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散文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先秦历史著作相互间的差别很大。大体说来，在这类著作中的文学成分有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如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档案文件的汇编；而在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却已包含了许多虚构的历史故事，带有小说的气息了。
《尚书》与《春秋》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汉初实存二十八篇（因有分合的差异，或谓当为二十九篇），因用当时通行字体写成，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曾发现一种古文《尚书》，但不久亡佚。东晋时梅赜献出一种共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十三经注疏》所收即此种。其中三十三篇相当于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另外的二十五篇，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考定为伪作，习称《伪古文尚书》。但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关于那一部分文篇的真伪问题再度发生疑问。
现存《尚书》中的《盘庚》篇可能是最古老的。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语辞是古奥的，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感受到盘庚讲话时的感情和尖锐的谈锋，如：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颇为生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弄得不可收拾，也是相当出色的比喻。
《尚书》中从商代到西周的文献都是艰涩而拗口的，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或怀疑这是因为年代久远、传写讹误的缘故，但印证以一些出土青铜器的长篇铭文，可知当时的文章就是如此。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这类中国最古老的文章使用的是一种尚不成熟的书面语，它既夹杂口语，又常有前后文义不连贯的情况，文字的选用也未形成规范。
到了《尚书》中产生年代较晚的文献，情况就有了变化。如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再说到时光一去不返，深恐没有机会改正错误了。这一节文字虽仍有跳脱，但意思已经比较清晰，所以尚能传神，由此可以看出书面语逐渐成熟的轨迹。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此书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大事。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练的特点，和前述《尚书·秦誓》一样，都反映了书面语趋向成熟的轨迹。
据说孔子修订《春秋》时，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这被称为“春秋笔法”。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这对后代史书乃至文学作品的写作，都有一定影响。
《左传》与《国语》 在汉代经学中，解释“经”的书称为“传”。《春秋》有三传：《左氏传》（简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从实际内容来看，《左传》是一部编年史，其记事系统而具体，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但在后面要多若干年。古人认为此书的立意是通过史实来阐发《春秋》，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它本来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并作了相应的处理。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
就现存资料而言，《左传》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广义上的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从前的记事文（如青铜器的铭文、《春秋》等）都只有对单一事件的简单记述，而到了《左传》中，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关于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的记载。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的发展，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着眼，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左传》所记外交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简练而清晰。与《尚书》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如“烛之武退秦师”一节，写郑为秦、晋联军所围攻，危急之际，烛之武夜入秦营，劝退秦军。整篇说辞不到两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堪称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古老的杰出范例。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阐发历史教训的同时，还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并且能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初步地描绘出人物的形象。这些因素对文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只有当历史事件被当作故事来演述的时候，由于人们的搜奇心理——进一步说是通过他人的遭遇来理解社会与人生的精神需要，才会被添加上细节而变得生动。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史官记录，也有不少原来就是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很可能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作了进一步的添加。换言之，《左传》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书面语言日渐发达的条件下将口传历史故事书面化的结果。只是它的撰著还显然受史官文化传统的约束，虚构不会太过分吧。
《左传》中关于晋公子重耳流亡经历的记述，故事趣味表现得较为突出，有些颇具戏剧性：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把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重耳之亡，大概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左传》、《国语》中均有比较有趣的内容。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还可以大致地感受到重耳的性格既有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有些细节写得颇为传神，如：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怀嬴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此时又改嫁重耳。她捧着匜（盛水器）浇水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湿手挥她，这原是贵公子任性的派头，怀嬴认为这是卑视自己，因而发怒。重耳此时正恳求秦国帮他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岂敢得罪怀嬴？只得以隆重的礼节赔罪。这一节文字虽短，却写出了两人在各自处境中的特定心理。另外，从这一小节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左传》的文字还是有过于简略、尤其主语省略过甚的现象，这表明文言文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尤其是前面所说的“故事趣味”，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国语》以国立目，以记载言论为主，故名“国语”（但有些篇什是记事性质）。全书体例并不系统完整。所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详略多寡不一，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其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战国初，前后五百余年，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主要对材料作了汇编与整理的工作。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说及也是左丘明，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此书与《左传》大抵为同时代的产物，但具体年代孰为先后，研究者持论不一。
《国语》与《左传》虽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它大抵也是混合了正式的档案文献和口传故事的产物。譬如书中一些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长篇大论，理应有书面文献的依据，但不少片断的、带有趣味性的言论，则恐怕多是口传故事的增饰。《国语》记事总体而言不如《左传》，但有些部分则并不逊色。如《晋语》中记“骊姬之难”的故事，较《左传》记载更详尽曲折。有一节写骊姬欲谋害太子申生，恐大臣里克干涉，她手下的优人施自愿出面劝说里克。他请里克饮酒，半中间起舞而歌，暗示里克变故在即，要善于自保。里克体会到优施所言有大的政治背景，夜半召优施，问明“君（指献公）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遂以保持中立为条件，与骊姬一方达成了政治交易。这一段关于宫廷阴谋的故事不仅富于戏剧性，而且很好地描摹出人物心态。另外《吴语》和《越语》，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也是相当精彩的。
《战国策》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将中央政府所藏多种相类似的以战国策士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汇编而成的一部书，作者不明，亦非一人。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也有少量产生于秦和汉初。书名也是由刘向重新拟定的。共三十三篇，按国别编排，每篇由若干相互独立的单篇组成。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
记述战国策士活动的书，刘向所见已是名目繁多（见《战国策叙录》），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种此类内容的帛书，共二十七章，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可见这一类书曾经广泛流行。这是因为战国是一个激烈的大兼并时代，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不断地发生组合与分化。这种特殊环境导致对才智之士的迫切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广大的舞台。《战国策》一类书，大抵即出于策士之手，它除了赞美策士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外，大概也提供给有志此道的人们作为修习的范本。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后者虽也因追求“故事趣味”而有些出于增饰的内容，但那都是附着于史实的；而《战国策》的有些记载完全不能当作史实来看。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一节，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早就有学者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要讨论《战国策》的内容究竟有多少与史实相符，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总体上我们可以说作者写那些历史故事时对真实与否是不太看重的。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也有值得注意之处。那是一个重实利而轻忽道德修饰的年代，策士们运用才智来谋取利禄，大多只把个人的成功视为根本追求。如《秦策》记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感慨道：
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志得意满的神情。这不够高雅，也许不值得赞赏，却是以尖锐的目光看破了冷酷的现实。
由于《战国策》在思想观念上的束缚相对要少，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关于这一点，首先要注意到的是《战国策》的语言比起《左传》、《国语》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它明快而流畅，纵恣多变，后者常有的因过度省略而造成的语气不连贯、前后句的关系不容易看明白的情况，在这里已经很少出现了；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更能委曲尽情。进一步说，《战国策》还普遍使用积极的修辞手段来打动人心。最突出的就是通过铺排和夸张的手法，造成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直接作用于感情，而不仅是从理智上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更善于描写人物。《左传》、《国语》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个别例子虽也能写出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但终觉笼统。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嬴赔罪的例子，需要仔细想一想，才能明白个中缘由。《战国策》已经开始从以事件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过渡，所以它描写人物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索求更高物质待遇，显示他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之后展开“冯谖署记”、“矫命焚券”、“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描绘出这位有胆识谋略，同时也是恃才自傲的“奇士”风采。由于《战国策》的故事常有明显的虚构痕迹，在此情况下再追求人物描写的细致生动，便不时会透出几分小说的气息。
另外，《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往往形象鲜明而寓意深刻，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