙事散文，并且多少不等地包含了文学成分，但它们本身还不能够称作是“文学性”的。这种文学性叙事散文的成立，最直接的影响首先在传记文学方面。自《汉书》始，历代史书大多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从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而史传以外的各种类型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统有渊源关系。另一种重要影响则是在小说方面。虽然小说的性质与史传不同，但在把叙事与塑造人物形象紧密结合这一点上，两者仍有很大的共同基础。从唐传奇开始，文人创作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大体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由于司马迁喜欢突出人物的某种主要性格特征，使得一部分人物形象具有类型化的意味，从而有可能为后世的虚构性文学创作提供原型。譬如项羽的勇猛粗率，张良的文弱善谋，都在后来的文学中投下了影子。至于《史记》中的人物故事被后代的小说、戏剧用作素材的情况，更是多见。

《史记》对其他散文也有影响。由于东汉以后散文渐趋骈偶，至魏晋南北朝及初唐骈文盛行，《史记》的影响尚不是很明显；至中唐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起，直到明、清的古文家，多将《史记》推崇为与骈文相对的“古文”的典范，规模其文章者甚多。只是其间的得失较复杂，需要分别研究。

班固与《汉书》 《史记》纪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西汉部分是不完全的。其后不少人做过续补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纪西汉一代史事的《汉书》，成为古代第一部断代史。大体武帝以前部分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体例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汉书》向与《史记》并称“史、汉”，声誉很高。但实际上它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要论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汉书》自然远逊于《史记》。

但班固毕竟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较之司马迁处理当代史实，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如《晁错传》关于景帝初用晁错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至吴、楚七国起兵叛乱，他为了缓和形势，又给晁错诬加罪名，杀其全家，这方面的记载就比《史记》原文更为清楚。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叙事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有不少出色的部分。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但通过具体事实、人物言行的描写，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不可屈的情景，凛然有生气；写李陵以五千兵力敌匈奴八万大军，转战至汉边塞百余里处仍无援军，在绝境中被迫投降，直至因全家被杀，欲归而不能，整个过程和李陵这一悲剧人物的复杂心情都表现得相当深细，可以看出作者对他是有同情心的。李陵与苏武告别的一幕写在苏武传中，情景颇为动人：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大致可以说，《汉书》中精彩的部分，还是深得《史记》精髓的。它写人物有时也选用虽无甚史学价值但故事性较强、比较有趣味的细节，这继承了《史记》的文学精神；但总体上《汉书》提供的史料更为详赡，这又是史学的需要。从长期趋势来看，史学将与文学分离，恐怕是不可免的。

《汉书》的语言工整凝练，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崇尚典雅，与《史记》风格不同。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的变化趋势。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